日本身為海洋國家，其能源又高度仰賴海上運輸，對於海上安全格外重視。冷戰結束至今，日本配合自身的科技實力、區域安全評估，發展出強大的海上力量，其中神盾艦的成立備受矚目。

日金剛級護衛艦

1980年代末期，日本海上自衛隊有感於水面艦隊的戰力日漸老化，且為應付更為複雜的海上作戰環境，特別著手研製自身的神盾軍艦。神盾戰鬥系統主要的功能在於其自動化的戰鬥系統，能同時應付追蹤、鎖定、摧毀敵方來襲的彈道飛彈，依作業環境的不同，可分成「陸基系統」與「海基系統」。擁有神盾雷達系統的軍艦，其外觀最大的特色在於艦艏雷達的外觀呈現類似「盾牌狀」的模樣，一艘神盾艦配備1-2個神盾雷達系統，能同時具有自動、多功能目標鎖定的能力，美國、日本、南韓、中國、挪威等均有此設備。

金剛級護衛艦是日本海上自衛隊首次採用神盾系統的軍艦，「三菱重工」特別從美國引進神盾雷達的技術，首艘軍艦於1993年正式服役，配合當時的建軍政策，該級艦總共建造了4艘，至今仍是日本海上的主力之一。

整艘金剛級護衛艦的滿載排水量為9,485噸，標準排水量則為7,250噸，艦長161公尺、寬為21公尺、吃水為6.2公尺，最高航速為30節，成員編制為300名軍士官，配SPY-1D被動相位陣列雷達與OPS-28D平面搜索雷達，武裝方面為因應海上防空的安全，配備1具5吋砲、90枚標準系列的防空飛彈、8枚魚叉反艦飛彈，數枚反潛飛彈等，整體武裝與雷達的配備，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第一代的神盾驅逐艦。

金剛級護衛艦的艦體設計，與美軍柏克級軍艦的前期（Flight IA）相近，艦尾能停放（無機庫設計）一架反潛直升機，雖然其艦體設計無法攜帶多餘的直升機油料，導致反潛直升機的飛行/作戰距離無法與母艦同行，但該艦能透過OQS-102艦艏聲納、OQR-2拖曳聽音聲納陣列執行反潛作戰任務，也算是彌補了反潛直升機無法與母艦遠航的缺點。

愛宕級護衛艦

日本深感第一代護衛艦的戰力仍無法涵蓋全日本海空域，進入21世紀初期後，便又計畫興建新式神盾護衛艦，愛宕級護衛艦級就是在該背景下誕生的。

愛宕級作為新一代的護衛艦，由「三菱重工」建造，在雷達系統上，換裝神盾系統Baseline 7 phase 1 型，艦身用美軍「柏克級Flight 2A版本」加以改良，總滿載排水量來到10,000噸，標準排水量為7,750噸，長度為165公尺、艦寬21公尺、吃水6.2公尺，最高航速為30節，人員編制也是300人。

在武裝配備上，因艦體較前期長，能攜帶96枚標準系列的防空飛彈、8枚日本製的90式反艦飛彈、2門20mm方陣快砲、6枚MK-46魚雷，又為使整艘軍艦的重心可以平衡，愛宕級護衛艦的飛彈數量為艦艏64枚、艦尾32枚，艦體的主結構以匿蹤的形式設計，使得整艘軍艦在外觀上較美軍柏克級神盾艦低矮，艦體載彈量因船身設計而提高，該艦僅能攜帶一架SH-60K反潛直升機。

受到日本當時國防預算的限制，最終僅建造了2艘愛宕級護衛艦，加上金剛級，總共有6艘護衛艦，但日本防衛省認為日本最終需要8艘神盾護衛艦，因此在2010年中後期，便著手研製更新一代的護衛艦。

摩耶級護衛艦

日本防衛省2013年的防衛大綱明確指出，北韓的核武與彈道飛彈依舊對日本構成巨大威脅，加上前兩期的神盾艦數量有限，無法防衛日本綿長的海上生命線，為此「日本海洋聯合公司」於2017正式開工，首艘摩耶級護衛艦於2020年服役，第二艘則在2021年服役。

從外觀上來論，摩耶級的設計，仍以美軍柏克級神盾艦的「Flight 2A 技術增進型」為藍圖；在雷達戰鬥系統上，配備美軍神盾最終版的神盾BMD5.1版本，能發射標準三型Block II版本，射程高達1,200公里，射高超過1,000公里，飛彈飛行速度高達13馬赫，足可攔截敵軍的彈道飛彈。兩艘摩耶級護衛艦的服役，大幅強化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海上區域防空攔截能力。

因配備新式神盾雷達與新的艦體，摩耶級的滿載排水量高達10,250噸、標準排水量8,200噸，外型最大的特色在於配屬一具隱形桅杆，上頭安裝SPQ-9B水面雷達，並以「混裝模式」配備此艦，配有2具傳統的燃氣渦輪與2具柴油發電機，能降低航行時的噪音與燃料。艦長170公尺、艦寬21公尺、吃水為6.2公尺，航速超過30節、人員編制超過300人，武裝包括一門62倍口徑127mm砲、98枚標準系列防空飛彈（前64、後32）、8枚反艦飛彈與6枚魚雷，艦尾能攜帶一架SH-60K反潛直升機。

近年日本對第一島鏈的安全更為重視，一方面與中國在軍事上持續競爭，二方面日本海上生命線也的確需要海上自衛隊的護航，8艘神盾護衛艦不僅是海上自衛隊的骨幹，隨著北韓核武、長程彈道飛彈的技術突飛猛進，也直接加深日本的核武恐懼，監視、反擊北韓飛彈的威脅，亦成為日本神盾艦的任務之一。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台灣南部因陽光普照，日光天數較北部多，有充足的太陽能發電資源，因此，被廣設為太陽能發電的「種電區域」。各縣市在樓頂、屋頂、林區、湖泊、農田、魚池、埤塘中裝設大量太陽能板，形成罕見的太陽能板奇觀。不過，過分種電的結果，讓熱島效應浮現，阻礙了降雨鋒面通過，造成南部地區長期乾旱。

太陽能發電問題不少

鼓吹太陽能發電的人其實心裡有數，這絕對不是一個高效率的發電方式。目前，太陽能發電的問題有：(1)太陽能板的能量轉換功耗高，發電量不穩定。(2)輻射熱源散播於空氣中，造成熱島效應。(3)廢棄太陽能板回收、處理難度高。

首先，太陽能板的能量轉換率和製程品質有關。由於市面上的太陽能板絕大部分為多晶矽產品，單晶矽則為晶圓廠使用原料。一般品質的能量轉換率約在15~20%之間，較佳品質的能量轉換率約為25%。這就是說，太陽能板吸收100%陽光，但最多僅有25%可轉換成電能，其餘均浪費掉了。此外，陽光照射角度也有區別，較新型的太陽能板模組會隨著太陽的照射角度轉換方向，以吸收最大的照射量。但一般固定式的太陽能板模組並無此功能，加上陰天下雨等影響，均會影響照射來源的品質，達不到宣傳的發電效果，隨之而來的就是發電量不穩定。

其次，前文提到太陽能板吸收的100%陽光，其中僅有25%可轉換成電能，那浪費掉的能量去了哪呢？多半都變成輻射熱源。輻射熱源散播於空氣中，造成熱島效應。近來許多研究報告顯示，大型太陽能發電站周邊的氣溫，明顯較其他地區高出攝氏3-4度。台灣地區有民眾親身量測，竟出現攝氏43度的高溫。

美國太陽能儲存公司(Solar Reserve)耗資6.5億澳元(約台幣151.3億元)，在澳洲南部沙漠中建造聚光式太陽能電廠。設有一座220公尺高的散熱發電塔，並由周邊12,000片太陽能板聚光發電。其內部熔鹽(molten salt)將加熱到攝氏565度，並利用熱交換器(heat exchanger)，將熱能轉移至水中產生蒸氣，用於蓄熱或用蒸氣來驅動發電機。因其位於沙漠中，對環境影響較小。由該案例可知，太陽能發電廠的設置地點非常重要。

廢棄的太陽能板很難處理   

再者，太陽能板的使用壽命普遍為10年左右。這些半導體製程的產品，經過長期風吹日曬雨淋，品質就會劣化，影響發電。但是，廠商為推銷太陽能板，普遍以電廠收購20年期為誘因，讓許多不明就裡的人投入種電行列。而處理廢棄的太陽能板難度高，目前少有廠商願意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可想而知，最後就是將其堆放棄置，造成環境汙染。

美國加州的家用太陽能板生產規模為全美最大，2010-2011年成長了200%。因此，其廢棄物問題最為嚴重。該州1970年代就立下法規，要求工廠提報所產出的有害廢棄物數量和運送至何處。《合眾國際社》指出，加州有41家太陽能板製造廠，包括市場最大的業者和許多新興業者，但加州毒物廳的資料顯示，只有17家提報廢棄物。而聯邦政府根本未制定要揭示數據的作法。

上述17家公司在加州共設有44座工廠，從2007-2011年上半年，約共產出4,650萬磅污泥和污水，其中97%送至州內各地的毒廢棄物場，但仍約有140萬磅運至阿肯色、明尼蘇達、內布拉斯加、羅德島、內華達、華盛頓、猶他、新墨西哥和亞利桑納等9州。由此案例可知，太陽能發電絕非乾淨無毒，其對環境影響極大。

應考慮設置新型核電廠

第四代的小型模組化核電廠，大多使用高純度低濃縮鈾(HALEU)為燃料。一般核電廠多使用鈾235濃度5%鈾燃料，第四代小型模組化核電廠開發商，如X-energy和比爾蓋茲投資的TerraPower，普遍使用濃度20%高純度低濃縮鈾，只有法電(EDF)、勞斯萊斯(Rolls-Royce)使用既有核燃料。

2020年9月，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批准了位於波特蘭的NuScale Power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申請案，同時猶他州聯合市政電力系統公司，計畫採用該公司的反應爐，在愛達荷州東部的偏遠地區建造12座反應爐，以提供當地廉價低碳的電力。SMR可產生約60百萬瓦能源，可為50,000多戶家庭供電，在完成審核後，集團將會先進行試驗爐的試營運。首座商業爐預計在2029年開工，其餘將建於2030年。

NuScale Power設計的SMR，是一種模組化的輕水式反應爐，而輕水爐是目前絕大多數的反應爐類型。差別在於，模組化輕水爐用水量要比傳統反應爐少很多，並且具有被動安全系統，一旦出現問題，在沒有人工操作的情況下，也會自動關閉、停止反應，並自行散熱。NuScale Power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和冷卻水，所以沒有巨大的冷卻塔。

太陽能發電已逐步顯露出潛在的疑慮，而後續太陽能板的回收處理更是一大問題。因此，台灣應建造多個新型核電廠，這不僅可提供穩定的供電品質、降低環境汙染程度，也可解決太陽能發電的問題。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六、牯嶺街

上大學後，陳映真算是告別了依附於家的青少年時期，也永遠離開了故鄉小鎮，之後，除非不得已，例如服兵役與吃牢飯，陳映真都工作生活在大台北地區，直到暮年養病及逝世於北京。在陳映真少數提及故鄉小鎮的文字裡，也有一種類似魯迅對故鄉「S鎮」所表露出的黯淡、壓抑，以及一種亟欲逃離卻又藕斷絲連的狀態。在陳映真一篇早期的小說裡，祖父、故鄉與鄉愁就濃濃地結在一塊兒（小說《祖父和傘》1960）。

離開故鄉，但故鄉卻一直內在於他；進入都會，但都會卻似乎永遠外在於他。陳映真怎麼看，也都不像是個「都會知識分子」；他對光影雜沓紳士淑女的摩登都會，有一種本能的局外感（如《麵攤》1959所示），甚至有一種出於某種道德感的鄙棄─「繁華的、惡魔的都市」（小說《故鄉》1960）；「敗壞而麻木的城市」(《最牢固的磐石》1967）；「淫亂而且腐敗」（《台北斷想》1999）。而先生為人莊重持禮，卻獨喜趿涼鞋，莫非是出自無意識地對都會上流準則的輕蔑？是一種魏晉風骨？

陳映真對摩登都會的抽離感，應有更深層的思想根源。1970年代下，他頻繁以「小市鎮知識分子作家」自我定位，他為何要特別標明小市鎮呢？固然不能說與他並非工農，或地主背景出身無關，但我想，他要傳達的是一種在鄉村與都會之間的存在意識。唯有小市鎮能傳達出那種處在鄉村與都會、中國與西方、承載無窮生命力的老百姓與虛偽無愛的（西化）知識分子者之間的張力感（見小說《兀自照耀著的太陽》1965）。小市鎮經常是他在觀察與思索急遽社會轉型時，所設定的觀測所。以小市鎮為背景的小說，在陳映真的創作全體裡占絕大多數，從《我的弟弟康雄》（1960）一直到《忠孝公園》（2001）。陳映真的「鶯鎮」與魯迅的「魯鎮」，是否共有一種類似內在邏輯的時空自我定位呢？

對1950-60年代的台北市，陳映真最常憶及的有兩類空間，皆涉及鎮壓與反抗，也皆是體面人、闊人的都市記憶所不及的「非都會」角落。一類是槍決政治犯的馬場町、羈押政治犯的東本願寺、青島東路警總看守所這類「死亡的政治空間」。另一類則是「反抗的思想空間」，即牯嶺街舊書攤。

就是在那片搭在人行道上，節次鱗比專賣舊書的違章書攤上，大一新生陳映真與禁忌的1930年代中國文學與左翼理論相值。這並非宿命或巧合可解，而是陸家大姊的魂靈為陳映真開了一扇深鎖的門，而站在門後的正是魯迅。此後，是魯迅的「看不見的手」，指引著陳映真去到牯嶺街，那兒為他保存了日據時期台籍文人，以及1945-1949年間台籍文人與大陸來台文人身後遺留，或絕望拋棄的很多簽名歷歷，但不知主人安在的中文、日文、英文舊書。陳映真以魯迅為輻輳，上下求索，於是看到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文學家、理論家與革命志士的閃亮群像。是魯迅「給了他一個祖國」，讓他此後的一切，都與中國革命結下了不解之緣。

違章破舊的舊書攤與那摩登敞亮的美國新聞處相距不及500米。在這個暗喻性十足的十字路口上，與陳映真同代的知青文青憤青，幾乎都選擇了後者為流連之所。1957-8年頃，陳映真經常懷著忐忑的興奮來到牯嶺街。1957年末，筆者出生的地方就是牯嶺街89巷2號，變電所後頭一幢日式黑瓦木造榻榻米房子。聽母親說，那是我們家1949年來台後，從一個即將返國的日本植物學教授手上頂下來的。

從陸家姐姐到魯迅到牯嶺街，是陳映真在白色恐怖下沒有組織、沒有同志，獨自走出的「左轉三部曲」；牯嶺街象徵了陳映真左轉的達成。在那兒，魯迅之外，他還讀了很多三十年代大陸作家巴金、老舍、茅盾、曹禺的作品。這類書讀完了，就觸類旁通，讀起社會科學與哲學的著作，包括《大眾哲學》、《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日文的《西行漫記》、莫斯科出版社英文的《馬列選集•第一冊》，還有「紙質粗礪的毛澤東寫的小冊子」（《後街》1993；《「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1998）。此外，陳映真還提過，包括盧那察爾斯基與普列漢諾夫的日文本左翼文藝批評、列寧的《國家論》與《帝國主義論》日文版（《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

閱讀《陳映真全集》可發現，在這個記憶書單中，對陳映真衝擊比較大的兩本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與斯諾的《西行漫記》。《大眾哲學》代表政治經濟學、社會哲學與左翼文論，這一類著作讓陳映真得以進入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與方法論世界，衝擊了他的世界觀與知識構造，讓他在人文、文藝外找到了一個分析性的對偶，得以展開社會性質與意識形態的分析。然而，陳映真卻也從來沒有完全接受「經濟決定論」，因為它只講了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意識、主動性及包括誠、真與愛等價值信念的重要性。甚至，在意識與存在的辯證中，我們發現陳映真更看重的是前者。於是，相比之下，斯諾的書似乎更重要，因為它以報告文學的力量，讓陳映真身心認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的純潔、真誠與理想性格，並深深地被革命者為他人而活的無悔信念所感動。

多年後，陳映真回憶初讀《西行漫記》：「一抓到手就放不下，眼淚直掉，渾身發抖，我忽然覺得真對不起這個國家，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可以想像陳映真在閱讀《西行漫記》時，看到紅軍、黨員與群眾，在那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卻能孕育出沛然的平等、友愛、學習與向上的人格與實踐，並熱切相信中國與人類必將解放，他能不想像這是彼岸天國在此岸大地上的實現嗎？

牯嶺街讓陳映真進入到一個由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學，與革命理論所構成的嶄新的、知性的世界，但卻並不曾因此弱化他感性的、信念的與信仰的世界，反而是感性找到知性，繼而相互強化。在陳映真上牯嶺街的同時，他同時把20世紀中國革命注入了一種信仰者的熱情，以這個熱情去認識革命，並以一種類似傳道者的熱忱，把自己獻給了中國。

1990年，時報出版社出版了戰後第一套公開發行的《資本論》三卷，成為一時的話題。這一年的2月，陳映真率「中國統一聯盟代表團」到北京訪問。那年底，陳映真寫了一篇《「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台灣出版的隨想》（1991），文章裡再度提及斯諾。他如此說：「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學的、微雪的校園裡，猛一個轉彎，驀然撞見了艾德嘉•斯諾的墓，使我大吃一驚，百感交集。我滿面淚痕地讀完斯諾日文版的《中國之紅星》（漢譯《西行漫記》）的大學四年級那個極為寒冷的夜晚的情景，當下立刻湧上了心頭」。

七、「舊書」

大學一、二年級在舊書攤裡的新書探險，給陳映真帶來了「豹變」。《後街》裡如此訴說了新書帶給他的變化：「他幾乎日日覺得自己在不斷地蛻化，不斷地流變，卻不知道自己終於要蛻化成什麼，深深恐懼著不讓即使父母朋友察覺到自己不能抑制的豹變。」此時的陳映真，蒼茫天地之間唯一敢稍稍透露胸懷的，唯有他的髮小吳耀忠；他倆共讀「破舊的新書」，或「偷偷地唱著中國的新歌」，直到1968年5月一起被捕，一道坐牢七年（《鳶山》1987）。

出獄後的吳耀忠歷經無數向上掙扎，最終仍不敵身心創傷，日趨頹唐，旦夕酗酒哭泣，死於1987年。2009年夏天，台中「國家美術館」為吳耀忠辦了一個家屬捐贈的特展，內容包括吳的創作、藏書與相關檔案。在一個平放的玻璃櫥窗內，陳映真為亡友寫的輓詞硬筆草稿靜靜躺在那兒：耀忠阿兄千古：少時訂交共讀新書慷慨同繫兩千日天獄笑談猶惜同鄉學友心。老來死別獨吟故牘悲涼孤對一萬里祖國吞聲仍想兄弟同志情。陳映真泣輓

這大概是我唯一見過的陳映真的舊體寫作；櫥窗裡還有很多其他友人的輓詞草稿，大多是白話體長短句。陳映真的輓詞應該是當時心情的直接體現，反映在編寫邊塗改（例如把「故國」改成「祖國」）。我好奇為何陳映真在悲痛時刻中，所採取的表達方式竟是舊體對聯？我的猜測是，陳當時可能覺得不以此傳統形式，就無法表達出他思念與惜別的沉重。之後陳映真為亡友又寫了一篇很真誠、也很感人的散文─《鳶山─哭至友吳耀忠》（1987）。

起於「小哥」，終於「牯嶺街」與密友共讀「破舊的新書」，是我對陳映真1959年（大學三年級）開始正式寫作之前的成長經歷的梗概敘述。在敘述的結尾，因讀了書而遭遇幾乎可說是致命性啟蒙的陳映真，經歷了一場「豹變」。但是，如果將「煉成敘述」結束於此，那麼這個故事就還不完全。不完全，是因為故事的主人公並不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中國（大陸）左翼，而是一個想要成為「中國左翼」的「殖民地的孩子」。

陳映真不但要回歸中國革命與革命文學，還有一種回歸整個中國（包括革命與傳統）文化血脈的欲求。在這一點上，他明顯與魯迅那一代人不在同一感情維度中。對他而言，中國字及它所承載的姓氏名字，以及家國文化傳統，有一種凜然不可侮的尊嚴，因為他痛感殖民者對它的否定醜詆。於是，陳映真雖透過牯嶺街的新書走向革命，但並不曾對傳統質疑或輕視。他似乎很年輕時就覺知，一個左翼是不可能從否定民族傳統出發的，雖然他那時未必有一個明確的第三世界意識。

陳映真在本校與外校旁聽過葉嘉瑩、臺靜農與鄭騫等老師開授的古典文學課、浸潤於詩騷唐宋的世界中。必須說，這是當時的文藝青年，尤其是外文系的青年，所不可能做出的選擇，因為那是一個在英美現代主義迷霧裡，尋求隱身或逃逸的時代，眾人追逐的是喬伊思、福克納、艾略特、葉慈、卡夫卡…。葉老師除了教陳映真詩詞，還對陳映真的第一篇發表作《我的弟弟康雄》初稿，下過滿頁的朱批與熱情的勉勵，對這個青年日後走上創作之路有莫大的關係（《四十五年前的朱批》2004）。

1968年陳映真入獄，在綠島監獄很乏的圖書室裡，他卻掌握機會好好閱讀了「《詩經》、《史記》、《宋詞選》，一些經史子集」，「…在縲絏之中，他因這閱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知性上、審美上的釋放。」(《後街》1993)。也許，陳映真的書架上並沒有多少「舊書」，但在他的內心深處，總覺得他自己與中國傳統的疏隔是一問題。1983年的一次訪談裡，在問及「將來的計畫」時，陳映真突兀地冒出這樣一句話：「要努力在這樣的生活學習和寫作，我應該把中國傳統文學搞一搞」（《「訪談」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1983）。

陳映真對自身「不足」的自覺，其實非關文學家自我涵養的補課意識，而是一個攸關第三世界的思想命題。同年，陳映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計畫」，在那兒他首次直面第三世界的作家。從他們那兒，陳映真發現，在數百年的長期殖民歷程中，很多前殖民地面臨以語言與文字的剝奪為核心的文化解體危機，而「相形之下，我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一套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是多麼可以感謝！沒有這些，民族認同就沒有依歸啊…」。他說：「自己要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度，才有從這深度而來的自尊和持重，才能有能力汲取別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啟示。」（《「訪談」溫暖流過我欲泣的心：在愛荷華訪陳映真》1983)。

因此，對陳映真而言，舊書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滋潤個體生命，更在於它建立了第三世界國家文化、文明母體的意義。沒有這個「你是誰」的確立，如何擇他人之優。這個魯迅式的「拿來主義」是陳映真的一則終身命題，從青年時期，一直到他2006年中風倒下前的人生最後一篇文章《發展社會學中的「現代」與「傳統」》，皆本於是。這篇未能在研討會發表的講稿，質疑了西方社會科學將現代與傳統對立，且視前者（西方）為後者（第三世界）的道路與真理。

對陳映真而言，傳統是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超克西方現代性霸權規定的發展路徑，「以中國自己的發展」為張本，對亞洲及第三世界做出應有貢獻的重要依據。這應該也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吧。

因此，舊書與新書，以及他們所象徵的傳統與現代、或中與西，在陳映真的世界中必須要能通。不通就無法建立自己的文明與歷史主體性，也就不能面對並體察今日的世變，並以行動尋求自身出路。此外，對民族的和解統一而言，舊書與新書不能通，就意味著無法將20世紀中國革命，安頓於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使中國永劫於因新舊對立而來的各種斷裂，其中包括兩岸分斷。

如何安置舊書？或大而言之，何謂中國？是陳映真打從青春起就開了端倪，並平生數舉的大哉問，留給我們所有人接續、承擔。儘管老而不敏，但我願以此自勉。（全文完）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1983年2月1日，一本由大陸台胞團體經辦，旨在表達台灣同胞心聲，在海內外公開發行的《台聲》雜誌在北京誕生。我在這一年有幸成為雜誌社的一員，直至2004年春。我在《台聲》21年，主要做兩件事，一是美術編輯，二是攝影採訪。為紀念《台聲》創刊40年，我來講講1983-2003年間《台聲》雜誌封面背後的故事吧。

1983年《台聲》創刊號封面，刊名採用的是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的字，封面圖片採用的是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著名畫家吳作人夫人蕭淑芳的作品—《揚帆》。吳作人為畫作命筆題詩「借得長風破浪去，情懷滿載寄故人」特別引人注目。中國畫強調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和諧統一。用享譽全球的大陸著名畫家的作品，作為《台聲》的封面，更凸顯中華文化的魅力。《台聲》創刊號後，還有李可染、徐悲鴻、關山月、袁曉岑、何香凝、潘天壽等國畫大師的作品，登上《台聲》封面。這種設計風格一直保持到1984年第二期。

1980年代，正值台灣風雲大變化之際，也是台灣期刊業有史以來最活躍、發展最迅速的黃金時期。這期間的台灣政論期刊多用人物漫畫與人物照片做封面，接地氣，又特具視覺衝擊力。為了因應這個變化，《台聲》從1994年第三期開始，改用當期雜誌中重點人物或重大活動照片，配以醒目的要文標題來設計封面。

這種鮮明的變化，讓《台聲》在大街小巷琳琅滿目的報刊架上，很容易被人一眼認出是時政評論類期刊，而非美術期刊。後來成為全國台聯金牌交流項目的「台胞青年夏令營」，也在這一年首秀雜誌封面，而且是全畫幅登場。這對《台聲》來說也是第一次。這個時期的美編，不僅要會設計，而且要會寫美術字，因為印刷廠鉛排車間裡只有宋、黑、楷、仿4種基本字體，而且鉛字最大字型大小為42磅，相當於現在的初號，遠遠不能滿足雜誌彩頁、正文標題設計之需。

綜合多方面的意見，《台聲》雜誌從1986年第一期開始，刊名改用美編手繪的美術字，這一用就是12年，直至《台聲》創刊20周年時（2003年第一期），才又恢復啟功先生的書法字。

1993年9月，魏秀堂接替梁因擔任總編輯後，即提出《台聲》改版方案。10月4日，由社長郭平坦主持的社委會決定自1994年第一期改版。公開發行了11年的《台聲》變身了：開本小16改成了國際流行的大16，豎排繁體改成了橫排簡體，採用雷射排版新技術，告別了「鉛與火」時代。

大開本也激發了美編的積極性，《台聲》封面設計風格為之一變，雖然依然堅持時政期刊封面慣用的解釋型風格，但在設計上採用豎向切割，左側僅留五分之一放置文章要目，右側形成近9:16的比例空間安排圖片，這種類似現在手機豎屏的畫面，在1990年代封面設計中並不多見。俗話說「看書先看皮，看報先看題」，9:16的圖片具有很強的視覺衝擊力，往往能先聲奪人，在眾多雜誌中凸顯自己的特色，從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1994年第3期《台聲》參加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組織的期刊封面評選，獲「期刊會員單位」單項封面三等獎，不知設計因素占了多大比例。這種風格設計一直沿用到1997年第11期。

大陸改革開放，引發海峽對岸台商西進浪潮迭起。1996年第一期《台聲》，開始選用台商人物做封面。這是編輯部貫徹雜誌社定下的「1996年經濟報導要以為在大陸投資興業的台商服務為重點面」方針的具體舉措。北京台資企業協會副理事長、北京紫玉山莊房地產開發公司董事長黃紫玉，成了第一位登上《台聲》雜誌封面的台商人物。當年陸續登場的「故事人物」還有：郭雅濤、周奇勳、謝坤宗、劉文築、柯樹仁、王文宗、黃景山等多地、多行業的台灣商人。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及中部的崛起，台商西進、西進、再西進，《台聲》記者也積極跟進採訪。僅1996至2003年8年間，共有82位台商成了《台聲》封面故事的主角。其間還有李辰、張澤熙、魏麗惠、王曉波、王津平等兩岸傑出台胞也上了《台聲》封面。

也是在這段時期，《台聲》雜誌美編自學數位排版技術，在雜誌社領導的支援下，購進相應的電子排版軟硬體，1999年第一期開始，雜誌彩頁與正文的排版工作全部由本社美編室自行完成，印刷廠只負責出片、印刷和裝訂。這是繼1994年《台聲》雜誌告別鉛字排版、轉倚外單位雷射排版後的一次重大進步，為日後雜誌在編輯、設計、校對、出版等方面品質的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真正跨入網路時代的過程中，老台聲人都不會忘記在北京外文印刷廠鉛排車間，那位端著沉重的鉛字托盤來回忙碌、為《台聲》辛苦排版11年的周榮煥師傅。

 2003年對於《台聲》雜誌來講，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年份。首先，《台聲》迎來創刊20周年，封面再次啟用啟功先生的書法作為刊名，美編用數位化將書法字處理成金字，這既是向創刊號的致敬，也是對啟功老先生的感恩。這一期還破天荒將《台聲》全體同仁自己送上了封面。當期雜誌刊載了王在希、樂美真、王津平、李哲夫、陳孔立、郭炤烈、鄭堅、郭平坦、何標、陳弘、黃瑞我、費陳彩霞等多位領導、兩岸和海外的台胞鄉親，以及諸多媒體朋友撰寫的回憶紀念文章共25篇。社長蘇民生撰文「每月點評」，題為《明天會更好》。

2003年春天突如其來的非典肆虐北京。4月24日零點，當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因疫情被宣布整體隔離之時，有一位在北京的台灣人站了出來，臨危受命，擔任人民醫院隔離小組核心組長，奮戰在抗擊非典第一線。她就是台灣省籍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醫學部副主任魏麗惠大夫。這樣突出的台胞人物，當然、必須是《台聲》雜誌的封面人物。所以人民醫院剛解封5天，《台聲》文字記者甘鐵生與我便趕赴魏家進行採訪。由於剛從封閉22天的火線上撤下，滿臉的疲憊寫在魏老師的臉上。為了讓照片具有現場感，也為了使照片上魏大夫看起來更加精神，數日後，我在人民醫院大門道閘前，為魏大夫拍下了封面照片。

 2003年還值得記上一筆的事，便是從當年第七期開始，《台聲》跨入全彩版時代，封面設計也隨之一變，畫面組合更加自由開放而充滿活力，給讀者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這是我在《台聲》21年設計工作中，自我感覺最滿意的一年。

2004年3月，我調到全國台聯機關工作，結束了我的編輯記者生涯。但一代代台聲人傾心竭力，風雨兼程，在海峽兩岸架起的這座心橋，繼續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作者係《台聲》雜誌前編輯記者)

一般而言，科學必須實事求是，有就是有，無就是無，信之也有，不信也有，一點含糊不得；而宗教則不然，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是個未知數。那麼，宗教崇拜的神、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若說存在，可古往今來誰也沒見過？然而，中世紀一千多年來的歐洲神學家，從聖奧古斯丁(354-430)到聖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都絞盡腦汁證明人從未見過的神、上帝的存在。

中國聖人孔子為人處世治學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荀子則認為凡不實用、抽象的，無助於民生人倫的東西應該一概禁絕，何況宗教的祭祀儀禮又繁瑣靡費。這兩位聖人對宗教的言教，決定了後世中國人對宗教的冷漠態度。然而，宗教除了怪力亂神外，卻含有對自然界，對人生終極意義的大道理。希臘古典時代的哲人對自然界的好奇與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科學；對人生終極的目的和死後的世界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神話、宗教、神學和倫理學。

古典希臘人將宗教、哲學、科學視為一體，分門別類是以後的事。中國古典時代也是如此，中國本來沒有哲學這個名詞，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啟蒙學者西周將philosophy譯為哲學，後被中國留日學生傳入中國，才有哲學這個門類，而被納入中國的外來語中。

在漫長的幾十萬年的遠古時代，人類脫離了動物階段而成為靈長類的人，逐漸發展出認知和思辨的能力，從而為大自然的威力和浩瀚無際所震懾；對於死後的精神肉體何所歸屬，超出了當時人類的理解能力，所以就歸之於超自然的力量，認為是神創造了宇宙，創造了人。有此思路的民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希臘民族和希臘哲人。

西方從神話到哲學到科學

希臘民族大膽地發揮理性、發揮想像力，探索人類的根本性大問題，並提出一套假設性的解釋。例如柏拉圖對宇宙提出了「地心說」，地球是圓的，在空中作圓形運動，並由此提出自然神學，一切歸之於宗教。當然這種思維方式源於希臘的神話，其中荷馬史詩就是想像中的神的世界。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繼承這一傳統，剔除了迷信的神話部分，成為哲學、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數學、形而上學等，脫離宗教而獨立自成一博大精深的知識系統，為西方文明奠定基礎。

中世紀神學當道，神學家們以聖奧古斯丁和聖湯瑪斯為代表，以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為基礎，構建了中古「地心說」的神學。中古神學十分繁瑣，又稱「經院哲學」，它可以像柏拉圖一樣，完全靠理性形式邏輯的推演，充分發揮人的想像力，構建宇宙和世界秩序。需要強調的是，歐洲中古的神學表面上似乎對科學發展構成極大的障礙，因為他們一旦被教會接受後，就成為必須服從的真理，不得違背，否則輕則告誡軟禁，重則處死。但是，英國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 Whitehead, 1861-1947)在他的《科學和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書中卻提出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中古神學近千年的抽象思辨訓練，卻為近代歐洲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鋪平了道路。尤其是，誠如量子力學前驅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所言，近代物理學處理的宏觀和微觀世界，都是看不可見的事物，除非借助顯微鏡和望遠鏡之類的工具，與傳統的察物觀象截然不同。所以中世紀神學的形式思辨，在思維上，有助於近代物理學和數學的興起與發展。

質言之，固然神學的權威流於武斷，在某些方面阻滯了科學的進步，但其思辨思維卻有助於近代認知宏觀和微觀世界，從而有助於構建近代的物理學和數學。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借助數學探索宇宙，找出宇宙運作的規律，是一種高度抽象、形式化的神學式的思辨運作。那時還沒有實驗物理學，所以無法通過觀察實驗證明理論之是非對錯。

讓我們來看看牛頓關於科學與宗教的論斷：這最美麗的太陽、行星、彗星的系統，只能從一位智慧的、與無所不能的神的計畫與控制中產生出來，這是牛頓著名「天意論」的觀點，將一切歸之於神。西方的大科學家例如歌德爾(Kurt Godel, 1906-1978)的宗教觀認為，宗教不僅不是科學的障礙，反而對科學有啟發和指導作用。愛因斯坦和楊振寧也都認為宇宙太完美了，絕非偶然產生，一定出於某種超自然力量的精心設計。

中國人學詮釋天地人關係

中國宋代的邵雍也曾沿著這個方向，根據《易經》、《河圖洛書》、伏羲八卦、陰陽五行，構建出一套宇宙和人間秩序的《皇極經世書》，但他的推演充其量是科學哲學，無法做到人與物二分，所以不是科學。邵雍主張遵循天理，達於內聖，所以對北宋理學興起有奠基性的貢獻，但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卻沒有絲毫助益。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發展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學」，來解釋說明天地人的關係；人學的一個標誌性特點，就是基於血緣的祖宗崇拜，祖宗是人，姑名之曰「人教」；但從倫理學的觀點視之，則可稱為「人學」。

另一個特點就是天人合一、人天和諧，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呈現方式，就是以自然代替宗教，在失意時寄情山水之間。山水詩人謝靈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白居易對此有詩云：謝公才廓落，與時不相遇，壯士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政治上失意，遂將精神寄託於山林自然山水，發揮了宗教紓難解困的作用。古代士人長於詩詞、寄情山水，替代了宗教。但這不是探索自然，在中國的思想流派中，最醉心於自然探索的是名家。

名家開了中國邏輯學端倪

名家發展了一套邏輯方法論，以此探索天地人的世界，其學說中含有豐富的科學思想，特別是惠施、公孫龍的邏輯思維的「堅白論」，但由於過於抽象玄思，脫離現實太遠，因而遭到儒墨法各家的激烈批判反對。

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反對名家，是因為儒家關注的是社會倫理綱常，治國平天下，與名家背道而馳，因而抨擊名家之說對世道人心毫無助益，而且名家的經典晦澀難懂，無師難以自通。如此一來，民間不傳，官方打壓，名家在雙重壓力下失而不傳。

名家開中國邏輯學之端倪，與科學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最難能可貴的是，名家發展出令人驚訝的天文思想，例如名家創始人鄧析研究過日月之運行，並以此說明「離堅白」的命題。惠施對天文學有更深入的研究，提出「地圓說」，還有地動的思想。在數學上也提出極限的概念，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於此可見，名家對自然之研究相當先進深刻。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對此有過中肯的評價，他說連續的概念和無限分割的概念，西元前4世紀的惠施等都已清晰地表述過了。

簡言之，關於天地宇宙的課題，除了遠古時期有開天闢地的神話，中國的哲人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後，就不懸空冥想，從而關閉了探索抽象自然界奧秘的大門。

中西方各為權威付出代價 

在西方，當宗教定於一尊後，宗教規定的社會和自然界的秩序不容挑戰。所以歐洲中世紀的千年是神權時代，宇宙秩序和人世的秩序這樣的大事，只有教皇教會才有發言權。教會對於訴諸理性而非神性的科學極力打壓，所以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死後才能發表；伽利略被教會軟禁反思懺悔，布魯諾被燒死。不過，神學的反科學宇宙觀，終於在實驗物理所驗證的一個個真理下破滅，所以，科學和宗教在西方是一種「反者道之動」的辯證關係。

中國固然沒有宗教的權威，但有「人教」的權威。「人教」是一種植根於血緣祖宗崇拜的信仰，是一種氏族部落時代形成的、延續下來的原始信仰。後來被孔子通過禮教而加以哲學化、系統化，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儒家。「人教」著重的是倫常秩序，社會和自然界的和諧，也即人倫秩序，此外皆被視為異端邪說。漢武獨尊儒學，罷黜百家，所以，名家光談自然秩序，不談人倫秩序，當然在罷黜之列。

科技在中國，只限於有助於農耕經濟發展和延長壽命（長生不老）的科技，可以自由發展，此外都在打壓之列。因為奉行儒學的統治者認為，過度的科技發展，將打亂以「三農」（農業、農民、農村）為標誌的農業社會秩序。這就為科技發展畫了底線。所以中國只有科技，沒有科學，而且只有依附農耕和醫學的科技，沒有抽象的純科學。除了農耕和醫學之外，還有美化帝王的威儀、鞏固國防、宣揚國威的科技，例如修建長城，帝王的地下陵寢，建造鄭和七下西洋的龐大艦隊的科技，但這些必須在農耕經濟能夠承受的限度之內，否則都在打壓之列，所以鄭和死後，中國的海洋事業也嘎然而止。

中國農耕民族的特性太實際了；中國的價值觀過度以人為中心，在天地人三者的關係中，將「人」絕對化了。這不利於超人的宗教的發展，也不利於超人的科學發展。到了近代，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下一切都改觀了，這是中國近代被迫進入西方主導的歷史軌道後的必然結果，雖然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但歐風美雨帶來的積極影響仍值得肯定；否則中國單靠本身，難以突破「人學」的牢籠，發展出近代的科學技術。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現代人對於明代歷史地位的評價，不再有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成就的顧慮，如史學家謝國楨所言：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是膚淺的，但一般仍多認為明代為近世中國衰落和中西消長的關鍵。

近百年來對明代多惡評

（一）黑暗的時代。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二）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

（三）停滯的社會。從黑格爾以來，西方主流學術把明清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也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是一個沒落和停滯的時期」。鴉片戰爭後，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社會經濟才出現重大變化。

（四）閉關自守的國家。黑格爾說：停滯不前，沒有變化，是中國的宿命，這種宿命一部分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理論與赫爾德的「木乃伊」論，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暴力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至今還有很多人認為明清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因此，中國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黃土文明」，引入西方的「藍色的海洋文明」。

傳統史評對明代的肯定

其實，過去肯定明代歷史地位的不在少數。明永樂皇帝就說：比較漢、唐、宋盛世，大明「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族；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

從制度上防止母后和外戚干政及藩鎮之禍，如《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所云：「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

繼起的王朝總會貶低前朝，以彰顯我朝得以得天下之正當。但繼明朝而起的清朝，從順治皇帝以下，對明朝卻頗多讚語。順治皇帝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康熙帝稱讚明朝：「治隆唐宋」，「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尤其對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讚揚備至，順治帝說：「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乾隆更肯定崇禎皇帝：明之所以亡國，是萬曆、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國事已不可為」，雖然辛苦經營17年，仍不能「補救傾危」，而以身殉國。

近年來正面論述逐漸增多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復興及東亞國家的經濟崛起，究其促進其發展動力，人們多認為受儒家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影響是重要原因，轉而肯定中國的歷史文化。西方學者也開始客觀地比較中西歷史文化及其近代以來的發展，認為中國歷史被誤解了。

1980年代末期，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會長呂士朋，首先在從疆域的開拓與鞏固、西南的開發與南洋的移植、制度的宏遠及其創意、人文的重振與科學的探究等四方面，首先肯定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近十多年來，更有中外學者參與討論，如經濟學者梁柏力把新一代中西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綜合起來，反駁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諸如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進而對明清歷史提出新的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學者盧興基重提史學家侯外廬所說的，從「16世紀中葉開始」的「資本主義的幼芽」，開啟思想啟蒙，帶動明代後期詩歌、小說、戲曲、繪畫等領域澎湃發展，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一些西方學者反思歐洲中心論，如王國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提出中西經濟的消長「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14至17世紀，而在18世紀的產業革命。在此之前，雙方經濟均在發展農村與城鎮散作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西方超過中國是產業革命後的事，也就是說明代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有的學者還直言明代是被誤解，甚至是被抹黑的朝代。

明代的歷史特色與地位

（一）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其國祚，不計南明39年，也有276年；歷代王朝中只短於夏、商、周三代，漢朝要東、西漢合計，宋朝要南北宋合計，唐朝要與武周合計，才比明朝國祚多些，清朝從入關前的崇德元年(1636)算起，也只有276年，與明朝相同。明朝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也是最成熟的階段。

（二）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明太祖強調：「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確定明朝是承襲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中國從此不再是傳統狹隘的中原，或所謂本部18省，不但包括雲南、貴州，而且關外的東北、蒙古、西藏也在羈縻範圍之內，東北疆域甚至包括今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伯力的《永寧寺碑記》可以為證。

明朝版圖之廣只比唐、元、清稍遜，有學者估計為近千萬平方公里，即使不計羈縻之地，至少也有650萬平方公里。同時代的世界強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奧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等無一能及，更不必論分裂的歐洲國家神聖羅馬帝國，以及16世紀才興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英格蘭、荷蘭的殖民帝國。清朝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將蒙古、西藏正式納入版圖，並於新疆、東北、台灣建省；辛亥革命成功，依〈清帝退位詔書〉：「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大明之功不可沒。

（三）大明不僅是亞洲及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龍頭，也是14-17世紀世界最強的國家。據近年人口學家的估計，大明人口以8,500萬到1億3千萬，領先全球，大幅領先第二位的印度德里蘇丹和蒙兀兒的3,200萬到8,800萬，名列其後的奧圖曼帝國僅900萬到2,800萬，更不必論歐洲國家，法蘭西僅1,100萬了。

至於經濟規模，據估，1820年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GDP總量占世界的32.4%，即使在飽受戰亂與天災之苦的明末清初，仍與全印度及全歐洲並駕齊驅。人均收入領先於世界一直持續到15世紀，當時歐亞大陸最強的帖木兒帝國也向大明朝貢。

（四）大明是當代民生最富庶的國家。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經濟發達，國內市場網絡流通，海外貿易興盛，白銀因貿易出超而大量流入，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租稅朝納銀化發展，社會空前繁榮。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也說：「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簡直無所不有，生產的瓷器和布匹比歐洲最上等的工藝好上十倍。百姓生活富足，衣著光鮮華美，其樂融融。」無怪乎執西方明史學界牛耳的牟復禮，在《劍橋明史》，評價明代的歷史地位說：「中國的明朝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極大活力的時代，明朝刻印的文化典籍，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地方的書籍加起來都多得多，對於明朝的歷史，現代研究還不足文獻資料的百分之三」、「明朝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也最先進的國家。」

而此時歐洲雖是航海時代，跨洋貿易卻尚不成熟，只有小規模的黃金和奴隸貿易。除了少數國土臨海的國家大力發展海洋實力之外，西歐以內陸為主的國家（法德、東歐、沙俄等），依然是等級森嚴的世襲封建制君主國。教會勢力開始衰落，文藝復興運動抬頭，科學研究體系才初步建立，穆斯林對歐洲的影響依然很大，歐洲實際上由於通貨的減少正走向蕭條狀態。

（五）大明社會階層流動性高。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運用計量統計分析的研究，指出明清社會幾乎沒有制度化的機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先生又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何炳棣說：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的社會流動率，也可能很難超越」。他總結：明代上行社會流動機率達50%，印證了萬曆年間禮部的報告：「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

（六）言論開放自由，社會文化繁榮。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興起，尤其庶民階層與商人階層地位日漸重要，識字人口增加，展現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說、戲曲及實用科技大為發展；貼近百姓日用的王學大行其道。可以說，明代文化在綜合、普及和反傳統方面均有創造性的貢獻，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

（七）開發華南與西南，移民南洋。自古以來，南方和西南的兩廣雲貴一直是少數民族繁多難治之地，宋太祖甚至玉斧畫大渡河與大理國為界。對於形同化外之地的西南地區，明初政府曾有遷徙少數民族入內地的想法，但明太祖沒有採行，而接續了元朝的政策。元朝滅大理國，由衛所軍管之後建為行省，遍設學校，並為管治少數民族建「土司」制度。明太祖、太宗也行省郡縣制與土司制度並行，一方面與內地相同建置省府州縣，除雲南外又創建貴州布政使司，一方面以少數民族首領為宣慰司、長官司等朝廷命官，仍世襲統治其族人及其領地，可謂「一國兩制」。為防少數民族造反，又遍設衛所，「分兵守要害」，並開闢驛道，「以鎮服之」。衛所軍兵及家屬大多來自南京地區(今江蘇、安徽)，以雲南為例，即使到萬曆年間，登記有案的軍戶仍有23萬戶；則軍事移民當在百萬之譜；漢族人口遂成為最大族群。

衛所的屯田發達了西南農業經濟，驛道的開闢發達了商業貿易，府州縣衛所的學校使之日漸教化，建水縣孔廟規模之大僅次於曲阜。由於衛所遍布各地，內地來的軍事移民遂多與當地少數民族比鄰而居，各民族相互學習影響，密切聯繫著西南與內地，加強了西南地區對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明朝鞏固元朝開闢的西南邊疆，整合西南地區及族群，促進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為中華多元民族的統一國家奠定了發展基礎，其功卓著。

華南的廣東、廣西雖早已郡縣化，與內地無異，尤其珠江三角洲開發甚早，經濟文化發達，然直至明代周邊山區仍多瑤族等少數民族，經常與漢族發生衝突，甚至爆發大規模民變。為維持地方治安，明朝特別重視衛所的設置，許多衛所與府州縣衙同城，城市公共工程建設如修築城牆，多由衛所軍隊負責，而有「軍七民三」之說。明代後期，少數民族變亂較為平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較平衡，尤其山區逐漸開發。兩廣民間社會力量興起，遂與內地相似。可見明朝在整合和開發華南兩廣上大有貢獻。

唐宋以來，中國海外貿易很盛，元代更隨國勢鼎盛。沿海居民因航行海外而移居者不少。明初雖頒令海禁，仍有不少人犯禁外移，鄭和下西洋在印尼擒回的海盜集團頭頭就是潮州人。鄭和從永樂3年至宣德8年七下西洋，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動朝貢貿易。當時雖未弛海禁，但刺激華人走向海外，也有些隨船隊下西洋的留在海外。明人張燮《東西洋考•文萊傳》云：「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至此，留鎮其地。」

其後，隨著歐人東來，明人從事起私貿易，因而移居東南亞甚多。爪哇國「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萬曆時更是「中國商人往來不絕」，逐漸形成華人聚居的新村，「其村主即廣東人」。而閩南人移居菲律賓者更多，由明末西班牙殖民政府三次屠殺華人，前兩次共約45,000多人可知。今日東南亞各國華人總數約占總人口6%，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作用，而華僑匯回原鄉的僑匯，以及華僑對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均有重大貢獻，如黃花岡烈士中多為東南亞華僑。華人大量移民和開發東南亞，明代是一重要的關鍵時刻。

（八）明朝是宋代之後唯一漢族建立的王朝，因此特別注重華夏之再造。通過華夏正統王朝譜系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制的重塑，明代修復了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蒙元尊奉佛教儒學式微；南人與漢人族群裂痕明顯，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北人胡化現象嚴重，蒙古化向下層平民擴散的趨勢。明初制度承襲元朝制度中的華夏因素，繼依元以《易經‧乾卦》「大哉乾元」定國號「大元」，而以「大明終始」定國號「大明」。儒學依循元朝以朱子學為官學，科舉考試的經書一以朱學為依歸，但元制中仍多蒙古胡元因素，於是大明開國就強調「復漢官之威儀」，如利用「去蒙元化」的服等飾改制，加強對漢族文化的認同。

政經社會制度也向唐宋制轉化，然此舉並非排外，而是恢復華夏傳統和整合華夏族群。創建制度，也延襲了元制優良適用者，如衛所制度和屯田制度，並且將來降的大批蒙元官民軍兵或編入衛所，或散居全國，將非華夏族群納入華夏族群，擴大華夏多元一體的內涵。

（九）大明立國宏規為後世稱頌。明太祖所立的制度多為清朝沿襲，施行亘500多年之久。清順治皇帝說，明太祖所立的法、條例章程「規劃周詳」，為「歷代之君不及」、「可垂永久」。民國初年，明史大師孟森持同樣看法，在《明清史講義》中特立〈開國以後之制度〉一節，闡述明太祖建立的制度，表彰其開國的宏圖。明代以來無論當政者或學者對明代史事，都特別注重明太祖開國制度，《明史紀事本末》特闢的〈開國規模〉，其中十年一度的戶口及資產普查制度，更走在時代的前沿，18世紀歐美才普遍採行，而台海兩岸在1950年代中期才首次實施。

依《大明會典》、《大明律例》行事之官僚體制，雖然中央朝政懈怠混亂，各級政府仍能照常運作。完善的科舉制度從全國各地無功名官位之家選拔士人，為政府補充官吏。朝政大事開放大臣廷議，重要官員出缺也開放廷推，不由皇帝獨斷。

（十）徹底確立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的體制。丞相廢除後，外廷最高權力層消失，內廷的皇權及其代理人―宦官權力高漲。外廷若欲有為必須與宦官合作，而有「權相」與「閹黨」出現。黃宗羲因此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明夷待訪錄．置相》），但中央集權下允許地方分權，如在西北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自治，地方事務也由鄉紳參與，如公共工程之修繕和管理。但專制政治體制「權不專於一司」，以防事權下移，影響政事推行的效率。長官意志下的官僚政治作風和貪腐風氣，帶來不良的政治風氣。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體制的正負遺產皆及於現代中國。

（十一）明太祖治國以安民為本，所頒《教民榜文》之《六諭》為東亞各國採行，作為地方社會安定的基石。明太祖治吏和待功臣甚殘酷，為後世史家所詬病，但孟森認為這是在民權不張時代，為保民的必要之惡。至於廠衛之害，孟森亦云：「然細按之，皆凌蔑貴顯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其嚴刑峻法主要對象為權貴和官吏，以防止他們欺壓百姓，並非對付人民。

（十二）以「不征之國」為主導，結合市舶貿易，以朝貢貿易體制，建立和平的天下秩序。鄭和下西洋不建立殖民地，只維護海上航線安全，並以「興滅繼絕」原則協助鄰邦。處理安南之交阯建省與獨立，抗倭援朝等均為重要的事例。《皇明祖訓•祖訓首章》：「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不征之國」是指不侵略鄰國，不干涉其內政；「朝貢體制」以經濟互利，維繫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其所建立的和平天下秩序，可為今後世界新秩序的借鏡。

存在的歧見：評價問題

（一）廠衛特務政治之害是否被誇大。錦衣衛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特務機構，錦衣監察包括秘密監察，它在人員編制、監察範圍、逮捕程式，乃至後期定案等方面，都受到具體的制度約束。錦衣校尉濫用偵查權的時段，往往也是上述制度約束被破壞之時，比如英宗時期的無條件信任，正德、天啟朝的一人獨享多項大權等。錦衣監察及後來合一化的廠衛監察，針對的對象都是官僚集團，而非平民百姓。惡名之權宦正統王振不過5年，正德劉瑾3年，天啓魏忠賢6年。

（二）文字獄是否存在。洪武文字獄的記載明顯誇大，甚至互相矛盾。後世有關洪武文字獄的大部分故事，來自《朝野異聞錄》和《閒中今古錄》一類的野史。現代明史專家經過對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發現洪武文字獄確有其事外，也從這類野史中發現不少杜撰的故事。尤其是在明代中晚明，出現了肆意篡改書籍的風氣，導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礎上添油加醋，陳學霖認為：「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史料不宜輕信」，但的確明初有不少人，如高啓高啟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龍盤虎踞」等句觸怒朱元璋，一併被腰斬於金陵。王彝等文化名人亦慘遭殺戮。

此源於士人對大明開國並不擁戴，拒絕出任新朝官職而引發之文字獄，乃有明太祖《大誥三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明代中期以後文網甚鬆，出版發達並無文字獄事件。

（三）針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停滯論。對於1950年代以來盛極一時向「停滯論」宣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述，西方學者甚不以為然，而於1964年9月6-12日在英國南部Oxfordshire，由《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主辦「中共史學研討會」，評論資本主義萌芽，其結論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認同。

不贊成明代就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幾乎是西方史學界的共識，連美籍華人學者大多也持這種看法，黃仁宇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余英時也在〈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文中說：若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產生不了「資本主義」。

有學者說中國社會經濟是「不充分發展的發展」，有人說中國社會經濟只有量變的「成長」，沒有質變的「發展」。1970年代，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更提出，前近代中國農業雖高度發展，但其收益被過多的人口所吞噬，造成「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因此，只有引進新技術和投入更多的資金，才能打破這個停滯的恐怖均衡，跳出陷阱。無奈當時的中國自滿於內部的繁榮，對外採閉關政策；明清之際基本上拒絕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

最近清華大學的管漢暉和李稻葵，估計明代大多時間整體經濟增長並不快，平均年GDP增長率為0.29％；總經濟規模雖有增長，人均年收入沒有明顯變化，基本維持在8公石(521公斤)小麥上下；經濟結構中，農業占比約九成左右，手工業和商業最高時也未突破20％。1520年代之後，隨著人口的增長，積累甚至變為負數，低的積累率說明經濟中的剩餘非常有限，結合明代人均收入水準較低，當時的經濟處於馬爾薩斯均衡之中。這雖修正了伊懋可的說法，大致仍呼應了新停滯論。

明帝國雖有商品經濟與啟蒙思想，但相較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與資本主義等近代文明新發展的歷程，明朝相對來說是停滯的，是沒有自力救濟能力的。這意味著傳統的內變只有靠外力介入，輸入新科學、新技術、新的經濟體制，中國才可能擺脫傳統社會的束縛，進入近代社會。1970年代以來，這種新停滯論幾乎成為史學界的主流。台灣中研院1977年舉辦「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與會的中外學者幾乎一致為「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註解。

大陸學界在改革開放後，「資本主義萌芽論」逐漸退場，而由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取代之。許多學者的論調已逐漸向西方靠近，連撰述總結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吳承明也不再提資本主義萌芽了。最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對晚明社會轉型的集體研究專案，以及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皆以「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發，「從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研究明代後期的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時代變遷史」的概念。

實際上，書中雖有資本主義萌芽式的陳述，卻不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應有的辯證，未能產生重新肯定資本主義萌芽的預期結果。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夭折的原因，一般仍以明清改朝換代來解釋，而歸咎於清朝的政策；這並沒有脫離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窠臼，也不能解決理論的弔詭：何以在晚明已出現各種社會經濟發展的面向，經過清初的沉寂後，到清中後期還是重新展露新芽；顯示到目前為止，對否定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調，尚未出現強有力的反擊。

（四）明代後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黃仁宇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運動，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已展開的情況下，挾輪船和新式武器，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他認為中國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把資本主義誤解為「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他認為明代沒有什麼新生事物，因此不能與西方近代文明相提並論，他進一步主張，晚明是「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但許多學者認為黃的說法受到「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的影響。

晚近以來，傅衣凌、楊國楨與陳支平運用1970年代西方學者解釋工業革命前歐洲社會經濟的「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論，來檢驗明代的中國，認為儘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卻也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產業化」和「傳統內變」。另外，王國斌、彭慕然等雖未直接觸及黃仁宇的理論，但他們主張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與歐洲的發展水準相差有限；意味著他們不完全贊成黃氏的說法。

一些關注明代後期社會與文化的學者，則以實證研究闡明晚明社會的轉型與文化的發展；參與《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的9位作者中，有7位從各個面向論述晚明的思想、文學、科技、文化與社會風氣、社會轉型的互動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學者盧興基，則以其1930年來研究晚明文學與藝術累積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但他與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一樣，把這個自「16世紀開始的啟蒙，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與西方同步，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運動」夭折的原因，歸咎於清朝的統治。這似乎與一些學者，如島田虔次、溝口雄三，認為晚明發展的近代思維受挫於清朝入關後的文化政策，前後相呼應。但這個解釋似乎仍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結語

正如許多學術論爭一樣，論者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採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時空也可能採不同看法，做出不同評價。尤其像明代這麼複雜多元的轉型時代，新生與舊有的事物雜陳，更容易產生不同的評價。

清朝初年，滿清統治者為鞏固其統治，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當然要貶低明朝。清末革命黨人為推翻滿清，就強調明朝「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功。民初國人為圖富強，以為追求近代化非與傳統割裂不可，於是晚明反傳統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及其作品備受讚揚。國共鬥爭時，明朝政治又被賦予現實的政治意義，被反國民黨人士視為特務政治的典型─朱元璋，說成是蔣介石師法的典範，而屠殺士人臣民的劊子手─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軍，也因此被比附為中共紅軍。但中共建國時，毛澤東就提醒吳不要只批判朱元璋，也要注重朱元璋的開國創建明朝，恢復生產力之功。

中共建國之初，為加強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圍堵，強調傳統中國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沒有外力的幫助，仍可自力更生，在明清時代已有自己的資本主義萌芽了。而1980年代以來，尤其到21世紀初，一向看衰中國的西方學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平崛起，國際地位日漸看漲；於是一直飽受惡評的明代翻了身，晚明的中國被認為是16、17世紀的世界經濟中心，那時的江南經濟發達、文化優雅，是令今人嚮往的生活時空。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教授）

地下經濟指的是未經工商登記、逃避納稅的個體經濟，也被稱為影子經濟、黑市或非正規經濟。筆者以下介紹各國及台灣的地下經濟情況，以及如何衡量地下經濟規模的方式。

世界各國地下經濟情形

由於地下經濟活動不會產生納稅申報表，或出現在官方統計報告中，所以很難準確衡量其規模大小。

納稅人之所以將經濟活動從地上轉到地下，主要是想藉此逃避地上經濟的稅收、行政管理負擔和國家調控。通常一個國家的稅費越高，監管越嚴格，地下經濟就越興盛。

地下經濟因無法具體掌握，世界各國政府只能用各種模型去估算。根據IMF統計，1991至2015年，158個國家的地下經濟占該國GDP的比重平均為31.9%。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40%以上的國家，包括辛巴威地下經濟1991年占GDP的57.35%，2015年占GDP的67%；玻利維亞1991年占GDP的68.09%，2015年占GDP的62.3%；泰國1991年占GDP的55.72%，2015年占GDP的43.12%；奈及利亞1991年占GDP的56.09%，2015年占GDP的40%。

地下經濟占GDP的30%至40%的國家，包括巴西1991年占GDP的40.64%，2015年占GDP的35.22%；哥倫比亞年1991占GDP的35.69%，2015年占GDP的33.31%；肯亞1991年占GDP的34.75%，2015年GDP的33.18%。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20%至30%的國家，包括義大利1991年占GDP的29.14%，2015年占GDP的22.97%；南非1991年占GDP的29.87%，2015年占GDP的21.99%；西班牙1991年占GDP的27.49%，2015年則為24.52%。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10%至20%的國家，包括韓國1991年占29.13%，1999年占28.3%，2015年降到19.83%，此與近十年來電子支付發展迅速有關。而中國的地下經濟占GDP的1991年17.47%，2015年降為12.11%，此與中國近十年電子支付崛起，多數交易透過線上付款方式有關。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10%以下的國家，包括奧地利1991年占GDP的8.72%，2015年則為8.93%；日本1991年占GDP的10.35%，2015年占GDP的8.19%；澳洲1991年占GDP的15.69％，2015年則是8.1%；瑞典1991年占GDP的7.56%，2015年占GDP的7.24%。美國1991年占GDP的10.12%，2009地下經濟達1兆美元，約占GDP的8%；到了2015年底降為7%，此或許與美國採屬人主義全球課稅有關。

台灣地下經濟及衡量指標

台灣的地下經濟規模占GDP的比重平均為32.5%，1991年占GDP的比重38.43%，2015年占GDP的比重下降到28.97%。台灣地下經濟包括地下金融、民間高利貸、地下賭博、走私、以及房東不申報租金收入等，其中攤販占地下經濟的比重不高，主要還是地下金融、非法集資、地下賭博、走私等為大宗。尤其，非法集資等地下經濟活動一般都是單線聯繫，資金傳遞沒有憑證，稅捐機關要取證十分困難。

有關地下經濟的估計方法，大致上可以分為直接估計法、間接估計法二大類。直接估計法是直接估計，並加總各項構成地下經濟活動項目的價值，像是稅捐機關利用統計方法，對納稅人申報案件進行抽查。間接估計法則是對地下經濟活動不直接計算，而是利用其他資料來間接估計地下經濟，例如貨幣統計、國民所得統計、家庭收支調查等。筆者以下介紹幾種衡量台灣地下經濟的方法。

（一）電力彈性係數大於1，表示地下經濟愈嚴重。該法主張一國的電力增長率相對GDP增長率的比率（即電力彈性係數），大致為若全國用電量超過GDP成長率，顯示地下經濟愈高，按照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電力增長率，相對GDP增長率的比率（即電力彈性係數）大致為1的經驗來看，以台灣為例，只有在2016年出現電力增長率2.92%相對GDP增長率2.17%的比率（即電力彈性係數）大於1的情況，不過電力緊張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加上許多地下經濟活動並不一定需要用到電力。

（二）吉尼係數愈大，表示地下經濟愈嚴重。一般認為吉尼係數在0.2以下，表示一國貧富差距比較小，0.5以上表示一國貧富差距出現兩極化的分配，此時富人可能選擇以逃稅來規避稅賦，從而引發地下經濟的迅速發展。觀察台灣每人吉尼係數，從2016到2022年分別是0.270、0.270、0.269、0.267、0.271、0.271與0.277，顯示2020年起吉尼係數有增加的趨勢，而2021年增加的幅度最大，顯示地下經濟出現擴大趨勢。

（三）食物支出增長率大於經濟增長率，表示地下經濟愈嚴重。由於人們可能會逃稅所得，但食物的消費支出會透露其真實所得，附表顯示台灣在2016、2018、2019與2021年，均出現食品類支出增長率大於GDP增長率，顯示這幾個年度出現地下經濟有擴大的現象。一般來說，以食物支出衡量地下經濟規模是比較精準的方法。

結語

台灣地下經濟的情況始終未大幅降低，導致從事地下經濟者的收入豐厚，卻完全不須繳稅，這不僅會造成租稅不公平，更侵蝕了國家的稅基。如何運用AI智慧系統讓地下經濟地上化，應該是台灣當局未來的重要工作。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

數字經濟創新已被視為救治當前世界經濟的首要解方，西方先進經濟社會早已先發且有成，中國也由中央研訂了宏遠計畫，並投入巨大資金人力；只有台灣還遙遙落後。

15年前，台灣就有一個數字經濟交通發展的方案，但蔡英文掌政後，就撤除了毛治國成立的專案辦公室，一手殺死了初萌的數字經濟創新。如此無心無意於數字經濟發展，當然肇致2023年第一季數字經濟部門的產銷大衰退，也讓美國政府趁隙公然劫掠台灣的護國神山。

數字經濟能帶來潛在機會

最近看似不起眼的ChatGPT創新，竟能在科技、經濟、金融、人文、倫理等領域，激起濤天千層浪；讓人們想到美國人工智慧專家，兼Google前工程總監庫茲韋爾(Raymond Kurzweil)的這句經典預言：「現代人類的未來，是要經歷爆炸而非經歷進化而企及的」。

數字經濟具有快速反覆運算的基本特徵，以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資訊技術，加速突破應用，勢必會帶來全新的潛在機會。中國崛起後，憑著龐大人口基數的紅利、科研能力的儲備量能，與應用場景普及等特有的稟賦優勢，已然彎道超車凌越西方經濟社會創新，為世界創造了豐厚的新時代紅利。

數字創新使質變到量變

現年76歲的庫茲韋爾是《時代》的封面人物，比爾蓋茨稱讚他是「預測人工智慧最準的未來學家」。1948年生於紐約市的庫茲韋爾，是發明家和未來學家，一直是科技世界光學字符識別(OCR)、文字轉換語音合成、語音識別技術與電子鍵盤樂器領域的先驅。他寫了許多有關健康、人工智慧(AI)、超人類主義、技術奇點和未來主義的著作。

2020年代的種種跡象顯示，人類科學技術正處在於一種「將變未變的微妙狀態」，傳統科技的「瓶頸約束」正暴露無遺，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Kunn)所說的「科技典範移轉」一觸即發。毫無疑問，21世紀科技典範移轉以「質變引發量變」，推動數字經濟新一回合的大發展。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保守的投資者總是擔心，數字經濟的未來已包含在現有行業高估值中，未來並不會真正到來，但科技典範移轉趨勢的量能大小正是關鍵。

將加快各經濟社會轉型

2020年代聚焦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共識。尤以世界經濟受地緣政治、新冠疫災及新冷戰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遭遇歷史性的挑戰，不確定性增加；惟有新一回合科技與產業革命，才有望激發各國的經濟活力，加快經濟社會轉型。

目前世界各國正紛紛加快生產和消費端的線下到線上模式轉變，數位化基礎設施、智慧生產、線上消費的快速發展，已成為國家經濟成長的新支撐。據機構測算，全球47個國家的數位經濟規模在2021年成長至38.1兆美元，GDP占比45%；然而，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數位經濟發展差異極大：先進國家數字經濟占比為55.7%，遠遠高於開發中國家的29.8%水準，顯見開發中國家強化數字經濟已刻不容緩；世界知識經濟的數字經濟（新知識），開發中國家本有邊際報酬遞增的後發優勢，應可趕超西方先進國家。

中國數字經濟有提升空間

2021年中國數位經濟規模達到45.5兆元人民幣，名目成長年率16.2%，較同期GDP名目成長率高3.4%，占GDP比重39.8%；然而，與先進社會經濟體之數字經濟占比相較，中國的數字經濟占比仍有提升的空間。預計中國數字經濟GDP占比有望在2027年達到60%左右，預測總產值規模可達15.7兆美元。

另從產業應用普及率來看，中國數字經濟普及率當前在第三、第二、第一產業呈逆向發展趨勢：依中國信通院調查，2020年中國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數位化普及率分別為8.9%、21.0%和40.7%。其中，第三產業數位化發展較為成熟，而第一、第二產業則較滯後。因此，第一、第二產業數字經濟普及率的提升，預計將成為下階段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政策的主要著重點。

未來，隨技術典範轉化及中國政府的雄心，數位產業化有望不斷反覆運算升級，從而實現整體「以質變到量變」的典範移轉，預計中國數字經濟的前瞻性占比，有望超出市場的傳統預期。

根據最新推估，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在2027年可以達到61.5兆美元；而中國因為具有包括內需市場優勢、科研創新優勢、生產要素資源優勢，及國家科技政策等四重比較優勢，得以做出更大貢獻，也是長期投資中國數字經濟的關鍵性物質基礎；中國的占比將從2021年的16.3%成長至25.6%，且在若干領域，如AI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等領域，可以在2025年之前超越西方，為全球經濟模式典範移轉創造可觀的新貢獻。

台灣數字經濟停滯衰退

最近日本科技界對台灣數字經濟發展停滯表示驚奇、擔憂。台灣數字經濟關聯企業2023年3月的產銷業績出現10年來最大下滑：統計19家主要相關企業的營業收入，比起2022年同期，銳降達2成；台積電(TSMC)亦時隔4年來首見營收劇減，承擔蘋果iPhone手機生產的鴻海營收也下滑了21%。

事實上，所有台灣數字經濟關聯廠商全面下滑。製造商領袖認為，必俟2024年以後才可能全面復甦。倒是蔡英文政府竟毫無警覺，令人髮指。希望兩岸數字產業可以互補協作，或可在2025年前同時趕超西方經濟。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近期有財經立委提出「中央銀行法修正草案」，建議以外匯存底總額的一成設立「主權財富基金」，並賦予央行職權針對基金提撥原則、治理架構權責等進行規範。央行總裁楊金龍強調他不反對成立主權基金，並建議可由國發基金主導。究竟什麼是主權基金？台灣成立主權基金有何利弊？

何謂主權財富基金

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SWF)又稱為主權基金。國際貨幣基金(IMF)將其定義為，政府為了長期目的，以外匯資產所創設及擁有之特殊的投資基金。簡單來說，就是由國家「主權」所成立的基金，且是以投資、賺取利益為目的。其特徵一是由政府擁有、控制與支配。二是追求風險調整後的報酬最大化目標。三是由獨立於央行和財政部的專業投資機構管理。

通常主權基金的資金來源為官方外匯準備移轉資產，或預算盈餘資助的非大宗商品基金，或是以石油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出口收入為主的基金。挪威、阿布達比、科威特、俄羅斯、中國大陸和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均早已成立了主權財富基金。截至2023年4月止，全球共有52個主權財富基金。

為避免有些國家藉主權基金名義去投資別國的公司，其目的並非獲利，而是獲取戰略知識或技術；所以擁有主權基金的26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在2008年3月，協議出聖地牙哥原則(The Santiago Principles)，用來規範主權基金的行為。附表列舉最新全球前10大主權基金概況，其中以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居第一，資產達1.372兆美元。第二則是中國投資公司，資產規模也逾1.3兆美元。

台灣成立主權基金的利弊

筆者以為，台灣成立主權基金有幾大好處。

一、創造基金收益。台灣的勞保基金、勞退基金、退撫基金及國民年金基金等四大退休基金皆面臨破產危機，而且投資績效不彰。若能結合央行所提撥的資金，合組「五合一」台灣主權基金，至少有一定的資金規模。未來透過國際專業投資法人的操盤，應可提升基金績效，降低退休基金破產疑慮。

二、台灣非IMF會員國，最好能持有更充裕的外匯存底，因應資金大量進出的衝擊。1996年台海危機曾引發資金外流，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都曾引發資金外流。

三、可於全球金融市場發揮穩定的作用，並增加全球資金的流動性。

四、對於接受台灣主權財富基金資金流入的國家而言，這些資金可幫助它們強化經濟、提升生產力水準及刺激良性競爭。

不過，投資必然有風險，台灣主權基金的運作必須能承受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再者，應避免受執政黨的政治力影響。否則，就會失去主權財富基金超然獨立的特色。

借鏡新加坡及挪威經驗

對於成立主權基金的運作，可能的利益輸送、執行效能、投資風險、可能妨害市場運作等疑慮，可借鏡新加坡淡馬錫控股、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還有挪威退休基金的運作模式。

一、淡馬錫控股成立於1974年，由新加坡財政部100％持股。除了投資新加坡當地市場外，也把亞洲市場和已開發國家市場視為投資終點，目前大約一半的資產是在新加坡以外的地區。淡馬錫控股公司成立以來經營績效良好，淨資產收益率年平均逾10%。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立於1981年，是東南亞最早採用主權財富基金對外投資的公司，投資領域涵蓋了30多個國家的股票、債券、外匯、房地產、及私人企業等。投資遍布美國、加拿大、歐洲、東南亞等。此基金在2002-2022年間，平均每年有7%的報酬率。

二、挪威的「政府養老退休基金全球基金」成立於1990年，是國際間公認治理最完善，也是規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挪威政府為避免油藏枯竭或油價波動過劇，造成國庫虧空，而將出口石油與天然氣的部分獲利存放在「政府退休基金」中，這不僅可「未雨綢繆」，亦可維繫人民的福利。此基金是由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管理，是一個獨立的部門，經營相當穩健。

挪威主權基金資產的主要來源為流入資金、投資報酬及匯率收益；其投資的區域以北美(48.8%)、歐洲(30.8%)、亞洲(15.8%)為主。統計在1998~2022的25年中，只有6年報酬率是負的，其餘都是正報酬。累積的年化報酬率約為5%，表現極為穩健。其成功之道，值得台灣未來規畫主權基金時參考。

首先，基金宗旨明確。挪威的退休基金除為人民謀福利外，基本策略相當清楚，對外投資沒有政治戰略目的，不試圖取得對投資標的企業的控制權，絕不操縱單一公司的股票市場價格。對單一公司總股本的最高持股為3%，對單一公司內有投票權的股份持有比例也不能超過3%。

其次，成立「倫理諮評委員會」。成員領域廣泛超然，而且不得投資「違反人道、嚴重侵犯人權、重大貪汙或嚴重損害環境」之標的。並建立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的運作原則，內部組織架構、治理模式與管理團隊都比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私人投資公司，避免仿襲行政機關的架構。其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分的基金經理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極少有政府公務員。

再者，財務「公開化」與「透明化」。定期公開揭露資產組合比例和投資報酬，透明程度遠超過其他主權財富基金。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去年底之後，雖然各國逐漸揮別疫情陰霾，但由於全球終端需求疲軟，許多重要產業正在調整庫存，加上俄烏戰事未熄、通膨持續延燒，嚴重波及貿易成長與經濟復甦。4月5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報告指出，今年貿易成長預測降至1.7%，低於2022年的2.7%，不如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的平均年增2.6%；至於經濟成長則降至2.45%，更不如2022年的3.0%與2021年的5.9%。

面對全球景氣籠罩著低迷氛圍，與各國市場高度連結的台灣當然難以倖免，去年9月迄今對外出口持續萎縮，在無形中直接波及經濟成長。依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去年第四季經濟成長負0.86%，為2016年第一季以來首度轉負，全年僅成長2.43%。4月28日，主計總處公布第一季經濟成長概估負3.02%，較2月之預測大減1.82%，創下金融海嘯以來最低，即使民間消費成長，仍然難抵出口衰退衝擊；若至今年底動向不變，則全年經濟成長將會從2月預測的2.12%，下修降至1.67%。

出口劇降致經濟成長下修

亦即在外在環境劇變的衝擊下，台灣經濟正在迎接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最大挑戰。不過，若從上述數據加以觀察，其實可以發現，景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癥結在於出口動能表現頗為疲弱。換句話說，長期拉抬台灣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境外淨需求，呈現大幅萎縮，是導致經濟成長下修的根源。其中，最關鍵的因素莫過於扮演出口引擎角色的電子、資通產業去庫存調整周期，較先前的預測拉長，造成境外淨需求衰退。

儘管出口動能持續疲弱造成台灣景氣陷入低迷，然而其背後真正的關鍵在於，過去支撐出口動能最重要的地區呈現急劇變化。依據台灣海關的資料統計顯示，今年第一季對最大出口市場的中國大陸(包含香港)衰退24.8%，而且出口比重降至35.1%，創下20年來同期新低水準。換言之，過去40年台灣經濟持續創造榮景，最重要的因素是受惠於大陸市場需求旺盛，近年來對大陸出口占比皆在四成左右，同時享受著高額貿易順差。

舉例來說，近年為台灣護國神山產業的積體電路(晶片)2022年對大陸出口1,067億美元、占比超過五成，占該年對全球積體電路出口金額1,841億美元的58%，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無庸置疑。亦即台灣積體電路產業海外最大的市場並非美國、歐洲或日本，而是中國大陸。再者，若以積體電路最近五年對大陸出口的占比加以觀察，皆穩定在60%左右，一旦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政策，減少大陸市場的份額，勢必會讓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的發展受到衝擊。

對大陸依賴延至服務貿易

其次，則是長期以來存在的「台灣接單、海外出貨」三角貿易，依據海關的資料統計顯示，其中超過八成海外生產據點來自大陸，近兩年來，每年三角貿易所創造的淨收入皆在300億美元以上(2021年甚至創下367億美元的高峰)，這些三角貿易淨收入，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更無法忽略。亦即兩岸經濟歷經過去40餘年發展，台灣對大陸的依賴，已經從有形的貨品貿易延伸至無形的服務貿易，這無疑說明兩岸已建立了緊密的貿易關聯，根本難以在別的地區找到替代。

面對台灣經濟長期依賴大陸市場，不少學者、專家擔憂，台灣經濟極易受到大陸經濟變化的波及，因此不斷示警建議，必須分散市場布局。不可否認，單一市場占比四成是一個偏高的數據；然而，在地理位置、同文同種，加上經營成本、產業關聯等效應下，與台灣狀況頗類似的加拿大、墨西哥對美國市場出口的依賴長期超過六成來作比較，顯然並未過度依賴。

此外，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出口的背後是增加生產，生產的背後是充分就業，就業的背後是創造許多家庭幸福，其對社會安定的影響不容小覷。

大陸占台灣經濟一席之地

很顯然地，未來台灣經濟若要持續成長，其關鍵在於出口需求止跌回升，其中就無法忽略大陸的市場。5月3日，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公布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報告》指出，2023年全球經濟若要恢復穩健成長，必須依賴中國及印度，兩國將貢獻50.3%的經濟成長動能。雖大陸景氣尚未完全復甦，但IMF在報告中認為，中國透過增加公共支出、擴大內需等政策加持，今年經濟成長預測可以突破5.0%，這使得我們無法忽略「疫後」中國的經濟轉型及市場變化，特別體現在消費和服務等相關行業需求上的增加。

儘管過去七年來，台灣政府念茲在茲，希望透過分散市場，降低對大陸出口的依賴，但我們認為，在沒有充分的替代市場下，不該以犧牲經濟成長為代價放棄大陸市場，而是應該重新規劃、接軌其市場的發展方向。因此，在台灣景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而大陸迎接「疫後」景氣的復甦下，如何化解兩岸政治僵局，理順經濟關係，進而維繫、擴大大陸市場的份額，將會是台灣經濟持續成長不可或缺的路徑。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