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就職屆滿兩周年，無論是內政、外交還是國計民生，只有「烏煙瘴氣，一無是處」八字可以形容。最令人擔心的是蔡英文竟企圖以「抱美媚日仇中」詭計，期盼誘發區域戰火，進而合理點燃台獨建國火種。
以中國大陸崛起、共軍實力增強的速度，台灣的生與死，早已不是共軍拿不拿得下台灣的問題，而是台灣朝野能否務實求取光榮和平的成功機率。
回顧20多年來兩岸拉鋸對抗紀錄，李登輝的12年是在強人之後，拒當「藍營李後主」；陳水扁8年空轉虛耗，只能放下「台獨國父」的夢想；馬英九很有機會翻轉歷史，但為拒當「特首」行獨台路線；蔡英文放手一搏，將台灣換成國際賭局籌碼，奈何毫無勝算。
自絕境走出生路
從歷史上看，台灣無力決定自己的前途，只能努力創造並把握對自己最有利的生存條件。質言之，台灣之生，代表台灣屬於中國；台灣之死，代表外力入侵。台灣曾死過兩次，成為荷蘭與日本屬土。
荷蘭、西班牙先後在台灣南北短期駐軍，唯自明末，顏思齊以海盜之姿首先登陸雲林笨港，繼而鄭成功自荷軍手中收復失土，中國文化便隨拓殖大軍湧入寶島。1945年8月，中國對日抗戰終獲勝利，台灣自日本帝國主義手中光復之後，台澎「永屬中華」的格局幾告定型。
1949年底，國府帶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憲法大典，與全國35省菁英、故宮瑰寶與央行存金完好運台，在歷代「衣冠南渡」的紀錄上，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體制創新，均屬空前。
台灣曾以中國最大島堂堂代表了全中國。台灣憑農業改良養活了自己，民生工業及出口貿易優先，攢下了世界第一的外匯存底；定期舉辦民主選舉；講信修睦，復興中華文化的教育政策，讓中華民國在大陸文革十年動亂間，蛻變為經貿大國與文化淨土。
自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到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的16年間，由於經建快速飛升，而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而大陸逐漸上路的改革開放，也成了台資登陸的最佳時機，海峽兩岸用經貿互補互惠，取代了過去的肅殺之氣。但是解嚴後的畸形政黨政治帶來的政黨惡鬥，又在近20年，抵消了兩蔣父子致力革新保台所累積的大部分家底。
「去中」引發鎖國危機
李登輝與陳水扁開始腐蝕蔣父子打造的基業，更將兩岸關係一再緊縮，頓時跌入進三步、退五步的境地。
在政治上，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與1995年以總統身分赴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演講，為兩岸增加火爆氣息。
1997年11月，李登輝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首度向國際宣示：「我們有自己的統一時間表」，且以英文幾度指稱台灣是獨立的，立場強硬，果然激起大陸的強烈反彈。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宣示海峽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使台灣首度陷入美國與中共同時憤怒的局面，兩岸軍事衝突也因中共戰機出海幾乎一觸即發。
2002年8月2日，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強調台灣有別於中國之外的獨立性，2005年更提出「中華民國四階段論」，強調中華民國是台灣。
在經濟政策上，李登輝於1996年9月14日發表「戒急用忍」政策，詎料才過五年，行政院就不得不在2001年11月宣布對大陸投資鬆綁，以「有效管理取代全面的禁止」。
2003年大陸地區首度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但已無法阻止台灣經濟走弱之勢。台灣不再是「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也早被大陸拋在後面。美國商會年度白皮書於2007年6月即發出警告，台灣當局如果再不放寬兩岸往來與貿易障礙，一年內就會有大麻煩。直白說法即是「台灣可能就此玩完了」。
「仇中」帶來滅國危機
平心而論，馬英九執政八年最突出的成績就是兩岸關係，以「九二共識」帶來雙方互動的短暫回春，甚至出現新加坡「馬習會」高潮。
奈何馬英九領導風格軟弱，政策游移，不僅屈從綠營將耗資巨大的核四電廠完工後立即封閉，影響深遠的教科書台獨史觀亦從未積極修正，埋下綠營群眾以反對「服貿協定」為由，發動「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的禍根。2014及2016大選，國民黨果然連續挫敗、痛失政權，民進黨取得空前大勝。
蔡英文接手的第三次政黨輪替，取得國會絕對多數的完全執政優勢，毫無顧忌地啟動了「不當黨產條例」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消滅一切國民黨可能復活的生機；再祭出年改方案，弱化軍公教團體一向支持藍營的力量，擺明由「文化台獨」朝「法理台獨」邁進。這一切，看在大陸高層眼裡，所謂台獨建國就只差換旗、換名的臨門一腳，於是「武統」及「留島不留人」的聲浪開始高漲。
人盡皆知，台獨勢力以騙起家，如今二度借殼上市，竟天真地認為利用戰爭邊緣把戲，就能在大國外交衝撞時火中取栗。殊不知，在當前國際戰略下，台灣已無昔日身價，充其量只能被動扮演大國棋子。
台灣自古無法自決命運，只能在亂軍之中詳審慎擇。因此，台灣當局切勿在此關鍵時刻選錯邊，被打架的大象踩死。
（作者係前輔仁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
國際關係裡的「權力轉移理論」認為，當新興強權的「權力」逼近支配性強權、且對國際秩序不滿意時，衝突與戰爭的機率將會上升。兩岸的關係或問題的界定，一直在美國的「一中政策」，與中國大陸的「一中原則」之間擺盪與碰撞。
然而，國際秩序似乎稍稍地在改變中，從早先美國退出TPP，到前陣子貿易戰的相互叫板，到近期大陸要求國際民航公司網站整改有關台灣的列舉與稱謂，都可以嗅出，隨著中美的權力對抗，台灣海峽的現狀即將改變。
長久以來，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美國，其實一直在影響他國的內政，其慣用的方式之一即是以「國內法制化」來牽制、影響他國內政，例如通過《台灣關係法》、《台灣旅行法》。中國大陸現在也仿效美國這類策略來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例如：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及《民航行業信用管理辦法》。
《民航行業信用管理辦法》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中的一環。簡單地說，就是個人失信，該組織也會被相應「連坐性」懲罰，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信用的懲戒手段。從英國航空、德國的漢莎航空、美國的達美航空、聯合航空，到這次的美國航空公司，大陸為維護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循商業經濟實力途徑，以《民航行業信用管理辦法》，向國際強權施壓，以改變美國獨霸的國際秩序。
大陸這次利用中國特色信用連坐罰懲戒模式，表面上是民航商業利益的市場競爭，骨子裡則是把「一中原則」與「航空市場利益」掛勾，藉由台灣問題逼迫全球航空公司甚至美國，表態：要堅持「一中政策」？還是接受「一中原則」？
這也是美國白宮強烈訓斥大陸的關鍵所在，也就是中共步步進逼要西方國家及強權美國表態，若要選擇民航市場利益，就非得將美國堅持的「一中政策」，修正替換成中國大陸的「一中原則」，也表明中國大陸想要拿回兩岸關係或台灣問題的話語權。可以說，中共一直堅持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紅線，這次典型的中美權力對撞，也是中共對美國全球性權力的一次底線試探，向美國「一中政策」底線的測試。
然而，台灣應該注意的是，川普掌握「一中政策」話語權的目的，不是為了捍衛台灣安全，而是為了獲取更大的經貿利益，但習近平要的卻是美國對「一中原則」的保證，台灣問題只是美國的周邊利益，卻是中共的核心利益，隨著中共在亞太地區支配性權力的鞏固，很難確保美國白宮對「一中原則」所發布的「歐威爾式謬論」強烈聲明，是不是能堅持到最後？
（作者係現任國會助理）
為拉抬個人及共和黨聲勢，川普不惜對中國展開科技與軍事的雙重封鎖，又連番打「台灣牌」；然而，中國大陸不僅沒有退怯，反而加速促統的積極部署。看來川普是在不對的時機、用了不對的策略，打一場沒有勝算的仗。
川普近期打出不少台灣牌，包含通過《2018國防授權法案》及《台灣旅行法》；同意美商潛艦售台「行銷核准證」；5月10日「台美國防產業論壇」在高雄召開；在台協會新大樓6月啟用時可能有華府友台人士出席。
不過，以上舉動，都不及白宮5月5日突然發表罕見強硬措詞的聲明，指責中國大陸要求美國的航空公司改變網站標註台港澳的作法，是干預美國民間公司的政治手段，直指「中國的政治正確」是「歐威爾式的胡說八道(Orwellian nonsense)」。這是繼2016年底川普上任前和蔡英文直接通話後，再一次赤裸裸地拿台灣問題威脅北京。
台灣不可能從台灣牌受惠
4月18日解放軍改在福建泉州外海軍演，並於19、21日連續兩次發布閩南語版和英語版《戰神繞島新航跡》宣傳片，官方直指軍演是針對台灣的「賴清德們」。因而，美國4月24日罕見地出動B-52戰略轟炸機飛近廣東沿海，既有替蔡政府撐腰，也有在美中貿易談判前，向北京施壓的意圖。
然而，大陸解放軍4月26日先由空軍多型殲擊機、多型預警機、多型偵察機和轟-6K戰機，編隊飛越宮古海峽和巴士海峽；且又再次對台「繞島巡航」，並且搶在日本前，率先發布訊息，同時，在南海永暑礁、渚碧礁和美濟礁3處島礁部署最大射程達400公里的鷹擊-12B( YJ-12B)反艦巡弋飛彈，以及最大射程約200公里的紅旗-9B( HQ-9B)地對空飛彈系統。
儘管白宮直接向中國大陸提出關切，警告可能面臨的後果，但中方外交部強勢回敬，在南沙群島上開展和平建設活動，包括部署必要的國土防禦設施，是維護主權和安全的需要，無心侵犯者無須擔憂害怕；顯見，北京對川普打台灣牌完全不買帳。
川普上任至今，不僅團隊成員多人辭職求去，領導路線一再遭到主流媒體批判，美國政界越來越多人和他保持距離，聯邦調查局關於「通俄門」的偵察，始終如懸在川普頭上的劍。
川普近來國內民調屢破在位總統新低的記錄，在他祭出鋼鋁稅、吹起貿易保護主義號角之後，連西方傳統盟國都對川普直言反對。國際間早就認為，美國再讓川普這樣搞下去，會把全球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
相對於川普的爭議形象及低迷的人民支持度，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個人聲望和領導能力都達到新高峰。川普在美中諸多爭議中，選擇在經貿議題上出重拳，且強搭不相干的台灣問題，讓中方更難以在川普戲耍「一中原則」的要脅下退讓，「奉陪到底」成為唯一的選擇，造成川普始料未及、又難找到台階下的難堪局面。
打貿易戰、北京奉陪到底
自3月23日川普宣布依據301調查，開始對中國約6百億美元貿易徵收25%關稅，大陸駐美大使崔天凱隨即表示，中國將「奉陪到底、看誰真正堅持到最後」。
在中國強力反擊下，美國股市幾次蒸發近兆美元市值，川普為1,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結果損失了上兆美元的市值。而且，美國去年出口1,405億美元的農產品中，中國占220億美元之多，是美國農產品的最大市場，尤其，美國大豆六成出口到中國，中西部的農場主紛紛要求川普停止對中國貿易制裁。
5月中旬美方代表團在北京，提出一長串要求，包括將美中貿易逆差每年削減1,000億美元，同時削減對新興產業《中國製造2025》的相關補貼；北京認為，美方要求顯然是為阻止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尤其針對華為、中興的一連串打擊動作，顯示美國擔心中國科技業可能會在幾年內超越美國，而且在國際政治和軍事領域，中美較量日益尖銳化。中美角力的核心顯然已非單一的貿易問題，而是對未來全球領導權之爭。
不過，5月19日，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領的中方代表團，與美方代表團達成共識，雙方同意不打貿易戰，大幅減少貿易逆差；中方承諾增加採購美國農產品與能源。5月22日，大陸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公告，將從7月1日調降汽車及其零組件的進口關稅，而美方則可能在「中興通訊」交罰款、改組高層後，解除制裁。這樣的發展與其說是中國讓步，不如說是川普政府要救11月國會期中選舉，共和黨在農業州的選票。
此外，大陸民航局在4月25日致函36家外國航空公司，要求網頁必須遵守不得將台灣、香港、澳門列為國家等規定，若不改善，將依《民航行業信用管理辦法》採取行政處罰措施；美國國務院立即向北京表達強烈關切；白宮又於5月5日發出強硬的聲明，除指責大陸民航局的要求是不當的政治手段外，還強調川普「曾反對美國的政治正確，他將與美國人民站在一起抵禦中共將大陸式的政治正確，強加於美國公司和美國公民」。
問題是，川普真會改變美國行之多年的模糊政策？大陸《環球時報》反控美國當局「胡說八道」，因為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台港澳和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幾乎全世界、包括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內的政治正確，不只是中國的政治正確。美國《華郵》評論則認為美國只認知北京「一個中國」的立場，但本身未採取立場，美國不會同意台灣是大陸的一部分，美國企業也不該如此。然而，一旦川普政府真的進一步挑戰「一中紅線」，北京必定會報復，而台灣必定成為出氣娃娃。
在錯誤的時機打錯對手
5月8日，川普宣布撕毀伊核協議，重啟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再次站在國際的對立面，凸顯他對「國際合作」的蔑視和美國優先主義的強悍，讓歐洲盟邦和美國的裂痕再次擴大。
川普執意拆卸歐巴馬任內的重要政績，在國內勢必使共和、民主兩黨對立加重，在國外，則會在敘利亞內戰外，加開更具爆炸力的潛在火線。同時，為因應俄羅斯重建海軍，美國決定重建在2011年解散的第二艦隊司令部，川普戰線拉得如此之長，和相對集中力量對抗美國壓力的北京比較，完全失去應有的優勢。
至於川普想打「台灣牌」，也是誤判形勢。當年陳水扁推動法理台獨，反逼出小布希政府自己跳出來堅守「一中原則」，指責阿扁是「麻煩製造者」；而現在，川普誤判情勢，華府被逼得不得不把「一中原則」與自己的紅線劃清楚，這對台灣絕對不是有利的情況，何況，在多明尼加和台灣斷交之後，台灣邦交國面臨雪崩的壓力，必然會和川普碰觸一中紅線的動作成正比。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而推動統一進程，自然包括促統和反獨軟、硬兩手都得抓的策略。惠台31項措施是具體促統的作為；而軍演、與多明尼加建交，封阻台灣參與WHA、更改台灣駐無邦交國外館名稱等，則是反獨硬的一手。
局勢發展至此，充分印證了川普是在錯誤的時機、採取錯誤的策略，找錯對手，打了一場不會贏的戰鬥。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大陸地區高校學生協會理事長)
新北市三峽區和鄰近的桃園大溪一樣，作為山區和平原物產流通的重要據點，靠發達的河運建立起美麗的家園，但在1895年乙未保台時也成了殺戮戰場，本篇延續上期探訪該事件的始末和相關遺跡。
三峽地區在乙未戰火後重建的三角湧街，和大溪老街一樣，遍布歐洲巴洛克式立面牌樓的店屋建築，近20餘年來，隨著北二高通車和台北大學特區設立，三峽快速發展，也為老街帶來濃厚的商業氣息。加上2023年即將通車的捷運三鶯線，勢必會對當地文化造成更大的衝擊，有必要還原乙未保台這一段歷史。
河運發達造就市街發展
三峽舊稱三角湧，「三角」是指三峽的位置在大嵙崁溪（今大漢溪）、三峽河、橫溪三溪匯合之處的三角形平原上；而「湧」則是形容三溪流交會處，水波相互激盪的樣子。三峽早期會發展成重要街庄，和它優越的地理形勢有很大的關係。山區茂密的原始森林，提供了豐富的木材、樟腦等資源和野生鹿群山獸，住民多以伐木、製炭為耕耘之餘的副業。而近山一帶盛產可製染料的植物─大菁及自大陸或外洋輸入布匹容易，加工染色的染坊林立，加上氣候溫暖，雨水充沛，適合茶樹生長，又有便捷的河運輸送，使三峽成為淡水河主要支流大漢溪重要的內陸河港和物資集散中心。
另外，此地背倚鳶山，三面環水，又成為歷次械鬥、原住民襲擊事件中，易守難攻的天然防線。日據時期，為開發山區產業，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鋪設了輕便鐵道載運乘客和木材、茶、煤炭、雜貨等物產，遍及三峽山間和市街，並取代大漢溪上鶯歌南靖厝的「義渡」，直接架橋通至鶯歌，銜接台鐵縱貫線，總計長達86公里，可以說是當時陸運交通的代名詞。
泉州安溪等移民的入墾
早期來此開墾的漢人，以福建泉州安溪縣人最多。安溪縣處泉州的山區，人們多開闢梯田種茶，由於當年生活艱難，大批居民背井離鄉來到台灣，也把故鄉種茶製茶的技術，以及主要信奉的守護神─清水祖師，帶來台灣。
1870年前後，外國商人在此地鼓勵大量種茶、採購樟腦，使得三峽的物產交易市場擴大，不但逐步往內山開拓，三角湧市街的店鋪一直沿著三峽河向南側增蓋延長。1886年，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在三峽設撫墾分署，並且設「三角湧腦局」，掌管煮製樟腦事業。蘇力因投身樟腦產業致富，他為人輕財仗義，熱心公益，因此頗受當地民眾敬重，這也是在乙未保台戰役中，他能在地方上號召成軍的重要因素。
結合北桃各村莊抗日
1895年5月下旬，蘇力在得知台北已組織民主國，開始乙未保台的軍事行動後，就仿照團練，迅速組織「三角湧義民營」；7月初大嵙崁（今桃園大溪）當地人心轉為抗日立場後，蘇力便集合該地義軍且與新北樹林、土城、鶯歌、桃園大溪等地聯絡，開始備戰。當時加入義軍的多達五、六千人。以三角湧市街上的媽祖廟（今興隆宮）為指揮中心，糧站與軍械所則設於祖師廟，由三角湧街民自動供應食物；指揮所則設在鳶山上，並在山巔豎旗安砲；又將祖師廟的大鼓移作戰鼓，並扛出清水祖師爺神像助陣。義軍在山區和河岸完成部署，就等待日軍前來。
日軍山根支隊的左側隊分為兩路，由坊城俊章少佐率領的大隊約900人，和另一隊日軍沿大嵙崁溪兩岸分進合擊，前往大嵙崁，以在出發後的第3日和山根支隊的主力在龍潭會合。同時還決定坊城大隊所需二日份的糧食，皆由大嵙崁溪運送到大嵙崁。7月12日，日軍水陸並進，於傍晚抵達三峽。當地居民都假裝親善，幫忙搬運糧食，但已暗中派人連絡大嵙崁義軍合擊日軍。日軍不以為疑，夜宿祖師廟、宰樞廟（上帝公廟），以及三角湧沿街的店鋪走廊等地。
隆恩埔和分水崙大捷
隆恩埔的地名起源於清代，由官府發公帑購置，後招佃開墾，徵收地租，以為兵餉之用。往昔境內有一大漢溪支流隆恩河流貫其中，岸頗多港埠，如清水港、濁水港等，今多已為台北大學的校地。7月13日凌晨4時，日軍運糧船隊由三峽河啟航，行經隆恩河的清水港時，遭陳小埤（與蘇力為姻親關係）及對岸鶯歌南靖厝的林久遠、陳阿生等義軍從兩岸襲擊，雙方激戰，日軍35人死亡，僅餘4名負傷泅水逃匿。義軍則陣亡1人，受傷2人，獲糧船12艘，擊毀6艘，大獲全勝。
7月13日晨，日軍陸路部隊亦開拔，準備循土地公坑的道路前往大嵙崁。此處山路越入越險，山谷迂廻、形勢封閉，是埋伏夾擊日軍最理想的袋形陣地。8點，日軍抵達至土地公坑末站，江國輝、呂建邦、簡玉和等率大嵙崁義民自三峽與大溪交界的分水崙（嶺）阻擊；三角湧街義民蘇力、蘇俊（蘇力之侄）、陳小埤、劉大容等率數千人自土地公坑中、末站鳴鑼進圍，堵住谷口，再以9尊大炮從後猛攻。日軍流竄於坑谷之內歷經3畫夜苦戰，15日上午遂被包圍在娘子坑的山谷中。義軍以日軍孤軍無援無糧，僅困圍即足致於死地，遂不與戰。此役日軍陣亡200餘人，4日內共耗彈藥6萬多發，義軍僅死傷十幾人，是名符其實的大捷。
日軍從大溪反攻
7月16日下午2點左右，從大嵙崁方面傳來山根支隊主力的砲聲，困於娘子坑的坊城少佐知道友軍來援，遂下令部隊乘勢衝出尾寮向大嵙崁市街出擊。16日大嵙崁市街淪陷後，21日蘇力、陳小埤等五、六百人義軍據守分水崙，以防大嵙崁的日軍來襲。
由於日軍在大嵙崁或三角湧一帶發現女性參戰的紀錄，如「大嵙崁偵察的騎兵發現，當地的婦女也攜帶武器」。「據聞甚至連婦女都發聲大吼，持槍械出戰」，可謂非常壯烈。遂決心掃蕩大漢溪一帶的抗日勢力，乃於7月22日兵分三路，從大漢溪兩岸的土城、鶯歌及大嵙崁三方面，向三角湧附近逼近，行動以兩天為期。日軍「在掃蕩期間，道路多狹隘險阻、糧食運送不易，諸隊多掘甘藷以充糧」。山根支隊主力從大嵙崁出發，利用尾寮高地及密集優勢的火力，攻擊據守分水崙以抬槍、步槍射擊，或以長槍大刀進行抵抗的義軍，並不分畫夜往土地公坑猛攻，沿路村民紛紛避難鄰近山區，即俗稱的走番仔反。三峽義軍因犧牲慘重，被迫撤入內山，結束保衛戰。
7月23日下午，日軍進入三峽後隨即展開瘋狂屠殺。隔日，日軍縱火焚街，數小時內繁華的市街化為灰燼，形同廢墟。總計三峽地區民房被燬者，達1,500多戶，戰死者中數見女性屍體。
應建立乙未保台紀念碑
由於日軍在「三角湧、大嵙崁等之擊攘運動，是全島諸戰鬥中最為困難，也是損失最大的戰鬥」，故日人對三峽之役戰敗始終念念不忘。除了在隆恩埔戰役的古戰場原地立碑紀念外，還在鳶山下今之中山公園內建「表忠碑」，甚至編了「三角湧進行曲」來悼念警惕。如今，前者在台北大學整地時已送回日本，鳶山下的「表忠碑」則被敲毀埋在地基下。
雖然「表忠碑」是殖民歷史的一部份，但它也見證了先民抵抗日軍的歷史，地方人士建議應還原紀念碑。筆者則認為，可另建新碑，寫上乙未保台志士的姓名和事蹟，讓更多人認識戰役中先民英勇抗日、壯烈犧牲的史實。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近日中國大陸解放軍在台灣周圍進行軍演，出動多艘大型船艦包圍台海，並和台灣海軍船艦對峙。此舉，讓台灣海軍老態龍鍾、青黃不接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因此，建造新一代作戰船艦、汰換老舊船艦的聲音再起。限於篇幅，本文僅簡述國造船艦的最新進度。
高效能雙體巡邏艦
高效能雙體巡邏艦由龍德造船公司建造，現已有3艘下水服役，包括沱江軍艦、塔江軍艦、富江軍艦等。其中，沱江軍艦為原型測試艦，標準排水量500噸（滿載600噸），最大航速超過35節。沱江軍艦配備76快砲、雄二型/雄三型反艦飛彈發射器、方陣系統、三聯裝MK-46魚雷發射器、拖曳式聲納模組等。
後續艦（塔江、富江等11艘）)增加艦身長度、標準排水量為600噸（滿載700噸）、修改艦橋外型、增設海蜂眼被動相陣雷達(PESA)、增設2套8聯裝海劍二型防空飛彈發射器（共16枚備射）。配置德國MTU柴油主機、排煙孔改為雙體艦內側以遮蔽黑煙排放。後續艦的動力系統配置和原型測試艦稍有不同，最大航速超過30節，較原型測試艦降低。2021年漢光演習，塔江軍艦試射海劍二型防空飛彈。
後續艦取消三聯裝MK-46魚雷發射器和拖曳式聲納模組，可能是因原型測試艦的測試效果不佳。不過，後續艦改用STIR射控照明雷達，作為76快砲導引的用途，海軍測試效果仍不佳，現正由中科院和海軍合力檢修中。
高效能雙體海巡艦
高效能雙體海巡艦，由中信造船公司建造，現已有4艘下水服役。該艦規格和高效能雙體巡邏艦（後續艦）)相同，標準排水量為600噸（滿載700噸），配置德國MTU柴油主機，排煙孔改為雙體艦內側以遮蔽黑煙排放，最大航速達43節。配備海平面雷達、紅外線(IR)光電偵蒐儀器、鎮海火箭系統（2.75英吋）、機槍、步槍，並預留反艦飛彈發射器位置。2021年漢光演習，海巡安平艦驗證平戰轉換，試射雄二反艦飛彈並命中目標。
快速布雷艇
快速布雷艇，由龍德造船公司建造，現已有多艘下水服役。全長41公尺、全寬8.8公尺、全高3.2公尺，滿載吃水1.7公尺，滿載排水量347噸，滿載船速14節，續航力大於1200海里。配備T-75 20公厘口徑機砲、中科院研發的自動化布雷系統，可快速布放大量水雷，對敵方水面艦和登陸船團造成威脅。目前，快速布雷艇隸屬於海軍192艦隊，駐地為左營軍港。2021年漢光演習，該艇也參與海上演練。不過，由於排水量小，在風浪稍大時便上下起伏搖晃，這也侷限了其在未來戰場的運用空間。
船塢運輸艦(LPE)
船塢運輸艦，由台灣造船公司建造，現已有玉山軍艦下水測試並交船服役。該艦標準排水量為10,000噸（滿載20,000噸），具備匿蹤外型、大型機庫、艦艉閘門等，船塢艙間可供車輛或登陸艇進出使用。該艦較特殊之處，在於配備76快砲和方陣系統，並具備可觀的防空性能。玉山軍艦船頂配置4套8聯裝海劍二型防空飛彈發射器，共32枚備射。早先船殼生鏽的部分已重新上漆處理。台灣海軍也和台船達成協議，操作失誤泡水的管線部分，將延長保固期限，並折扣單價費用。
輕型巡防艦
有關新一代飛彈巡防艦（4,500噸）建案，由於中科院研發的被動相陣雷達(PESA)模組尺寸重量過大，確定無法安裝。再經過多次協調後，海軍決定捨棄中科院的產品，轉而向國外廠商洽談合作。不過，海軍雖向多家廠商洽談，但歐洲廠商未回應，僅有美國洛馬公司(LM)願意提供相關產品。
據國防部長邱國正透露，海軍並無引進提康德羅加級神盾艦的構想。未來，將在4年內生產2艘輕型巡防艦（防空/反潛），配備中科院研發的產品（電戰/武裝），後續再造10艘。最終，將以這12艘輕型巡防艦作為艦隊主力。由於排水量大小的限制，輕型巡防艦將配備3D旋轉主/被動相陣雷達(AESA/PESA)，而非四面固定式相陣雷達模組。此外，防空型配備國造華陽垂射系統，反潛型配備拖曳式聲納模組。
據傳，海軍對美國最新量產的星座級巡防艦，有極高評價。某些專家也建議可採購該型艦，或比照成功級模式，買下星座級設計圖（圖紙），並由台灣造船公司組建。若此舉成真，排水量7,000噸的星座級可充當一級艦；而排水量2,000噸的輕型巡防艦，可充當二級艦。
由於美國海軍缺乏在一線水面艦上，操作柴油機電力推進和燃氣輪機共同使用裝置(CODLAG)的經驗。因此，美國國會特別規定，在星座級巡防艦下水成軍之前，艦上動力系統必須先通過陸基原型驗證測試，以免重蹈洛馬公司自由級瀕海戰鬥艦(LCS)動力系統常發生故障的覆轍。目前，星座級巡防艦建案的主承包商馬里內特造船廠(Fincantieri Marinette)，就被美國海軍正式要求需在費城成立測試驗證中心，為星座級巡防艦的動力系統和機械裝置進行驗證測試。如此一來，即可在星座級下水服役前，發現其潛在的問題和缺陷。
國造柴電潛艇(IDS)
國造柴電潛艇，由台灣造船公司建造。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202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國防部長等人列席。關於國防部主管收支公開及機密部分，海軍表示預算部分，海軍和專戶銀行、台船有簽署三方協議。海軍編的每筆預算，都會由第三方公正單位、會計師事務所審認後才會撥付，預算都是專款專用。柴電潛艇國造進度，按照合約期程，下水時間是2024年5月。台灣造船公司有意提早下水，但仍會以品質、安全為優先。此外，也包括潛艇救援艦建案，待海軍評估後設計建造。請參考附表。
康定級巡防艦升級案
海軍投入431億5,990萬元經費，要以9年時間，執行6艘康定級巡防艦的「戰鬥系統性能提升案」，並改裝艦上雷達、防空飛彈發射器等，原先海欉樹防空飛彈將改為海劍二型防空飛彈。首艘測試艦將以3年時間評估系統換裝後是否符合海軍作戰的需求，並驗證「法國作戰系統指揮台灣國產飛彈」在跨國系統整合上有無問題。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自直升機於戰場問世後，用於承平時期的用途也相當廣泛，因中、長程直升機備受各界青睞，加上飛行距離普遍接近1,000公里，能搭載超過20人，軍方可用來運送人員、物資，並有搜救功能。美國賽考斯基公司出產的S-92，以及歐洲的直升機EC-225，即是在該背景下誕生。
S-92研發背景及性能
美國「賽考斯基」(Sikorsky)公司以生產直升機著名，除專門研製軍用直升機外，民用直升機的研製更是享譽國際。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許多國家更加重視新油源的開採，無論是陸上油源或海洋油源，均為積極開採的新領域。在此背景下，S-92直升機自1998年進入首次試飛後，2004年正式服役於美軍與民營直升機公司，至今製造的數量已超過300架，成為美國較為新款的中型直升機。
S-92直升機總長約17.12公尺、寬度約5.26公尺、高度約4.7公尺、空重為7,000公斤、總重超過12,000公斤，機上配備兩具奇異公司的CT7-8A發動機，最大輸出馬力超過5,000匹，最大飛行速度為每小時300公里，巡航速度則為每小時280公里，實用升限為4,600公尺，能應付多數的高山運補，機身能容納19名旅客，兼具軍用與民用運輸的功能，是一款相當實用的中型直升機。
目前除美國自行使用外，外國客戶尚有澳洲、巴西、汶萊、加拿大、中國大陸、挪威、卡達、英國、愛爾蘭、日本等。總體來說，S-92大運載的功能，吸引到國際間數十個買家，因機上配備主動振動控制系統，可增加飛行員與機員的舒適度，同時因經過特殊設計，S-92的噪音大幅降低，該優勢普遍受到歐美國家青睞。
EC-225研發背景及性能
EC-225為全球最大的直升機公司─「歐洲直升機」（Eurocopter）（現更名為空中巴士集團，Airbus SE）所開發。2000年首飛成功後，2004年正式服役。因歐洲地區幅員廣大，無論是擔任陸上運輸或遠洋飛行，EC-225龐大的機身均成為運輸的一大優勢。根據該公司公開的紀錄，EC-225最大運載人數高達24人，可滿足軍用與民用長程運輸。
EC-225總長約19.5公尺、高約4.97公尺、空重超過5,200公斤、總重量為11,0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則為11,200公斤、配有兩具渦輪引擎，每具輸出馬力為2,382匹，最大飛行速度為每小時275.5公里，巡航速度為每小時260公里，最遠飛行距離985公里，實用升限為5,900公尺，歐洲或亞洲地區的山脈平均高度均低於此，故運輸範圍更為廣泛。
為強化飛安、能在惡劣環境下飛行，EC-225引擎能在極低溫下運作，主旋翼配有5葉片，尾旋翼則配有4葉片，其主旋翼的設計目的在於降低飛行所帶來的振動、給予更好的飛行效率；駕駛艙配備玻璃座艙提供飛行員更好的螢幕顯示，同時機腹下「雙輪式」的鼻輪，與「單輪式」主起架均能收入機體，降低飛行時的阻力。若有必要在海上迫降，其機腹下方配有「緊急充氣浮囊」供其使用。
因客製化要求，EC-225直升機配有人員運輸、VIP運輸、緊急醫療後送、搜救等數種構造。在一般情況下，人員運輸時最多能搭載24人，VIP則會限縮至10人左右，執行遠距醫療後送最多能搭載4名醫療人員或12具擔架，是一款多功能的中型直升機。
從1999生產至今，近200架服役於全球，軍用客戶包括阿根廷、法國、匈牙利、日本、新加坡、阿曼、坦尚尼亞、台灣、越南等；民用客戶則包括中國大陸、格陵蘭、冰島、挪威、西班牙、烏克蘭、越南等，是一架廣受歡迎的軍民兩用遠程直升機。
結論
中、長程直升機雖然機體較大，所需使用棚廠與維修時間較大／多，但因能負擔更為繁重的運輸任務，已成為各國器重的機種。無論是用於商用運輸，或是軍用運載，中、長程直升機因起降地點的限制較定翼機少，且運輸成本相對低廉，這些優勢皆非其他直升機種可以替代；因此，中國大陸也已在積極開發中、長程直升機。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今年1月6日，新聞界前輩黃天才先生在台北辭世，享嵩壽98歲。適值台灣疫情肆虐之際，家屬低調治喪，未驚動各界，直至近日始有親友發起出版紀念文集。我與黃先生有同事情誼，曾參與36年前《中央日報》國際版改版事宜，特此為文追悼他。
初識黃副社長即被重用
1985年10月，《中央日報》航空版的改版計畫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駐日本特派員黃天才奉調回台北總社，擔任副社長兼航空版主任，主持改版事宜。
那時我還在《中國時報》工作，對此事一無所悉。有一天突然接到「文訊雜誌」發行人孫起明來電告知此事，並說黃副社長亟需一位副刊主編，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當時在休年假，正好閒着沒事，便答應去見黃副社長。
對於這位新聞界前輩我景仰久矣，他奉派在日本工作長達26年，是真正的「日本通」，他所寫的有關日本的文章我從未錯過，能有機會與他見面當然求之不得。
那天是10月6日，一個星期天的中午，地點在福華飯店「蓬萊屯」台菜館，在座的還有文工會副主任朱宗軻，二位都是新聞界的先進，我這後生晚輩哪有置喙的餘地，沒想到三人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機，深談之後我對航空版改版總算有所瞭解。
《中央日報》航空版創立於1956年，是對海外華人發行的一份中文報刊，內容是台灣版的精選版，副刊全部沿用「中副」。免費贈送給海外僑界和各大學圖書館，發行遍及全球，30年來一直是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精神食糧。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最大的精神寄託便是到圖書館看航空版，以慰思鄉之情，因此對它並不陌生，三人很快就進入話題。
國際版副刊「海外」試刊
這次改版的幅度相當大，連名稱都改為「國際版」，強調自採自編，為此還成立了編輯部，新聘了20多位編採人員。其中最大的變革便是副刊，把原本的「中副」停掉，要推出一個適合海外讀者的副刊，希望能做出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同樣的水準和風格。由於我剛從美國留學回來，且在「人間」主編高信疆的手下工作，他們覺得我是最適合的人選，很希望我能擔任主編一職。
由於茲事體大，我不敢貿然答應，他們便希望我來試編三張看看，試編之後再來談人事問題。我一時推託不了，便接受了試版的建議。回家擬了幾個版面和主題，找來老友李男權充美編，二人就煞有介事地編起三張「虛擬」的副刊。
版面做好之後我拿去給黃副社長看，原以為就可交差了事了，沒想到他又約了朱宗軻和負責試版的總編輯許志鼎來討論。他們十分滿意李男設計的版型，我所規劃的內容也受到肯定。至於副刊的名稱，朱宗軻建議用「海外」，就此確定下來。以後連着又試了幾次版，我也跟着忙碌起來，原本只是「玩票」的心理，這時已被強烈的參與感取代了。10月底試版完畢，文工會主任宋楚瑜特別接見我們，表示嘉許、慰勉之意。
此時黃副社長再度表達了心意，要我接「海外」副刊主編，為此我特別徵詢高信疆的意見，我原本以為高先生會反對，沒想到他表示樂觀其成，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磨練我獨當一面的能力，廣交文化界人士，我才如釋重負，加上黃副社長和我懇談了幾次，我終於被他的誠意感動，11月15日便轉換跑道，開始到中央日報社上班。
「海外」受到海外讀者重視
國際版的編輯部位在中央日報舊大樓的頂樓，是一棟加蓋的辦公室，中間沒有隔間，一眼可以望穿，20多位編採人員即擠在這兒上班。副刊組除了我之外，另有一位文字編輯和一位美編。三人都坐上編輯台了，抽屜內卻連一篇存稿都沒有。我這主編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沒有一刻能坐得安穩。
為了突破僵局，我向黃副社長爭取到最高的稿費，然後廣發英雄帖，由我具名的邀稿函超過500封。我深知名作家個個惜墨如金，光靠邀稿函是不夠的，還得勤打電話、熱線追踪。在版面設計上我同樣殫精竭慮，「海外」經由不斷地試探，才摸索出方向，樹立自己的風格。
1986年1月1日，「海外」終於以嶄新的面目在海外出現，編輯的工作也上了軌道。埋首在文字堆裡，雖然案牘勞形，心情卻是充實而愉快的。因為正常出報後，稿子就像雪片般從海內外各地飄來，堆滿了編輯台，解決了我的燃眉之急。
6月下旬，我應「美西華人學會」之邀，赴洛杉磯參加該會舉辦的人文社會組研討會，有數百位讀者與作家到場聆聽。會中我報告了「海外」副刊改版的經過、編輯方針以及今後努力的方向，與會的讀者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場面比島內的研討會還要熱烈。
會後我繼續飛往舊金山、芝加哥、紐約、華盛頓等地，拜訪旅居各地的學者、作家，除了向他們邀稿，也聽聽他們的意見，最後還順道回到母校威斯康辛大學，與師長、朋友歡聚。這一趟旅行，使我得以面對海外的讀者與作者，與他們熱情互動，可謂滿載而歸。
日子在忙碌中總是過得特別快，中秋、重陽、國慶、耶誕、除夕，配合節慶所製作的特輯一一推出後，才驚覺一年已告尾聲。百忙之中我完成了終身大事，緊接着報社又有喬遷之喜，搬遷到八德路二段的新廈，我也擁有獨立的辦公室，比起舊大樓有如置身人間天堂。
身負改版重任的黃副社長，也因圓滿達成任務榮升社長。不過，他的辦公室在另一個樓層，離我們更遠了，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截稿過後就到編輯部轉轉，和同仁聊上幾句。他個性隨和，喜歡講笑話，常逗得我們哄堂大笑，因此私底下都稱他為「天才老爹」，其實新聞界都尊稱他為「天公」，同樣很有親和力。
編輯、出版「海外選集」
1987年底台灣解除戒嚴後，報業真正進入戰國時代，各大報紛紛增張擴編，來面對更激烈的競爭。《中央日報》的壓力大增，不得不調整體質，增加張數與版面，以與民營報紙競爭。
黃社長基於多年的旅日經驗，決定引進在日本頗受歡迎的「週末版」或「別冊」，名為「星期增刊」，每星期日隨報紙發行。為了精簡人力，「海外」副刊再改回為「中副」，編輯人員納入採訪組，我則升為副總編輯兼採訪組長，負責「星期增刊」的編採業務。「海外」副刊在發行二年後走入歷史，成為中文報業中壽命最短的副刊。
為了讓這段歷史不至於留白，黃社長決定出版「海外選集」，讓在「海外」刊登過的文章能保留下來，讀者也有閱讀的機會，由我掛名主編。從第一年刊登過的2,500多篇文章，500多萬字中挑選出來的精品，分6冊共60萬字，為第一輯，於1987年6月由中央日報出版部出版。由於設計新穎，印刷精美，出版後頗受歡迎。翌年6月又出版了第二輯，共7冊，100萬字。
「海外選集」皇皇13冊，總字數超過160萬字，每一頁、每一章都充滿我的感情與記憶，也留下我與每位作者結緣的喜悅，我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盡在其中，可視為我在「海外」副刊工作二年的總成績單。
這一切都要感謝黃天才社長，我心目中永遠的「天才老爹」，因為有他的支持，34歲的我才能勇敢逐夢，在「海外」開疆闢土，為自己年少輕狂的歲月，留下永恆的一章。
(作者係資深編輯、作家)
作為一名出生在台灣的中華兒女、唐山公子孫，有幸健在北京頤養天年渡九五，回望逝去的歲月，覺得此生能為貧窮落伍、任帝國列強欺凌的祖家人做了幾件善事，與祖家人一道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值得向列祖列宗稟告。
一、我10歲(1937年)隨父母回到大陸祖家。18歲投筆從戎參加台灣義勇隊，為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做了一些努力。光復那一年，在彰化女中當語文教師。
二、1946年考取台灣省公費生，保送廈門大學。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黨，參與廈大愛國學生運動領導。再次投筆從戎到閩南山區開闢游擊新區，任安溪游擊隊隊長、中共永春縣工委書記。
1949年8月與南下大軍會師後，調到漳州，參加福建第六軍分區的組建，任政治部民運科科長。1950年初奉調十兵團政治部，任台灣幹部訓練隊隊長，加入解放台灣的行列。我的青春年華為數億祖家人的翻身解放、當家作主，做了有價值的奮鬥。
三、解放台灣受阻後，下地方工作22年，先參加了三個縣的土地改革，幫助貧困農民「耕者有其田」，後調任福建省農業行政部門當科長，壯年歲月為祖家農民改善生活做了有意義的事。
四、47歲三著戎裝，奉調福建前線電台，當了8年副總編，為和平解放台灣盡力。後轉北京，參加在大陸的台灣人的聯合團體「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籌建，並當選首屆和二屆專職副會長，兼《台聲》雜誌的首任社長、主編。大家都把和平統一的希望，寄託在台灣人民身上。作為一名台灣省籍共產黨員，當然責無旁貸。我相信咱在台灣的中華兒女，一定不會辜負祖家親人的信任。
五、60歲後回福建祖家，任黎明職業大學第二任校長。負責籌建校黨委，並任該校首屆校黨委書記兼校長（1990-1993）。晚年為培養我成長的母校，做了件感恩的事。
此外，我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還榮獲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等。我們在大陸的台灣人，與各省市人一樣，享有中國公民的一切合法權益。
我離休前是正司級幹部。退休後享受與在職時一樣的待遇。我相信兩岸統一後，2,350萬台灣人，會和我一樣享有中國公民的權益和榮耀！
當今，中國14億人民團結奮鬥，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強國，不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勝利在望，正在向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勇奔，而且正引領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作為堂堂正正的中華兒女，我們多麼榮耀！
離休30多年來，我仍不忘初心，老驥伏櫪自奮蹄，繼續為祖國統一、中華民族復興盡一份心力。95歲生日寫下此生感悟與期待：九五台郎頤天年，初心不忘懷兩岸。春雷乍響催一統，百歲猶健慶團圓！
（作者係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
1960年5月，毛澤東向慕名來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說，自己一生最感到自豪的戰役，不是1948年內戰時的三大戰役，而是1935年的四渡赤水戰役。
毛為什麼這樣高度評價這場戰役？考其原因，不外下列三個。
一是毛本是一介書生，為形勢所逼不得不一手拿著書，一手拿著槍桿子搞革命。這是他人生重大的轉捩點，因此銘記在心。
二是四渡赤水之役，是毛在紅軍和中共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顧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和職責（博古是黨的最高領導、周恩來是軍事決策者、朱德是紅軍總司令），不顧自己在軍事專業領域是個門外漢，更不顧共產國際顧問太上皇李德飛揚跋扈的權威，毅然挺身而出，出謀劃策，頭一次指揮紅軍這麼大規模的戰役，結果以勝利告終，從而挽救了紅軍、黨和中國的革命。
三是在四渡赤水前的湘江之役，紅軍遭遇空前潰敗，從8萬人銳減至3萬人，大部分家當都扔進了湘江，元氣大傷；連同共產國際保持聯絡的無線電發報機也沉入湘江，從此不必事事請示不懂中國國情的外國人，走上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
總結而言，這時的紅軍內憂外患交逼而至；內憂者是看不到希望前途，外患者則為蔣介石幾十萬的追兵，加上空中飛機不停地轟炸，稍有不慎，紅軍就有被蔣剿滅的危險。
四渡赤水就是在樣的惡劣的時空背景下發生的。以下簡單回顧一下1935年初，四渡赤水的實際歷程。
一渡赤水。1935年1月底土城戰役失利後，毛令紅軍在土城至猿猴場一線的各個渡口分兵三路，西渡川黔交界的赤水河，向川南前進。
二渡赤水。同年2月中下旬，乘貴州空虛，從紮西掉頭東進，在川南的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重入貴州，把尾追的蔣軍拋在長江兩岸。3月初直取婁山關，再占遵義，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因毛指揮有功，成為前敵司令部總政委。3月中旬成立新的三人團，後稱軍事領導小組，周恩來任組長，毛負責指揮紅軍。
三渡赤水。3月中旬，蔣採用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建議的碉堡戰術，廣建碉堡，企圖重兵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一帶。毛則突然北進，在茅台三渡赤水，再度進入川南。
四渡赤水。3月下旬，蔣重施故技，在川黔滇交界一帶廣建碉堡，重兵圍殲，阻止紅軍北渡長江。毛則突然掉頭東進，回師貴州，在二郎灘四渡赤水。
3月底，紅軍主力南渡烏江。毛得知蔣正在坐鎮貴陽親自督戰，遂令紅軍主力佯攻貴陽。蔣急調雲南的孫渡趕來護駕，但毛突然又掉頭西進，矛頭直指雲南。蔣中了毛兩次聲東擊西之計，如今雲南空虛，毛急令紅軍主力乘機假道雲南西去，北渡北盤江。
此時，由中央軍、川軍、滇軍、黔軍組成的幾十萬蔣軍，已被遠遠甩在後面。此後，紅軍就像雄鷹一樣海闊天空，在大西南上空翱翔，然後轉向北方，迎接更艱險的挑戰。
四渡赤水以勝利告終，蔣深感震驚，哀歎「這是圍剿以來的奇恥大辱」。不過，毛的這次勝利並不能證明蔣的無能，因為在此之前蔣曾打敗地方軍閥張作霖、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只是不幸的是，這次碰到的對手是不世出的戰神毛澤東！
綜合這四渡赤水的戰役，毛指揮戰役的特點，可以歸結如下：
一是毛在山巒疊嶂、溝壑縱橫的川黔滇邊界的廣闊大舞台上，使用「聲東擊西、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靈活機動戰術，讓蔣摸不清紅軍主力的行蹤，以致被弄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
二是毛始終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單就蔣採用的碉堡戰術而言，不啻是兩個德國人的戰役；即蔣的德國顧問塞克特的碉堡攻擊戰術，對上紅軍的德國顧問李德的碉堡防禦突襲戰術。結果，毛從李德、博古奪回紅軍指揮權後，利用大西南山高溝深的地理特點，機動迂回，繞開碉堡，不是李德那樣的硬碰硬，以致令兩個靠碉堡打仗的外國職業軍人白費力氣。
三是毛將中國農民革命的土法子現代化，農村包圍城市，草莽江湖進攻城市。打這種戰爭勝負取決於人、人的精神思想，不是武器，不是物質。毛對紅軍嚴格講求紀律、組織、思想政治教育，從而將紅軍打造成一支有目標、有靈魂、有紀律，會打仗的現代化軍隊。
四是毛個人異於常人的軍事稟賦，以及敏銳的預見力和對敵情的分析力、判斷力。
這四點，無一不在四渡赤水的一系列行動中展現出來。於是，在毛的指揮下，紅軍跳脫出幾十萬蔣軍圍追堵截的包圍圈，取得戰略轉移上的大勝利，挽救了紅軍，初步奠定了長征勝利的基礎。
四渡赤水戰役放在中國近代史的背景下來考察，富有下列幾層意義：一是毛的成就，主要歸因於當時中共中央的高層領導人，如博古、洛甫、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王稼祥、彭德懷等人，面對蔣的碉堡圍殲戰術一直被動挨打，苦無良策；否則輪不到毛的臨危受命。
二是時勢造英雄。毛打破了自己身分地位的制約，提出富有創意的獨家看法，令對軍事負有最後決策權力的周恩來，以及久經沙場的軍事指揮官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都不得不信服他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所以說，四渡赤水出了個毛澤東！毛在此戰役中立了奇功後，對此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確有其事，並強調他是迫於形勢，從一個文人放下筆桿子，從實戰中，而不是從軍事院校和書本上學習如何打仗。
三是四渡赤水證明，中國革命的道路絕非宋教仁所鼓倡的西方和平議會道路，而是中國傳統的農村包圍城市，草莽江湖進軍城市的暴力鬥爭道路。所以，一個革命者必須懂得和準備好走長期鬥爭的道路，這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必須遵循的唯一道路，別無他他途。毛就是這樣的革命家。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中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1968年，聯合國公布釣魚島附近海域蘊含豐富石油，中國外交部即召集地質部部長李四光等人研究釣魚島問題。1969年11月，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致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議政府對釣魚島主權做出聲明。1970年底及1971年，中國政府多次在《人民日報》通過新華社發表嚴正聲明，1972年向聯合國鄭重聲明釣魚島主權，嚴厲譴責美日勾結圖謀竊取中國領土。
1970年底，由台灣、香港留學生自發興起的海外「保釣」運動引起了新中國的高度關注。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在美國華盛頓的大遊行，震驚世界。中國政府在堅定維護釣魚島主權的基礎上，高度評價保釣運動，公開聲援海外學子的愛國義舉。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關注保釣運動，也關心海外參與保釣運動的人士與團體。
當時處於特殊的歷史時期，為了保護這些愛國學生，周恩來總理的這些會面絕大部分都沒有公開，隨著時間的流逝，參與會見的保釣團成員由於記憶的誤差，導致連周總理到底接見了幾次海外保釣團體、每次接見的時間和成員等資訊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了廓清迷霧，筆者結合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館藏及相關文獻，試圖對周總理會見海外保釣團體的史實進行梳理。
一、關於「保釣第零團」的接見
李我焱回憶，1971年4月10日美國華府大遊行之後不久，他收到中國政府的電文，邀請海外保釣學生組團回國，參加1971年國慶觀禮活動。最終成行的訪問團由李我焱、陳恒次、陳治利、王春生、王正方5人組成，這5位是保釣運動美國各個地區的聯絡人，均來自台灣省。他們組成了學生代表團，回國時作為加拿大跟美東、美西三個地方華僑團的一部分。國慶日前夕，他們一起途經香港進入大陸，被安排在旅遊團裡先參觀廣州，然後到北京。
關於保釣第零團的接見時間，當事人提出了兩種說法。起初李我焱、王正方提供的時間都是相同的，後來王正方更改了說法。第一種說法是「1971年11月23日」，此種說法分別見於2005年王正方與2013年李我焱的回憶文章。王正方在《明報》2005年7月23日發表的《周恩來與台灣保釣領袖深宵密談》一文中寫道，「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應該是星期四。」無獨有偶，李我焱在《周恩來會見台灣「保釣」團》一文裡寫道，「11月23日晚上9點多鐘，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了我們」。這兩位當事人對於接見日期的回憶保持了一致，乍看可信度頗高。不過，這說法最大的矛盾之處在於，1971年11月23日並非星期四，而是星期二。
這個疑問困擾了筆者好幾年，直到看到第二種說法。2019年12月23日，王正方在李雅明的訪談裡再次提到周總理的會見。李雅明問：「你們見周恩來是10月的事情吧？」王正方回答：「11月第三個禮拜四，我記得很清楚」。關於這句話，編者在頁下注：「1971年11月第三個禮拜四為18日」。結合兩次王正方的回憶可見，他對於會談當天是星期四的印象非常深刻。
果真如此嗎？筆者在《周恩來年譜》上看到了不同的記載：1971年「11月17日，會見台灣留美學生、保釣運動地區負責人李我焱等人。」該年譜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以外交部保存的周總理外交活動檔案為基礎，權威性與可信度都很高。由於通宵夜談，一直談到次日凌晨，正好是星期四，所以這個時間還是比較可信的，也能解釋王正方對「星期四」印象深刻的原因。
關於這次會見，結合李我焱、王正方、陳治利、王春生等人的回憶，大概可以還原當時的場景。當時接見的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陪同周總理接見的有馬文波、羅青長、章文晉、林麗韞、唐樹備等人。當時新中國剛剛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周總理詢問他們對喬冠華在聯合國演講的感受，也問了很多有關台灣的問題，並談論對於台灣政治局勢的看法。會談過程中，周總理高度評價保釣運動。這幾位負責人發現保釣的刊物在北京有很多，「毛澤東都看了，周恩來也看了不少」。當時同學們很關心兩個問題：留學生是回國報效祖國還是在美國就地報國？當時不少留學生很想組團回國服務，周總理希望他們多做美國人民的工作，不要老是想回來。第二個問題是台灣問題。陳治利與陳恒次非常關注台灣問題，建議總理對台灣不要光強調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要強調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和兄弟。隔了兩天，《人民日報》把這句話加進去了。
周總理的接見從晚上10點30分開始，一直持續到清晨4點，中間還和他們一起吃餛飩夜宵。總的來說，他們感覺周總理非常和藹可親，沒有台灣官僚做派，思想敏銳，回答問題不打官腔。周總理的習慣都是半夜辦公，一般接見是兩個鐘頭，這次足足談了六個小時，看得出他對台灣學生非常特別。
1971年10月，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周恩來同意有關部門採取緊急措施，從全國外語院校1966年的畢業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學生中，選調一批翻譯人員到外交部工作。周總理接見這幾位台灣留學生的時候，提到聯合國需要大批的海外人才幫忙。李我焱和陳治利把周總理這個決定帶回美國，於是，一大批理工科背景的台灣留學生報考筆譯、口譯，進入聯合國工作。
「保釣第零團」的五人返回美國後，陸續在全美各地與愛國同胞交換意見，巡迴演講，所到之處無不熱情澎湃，出席踴躍，他們接受芝加哥大學《釣魚台快訊》等保釣刊物的採訪，引起強烈的反響。在東部的「中國統一討論大會」召開之前，費城的程君復在給周本初、林國炯等保釣人士的信函中寫道，「李我焱、王正方等已歸返，祖國欣欣向榮—我們一定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信末還附上一句「釣魚台的刊物，毛主席天天在看」。
二、1972年7月14日：保釣一團
隨著保釣第零團的破冰之旅，以及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中美之間相互隔絕的局面被打破，來新中國訪問的留美華裔學者、留學生越來越多。
1972年夏天，保釣同學串聯了一個參觀訪問團，這個團被稱為「保釣一團」。該團在1972年6月成團，分批從香港、澳門入境，18日在廣州集合。方明回憶，團員有張信剛、趙鑒芳、戴浩一、麥文建、陸寶蓮、龐傑民、鮑薇薔、程君復、黃賢、余詠宇夫婦、戈武、盧光庭、方明及龐傑民的女兒。
張信剛回憶，他們是尼克森訪華之後的第一團，是釣運的年輕團。同時還有一個「知識份子老人團」，即美籍科學家參觀團，團長是物理學家任之恭，副團長是林家翹，成員有戴振鐸、張明覺、王浩、易佳訓、葉楷、王憲鐘、張捷遷、劉子健、沈元壤、李祖安等學者及他們的家屬。兩個團幾乎同時在北京，不過住在不同地方，也不同時活動。保釣團到北京得到外交部長喬冠華的接見，然後大部分團員去外地參觀，只有方明和盧光庭留在北京辦理私事。在張信剛的記憶裡，有三位保釣團員受到了接見，「那個時候周恩來總理要見我們，可是當日只有3個人在北京」，「滯留在北京的3個人見到了周總理」。這一點值得商榷，暫且存疑。
這次會見前，接待人員強調不能留筆記，所以方明對會見情形的記憶已經比較模糊了。他不能確定是1972年7月14日還是15日的凌晨，只記得是在一個酷熱異常的夏天，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突然被陪同「山西小李」叫起床，還以為飯店失火，穿上衣服奪門而出，後來才知道是有領導人接見。他記得當時進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上百人圍著周總理坐了好幾圈，在座的除了任之恭、林家翹、張捷遷等一行27人的美籍華人科學家代表團外，還有4位IBM的高級華裔科學家。
根據方明的線索，當天同時被接見的還有美籍科學家代表團，這個資訊在《周恩來年譜》裡可查到記載：1972年「7月14日，會見正在中國參觀、探親的美籍華人學者參觀團和美籍華人學者訪問團全體成員」。《周恩來外交大事記》對這次會見的具體時間進行了補充，「從晚上10時30分至次日淩晨2時30分」。因此，保釣一團的接見時間應以1972年7月14日為准。
《竺可楨日記》載：7月14日，「9點散，即得電話說，周總理要召見美籍科學參觀團，並要我們一起去，所以回寓後即又馳往人大新疆廳。同時接見的還有美籍科學旅遊團人員4人，和保釣運動代表2人等。10點，周總理來，先在新疆廳外照一全體人員相，然後入座。周總理右邊坐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張明覺，過去是劉西堯、胡喬木，然後是任、林的夫人，允敏、戴、張夫人，轉過來是王立芬，周培源夫人，秦力生、黃宛，又轉過來是華羅庚、錢學森、周培源、吳正之和我，轉過來就是周總理，形成一個內圈。我雖坐在周總理旁，但總理講話，我仍然聽不見，所以由沈文雄在我與吳老之間作了筆錄，專記周總理的講話。」
從竺可楨日記可知兩點：1、當天參與接見的保釣團成員是2人，該數字與當事人方明的回憶相吻合；2、被接見的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而不是方明記憶中的福建廳。竺可楨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經常參與各種接待與外事活動，對於人民大會堂的各個廳印象肯定更為準確。之所以只有兩人被接見，應該是周總理臨時的決定，後來陪同告訴方明，他們是「總理臨時點的兵」。雖然是臨時被接見，但能夠與「海內外最頂尖的華裔科學家」一起被總理接見，大家的心情是很激動的。
周總理和兩個團談了科技發展問題，也談到保釣運動，希望「參觀團同志回美後不要過分為中國宣傳，只能適可而止，因國內的缺點尚多，並要他們常回國看看，多提意見」。關於留學生回國服務，方明感覺與零團講的差不多，國內還要再預備三、五年才能接待。散場時已經凌晨兩點多了。關於這場會見，考古學家夏鼐在日記裡也有記載，他敏銳地注意到，周總理在接見中，第一次對外談起林彪9.13事件。會談結束後，周總理單獨留下保釣團的成員，和他們（方明、盧光庭和陪同小李）、喬冠華和羅青長拍照，站著談了半個小時左右。
1972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布了周恩來會見美籍中國學者的報導，並列出成員名單。筆者發現該名單裡並沒有方明和盧光庭，主要原因應該是出於對他們的保護。1972年8月初，周總理因過度勞累，一度搬至北京西郊玉泉山邊工作邊休息。
三、1972年8月27日：保釣二團
關於「保釣二團」的正式提法有三處，兩處是黃哲操與蘇紀蘭的口述史訪談，一是《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年譜》載：1972年「8月27日，接見由朱邦渝團長率領的保釣觀光團第二團全體成員」。跟之前的兩個團不同，「保釣二團」是國內接待單位的「官方命名」，且成員們並非在美國組團集體出發，而是自行出發，到廣州之後集合。這次會見「不准帶收音機，不准照相，但是可以記筆記」，不過由於參與者的回憶文字較少，也產生了一些謎團。
謎團之一：誰是團長？團員有誰？蘇紀蘭回憶，「黃哲操被推舉為團長」；而黃哲操則說他推薦了朱邦渝當團長。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應是朱邦渝擔任團長。參觀團的成員名單主要來自黃哲操的回憶，他自己也坦誠已經記不全名單，除了他自己，還有毛仁浩、朱邦渝、李浩（哥倫比亞大學法律教授）、張惠生（堪薩斯的保釣成員，後來到紐約的大慶公司）、陳必昭（韋恩大學教授）與太太梁思清等人。而蘇紀蘭記得他們大概一共有十多個人，但並非所有人都與保釣相關，申請來大陸訪問的目的也不盡相同。
謎團之二：接見日期是哪天？蘇紀蘭認為是1972年8月28日，不過，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李珍華教授寫了一篇《台灣問題和留學生回國服務問題—與周總理談話後的綜合印象》，最早由《水牛》（1972年10月）刊出，隨即被《群報》、《時事簡報》、《密西根月報》等多家保釣刊物轉載，該文認為會面日期是8月27日。1972年12月的《七十年代》月刊有一篇署名「蔡刊」的文章《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則認為他們8月28日晚間受到周總理接見，該文被《費城釣魚台通訊》、《歐洲通訊》、《釣魚台月刊》等多家保釣雜誌轉載。
考慮到這兩篇文章刊出的時間與當事人訪問大陸的時間相隔不到2個月或4個月，且在傳播的過程中似乎並無編者或讀者對接見日期產生疑慮，難道周總理分別於8月27、28日兩次接待了留學海外的台灣學生或學者們？筆者對這兩篇文章與蘇紀蘭、黃哲操的口述訪談進行仔細比對，發現蛛絲馬跡如附表。
筆者查詢《人民日報》、《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發現，1972年8月28日晚，周恩來、鄧穎超與郭沫若等人會見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林達光教授和夫人及兒子，此次會見從晚上9時持續至次日淩晨4時。因此，周總理8月28日是沒有同樣的空擋接待台灣團的。
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裡，筆者發現關於8月27日周總理接見更為細緻的記錄：「8月27日晚9時30分至次日凌晨2時45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以朱邦渝為團長的保釣觀光團第二團全體成員。當談到1971年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事時，周總理說有時候一件簡單的事情可以起戰略變化，這就必須掌握時機，掌握形勢，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現，戰略的變化常常從細小的事情中體現出來。」
由此可見，李珍華關於周總理接見保釣團日期的記載是準確的。周總理不僅關心台灣同胞，還讓他們參與台灣廳的籌備工作。1972年8月，周總理指示邀請台灣同胞參加人民大會堂台灣廳的籌備工作，並將一個比原台灣廳寬大的廳改做台灣廳。當一些台灣同胞對廳內的佈置提出意見後，他要求組織一個班子加以修改與調整。
四、1972年10月6日：保釣三團？
1972年10月6日，周恩來總理會見了前來參加國慶活動和觀光的台灣同胞、旅日旅美華僑、美籍華裔47人，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當時在座的有羅青長、馬文波、章文晉、張燦明、郭達凱、吳凡吾、高建中、冀朝鑄、林麗韞等。《周恩來年譜》載：「在談到不向日本索要戰爭賠款問題時，說：賠款不能要。我們自己吃過賠款的虧的。甲午戰爭，中國賠款二億兩白銀；庚子事件，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直到抗日戰爭，還沒有賠完。鑒於這個教訓，毛主席說，賠款要不得，要了賠款會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雖然半個世紀來日本欺負我們，現在平等了，我們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們起變化。」
參與此次會見的孫正中，當時在美國IBM工作，他多次參加保釣活動，是1972年5月13日美國「五一三華府保釣示威遊行」總聯絡人。他回憶，去之前他們開了一個保釣會議，決定要去參加中國國慶，「這是第一個收到正式邀請的代表團」，大概有20多個人，領隊是原來紐約中華公所主席梅子強，成員由美國華僑與保釣留學生組成，後來當副州長的吳仙標也在其中。
根據孫正中的回憶，此次會見從1972年10月6日晚上11點談到次日凌晨2點，由於這次成員半數以上都來自台灣，所以大家都很關心台灣的前途。孫正中回憶，保釣的朋友讓他帶三個問題給周總理：一是釣魚台問題，二是留學生回國服務，三是外蒙古問題。周總理談到釣魚島和保釣運動問題時回答，釣魚島從歷史、地理、法律來看，都是屬於中國，連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也證明了這一點。
關於對保釣運動的評價，孫正中在當時的筆記裡記載，「海外僑胞發起保衛釣魚台，是一個很好的運動，毛主席說保釣運動甚於五四運動」。它不但團結海外的愛國群眾，而且針對了美國、日本與台灣當局；「這個運動是有前途的，大家還要繼續努力」。2010年，孫正中還清晰地記得周總理當時的話：「這不是我個人說的，而是毛主席講的，說你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心臟裡面搞革命，很了不起，你們可以稱得上是海外的五四運動」。周總理希望海外同胞多供給資料，密切注意，不要讓它有國際共同開採的陰謀發生。關於這次會談，周總理講到很多話題，對釣魚島和保釣運動都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可以看到總理對於台灣同胞的關心，對於保釣運動的關注與支持。總理還提到，釣魚島與金門、馬祖、澎湖、台灣是我國台澎地區，台灣問題不解決，這些其他島嶼也沒有辦法解決。
這次會見由於孫正中當時的筆記後被大量翻印、轉載，影響也頗大。因此，這次訪問團雖然並非官方命名的「保釣三團」，卻是實際上的「保釣三團」。
五、1973年1月4日：官方認定的「保釣三團」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載：1973年「1月4日下午4時25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以文乃建為領隊的美國保釣觀光團第三團成員」。這是大陸官方文獻正式認定的「保釣三團」。據董敘霖回憶，自陳恒次、陳治利、王正方、王春生、李我焱去大陸訪問後，保釣參觀團就開始編號，有保釣一團、二團、三團，他是第三團。1972年底到大陸，同去的有「吳乃欠、魯永振、溫啟邦、鄺治中和楊貴平」，以及一位學物理的東北大學高姓教授（香港人）。筆者懷疑董敘霖回憶裡的「吳乃欠」是「文乃建」的筆誤。
1973年1月4日下午，周總理接見了「保釣三團」，談了近三個小時，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談台灣問題。周總理告訴保釣人士，中國關於釣魚島的立場已經發表了正式聲明，當然不會改變；日本在釣魚島附近沿海勘探由得他去，開採是絕對不行的，如果擅自開採，我們將進行阻止和破壞。中國人民對台灣有深厚的民族同胞感情，才堅持一定要解放台灣。台灣人回來參觀可以直接找當地大使館或外交團體，祖國儘量注意保密問題，至於回國服務，中國還得準備兩三年。
董敘霖回去後以「余雨」的筆名寫了《記周恩來關於台灣問題的談話》，刊登於《七十年代》1973年4月號。他在文中寫道，周總理精力旺盛，反應迅速，措辭看似隨意實則極端嚴謹，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周總理表現出來的那種質樸與絲毫沒有官架子，令從台灣長大的他深感震動。「跟一個八億人的領袖作這樣沒有虛文、沒有官樣文章的談話，是心智上很特別的一種經歷」。總結這次會談的印象，董敘霖說「我來的時候期望很高的，希望見到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的確是見到了」。
根據《周恩來年譜》，與保釣三團會談後的第二天，周總理因治療一再延宕，當日發生大量便血，此後沒有再接見保釣參觀團，但總理視台灣同胞為家人子弟，多次轉達對他們的親切關懷。1973年5月13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籍中國學者趙元任和夫人楊步偉，談到旅美學生、留學生回國服務問題時說，「請你們回美國後轉告大家：我說過年輕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創造一個回來工作的環境，還需要一段時間。我們還要準備一下，不然你們回來，條件不具備，反而是用非所學。環境也不一定適合。寧可在美國再多工作二年，在知識方面能有更多的發展，這樣有好處，這是真話。」
結語
周恩來總理在1971至1973年五次接見海外保釣團體的談話，通過保釣團成員的介紹，在海外廣泛傳開，產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廣大旅美同胞透過他們的介紹，瞭解到新中國的真實情況，感受到周總理對台灣同胞的深切關懷，感受到祖國的溫暖。這不僅推動了保釣運動的持續開展，而且對於統一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後又有一些旅美的台灣學子回到大陸，為兩岸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編案：原文有50個注釋，因篇幅有限本刊從略。
(作者係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