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我曾有一趟短暫的東京自由行。最大的收穫便是走訪了日本兩所頂尖的學府，那就是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我雖無緣就讀，卻衷心嚮往，此次偶然入內參訪，也算了卻我一番心願。

東大在日本首屈一指

東京大學共有5個校區，校本部位於東京都文京區本鄉，故又稱為本鄉校區。前身是幕末時期創辦的「東京開成學校」和「東京醫學校」。明治10年(1877）二校合併，成為文部省管轄的官立東京大學。初期僅設法、理、文、醫四學部及預備門。改制大學後開始使用現名，之後曾更名為「帝國大學」及「東京帝國大學」，簡稱「東京帝大」或「東帝大」。

昭和22年(1947)，二戰結束後再度更名為東京大學，二年後改制為新制國立大學，是日本第一所以現代學制成立的綜合大學。創校140年以來，一直執日本學術界牛耳地位，也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學府，在世界大學的排名榜上也名列前20大。因此，日本學生都以考上東京大學為奮鬥的目標，也以能出身「赤門」為無上的榮耀。

所謂赤門，是東京大學本鄉通側的一個大門，建於文政10年(1827)，原為加賀藩的御守殿門，因御守殿門皆漆為朱紅色，「赤門」即為御守殿門的俗稱。依日本習俗，御守殿門一旦受災損毀，便不能重建。東大的赤門是唯一留存的御守殿門，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曾被日本政府列為國寶，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因此赤門也成為東京大學的象徵。

進了赤門，沿著林蔭大道前行，便可看到文學院、醫學院、圖書總館、人文社會學院、安田講堂等典雅的建築。步行穿梭其間，使我感受到學術殿堂的恢宏氣息，也見證了過去我經由閱讀而熟悉的這些建築；其中又以「安田講堂」最為著名。

它是「安田財團」創辦人安田善次郎所捐贈，由建築名家內田祥三設計，於大正14年(1925)完工。1970年代爆發學運時曾被學生占領，史稱「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事件發生後長期荒廢，直到1994年修復完成後才再度啟用，二年後被日本政府登錄為有形文化財，與赤門同為東大的象徵。

東大還有一個私房景點「三四郎池」，取自夏目漱石著名的小說《三四郎》，是校園中一處幽僻靜謐的水池，學生課餘喜歡來此悠遊散步，享受大自然的野趣。此外，東京大學以銀杏作為校徽，秋天時銀杏大道滿遍黃葉，已成了校園內最著名的風景。

140多年來，東大為日本培養出最優秀的學者、作家乃至首相和大臣，包括16位總理大臣、9位諾貝爾獎得主，如川端康成、佐藤榮作、大江健三郎等人，成就廣受世人注目，也維繫了它在日本學術界崇高的地位。

早稻田是日本私校龍頭

早稻田大學是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學，與東京大學同樣蜚聲國際，校址位於東京都新宿區，二校相去不遠，只要換乘二趟地鐵就可到達。出了東大校門，我當然要順道前往一遊。

早大的創始人，是明治維新時期的開國元老、前內閣總理大臣大隈重信。他因發動政變而下台，與小野梓、矢野文雄等政界人士共同組成立憲改進黨，為了推動黨務，亟需培養領導人才，乃於明治15年(1882)在東京府下早稻田，創立東京專門學校。由於校務發展迅速，於明治35年(1902)經政府認可，升格改名為早稻田大學。

大正2年(1913)，大隈先生宣布「早稻田大學教旨」，以追求學術獨立、學術靈活應用、造就模範國民為建校的宗旨。之後15年，學校重大的建設次第展開，先後完成了大隈講堂、大隈庭園、坪內博士記念演劇博物館。而於昭和24年(1949)成為新制大學，奠定了百年發展的基業，在學術上取得私校龍頭的地位。

早大培養了眾多文學、藝術、政治、經濟領域的人才，小說家村上春樹、世界花式滑冰冠軍羽生結弦、演員藤木直人等等，都是早大畢業的。校友組織「稻門會」更是日本最具影響力的校友會。包括福田康夫及野田佳彥等7名日本首相，都是早大的畢業生。此外，民國初年的中國留學生宋教仁、張善與、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都是畢業於早大的校友。

大隈講堂矗立於早大正門口，以早大創校者大隈重信命名。尖塔的設計十分醒目，也使得大隈講堂成為早大的地標。大隈庭園位於講堂旁步，占地遼闊，綠蔭垂覆，除了學生社團會在此活動，也是遊客賞楓、賞櫻和野餐的好地方。

校舍巍峨，莘莘學子在課堂間川流不息，臉上流露著自信與青春的光輝，我悠遊其間，處處是書香味，百年精華盡在其中，當然令我流連忘返了。

(作者係作家)

自走砲向來是陸軍砲兵單位提供遠距火力支援的裝備，伴隨著大陸科技的進步，地面裝備日新月異，新式砲兵也成了矚目焦點，其中口徑155毫米自走砲，不但是當今世界砲兵的主流，更成為大陸軍方發展的核心目標。

PLZ-07自走砲

2009年大陸舉辦60周年閱兵時，新款地面裝備成為媒體的寵兒，解放軍陸軍第三代122毫米口徑自走砲，當時是砲兵家族中最新款的自走砲，整體砲車也都是大陸軍方自行研製的。隨著地面部隊對於火力的需要，大陸自行研製的自走榴彈砲性能遠超過國外的現役裝備，更帶動了大陸軍工複合體產業。

整體而言，PLZ-07自走砲的口徑為122毫米，其車深重達24.5噸，長超過6公尺，寬達3公尺，操作人數包括：一名砲長、一名瞄準手、一名駕駛與2名裝填手，最大射程遠達22公里，在公路上平均行走速度為每小時65公里，最大行駛距離超過500公里，配屬於一般的機械化步兵師單位，為步兵單位最佳的火力支援利器。雖然其口徑仍遜於155毫米榴彈砲，但對於基本的支援步兵單位已是綽綽有餘。

PLZ-45自走砲

1980年代後的大陸軍方，為維持國內整體的軍武發展能量，一方面是希望在砲兵發展上能完全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二方面是希望藉由國內自行生產壓低造價成本。在該主流政策的帶動下，由奧地利引進155毫米砲技術，再由國內軍火公司複製生產，成為當時的主流氣氛。整體計畫由中國大陸「北方工業集團」出資，努力打造新一代的45倍口徑155毫米自走砲，於是1990年代後PLZ-45 155毫米自走砲便應運而生，成為中國軍方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主流裝備之一。

大體上，整輛自走砲車重33噸，長約10公尺，寬6公尺，若安裝「火箭助推彈」，最大射程可遠達39公里，射程不但已有世界水準，由於其造價便宜，受到不少第三世界或中東地區國家的青睞，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衣索比亞與巴基斯坦就是主要買主。

為保證PLZ-45自走砲車能於高溫環境下作戰，該型自走砲更安裝空調，讓車內乘員的舒適性與耐戰力大幅提高。一般而言，陸軍各型裝甲車為求「省油」與「後勤保養」便利，普遍不會於車內安裝空調，而PLZ-45為達世界一流水準，加上增加買家的意願，在車內安裝空調，不但有利於中國砲兵的作戰環境，更成為銷售上的亮點之一。

PLZ-05自走砲

為提高砲兵實力，PLZ-05 155毫米自走砲成了大陸軍方的主力之一，從2005年生產至今，已有近300門新式PLZ-05毫米自走砲正式服役，更是中國解放軍砲兵中最新的裝備。

PLZ-05自走砲大致上是透過複製「俄羅斯2S19」自走砲的經驗，大幅改善自走砲的發射時間/速度，原則上一分鐘能以3-5發的速度發射。為持續加強火力與射程，PLZ-05的火砲身管長度為其口徑的52倍，一般射程40公里，若加裝火箭助推彈則高達70公里，若安裝「WS-35」精確導引砲彈，射程更可遠達100公里，與火箭彈、飛彈的射程不相上下。

由於該款自走砲為大陸的最新砲兵裝備，車體與砲塔皆以「鋼裝甲」結構為主，對於基本的穿甲彈也有保護效果，車體內部亦有裝甲作為防護，能防禦核能、生物攻擊與化學攻擊，保護車內4名乘員的安全。

整體來說，大陸新一代的PLZ-05自走砲已能和世界主要的自走砲抗衡，性能亦達世界水準，舉例而言，德國的PzH2000、南韓的K-9、土耳其的T-155、伊朗的Raad-2、日本的99式、新加坡的SSPH 1等皆與該款自走砲車為同等級裝備，不但傲視國際，中國陸軍的地面砲兵在攻擊、防護更有長足進步，對於陸軍大國的中國大陸來說，無疑是一大鼓舞。

結語

由於各國陸軍普遍將自走砲的威力，界定在傳統火砲與火箭、飛彈之間，自然為步兵火力支援的單位，加上自走砲本身擁有強大的機動性能與砲彈裝載量，各國陸軍皆相當重視。基於兵種多樣性與任務屬性，大陸軍方亦十分重視自走砲的發展，無論從性能、造價的角度來說，陸軍強大的自走砲已成為步兵仰賴支援的裝備。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蔡英文視導海軍陸戰隊在淡水河沿岸的操演時，對於部隊仍使用服役達40年以上的M-41D主戰車表達不解，同時承諾將採購108輛美製M1A2主戰車，以補足戰力空缺。但M1A2是否適合台灣使用，引發爭議。

M1A1/A2/A2 SEPv3主戰車

在美國陸軍服役長達30年的M1A1/A2，皆採用人力裝填砲彈。美方對外銷版M1A2，會保留換裝柴油渦輪引擎和自動填彈系統的空間。不過，對美方售台的M1A2，是否會配備自動填彈系統、或用人力裝填砲彈，則是未知數。

目前，最新問世的M1A2 SEPv3，是沿用美軍未來戰鬥系統(FCS)的代表作。M1A2 SEPv3配備聯合戰術無線電系統(JTRS)和升級射控、導航系統，提升感測和精準度；M1A2 SEPv3加裝「彈藥資料鏈系統」(ADL)，能與120mm口徑「先進多用途彈藥」(AMP)搭配，可快速轉換防空、人員殺傷、破除障礙物等用途；M1A2 SEPv3配備新材質製成的裝甲，並內建新版反遙控即造爆裂物裝置(RCIED)；M1A2 SEPv3內部系統也引進開放式架構概念，將部分線路可更換組件(LRU)替換成線路可更換模組(LRM)，使各系統可迅速升級軟體，並大幅提升相關計算、射控性能。

M1A2 SEPv3在原有燃氣渦輪引擎上安裝新型動力套件，使燃燒效率提高33%，並配備更大功率的發電機、增強型配電系統和新輔助電源組件(APU)，為新數位網路提供動力之餘，也能在不啟動引擎時為電子設備供電。

M1A2適合台灣嗎？

台灣的地理環境和日本極為相似，尤其鄉鎮道路過於狹窄，並不適合重型裝甲車輛行駛。陸上自衛隊在74式主戰車之後，換裝防護力極佳的國產90式主戰車(Type 90)。但實際使用發現，重達60噸的90式，體積車重都超過地理環境負荷，並不利於城鎮作戰。因此，2006年日本便公開全新研發的TK-X主戰車，隨後更名為10式主戰車(Type 10)。10式採用全新裝甲模組、自動填彈系統和電子數位化射控裝備，乘員3人。因大幅縮小體積，10式車重僅有44~48噸，遠低於90式。10式水冷式V型8汽缸四行程柴油引擎可輸出1200匹馬力，在歷年富士總合火力演習中，均展現傑出的機動性和射擊精準度。陸上自衛隊宣稱，10式是真正適合日本地理環境的主戰車，後續將大量生產。

未來，台灣陸軍若引進車重60~70噸的M1A2，首先要考量的是後勤運輸/補保的問題。目前，相關單位仍委託民間拖板車業者，進行M-48H/M-60A3的運輸業務。但上述二款車重僅為40~50噸，遠低於M1A2。是故，為配合引進M1A2，勢必得採購相關的運輸/救援車輛，這又是一筆巨額的投資。而體積龐大的M1A2，並不利於城鎮作戰，最多僅能充當淡水河沿岸的機動砲台。同時，陸軍引進120mm口徑主砲彈藥後，先前服役的105mm口徑主砲彈藥將如何管理，也是疑問。因此，該項採購案是否符合陸軍的戰術需求，仍待仔細考量。

其他項目預算將被排擠

目前，台灣陸軍將採購CM-34雲豹30mm口徑鏈砲車、劍二型車載防空系統、紅隼肩射式火箭筒、標槍反裝甲飛彈、單兵新式迷彩服/頭盔/防毒面具等項目。此外，陸軍航特部AH-64E/UH-60M/AH-1W/OH-58D等直升機也待後續維修升級。此時，若再採購108輛M1A2，將排擠其他項目預算。同時，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將影響軍購案，若國民黨籍候選人當選，可能取消部分軍購項目。

M1A2在伊拉克表現不佳

近來，愈來愈多的伊斯蘭國(ISIS)和民眾拍攝影片顯示，伊拉克陸軍引進M1A2後，並非一帆風順，而是處處受制於敵軍的反裝甲飛彈(ATGM)偷襲，車體受創或砲塔炸毀。因此，過去M1A2裝甲厚重、無堅不摧的既定印象，也大受衝擊。是故，台灣陸軍在採購M1A2時，是否也該考量其戰場存活性，加裝主動防禦系統(APS)或其他設備，以避免類似慘況發生。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變82周年紀念。

美國《時代雜誌》1937年11月8日，報導了一件事，在可歌可泣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前，國軍與日軍就曾激烈對峙。日軍在經過軍政整合與密探上海之後，原本只願效忠天皇的海軍與陸軍，決定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國軍，並且以「大推進」戰術，進擊上海閘北地區。首先，日軍沿著蘇州河開向閘北，僅僅在大場鎮，就進行了將近一個月之久的轟炸。最後再以坦克等機械化部隊攻擊大場鎮，以便徹底瓦解國軍士氣。就在日軍占領大場後，清理戰場時，竟然發現有戰死的中國士兵，用手銬把自己和槍一起銬住，直至陣亡仍然堅守崗位。

《時代雜誌》又報導，在日軍占領上海後，1937年12月，日軍不顧美英等國勸阻，執意在上海進行勝利大遊行。就在日軍遊行當天，許多日本人公然飲酒慶賀，並威脅要把中國人推入水溝裡。日軍這種耀武揚威的行徑，招致中國愛國人士的全力反擊，於是有人向遊行的日軍投擲手榴彈。就在此時，於中外人士眾目睽睽下，有個中國人高呼：「國民黨萬歲」，接著從高樓一縱而亡。

中日在四行倉庫經過四晝夜的激戰結束後，剩下的377名壯士藉著國際社會的協調，快跑25碼，轉進英國租借地，最後壓陣出來的謝晉元團附，卻帶著滿臉的淚痕。這個場面讓英國准將斯馬萊特(Alexender Telfer-Smollett)感動地大喊：「我從未曾見過如此偉大的！」

就是因為這種偉大的同仇敵愾、反抗日本侵略，以求民族生存的精神，以至於當日本派軍機突襲南京火車站和貧民窟，炸死許多來不及逃生者和老弱殘病者，中國人卻在劫後餘生後紛紛衝到街上，握緊拳頭，指天咒罵日軍，並立即由工人修復道路、防空洞，準備和日軍決一死戰。

《時代》雜誌更報導，抗日戰爭初期曾有6架日本軍機試圖追擊蔣委員長的座機，經過280公里的驚險追逐，蔣的飛機才擺脫日軍的糾纏。

國民政府在重慶所領導的全中國人民抗戰的精神，又謂之「重慶精神」。它是以寡擊眾，化被動為主動，化不可能為可能，集中所有資源一致對抗強敵，以空間換取時間，奮戰到底的精神。

很不幸的，1945年中華民族經過8年浴血抗日，贏得對日戰爭的勝利後，國共爆發內戰，中國又再度陷入混戰。在七七抗戰屆滿82周年之際，吾人應當沈思，兩岸中國人應如何接續先賢們的腳步，繼續讓中華民族發光發熱。

(作者係中正大學副教授)

1949年7月，中共因一起交通事故，將美國駐上海副領事歐立夫關進拘留室，兩天後，歐立夫簽下道歉函被釋放。這起事件讓杜魯門政府打算與中共發展政治關係的如意算盤破滅，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倉皇撤出大陸。

1949年，共軍在國共內戰有如摧枯拉朽般，連戰皆捷，渡過長江後，順利攻占南京、上海等地。國府撤出南京時，僅少數大使館隨國府撤往廣州，美國大使館奉命留在南京，因為美國當時已對國府不抱希望，希望逐漸與中共建立關係。但由於美國政策搖擺，與中共當局的關係一直無法有具體進展，直到1969年尼克森就任總統後，雙方關係才開始破冰。

國府戰敗美外交官遭殃

從19世紀以來，上海就聚集了不少洋人。共軍進入上海後，努力保持市面平靜，但不允許西方外交人員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僅以一般洋人看待，因為上海的外交機構尚未承認中共當局。美國外交官不理解中共的態度，在上海仍經常開車違規闖禍，這在國民政府時期，外國人交通違規，就算沒有外交特權身分，也很少受到處罰，但以弱勢群眾代言人自居的中共，自然不允許洋人在上海橫行。

歐立夫拘留事件始末

有關美國駐上海副領事歐立夫(William Olive)被逮捕的過程，從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及大陸方面的文史資料，大致可以看到幾個版本。

根據當天與歐立夫一起被關在拘留室的印度人，對美國總領事館人員的陳述。這位義大利外交官雇用的印度人Boor Singh告訴美方，7月6日傍晚5時，歐立夫被帶到警察局。歐立夫與員警爭論，旁邊幾位員警跑來，其中一人抓住歐立夫的手，然後把他拉開，歐立夫抓著櫃檯，把一個信件箱推翻，墨水也被打翻，墨汁濺到他自己臉上與衣服上，一旁的員警也被潑到，歐立夫與員警雙方又踢又打，歐立夫被打倒在地上，上了手銬，然後員警繼續踢打他，歐立夫仍繼續反抗踢員警，有位員警掏出槍，威脅要開槍，歐立夫這時才求饒，被送進拘留室，與印度人及兩位中國人關在一起，歐立夫拒絕進入，仍被員警抓起來扔進去。歐立夫要求打電話，遭到員警拒絕，印度人6時15分釋放，當時歐立夫還在拘留室中。

美國上海總領事館從合眾社(UP)中國記者由警察局的警衛得來的消息。他說，歐立夫與員警衝突時，身體左側有三處受傷，他的罪名是他所駕駛的吉普車與其他幾輛汽車，阻擋了共軍遊行的路線，歐立夫是唯一被帶去警局的人，他對這種差別待遇強烈抗議，員警不接受他的抗議，要關他24小時，歐立夫要求以罰款取代入監，但被拒絕，然後就被帶走了，這時他因為想抓住桌子，卻把桌子翻倒，與警察局長發生衝突，一旁的員警也來幫忙局長，把歐立夫打得很慘，將他單獨拘禁，不得與他人接觸，員警不斷要求歐立夫寫道歉信，遭到歐立夫拒絕。

美方人員與上海匿名警方人士接觸的訊息。匿名消息來源稱，歐立夫抗拒喧鬧的態度讓事情更複雜，以致很難妥善處理。另一位員警部門首長說，若歐立夫仍堅持外交官與美國領事館成員的身分，事情就會沾上政治顏色，會變得更複雜。最好把他當一般民眾處理，不要讓總領事館涉入，以免員警當局放大處理這個事件。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依據各方消息，整理出的事件過程。歐立夫7月6日下午1時半離開總領事館，開車通過外白渡橋，沿著上海大廈前進，當員警指示他往旁邊的小街開去時，他沒有看到任何遊行，這時前面被兩輛推車擋住，歐立夫按喇叭，要他們把路空出來，他準備繼續往前開，附近配有武裝的共軍士兵，顯然對馬路上的苦力被迫將路讓給外國人走，感到非常憤怒，跑過來強迫歐立夫把車開回原來的大路上，歐立夫往回開，準備回總領事館，接近外白渡橋時，員警嚴厲地喝令他停車，剛剛那些士兵又出現了，把他留置兩小時，然後送去警察局。

歐立夫在警察局的時候，靠著抓著桌子邊緣，士兵推開桌子，使得他失去平衡，把墨水瓶與杯子打翻到地上，他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一隻手在跌倒時打到一旁的士兵，士兵被惹怒立刻包圍上來，用槍管打他，歐立夫為了自我防衛抗拒著，士兵拿槍指著他威脅。結果歐立夫被上手銬24小時，身體與腳都被毆打，被拖進設施簡陋的拘留室，裡面關著三個人，然後又被關到另一間牢房，裡面擠著15個中國貧民，這些中國人對歐立夫很好，還給他水喝。

第二天他們強迫歐立夫寫自白書，承認犯下攻擊與交通違規等罪刑，他寫了三份聲明，他們都不滿意，寫第四份時，幾乎是照著他們念的文字寫下來的。歐立夫被羞辱時，他們不斷對他拍照。

8日下午3時30分，他們的態度突然改變了，因為美方官員上午拜訪中共外事處後，他們給歐立夫外國香菸抽，請他寫信給妻子，讓他洗澡、刮鬍子、剪頭髮。歐立夫道歉時，一旁有攝影師拍照。9日中共釋放歐立夫，美方對歐立夫進行醫療檢查，發現沒有大礙。

大陸方面文史資料的說法。根據大陸軍事作家劉統在戰上海書中所述，遊行隊伍行經東長治路時，自溧陽路跑出一輛車號03116235的汽車，不聽崗警喝止，直衝遊行隊伍，崗警勒令後退停車，歐立夫不聽指揮，出言不遜，繼續強行通過，公安民警將他拉下車，押解到提籃橋公安分局，歐立夫到警局後態度更加蠻橫，拒絕說出自己的名字，拳打腳踢，將辦公桌文具砸毀，在場工作人員勸阻不聽，上前採取強制手段，他又將一人手錶踢壞，手腕踢傷，另一人的鋼筆也被踢壞。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下令，看管歐立夫必須由自己的人負責，不給原來國民黨政權留下的員警看管，不吃外邊送來的飯菜，不承認歐立夫的外交身分，沒有豁免權，依法處裡。

歐立夫簽下道歉函

歐立夫在道歉函中表示，他保證「不再重複這種錯誤和行為」、「今後將在中國做一個守法的外交官」，並「感謝人民政府，對我的事件所給予的考慮及對我的寬大及和善的待遇。」

從這幾個不同的故事看來，該事件的真相大概是，歐立夫7月6日遭上海警方拘留，因不滿未受到中共的尊重，與對方發生肢體衝突，最後迫於無奈發表公開道歉，9日獲釋。歐立夫雖有傷勢，但不是中方人員主動出手毆打，而是在雙方衝突中受傷。

美國放棄與中共發展關係

美國在抗戰後期曾不顧重慶當局反對，派出觀察團到延安，與中共建立關係，直到抗戰勝利後，中共認為美方支持國府，才與美方關係破裂，曾在延安工作的美國武官巴瑞特立場親共，國府在1949年敗退，在美方尚未全面撤出大陸前，中共當局曾下令監視掌握巴瑞特等人的動向。

由於發生歐立夫事件，加上洋人已無法享有過去國民政府所給予的禮遇，美國外交系統開始對美方人員的安全問題產生疑慮。司徒雷登原本希望到北京訪問，嘗試與中共中央展開接觸，但美國國務院沒有同意，反而建議司徒雷登到國民政府所在的廣州，司徒雷登左思右想後，決定保持平衡的立場，也不去廣州。

歐立夫獲釋後，在總領事館人員與家人的陪同下離開上海，隨即返抵美國舊金山，並到華府對整件事件提出報告。司徒雷登也向中共當局申請要離開大陸，但申請案遭到多次技術性的阻擾，直到8月2日，司徒雷登等才離開中國大陸，美國想要與中共建立關係的策略至此告終。

不過，比起中共只用了極短的時間拖延司徒雷登返美申請，大陸飛彈科學家錢學森從1950年想要離開美國，就遭到美國各種政治壓迫，甚至遭到拘留，整起爭議前後長達5年，直到1955年中美雙方才以換俘的方式，由中方釋放美方被俘人員，交換美方同意錢學森回到大陸。

比起錢學森在美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中共當局對司徒雷登的待遇好太多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974年西沙海戰後，越南馬上南進侵占了南沙六個島礁。海外保釣留學生目睹台灣當局對越南侵占南沙島礁事件視而不見，還與南越及菲律賓暗通款曲，學生們義憤填膺，發起了「保沙運動」。

保釣人士要保衛南海諸島

1974年眼見越南接連侵占南沙島礁，台灣當局又沒有什麼應對，紐約「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表聲明：「保衛釣魚台，保衛南海諸島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神聖責任。」並開始在刊物上介紹南海諸島的地理、歷史、最新動態，號召華人保衛南海諸島。

當年2月1日，由留學生主辦的《釣魚台快訊》刊登了〈南海諸島的歷史回顧〉和〈中國南海諸島文物〉等文章，回顧了南海諸島屬於中國的歷史與證明，還及時報導了最新動態。

從2月1日到3月8日，《釣魚台快訊》連續三期先後發表〈西沙事件〉、〈西沙挑釁未遂，又謀南沙〉、〈南沙西沙事件新聞報導〉、〈台灣、南越政府對西沙南沙之聲明〉、〈我們不能再沉默了！〉、〈台北當局何以這樣軟弱〉、〈看南中國海島嶼爭奪戰〉、〈台灣同鄉與大陸台胞會談記〉、〈斥西貢政權的所謂「Fact Sheet」〉等文章，聲討越南及菲律賓政府的侵略行徑，呼籲海外華人捍衛南海諸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隨後，在美國各地區的社團組織也紛紛在各自的刊物中刊發《西沙群島事件專輯》，發表社論〈從速收復南沙群島〉及〈西沙南沙群島大事記〉、〈南海諸島地理位置〉、〈西沙及南沙群島事件新聞分析〉等文章。《群報》編輯部也發表了〈西南沙事件概述〉，報導西沙事件的經過及各界的反應，並揭露「西貢當局及帝國主義者的陰謀」。

受到紐約留學生的影響，美國各大學也展開宣傳介紹中國的西南沙群島。康乃爾大學中國同學會主編了《南海諸島問題特刊》；史丹福大學留學生編印了《西南沙事件特刊》；洛杉磯出版了《南海衝突專輯》，介紹歷史證據、衝突經過、最近新聞、條約聲明、台灣非官方言論、外電報導等，並附上南海地圖。奧克蘭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會編撰《南海諸島事件剪輯》，刊載了西沙南沙群島風雲記、最近新聞、官方言論等。

召開保沙會議表達立場

在宣傳的同時，紐約的留學生成立了「南海諸島主權問題報告會籌備會」，並於2月16日下午，在華埠東來順餐廳三樓舉行籌備會議，分別就南海諸島之地理、歷史、國際法、邊疆觀念等提出專題報告。

3月2日下午，芝加哥大學中國同學會在紐約華埠「拉特傑斯社區中心」舉行「南海諸島主權問題報告會」。唐德剛、伍承祖和程陶三位教授分別以「從歷史觀點談南海諸島的主權問題」、「南海諸島的地理條件」和「在領土獲取法中的主權歸屬問題」為題發表演講，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說明了南海諸島為中國的神聖領土。

3月16日，芝加哥大學中國同學會舉行「保沙動員大會」，有70多人參加，當場選出10個人的委員會，並發表了致台灣當局的公開信。同日，密西根州立大學「國事簡訊社」舉辦了討論會，表達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呼聲。

5月3日，芝加哥大學中國同學會召開「西南沙事件討論會」，最終成立了「中西部保衛南沙委員會」。

由於台灣當局對留學生的公開信未有任何反應，而西貢政權又在南沙加強軍事設施。為此，紐約《橋刊》社長陳立家等人前往台灣駐美國大使館，就西南沙群島問題進行了質問。

芝加哥的遊行示威活動

1974年5月18日，支持國民政府的學者及學生在舉行「愛國保土」大會時，「中西部保衛南沙委員會」在芝加哥舉行「保衛中國南沙群島的領土和主權」遊行示威，有留學生、教授、華僑等200多人參加。在留學生宣讀各地發來的電報及演講後，遊行隊伍前往台灣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抗議。歐陽璜總領事出面見了中西部保衛南沙委員會代表，但針對代表提出的問題，他始終迴避不正面回答。之後，學生代表在總領事館前發表演講，要求台灣當局公布事實真相，採取相應的外交及軍事行動。

結束後，遊行隊伍又前往菲律賓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副本，譴責菲律賓政府侵占南沙群島。

遊行當天，「中西部保衛南沙委員會」發表了《致國民政府公開信》，要求政府通牒南越及菲律賓立即從南沙群島撤出一切侵略人員和設施，否則斷絕友好關係，並採取有效軍事行動，一切後果由對方負責；立即停止對南越軍事、經濟援助；要求政府澄清將與菲、越共同享有南沙主權的傳聞，並對入侵領土南沙任何島嶼的外國勢力予以迎頭痛擊。

保沙運動與保釣結為一體

綜上，「保沙運動」是海外保釣運動的一個部分，其運動的背景是在1974年中國收回西沙之後，目的是要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但台灣當局將該運動視為被大陸「統戰」的學生運動，故在美國各地區設立「對匪鬥爭」小組，組織以丘宏達為首的學者，撰文簡述南沙群島問題，在各地舉辦「愛國保土」活動，並出版相關評論專號來消解「保沙運動」的影響，使「保沙運動」最終並未發揮更大的效應。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50年前，2萬公尺，錶落雪地。您家人拾來還我。那錶永遠在我心中，滴答的走著。今天我拿隻錶來還願。」2015年9月5日，張立義到包頭董姓人家送了隻錶，謝謝他們在寒冷的早上給他開了門。6月12號早上，滴答聲停止了。

在一張機尾掉地的照片上，張立義寫著：「兴华老弟：从1965.1.10以后，我就开始新的人生，至今又过了五十年。」

1964年那天，他駕駛U-2偵察機飛往包頭，他只知道照相，不知道下面是什麼。突然一陣強光，飛機全黑，被薩姆飛彈擊中，他立刻彈射出去，掉落了20公里，然後傘開了，他震醒過來，抹了抹護鏡的冰屑，看到一輪明月，下面一片雪地。他看了看錶，停在9點鐘。

這隻軍用錶，是張立義在美國受訓時得到的，有兩隻，一隻給了妻子張家淇，這隻掉落在董家，大陸派來照顧他的空軍軍官葛棣拿來還他，張立義說誰撿到就送給誰吧，葛棣說要物歸原主。但錶壞了，張拿去北京錶店修，店家一看美軍錶，是敵貨，拒修，五年後到南京才得修好。

葛棣來包頭把他接到北京，叫他安心，說依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政策，會「善待俘虜。」葛棣說：「你沒罪，帳算在蔣介石身上。」他與張一起生活了三個月，同吃同睡。

葛棣後來升到高職、退休，2015年他知道張要來參加93抗戰勝利70年閱兵，很高興，帶著三位舊屬在軍事博物館旁迎接張，還激動地在後面抹淚。他們送了張一套當年被「監管放封」的照片，張一看到U-2機的照片就開懷笑。

他們說：「當時我們執行上面的政策，與國民黨這些空軍人員相處。真可謂相逢一笑泯恩仇，歷盡劫波兄弟在。大家本是一家人，就是內戰打成了敵我，但拋開那些政治爭議，我們還都做了好朋友。大家非常懷念、關心老友張立義，所以這次能再見到他十分高興。我們都老了。那段相處與友情是一生中的重要一章。特別是他這次應邀參加閱兵典禮，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不忘歷史，包容仇恨』，盼兩岸邁出和解大步，真正表達了一代老兵的心聲和風範。」

當天早上軍博館把飛機棚清場，讓張立義單獨看他的3512號機。這是四架U-2拼湊而成，分屬陳懷生、葉常棣、李南屏。李南屏開的那架飛機1964年7月7日在漳州被擊落，那天張立義剛到35中隊報到，聽到美國人員氣得摔杯子。

王錫爵是張立義的同隊，他出的第一趟任務就是偵照廣州白雲機場。1985年5月3日，王駕駛華航747貨機降落在這裡，打破了國府不接觸的堅持。

上次看到這架U-2機是50年前，當年這4架機骸展示在軍博的廣場上，張立義由人陪同，夾在群眾中，來看看自己的飛機。

他在北京住空軍招待所，生活優遇，有4個兵陪他，張還在天安門廣場教他們騎腳踏車，好讓他們「伴遊」。平時就打打乒乓球。

1970年，周恩來批示他回到南京老家的公社，見了27年前在重慶分開就未再見面的母親，陪她12年直到她過逝，這也算是因俘得福。

張立義的父親1937年回南京去看他家的店鋪，12月13日日軍進城，他父親就失蹤了。2015年看完閱兵，張立義來到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在牆上，找到父親的名字─張少峰。

張立義後來在農村、工廠工作，任勞任怨，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廠裡的領導還向工作散漫的知青誇他說：「你看張立義，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後來他被安排到「南京航空學院」，擔任教學副組長，一切都很好。但1981年被告知可以回台灣，他又到北京休息了三個月，唯一使他心情低落的是，葛棣告訴他「你妻子改嫁了」，然後葛棣一路送葉常棣和他到羅湖出境。

張立義在閱兵席上說：「我是中國人，抗戰勝利對我有很大的意義。我父親在南京大屠殺中犧牲。我來參加閱兵是應該的，中國人就是中國人，難得有這70年的大典。」

1990年9月，他終於和葉常棣拿到中華民國護照，兩人連袂回台。空軍幼校同學歡迎會上掛出「蹩起，我們擁抱你。」這是張在學校的綽號，形容他老是皺個眉，不講話。

張立義說他與葉常棣「死後」，碧潭空軍公墓給他們立了衣冠塚，後來他們活了，就把墓碑移去了。他們倆看了那坏黃土說：「這大概是要保留著給我們，做最終安息之所吧？」

7月1日，張立義的墓碑將在碧潭重立。

大陸空軍的人這樣說：「張立義這人忠厚誠實、富感情好。坦白說，撇開意識形態的對立不談，國民黨軍人確實本質都不差，真才實學，做什麼會什麼，水準都好。」

張立義那封還願的信最後寫著：「漢翔萬里，錦繡河山；故國雨露，存歿兩沐。」

(作者係歷史學者)

黃遵憲是一位較早提倡學習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立憲政制，改革中國的封建專制，建立民主法治的先進人物。他認爲歐美文明社會的基礎完全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之上。所謂國中事無大小，皆取決於議會。

即使一百年後的今天，黃遵憲對中國人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是有啟迪的，因為中國至今還在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國家而努力。

考察西方近代國家制度

作為外交家的黃遵憲，曾出任晚清駐外使館官員達14、15年之久，在自己職權範圍內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並且還非常注意考察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在任駐日使館參贊期間著手編纂的《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是近代中國人最全面、最系統地研究日本的巨著，對我們瞭解日本，瞭解日本的明治維新極有幫助，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就是通過這兩本書認識到日本人向西方國家學習有成效，從而提出中國的變法必須走明治維新道路的。

在英國使館參贊任內(1890-1891)，黃遵憲認真考察了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並且將它與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做比較。他觀察到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政府政令由上、下議院議決後施行，官員的任命按考試制度考選，雖上懸一君主，但對實行資產階級三權分立並不妨礙，社會秩序較之美國的共和制度要安定，社會發展採取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改良，不至於出現如美國總統選舉時發生的行賄受賄、嚷亂行刺等弊病。於是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適宜行君主立憲的政體，中國的改革應以英國的憲政為模式。通過對日本和歐美政體的考察，黃遵憲具備了較成熟的近代改良主義思想和政治才能，成為中國較早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人物之一。

投身變法維新運動

1894年底，黃遵憲被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以「籌防需人」為由，奏調返國。黃氏結束了為期3年的新加坡首任總領事一職，於12月初回到上海，旋即投身於變法維新的政治活動。

他參加了上海強學會，與梁啓超、汪康年一起創辦《時務報》，該報成為戊戌時期資產階級維新派鼓吹變法的喉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在1897年入湘贊助巡撫陳寶箴推行變法，提倡「地方自治」和「分官權於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議會制度；並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國家的員警制度而設立保衛局，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改革措施的推行。接著他又與學政江標、維新派士紳熊希齡等創設時務學堂。巡撫陳寶箴對黃遵憲主持開辦時務學堂頗表信任，並「劄委黃公度觀察為總理官」，負責學堂的草創工作。

黃遵憲親擬《湖南時務學堂緣起》，提出設立學堂的宗旨是為了開民智，「培植人材為自強本計」。旋又招邀梁啓超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練，使湖南的變法維新運動獲得長足的發展，成為全國最有朝氣的一個省。

1898年9月，戊戌政變事發，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窮逮維新黨人，黃遵憲亦受牽連，遭革職放歸故里。並於1905年在家鄉嘉應州（今梅縣）抑鬱而終。

一生志在變法、在民權

1905年2月23日，當流亡海外的梁啓超，聽到黃遵憲逝世的消息後，立即寫了一篇情深意切的悼文，內稱黃對自己惟教惟誨，亦師亦友，有「國中知我者無若君，知君者無若我」之語，正所謂「平生風誼兼師友」是也，足見黃梁交誼之深。

黃梁結為知交是因同抱維新變法、振興中華的理想，並將改革中國的政治積弊作為終生職志，以追求民主和法治作為自己的終極關懷。

用黃遵憲的話來說就是「一生志在變法，在民權」。這也是黃遵憲值得後人尊敬和紀念的原因。

(作者係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東亞海研究室主任)

黃遵憲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和詩人。他的科舉之路並不順利，只考上舉人，終生與進士無緣；他做的官也不算大，在外交方面擔任過駐日本使館、駐英國使館參贊，做過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新加坡總領事，在行政事務方面，也只有道台官銜，署理過湖南按察使。後來光緒皇帝任命他以道台帶卿銜擔任駐德國公使。那時德國正要圖謀膠州灣，深怕他到德國識破其計謀，遂阻止其行。光緒又任命他為駐日本國公使，因為他在戊戌維新時期積極提倡維新變法，戊戌政變後被免除了這個職務，回到廣東嘉應州老家辦理教育，1905年3月終老鄉里。

黃遵憲辭世已過百年，他所企盼富強的中國這塊大地上，已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化，我們已經進入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2010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已穩居世界第二位，迄今更超過日本2倍。進入21世紀後，中國積極致力於與世界各國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中國倡議和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成為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平台，受到廣泛歡迎，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援並參加到這個平台中來。中國還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20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亞太經合組織北京會議、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等主場外交，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進程，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正從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變成更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推動者。

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海外華僑華人的正常活動和利益保障、國家科學文化事業的飛躍發展，與黃遵憲所處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黃遵憲時代已進入歷史教科書，供後人研究總結，成為激勵後人為改變中國面貌而努力奮鬥的動力。這個時候，我們回顧百年前黃遵憲所處的時代、他的思想和作為，研究黃遵憲的生平事蹟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編撰黃遵憲年譜長編，是有意義的。

借這個機會，我想對黃遵憲的歷史貢獻提出幾點個人的認識，敬請各位指教。

第一、黃遵憲活動的主要年代是1870年代至20世紀初年。這時候，列強加在中國身上的不平等條約體系已經形成，並且很牢固，中國已經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特點來說，中國社會總體來說是處在向下「沉淪」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社會充滿了各種矛盾。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從列強的侵略中思考對策，尋求中國的出路。黃遵憲是從西方尋求出路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他的思想軌跡，表現了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向資產階級改良派轉變的特點。正是這種轉變，體現了「沉淪」中的中國社會向上發展的積極因素。

第二、黃遵憲是開始掌握近代國際觀念，主張維護國家主權，保護華僑華人權益的愛國的外交官。黃遵憲在駐外使領館工作十多年，注意瞭解有關各國情況，增強現代國際觀念，注意保護國家利益。黃遵憲初次出使，抵達駐日公使館的時候，日本正在加速吞併琉球的步伐。琉球雖然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與中國有幾百年的藩屬關係，也就是說，有相當緊密的利益關係。黃遵憲與駐日公使何如璋共同提出「琉球三策」，認為「琉球既滅，行及朝鮮」；「琉球迫近台灣，我苟棄之」，「他時日本一強，台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力主積極保護琉球。這種見解是值得重視的，後來事實證明也是正確的判斷。但是，卻未被李鴻章等朝臣採納。隨後兩年琉球被日本吞併，成為日本的沖繩縣。日本因此舉大大增強了西南海域的控制權，中國則失去了東南海疆的自然屏障。

2013年5月8日，我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了。提出這個認識的根據之一，正是黃遵憲、何如璋他們的琉球交涉，以及此後中日之間關於琉球地位的談判。

黃遵憲擔任駐舊金山總領事期間，正值美國排華高潮愈演愈烈，在美華工就業受到種種限制和刁難，華人被毆打，華人洗衣店被掠奪、燒毀。黃遵憲曾提出對付美國排華的對策，不為清朝廷所接受。據《清史稿》黃遵憲傳記載，舊金山某地方官藉口衛生理由，把眾多華工拘禁起來，塞滿了監獄。黃遵憲到監獄考察，命從人丈量監獄容積，然後向美國地方官指出，難道監獄比華工住所還要衛生嗎？當局啞口無言，只得釋放華工，為在美華僑爭得合法權益，改善了他們的處境。

此事過後20多年，梁啟超訪美，當地華僑還在稱道此事。研究者認為，黃遵憲是中國駐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護華僑工作的人。今天，中美貿易摩擦正酣，在美華人華僑的安全利益受到保障，不可能出現百年前的情況了。

黃遵憲調任新加坡任總領事時，新加坡兼轄檳榔嶼、麻六甲和附近各島，是英國的海峽殖民地。那裡的人口中，華人近半數，共50餘萬。黃遵憲考察了南洋華僑的情況，看到華僑「拳拳本國之心」，其服飾「仍守華風」，生活「亦沿舊俗」。他們對各省籌賑籌防，多捐鉅款。但他們卻「不欲回國」。

黃遵憲瞭解到國內海禁尚未廢除，國內存在對華僑勒索、敲詐、打擊、誣陷的積弊。為此，他建議「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掃除對待華僑的種種不良作法。他的建議被政府主管當局採納，南洋華僑至今十分感謝和懷念他。

甲午戰爭爆發後，黃遵憲離任回國。他出面主持與日本領事交涉蘇州、杭州開辦租界的談判。他鑒於鴉片戰爭以來沿海開埠喪失治外法權的教訓，答應可以把蘇州、杭州市政建設盡可能搞好，但拒不允諾治外法權，力圖保護國家權益。此事雖因他故未成，但他這種辦外交的思想和作為無疑是正確的，在當時就得到好評。比較當時許多糊里糊塗辦外交的人，黃遵憲的確是一個時刻注意維護國家主權、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外交家。他還總結自己外交工作的經驗，提出挪展、漸摩、抵制諸法。這樣用心辦理外交，並且對經驗加以總結，在清代外交官中是不多見的。

第三、《馬關條約》簽訂後，黃遵憲痛感「一腔熱血，無地可灑」，難忍國家「淨土化為腥膻」，逐步走上變革社會的道路。1895年，他先後在上海和北京加入由康有為和梁啟超設立強學會。1896年，創辦上海《時務報》，宣傳變法圖存主張。同年，黃遵憲受光緒帝召見，回答「泰西政治何以勝中國」時，他坦陳「泰西之強，悉由變法」。隨後，黃遵憲任湖南長寶鹽法道，署湖南按察使。他在湖南與巡撫陳寶箴，以及維新人士譚嗣同、唐才常、梁啟超等合作，推行新政。湖南成為率先進行維新活動的省份。戊戌政變後，黃遵憲以「推崇西教」、「詆毀朝政」、「創為民主民權之說」等罪名，被撤銷使日大臣的任命，並被革職「放歸」原籍。

第四、黃遵憲是晚清著名的愛國詩人，又是最早撰寫日本明治維新歷史的史學家。詩作豐富，結集的代表作有《日本雜事詩》和《人境廬詩草》，廣為傳播。首倡「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高擎詩界革新的旗幟，把新事物、新理想融入舊風格，被梁啟超譽為「近世詩界三傑」之冠。

黃遵憲使日期間，懷著瞭解駐在國的使命感，結交日本友人，網羅舊聞，參考新政，收集豐富資料，寫出一部反映日本歷史，特別是明治維新後日本歷史的《日本國志》。該書1887年成書，抄送總理衙門和李鴻章等人，可惜沒有得到重視。甲午失敗以後，人們才注意到它的價值，如果早一點傳播，也許2億兩白銀的賠款就不一定是這樣記錄於史冊了。

今天人們沒有忘記黃遵憲。在那個時代條件下，黃遵憲的職銜不高，每一任職，都虛心學習，認真辦事，處處從維護國家利益著想。他對歷史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留給我們的許多寶貴紀錄，值得歷史學家研究和總結，以豐富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作為21世紀中國人的借鑒。

《黃遵憲年譜長編》，以年系月，逐日記載黃遵憲生平事蹟，網羅舊聞，不遺餘力。每年起始，增補當年國內外大事，以明瞭譜主所處的時代環境，很有創意。黃遵憲故鄉的學者悉心編撰這部年譜長編，用力甚勤，對譜主所作詩歌，頗多愛惜，不使遺漏，也許為譜主當年自己編輯詩草所不及，這是可以理解的。

受託寫序，實不敢當，謹贅言於此，請編者、讀者指正！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今年7月13日是鄭學稼(1906-1987)逝世32周年的紀念日。我忝為他的門生之一，稱他為「老師」是理所當然，但我寧願稱他為「先生」，因為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典範，稱他「先生」，覺得親近且大氣，可以俯身、可以仰望。

1987年7月學稼先生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病逝，當時我在美國忙著撰寫博士論文，遠隔重洋，未能親自在病榻前為先生送終，自是平生最大遺憾，還好及時趕回來參加了在二殯景行廳先生的告別式。是年8月我在《文訊》第31期發表〈反共理論大師：鄭學稼先生對馬列主義的研究〉表示對先生的追悼。匆匆32年過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寫回憶先生的文章。 

鄭學稼與陳獨秀

先生與民國史以來的許多著名人物都有交往，但他常對我談的有陳獨秀、胡適及張國燾。

1938年1月，先生因公去漢口，李麥麥邀他到武昌探訪陳獨秀，這時由於陳正和毛澤東政治談判與鬥爭，託病不見李鄭二人。5月初，先生受《時事新報》之託，送稿費給陳，陳當時住在漢口模範區一家成衣店樓上。先生說：「他給我深刻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以後二人經常來往。

陳獨秀於該年6月初入川，先生於6月28日抵宜昌，因康兆民的關係，先生馬上換船，在船上遇見陳獨秀和家屬在船頭打地舖，心中有一種特別的感受與同情。先生告訴我，陳獨秀創立中共黨時以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革命對象，他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在中國先要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但到重慶後寫的〈論資本主義〉，《時事新報》居然不予刊登。

先生還說，陳遷居江津後生活無依，靠朋友接濟，1941年3月25日陳突然寄一封信給鄭先生，內付5千元(國幣)支票及代轉張國燾的信，請先生面交張。先生隨即帶著信件與支票去見張國燾，陳給張的信內說「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原來這是重慶層峰知道陳生活困難，透過朱家驊贈5千元，陳退還朱，又託張國燾轉寄陳，陳再堅退。先生說：「張國燾接信和支票後對我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此事後來先生告訴我「陳獨秀貧賤不能移」。

先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對陳獨秀有較深的了解與特殊的同情，《陳獨秀傳》寫得真是深入，先生過世後才出版有點遺憾。

鄭學稼與胡適

1959年春天，中研院全漢昇突然到臨先生家，對先生說：「胡適先生見你在《祖國》上關於中共六中全會分析的論文，認為是有學問的人寫的。他問我：是否認得那作者？」全氏又說：「胡先生又問我：如此有學問的人，台大為何解聘他？」全氏最後說：「胡先生要來貴處看你。」先生認為就年齡與文化界的地位而言，胡是前輩，於是客氣地回答「應該我去看胡先生」。接著不久胡氏來電話「我久仰你」，並約2月20日在南港見面。

先生如約前往南港中研院胡氏公館。胡鄭兩人由下午4點談到晚上8點，胡適留先生吃晚餐。這次胡鄭「談話」有如下內容：(1)胡說在紐約就看過鄭的著作，既回台灣，便想和鄭見面晤談。(2)胡重複說中共批判他，並問：「你對那些批評有何意見？」鄭說：「有的地方頗有理。」胡說：「我未公開反馬列主義，中共所以批判我，由於我的『懷疑』。」鄭說：「一個人不受任何信仰支配，這個原則，我是無條件支持的。」(3)俞某在三十年代要胡改正三民主義，胡因此寫〈知難行亦不易〉，居然引起國民黨的反攻，就此不再改正。(4)談到陳獨秀，胡有嚴厲的評語，鄭阻止胡。胡改口說反對陳做共產黨，鄭說：「一個知識分子，為着信仰，犧牲兩個兒子和財產，死後無葬身之地，雖然幹共產黨是錯誤，應該原諒。有一種知識分子，人們給他錢，他連褲子也脫下來，那才該罵喲！」(5)胡談到胡風，說胡風的文藝主張與自己的相同，鄭說這是中共對胡風主張的歪曲，真正原因在於胡風與周揚爭文藝領導權。(6)兩人還談到大陸文藝與台灣文藝界的情況。胡說：「共產黨的文藝理論書，不易懂」。鄭建議：「讀讀普列漢諾夫的這類著作」。

晚餐後胡要派車送鄭回家，鄭堅辭，自己乘三輪車至南港，然後轉車回家。

鄭學稼與張國燾

我為了寫《張國燾與中國共產主義》，向先生請教。先生告訴我：張國燾北京大學出身，五四運動時期擔任北京學聯會主席，不但是中共創建人之一，也是「八一南昌起義」主要策劃人。張曾建立「川康蘇區」，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實力雄厚，在中共25,000里長征期間，為了「西行」與毛澤東「北走」發生分歧，張以「第二中央」與毛的「第一中央」抗衡。迫於新疆馬家軍的圍堵，紅四方面軍兵敗潰散，張率餘部轉往延安，到延安後，毛解除張國燾的兵權，可見張到延安後，已不是毛的對手。

1938年4月初，張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身分祭黃陵，祭後突然不回延安。張遠走武漢，中共派周恩來勸，請張顧全大局重返延安，張拒絕，並公開宣布脫離中共，隨即中共將張開除出黨，張脫離中共後由武漢前往重慶，蔣介石認為「張國燾事件」是國民黨對中共鬥爭一大勝利，但蔣並未重用張國燾。

1948年6月，張國燾在上海辦《創進》周刊，邀請先生擔任主編，直到上海時局逆轉，先生與張準備前來台灣，《創進》才告停刊。先生曾告訴我，張國燾來台後住在草山（陽明山），國民黨排斥他，還以權勢奪占張氏住宅，終於迫使張遷居香港，此時大陸完全變色：「老蔣突然想起張國燾，並要張成立第二中共，以便與毛共對抗。張回蔣說：『一切已晚』，給以回拒。」

我看完張的《我的回憶》，問先生此三大卷書寫得如何？先生答：如實撰述，有歷史知識性。

流落香港的張國燾於1968年移居加拿大，先生每次赴美探親都會轉往多倫多看望張國燾。張中風後身體癱瘓，生活起居不便，只好轉住養老院，1976年底先生最後一次去看望張，他一走進養老院，看到張坐著輪椅。張一看到鄭突然扭轉輪椅背朝著鄭離去，先生尾隨至病房，張躺在床上假寐不理他，臨別張的兒子甚至不送先生去機場。關於這次探訪，我曾問過先生：「難到張先生對老師您有所誤會？」先生答：「張身體癱瘓，英雄氣短，晚景堪憐，精神心理都有失常現象，他以為我是奉台北之命召他回台，真是大錯特錯。」

1979年冬天大雪紛飛之日，張國燾在病床上因被子掉落床下無力蓋回，在寒凍中離開人間。先生後來對我說：「你是在台灣唯一寫張國燾傳記的人，應該把張的末日寫上。」

鄭學稼與《中華雜誌》

《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更是鄭先生的老朋友，三十年代他們兩人便認識，他們都在日本留過學，而且上海發生「社會史論戰」時，胡先生是主要參與者，鄭先生也參加論戰。

八年抗戰時期，鄭胡二人先後去了重慶，也都用自己的筆墨盡一個知識分子對民族聖戰應盡的力量。之後，二位又先後來到台灣，鄭先生在台大經濟系任教，胡先生擔任立法委員，「中西文化論戰」後，胡先生辦《中華雜誌》，鄭先生經常為雜誌寫稿。

鄭先生在台大任教期間，因批評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被解聘。先生通印尼文，因此前往印尼，在雅加達擔任一華僑中學校長，並翻譯印尼蘇卡諾總統之《印尼建國五原理》，先生說：「我由這本書，知道蘇卡諾的思想，受三民主義的影響」。

先生有一次在新店胡先生寓所對我說：「國民黨政府可以用政治力免除我的教職，但沒有辦法奪去我手中的筆！」遠在海外的鄭先生經常在東南亞、香港華文報刊發表文章評析時論。

《中華雜誌》是鄭先生晚年發表文章時論的主要陣地，「鄉土文學論戰」二人攜手捍衛民族文學，抗擊「疾風集團」，二人不惜走上法院訴求正義。1986先生發現腸癌，1987辭世，胡先生痛失老友，輓聯有曰：「學問關興亡，赤事洞明少用處；患難識孤介，黃泉儻憶出庭時。」

鄭學稼與政大東亞所

蔣氏父子為培養黨政軍反共理論高級人才，設立了政大東亞研究所與政工幹校政治研究所。東亞所所長由當時「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兼任，幹校政研所則在王昇的領導下，由段家鋒將軍負責。這兩個教研單位都禮聘鄭先生到所任教。

先生在東亞所講授「馬列主義專題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第三國際史」，在幹校政研所開授「共黨理論批判」，大師在講座上講自己最有心得的學術專題，其精彩可想而知。

1974年秋天，我進入東亞所「東亞問題研究班」進修，與碩士班的學生一起修先生開授的「馬列主義專題研究」。先生備有講課大綱，手拿粉筆，或站或立，不說廢話，直接進入專題講授。我還記得開學第一次上課，先生對同學們說：「馬列主義專題要研究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要區分這是三個主義，不是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主義，更不是史達林主義。」隨後在黑板上寫了三個英文字，以便讓同學了解他說的「區別」：Marxism、Leninism、Stalinism。

先生又指出：「馬列主義是史達林主義的代名詞，因為史達林自稱他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他的思想理論自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故簡稱『馬列主義』，英文是Marxism-Leninism」。這使我生平第一次明瞭馬列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要加以區分。引導我進入哲學領域的是胡秋原，開啟我進入「馬克思學」（Marxology）堂奧的是鄭先生。

先生退休後東亞所才成立博士班，當時所長芮和蒸繼續禮聘先生在博士班開授「馬克思主義研究」，先生說年老，不想再教，向芮所長鄭重推薦：姜新立可以勝任這門課程。就這樣，我接下了東亞所博士班的專題講座。第二年我離台赴美留學，向先生辭行，他說他一生最缺的是哲學，研究馬克思更要哲學基礎，受到先生的感召、鼓勵與期許，我進入紐約州立大學哲學系就讀，畢業後，轉內布拉斯加大學專攻馬克思政治哲學。沒有鄭師的推薦、鼓勵與期許，我不可能到東亞所博士班任教，也不可能前往美國留學、八年後取得學位回台任教，繼續接下他的棒子，這是我這一生轉變的關鍵。

鄭學稼與「馬克思學」

先生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上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70餘種學術著作便是明證。此處只談他與「馬克思學」的關係。依我的認識及瞭解，在「馬克思學」的研究與造詣上，先生不但是台灣/兩岸的「馬克思學」權威學者，即使放在世界學術領域，他也是第一流的研究家，美國的史卡拉賓諾、德國的金德曼都與先生對談過，都肯定先生不僅是「中共問題」權威，而且對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與歐美「馬克思學」研究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30年代先生便譯出雷岱爾《社會主義思想史》，40年代寫《馬先爾的新古典派經濟學》，50年代寫《第三國際興亡史》、《列寧主義國家論之批判》，譯貝加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60年代譯龐巴衛克《馬克思體系的完結》、考次基《論無產階級專政》，70年代寫《馬克思勞動價值說的爭論》，並在台灣首先介紹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寫《論馬克思的異化說》、80年代發表〈廣西元信對馬克思學說的新解〉、出版《論共產主義之異化》。先生晚年指出：有三個馬克思（青年、中年、老年）。一再對我說：「連馬克思都說『就我所知，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老弟你要深思這句話的意思。」

先生出版《南斯拉夫史》後到入院治病前，還想寫《盧卡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他要正在美國留學的我蒐購歐美研究盧卡奇的著作，我遵命照辦，第二年回台到醫院探望先生時，他趟在病床上正在閱讀我帶給他的書，罹病尚不棄於用功學問，令人感佩。

蔣介石政府敗於毛共，退守台灣後自然站在「反共」前哨，大家稱鄭先生為「反共理論大師」，可以理解，但不一定合乎先生的原意。先生曾自怨「不幹政治，而所研究的都是嚴重政治鬥爭的問題。這一錯誤的代價，是我欠了反共的債，使我精神不安，每天都感有索債者臨門。」

如果先生還健在，看到蘇東劇變，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轉型，檢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代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先生應該會說他欠的反共債已經還完了，現在要觀察的是「後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問題。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