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火箭軍前身為「二砲部隊」，1966年創建，2015年改制完成，強化了陸海空三位打擊能力，與大陸核潛艦形成相輔相成的戰力，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全球區域中一股相當不容忽視的軍事力量。

東風15導彈

現役的「東風15短程導彈」，最早服役於1989年，由大陸「航天工業部」研發，在歷次的軍演或動員中扮演重要角色，原則上彈體採用「固體燃料發動機」，對其飛彈保存或攻擊具有優勢，依彈體設計/年代基本的作戰範圍為600-900公里，採用慣性導引、全球定位系統導引與環形雷射陀螺儀導引，不但增加其精確度，隨著大陸的太空技術日漸發達，東風15系列的導彈仍舊是大陸當前「短程彈道飛彈」的主力，對亞太區域的美軍基地有一定的威懾力。

東風16導彈

素有「沖繩快遞」的「東風16導彈」，是一款單級「固體燃料」的飛彈，裝備固體燃料的飛彈在發射前的準備時間較「液體燃料」的導彈長，對於攻擊方反而不利。2015年大陸讓它在抗戰勝利70周年時正式公亮相，在歷次的演習中表現相當亮眼，射程比早期的東風15要遠，最大射程距離超過1000公里，主要的攻擊目標在於美軍第一島鏈中的軍事部署。

此外，東風16採用「橢圓」的飛彈艙，不但能裝載更高的炸藥量，更有能力突破美軍現役的愛國者3型防空飛彈，是一款連美軍、官方皆畏懼的裝備。彈體基本上採用「集束式」彈頭，造價費用相對低廉，也因此服役數量上正逐步超越傳統的東風15導彈，將會是大陸於21世紀的短、中程飛彈的主力。

東風21導彈

「東風21導彈」早在1979年開始研發，原本是一款由潛艦發射的導彈，後經研發後成為一款地對地飛彈，主要有甲、乙、丙、丁四款衍生型，射程範圍在1600-2000公里，更有「關島快遞」之稱。

其主要軍事目標在於恫嚇美軍在東亞的軍事基地，更被美國海軍視為「航母殺手」，對美軍航母戰鬥群有摧毀、癱瘓的能力。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艾立信曾在公開談話中講到，大陸成功開發出全球第一款彈道反艦導彈系統，這是一組具有陸基移動導彈發射器的飛彈，假使美軍執意未來介入台海戰事，或是南海爭端，解放軍不排除使用該款飛彈進行攻擊。

東風31導彈

大陸「東風31導彈」最早的生產/服役是在1999年，經過數十年的改良後，東風31導彈包括：東風31、東風31A、東風31B、東風31AG，射程從8000公里到13000公里不等，發射「準備時間」只有10-15分鐘，更是大陸當前長程導彈的主力之一，主要的發射平台有傳統的發射井、鐵路、軍用卡車，由於東風31的彈頭能搭配1-3枚的核彈頭，對大陸主要的假想敵或對手皆有能力威攝，同時東風31飛彈具有S型飛行的能力，傳統的彈道飛彈防禦幾乎都無法將之擊落，更是美軍敬畏的彈種。

東風41導彈

「東風41長程導彈」是解放軍最新的一款洲際導彈，技術來自俄羅斯的「白楊」長程導彈，在2017年正式服役，最新的改良射程超過14000公里，採用慣性、衛星及星光導引，一樣可以透過鐵/公路機動發射，由於飛行速度高達25馬赫，連美軍的義勇兵三型戰略導彈也無法達到，加上大陸第二代以後的北斗衛星系統，飛彈精確度將落在100-500公尺，由於東風41導彈的射程可到達全美，也是當前美方相當在意的一款戰略性導彈。

結語

二砲部隊從成立至今，歷經指揮、管制、部隊到改造，不但早在2015年改名，更是大陸最強大的戰略部隊，從基本的戰術、戰略甚至是相互保證毀滅的能力，「火箭軍」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大陸而言，火箭軍不光是扮演防守角色，它還在亞太區的爭端、中美軍力的對比上，具有戰術/戰略的雙重角色。無論是在亞太或是全球軍力上，火箭軍不但要輔助陸海空三軍，必要時更要擔任「核嚇阻」的角色。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AG-600鯤龍(蛟龍)是中國的大型水上飛機。而日本US-2、龐巴迪航太CL-415、俄羅斯Be-200等，也是同類型產物。其特色為酬載量多且不受機場條件限制，並可選擇在水上、公路或機場跑道起降，非常實用。

水上飛機(飛艇)的起源

最早的水上飛機（飛艇），出現在一次大戰前後。前期，發明家利用小艇加上機翼和浮筒，並配置1具活塞螺旋槳發動機，便成為可在水上起降的飛機；後期，則擴大機身並增為2~4具活塞螺旋槳發動機，成為中短程運輸機種。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也在其作品〈紅豬〉裡描述義大利亞德里亞海的飛艇故事。

二次大戰時，日本海軍利用相關技術，研發出性能一流的水上偵察機和艦載戰鬥機。時至今日，海上自衛隊最新的US-2大型水上飛機，也是其代表作之一，並獲得印度12架訂單。不過，2015年4月28日，1架US-2在高知縣足摺岬東北約35公里的海上進行訓練時，因海象不佳而受浪起飛失敗，1具發動機脫落、右翼下浮筒折斷而造成飛機沉入海中，機上19人全數獲救。

AG-600鯤龍(蛟龍)

AG-600是由大陸「中航通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研發的大型水上飛機，其用途為載客運輸、消防、水上救援等項目。AG-600全長36.9公尺、全寬38.8公尺、全高12.1公尺，最大離陸重量49噸。兩側機翼共配備4具渦輪螺旋槳發動機（渦槳6型），巡航速度480公里/小時，最大航速560公里/小時，作業半徑1600公里，最大航程4500公里，單趟最多可載運50人。

AG-600機艏下方到機腹均採用仿船舷設計，在水面起降時的抗浪高度達2公尺。AG-600在水上滑行時，可由取水口汲水至儲水艙備用（淡水/海水），20秒內即可汲水12噸，效率勝過一般直升機使用吊袋汲水，更適合消防等緊急用途。AG-600機翼外側配置浮筒，利於水上滑行；機艏/機腹也配置伸縮式輪胎起落架，可在公路或機場跑道起降。

AG-600原訂於2015年首飛，但延後到2017年12月24日在珠海金灣機場首飛。2018年10月1日，AG-600在湖北荊門漳河機場完成首次水上高速滑行試驗。2018年10月20日，AG-600在湖北荊門漳河機場完成水上首飛。廠商表示，該機除了本國自用，也考慮外銷。目前，馬來西亞和紐西蘭均有採購意願。

大型水上飛機的戰術價值

一般人對於台海戰爭的登陸作戰，總認為共軍的大型登陸艦、歐洲野牛級氣墊船、野馬級氣墊船、商用滾裝貨輪是主角。但筆者認為，大型水上飛機才是不可忽視的要角。以AG-600而言，這類水陸兩棲的大型水上飛機，可一次載運50名全副武裝士兵（4個班）或補給物資，最大航速比氣墊船快上數倍、比普通船隻快上數十倍，並可在郊區公路、河流、湖泊、水庫起降。若共軍掌握台海局部空優，便可派遣數十甚至數百架次長驅直入核心要地，比灘岸登陸或空投作業更有效率。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櫟社、瀛社、南社並稱日據時期台灣三大詩社。而櫟社歷來備受重視，主要是它不像瀛社、南社受到日本官方的青睞，以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為要。而櫟社草創主要份子林癡仙、林幼春都是民族意識強烈的愛國份子。

所謂的「香山九老」，除林癡仙、林幼春外，還有賴紹堯(1871-1917)、蔡啟運(1855-1911)、呂敦禮(1871-1908)、傅錫棋(1872-1946)、陳瑚(1877-1940)、陳懷澄(1877-1940)、林仲衡(1877-1940)，皆是一時之選，他們深感在日人統治下，不能忘懷漢文化，以詩社作為共同抒發的平台。再看日後陸續加入的詩人，如蔡惠如、莊太岳、鄭鴻猷、連橫、施家本、林載釗等，也都具有深厚的祖國情懷。林獻堂於1909年加入為會員，1911年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來台，那年4月2日櫟社於台中瑞軒召開盛大的歡迎會。

林獻堂與櫟社

許雪姬於2006年發表的《林獻堂與櫟社》有下列一段話，特錄於下：

首先，只要林獻堂離開台灣，櫟社的活動必然減少，或者是無；且櫟社棸會常在霧峰召開，與林獻堂有密切關係。第二，櫟社兩次中興，即1941年及1946年，都以林獻堂為主體展開。櫟社得以在皇民奉公會期間継續發揮效果，實因林獻堂在危急存亡之秋做必要的社員吸收所致。三，林獻堂在財務上也做了支持，如他在1909年加入櫟社後，在翌年櫟社春會開宴時分擔宴會款項。四，基於對歷史的愛好及對資料的重視，林獻堂主張刋行櫟社作品，使櫟社成為資料最完整的詩社。

許雪姬所謂的「兩次中興」，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對台灣人更以高壓政策來推行其皇民化運動。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日本統治者推行皇民奉公會，對台人遞出橄欖枝，台人為天皇效命、為國捐軀，即所謂的奉公。林獻堂有感於時勢所迫，櫟社社員凋零，如不吸收新的社員勢必會凋謝，所以透過社員的介紹，先後吸收了莊幼岳（莊太岳之子）、林培英（林幼春之子）、林陳琅（林癡仙之子），以及莊垂勝與葉榮鐘。1946年林獻堂再次重振櫟社的雄風，吸收了大陸歸來的洪炎秋、林攀龍（林獻堂長子）、許文葵，及周定山等原鹿港子弟。

林獻堂對櫟社有莫大的功勞，保存了文化資產的幼苗，又另注入資金。而林獻堂以一個地主資產階級的身分投入文化抗爭運動，確實不容易。

傅鍚祺《櫟社沿革志略》

從傅錫祺（1872-1946，字鶴亭）所著《櫟社沿革志略》，由林幼春於櫟社30周年(1931年)所寫的序文，可以瞭解櫟社由來：

《櫟社沿革志略》，傅君鶴亭所著。起壬寅（清光緒28年，1902）訖今，茲凡30年；蓋其入社所記之櫟社「年譜」也。櫟社不始於壬寅，顧壬寅以前無可記，亦無記之者；至壬寅而作記，可記之事亦特多，則毋寧謂櫟社實始於壬寅而成於鶴亭之手也。

傅鍚祺於第一頁有以下記載：清光緒28年（壬寅）霧峰林癡仙（俊堂）、林南強（幼春），燕霧大莊頼悔之（紹堯）三子始結詩社，名之曰「櫟」。嗣而同聲相應者，有苑裡蔡啟運（振豐），房裡陳滄玉（瑚），三角仔呂厚庵（敦禮），鹿港陳槐庭（懷澄），牛罵頭陳基六（錫金）諸子。春秋佳日，會集一堂；撃缽分箋，互相酬倡。

另有小字一行如下：癸卯，甲辰，乙已（光緖29至31年）三年間，集會若干回？鶴亭未入社，不能詳識。

葉榮鐘未竟稿與櫟社中興

父親於1967年寫了《傅鶴亭先生傳》，後收入《台灣人物群像》（見《葉榮鐘全集》）。細讀全文，可以瞭解那是一篇未竟稿，由傅鍚祺出生談到1907年《台灣新聞》改組，受新任社長山移定政律師之敦請，再主該社漢文版筆政止。

引發我的注意有兩個理由，父親寫《傅鶴亭先生傳》的動機為何？什麼原因使他無法完稿？我重新閱讀父親的日記、傅鍚祺的《櫟社沿革志略》，也在網路上尋找有關櫟社的研究論文。

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以下幾則摘記，特錄如下：

1967年6月30日，曇天燠熱，台中，在銘鐺君處雜談，雲鵬攜來鶴亭老詩集小樣請校閱。同年7月3日，晴熱，台中。往訪雲鵬君拿來一張活字號數表。7月27日，晴熱，台中。校閱《鶴亭詩集》小樣。7月28日，晴熱，台中。晚校閱《鶴亭詩集》至深夜全部校完。7月29日，晴熱，台中。早上攜校完的《鶴亭詩集》小樣往中台交與雲鵬君。8月11日，晴熱挵午時雨，台中。晩校閱《鶴亭詩集》，作詩七絶一首。8月12日，晴熱，台中。雲鵬君送來鶴亭詩稿，以供勘校又攜來葡萄一包系傅春魁兄所贈。晚校對《鶴亭詩集》小樣。8月13日，曇涼，台中。晚校閱《鶴亭詩集》。8月14日，晴熱下午時雨，台中。晚校《鶴亭詩集》。作詩兩首。8月15日，曇小雨，台中。晩校完《鶴亭詩集》小樣，作信並錄新詩兩首寄幼。8月16日，晴熱，台中。早上將《鶴亭詩集》小樣攜交雲鵬君。

以上所述的雲鵬君乃林雲鵬，他是攝影家，也是光復後以徐復觀、莊垂勝、葉榮鐘為核心的兩岸文化人共組的「中台雅集」成員之一。林雲鵬服務於中台印刷廠，為傅錫祺的外孫，為了出版外公的詩集，來託父親校稿。傅春魁乃傅錫祺長男，台北醫專畢業。幼岳乃莊幼岳，莊太岳之子，是櫟社二代成員。父親於兩個月內，二、三校完成，該書得以順利出版。

1968年2月10日，晴冷。上午10時起床，往藍君處一轉用電話與雲鵬君連絡寫傅先生（傅鶴亭）小傳事。同年3月21日，父親的日記有以下的記載：晚閱讀傅師自記一生大事日記，起草《傅師傳記》。

由上述兩則日記中的記事，可以瞭解父親動筆寫《傅鶴亭先生傳》的動機。父親先前於1968年3月21日閱讀傅鶴亭所記的大事日記，才能有此篇草稿的初成。那櫟社中興是傅氏之言，或是父親的創意？總之，1906年有所謂後來尊稱的香山九老，在台中林季商氏之瑞軒，召開櫟社的春會，制訂了社則、題名等章程將櫟社制度化、組織化，而能有日後的蓬勃發展，是不容置疑的。

櫟社是1902年由林癡仙、林幼春、賴紹堯三人創辦的，究竟辦了幾次聚會，開了幾次詩會，有哪些作品，都已成無頭公案。傅錫祺的記事，從清光緒32年(1906)丙午才開始仿《史記》編年體逐一記事。林癡仙為林文明的么兒，林文明因其兄林文察戰死於太平天國之亂的漳州萬松關後，成為林家的族長。乙未割台後，他一直生活在泉州、福州、漳州、上海等地，雖曾一度短暫返台居住，但終究還是回到大陸，直到1899年才返台定居。1902年和他的侄子林幼春成立櫟社。他在大陸時皆跟隨著他的族兄林朝棟(1851-1904)，直到1899年林朝棟在上海購地建房，他才返台定居。

霧峰林家一門英烈

霧峰林家的開台祖叫林石，世居大里，第三代林甲寅遷徙至阿罩霧（今天的台中市霧峰區），有三子：林定邦、林奠國及林振祥。定邦有子文察、文明、文彬（後被稱為下厝），奠國有子文鳳、文典、文欽（稱為頂厝），林獻堂為林文欽的長子。

因林文察受當時閩浙總督左宗棠之命，攜3千子弟兵赴閩、浙一帶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屢建奇功而貴為福建水陸路提督，後戰死漳州萬松關，同治皇帝追封太子少保。太子少保，太保的府第稱「宮保第」。文察之子朝棟以一道員身分自募家丁600人，協助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於中法戰爭中防守基隆、淡水，擊退法軍，為劉所賞識，中法戰後，所有參與的義軍皆裁撤，唯獨保留了林朝棟一支，稱為「棟軍」。後平定施九緞之亂有功，賞黃馬掛，二品頂戴，功名顯赫。因為下厝一直有功名，自然而然族長一直是下厝當家，經常是侄子帶著上厝的叔叔闖功名、創家業。

林文察帶著叔叔林奠國赴閩浙平定太平天國。林朝棟抗法有功，接撫墾局長之職，樟腦專賣，開山撫番，叔叔林文欽雖是光緒19年的舉人，也只能跟著侄兒幹，到香港設立商號，經營樟腦貿易之途，而長駐香港，最後客死他鄉。

1895乙未割台，唐景崧由淡水逃回大陸，台灣民主國瓦解之際，將棟軍由新竹帶回彰化後，發官餉，就地攜械解散，才有日後各地峰起的武裝抗日。林朝棟則接受慈禧太后之命內渡大陸。簡言之，1895至1915年這20年的台灣武裝抗日，與棟軍脫不了關係，最明顯的例子是羅福星，參加廣州起義後來到台灣，待在苗栗，短短3個月不到即糾合了3千人抗日，他在被捕後的自白書上說「祖密（林季商的號，林朝棟嫡長子）有會員萬人，我與他合作推翻日人」。一直到1915噍吧年余清芳事件失敗後，林季商脫籍返回大陸，參加孫中山的二次革命，林家的族長才落到林獻堂身上，但林朝棟的夫人楊水萍一直留在霧峰。

櫟社中興與林季商

1906年，林季商（1878-1925，本名林資鏗，字季商，號祖密、式周或作石周）出面邀請香山九老，在其瑞軒召開櫟社的春會。1904年林朝棟在上海病逝。林季商是當時的族長，於公於私都應該資助他的叔叔林癡仙、族兄林幼春所創的「櫟社」。茲撮錄《櫟社沿革志略》記事如下：

清光緒34年(1907)3月22日，假霧峰林君獻堂之萊園開春季雅集，林獻堂君以主人作客而與會。清宣統元年(1908)4月3日會於瑞軒。是年連橫加盟為社友。清宣統二年(1909)霧峰林灌園（獻堂）、三角仔呂藴白（琯星）加盟為社友。4月23日社友共31人會於瑞軒。1910年，粵東名士梁任公（啟超）、湯覺頓（叡）、梁女士令嫻等遊台，我社開會歡迎之。4月2日，會於瑞軒，社友20人，來賓12人，詩題為「追懷劉壯粛」（按此題為梁所出），「洗硯」、「新荷」、「鈔詩」等。

從該記事可清楚看到林季商的影子，除了提供瑞軒場地，這些與會人士的吃住動輒二、三天，這些開銷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的，另外，香山九老之一的林仲衡就是季商的弟弟。在歡迎梁任公的詩會上，林季商以主人的身分與會。

父親眼裡的「櫟社中興」，並不是他自己加入櫟社的1942年，或洪炎秋加入的1946年，而是他看了傅師自記的大事年表，發現1906年的瑞軒聚會才是櫟社的中興。林季商作為「櫟社」的幕後功臣角色，或許是他寫《傅鶴亭先生傳》的另一個動機，但他無法完成，確實耐人不解。他後來於1976年連續寫了《民族詩人─林幼春》、《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革命家蔣渭水》等所謂「祖國派」的先賢時，皆不忘記提起林季商的事蹟。除對歷史交待外，他希望提醒後人，抗日民族運動並非只有林獻堂、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等人，脫籍回祖國參加二次革命的林季商曾擔任幕後推手，就像他對櫟社的貢獻一樣，所以父親才會用「櫟社中興」來詮釋1906年的瑞軒聚會。

林季商之貢獻不該被遺忘

回顧這段歷史，在日據時代，日本總督府因為下厝林季商是反日的標竿，成為言論上的禁忌，至於頂厝，雖有林獻堂領導的溫和社會運動，其他如林紀堂、楷堂、烈堂卻都是妥協於體制內的人物。1945年台灣光復，國民黨更不可能推崇林家，因為這是統治者的絆腳石，更何況228之後，林季商之子林正亨因1946年參加共產黨，而於1950年被槍決，不免有殺雞儆猴的意味。

台灣政黨輪替後，本土派不研究下厝林家袓國派的事蹟，只會歌頌頂厝林獻堂的功績，父親雖然一生扙履追隨40年，身為林獻堂秘書，但是，當他看到傅錫祺的一生大事記，將1906年林季商召開的櫟社春會定調為櫟社中興，心中必定感慨萬千，慶幸有人與他心繫同念。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

歷史的重要，在於它能提供我們對現在事件和未來趨勢一個參考或借鏡：幫助我們判斷、規劃和決策。在七七事變82年後的今天，我們能從這個全民族聖戰了解到什麼呢？我想舉出以下五點。

其一，戰爭原因不是文化衝突。歷史上，沒有一個區域、社會、或國家沒有發生過內戰。所謂「文化衝突論」不過是一些御用文人或文化打手替他們主子在臉上貼金，或找個藉口的「宰制論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又稱「歐戰」，它是「文化衝突」的結果嗎？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說是全球性戰爭。但西方戰爭的導火線是德、法、英三國間的衝突；東方戰爭的導火線是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這兩次世界大戰跟文化衝突有關嗎？

其二，戰爭的原因是「爭奪資源」。我曾把政治定義成「爭奪資源分配權的活動」。這個定義來自馬克思理論的啟發，但在歷史上，實例則斑斑可考，不勝枚舉。

現在又是台灣選舉季節，我忍不住要說一些題外話。經過幾次政黨輪替，大家應該也感受到「『政治』是『爭奪資源分配權』的活動」；說白一點，沒有一個政黨，也幾乎沒有一個政客，不是藉從政來貪污。因此，我奉勸大家不要以什麼粉自居，而要學會如何監督政客，保護自己的利益。

其三，中國人民需要大量資源。中國有近14億人口。如果中國人民要跟其他國家人民過一樣好或一樣壞的生活水準，概略地說，中國需要取得全球五分之一的「資源」。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賣到中國汽車的數量已超過在美國銷售的數量。資料顯示：中國石油消耗量在2018年占全球消耗量的13.28%；中國水泥消耗量在2014占全球消耗量的60%；中國大豆消耗量在2018-19年占全球消耗量的約1/3。這些資源需求的增長量，更是俗話說的「不成比例」。

由此趨勢來看，中、美之間的資源爭奪戰遲早會發生，這是美國要圍堵中國，或遲滯中國發展的主要原因。現在正在進行的冷戰或貿易戰，不過是圍棋上的布局而已。

其四，戰爭不能解決問題。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戰爭」，但戰爭從來沒有解決過問題。它只是讓戰勝的一方暫時喘口氣，準備迎接下一次的戰爭而已。

戰爭的原因既然是要爭奪資源，要有效地避免戰爭，只能節省資源、開發資源和合理分配三種方式。但它們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比登天還難。因此，雖然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每個人還是得準備迎接下一次的戰爭。

其五，戰爭一定是「全民族戰爭」。「全民戰爭」是克勞塞維茲提出來的概念。他強調的不是「人人上戰場」，而是「戰爭是（整個）國力的比較」。中共或有尚須改進的地方，但在發展科技、提升國力上，的確做得有聲有色。

作為台灣人民和統派團體的一員，我們能做的是加強「統一論述」，來改變其他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幫助他們修正對「國家」和「自我」的定位。我們絕對不能讓台灣島成為美國地緣戰略上的棋子或幫兇。

(作者係胡秋原長子)

看到近來國民黨內初選戰況激烈，不禁想起1948年行憲後第一次在南京舉行的總統、副總統選舉，曾因多人競爭副總統而引爆政爭，蔣中正甚至在當選總統後次日即想請辭下野。

1948年，國民大會代表推舉蔣中正參選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但4月1日蔣中正與親信張群研究推胡適參選總統，但五天後的國民黨中常會依舊推蔣中正競選，不願意支持黨外人士擔任。蔣中正5月20日就任總統後，卻因國民黨內各勢力的紛紛擾擾，感到非常灰心，頓生請辭下野之心。

就職隔日蔣就不想幹了

根據蔣中正總統事略稿本（下稱事略稿本）1948年5月21日，蔣就任總統隔日因陳立夫與張群的政爭感到非常憤懣而心生辭職之念，宋美齡與蔣經國力勸蔣中正相忍為國，否則前方官兵心理必動搖，後方經濟必崩潰，但蔣中正仍認為有辭職的必要。

當南京忙著舉行國民大會，準備由國大代表推舉總統、副總統之際，國共內戰並未絲毫停歇，共軍在西北地區圍攻臨汾，前線軍情緊急，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 4月13日呈報空投救濟臨汾守軍情形，以及擬覆守軍電報稿，蔣中正14日見該文件憂心前方官兵處境，又不滿劉斐延誤軍機，批示此稿太遲，不必再發，關於此等急電求援之電應即到即覆，不得如此延宕。

軍政情勢交迫蔣心力交疲

從事略稿本可看到蔣中正對國民黨政治人物輕忽內戰情勢，在南京忙著彼此爭權奪利感到痛心。蔣中正5月29日與陳誠會面，本要討論黨團人事問題，但他難掩對政局的失望與不滿，對陳誠說，中央委員只顧爭權，對大敵當前毫不在意，革命至此悲慘極矣。蔣中正早就看出國民黨腐化的病灶，很可惜的是，他始終沒有拿出霹靂手段，推動國民黨的改革，一年之後共軍渡過長江，攻入南京、上海，國民黨政權氣數已盡，只能逃到台灣。

也許外界以為蔣中正合法當選總統，君臨天下，統領百萬大軍，必定是不可一世，然而，從事略稿本中所看到的蔣中正，卻不是一位眷戀權力的人，因此他謙辭競選總統也就不令人意外，但國民黨派系林立，三青團、桂系、CC派、政學系等，黨同伐異，更讓蔣憂心如焚。

副總統選舉引爆政爭

當時參選副總統的有李宗仁、孫科、程潛、于右任、莫德惠（無黨籍）、徐傳霖（民社黨）等人。出現這種多人競選副總統的情況，實因最初蔣並無強烈意願競選總統，後雖接受國民黨提名，卻始終沒有指定副總統由誰參選，這或許是蔣中正避免偏頗黨內某方勢力，引發國民黨內鬨，但這個問題後來讓蔣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國民大會經過四次投票，才產生最後的副總統人選，幕後各方勢力交錯運用所引發的政局動亂，很快就因內戰軍情緊急，造成社會經濟情況惡化、人心浮動，終至內戰一敗塗地。

根據事略稿本，4月4日國民黨中執會臨時全體大會討論通過副總統候選人自由競選，而不由國民黨提名，蔣中正仍表示不參加總統競選，可是，除了吳敬恆贊同蔣的看法外，其餘人仍推蔣參選，並將這件事情送交中常會決定。6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蔣中正競選總統。就在同一天，蔣與幕僚討論後，決定支持立法院長孫科競選副總統。

在4日國民黨決定副總統自由競選之前，蔣李二人已出現裂痕。按事略稿本記載，4月3日晚，蔣與李見面，蔣宣稱他不競選總統，希望李也停止競選副總統，兩人為此鬧僵了，蔣批評李以不惜分裂國民黨為恫嚇，蔣用「神志失常，難以理解」形容李。蔣又從陳布雷、陳立夫、吳鐵城等人處得知，如李宗仁競選副總統遇到任何阻礙，廣西國大代表將不出席國民大會，蔣氣憤地說，無恥如此，真不可救藥矣。

蔣推孫科以牽制李宗仁

蔣中正不滿李宗仁，故而思考推政治分量不下於李的孫中山之子孫科競選副總統，可是孫當時是立法院院長，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引述孫的說法，副總統是吃閒飯的位子，他是現任立法院長，行憲後競選立法院長輕而易舉，立法院長比副總統有實權。在事略稿本也可看到，4月20日蔣找王寵惠、張知本研討副總統可否兼任立法院長，結論是認為不可。看來，蔣當時是非常希望孫能拿下副總統，才會思考到副總統兼立法院長這種政治操作，可惜這個行不通。

事略稿本4月13日記載，白崇禧在國民大會報告軍事時，故意說陳誠指揮東北戰事失利，製造東北國代對陳誠不滿，使事態更加混亂。

4月19日，蔣中正順利當選總統，23日進行副總統選舉，但沒有人獲得過半國大代表支持，24日舉行第二次投票依舊沒有結果，28日第三度投票還是無法產生副總統， 29日第四度投票，這次李宗仁拿下過半選票，終於當選副總統。整個過程中，蔣、李兩人嫌隙越來越大，幾乎到了無從修補的程度。事略稿本記載，李25日指使國大代表不簽到，在會場鼓譟叫囂，令大會無法進行。

李宗仁步步進逼蔣妥協

26日，蔣中正勸退孫科，安排孫科接任國民黨副總裁，孫科起先同意，後又反悔，這時蔣迫於無奈，只好與李妥協，支持李為副總統。因為蔣的退讓，使已經休會的國民大會重新開會，進行第三度與第四度投票。

蔣支持的孫科不能當選，又是國民黨派系使然，賀衷寒運作三青團票投程潛，沒有支持孫科。三青團與CC派掌控的中央黨部向來不睦，CC派支持孫科，三青團便不支持，因而壞了蔣的大事，也讓蔣對國民黨派系以私害公感到不滿。蔣也不滿陳立夫缺乏掌控與未預做規畫。

蔣憂國憂民心情鬱悶多日

事略稿本有26日蔣中正的談話，各方消息千變萬化，複雜紛繁，中共勢必會在各競選圈中挑撥離間，使國民黨內互相怨恨猜忌，無法合作。紛亂的國民黨與內戰，讓蔣毫無當選總統之喜，從事略稿本可以看到，5月4日，蔣心神抑鬱、睡眠不寧。5日失眠整夜。6日仍為政治憂慮，不能貫徹不當總統候選人的決心，以致於今日陷於進退維谷的窘境。8日與宋美齡遊湯山，沉悶抑鬱，為國家前途憂。9日精神消沉已極，甚至有萎靡不振之象。12日氣浮心懸。蔣心情鬱悶持續多日後，終於5月17日睡眠恬適，未能熟睡已有一個月有餘矣。

蔣中正心頭的國運重擔，以今日台灣政治人物的見識淺薄，可能難以想像。這也難怪就任總統隔天，蔣就想請辭下野，5月22日還找來王寵惠，研究辭職程序，王寵惠不贊成蔣下野。本來就不太想幹這個總統職位的蔣勉力為之，直到1949年1月因為內戰接二連三的失利，國府在徐蚌會戰大敗，才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壓力下，宣布下野。

事略稿本5月29日記載，蔣在副總統問題發生後心神受到打擊，看到立法院成立後，一般黨籍立委皆如脫韁之馬，不守紀律、不知黨德、廉恥道喪更是痛心。蔣歸結原因，認為是接受美國民主之累也。蔣中正71年前就感受到美式民主制度不見得適用於中國的環境，這應該是他歷經教訓後的肺腑之言吧。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韋政通(1923-2018)是著名的儒學大師，出版了30多本書。我原來讀物理，後來做半導體，不過對文史哲很有興趣，讀中國哲學時發現在當代學者中韋教授的觀點相當特殊，跟其他儒家學者不一樣，可是卻與我的想法頗為接近。2013年起，我有幸多次拜訪韋教授，讓我受益良多。

初訪：儒家思想的傳承

2013年5月，拙文〈試論當代儒家之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在《思想》第23期發表。2013年5月28日，帶著三本拙作《我看基督教》、《科學與宗教》和《半導體的故事》及剛發表的論文，有幸去韋教授家中拜訪，向他請教。

我以前沒見過韋教授，韋教授個子不高，但聲音宏亮、態度坦誠，也非常熱情。我首先自我介紹，說我是讀科學的，對哲學是外行，不過很有興趣。當年在台大讀書的時候，曾經去旁聽殷海光、傅偉勳的課，也聽過方東美、胡秋原的演講。他說學科學的人對哲學有興趣不容易。

我說我讀過他寫的《荀子與古代哲學》、《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儒家與現代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等書。他說這些都不是他主要貢獻之所在，他最有貢獻的書應該是《倫理思想的突破》，因為過去五四運動用科學與民主來批評儒家思想，在這本書中，他把科學與民主，和儒家倫理合在一起，讓儒家思想能夠與現代社會相結合。從2003年起，他每年都去大陸演講，一共有50多次，很多他的演講已經編輯成書。

韋教授原來師從牟宗三先生，後來則寫了許多與牟宗三觀點不同的著作。他說，新儒家的價值主要是在五四運動的反傳統風潮之後，特別是在1949年之後，新儒家能夠挺身而出，主張儒學的價值，在這方面有他們的貢獻。但他說：牟宗三講儒學，雖有很多著作，但也造成一些問題。

我說牟宗三批評朱子，說朱子是孔孟儒學的「別子為宗」，可是我覺得朱子對於《大學》的「格物致知」，採取了「即物窮理」的解釋，這樣的說法較有經驗論的傾向，也較有科學實事求是的精神。韋教授很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別子為宗」的說法不妥。他說牟宗三也讀西方哲學，應該是贊成朱子的，但是卻走上了陸王的道路，這大概是受到熊十力的影響。

我問他為何沒有寫文章批評這種主張，他說牟宗三畢竟是他的恩人，他不忍心這麼做。我又提到牟宗三所講的「智的直覺」、「良知的自我坎陷」等概念，站在一個學科學者的立場，覺得很難接受。他也同意地說：牟先生這些主張的確很難成立。我們兩個人的觀點非常接近，因此談的很盡興。

他說：中國過去沒有民主與科學，但西方國家也是在最近兩、三百年才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的，因此，過去沒有科學並不丟人，只要努力趕上就好。但是新儒家的中國傳統包袱太重，往往把儒學的地位抬得太高。在唐君毅、牟宗三生長的時代，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危機，因此他們強調儒家思想的優點是受到時代的影響。

我大致說明了一下我在《我看基督教》和《科學與宗教》兩本拙作和儒家宗教觀論文中的立場。我認為基督教的教義是基於猶太人的歷史神話和耶穌的神蹟，這與儒家主張的「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合，更與荀子在〈天論篇〉的立場相反。韋教授沒有否定我的看法，但是聽他的話口，他雖然不信基督教，但他對於基督教顯然不像我持比較批判的態度。後來我讀到韋教授過世後出版的《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才知道韋夫人是信天主教的，他婚前還答應去教堂，婚後違約了，為此韋夫人還很不高興。知此情形後我才了解，韋教授保持不信教、但也不批評的態度，實在已經很不容易了。

二訪：儒家人性論

2014年11月24日，我第二次去拜訪韋教授。當年10月，我另一篇拙文〈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在《思想》第26期發表了。我在文中談到演化論主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有生物最優先的考量必然是自己的生存和種族的繁衍，基本上都是自私的，這就是所謂「自私的基因」，自私當然會造成社會上的惡。但人為了種族繁衍，除了自己以外，也會照顧自己的家人，其次會考慮到其他的親屬，然後再擴大到社群、國家和世界，就像幾個同心圓一樣。因此，人性中也會有善的一面。從演化倫理學的觀點來看，人性因而是「善惡混」的，或是「善惡並存」的。這樣的解釋可以把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性。

在中國哲學史上，人性論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宋明理學把許多立論建築在人性論之上，使得這個問題影響了整個中國哲學後續的發展。如果我們採用演化倫理學的觀點，那麼儒家哲學可以大幅更新。荀子和朱子都有經驗論的傾向，朱子之所以沒有繼承荀子，而仍然隨著其他宋明理學家把孟子當作儒學正宗，荀子的性惡論應該是主要原因。如果去掉後世儒者對於荀子性惡論的顧忌，那麼荀子和朱子的思想傾向是非常接近的，而與陸王心學有著明顯的差異。在孔子之後，儒家因而可以分為孟陸王的心學，以及荀程朱的理學兩個大系。這樣的分類與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rationalism)和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區分，也有很多相似之處。牟宗三提出朱子是孔孟儒學的「別子為宗」，在這種新的區分下，將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韋教授認為：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說的是不同的層次。孟子說的是形上學的層次，荀子說的是經驗的層次。層次不一樣，就很難對話。不過，韋教授也同意：後來的儒家一直講性善論，所以對人性的討論並不完整。韋教授說他近幾年來都在看心理學、腦科學方面的書，就是要回答倫理學的問題。因此，他說他對演化倫理學很有興趣。

我們也談到宗教的問題。他說基督教與儒學應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說我不贊成這樣的看法，我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與儒家思想是有衝突的。我上次來訪時送給韋教授的拙作中，有一本《我看基督教》，他拿出他為這本書所做的筆記，寫得密密麻麻，有數頁之多，這種做學問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他說基督教固然是一種迷信，但是人在困難的時候，宗教也會對人有幫助。宗教裡面雖然有很多神話，但是在宗教的最高層次，應該是可以和哲學對話的。

三訪：94歲祝壽

有一些紀錄把韋教授的生日寫為1927年12月16日，於是我在2017年12月16日去拜訪他，想為他90歲生日祝壽，也帶去一本剛出版的《歷史上真實的耶穌》請他指正。韋教授說：他其實是生在1923年，16歲的時候，父親送他去上海錢莊作學徒，但他要讀書。於是瞞著父親去讀初中一年級，但因為他已經16歲，年紀太大，於是小報了4歲。我聽了以後，暗暗地吃了一驚，原來韋教授已經94歲了，可是他仍然精神抖擻，講話中氣十足，不由得讓我佩服不已。

韋教授本來追隨牟宗三，但後來在〈文星雜誌〉連續發表了六篇批評新儒家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集成《儒家與現代化》一書。那時他一方面批評新儒家；另一方面，牟宗三也批評他鬧婚變，因為當時韋夫人還是有夫之婦。韋教授說他為了愛情，自然可以犧牲師生關係。後來，〈文星雜誌〉的蕭孟能邀他來台北。到台北的第一年沒有工作，第二年才開始有教職。他寫了批評新儒家的文章以後，牟宗三的學生把他當作叛徒，寫文章批評他。不過，他並沒有怎麼回應。在台北，他與殷海光有密切的來往，在殷海光生命的最後四年，他與殷海光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見一次面。

歷史上他最欣賞的人是莊子和蘇東坡。在西方人中，他欣賞的是蘇格拉底和歌德。他的座右銘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韋教授說：他正在完成一本新的書稿《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前天剛打完字，他趕工校稿，今天把書稿印出來，希望我看後能告訴他我的意見。他還建議我最好以後不要再寫有關宗教的書了。我說我寫有關基督教的書，目的是為了要維護中華文化的傳承，現在已經寫了四本，把有關基督教最重要的議題大致都已觸及，以後應該會尋找新的課題。其實我當時心中已經想著，應該會把儒家思想的更新，當作未來探討的方向。

四訪：科學與宗教的關係

《韋政通教授九十文錄：不信青春喚不回》大多都是寫他讀書以後的感想。拜讀過後，2018年4月9日約好去拜訪他。我對於韋教授書中的看法絕大多數都是贊同的，只是對韋教授有關科學與宗教關係這一方面的論點，有不同意見。韋教授認為科學與宗教和平共存並不難，我則認為科學與有神論宗教有基本的衝突。

韋教授談到大陸目前已有10篇以上研究他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也有華中師範大學柳恒的《韋政通與戰後台灣儒學的轉化》。有關他的書籍已經有：尹文漢的《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章颷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創造轉化：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研究》。韋教授談到：儒家所講的性善論，其實只說了半面人。儒家主張性善，其實只是在信仰的層次，而不是在經驗的層次。我說我前此帶來的拙文〈從演化倫理學觀點整合儒家人性論的嘗試〉，就提出依照演化倫理學的講法，人性其實是「善惡混」的。他沒有出言反對，不過也沒有表示完全贊成。

韋教授說，王船山對他的影響很大。韋教授也談到心理學在新的儒家思想中應有的重要性。他說：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總是以信仰的態度來看哲學，講到最後，總是說儒家第一，這樣的講法需要修正。我自己覺得：儒家思想真正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其道德論，而在於儒學是一個不以宗教為基礎的哲學體系。孔子的不可知論和荀子的無神論，跟現代科學家的看法極為相近。中國因而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以宗教立國的文明，遠比其他文明早熟，在歷史上，也避免了西方和其他國家層出不窮的宗教戰爭。

結語

韋教授身體一向很好，但去年8月5日不幸因車禍過世。2018年9月16日上午，我參加了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的韋教授追思紀念會。從讀韋教授的書開始，我就欣賞韋教授的儒學觀點。跟韋教授見面之後，我更欽佩韋教授勤奮好學的精神。不幸由於意外，讓他離開了我們。韋教授，您的哲學思想已經廣傳於祖國大地，就請您放心地安息吧。

(作者係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

迄今為止，對於近日香港「反送中」鬧劇的成因，各家各說，不一而足。本文作者最認同的是，香港回歸後沒有進行「去殖民地化」進程，遂導致今日的亂象。

對於近日香港「反送中」鬧劇的成因，各家各說，不一而足，約而言之共有四種：一曰外力直接深深捲入，英美的情報機構特別是美國的CIA公然在幕後策劃操控資助，甚至驚動了英國的首相和外相出面公開力挺，煽動民粹暴亂，妄圖破壞「一國兩制」，搞亂香港的金融秩序和社會秩序；二曰社會貧富嚴重兩極化，加劇社會矛盾，以致青年學生備受壓抑，加入遊行示威行列，借機鬧事，發洩不滿情緒。三曰香港的學術界早同西方打成一片，這批霸占香港學界講壇、主宰學生事業前途的西方師奴，教出來的學生不反共、反華、反港府當局也難。

香港未「去殖民地化」

四曰香港回歸後最大的失誤是沒有進行「去殖民地化」進程，遂導致今日的亂象。這是大陸金一南將軍5月19日在《香港回歸後竟從未進行「去殖民地化」處理！》一文的分析論斷，其要點有三：一是香港回歸祖國這些年來，只記住了「兩制」，卻忘掉「一國」；二是治理回歸後的香港，最關鍵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但長期以來有關當局一直都沒有做好；三是「去殖民化」和「一國兩制」完全是兩回事，世界上任何一個曾經被別國進行過殖民統治，重獲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進行大量、細緻的「去殖民化」工作，但香港卻是唯一的例外；回歸後香港的行政體制、司法體制、教育體制、學校教材，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金一南最後憤慨地將近年來香港街頭出現的打著前殖民地旗幟遊行的隊伍，視為「奇恥大辱」。

金一南這番卓識高論，的確擊中了問題的要害；但要指出的是，他所揭示的這些問題，當初中央不是沒有意識到到，之所以沒有大力推行去殖民地化，主要是考慮到這樣做的動作太大，可能破壞香港的和平穩定，從而影響到充分發揮香港對外開放的視窗作用，不利於實現經濟建設的總目標。例如，就是考慮到可能出現目前這種民粹暴亂的最壞情況，所以堅持必須在香港駐軍。既然事先已考慮到得失，也做了應對緊急情況的準備，就不宜稱之為失誤，而應視為在實現經濟建設總目標的進程中碰到的階段性問題。

金的這番讜論也不禁讓我想起1997年6月27日，我在紐約《僑報》發表的文章〈同心同德‧振興中華—論香港回歸中國〉，要點有三：一曰香港回歸後，港胞從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盡一份公民的責任和義務，與祖國同胞一心一德；二曰回歸後香港長期的殖民地化的歷史，必然發生「身在香港心在英美」的迷戀殖民統治的現象；三曰必須進行非（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進程，其突破口是修訂香港大、中、小學的教科書內容，這是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刻不容緩的大事急事。

香港扮演腳色已今非昔比

現在看來，我當時的主張純是書生之見。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國策下，為了充分利用香港本身豐厚的資金、人才、市場、經驗，以及對西方開放的特殊視窗作用，必須保持香港的和平穩定，縱令要冒一定的風險，也在所不惜。拙文強調的是思想和政治建設，因而與主流的經濟建設背道而馳！

然而時移勢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今的中國已由鄧小平「韜光養晦 有所作為」的時代，進入習近平「奮發有為 積極進取」的經濟和政治並重的新時代。中國以「中國速度」迅速崛起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軍事強國；沿海湧現了天津、青島、上海、廣州、深圳等一批世界級的新視窗，特別是上海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大港，昔日的東方明珠香港則退居為珠江三角洲地區一個地方龍頭的地位了。不但如此，在「 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主導下，在中西部更湧現了許多向歐洲大陸和向世界開放的陸上新視窗西安、成都、重慶、烏魯木齊、喀什、霍爾果斯等。中國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一個舉足輕重的引擎和極點；香港只不過是這個引擎上的一個部件而已！

在此中國全面崛起的大潮下，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香港昔日曾經擁有「大英帝國王冠上的鑽石」的「天上」榮耀，和全國性的特殊視窗地位，如今風光不再，淪為「人間」的一個「脊樑」，因而失落了，沮喪了！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情緒歸情緒，事實歸事實，不能混為一談；面對這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時代潮流，中央和香港當局都必須全面檢討這些年來實施「一國兩制」的得失成敗，並對基本法做出符合新形勢的必要修訂調整！

港人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

連美國都對憲法做了27次的修正，難道香港基本法不能改？時也勢也。現在是修改、調整基本法的時候了。金一南和筆者20多年前提出的大力推行「去殖民化」進程，不失為端正這些年來「輕一國」、「重兩制」嚴重失衡的入手之方，值得有關當局研究酌情採納。

質言之，放眼當前中國、東亞與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大格局，香港在改開初中期具有的殖民剩餘價值已遠非昔比，當初所起的全國性特殊視窗作用的氣數已盡；有鑒於此，現在是港胞認清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處的海疆邊陲彈丸之地的地緣現實，擺正自己的位置，端正一向以高等文明華人自居的狂傲買辦心態，斬斷殖民殘餘的辮子，老老實實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以免香港淹沒在浩浩蕩蕩的時代洪流中！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7月3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封給川普和國會議員的百人聯署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China is Not an Enemy)。從這封信簽署人數眾多，且網羅了各界菁英可以說明，華盛頓其實未必有與中國為敵的共識。

公開信由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D. Swaine)、前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和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等5人執筆。並有其他95位美國的「中國通」連署，其中包括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會主席卜睿哲、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共100人。他們來自學界、外交界、軍界和企業界，其中許多人專業生涯重心都放在亞洲，尤其是中美關係上。

公開批判美國對華政策

公開信開宗明義寫道：「我們非常擔心美中關係日益惡化，這樣並不符合美國或全球利益。儘管北京近來的行為讓我們憂心忡忡，也認為需要給予強而有力的回應，但我們也認為，美國的許多作為才是雙方關係急轉直下的直接原因。」

公開信提出7點主張，表達了100位專家學者的共同看法，提出了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以及更有效的美國政策的基本要素。

（一）中國近年來的行為令人不安，對世界構成嚴重挑戰，美國需要堅定有效地回應這些挑戰，但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根本上卻會適得其反。

（二）我們不認為北京是經濟敵人，或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方面的生存威脅，需要全面與之對抗。另外，中國並非鐵板一塊，其領導人的觀點也非一成不變。很多中國官員和菁英都瞭解，與西方保持溫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關係符合中國的利益。華盛頓與北京對立的立場削弱了那些聲音的影響力，對強硬的民族主義者有利。如果在競爭與合作之間達到適切的平衡，那麼美國的作為，就可以增強那些支持中國在世界扮演建設性角色的中國領導人的力量。

（三）美國視中國為敵，並試圖讓中國從世界經濟脫鉤的舉措，只會傷害美國的國際角色與聲望，並損害所有國家的經濟。美國的反對無法阻止中國經濟繼續擴張、其企業在國際市場占有率繼續提高，以及中國在世界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有甚者，美國無法大幅拖慢中國崛起的速度而不傷及自身。如果美國向盟友施壓，令其將中國視為經濟和政治敵人，那麼美國與盟友間的關係將被削弱，到最後，被孤立的將是華盛頓而非北京。

（四）對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袖的擔心，真的有點過頭了。絕大多數其他國家對這樣的前景不感興趣，目前也不清楚，北京本身是否認為這一目標是必要、或可實現的。美國最佳的回應是和盟友及夥伴合作，創造一個更加開放、繁榮的世界，同時向中國提供參與的機會。致力於孤立中國，只會削弱意圖發展更人道且更包容社會的那些中國人。

（五）中國立下了於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級軍事強國的目標。但它要成為全球支配性的軍事力量仍面臨莫大的障礙。永無止境的軍備競賽，並非最好的回應，藉著與盟友合作維持威懾力，才是更明智的政策。

（六）北京正尋求削弱西方民主準則在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但它並不尋求推翻現行秩序下重要的經濟及其他領域的規則；實際上，中國本身在數十年裡也從其中獲益。確實，中國的參與對國際體系的存續，就像氣候變遷的共同問題來說，至關重要。美國應鼓勵中國參與新的或修正過的國際制度，其中新興力量可以有更大的聲音。以零和的方式處理中國的角色，只會鼓勵北京要麼脫離現有的體系，要麼支持國際秩序的分裂，這會傷害西方的利益。

（七）總而言之，成功的美國對華政策必須聚焦於創造與其他國家間可持續的同盟，對經濟和安全目標提供支援。它必須基於對中國的看法、利益、目標和行為的現實評價；美國及其盟友的資源與其政策、目標和利益的準確對接；以及投入更多資源加強美國發揮模範作用的能力。說到底，美國必須重塑其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參與競爭的能力，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通力合作，而不是推動適得其反的主張、削弱並遏制中國在世界的參與。這樣才能實現美國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推翻華府有反中的共識

公開信發表後，陸陸續續有更多專家學者加入連署。公開信的連署人認為，從這封信簽署人數眾多，而且網羅了各界菁英這一點可以清楚說明，華盛頓並不存在著一個支持與中國全面為敵立場的共識。有人認為，公開信連署人多是年紀偏大的專家學者，並不能代表美國年輕人的看法。但認為年輕的專家學者會對中國採取更敵對的立場，也站不住腳。民意調查顯示，29歲以下的美國人實際上對中國更為友善。年長的專家學者是因為見識了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因此瞭解中國，但年輕世代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中國有更好的瞭解。

中美應密切交流和平發展

中美建交40年，古人說40而不惑，但無可諱言的是，中美關係來到了艱難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需要兩國政府高瞻遠矚的思慮、專家學者的深入討論，以及雙方民間更密切的交流。

公開信匯集了連署人的真知灼見，代表較為客觀、理性、包容的聲音，對於那些偏執、狂熱、零和的主張，可以說是有理、有力、有節的回應，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更希望政府決策能引以為鑒，中美兩國能免於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可以和平發展。

（作者係美國政治評論員）

川普之所以會把單邊貿易保護主義當作美國對外的經濟國策，主要是21世紀以來，「中國震撼」(The China Shock)及「對華貿易吃虧論」盛行，正由於美國有這一民粹主義基礎，川普才敢於放膽發動大規模對華貿易戰。

川普主政以來，在對外經貿關係上，向所有盟友頻頻展現刺蝟般的動作，先是迫使鄰居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談判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又與日本和歐盟在摩擦中啟動雙邊貿易協定談判，與中國貿易談判過程更多次以加徵關稅要脅，最近還取消了對印度等國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關稅待遇。這一連串張牙舞爪的作為，和上世紀美國在世界舞台高舉貿易自由大旗、推行經濟自由化的傳統形象大相徑庭。

「中國震撼」帶來恐慌

中國是在世紀之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國會旋於2000年10月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地位，從此大量中國製造的商品湧入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在短短10年間，從全世界第6大經濟體(2000)，躍升成為超越日本的第二大經濟體(2010)。

就在中國崛起的同時，美國自1965至2000年間長期維持1,800萬左右的製造業就業人數，在2001-2007年間大幅減少了18%；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美國經濟景氣復甦遲緩多年，國民所得不均惡化，對外貿易赤字持續擴大，尤其近年來對外貨物貿易逆差，有幾乎高達半數出自於對華貿易。

最早論證美國對華貿易「吃虧」的是川普政府現任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2011年時任教於加州大學的他在《中國致命》(Death by China)一書裡指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背後是兩國企業之間存在不平等的競爭條件。2013年三位歐美頂尖經濟學家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表〈中國癥候群〉(The China Syndrome)論文，敲響了「中國震撼」(The China Shock)的警鐘。

「中國震撼」主要是指中國輸美商品激增，肇致全美製造業就業率劇減四分之一；也同時引起非製造業實質工資水準明顯下降；平均家庭所得急劇減少，觸發各種社會福利體系轉移支付激增，加劇各級政府的財政負擔，也降低了全美國勞動參與率。該論述還包括智慧財產權攫取、人民幣匯率操控、產業政策補貼等，都一一成為今天中美貿易爭端的焦點課題。

美改採單邊保護主義貿易

在1980年代初雷根當政時期，美國等西方國家致力於GATT推動零關稅、零壁壘為目標的「貿易自由化改革」，並推銷先進國家的智慧財產權、勞工權益、環保標準，以改善先進國家單邊開放國內市場、單向承受全球化競爭衝擊的格局，實現各國產業之間的對等競爭地位。由於多邊機構的共識原則和一票否決制，若干開發中國家不願放棄多年享受的單向普惠既得利益，並抗拒由WTO在全球實施先進國家的勞工權益和產業規制標準，這使得WTO改革難獲進展，也造成美國對多邊機構失去耐心，開始針對外經貿政策進行調整和轉向。

歐巴馬任內，美國啟動多個雙邊和多邊談判，重新規劃經貿規則，組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川普掌政後則把美國對外經貿政策從「多邊自由貿易」，轉進為「雙邊對等貿易(reciprocal trade)」，甚至改採「單邊保護主義貿易」。在國際經貿上，為了迫使交易夥伴/對手接受「公平對等」原則，美國單方面取消了普惠制待遇，改用雙邊談判，而根本放棄了跨國多邊機構，甚至以加徵高關稅等懲罰性手段施壓，以達成捍護「美國優先」

美中貿易戰與美大選相關

中國2018年對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實施報復性關稅，對美國農民造成重創，而美國農民正是川普2016年勝選的重要力量，因此，可以預期他在2020年大選中仍會高舉關稅政策大旗，彰顯對華的強硬立場。

川普與習近平6月底在日本達成共識，讓美中重啟貿易談判，主要關鍵在於川普承諾暫停對中國產品徵收新一輪關稅，放鬆對華為的限制。川普的幕僚認為，放軟施壓的力度，有助於美中談判再度開展，即使美中談判可能會持續到2020年，但川普仍可把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一事，作為爭取2020年連任的王牌。

目前，民主黨人也支持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但認為川普的對華戰略存在許多潛在弱點。首先，川普並沒有落實他在2016年競選時要對付中國的所有承諾，包括沒有宣布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並且在動用高關稅壁壘戰政策的同時，卻經常對習近平大加稱讚。

其次，川普雖堅稱關稅壁壘戰未影響到美國消費者，並已提供受影響的農戶數百億美元的補貼，但倘若2020年美中之間仍沒有達成協議，而且高關稅加徵措施仍在實施，則不少搖擺州，包括2016年支持川普的愛荷華和賓夕法尼亞州，到了2020年很可能會轉為支持民主黨人。

美視中為「經濟戰略敵人」

美國對外經貿政策從35年前的「多邊自由貿易」政略，轉進1990年代的「雙邊對等貿易」，再轉為川普的「單邊保護主義貿易」。從美國社會普遍被「中國震撼」看來，「單邊保護主義貿易」在2035年前都不可能有所改變，換言之，美國會繼續以「經濟戰略敵人」對待中國，而美中和戰的態勢變遷也必然會大大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成長的走勢。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國稅局最近公布，2017年計有630.96萬戶申報綜合所得稅。按家庭申報稅額高低分成20等分來看，所得最低5％的家庭平均所得收入僅4.2萬元，與所得最高5％的家庭平均所得476.3萬元比較，差距竟達113.4倍，創下歷史新高。

如果更進一步觀察歷年以來綜合所得稅申報戶的資料，2005年平均所得收入最高的5％與最低的5％的差距，僅有55.1倍。10年之後的2014年，首度突破百倍，達到109.7倍，之後逐年擴大，近幾年來均維持在100倍以上。說明台灣社會貧富差距，已經從10餘年前中產階級減少所呈現的「M型」化，逐漸轉型為朝向集中少數家庭所呈現的「L型」化，顯示台灣家庭平均所得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

低底薪拉低整體薪資水準

歸納其原因，乃是薪資成長的速度難以追上經濟成長的速度。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從1990年代初起，台灣產業結構開始轉型，在轉型的同時也引發了就業型態的變化，造成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近年來面對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結構調整，許多廠商在追求維穩經營及因應景氣惡化的風險考量下，採取「低底薪、高獎金」制度，無形中也拉低了整體薪資水準。

此外，則是增加許多臨時或派遣工，由於這類工作型態上很不穩定，尤其薪資所得微薄，其收入僅能勉強餬口，根本無力支撐一家生計。

薪資成長不及物價上漲

另一方面，薪資成長幅度趕不上物價上漲幅度。2001年迄今，台灣經濟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風暴衝擊之外，平均維持3%以上的成長；但是，依據主計總處今年2月公布2018年受僱員工薪資統計，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40,980元，年增2.57％，是近18年來的最高增幅；如果加上年終獎金、加班及其他酬勞，每月平均薪資再創新高達到51,957元，年增3.94％。不過，上述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扣除物價上揚幅度之後，每月實質薪資平均僅有38,235元，不及2001年水準。也就是說，台灣實質平均薪水倒退了17年。

相對此一期間，國際原物料價格大幅走高，使得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一成以上，這意味著，薪資成長的幅度難以追上物價上揚幅度，最後被迫陷入貧窮循環，而成為近年以來受薪家庭揮之不去的夢魘。

坦然言之，台灣社會多數家庭所得收入來自薪資報酬，若薪資未能隨著經濟成長有所增加，則代表一般家庭的所得收入減少。這情形嚴重影響民眾日常的消費行為，尤其中低收入貧窮線下的家庭甚至需要透過政府擴大救助來維持生計，如果擴大延伸將接近貧窮線的家庭納入統計，貧窮家庭數量會更加可觀。

教改未協助中低收入子女

不可否認，長期以來我們認為，若要這些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未來能擺脫貧窮的環境，除了勤奮努力工作之外，必須接受完整的教育，始能擺脫貧窮的宿命，這是公認的不二法門。然而，近年教育制度改革，並未有效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獲得上進之路，反而讓富裕家庭的子女有更佳的就讀機會。這可以從設備、資源較不足的私立大學之學生結構，大多是來自中低收入或勞工家庭子女，獲得證明。

來自弱勢貧窮家庭的子女為了繳納高昂的學雜費、生活費負擔，必須不斷打工，俾以輕減家庭經濟的負擔，但他們讀書的時間比富裕家庭子女少很多，這使得他們難以培養出未來應付職場的知識與競爭能力，更別奢求有翻身的機會。

贏者獨享比重日益增加

換句話說，近年來隨著經濟結構快速變化、產業技術大幅進步，台灣社會中贏者獨享的比重日益增加。如何透過政府政策的調整，促進社會資源分配符合公平正義，達到擴大「贏者圈 (winners’circle)」以擺脫貧窮化，是至為迫切且無法迴避的挑戰。其中，政府除了可以透過各項移轉支出措施，降低家庭貧富的差距外，更應該採取有效就業創造措施，這些包括致力於傳統製造業的轉型，以及加強推動服務業的升級；尤其必須排除市場進入的障礙，藉以促進民間投資，進而創造就業機會。

不可否認，目前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所衍生的家庭貧窮循環問題，其實是1980年代後，經濟自由化洪流、產業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一環。近年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許多成員國已經開始重視此一議題，同時透過政策擴大「贏者圈」，藉以擺脫社會貧窮化，俾讓自由化、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成果，並非由少數的贏者獨占，而可由多數民眾共享。

因此，面對2020年大選即將來臨，我們希望朝野政黨均能以宏觀的心態面對此一事實，別讓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更加惡化。經濟成長是硬實力，民眾幸福感是軟實力。這些均為老生常談、陳年舊案，卻又是促進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關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