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個社會真的有病，還病得不輕。黃安事件就是如此。

繳交健保費的人，有權利得到健保照顧，合情合理合法，不管住在台灣或境外。這是一種保險制度，黃安為何不能就醫？

醫生的信念就是救治病患，那些說：「不該補貼心在祖國的抓耙子」，詛咒黃安要他心血管「塞好塞滿」的人，配當醫生？醫生在看病的時候難道要先問統獨、黨派嗎？

黃安愛中華民國，支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台獨惡之理所當然。但國民黨主席與立委們竟說黃安是中華民國公敵、「吃裡扒外，濫用健保」，還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不允許人民在國外詆毀國家。」這是什麼話？大陸地區是國外？反台獨叫詆毀國家？支持「九二共識」成為全民公敵？行政院長張善政竟然說救黃安的命「老實說他心裡不太高興」？

民進黨的兩岸條例都把對岸叫大陸地區，國民黨的立委還把對岸當國外，還借黃安事件公開宣布該黨就是台獨，那國民黨為何不併入時代力量？

國民黨之敗，正是把反中做其「主流意識」，衍至竟在選舉時去反對民進黨的「維持現狀」，說這現狀是「一個中國，要統一」，故不可，結果自招其敗，竟把其敗歸罪黃安檢舉台獨？可悲的是，這隻鬥敗的公雞，自始至終還活在「檢討自己，輕聲細語；檢討他人，振振有詞」。

20幾年來，在這島上，對於綠營稍有不敬，便會立即招來無數的攻擊抹黑羞辱造謠與迫害，無日無之，台獨全然瘋狂地為所欲為。這樣一種強欺弱、眾暴寡的法西斯心態，才真正可恥。

自由與人權從來都不是台灣人們關切的對象，半個多世紀來，純粹是永無止境地全然以政治顏色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是台獨這一國的，隨你看要怎麼扯爛污怎麼胡作非為都沒關係，但若非我族類則人人皆可誅之辱之。這種迫害狂，對黃安如此，對郭冠英更是如此。

這種惡相主要是社會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醫生、教授、學者、媒體編採人員及電視上的名嘴所造成，他們集一大堆自大病、疑心病、焦慮病、政治立場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等於一身。

電視竟有這樣的民意調查：「你認為黃安有資格使用健保嗎？」這是什麼樣的低級封閉社會，竟然可以把一個人揪出來公審他有沒有資格行使他的基本權益？這就如同常聽到醫界或一般人的一種論調說，愛滋病或同性戀這些「人渣」，憑什麼用健保看病？他們應該為他們不檢點的行為負責。

一個人如果有權利使用某種資源，例如健保，那他就是有權利使用，而不應該因為權利的行使而受到任何人身攻擊或羞辱；即便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歹徒，若他理當有權如何，便當如何，旁人憑什麼羞辱？黃安是個病人，為什麼必須受到社會公審？

黃安如何「殘害台灣人」？他不過就是在臉書上指控某些藝人在大陸賺錢喊統，回到台灣就喊獨？以憲法論，這屬於黃安的言論自由。他回台就醫，屬於憲法保障的人民遷徙自由，和維護個人生命的生存權，怎能不給？

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黃安，只因政治立場不同，就定成「不具有人格權的異類」，不但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性尊嚴，也不可享有在台灣生存的權利。請問這樣的台獨醫師，和二戰期間的德國納粹有何不同？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還真沒看過一個生病的人，被數以萬計的人不斷詛咒，希望血管「塞好塞滿」，高呼「病魔加油」！

挺綠的民眾，氣他「抓耙子」害周子瑜；挺藍的選民，更氣他選前搞到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於是不分藍綠，沆瀣一氣，彷彿這輩子心中所有的氣，都要出到他的身上。

時代力量立委要求將黃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但這只能用在「外國人」身上，黃安持護照要回台灣，其實他根本沒出國，只是到內地，則台獨可叫行政院依據哪一條法律，不讓他回來？這不是回到「黑名單」時代？

台灣病得極重，就是有太多的台獨，只要一觸及政治議題，立即就患了失心瘋，各個都搖身變成為歐洲黑暗時代的宗教法官，既可販賣贖罪券，還可因勇於獵巫而升官發財。面對這些糟蹋異己、欺壓少數的人，那些掛人權羊頭賣政治狗肉的台權會，會跳出來聲援黃安並譴責暴民社會嗎？當然不會。他們沒有落井下石就算不錯了。

難道台灣無法理解這些非常簡單、但卻是「文明之所以可能」的基本道理？難道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在一種文明良善的社會中正直、愉悅地成長？難道真的蠢到看不出來那些操弄族群仇恨與對立、滿口愛台灣的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惡棍？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就是說話、寫作、發表意見等的自由，看起來簡單明瞭，但大部分人只擁護它，卻很少探究它的真正涵義和適用範圍。

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指的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或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是「人人有權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見及主張」與「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發表意見和主張，此項權利包括尋找、接收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國界。」而言論自由的字面意義只涵蓋了前半「持有和發表意見及主張的自由」，卻未涵蓋後半「尋找、接收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使多數人都忽略了後半的重要性。

主流媒體掌握言論流通

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在網上發表言論，發表的自由大致不成問題，但一般人的網上言論只會在朋友和小眾之間流傳，言論的廣泛自由流通仍掌握在媒體和出版業之手。聯合國言論自由流通的崇高目標是不容易達到的，它說言論自由應「不分任何媒介和國界」，但大部分國家都對外國人或企業經營本國的媒體和出版相當敏感，甚至設有很多限制，使得各國的媒體和出版都自成體系，加上不同國家的不同語言本就形成溝通障礙，因此，跨國的言論流通更加受到限制。

言論自由和西方民主大致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因此，西方支持言論自由的主要手段是避免政府公權力介入，要讓媒體和出版業自由發揮，自行決定發表、出版什麼，這樣看似很自由，但市場競爭的結果則是媒體和出版業落入少數大企業或資本家手中，只有大企業有能力和管道向民眾傳播訊息。以台灣的書市為例，現在是誠品書店一家獨大，它在全台有40多家分店，其壟斷地位幾乎可以決定哪些書籍可在台灣流通。

與西方相對的，中國大陸雖在經濟上引進資本主義體制，但整體制度上仍保有社會主義理想，為了保障社會主義的長遠走向，不少媒體和出版業係由共產黨和政府主導，以避免媒體落入資本家之手。由黨政機關還是由少數大企業主導媒體和出版業，何者對言論自由有利，頗難定論。

再以誠品為例，筆者是常客，卻很質疑它的選書標準。以兩本書為例，大陸旅美學者張維為闡述「中國模式」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在大陸大賣了35刷，竟被誠品捨棄，未能在台灣問世；對比之下，以日本右翼史觀寫成的《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來自日本右翼史家的觀點》，卻在誠品的主要櫃台大肆販售，如此大力傳播非主流的日本右翼史觀，言論自由流通的取捨標準究竟在哪？

台灣由於長期反共、親美、親日，近年愈趨反中，這些既成的意識形態瀰漫，媒體和出版界自然傾向根據這些意識形態篩選言論或訊息，背離了言論自由流通的理想，台灣看似開放自由，其實卻是封閉在自己僵固的意識形態裡，無法客觀中性地看待中、美、日及整個世界。

言論自由隨文化而異

不只言論自由流通的重要性被多數人忽略，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也不簡單。簡單說，發表的言論不能涉及誹謗、煽動仇恨等。而以煽動仇恨來看，言論到什麼程度該被視為是煽動仇恨，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認知，難有一定的標準，於是很多台灣人為了政黨競爭，打煽動仇恨的擦邊球，造成藍綠群眾對立仇視。

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取決於人民的共同意識或文化背景，因此不同國家的言論自由範圍可能差異很大，2015年初巴黎《查理周刊》恐怖槍擊事件是一明顯的例子。該刊物經常諷刺各種宗教，包括伊斯蘭教的先知，遂遭伊斯蘭激進份子槍擊報復，死傷嚴重，事件發生後，有大批西方民眾遊行支持《查理周刊》，也有伊斯蘭教民眾示威支持對《查理周刊》報復，西方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的言論自由範圍明顯不同。中國人一般不把神或先知看得無上崇高，但基於儒家將心比心的思想，絕不贊成諷刺別人心目中的神或先知。

另一個言論自由適用範圍中西有別而影響重大的例子是統獨言論。歐洲由許多封建諸侯國組成，國王常分封子女，各自成為獨立小王國，人們對國家分裂、小王國獨立習以為常，歐美因此把獨立或分裂國家的言論視為合法，屬於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中國的歷史完全不同，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多數時候是統一的，即使在分裂時，仍總以統一為目標，因此人們習慣大一統，獨立或分裂國家的言論自然不在言論自由的範圍內。中西對於獨立或分裂國家言論的不同觀點無所謂誰對誰錯，是非和法律本就取決於人民的共同意識和文化背景，沒理由全世界一致，人們應該要有雅量接受並尊重不同國家的不同言論自由範圍。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2016年大選前，藍、綠兩黨為多數黨組閣爭論不休，其實證諸法國和中國的歷史經驗，都曾徘徊在帝制與共和，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十字路口，最後終於走上雙首長制，亦即左右共治的道路。

英國是典型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或虛位君主制），美國則是典型的總統制，然而前者要實行成功，需有一個虛位君主，英、日即是；而美國的總統制之所以成功，則與其聯邦體制有相當關連；法國是採折衷制，亦即雙首長制，又稱左右共治。

法國左右徘徊到左右共治

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之後，左右徘徊於帝制與共和兩者之間，或內閣制vs.總統制，時而總統制（拿破崙先當第一執政），甚至皇帝復辟（拿破崙後來稱帝） ，到19世紀先有1830年的七月革命，後又有1848年的二月革命，大約歷經一百多年的動盪，才逐漸發展出現今的雙首長制。二次大戰結束後，法國第五共和有鑒於法國第四共和及法國第三共和時期，國會經常行使倒閣權，造成政局不穩，於是增加了總統制衡國會的權限。法國至今採行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其運作經驗最為豐富。

半總統制/雙首長制，當總統和國會中的多數黨同黨時，就實行總統制；反之，若總統和國會中的多數黨不是同一黨時，就行內閣制，總統必須釋出組閣權，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閣，總統成為超然的虛位總統，位高權不重，否則無法解決朝小野大的政治亂象，總統任何提案都無法在國會中通過，容易演成政治危機。總統是國家元首，還有任免總理，主持內閣會議，頒布法律的權力，同時也是國家軍隊的最高司令。當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占過半，總統所委任的總理就是總統所屬政黨，變成由總統主政。相反，在野黨在國會過半的話，那麼總統就需任命在野黨所推舉的人為總理，由在野黨主政，在政治學裡，稱為換軌（或稱「左右共治」），是名副其實的雙首長制。

實行內閣制的國家，一般而言，政局比較穩定，全國只有分區競選的國會議員，首相由國會（下議院）中的多數黨黨魁出任，他不必投入選舉，只要全力輔選同黨同志競逐，取得國會更多席位，以便取得組閣權，掌握行政大權。因為首相不必選，也就不易撥弄和撕裂國人的情緒，製造政局的動盪不安，自然政局比較安定。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就改行英國式的內閣制，可以佐證（戰前是模仿德國式的君主立憲，國會和內閣都要向天皇負責，天皇成為權力至高無上的政治和宗教領袖，不幸走向軍國主義。）

中國也在制度中擺盪

中國與法國的歷史經驗十分類似，清末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試圖遊說光緒皇帝，漸行內閣制，不幸導致保守勢力反撲，維新變法不到百日即告夭折；後來的立憲派依然試圖走君主立憲式的內閣制，卻因謀皮不成，宗社勢力阻擋，終告失敗，否則中國有可能比日本更早實施英國式的內閣制。

民國之後，孫中山讓位袁世凱，試圖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總統制）為《臨時約法》（內閣制）以箝制袁世凱，一位民主憲政的鼓吹者宋教仁不幸做了政爭的犧牲品，否則他有可能成為第一位具有實權的內閣總理。責任內閣制終告失敗，而袁世凱的卑劣手段也就昭然若揭，人神共憤了。

袁死後他的徒子徒孫就爆發了府院相爭，其實就是內閣制（段祺瑞）vs.總統制（黎元洪、馮國璋），一邊堅持《臨時約法》/內閣制，一邊主張總統制/《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兩派相爭甚久。

抗戰勝利後，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抵制制憲國大，蔣介石故示開明，放棄《五五憲草》（總統制），延請民社黨的主席張君勱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結果蔣介石一看草案，臉都綠了，因為這部《憲草》完全是內閣制設計，至少是傾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為此，蔣一度想退選總統，改推胡適參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而自居行政院院長一職。所以後來當選不久，蔣就藉口動員戡亂，頒布《臨時條款》，讓總統有權無責，成超級巨無霸總統。

李登輝幾度修憲，把行政院長必須由立法院同意之條款取消，名義上是唯恐被立委要脅，卻破壞雙首長制憲政精神，對此，李登輝恐難辭其咎。民進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因阿扁未能尊重立法院的多數黨－國民黨，釋出組閣權，妄想要整碗捧去，才導致憲政危機，一事無成。

如今雖然動員戡亂體制廢除，臨時條款取消，然而《中華民國憲法》的原始精神即是雙首長制，毋須爭議。新國會產生後，由多數黨組閣，完全符合憲法精神，既可消弭政治亂象，也能避免政局空轉。可惜朝野互信不足，多數黨組閣終告落空！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1946年5月，從緬甸凱旋歸國的新一軍和新六軍，被調派去支援東北接收，國軍和共軍在四平街對峙，僵持不下，進退維谷，中央急電在國外參加聯合國軍事首長會議的孫立人將軍回國，趕赴東北指揮作戰。將士們聞知孫將軍親臨指揮，士氣大振，在三天之內攻克四平街。繼而會同友軍，採取分進合擊的戰法，乘勢沿著中長鐵路，向北挺進、追擊，大敗林彪部隊，很快地收復公主嶺、長春和松花江門戶德惠，林彪部隊敗退到松花江北岸。

新一軍訓練有素

新一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不擾民，能打勝仗，深得東北父老敬愛，從此大家尊稱孫將軍為「遼北守護神」。

同年7月，新一軍幹部教導總隊分別在北京、瀋陽、四平、長春、吉林和遼陽海城招考知識青年。我的家鄉吉林白城市被共軍占領，交通中斷，我徒步600多里路到長春，看到新一軍部隊軍容壯盛，敬佩在印緬遠征軍指揮仁安羌大捷的抗日名將孫立人，於是應召報考教導總隊，經甄試後錄取，感到非常榮幸。我們這些青年學子就是新一軍教導總隊第九期的學生，一共有六個中隊，在長春興仁大街滿炭大樓營地受訓。

受訓期間，孫將軍來視察我們，我們看到他魁梧的姿態、威武的神情、英姿煥發。那年冬天，天氣嚴寒，孫將軍堅持發毛皮大衣給我們，大家覺得他特別愛惜我們青年學子。在遼瀋會戰期間，我們到戰地實習，同時負責清理戰場，讓林彪以為孫將軍還有大軍支援，這也是戰法運用的攻心戰術。

孫將軍本想乘勝北上，一舉拿下哈爾濱，惜因與東北長官公署長官杜聿明的作戰理念不合，部隊羈絆在松花江南岸，不准進擊，並於次年(1947)解除孫將軍的新一軍軍長職務，同時調離東北，東北父老和軍隊想挽留孫將軍，但軍命必須服從，大家覺得失落，也認為孫將軍這一走，國軍必敗矣。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了以後，遼瀋會戰便節節失利。

孫立人離開東北時，從我們新一軍教導總隊挑選了400名學生，在1947年9月跟隨他來到台灣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示範隊，我們成為孫將軍在台灣建軍和練兵的先頭示範部隊。後來他又到南京、上海、武漢和廣州招收更多知識青年，展開建軍和練兵大業。

鳳山成立第四軍官訓練班

孫立人將軍受命為陸軍副司令，兼任陸軍訓練司令。受命之後，他到台灣查看，於1947年10月1日，在鳳山成立第四軍官訓練班，自己親任班主任，同時親自講授《統御學》，告訴我們如何練兵、打仗、帶兵和做部下的好榜樣，如何去愛護部下，怎樣作軍隊的管理者，使國家富強。我們400名知識青年，分別進入第4軍官訓練班第15、16、和17期（台灣開辦的前3期）接受訓練。孫將軍訓練出來的幹部，後來派到各部隊、各單位，包括入伍生總隊、女青年大隊、步兵學校及後來的幼年兵總隊，我即擔任幼年兵總隊第7中隊副隊長。1953年高層強迫解散幼年兵總隊時，孫立人留下5個幼年兵，以私人費用送到（陸軍子弟）誠正學校讀書，我們隊上的揭鈞是其中之一。

1949年台灣處於風雨飄搖、危在旦夕的困境，但那年10月底，在金門守古寧頭的201師，曾經孫將軍訓練過，創下佳績，而且中共9千多人登陸，卻沒有一個人能逃返大陸。這場大捷，奠定台灣復興的基礎，與次年海南島之役，形成明顯的對比。

1950年，國民政府遷台，在孫將軍「先訓幹部，後訓士兵」的建軍理念下，軍隊開始有了成效。孫將軍卻不幸受到派系的陷害，他的精英幹部及曾跟隨他遠征緬甸的部下一個個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入監，1955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生效後，同年5月軍中開始逮捕大批孫將軍的部下，我們這些後期才跟隨孫將軍到台灣的幹部也感到危機重重，上面強迫收回第四軍官訓練班的同學錄，將其付之一炬，同時以統一軍校學籍的名義，讓我們重新補訓，接受受思想再教育訓練。就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混亂狀態下，孫將軍被名不正言不順的理由軟禁在台中。

1988年孫將軍的義子揭鈞回到台灣，呼籲還孫立人清白和公道，得到學術界和社會人士的熱烈回應，後來監察院也公布了當年五人（曹啟文、蕭一山、王秋華、陶百川、余俊賢）小組的調查報告，說明孫立人是清白的，於是孫立人恢復自由，我們這些老部下歡天喜地，次年為他舉辦90大壽。一年多後，孫立人壽終正寢。其被軟禁長達33年的台中住所，後來政府認定為文化資產，改成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我們從東北來的知識青年400人，受到將軍的人格薰陶，感懷孫將軍的勛功，大家出錢出力，籌鑄孫將軍銅像捐贈給孫立人將軍紀念館，供後世瞻仰。

（作者係陸軍退役少將）

1984年6月東京的現代史出版會推出了山本憲藏所著《陸軍贋幣作戰─計畫、實行者所公開日中戰爭的秘話》一書，披露了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部印行法幣偽鈔，意圖破壞中國法幣及經濟的陰謀。

實際負責該行動的山本憲藏，1901年1月出生於東京；1921年5月陸軍經理學校畢業，同年10月獲任命為陸軍三等主計（少尉）。日本投降時，山本的軍階為陸軍主計大佐（上校）；戰後赴美研究寶石。山本自己表示，他是1939年8月奉命主持該工作，職位為兵器行政本部登戶研究所第三課長。第三課的建築物用特別的牆壁圍起來，人員全經過憲兵安全調查，大約250人，其中80人左右是日本最優秀的印刷技術人員。

利用中國機材製造假鈔

至1940年夏天，他們已能夠偽造幾可亂真的中國法幣，並大量印刷；更由於翌年12月24日，日軍占領香港和九龍，據有國民政府的紙幣印刷工廠，因之更能大量偽造「真正的法幣」。

當時日軍占領部隊囊括的機材有：(1)九龍的中華書局，這裡之前有印製中央銀行的紙幣，其印刷機器解決了日本人無法克服的偽造技術，所有設備及材料，全搬往登戶研究所；(2)香港的商務印書館，扣押了交通銀行5元紙幣印刷版，但後來沒有用；(3)獲得交通銀行10元紙幣的印刷版及其半製品，悉數移往登戶研究所；(4)香港的香上銀行，扣押該行的紙幣，命其負責人簽發高金額鈔票，之後用這些鈔票支付給蘇聯的貨款。

加之，在太平洋上，德國潛艇擄獲了一艘美國商船，該船載有國民政府向美國訂購的交通銀行鈔票未完成品，德國潛艇便在上海把這些交給日方。如此，登戶研究所遂能夠每月偽造1億至2億元法幣。1940年3月當時的陸軍部長東條英機曾當面嘉獎山本「幹得好」。

他們所偽造的法幣，完全用中式綑包，由參謀本部第八課（謀略），派出出身陸中野學校（專門訓練間諜的學校）的人員擔任護送。

從日本運到中國大陸的偽造法幣，全交給上海的阪田（誠盛）機關，亦即松機關來統籌支配。阪田以杜月笙的房子為大本營，稱為田公舘，作為松機關的總部。松機關在上海福州路設立兩家公司從事活動。一是華新公司，是杜月笙手下徐采丞和阪田誠盛合作的機關，主要與重慶進行「和平」連絡工作；另一個是民華公司，表面是貿易公司，實際是對後方的流通機構。

偽造法幣的流通管道大致如下：運到的偽鈔先送進特設於田公舘的華新公司倉庫。在這裡，跟舊鈔和真法幣適當地混合，另行包裝，附上上海陸軍部發行的「搬出移動證明書」，運往中國後方及其所指定的日方機構。

以假鈔購買真物資傷害大

這裡略舉數例日軍使用偽鈔的方式，譬如：松機關的華新公司向中方的機關民華公司購買物資時，軍需物資轉賣給軍貨物廠，民需品便賣給統制公會，這時，華新公司就用偽鈔支付給民華公司，而從中國軍方或公會收進來軍票和儲備券，然後購買真法幣，加上所收的軍票、儲備券和假法幣，再買來真的法幣，全部混合起來流通，根本無法分辨或發現假鈔。這是「混水摸魚」的作法。

還有一種「生意經」。華新公司和民華公司的負責人徐釆丞，獲得日軍的允許，可以使用無線電。讓國民政府所指定的通濟公司（由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共同出資，青幫龍頭杜月笙是董事長），跟民華公司在後方大做購買物資的生意。又，根據在河南省新鄉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工作過的中島辰次郎透露，他曾寄了蘋果箱10箱的偽法幣，給黃河對岸中共的頭目薄一波，擬利用共軍來擾亂國民政府的金融。

總之，登戶研究所第三課所偽造的中國法幣總數大約40億元，其中25億元實際流通於大陸，其餘15億元不是剛印好，就是還在運輸途中。在大陸流通的25億元偽鈔，相當於中國抗戰初期兩、三年的戰費，跟1940年的法幣發行總金額幾乎相等。這些偽法幣收購了當時約價值56億元的物資。如以1945年7月31日的時價計算，松機關倉庫裡的物資總值為182億7,093萬元。由此可見，日軍偽造法幣危害戰時中國經濟和金融多麼大。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2月28日，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互助會）與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在台北市撫台街洋樓舉辦「紀念二二八事件69周年」座談會。現場除播映由著有《麥浪歌詠隊》、《沉屍‧流亡‧二二八》、《幌馬車之歌》的作家藍博洲，尋訪因二二八事件而被迫流亡的歷史見證者所製作的紀錄片《證言228》；並邀請「台灣民主聯軍」突擊隊長、兩度被捕入獄的陳明忠，在1950年代坐牢10年的馮守娥、12年的吳澍培、10年的王文山，以及在1970年代先後因政治立場坐牢的吳俊宏及蔡裕榮，來訴說這段血淚交織的過去。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年僅18歲的陳明忠參與了由楊逵與鐘逸人在台中戲院倡議召開的市民大會，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隔日謝雪紅便組織「民軍」（後改組為二七部隊），陳明忠擔任突擊隊隊長。陳明忠回憶，當時台中警察局的員警都跑了，民軍輕易攻進警察局取得許多武器。3月12日，為避免與國軍戰鬥時波及台中市民，部隊轉往南投埔里，並改為「台灣民主聯軍」，武裝支援嘉義、南投反抗的民眾。

陳明忠回憶，小時候出生於地主家庭的他以為自己是日本人，進入高雄中學遭受不平等待遇後，才轉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後由於國民黨接收台灣時表現很不好，他才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共產黨的「紅色祖國」，希望中國人不再受欺負。不過，他認為二二八爆發的主因是當時兩岸經濟發展水準差距過大；二是國共爆發內戰，國民黨強徵軍糧、無力解決台灣事務。

陳明忠表示，二二八不是省籍之爭，兩邊都有好人壞人，當時的知識青年嚮往社會主義理想形成一股趨勢，二二八事件後續影響左派勢力壯大，國民黨也從1950年代展開了數十年的「白色恐怖鎮壓」。

陳明忠的妻子、1950年因被指控為中共地下黨員而被捕的馮守娥坐了10年牢，同案的哥哥馮錦輝被槍決。馮守娥向記者展示，她2014年才拿到的哥哥就義時的照片，英俊的面容和從容的微笑永遠定格在22歲。馮錦輝留給父母的遺書寫道：「兒子是為了民族的尊嚴和社會的正義與公平而犧牲的……」馮守娥在座談會上說：「二二八絕不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戰爭。」

在台中一中就學期間因參加讀書會入獄12年的吳澍培，是民進黨祕書長吳釗燮的二叔，台獨大佬吳澧培的弟弟，一家人政治立場大不相同。吳澍培出獄後，看到政治受難者回到社會謀生不易，有隔閡無助感，而與難友們成立了互助會，並積極推動反獨促統運動。

與會的互助會成員王文山，1952年12月「鹿窟事件」近萬名軍警清鄉屠村時年僅16歲，因未成年被判綠島感訓10年。根據研究，鹿窟事件有逾50人遭槍決，但王文山表示，當年加入台灣地下共產黨組織是反抗國民黨的唯一選擇，他痛批有人說他們是「被共產黨騙，被國民黨關」，是在製造仇恨與對立。

1972年因「成大共產黨案」入獄的吳俊宏在座談會上表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都是反抗不公不義、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但社會刻意忽略他們，因為這不合乎「反共反中」的論述。他說很多人把二二八事件說成省籍衝突，以建構台獨理論，例如，「當我們後來回到被關的綠島監獄，導遊解說這就是關押二二八和美麗島事件政治犯的地方，其實二二八發生時根本沒有綠島監獄，美麗島事件也只有一人關過那裡。我糾正導遊，他說是文建會資料上這麼寫的。現在，又有人要立法保護他們對二二八的解釋權，如果不同意他們的解釋就是違法。難道我又要成為政治犯了嗎？」

因「淡江案」在1977年被捕入獄，現擔任互助會總會長的蔡裕榮在座談會上說：「台灣一位學者做過調查後居然說這些人真可憐，被共產黨騙，被國民黨關。這讓那些犧牲者情何以堪？他們追求的是民族尊嚴、公平正義，都是自己的選擇，算不上被騙。真相應該被還原，他們的精神要得到傳承。」

主持人藍博洲最後表示，二二八事件被台獨運動者當作神主牌，他們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扭曲歷史，他希望年輕學生說「回去告訴太陽花和反課綱的同學們，要瞭解歷史真相需要花一點時間及心思，但這對你們的前途和台灣的前途有益處。」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董事會召開五年一度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貨幣籃子組成的審議工作，批准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將人民幣作為除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之外，第五種納入SDR的貨幣，新的貨幣籃子將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這是IMF首次將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貨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意味著人民幣名正言順成為IMF這個有188個成員國的官方候選儲備貨幣，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此舉將使得國際貨幣籃子多元化和更能代表全球主要貨幣，從而有助於提高SDR作為儲備資產的吸引力，推動改革並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人民幣納入SDR代表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金融改革的認可，將促進大陸深化金融改革、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然而，大陸仍應積極致力於金融體制改革，消除政府債務，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才能真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成為大國貨幣。

SDR的創設及作用

SDR是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元危機爆發後，IMF為拯救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而創設的一種儲備貨幣工具。創設SDR的本意是為當時日趨緊張的國際儲備提供一種補充，彌補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以重建美元危機後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

IMF成員國需繳納會費，亦即份額。份額認繳是IMF資金的核心。每一個成員國被分配一定的份額，份額大致基於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成員國的份額決定了其向IMF出資的最高限額和投票權，並關係到其可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這就是普通提款權。

1969年9月，IMF成員國繳納基金份額的計算單位，由美元改為特別提款權。它是IMF分配給成員國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成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滙，還可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IMF的貸款，並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因為它是IMF原有普遍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

SDR並不是一種貨幣，也不是對IMF的債權，而是對IMF成員國（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潛在求償權。SDR是一種帳面資產，可用於國際支付，主要是在成員國的官方之間支付清算、借貸和還本付息。SDR的另一個使用方式是由IMF指定某一個成員國為需要兌換外滙的國家提供外滙，SDR只有兌換成外滙，其價值才能用於國際市場支付和清償。

在人民幣尚未納入SDR之前，SDR貨幣籃子中四種貨幣所占的比重為：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日圓9.4%。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五年一次對於SDR計值貨幣籃子的審議結果，對各種貨幣的權重做出調整：美元占41.73%、歐元占30.93%、人民幣占10.92%、日圓占8.33%、英鎊占8.09%。人民幣納入SDR後所占權重排在美元和歐元之後，位列第三。

金融改革獲國際認可

按照IMF的規定，一國的貨幣加入SDR需要滿足兩個標準。首先，貨幣發行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其次，該貨幣可自由使用，即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和在主要外滙市場被廣泛交易，具體表現於透過貨幣在全球外滙儲備、國際銀行業負債、國際債務證券、跨境支付、貿易融資中的比重，以及在主要外滙市場交易量等指標來衡量。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大國的中國大陸，符合第一個標準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人民幣是否被認定為「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便是能否被納入SDR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快速增長、貨幣互換協議規模繼續擴大，資本項目下人民幣業務不斷突破，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迅速，這些政策和措施為人民幣成為SDR貨幣籃子的貨幣創造了良好條件。

為了促進大陸外貿企業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大陸於2009年7月開始，在上海等5個城市進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首批試點企業365家。2010年6月，境內試點地區擴大到北京等20個省區市，境外地域範圍從港澳和東協等地擴大到所有國家和地區，試點企業擴大到67,724家。2011年8月試點擴大到全大陸，至此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不受地域限制，業務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並逐步擴展至部分資本項目。據大陸方面的數據顯示，2015年8月，人民幣首次超越日圓，成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

2008年12月以來，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擴大了貨幣合作，截至201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已與韓國、馬來西亞等超過32個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透過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這些經濟體的金融體系，促進人民幣結算和提高流通效率。

在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方面，人民銀行自2010年以來積極推展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個案試點。2010年10月，新疆首先推行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2011年1月和10月，人民銀行先後公布《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規定獲准的境內企業可以人民幣進行境外直接投資，境外的企業和個人也可按規定使用人民幣到大陸進行直接投資。

除了金融體制改革所做的努力之外，由於國際經貿體系和秩序基本上仍由歐美大國掌握的事實，近年來大陸也在人民幣納入SDR問題上與歐美國家積極溝通。最明顯的例證是，2015年9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時，中美雙方便曾就人民幣納入SDR的問題達成初步共識。

人民幣納入SDR的影響

人民幣納入SDR可以增加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使大陸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幣更加堅挺，同時也有利於企業跨境投資、在海外購買資源、技術和勞務等。這確實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到儲備貨幣的轉化，繼續推進國際化的進程依然任重道遠。

人民幣納入SDR具有三大正面的意義：其一，標誌著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經濟和金融改革的認可，以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肯定；其二，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增加國際上人民幣的使用，不僅會在各國官方儲備貨幣裡增加人民幣，而且會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配置；其三，有助於促進大陸金融改革，人民幣納入SDR意味著大陸要承擔更多國際貨幣責任，這也反過來要求大陸必須進一步推進包括滙率市場化在內的各項改革。儘管如此，這些正面的影響距離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仍相去甚遠，而其關鍵仍在於大陸實體經濟的表現。

國際貨幣基金會成員國在調整自身外滙儲備資產時，並不會參照SDR的構成。人民幣要想在國際儲備中占一席之地，還是必須提昇其在國際應用中的接受度、便利性和流動性，這意味著大陸必須進行金融領域的改革，大規模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並接受國際通行的金融規則。

除此之外，根據IMF的數據，目前有38個國家和地區央行宣布持有人民幣的資產總額約為7,800億元人民幣，占目前全球官方外滙儲備的比例大約為1.1%。美元所占比例略低於64%，歐元占21%，英鎊占4.1%，日圓占3.4%。很顯然的，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滙儲備所占比例還非常小。

人民幣納入SDR短期間影響有限，不過，從長遠看，人民幣納入SDR將使得大陸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擴大金融市場開放、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持續進行滙率形成機制改革，才能符合SDR每五年一次評審的條件，也才有助於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2020），大陸對外開放的主要具體政策便是：(1)以「一帶一路」發展策略推動向沿線國家擴大開放。(2)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構建全球自貿區網絡。(3)鼓勵和推動大陸企業赴海外直接投資，培育世界級跨國企業。(4)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要素，提高利用外資的綜合效益等。

「一帶一路」是大陸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戰略選擇。大陸希望它能為大陸經濟開拓更具全方位特點的開放格局；培育國內、區域以至全球範圍的新經濟增長點；改進與完善國際經濟治理架構；推進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歷史進程；改善外部資產負債與收支結構等。

根據大陸的規劃，「一帶一路」將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來建設，打造命運、責任、利益共同體，其順利推展將是大陸改進全球治理結構調整，促進新興國家經濟整合的重要途徑。很顯然的，人民幣納入SDR，再加上「一帶一路」所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勢將增強大陸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進而對未來國際經貿秩序的調整帶來新動力。

（作者係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大陸一向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領導人習近平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會把自身經歷過的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然而，近年大陸也面臨著美國在東海、南海不斷挑釁，並持續在領土領空上採取軍事霸凌行為，甚令北京感到威脅。為因應此一變化，大陸領導階層已著手展開6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改革，要將臃腫、低效率的陸軍打造成精煉的現代化戰鬥部隊。

大陸解放軍的改革，包括管理結構調整等，有助於建立一支新的、有紀律和戰鬥力的、能夠適應當代作戰任務的模範軍隊，成為保家衛國的中流砥柱。現今中國與美國在軍力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倘北京與華府在軍力上的差距縮小，將有可改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具中國特色的軍改

大陸軍改的總原則是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這輪改革調整主要是以原軍區機關部分職能、機構為基礎，調整組建戰區陸軍機關；以海軍相關艦隊機關為基礎，調整組建相關戰區海軍機關；以相關軍區空軍機關為基礎，調整組建戰區空軍機關。經過調整後，並非每個戰區都設置5大軍種，但預計每個戰區都有一個陸軍機關和空軍機關。

中國大陸預定在2020年前在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用以構建能夠打贏資訊化戰爭、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中國特色現代化軍事力量體系。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主動宣布裁軍30萬。但裁軍不是削減戰鬥力，而是要把經費用在關鍵的地方，有些軍種不僅不裁，可能還會增大。透過裁減員額可以優化結構，讓軍隊將更加精幹、科學，有利於集中資源，提高品質。大陸宣布改革後，便開始實施一系列新措施。加強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建立健全軍委、戰區兩級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構建平時戰時一體、常態運行、專司主營的戰略戰役指揮體系；並重新調整劃設戰區。

中國大陸面臨多元複雜的安全威脅，軍隊除了承擔搶險救災、國際維和、國際救援等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還要應對地區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活動威脅，因此，國防費得保持適當規模。

軍費成長放緩用於關鍵

北京公布的2016年預算草案中，最受矚目的國防預算為9,543.54億元人民幣，比2015年僅成長7.6%。大陸軍費過去幾年均以兩位數成長，而今成長放緩，6年來首度落到個位數。其實，軍費開支與經濟建設是協調的，也就是跟國內生產總值與通貨膨脹的情況保持一致。重點在於，軍費不能讓經濟負擔過重。大陸的軍費主要由人員生活費、訓練維持費和裝備費三部分組成，大致各占三分之一。因此，軍費使用效益也成為觀察軍隊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標。

從國防和軍隊建設需求來看，大陸的軍費使用將向以下兩方面傾斜：一是獲得最現代化的裝備、建立一支緊密和機動的現代化軍隊；還在加速新型洲際彈道導彈和核潛艇、太空戰略武器開發等軍事力量現代化。二是更多的預算要花在海軍建設航空母艦和潛艇，空軍研發隱形戰機，以及建火箭軍上。

中國大陸軍方的裝備部至今已經宣布了505項公開競標，私營和國營企業都有參與，這絕對是進步的。大陸民營企業加入習近平軍隊改革，從大陸軍工系統向民營企業開放，這樣的開放系統將更加透明，確保軍隊的效率和戰鬥力。

這次中國軍改的新舉措有：

(一)軍改揚棄「大陸軍主義」。中共中央軍委是最高軍事領導機構，下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長久以來，4總部權力過於集中，代行了軍委許多職能，影響軍委集中統一領導。過去，解放軍有空軍、海軍和第二砲兵司令部，卻從來沒有過陸軍司令部。不設陸軍司令部，正是「大陸軍主義」的最大體現。陸軍地位顯赫，4總部首長、7大軍區司令均由陸軍將領出任，而這種大陸軍主義的軍事體制，已不符合現代國防戰略需求，這輪軍改，要設立陸軍領導機構，提升海空軍和第二砲兵地位，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現代化的軍隊，實現多兵種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見圖一）。

(二)軍委機關改為多部制，軍令一致。這些部門是中央軍委下的參謀、執行、服務機構，確保軍令一致及暢通。

(三)7大軍區調整為5大戰區，聯合作戰。2016年2月1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將中國軍隊原有的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蘭州軍區和成都軍區7大軍區改為東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5大戰區（見圖二）。戰區擔負著應對本戰略方向安全威脅、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使命。5大戰區的劃分是針對中國周邊的戰略形勢和潛在的戰略威脅設定，符合世界武裝力量發展的潮流，反應更快速。

軍改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專司作戰指揮及大型聯合軍演，戰區所屬各軍種部隊的軍事訓練、政治工作等則各軍種領導機構負責，且落實多軍兵種聯合作戰指揮。

這次大陸軍改的立意，是要將解放軍變成一支專業化的武裝部隊，借鑑美俄的指揮體系，但不是照搬美國或俄羅斯，而是仿效其聯合作戰的先進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需要，進行轉化，走具中國特色的強軍路。

新軍種增強戰略布局

在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這方面，習近平還向這三支部隊頒授軍旗，要求軍方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至於新改名的「火箭軍」，前身是負責導彈的「第二炮兵部隊」。有分析認為，火箭軍可能走向更專門路線，繼續由軍委直接領導，但專注於戰略打擊。而原來的戰術打擊工作，則可能分散給各集團軍，加強各陸軍集團軍的短程導彈打擊力量。火箭軍則專門負責遠端戰略核威脅力量。這支火箭軍同時包含戰略與戰術導彈，將集中所有的核武裝，包括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和戰略導彈。這一職能是以前「二炮」不具備的。

解放軍成立火箭軍後，核政策和核戰略並沒有改變。火箭軍是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中國會努力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火箭軍，同時奉行「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政策」。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則負責透過太空和網路的高科技戰保衛國家安全，涵蓋範圍包括太空、網路空間和電子戰爭戰略支援部隊，以及成立陸軍指揮部門。

大陸有著綿延的海岸線和廣闊的管轄海域，保衛國家海上安全，維護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是中國武裝力量的神聖職責。中國海軍也在航空母艦和潛艇方面投入大筆資金，擁有的第一艘航空母艦正是「遼寧號」。可是，中國航母不需要走老路，利用彈射器直接從電彈開始彈射戰機，相對於滑躍起飛更具優勢。

大陸國防部2015年12月31日證實，有關部門正在大連自主設計和建造排水量約為5萬噸級、採用常規動力裝置的第二艘航空母艦。

4總部改為15職能部門

這次軍改包括調整實施多年的軍委總部體制，大陸中央軍委機關原來沿用多年的4大總部架構撤銷，改為15個相對更為分散的職能部門（見圖三）。

此次軍改將4總部制改為多部門制，是優化軍委機關職能，充實協調職能，使軍委機關成為軍委的參謀、執行及服務機關，有利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和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將總部制改組為15個職能部門制，有利於軍委機關履行戰略謀劃和管理職能，克服四總部體制的滯後性、局限性，各部門條塊分割、機構臃腫、政出多門等弊端。

其中，「總參謀部」改組為「軍委聯合參謀部」最受關注。軍委聯合參謀部，主要履行作戰籌畫、指揮控制和作戰指揮保障，研究擬制軍事戰略和軍事需求，組織作戰能力評估，組織指導聯合訓練、戰備建設和日常戰備工作等職能。

另外，軍改還調整和組建軍委審計署，並全部實行派駐審計；組建新的軍委政法委，調整軍事司法體制，並按區域設置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等機構。中國大陸的種種軍改計畫目前都集中在最高級別的指揮層面，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在軍隊最頂層以下的部分進行。

綜合上述，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保家衛國的人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一個幾百年來屢遭外國霸權侵凌的國民，不僅有權利且有義務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軍力捍衛本國、本地區和維護世界和平。

在西太平洋地區，大陸決策者巧妙地把軍事和非軍事手段結合起來，使用各種軍事、準軍事、法律、經濟施壓和資訊手段，擴大地區的影響力，分化潛在對手的實力，從而取得戰略主動，並使用「非對稱」、「反常規」、「非線性」、「超限」和「下一代戰爭」等混合戰術，獲得地緣政治利益，而這些手段合在一起產生的聚合效應，讓其他國家難以招架，西方尚未找到有效反擊方法。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中國大陸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改革要推進，改革者是關鍵。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驗證明，只有廣大幹部群眾齊心實幹，改革的藍圖和目標才能實現。3月中旬剛剛閉幕的「兩會」上，習近平和李克強都強調，要為敢擔當、善作為的幹部「撐腰」，這將為改革注入新動力。

深化改革、強勢反腐

改革意在不斷地更新體制機制，激發社會活力，讓所有參與者公平共用改革紅利。反腐意在保持幹部隊伍的純潔性，讓公權力機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改革要全面深入推進，就必須要反腐，這樣才能根本性地觸動既得利益，讓人民共用改革紅利。同樣，反腐要順利推動，也離不開改革。只有不斷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才能消除腐敗的制度根源，建立更有效的腐敗治理機制。

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和強勢反腐已經推進了幾個年頭，改革之初沒有預料到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一方面，改革具有權威取向。改革的推進必須依賴於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威主體，這就要求，幹部必須要敢於作為、善於擔當，不懼既得利益者的阻擾，強勢推動改革。只有不斷推動改革，才可以產生改革紅利，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中共的執政地位也才能得以鞏固。

另一方面，反腐具有抑制權威取向。反腐本意是針對有問題的官員，既包括「作風」問題，也包括「作為」問題。但在對待幹部的作風和作為問題時，不能「一刀切」。比如，如果幹部一心為公，作風比較強硬，敢於積極推動改革，那麼改革中出了錯，就有必要寬容對待之。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反腐的本意可能被誤解，導致部分幹部背上思想包袱，如有人怕得罪人、怕出錯，不敢積極推動改革，就會導致庸政懶政怠政產生。

習李為幹部「撐腰」

要推動改革，就要消除幹部對反腐的誤解，為他們加油打氣。為此，在今年的「兩會」上，大陸領導人相繼表態，要為「敢擔當、善作為的幹部撐腰」，不僅要保護他們，還要重用他們。

習近平在參加黑龍江代表團審議時提出，在改革攻堅期，一些幹部有心幹事，卻又怕不小心出錯而被揪住不放，或者推進改革「太猛」被人告狀，於是就奉行「無過即是功」來混日子。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要保護作風正派、銳意進取的幹部。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健全督查問責機制，堅決整肅庸政懶政怠政行為，絕不允許占著位子不幹事；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給改革創新者撐腰鼓勁，讓幹部「願幹事、敢幹事、能幹成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輝煌成就，就是廣大幹部群眾幹出來的。」

習李的表態意在給「廉」且「能」的幹部消除後顧之憂，鼓勵他們放手去幹。只要能幹出成績，就會得到重用，即便出了問題，也有容錯和糾錯的機會。實際上，與腐敗相比，庸政懶政怠政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幹部不作為，那麼就無法推動改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也不能順利推進，人民群眾的需要也就無法得到滿足，勢必對政府產生不滿。「習李」的表態將為改革注入新動力，未來一段時間，幹部「不敢」作為的現象應會有所改變。

釋放出清楚信號

習李在「兩會」上的表態釋放出了幾個信號：其一，不作為的官員不僅不會被重用，還將被追究責任。部分官員一直存在認識誤區，認為多做多錯，一旦錯了就一切都完了。為了避免犯錯，還不如不做，不做就不會錯，這樣只要時間一到，該提拔就提拔。「兩會」上的信號表明，今後「在其位不謀其政」者將被追究責任。

其二，願意幹事的幹部要敢於幹事。中央將保護、重用他們，即便出錯，也會視情況給他們容錯和糾錯的機會。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要「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要建立試錯糾錯機制，大膽嘗試改革。習李的表態意在消除改革創新者兩方面的顧慮，一是不容許他們因為敢於改革，觸動到既得利益者而受到迫害；二是在過錯問責機制上對他們更多寬容，不要因為擔心犯錯、受到處分而不敢幹實事。

其三，德才兼備的幹部未來會走得更遠。部分幹部可能有才能，憑藉自身能力比較順利地把事辦成，但是在中央強勢反腐的背景下，如果幹部自身存在問題，自然就不敢全面推動改革。道理很簡單，改革就會觸動既得利益者，如果他們抓住了幹部的某些問題，就會借此反制阻礙改革。可見，只有幹部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才能積極推動改革。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培養、選拔、重用更多德才兼備的幹部。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1949年至1988年，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執政時期，在國際上奉行「漢賊不兩立」政策，阻止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建交。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1979年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台灣的對外關係遭受嚴重挫折，邦交國大幅減少，至1988年僅剩22國。

李登輝1988年初上台後，逐漸拋棄一個中國立場，公開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全面推行「務實外交」，想藉「金錢外交」及「雙重承認」與更多國家建交。在台灣不斷的拉攏下，格瑞那達及巴拿馬等國與台建交，台灣邦交國一度增加到29個。但由於中共在國際上堅決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台灣製造「雙重承認」的圖謀並未成功。1992年台灣與亞洲最後一個「外交堡壘」韓國斷交，1998年與非洲「外交重鎮」南非斷交，連鎖效應擴及多個非洲和南太平洋國家。為挽救外交頹勢，李登輝政府不斷加大對非洲、中南美洲和太平洋小國的經濟力道，並要求邦交國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友台」提案，但一再遭到失敗。

2000年5月陳水扁上台後，大搞「烽火外交」，向國際社會宣傳「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陳水扁及呂秀蓮頻繁過境美國，又極力爭取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WHO，並在島內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投票（「入聯公投」）。但國際社會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入聯公投」亦未通過。多米尼克、格瑞那達、塞內加爾等國先後與中共建交或復交，台灣的邦交國減至23個。

2008年5月馬英九上台後，提出「活路外交」，一方面維護中華民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尋求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在鞏固邦交方面，提出「和解休兵」，停止與大陸惡性競爭，並謀求提升與美國、日本、歐盟、東協等的實質關係；在擴大國際空間方面，積極爭取加入政府間及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2013年11月14日，甘比亞總統宣布與台灣斷交（2016年3月17日該國與中共宣布建交），台灣邦交國降至22個，其中拉丁美洲12個，大洋洲6個、非洲3個、歐洲1個，多為經濟不發達小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有限。

在國際組織方面，截至2014年底，台灣以正式成員或觀察員身分參與了53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例如，2009年至2015年，WHO總幹事連續七年致函邀請台灣衛生署派員作為觀察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2013年9月，國際民航組織(ICAO) 理事會主席邀請台灣民航局派員以理事會主席客人身分列席第38屆大會。以上相關安排，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經過兩岸協商，並參照有關國際組織實踐做出的特殊安排。這些安排符合WHO和ICAO有關規定，也符合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一個中國原則。

隨著中共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高，國際形勢繼續朝著有利於鞏固一個中國格局的方向發展。至2016年3月，中共與173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是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等主要國際組織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