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台積電日本熊本廠(JASM)超車台積電美國亞利桑那廠,舉行落成典禮,除了台積電張創辦人等高層出席剪綵外,日本岸田首相透過視訊祝賀、經濟產業大臣及重要企業人士共同參與見證,可謂盛況空前。日本媒體甚至指出,JASM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迎接另一黎明」的開始,以及翻轉日本失落30年的「黑船」再世,顯示台積電投資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重返榮光扮演著關鍵角色。
台灣因台積電前往日本投資設廠,榮登國際新聞版面十分風光,畢竟迄今沒有台灣企業投資日本受到如此高階等級的重視,這是台灣產業的驕傲。然而,在台積電聞名於世之際,我們無法輕忽,近年來台積電加速前往美國、日本、德國投資製造高端晶片,在無形中將會提高這些國家的製造技術,此意味著,隨著全球半導體產業競逐升溫,其未來是否會對台灣半導體高端晶片製造的領先地位造成威脅?
美國用《晶片法案》圍堵中國
回顧全球半導體晶片技術從1971年的「10微米」開始,隨著日本急起直追呈現美歐日三強鼎立後,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主導的「垂直分工」下,朝向專業領域發展。其中,美國聚焦續傳功能下載(IDM)、高端IC設計與記憶體(DRAM),成為全球半導體產值最大的國家;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退出晶片製造,轉為投入設備與化學材料,扮演關鍵角色。台灣則在美國委託亞洲國家代工製造的機會下,1987年選擇專業晶片代工製造,促進IC設計與封測產業發展,包括扶植台積電快速成長,不僅代工製造位居全球龍頭,半導體產值也排名全球第二;韓國則專注於IDM與DRAM,半導體產值排名全球第三。
全球晶片製造受到如此重視,除了2020年3月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各國在實施封境的同時,採取遠距互動往來,造成最關鍵的晶片供不應求之外,其關鍵乃是,2022年8月9日拜登總統簽署了《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簡稱晶片法案》,希望利用經費補助和賦稅獎勵措施,讓其高端晶片製造的產能,從目前全球11%的占比提高至20%,進而管制友好國家輸出相關設備及技術給中國,以圍堵中國產業超車的威脅。此一地緣政治戰略思維,讓各國將晶片自主供應提高為國家安全議題,也就是說,在地緣政治的效應下,全球晶片製造重要國家除美國外,特別聚焦於日、韓、台等三地的發展。
日韓積極扶植半導體產業鏈
先觀察日本半導體產業,由於美國無法忍受其快速發展,進而壟斷全球半導體市場,引發兩國貿易摩擦,1986年9月以傾銷為由逼迫日本簽署《美日半導體產業協議》,使日本的DRAM全球占比八成劇降萎縮,重創了日本的半導體產業。近年來,日本為重返半導體產業榮光,特別提出區域半導體產業聚落戰略計畫,除於2022年8月整合8家日本財閥企業,成立Rapidus公司,投入高端晶片製造之外,2021年11月補貼台積電熊本一廠4,760億日圓(占成本42%),2023年11月再度補助台積電熊本二廠9,000億日圓(占成本三分之一),甚至利用補貼誘致美國英特爾、IBM、應用材料,以及韓國三星IDM等跨國企業投資日本,希望藉此建立跨國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
相對於日本政府聚焦提高半導體製造能力,南韓政府近年除了提高對維持核心技術領先地位的半導體、6G預算分配之外,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專業人才培育與研究的經費投入,以及將半導體領域涵蓋在國家高端科技戰略技術的清單,避免技術外流。2024年1月,南韓政府更進一步延長半導體企業投資稅賦的減免期限,旨在打造全球最大半導體園區聚落,提高民間企業的投資意願,以及吸收更多人才,更進一步促進南韓晶片產業發展。
台灣須朝高端晶片製程整合
從日、韓半導體產業的競逐可以發現,在美國的主導下,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分工,轉向為未來的區域化、碎片化、獨立化;此外,加上近年以來中美科技角力日益激烈,使得「非中」的陣營劃分更加明確,亦即在地緣政治的效應下,導致全球半導體業的產能布局更加分散。不過,卻又在半導體產業去全球化下逐步提高其中、長期的生產成本,進而調整過去以自由貿易、專業分工高度效率的運作模式。
面對全球晶片產業風起雲湧,以及各國積極扶植晶片產業自主發展,台灣晶片代工製造除了朝向高端晶片製程挺進之外,別無它路。更令人無法忽略的是,透過成熟晶片製程產能的釋出,轉向高端晶片製程的整合,將會是台灣半導體產業持續領先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日本半導體歷經大起大落,尤其在美、韓及台灣半導體崛起後,在全球市占率一落千丈。但近年卻推出一系列振興政策,拓展國際合作,在台積電在熊本設廠後,更激起東山再起的壯志。
曾是亞洲一哥的日本自1970年代以來傾國家之力發展半導體產業,在當時有「日本半導體之父」雅稱的垂井康夫大力推動下,從半導體製造、材料、製程設備到終端產品,皆占有一席之地,並具有完整的產業鏈。當時日本半導體製造產業全球市占率一度超過50%、記憶體則超過80%,可謂風光一時。但隨著美韓及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漸失龍頭地位。不過,台積電日本熊本廠(JASM)於今年2月24日盛大開幕,這是台積電首度與日本業者合資設廠,不僅是台日合作的成功案例,似乎也可看出日本半導體有強烈東山再起的企圖心。
日本半導體發展歷程
一、起步階段:1950年代日本政府大力發展電子產業,半導體作為電子產品的核心元件也得到重視。1957年日本電氣公司(NEC)成功研製出日本首枚晶體管後,日本半導體產業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發展,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如索尼、東芝、日立等大廠。
二、崛起階段:1976年,日本推出VLSI(超大規模積體電路)國家項目,集中力量發展半導體技術。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半導體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並在1980年代末達到世界領先水準。
三、霸主地位:1980年代末日本半導體產業占全球市場份額超過50%。當時日本半導體企業在DRAM、NAND Flash等領域均領先,曾在全球DRAM市場占有80%,並在消費電子領域取得巨大成功。
四、衰落階段:199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開始走下坡路。日圓升值、美國、韓國及台灣半導體產業崛起;尤其《美日半導體協議》引起貿易爭端、徵收懲罰性關稅等諸多挑戰,讓日本半導體晶片產業滑向深淵,逐漸喪失競爭優勢。2012年日本DRAM大廠爾必達破產,2020年日本半導體產值占全球市場份額僅為10%,跌出全球前三名的地位。
五、重新崛起:日本半導體和經濟一樣走過失落的30年。但近年來,日本政府意識到半導體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決意要重振半導體產業。首相岸田文雄上任後,經產省在2021年推出《半導體與數位產業戰略》,提出重振半導體產業的三階段計畫,(1)確保先進半導體製造環境與建設;(2)透過美日合作,開發次世代半導體技術;(3)透過全球合作,積極開發半導體前瞻技術。
2021年10月日本推動「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明確將半導體列為重要戰略物資,為半導體戰略提供了法源依據。為強化日本半導體產業實力,2023年6月發表新版《半導體與數位產業戰略》報告,針對2021年6月的舊版做了更新,並訂定目標要在2030年使半導體產值達到15兆日圓;並將半導體產業戰略分為五大項目:先進邏輯IC、先進記憶體、工業用特殊半導體、先進封裝,以及製造設備和零組件材料。
預計至2030年,先進半導體、關鍵半導體及相關供應鏈韌性部分預估投資將超過5兆日圓;至於次世代半導體及光電融合的研究開發及後續應用方面的投資可能超過6兆日圓。又祭出2兆日圓拉攏國內外半導體業者在日本設廠,並支持台積電在熊本興建第二座晶圓廠。此外,日本政府也爭取到美光、三星電子和力晶赴日投資,並協助日本新創半導體業晶圓代工業者Rapidus在北海道興建2奈米晶片廠。
日本發展半導體的優劣勢
日本半導體發展有其優勢,包括(1)技術實力雄厚:日本在半導體材料、設備、製造等領域擁有深厚的技術積累,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仍保持世界領先。日本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商為TEL(東京威力科創,Tokyo Electron Limited),在全球塗布及顯影設備占有逾8成市占率,另在蝕刻、熱處理、沉積及洗淨設備領域中,合計全球有二成以上的市占率。而Advantest(愛德萬測試)則為測試設備大廠,在濕式清洗中占據近五成市場。
(2)日本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從原材料、設計、製造、封裝測試到應用,各環節均有成熟的企業和技術。(3)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擁有龐大的消費電子市場,為半導體產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除消費產品用的邏輯半導體晶片領域積極追趕外,也利用汽車產業的生產優勢,持續擴大投資電動車與自動化生產用的功率半導體與記憶體晶片。詳見附表。
劣勢方面則有(1)日本的製造業成本在全球處於高位,不利於半導體產業的競爭;(2)日本半導體企業大多規模偏小,缺乏與全球巨頭抗衡的實力;(3)日本半導體產業在創新方面有所不足,在一些領域落後於其他國家。
綜言之,近年日本為建立半導體供應鏈韌性、縮短國內與先進技術的落差,積極與各國政府及企業合作。2022年美日訂立了半導體產業面的協力基本原則,將在自由貿易市場,與友好國家共同建立供應鏈合作,並於半導體製造、人力、技術及半導體不足時的緊急調度方面,承諾相互協助。2023年5月,日本恢復半導體材料開放對韓出口,為歷時3年9個月的日韓貿易戰畫下句點。
眾多舉措可見日本對美、韓及台灣在建立半導體合作關係的積極程度。在國內,則於2022年由8家日本大企業共同投資設立Rapidus,由IBM授權技術,預計於北海道研發生產2奈米以下半導體,期能在2030年把全球市占率提升至20%,且具有自製先進製程的能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造就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戰後的美國綜合國力強盛,並對許多國家提供無償援助,讓美國儼然成為正義的化身、國際政治的領導者。然而,今日國際上與美國對抗的勢力日益高漲,且有結盟的趨勢。
俄羅斯反擊親美勢力
二戰結束後,美國針對蘇聯以及東歐集團,在1949年結合英、法等西歐國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主要目的是防堵蘇聯赤化西歐。北約雖然並沒有強烈的攻擊意圖,但蘇聯仍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於是在1955年聯合東歐國家成立「華沙公約組織」,與北約對抗。
1991年7月1日華沙公約組織正式解散,同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但北約不但沒有相應解散,反而逐步東擴,吸引原為華沙集團的東歐國家加盟,使得俄羅斯只剩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個盟友,此一情勢令俄羅斯更加坐立難安。更嚴重的是烏克蘭近年出現親美勢力,與俄羅斯日漸疏離。
澤倫斯基於2019年4月當選烏克蘭總統後,更加積極推動加入歐盟及北約,終於招致俄羅斯2022年2月24日發動俄烏戰爭。普丁2023年8月23日在金磚五國峰會上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是面對基輔和華府懷有敵意所被迫採取的回應,證實俄羅斯是針對北約東擴及美國強勢作為發出反擊。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但國際政治並非完全由美國掌控,若干獨立自主或一向與美國對立的國家未附和美國的制裁行動。俄羅斯於是積極與這些國家聯繫,試圖紓緩本身所受到的壓制。
尋求自主的國家相互串聯
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金磚五國,都是自外於美歐體系的新興國家,與美國保持一定的距離,近年來更致力於改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無疑是站在美國的對立面。2024年1月起,金磚五國擴大為11國,納入與美國對立的伊朗等國,抗美的意味更加濃厚。
俄羅斯遭到美國制裁後,除藉金磚機制尋求印度、巴西、南非等國的支持,也嘗試連結其他的反美勢力。俄國外長拉夫羅夫今年2月17日藉參加G20外長會議之便,前往素來與美國對立的古巴、委內瑞拉及尼加拉瓜訪問。他在古巴公開抨擊西方對俄羅斯與古巴等國家進行勒索和威脅,因制裁遭受經濟傷害,因此有必要聯手對抗西方的勒索和非法制裁。
另一方面,俄羅斯與委內瑞拉同意加快執行雙方已簽署的戰略協議,繼續強化在貿易、能源、金融、航空、海洋等領域的合作,兩國央行正合作推出可以繞過SWIFT國際結算系統的金融交易體系,以規避依賴美元支付所帶來的風險。
同時,俄國積極拉攏拉美地區其他國家與區域組織,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美洲玻利瓦爾聯盟和加勒比國家聯盟等。拉美地區近年受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影響,再加上俄國積極介入,已使得美國在該地區的傳統影響力備受挑戰。
北韓、伊朗公然抗美援俄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除了制裁俄羅斯,也警告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大陸,不得對俄國提供軍事援助。然而,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2023年9月12日搭乘火車前往俄羅斯,在海參崴與俄國總統普丁會面,這是金正恩2019年後首度會晤普丁。普金會除表示兩國友好,也被認為是就俄烏戰爭進行合作。據媒體報導,北韓2023年10月曾運送了400個貨櫃的砲彈去俄羅斯,全部被安全送到第一線戰場。
另一方面,長期遭到美國制裁的亞西大國伊朗,最近也採取行動反制美國。去年底,伊朗和俄國軍事和安全官員陸續在德黑蘭和莫斯科召開會議,敲定軍援協議,並於今年1月初開始軍援俄羅斯400枚地對地彈道飛彈,包括Fateh-110與Zolfaghar兩款短程彈道飛彈。3月11日,伊朗與中共、俄羅斯在阿曼灣舉行代號為「安全紐帶-2024」的海軍聯合演習,參加演習的除有俄國艦隊,還有中共飛彈驅逐艦烏魯木齊艦、飛彈護衛艦臨滄艦和綜合補給艦東平湖艦。
這項演習雖是繼去年「安全紐帶-2023」的聯合軍演,但伊朗支持的葉門叛軍「青年運動」,正針對以哈交戰,屢屢攻擊航經紅海的船隻。此次軍演凸顯出伊朗決心與中俄聯手,持續與美國對抗。
美國應尊重各民族自決
在二戰期間,美國對遭到納粹德國及軍國主義日本侵略的國家伸出援手。戰後又協助多國重建,因此受到國際的尊敬與歡迎。然而,近年世界許多地區出現反美的勢力,主要原因就是美國成為全球獨霸後,逐漸忘卻各個民族皆有其自主性與自尊心。而美國多年來不斷以自身價值觀區分盟友或敵人;其實,世界各國的政治與軍事發展都係根據自身的需要而定,沒有是非之分。美國卻經常影響甚至干預其他國家的發展。如今不接受美國鉗制者與美國保持距離,遭美國壓迫或制裁者聯手抗美,誠屬意料中事。
(作者係退休大使)
中國大陸去年(2023)就針對俄烏衝突提出停火促談倡議,卻未受到西方重視,今年烏克蘭的春季反攻失敗,特別是阿夫傑耶夫卡的失陷使情勢改觀,中國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才逐漸凸顯,但美國及其盟邦仍希望,中國站在西方的立場對俄羅斯施壓。
阿夫傑耶夫卡勝利之意義
俄軍在阿夫傑耶夫卡(Авдеевка)的勝利,雖然還無法讓西方放棄支持烏克蘭,但此役象徵俄烏衝突已出現關鍵性轉變,俄軍由「陣地戰」改為「攻擊戰」。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國際媒體大幅報導俄軍在阿夫傑耶夫卡的戰果,因為該地是頓湼茨克附近的戰略要地。俄國國防部長邵亦古向普丁總統報告稱,為突破這3-5公里的戰線,俄軍出動了500輛坦克、上萬名戰士,費時4個月,該地僅占俄烏戰線的1%,俄方卻派出了5%的兵力,顯示它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2月17日,烏軍撤出阿夫傑耶夫卡,不僅震憾了歐洲,也打擊了烏克蘭的民心士氣,烏克蘭將該地失陷歸咎於西方援助的軍火彈藥不足,美國戰爭研究院(ISW)亦認為,俄軍能占領阿夫傑耶夫卡,與其擁有強大的空中優勢和充足兵源有關。而拜登政府要援助烏克蘭600億美元的法案,因眾議院不滿未納入邊界管制預算而將其擱置。川普最近又一再表示烏克蘭戰爭必須結束,他的言論已使歐洲陷入惶恐。
去年2月24日俄烏衝突屆滿周年,中國提出「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包括停火止戰、啟動和談等12項呼籲,並派出歐亞事務特使李輝赴歐洲各國進行穿梭外交,卻未獲得太多回應。但在阿夫傑耶夫卡陷落後,北京今年3月再度派出李輝赴歐洲進行穿梭外交,希望利用有利情勢勸和促談,也希望加強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
中俄在慕尼黑峯會對話
中、烏兩國外長王毅與庫列巴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晤面,基輔有意於今年6月在瑞士舉辦一場有關烏克蘭問題的峯會,並希望中國參加。觀察家認為,美國及其盟邦想拉攏北京對俄羅斯施壓,但中國深悉若參與美國的陰謀,將失去成為世界強權的機會,因此北京不願參與華府的計畫。
庫列巴在X社群平台上表示,他已與王毅討論峯會問題,並暗示中方似乎願意進行深入討論云,但據「路透社」報導,王毅僅表示中國堅持繼續對話,恢復和平路線。烏克蘭亟盼中方支持烏克蘭的10項和平計畫,其中要求俄羅斯完全撤軍,並恢復1991年前的邊界。中國去年提出的停戰和平計畫,則包括停火、對話、結束對俄制裁等。
王毅在會議上表示,中國不想從俄烏衝突取得任何優勢和利益,換言之,中國將維持其傳統的外交政策,不干涉他國內政,繼續保持「負責任大國」的路線,即要求儘速停火恢復和平對話。歐盟外交與安全高級代表博雷利表示:「不能忽視中國的影響力」、但「必須促使中國不再支持俄羅斯,而站在西方一邊。」
俄國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羅曼諾夫表示,西方國家反對中國扮演中間人角色,是因為他們需要能維持西方立場的人,例如在中東加薩問題上,中國被指責不站在以色列這一邊;中國若想扮演世界強權的角色,就必須對伊朗和葉門胡塞武裝力量施壓。在烏克蘭問題上也是一樣,中國必須減少與俄羅斯往來,甚至對俄羅斯施壓。不過,中國拒絕成為他國的政治工具,損害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聲譽。中國不認為有必要參加瑞士的峯會,因為美國只在乎自身的利益。羅曼諾夫認為,就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和解案例來看,中國參加峯會的主要條件就是俄、烏二國都要參加。而俄國塔斯社消極地表示,這可能又會是一場「毫無結果」的峯會。
李輝再次展開穿梭外交
今年3月3日,李輝赴莫斯科訪問,此行主要目的是開啟解決「烏克蘭問題」之路。李輝曾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十年,嫻熟俄國事務,去年往來於莫斯科、基輔、華沙、巴黎、柏林及布魯塞爾之間。他的外交行動讓各方注意到中國的角色,例如芬蘭新總統史圖布就要求中國協助烏俄進行和平對話。但由於當時國際氛圍嚴峻,西方國家又只希望中國指責俄羅斯,而中國早就在2022年2月24日前夕宣布中俄關係「無上限、不封頂」。
與2023年相比,烏克蘭情勢已大幅改變,除烏軍春季反攻失敗之外,西方對烏的援助開始減少,在此情況下,北京在解決烏克蘭問題上將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推動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和解後,中國如能成功斡旋俄烏危機,將有助於中國和平大國形象的建立。但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奧斯特羅夫斯基認為,李輝在基輔的訪問並無成效,因為烏克蘭要「戰鬥到底」,而歐盟內部的立場又不一致。
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對俄羅斯施壓的國家,但俄羅斯是中國最主要的戰略合作夥伴,而且共同面對美國和西方的壓力,因此在俄烏衝突的斡旋中,中國有自己的想法與目標,不會輕易向俄羅斯施壓,損害其國際聲譽。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4月10日,韓國將舉行第22屆國會議員選舉,朝野兩大政黨競爭激烈,正進行著一場空前未有的「生死戰」。
兩年前,國民之力黨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毫無政治經驗的檢察官尹錫悅送上總統寶座,但立法權仍掌握在反對黨的手裡,所以尹政府施政面臨諸多困難,尹錫悅的個人民調支持率也始終在40%以下,無法超越在野黨的支持率。
朝野惡鬥,人民受害
無論是內閣人事或民生法案都在民主黨的杯葛下,無法通過國會這一關,尹錫悅只好利用總統職權,一再退回國會重審,兩年來多達數十項案件,給韓國選民的印象是一來一往,總統與反對黨在打架,人民是實際的受害者。
尹錫悅的強硬政策不僅在外交領域,也用在國內政策上。最明顯的例子是,韓國五大綜合醫院近一萬名醫生辭職和罷工,讓病人無法得到照顧,全國各大學醫學院的教授集體辭職,醫學系的學生也加入罷課,尹錫悅卻堅持醫學系招生2,000人的政策不變,雙方找不到妥協之道,尹錫悅和執政黨的支持率同時下跌。
韓國與中俄關係跌到谷底
尹錫悅重視與美國、日本加強外交關係是一回事,但與中、俄關係卻跌落谷底。中韓建交31年來首次碰到如此低潮,原本去年要在首爾舉行的中韓日三國首腦會議至今沒訊息,況且習近平主席回訪韓國一事,不僅韓國外交部不提,尹錫悅也閉口不談此事。
普丁與金正恩越走越近,俄羅斯與北韓間的軍事也密切合作。韓國看著北韓大卡車數十輛不斷運送砲彈至俄羅斯,也無法抗議。近來,俄羅斯逮捕了在莫斯科從事間諜工作的一名韓國傳教師,俄韓的外交關係面臨新的挑戰。3月18日,北韓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首爾,參加首次於美國以外地區舉行的「民主峰會」次日,發射多枚短程彈道飛彈,挑釁意味濃厚。
4月國會選舉執政黨壓力大
民主黨主席李在明將選舉口號定在審判尹錫悅的五大失政:(1)梨泰院慘禍;(2)蔡上等兵意外死亡;(3)陽平高速公路投資案;(4)收受名牌手提包;(5)操作股票案等。最後三件都與尹錫悅的夫人金建希有關,受此影響,尹錫悅不得不取消赴德國和丹麥的訪問行程,金建希也已久未公開露面。
尹錫悅的最大敵人是兩年前競選總統失利的李在明。原本依法選舉事件第一審判決應於一年內出爐,但法官拖延判決,讓李在明可以參加4月的國會議員改選。李在明當然必須勝選,可繼續利用國會議員的特權,對司法施加壓力。
尹錫悅政府的首任法務部長韓東勳辭職,擔任主管這次選舉的「國民之力黨非常對策委員會」委員長,將「尹李」之戰轉成「韓李:檢察官和嫌疑犯之戰」。韓東勳可以說是李在明當前的第一大災難。
兩大黨「公薦」作業不同
國民之力黨參選人不僅要通過面試,還要比較民調的數字。民主黨則成了李在明一人黨,該黨設立的「公薦委員長」只是名義,實際上一切依李在明的指示辦理,因此有近十名現任國會議員不滿而脫黨,分別另投向國民之力黨及新成立的第三黨。更不可思議的是,李在明把辦理他弊案的律師團點名成為民主黨的參選人,有人說是因為律師知曉案情的原委,所以李在明要其封口;另有人說李在明是以提名國會議員來抵昂貴的律師費。各種說法滿天飛,但李在明一點都不在乎。
這次不僅李在明是帶罪競選,還有文在寅時期曾擔任法務部長,第二審已被判有期徒刑2年的曹國,也臨陣自組了「曹國革新黨」,與李在明合作共同對付尹錫悅。
朝野政黨都有不能輸壓力
無論如何,這次國會議員選舉對朝野兩大黨來說,都是生死關鍵。執政黨必須贏,這樣才能讓尹錫悅下半期施政順利,成為一位成功的總統。民主黨也必須贏,這樣才能再度獲得選民信賴,2027年得以執政;另外也必須除掉尹錫悅這個眼中釘,否則選後就有很多人準備去坐牢。目前李在明、曹國及文在寅等人都坐立不安,在等選舉結果。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中國大陸生產的新能源車已蓋過日本車在國際上長期引領風騷;而台積電在日本熊本大舉設廠,則讓被美國整垮的日本半導體業有了捲土重來的契機。不過,這些發展與日本是否會在「台灣有事」時出兵相助,風馬牛不相及。
日本曾執世界牛耳的兩項產業,近日分別遇上大轉捩點,其中汽車出口讓日本憂心忡忡,半導體則是希望重燃,頗有東山再起之勢。而這兩件業界大事都與台海兩岸相關,特別是後者等於將台日尖端產業拉近了一大步,但這並不足以奢望日本助台「抗中」,日本防衛學者日前在台灣說了大白話。
中國車出口第一,EV亮眼
2023年中國大陸的汽車出口大幅成長58%、達到491萬輛,超過日本的442萬輛,首次躍居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日本汽車業從1980代稱霸全球後,僅一度在2016年被德國搶走榜首地位,翌年又奪回寶座,但做夢也沒想到,會這麼快就被原先遠遠落後的中國追上,而且差距還可能拉大。
大陸車廠獲得政府扶持,自身也不斷創新、提升技術能力,研發頂尖的電池效能,製造出價廉且高質量的純電動車(EV),並出口了110.2萬輛。另外,歐日美國家因俄烏戰爭對俄國實施經貿制裁,企業多撤出俄國市場,而中國則戮力取代之,使得中俄貿易在2023年劇增。在汽車業方面,因西方及日、韓等主要國際車廠退出俄國市場,大陸對俄國的銷售量巨幅成長,去年高達91萬輛(占俄國進口車的49%),較2022年成長7倍,也促成中國超越了日本。
現在來自大陸的乘用車、尤其是新能源車不僅在比利時、英國等歐洲地區,還在日企視為重要市場的泰國等東南亞獲得成長,績效貢獻主要來自於比亞迪(BYD)和特斯拉(Tesla)在大陸生產的車輛。
中日車消長,日本落後難追
日本汽車製造商長期投注在結合電池動力和內燃機引擎的混合動力車,如豐田的Prius油電車。就單一車廠來說,豐田2023年繼續超越包括福斯在內的所有車廠,續為全球第一,但它在轉向更環保、零碳排的電動車上落後。歐盟規定2035年新車銷售要零碳排,屆時將不再銷售汽油或柴油車,豐田雖鞏固了主導地位,但比亞迪EV2023年第四季的銷售量(52.6萬多輛)超越特斯拉,躍居全球最大的電動車製造商。相較之下,豐田去年僅售出10.4萬多輛EV。
儘管中國汽車出口高速增長,但在歐洲市場占有的份額僅約3%,遠不及豐田或韓國的現代,問題出在運輸瓶頸上。因為大陸電動車廠商多是新興企業,不像老牌霸主豐田那樣擁有自己專用的包租船,於是陸企近期競相訂製滾裝船(RORO ship);2月下旬比亞迪新首艘滾裝船「開拓者1號」裝載著5449輛EV,接連抵達荷蘭和德國的港口,比亞迪計畫兩年內將增加7艘可裝載7,000輛車的滾裝船。
中日在汽車出口的消長,讓日本非常擔心會失去更大的市占率,深怕2025年以後,中國車商在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場獲得更大的市占率,因此把加強電動車戰略作為當務之急。
日盼台積電活絡晶片製造
而讓日本興奮的是,2月24日,耗時僅20個月、斥資新台幣2,700億元的台積電熊本廠JASM開幕;首相岸田文雄在視訊致辭時表示,日本正史無前例地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26日,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與總裁魏哲家一起至首相官邸會見岸田。劉德音表示,在日本的支持下,第一工廠建設順利,感謝首相的半導體投資戰略。後來豐田也公開了會長豐田章男與魏哲家見面的影片,凸顯台積電對豐田車用晶片的重要性。JASM開工意味著台積電的全球布局在東北亞先建立了一個灘頭堡,這也是它首座採用合資方式興建的海外晶圓廠。
相對於台積電獨資的美國亞利桑納廠處處碰壁、延宕,岸田政府的補貼金額比例、核撥速度都非常快,可見日本相當積極地爭取台積電。台日工作文化相近,也使得熊本建廠速度超乎預期,台積電對日本投資興味正濃,現今二廠已底定、三廠也在洽談中,四廠則會在熊本以外的地方。
台積電在日本生產晶片,除可就近滿足客戶的需求,還能獲得日本半導體產業在設備、材料方面的支援,補足台灣在發展半導體上的不足。而在台積電的帶動下,預計將有逾50家台灣供應鏈、80家日本國內外廠商也會跟著落腳熊本,複製如新竹科學園區的半導體聚落。
根據日本經產省研究,台積電赴日可促進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發展帶來的稅收,幾乎與日本給予台積電的高額補助金相當。但日本卻可為失落的半導體產業重新注入活力,引領日本相關材料化學和設備搭上先進製程技術列車,掌握全球AI發展的新契機,目標直指2030年全球市占率由目前的10%,提升至20%。
Rapidus才是日本國家隊
台積電熊本JASM廠的日本員工跟台積電赴日員工一樣認真,此設廠已使當地土地成本飆漲至少二成、薪資水準大增,地方產業也活絡起來。但必須認清的是,日本官民合作的晶片國家隊是在北海道千歲市的Rapidus,該公司正積極向其他晶片製造商、供應商及研究機構招手,它有政府資金(6,500億日圓)挹注,同樣也受到台積電JASM合作夥伴SONY、豐田的出資支持。可知日本政府、民間大企業都是兩邊押寶。其執行長小池淳義曾表示,他的願景是在北海道苫小牧到石狩一帶,創造規模可媲美美國加州矽谷的「北海道谷」,且有機會成為決定全球晶片產業的「北方之星」。Rapidus計畫2027年前開始量產2奈米邏輯晶片,若能成功,將成為日本半導體技術跨世代的大躍進。它不打算量產所有種類的晶片,而將精力放在開創性的專用晶片上,如低功率人工智慧(AI)晶片。小池認為北海道土地廣袤、便宜,擁有充沛的乾淨水源,又是日本風電、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的主要產地,會是日本推動晶片復興的理想地點。要是日本本土企業能恢復晶片製造實力、可以在國內產製高階晶片,將可在AI方興未艾、中美衝突升高的國際環境下,降低對台積電和三星的依賴,這才是日本的核心目的。然而,誰知道Rapidus成功後,未來是否會變成台積電的競爭對手?等台灣王牌企業的高端技術在日本滿足了日方對高階晶片、汽車晶片的需求,日本還會在乎台灣?台灣綠營不可高興得太早,更不能基於台日在晶片製程上綁在一起,那麼哪天兩岸衝突,日本會更有理由介入。
自從2021年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倡言「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是美日同盟有事」,台灣綠營、獨派就大受鼓舞,引申為「倚外謀獨」的護身符及心理支柱,也是大內宣的上選口號。之後,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等政客繼續在台、在日拿「台灣有事」大作文章。
台灣莫癡心指望日本協防
不過,3月5日,日本前防衛廳(今防衛省)官房長、現為國際地政學研究所所長的柳澤協二,在台北的「亞太千里論壇」發表「從日本看台灣海峽有事」主題演講時表示,他雖曾是麻生的屬下,但不認同「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觀點;他認為那種說法會讓日本騎虎難下、本土有遭到攻擊的危險,將付出很大的安全代價,在日本也非主流言論。他強調台日皆應避免陷入這樣的難題,應透過外交努力與對話來處理,台灣不要期待日本協防。這話讓親日的蔡政府和即將登場的賴政府,狠狠挨了一記悶棍。
從而可知,台灣當局絕不可以把中日汽車業激烈競爭,以及台積電在日本大舉設廠,台日高科技產業密切連結,就以為買了保險,妄想日本會在台海有事時出兵協防台灣。。
美國財經界不久前才認為美國經濟處於衰退邊緣,但出乎眾人預料,2023年美國經濟增長率達到2.5%,2024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也超過2%,失業率連續25個月低於4%,是50多年來歷時最長久的。但這樣強勁的勢頭能持續多久?
美國經濟自2019年底以來增長了約8%,是歐元區的兩倍多,是日本的10倍,而英國幾乎沒有增長,難怪山姆大叔傲視群倫。但對經濟增長的威脅仍然籠罩著美國,例如利率保持高位的時間越長,所造成的損害就越大;儘管美國通貨膨脹有所下降,但仍高於美國聯邦準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 FRS)的2%目標,這意味著聯準會可能無法在今年6月開始降息。
美國真的「軟著陸」了?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布林德(Alan Blinder)研究了過去60年來FRS 11次透過加息平息通脹的歷史,發現只有1994-95年的那一次未造成經濟下滑。但他認為,這一次聯準會迅速加息,「我們已經實現軟著陸」。
「軟著陸」實際上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說法,因為美國目前經濟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減速,而是持續增長的勢頭。2月26日「全國商業經濟學協會」發布了專業經濟學家的季度調查,3個月前媒體還預測今年增長1.3%,現在是2.2%,略低於去年的2.5%增長率。然而,穩定的擴張並沒有阻止通貨膨脹的下降:經濟學家也預計2024年底的年增長率將回落至2.1%,幾乎觸及央行的2%指標。
美國是怎麼做到的?
美國的消費、投資、對外貿易都促成了去年的增長,今年可能再度如此。當聯準會在2022年加息,突然的緊縮政策不可避免地阻礙了經濟發展。2022年底聯準會官員預測2023年失業率將上升1%;許多人都認為會更嚴重,但它保持在4%以下,接近50年來的低點。這是川普和拜登政府在疫情最嚴重時推出大規模刺激措施的結果。2020和2021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約占GDP的14%,歐元地區平均是6%。美國人因此增加了他們的儲蓄,這還維持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據舊金山FRS的研究人員估計,家庭超額儲蓄(與疫情前相比)在2021年8月達到2.1兆美元。
不過,根據摩根史坦利銀行贊特納(Ellen Zentner)的計算,美國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最近消費了占全國消費總額的45%,高於疫情之前的39%,原因是他們在旅行和奢侈品上有大量報復性支出。她說:「富裕的消費者提取多餘儲蓄的力度,比過去要大得多」。換言之,有錢人的這種揮霍反過來有助於推動美國的經濟發展。
另外是來自固定利率的貸款。購房者通常會選擇30年期固定利率,目前的貸款平均利率約4%,低於疫情之前,也遠低於2023年新貸款的8%利率。這固然造成原本想搬家的人,為了維持低利率而未購置新屋,但也意味著美國人並未忍受高利率。
美國政府的赤字在2022年縮小至4%後,2023年又回到GDP的7.5%,這一水準通常只會在戰爭或經濟衰退時才會出現。與2020年疫情爆發時政府的支出激增不同,2023年的赤字源於稅收降低和高利率減少了聯準會向國庫的支付。國會通過的三大計畫(基礎設施、清潔技術和半導體),也激勵了私人企業及州政府大手筆支出。隨著電動車和半導體製造商擴大業務、興建廠房,製造業的投資為去年GDP的增長增加了約0.4%,各級地方政府也利用聯邦資金修建高速公路、電網、機場等。
最後,美國2023年成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氣(LNG)出口國,而其成本大約僅是歐洲的四分之一,難怪美國去年對外貿易為經濟成長率增加了約0.6%。
就業人口增多生產力增大
不過,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經濟體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受到就業人口數量及生產力的限制,而這兩個因素在美國都急劇增加。
先說勞動力。美國現有1.58億工人,比2019年底增加了近4%,但增加的最大來源是移民。美國出生的勞動力比疫情爆發前略少,而自2019年底以來,外國出生的勞動人口增加了超過400萬或16%。雖然大多數通過美國南部邊境進入的移民從事藍領工作,但從事白領工作的移民也有所增加。
自疫情爆發以來,學生簽證數量強勁反彈,2023年是2020年的4倍。這創造了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根據資料估計,2023年約有300萬移民抵達美國,高於疫情前幾年的100萬。另外,2023年最後一季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增長了3.2%,但總工作時間僅增長了0.6%,這應歸功於生產力的大幅提升。據官方統計,非務農工人的生產率比前一年增長了約2.6%。雖然經濟學家不認為生產率可持續增長,但過去一年生產率的躍升確實引人注目,最簡單的解釋是,隨著疫情消失,供應鏈恢復正常,提高了生產率。研究公司宏觀政策視角的科羅納多(Julia Coronado)也指出,在企業軟體日益完善之際,企業會大量投資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上。
好日子會繼續下去嗎?
導致美國過去幾年表現強勁的因素仍然存在。首先是消費者和企業在疫情爆發前獲得的廉價貸款,將使他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免受更高利率的影響。根據高盛銀行經濟學家的計算,企業為債務付出的利率將從2023年的4.2%,上升到2025年的4.5%。
其次,政府在製造業和基礎設施上的大手筆投資尚未結束。美國商務部剛批准了向晶片製造商提供巨額撥款,例如2月向全球晶圓代工廠(Global Foundries)提供了15億美元的支助。同時,更多的LNG出口港即將投入使用,這將進一步提升美國的能源出口。
再者,雖然移民政策可能會放緩,但新移民仍在加入美國勞動力市場。國會預算辦公室2月估計,當前的移民潮即使放緩,仍將對2024-2034年的GDP增加0.2%。
不過,美國經濟也面臨不少問題,例如,央行當前的短期利率為5.25-5.5%,這是20多年來的最高水準,若不降息將拖累經濟增長,但聯準會至今不確定何時可開始降息。另外,美國經濟增長的確具有顯著的韌性,通貨膨脹也趨於緩和,但物價仍以每年約3%的速度上漲,高於聯準會的2%目標。在降低利率與穩定物價這兩個目標都實現前,更大的危險是聯準會開出太多猛藥。
聯準會主席鮑爾表示,為了給經濟提供理想的下滑路徑,央行應該在通脹達到2%之前開始降息。穆迪分析公司表示,「高利率就像經濟上的白蟻,日復一日,它們在地基上挖得越來越深,到了某個時候,一陣風就會把建築物吹倒。」美國疫情後的經濟堪稱奇蹟,特別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但它不會永遠不受高利率的影響。
11月大選將帶來不確定性
美國經濟最大的威脅來自11月的總統選舉。不論是拜登連任或川普重返白宮都可能危及經濟成長,因為他們二人都相信保護主義。二者相比,大多數經濟學者認為川普可能會帶來較大的威脅,因為他說要全面徵收10%的關稅,這將使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增加三倍,不僅會加劇通貨膨脹,並將提高製造商進口零組件的成本;他還說要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這會影響邊境安全,也將對勞動力構成風險;如他加大減稅的力度,也將威脅美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拜登相信「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應該會在第二任期讓聯準會繼續對抗通膨,並希望透過加稅來減少赤字。他在3月7日的國情咨文演講中說,我們將「購買美國」(we’re going to Buy American),他也說他要控制房價及商品價格。
拜登和川普二人都將當前的經濟描繪成比實際情況更糟,以證明其政策是合理的。川普認為貿易和移民讓美國變得貧窮,拜登則不信任大企業。事實上,他們二人正在削弱自由市場,而自由市場才是美國財富的來源。美國之所以能繁榮昌盛,正是因為企業和工人不斷創新。美國大多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下一任總統無法認識到這一點,那麼美國蓬勃的經濟最終將陷入通貨緊縮。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不久前,看到台灣智庫學者從不同視角對美國大戰略有所解讀,有一些觀點是透徹的,但也有言而未盡之感。筆者以下補充幾點意見。
全球國際秩序變動,美國內外矛盾加劇,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世界南北問題更加尖銳突出。考察美國大戰略,考察美國對自己角色的定位,美國大戰略為何不能「全勝」,以及失誤之所在,是有意義的。
美國大戰略與「歐拜體制」
美國大戰略大體形成於柯林頓政府時期,冠之為「全勝戰略」。美國認為,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中,就美國的綜合國力而言,最大、最直接的威脅短期內不會出現。美國不僅在全球沒有對手,美國還有能力控制全球。美國確立的新戰略目標就是要使美國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後的、唯一的帝國」(參見「柯林頓主義」有關論述)。
「全勝戰略」制定了詳細的戰略目標,第一步是北約東擴,目標除了歐洲,還包括控制整個歐亞板塊,亞洲和中國成為「理所當然」的目標。小布希政府時期,為實現美國領導下的21世紀,美國軍事霸權在世界橫行無阻,其國防部長菲爾德被世界稱為戰爭販子,歐洲被美國貶低為「老歐洲」,俄羅斯三次申請加入北約被拒。
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巴馬政府繼承了「全勝戰略」,為實現美國霸權而不惜軍事冒險。由於美國被牢牢地拴在阿富汗和中東,全勝戰略「難以全勝」的弱點開始露出端倪。歐巴馬政府推出「國際主義第一」用語,以此掩蓋美國大戰略的困境。同時推出重返亞太戰略,兼顧歐亞,試圖促成亞洲小北約,推出排斥中國的「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主要目的是淡化美國大戰略的對抗和衝突特徵。
川普政府時期,美國強化了對亞洲「小北約」的經營,將亞太戰略升級為印太戰略。拜登上台後對此基本照單全收,但調整了歐洲部分。
拜登政府的大戰略也被稱為「兩洋、兩約戰略」(大西洋、太平洋,北約、亞洲小北約),也被稱為「歐拜體制」。台灣學者就尖銳批評華盛頓的政策制訂「有點像抱團思考」(groupthink),其效果是「片面而不全面」。
體現「歐拜體制」或美國「兩洋戰略」最典型的例證,就是美國鼓動下的俄烏戰爭。從本質上看,「歐拜體制」仍然追求「全勝戰略」,目標是美國力量不僅要覆蓋大西洋、太平洋,還要遏制中國。為此,美國強化了與台灣的關係。一言以蔽之,拜登常說的「美國回來了」,就是「全勝戰略」的代名詞。
「全勝戰略」與美國對華戰略
為實現「全勝戰略」,美國通過俄烏戰爭,一方面調整美歐關係,加強對歐洲的控制,兼顧收割歐洲;此外,在太平洋,通過印太戰略,與中國「鬥而不破」。對華戰略的重點,在於顯示在拜登政府的領導下,美國政府「在與中國政府的對立與競爭中,不斷抗衡」,不斷「維護世界民主自由與正義」,在西方世界和美國國內製造美中抗爭,拜登政府「不斷獲勝」的假像。內容包括對中國「威脅脫軌」,經濟武器化,打台灣牌等,以顯示美國大戰略的成功。中美關係激烈博弈。
幾經較量,中國對美全方位反制,使拜登政府贏得「全勝戰略」的假像在全世界徹底曝光。去年季辛吉最後一次訪華時,將這種博弈關係表述為:「美國最大的挑戰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身」。他這種對美國大戰略的批評既直接,但又委婉。
事實證明,拜登政府要想左右中美關係,影響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決策,沒有那麼容易。而對中美關係的起伏,美國學者官員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是「我們被中國人騙了」。
不過,美國也有「不打自招」的時候。2月12日,美國彭博經濟研究社發表一篇〈無論2024年誰能贏得美國大選,中國都是鐵定的輸家〉的社論,就宣稱:「無論誰來當總統,他們的主要目標都是遏制中國發展,這就是美國的最高戰略」。
歐巴馬剛上台時提出G2設想企圖拉攏中國,宣稱所謂「合作治理世界」,其後在美國衰落聲浪中歐巴馬又高喊「決不當世界老二」,美國對華戰略因此轉向另一端。歐巴馬提出「重返亞洲」後,美國公開加強對中國的牽制和遏制。
美國戰略為何不能「全勝」
「全勝戰略」或「兩洋戰略」是美國的大戰略,而美國的對華戰略從屬於其大戰略。美國歷屆政府一以貫之的「全勝戰略」為何不能「全勝」?美國的戰略失誤在哪裡?
台灣學者提出美國大戰略基礎薄弱、設計倉促等。其實,最根本的問題是,世界已朝多極化方向發展,而美國仍然要一家獨霸。對世界的這種看法,導致美國精英階層喪失了長期戰略思維的能力。
美國的戰略失誤是一個大問題,筆者以下僅談兩點直觀感受。
其一,美國大戰略在世界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秩序的方向上,過分自負、排序有誤。具體事實如:俄烏戰爭進入第三年,巴以衝突爆發,今年1月發展中國家召開「金磚國家會議」,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坦率直言,「美國錯失了發展與南方國家的關係」。中國卻在該地區推行「一帶一路」倡議等。
其二,「歐拜體制」的推行手段包括軍事威懾與經濟武器。從事物的兩面性來看,世界複雜化是事實,世界也已不能用「軍事兩極」就能夠解釋清楚和應對得當,包括如何辯證地對待中美之間的軍事關係。現實中,美國已不能保證其霸權在亞洲「通行無阻」,盟友和非盟友關係也錯綜複雜,更不能保證美國在中美競爭中取得「完勝」。
美國的「兩洋戰略」已嚴重受挫,但民主黨還死撐著「歐拜體制」。美國一家說了算的黃曆早就該改了,但美國是不會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的。對於美國「全勝戰略」不能「全勝」的現實,美國決策層難道不該反思嗎?
(作者為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談到美國霸權,我們經常聽到三個領域的霸權,那就是軍事、金融和技術,有些人還會談到第四個領域,即文化霸權,包括主導全世界的媒體、話語權、電影、電視劇及其他文學藝術領域。大家都不肯或不願意觸碰的,實際上是美國的核心霸權,那就是體制霸權。
什麼是體制霸權呢?那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二次大戰後,美國領導的同盟國打敗了德國的納粹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所建立的軸心國,奠定了民主制度的主導地位。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推動下,聯合國於1945年在舊金山宣布成立,並選址紐約為總部,當時有45個創始成員國,隨後不斷增加到今天的193國。
人權宣言成就美體制霸權
當時通過的《聯合國憲章》主要規定了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和國際法院的組織和許可權,並沒有涉及各會員國內部的制度問題,可是,接下來,在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裡,美國和西方國家就在其中奠定了民主制度的普世合法性。
《世界人權宣言》共有30條,前18條規定每個人的人身安全和應享權利,包括擁有財產的權利、行動自由、遷徙自由、宗教自由、婚姻自由,以及法律前人人平等、不受歧視待遇、不受迫害等;第19條規定言論自由;第20條規定集會結社自由;第21條規定選舉權;第22條規定個人發展所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第23條規定組織工會和參加工會的權利。第24至30條還包括了更廣泛的延伸權利。
在相當程度上,這些條款描述的是人類的理想目標,並非現實世界,因為沒有任何國家達到所有規定。重要的是,它們是為美國的政治體制量身訂做的,所以成為美國體制霸權的基礎。
這裡面有三個重點。第一,《宣言》中提到的都是原則,而這些原則皆源自於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雖然蘇聯和中華民國也是戰勝國,但這裡幾乎找不到蘇聯社會主義的影子,當然更沒有中國儒家思想。第二,這些原則並沒有涉及落實它們的具體制度。但誰把這些原則轉變成可操作的制度?不就是美國和歐洲的一些民主國家嗎?所以,在這些原則的關照下,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就成為典範了。第三,由於這些原則獲得國際確認,所以其後當殖民地紛紛獨立時,聯合國就與所涉殖民主國家合作,承擔了落實這些原則的程序。這些程序包括:成立政黨、召開制憲大會,按照憲法的規定舉行選舉。其憲法內容基本上都包括了《人權宣言》中的規定,還包括了落實這些原則的制度安排,即歐洲式的議會制和美國式的三權分立政府結構。值得一提的是,殖民主國家並未放棄他們在這些殖民地的經濟利益。
美國成功宣揚其體制霸權
當大家談到美國的軍事、金融及科技霸權時,得到的印象是負面的,因為那是美國以其無比強大的實力來壓制、制裁和威懾他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美國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授權,就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在金融霸權方面,美國用掌控的結算系統SWIFT來打擊他國的經濟,並利用提升或降低美元的利率來「薅羊毛」,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經濟困境。在科技領域,美國可以拒絕讓他國使用它擁有的先進技術,而阻礙別國的科技發展。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的批評,大部分是基於這三個領域的霸權。對於美國的體制霸權,國際上普遍不把它當作霸權,因為大多數國家都認同整個《人權宣言》所宣示的理念,因此也就不反對落實這些理念的制度。
可以這麼說,美國和歐洲盟友們擁有將《人權宣言》變成可操作(operational)制度的專利權,從而使他們占領了道德制高點,難以撼動。
必須指出的是,聯合國雖然通過了這項公約,並於其後通過更多公約,但它並沒有硬性規定各個會員國必須落實和如何落實這些條款,也不具備強制各個會員國執行這些條款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聯合國並沒有賦予美國或任何國家,去強迫其他國家改變它們體制的權力。所以,當美國要把其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時,它實際上就在行使體制霸權。
美國利用它的大使館、中央情報局、非政府組織,以及金錢的力量,在其他國家透過宣傳、支持群眾運動、幫助反政府力量去顛覆他國政府(顏色革命),或利用自己炮製的藉口(如一瓶白色粉末),用武力推翻一個國家(伊拉克),逼迫他們實行民主制度,那就是霸權行為。關於美國參與或支持20+個顏色革命的案例,大家可以在維基百科上搜尋到,在此不列舉。
必須承認,這裡面存在一大片灰色地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教育或宣傳(文化霸權)影響的年輕人,其中相當部分嚮往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不滿意本國的現況,所以每當國內出現經濟困難、失業率高等問題時,他們就會抗議、發動群眾運動。美國的顏色革命就是在這種灰色地帶操作的,是一種裡應外合、擴大矛盾的作業方式。如果政府鎮壓,那就會引起整個西方世界的譴責;如果任其發展,就可能造成政治動亂、破壞經濟發展,甚至政府更迭。因此,對於所涉政府而言,是一個困局。
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體制霸權是一種比軍事、金融、科技霸權更難對付的霸權,其中充滿了各種糾結,特別是意識形態、經濟利益、社會矛盾和大國競爭。面對這個霸權,似乎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建立一套比西方民主體制更能滿足人們需求的政治體制,二是美國的政治制度自己出現嚴重困難,使它失去「山巔的城市」、「民主的燈塔」,那樣令萬人仰慕的崇高地位。
1978年,鄧小平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堅持「走自己的道路」,40年下來,經濟突飛猛進,社會穩定中求進步、軍事、科技都有超越性的成長,是上述的第一種可能。到底能走多遠,如何繼續演變,終於成為一種可以跟西方體制對壘的存在還有待觀察。第二種可能呢?現在好像已經展現在我們面前。
美國的政治體制出現危機
美國的政治體制曾在1861年時出現嚴重危機,終於訴諸內戰,解決了在民主框架內無法解決的難題。除此之外,美國民主體制的可操作性和自我糾偏的能力,應當說是相當不錯的。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使美國在兩次大戰之後收穫累累,形成了今天超強的地位。可是,在獨霸世界30多年後的今天,它並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反而顯得老態龍鍾了。
美國的民主體制出現了嚴重問題,值得深入分析,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關鍵是,共識是民主的基本條件。民主制度的運作需要共識,不僅是人民對民主程序的共識,也需要人民對社會追求的主要目標達成共識。當前,在兩大政黨之間,在東西兩岸選民與南部和中原地帶的選民之間,以及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這些共識都越來越薄弱。這是美國最大的危機,它使得兩黨之間在許多問題上無法妥協,出現僵局,無法解決重大問題,例如預算難以通過,只好連續通過救急的臨時預算;邊境失控,導致3年800萬人湧入;槍殺案不斷,但禁槍的法令無法通過;半世紀前已合法的墮胎權被最高法院否決;援助烏克蘭的法案拖延了5個月無法通過等。對於這種缺乏共識的情況,我們看不到解決的前景。
此外,金錢左右政治;軍工複合體等大企業左右政治;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稅收不足,赤字失控,以債養債,國債超過34兆,並且正在以每100天增加1兆的速度增加。僵局和失衡使得美國的民主體制難以運作,使美國社會走向下坡路,欲振乏力。
由於美國的體制霸權是建立在它主導制定的國際法律體系中,而絕大多數國家仍然擁護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所以美國的體制霸權很難從外面撼動,只有在它自己內部衰頹的情況下才會失去。這是美國當前面對的重大問題。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2024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出「不在餐桌,就在菜單裡」一句美國俚語,引起矚目。這句話放在他整篇談話的內容來看,不難發現,它很可反映美國當局至今未改的零和遊戲心態。
布林肯與德國女外長貝爾伯克及印度外長蘇杰生,在安全會議會場有一個三人的場邊談話會,主持人介紹來賓後,布林肯首先發言說:「朋友相見,太美妙了,好像是我們三個外交官的(情人)約會不在餐桌,就在菜單裡」,引起一陣笑聲。他接著強調說:「自拜登執政以來,一再對我們的盟邦、夥伴及多邊體制付出努力。我們已經得到回報,重新參與,試圖振興,甚至能重塑我們的構想」。他說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合乎我們的利益」。美國儘管強大富有,但無法獨力有效面對所有挑戰,以維護美國的重要利益。就整體而言,他看到強大的結盟與夥伴有很大的好處,因為「假如你不在國際體系的餐桌上,你將在菜單裡」(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所以「我們多邊重新介入,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已經做到」。他面對的挑戰呼之欲出,就是中國。
布林肯何出此話?
這句話原是美國的俚語,意思無非不為座上賓,即成盤中餐;與典出《史記》的成語「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若合符節。那是叢林法則,只講拳頭,不講道義的世界。布林肯以美國首席外交官之尊口出此言,就字面而言,不脫西方的霸權思維,予人有弱肉強食,不寒而慄的感覺。從他整個談話的語境來看,他一再強調結盟的重要,誰是盟友,不言可喻,印度雖是拉攏的朋友,未必如德國的一廂情願。他所謂的「國際體系」絕不是聯合國的體系,而是將美國的體系等同國際體系,所以在他的餐桌上是他的盟友,絕無可能是聯合國所有會員都在其餐桌上。
果然圖窮匕見,他點出戰略競爭的對象毫無疑問就是中國。他說「我們有義務負責任的處理中美兩國關係,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之所願,也是明顯合乎我們自己的利益,正是拜登總統在做的。」他針對其他(非盟友)的那些國家說,「不是要你必須做選擇,重點是我們會提供較好的選擇」。他認為如果能夠做到,他相信能夠做到,而且會繼續去做。他雖說不要別人選邊,卻明言美國是最好的選擇。除盟友外,他還想要拉攏「其他」國家,一起來孤立中國。他要盟友及其他可以拉攏的國家,都坐在他的餐桌上,不要淪為中國的菜單。他明顯知道中國已不好對付,8年於茲,打壓的成效甚微,不然何須如此拉幫結派?所以他又說過去的6到7個月裡,他努力穩定中美關係,與王毅在慕尼黑見過面,最重要的是拜登與習近平的峰會。他認為已經將兩國關係穩定下來,但並未忽視競爭,他說既有爭辯,也有合作,這也是美國的利益所在。
布林肯的意思是說,他可以管控與中國的競爭。至於競爭什麼?說白了,就是爭誰上餐桌,誰不入菜單。他對美國不會成為中國的菜單信心十足。其實,他不是首次引用餐桌說,2022年1月24日一個論壇上,他就以此說明中美關係,強調與中國競爭,美國必須要在餐桌上,不能在菜單裡,前後相當一致。
「餐桌、菜單說」是零和遊戲
當主持人問布林肯除氣候問題外,在戰略上如何能與中國持續合作,今日地緣政治(對峙)的現況還會延長很久嗎?中美雙方能夠找到交往的準則嗎?哪些要競爭?哪些能合作?布林肯回答說,有些事已經根本改變了,國家為其利益而動,應競爭的必須競爭;應角逐的就角逐;有合理的合作,可合作。他覺得可同時競爭、角逐與合作。
不過,他又說有些事已經改變,所謂改變就是美國與盟國和夥伴已重新結合在一起,恢復了活力,有了新的設計,以及美國國內在基礎建設、科技與晶片,以及應對氣候上的投資,都是21世紀美國經濟的基石。所以他說:「我們國內的投資與歐洲、印太與亞洲夥伴與盟友全面的大結合,使我覺得我們有強大的力量,面對複雜的中美關係,應對必須應對的所有挑戰」。
布林肯所謂的競爭顯然就是打壓的飾詞,只需他競,不許你爭。所謂合作,只有對美國有利的才合作,他會對中國有利的部分合作嗎?沒門!他不僅顯得信心滿滿,且激勵跟隨者共同對付中國。
布林肯對抗中國如此有信心,以為國內外兩股實力,對美國有利,可以穩坐餐桌,未免過於樂觀。請看美國債台高築,聯邦政府幾度瀕臨關門,所謂龐大的基建工程舉步維艱,控制科技與晶片也效果不彰。拉幫結派,印太戰略,印度首鼠兩端並不積極,日韓在美軍占領下雖身不由己,但也不願太犧牲自己國家的經濟利益捨身相隨。絕大多數的東南亞國家明確不要選邊站,更無論中國在非洲深耕已久。即使北約與歐盟可稱美國的鐵桿盟友,但經俄烏戰爭,德法諸國飽受美國以鄰為壑,慘遭割羊毛之痛,恐亦難傾心捨命陪君子玩。至於中東烽火又起,聲譽掃地,中東人心盡失。弱俄策略也失算,至今騎虎難下。
試問美國內外情勢如此,布林肯如何能帶動盟友和選邊的國家,以美國的利益為先,以中國為頭號對手,視中國的利益如草芥,非置人於死地而不快,玩赤裸裸的零和游戲?中國雖未必想要美國入菜單,但美國想要中國上它盛宴的菜單,恐怕是遙遙無期吧。
誰願意在菜單裡?
「餐桌、菜單說」的邏輯,多少反映了西方的文化與美國的歷史。從聖經的諾亞方舟,信我者存,不信者死,到白人在北美屠殺土著,做盡種族滅絕之能事,到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你死我活,無不顯露近代西方霸權的思維與作為。美國以此思維行事,以老大自居,必不容崛起的老二,中國成為老二自不能例外,所以焦慮中國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自拜登上台以來,對中國掐脖子、濫制裁,抹黑造謠,無所不用其極、毫無底線的打壓,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老美不悟中國「興滅國,繼絕世」的傳統文化,正與「餐桌、菜單說」,反其道而行。西方搞零和,中國講雙贏,認為各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並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互惠互利,更明言中國只求復興,無意取代美國。這也就是北京一再指出華府對中國的認知錯誤,但華府拘泥於文化偏狹,把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當耳邊風,所以布林肯在最近又冒出「餐桌、菜單」說。
中國外長王毅與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談過話,隨後又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有所回應。他說不允許有的國家必須在餐桌上,有的國家只能在菜單上。他指責美國總是說一套做一套,大國信譽何在?聽到中國就緊張焦慮,大國的自信何在?美國只要自己繁榮,不許別國正常發展,國際公理何在?美國執意壟斷價值鏈的高端,只讓中國停留在低端,公平競爭何在?這四大問針鋒相對、鏗鏘有力,並強調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要確保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能在多極化的進程中平等參與,享受權利,不允許少數國家壟斷國際事務,再次以「雙贏」駁斥了「零和」。
「餐桌、菜單說」可以休矣
西方輿論界每把「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說成「戰狼外交」,其實由於有狼才有戰狼,更透露出非西方國家只能是綿羊,而不許是狼。然而,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與經濟全球化已不可逆轉,零和心態必然不受歡迎。即使在美國,也有明理人覺得少數特權犧牲弱勢不足取,布林肯說出此話既失言又失態。他在國際論壇上夸夸其談,證明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不改一貫的、毫無反省的霸權思維。
華府的外交辭令雖強調「基於規範的國際秩序」,但往往以此為要求、限制、指控別國的工具,而自己卻是例外,不受約束。布林肯的「餐桌、菜單說」透露出,華府對外策略的真正想法與潛在邏輯基本未變。美國的國會尤其歇斯底理地鼓動民意遏制中國的發展,白宮也不時威迫利誘許多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不禁令我們想起,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6年5月27日發表鞏固世界和平的演說時明確地說:「世界上的弱小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應與強大的國家同樣受到尊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早在1648年成為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布林肯以國務卿的身分,說出違背國際關係準繩的話而無愧色,真如美國外交史家威廉斯(Walliam A. Williams)所說的「美國外交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當今的世界已經不是列強的大餐廳,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成為盤中餐,195個主權國家應該平等相處、競爭,要合作而非對抗,更不要戰爭。中美之間的博弈舉世矚目,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主張多邊開放,互利雙贏,更有氣魄開展環球的「一帶一路」,歡迎大家上桌共赴盛宴;然而美國卻祭起保護主義,隨興制裁;小院高牆,鼓動民粹,情緒性地反中。兩相觀照,豈不高下立判?侈言「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單裡」可以休矣!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