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素珠辱罵老榮民影片，經網路轉傳，引起輿論一片譁然，前往民政府辦公室的抗議人潮也源源不斷，但要杜絕「洪素珠現象」，必須先搞清楚誰應該為此現象負政治責任。

  自稱PeoPo「公民記者」的「台灣民政府」成員洪素珠，在臉書上發布一段她在高雄二二八公園以「採訪」為名挑釁、辱罵老榮民的影片。洪素珠在「採訪」中劈頭痛斥老榮民「來台灣是啃台灣人的骨」，應「滾回祖國」去，「台灣人沒有辦法再養你們這些中國難民」。這位近90歲的老榮民拄著拐杖沉默地轉身移步離開，就在這個時候，洪素珠還是繼續辱罵，終於引起老榮民忍不住回嘴，沒想到洪女更高聲飆罵：「不要臉的中國難民，你為台灣做了甚麼？在台灣還罵我，你是中國難民，為甚麼台灣人要養你？不要臉！」

洪素珠辱罵老榮民，這不是第一次，在網上她另外還有五支飆罵其他老榮民們的影片，言語都是極盡羞辱，不堪聽聞。

洪素珠所為不是個人行為

「老榮民」指年老的「榮譽國民」，也就是對國家曾做過犧牲或奉獻的退伍軍人，我在美國居住多年，看到美國社會對美國榮民的尊敬與禮遇，心裡很感概。這次「台灣民政府」成員洪素珠一再辱罵「老榮民」為「中國難民」，讓人格外覺得台灣是一個不懂得尊重他人存在權與生活權的地方，「洪素珠現象」引起輿論一片譁然，更引起絕大多數民眾的反彈與抗議，自屬必然。

雖然受辱罵的老榮民彭子珂引用聖經詩篇，選擇原諒洪女。洪女的行為極端卑劣，自應受到譴責，但不可把洪女辱罵老榮民一事，簡單看作是洪女的「個人行為」，這種撕裂台灣族群和諧、製造社會對立與散播人間仇恨的言論與行為，才不是社會上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政治上「洪素珠現象」的具體發作，不是「個人行為」四個字可以簡單概括了事。

「洪素珠現象」之所以不能／不應忽視，在於此一現象在台灣的各個角落，上自政壇、學術教育界，下至市民社會、工商職場乃至網際網路、街頭市場，層出不窮，於今變本加厲而已。我要很遺憾地指出，「洪素珠現象」有它的深層政治根源與意涵，那就是台獨意識形態長期對台灣人民進行思想建構，以及台獨政治組織四處對台灣社會進行實踐操作的結果，也就是台灣的政治台獨與文化台獨相互作用而造成的社會必然。

「洪素珠現象」不是單一現象，也不是突發現象，洪素珠不可怕，恰如《聯合報》6月12日社論所言，「可怕的，是調製仇恨配方的人」。

誰是調製仇恨配方的人？

誰是「調製仇恨配方的人」與始作俑者？有李登輝，有陳水扁，有蔡英文，有台獨理論家。李登輝稱「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視日本為其「祖國」，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他有「身為台灣人的悲哀」之感。陳水扁執政時期，稱大陸與台灣「一邊一國」，談到自己當總統的這個「國家」，卻說「中華民國是啥碗糕？」蔡英文未選總統前公開說「國民黨是流亡政府」，「台獨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天然成分」。這是公開在否認中華民國，將國民黨政府看作是壓迫者、剝削者與流亡者。

沒有「流亡政府論」，就沒有「中國難民說」；沒有台獨政治仇恨配方者，就沒有台獨街頭政治活動者；沒有「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的台獨論述，何來「中國難民滾回去」的話語？

「洪素珠現象」除了有其思想因子，還有它的政治組織，「台灣民政府」就是。

「台灣民政府」違憲違法

「台灣民政府」的組織核心是台灣建國黨與台灣平民民主黨，皆是標準的政治性台獨組織。這個「政府」自製身分證、自發護照、自組軍隊、自發車牌，主張台灣「日屬美占」，它的眼裡沒有中華民國，只有日本與美國。

從政治上看，「台灣民政府」是個「日奸政權」，是個「美帝走狗」；從法律上看，由於它有「政府組織」，又主張對台灣有「主權義務」，顯然已經違憲，平日它是一個「政治性顛覆組織」，一旦台灣發生內亂，它又是一個「軍事性叛亂組織」，因為它自稱有「軍隊」，既然又「日屬美占」，日、美自然也有「政治義務」提供武器。

台灣已有一個中央政府，現在居然又有一個「台灣民政府」，這是「國中有國」，「府中有府」，荒謬至極。關於這件事情，蔡英文政府居然說「無『法』可管」，當大批民眾到「台灣民政府」總部行動抗議時，蔡政府還派警察隊伍出來保護這個「政府」及其組織成員，這不但是政治的荒謬，根本是縱容/肯定它的存在。

台獨要負政治責任

「洪素珠現象」的深層政治意涵是：30年來台獨論述及其實踐，已經在台灣成功地「去中國化」。他/她們已經在台灣完成了把「我們」與「他們」作了區隔，並以民粹主義方式在社會內部挑起族群仇恨與衝突，也將進一步以此「政治仇恨」，進行全面的「仇中／反中」政略。

既然「洪素珠現象」來自於「中國難民說」，「中國難民說」來自於「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流亡政府論」，那就不是民進黨政府對洪女辱罵老榮民一事給以「關切」、「譴責」、「不認同」、「非常反對」幾句語詞可以帶過。「洪素珠現象」的原罪不在洪女自己身上，而在製造此一現象的台獨論述者與政治活動者。該譴責的是你們，你們要為「洪素珠現象」負政治責任。

眾所周知，老榮民們曾為台灣的安全與發展付出寶貴的青春生命，是台獨論者先在政壇與講壇上否定他們的貢獻與歷史，然後才有洪素珠辱罵他們是「中國難民」、「來台灣是啃台灣人的骨」。廟堂政治的荒謬，必然帶來街頭荒謬的政治。

台灣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傲視亞洲。一個老榮民居然不能自由自在地在公園裡散步，請問「自由」何在？不論先來或後到台灣，我們都是從「唐山」渡海而來的中國人，也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沒有任何人有資格叫另一個人「滾回去」。民主是相互尊重，動不動就罵人家是「中國難民」，請問洪女妳又是甚麼？我們是「中國難民」，那妳不成了「台灣人渣」？你們自稱是「台灣主人」，也就是只有你們「是人」，我們「不是人」，這是主奴階級社會，是反民主，是反人權！

「洪素珠現象」說明，台灣族群仇恨對立已經到了社會嚴重分裂的地步。一個社會分裂的台灣，是不可能有光明前途的，蔡英文既然表示「願意從自己做起，促成國家真正團結」，那就請蔡政府嚴肅處理「洪素珠現象」，並徹底終結這種現象，否則，蔡政府所謂的「轉型正義」，只有「權力轉型」，而沒有「社會正義」。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蔡英文就職滿月民意支持度超過六成，林全內閣則只有三成多。其實，不論是人事任用或政策實施，蔡英文都是操盤者，因此，兩個民調的差距並不具有意義。

先說人事，不僅所有內閣人選都是蔡英文欽點的，她任命中研院院長、更換國營事業負責人更是出手明快，不避嫌地分封酬庸，足見她行事作風獨斷，這一次「綠色執政」不僅全面，還會很徹底。基此，也就不必對懸而未決的海基會董事長人選抱有任何冀望。

論及政策，教育部長一上台就宣布廢止「課綱微調」，行政院也立即撤銷對太陽花學運份子的控告，總統府又斷然否決馬英九赴香港的申請，哪一件事不是蔡英文直接下的指導棋？

平實而言，藍綠選民在過去一個多月都過得不安寧。一是新政府可能將進口美豬、重啟核電廠，這些政策上的驟變，搞得綠營大嘆政治人物騙選票。二是上千名軍公教人員在年金改革會上抗議政府拿他們祭旗。三是洪素珠侮辱老榮民影片上傳事件，讓社會驚覺「仇中」效應會造成族群對立、社會裂解，這不僅使「內部和解」破功，也讓「轉型正義」成了政治鬥爭的代名詞。

至於拼經濟，新南向政策被台灣學界業界紛紛唱衰，尤其，大陸已表明，若一個中國原則不能得到維護，對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會有不利影響，台灣要加入TPP、RCEP等組織談何容易？經濟起不來，薪資漲不了，勞動條件無法改善，人才外流還會加快，連空服員都走上街頭罷工了。

在對外關係上，新政府全面向美日輸誠，蔡英文也在撒下大把銀子後如願去了巴拿馬並過境美國，但這並不保證台灣能守住22個小邦交國，也不保證國際空間會擴大。原因很簡單，儘管「以台制中」是美國不想放棄的戰略目標，但隨著大陸快速崛起，美國領先的優勢在日益縮小中，美國豈敢在台灣這一個中國的核心問題上動太大手腳？

誠然，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海基與海協之間的業務停擺，已造成兩岸關係停滯不前，甚至呈現冷對抗局面，這對兩岸執政當局都不利。不過，經過八年的和平發展期，兩岸關係早已成為兩岸人民及社會全方位的關係，當前官方少有來往，民間交流互動卻頻繁密切，這說明兩岸關係不可能發生大的逆轉。尤其，大陸對台政策已把青年工作當作重點，希望做到讓「台灣青年更有感」，而愈來愈多的台灣年輕人，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會為了自己的前途，在大陸各地求學就業成家，兩岸關係從量變走向質變已指日可待。

蔡英文政府若想在勢不可擋的兩岸融合進程中扮演關鍵腳色，當務之急是先解除外界對她是「鐵桿台獨」、民進黨是「台獨黨」的疑慮。這可從以下幾件事情著手：積

極處理黨代表所提黨綱修正案；停止推動「文化台獨」；刪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陸配及陸生的歧視性條款；讓屆滿三年的兩岸服貿協議生效實施。

車城鄉位於屏東縣南方西側，北臨枋山鄉、獅子鄉、牡丹鄉，東南與滿州鄉為界，西濱台灣海峽，南接恆春鎮。全鄉地處恆春半島，以低緩的丘陵地形為主，有四重溪、保力溪流經鄉境。氣候屬熱帶季風氣候，每年10月至隔年2月，因受地形影響，均有強勁的落山風吹襲。

車城鄉的歷史

荷蘭人統治台灣時，車城鄉為排灣族的領土。當地原本是一片密林，原住民稱之為Kabeyawan，漢人記為「龜壁灣」。南明永曆18年(1664)，鄭經派遣部將於龜壁灣登陸，開始殖民屯田。因部將「統領」兵士於此駐守，故命名為「統領埔」（今統埔村），其後逐漸聚居而形成庄村。

清康熙22年（南明永曆37年，1683）7月鄭克塽降清，台灣西部納入清朝版圖。次年4月設台灣府，劃屬福建省，下置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本地被劃屬鳳山縣所轄。康熙35年(1696)，閩南人陸續遷至車城地區，先後建立新街、射寮、埔墘、後灣仔等村落。自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統領埔已成為閩人開拓恆春半島的根據地。由於當地原住民屢次計畫光復此地，遂於四周構築木柵以作為防禦，故有「柴城」之稱。乾隆末年已逐漸形成街肆。

乾隆53年(1788)，陝甘總督大學士福康安率軍，討伐林爽文黨夥莊大田時，水師即登陸於車城，之後為紀念勝利而稱車城為「福安庄」（或福安城），於庄內的福德廟立碑，以歌頌功勞。

1874年發生牡丹社事件

同治10年(1871)，琉球國船隻漂流至今日牡丹鄉附近，琉球船員侵入牡丹鄉，被當地原住民出草，當時琉球國同時向清廷和日本朝貢，故日本政府派兵前往事發地點。

同治13年(1874)5月22日，日軍進抵石門，當地原住民據險以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原住民敗逃。在此役中，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原住民部落，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占領後焚燒村屋撤回射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投降，此為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首次對外用兵，史稱為「牡丹社事件」或「台灣出兵」。

9月22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給予受難者撫恤金，並「購買」日本在當地修築的道路、房舍。

「車城」的名字來歷

「車城」一名，日人伊能嘉矩認為是「柴城」發音上的訛誤，另一說法指早期車城砍伐薪材輸出台南地區頗盛，庄民利用其作為要塞得以擊退原住民，故稱「柴城」；原住民之後又大舉來襲，車城至海口間沿岸盛行燒製木炭，有搬運木炭的牛車數十台駐列，遂利用牛車作為防禦而擊退之，而改稱車城。車城未正式建城，有木柵環圍，設有東門、北門及南門以制出入。

另外，車城鄉有客家聚落，客語裡的「車」與閩南語的「柴」同音，因此有一種說法是客家人紀錄的另一種寫法。

車城以農、漁業為主

車城鄉的產業結構以農、漁業等一級產業為主，農業人口占全鄉總人口數的31%。鄉內平原地區因有灌溉之利，主要生產洋蔥、西瓜與水稻等農作物，其中洋蔥、西瓜種植面積大、產值高，為本鄉的特色農產品。全鄉現在洋蔥栽種區為300公頃，全年的總產量約2萬公噸，分別占全台總耕種面積與產量的48%與63%，享有「洋蔥王國」的美譽。

車城鄉海岸線長，漁業尚稱發達。沿海漁業主要使用小型漁船或馬達舢舨捕撈，年產量約10萬公噸。內陸養殖漁塭面積約有78.4公頃，年產量約270公噸。其中淡水漁塭面積略多，主要養殖鰻魚、鱸魚、泰國蝦等；鹹水魚塭以養殖草蝦為主。

龜山步道

龜山步道又名頂虎頭山，位於車城鄉境內，鄰近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是保力溪出海口旁的一座高度僅72公尺的小山。建有以生態工法開闢的步道，山頂遠眺恆春縱谷及保力溪、四重溪河口地形視野開闊，有龜山史前遺址、牡丹社事件營址、日據時期軍事坑道，是一扇觀探恆春半島歷史的美麗景窗。

從仁壽台俯瞰龜山步道，由遠而近依序是中央山脈、車城鄉中心、四重溪─福安橋、保力溪─龜山橋、埔墘村。龜山橋跨越保力溪的景觀橋，設計成斜張橋體；晚上斜張橋設計搭配夜間七彩燈光，炫彩奪目。

福安宮全台最大土地公廟

車城福安宮號稱全台灣及東南亞最大的土地公廟。據說車城福安宮有顯赫的神威，庇佑鄉里達300年，是恆春當地的信仰中心，正殿安立的土地公像全身掛滿金牌，據說曾受乾隆皇帝褒封，並賜王冠、龍袍一襲，顯得神威十足，是全省最威風的土地公。

福安宮前身為「敬聖亭」，建於明朝永曆年間。當時從泉州來台的先民因水土不服，不堪瘴癘等瘟疫疾病，因此從故鄉將福德正神神像恭迎至此，並且建廟奉祀；清朝乾隆53年(1788)福康安率軍萬餘南下車城，先剿莊大田之後，又平定林爽文之亂，福康安在此勒石紀念，又感念土地公的庇佑，乃奏請乾隆皇帝御賜官服、官帽，改廟名為福安宮。

廟內有許多古匾，特別是正殿左、右壁的匾額：左壁的勒石已字跡模糊，是福安康平定林爽文之亂，駐紮於此所留下來的碑文；右壁上勒石是「劉提督碑」，是紀念同治年間劉明燈解決羅發號事件的碑文。

車城福安宮正殿的建築格局和一般土地公廟不同，是採用中國北方宮殿形式的構造，為三進六層樓的建築。前殿五門配兩閣，北為啟明、南為長庚；正殿一樓挑高且裝飾得金碧輝煌，供奉著福德正神，四樓祀有觀世音、藥師佛和文殊師利等菩薩像，六樓前殿供奉太歲星君，屋簷下有許多網目斗拱，彩繪的樑柱和龍柱讓神殿氣勢非凡，後殿為凌霄寶殿供奉玉皇大帝、南北斗星君和三官大帝。

金爐為三重簷的八角形建築，共有四層，有「神明點鈔機」之稱，把金紙放在金爐口時，會自動飛入爐內，由於爐內有火焰形成氣旋，因此空氣會把金紙捲入，可說是「神蹟」。廟前有兩座大型石獅，身高和長寬皆為9尺2寸，台座有7尺8寸，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純石雕石獅，具有藝術與歷史意義。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沿著雲嘉二縣邊界奔流的北港溪（笨港溪），造就北港(笨港)成為大陸移民台灣的重要港口。但歷史上第一次的氾濫與改道，將笨港街一分為二。其商務後雖被鹿港取代，但仍為嘉義通海要口。其後，經過歷次族群衝突和變亂，而有義民廟的存在。今日由此作為出發點，探詢其發展脈絡，仍能體會北港的文化底蘊。

位於雲林縣北港鎮義民里旌義街20號的義民廟，源於200餘年前林爽文事件。事平後，地方官就當地義勇事蹟具實上呈，獲乾隆皇帝御賜「旌義」二字，並准建祠祭祀。1788年6月，笨（北）港紳商協議，將108位義民遺骸拾藏瓦棺，葬於現址，並勒石建亭永誌，名為「旌義亭」，亭後建義民祠，以祀死難諸人。

今日該廟正殿第二進奉祀「義民公」木雕寶像，寶像後牆嵌立乾隆53年(1788)所立的〈旌義碑〉。左右兩側的義民塚則為道光年間(1821-1850)「張丙事件」與同治年間(1862-1874)「戴潮春事件」殉難的鄉勇，為泉州系統的閩南義民廟。每年農曆5月30日，都會舉行隆重的祭典，稱為「義民公普」。

北港是移民來台重要港口

北港古稱「笨港」，其範圍包含今北港市街及新港鄉舊南港（今南港村北）一帶。今北港朝天宮媽祖廟的觀音殿後方，仍矗立著乾隆40年(1775)由貢生陳瑞玉等人所敬立的〈重修諸羅縣笨港天后宮碑記〉，足資證明北港的古稱。該廟據康熙56年(1717)所完成《諸羅縣志》的記載，康熙39年(1700)在「外九莊笨港街」由居民同建。

「外九莊」指的是清初承繼明鄭時期，漢族移民最早拓墾的聚落所設，其收入在官府課賦之外，故稱。今天，北港媽祖廟西側的民主路（清代稱「橫街」）有一處大圓環，聳立一根《顏思齊開拓台灣登陸紀念碑》。主要就是紀念台灣開山祖顏思齊在明天啟元年(1621)率眾登陸笨港，在「外九莊」一帶所立的十寨。

到了鄭氏、清領初期，陸續有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漳州籍與廣東潮州籍的客家移民經過此地來到雲林、嘉義一帶開墾。所以，《諸羅縣志》記載：「客莊、漳泉人相半」。北港之所以成為大陸移民的天堂，主要是因北港溪口接近福建沿海；加上其位處嘉南平原核心地帶。所以，在清康熙23年時，已成為北路米糧輸出港口。

根據光緒20年(1894)倪贊元（時任雲林縣訓導）的《雲林縣采訪冊》所載，北港「東、西、南、北共分八街，烟戶7千餘家。郊行林立，廛市毘連。金、廈、南澳、安邊、澎湖商船常由內地（大陸）載運布疋、洋油、雜貨、花金等項來港銷售，轉販米石、芝蔴、青糖、白豆出口；又有竹筏為洋商儎運樟腦前赴安平轉儎輪船運往香港等處。百物駢集，六時成市，貿易之盛，為雲邑冠，俗人呼為小台灣焉」。

北港在光緒13年雲林縣未成立前，隸屬嘉義縣。由下面的《台灣輿圖‧嘉義縣》可看到標示「下湖口即笨港口」的記載。因北港屬淺水小港，只能靠本地小船出入，商船只能在外港的下湖街（口）停泊。遠在雍正年間(1723-1735)就已有「笨港口」的記載。

從美麗家園到殺戮戰場

乾隆8年(1743)因笨港地區「烟戶殷繁，奸良莫辨，縣丞彈壓巡查，緝拿匪類，掛驗船隻，在所必須。」福建總督劉世明向清廷奏請「添設縣丞（副縣長）一員」，以維地方治安與杜絕走私犯罪。此時，因笨港緊鄰的笨港溪以明顯的S形流路，造成歷史上第一次的氾濫與改道。由上面的《諸羅縣番界圖》，可看到笨港溪將笨港街一分為二，「曰南街（笨北港）、曰北街（笨南港）」。加上，乾隆47年(1782)發生泉州人謝笑等邀集鹿仔港（今彰化鹿港）等泉州各莊，「各聚其眾，復行械鬥。」造成漳、泉州人分住笨港南北街的局面。2年後，清廷開彰化縣的鹿仔港為正口，與對岸泉州的蚶江對渡後，笨港商務漸被取代。但仍「為諸羅通海要口，自府城海道北至鹿仔港，必由笨港經過。」

當先民在此建構美麗家園的同時，這裡卻一度成為殺戮戰場。乾隆52年(1787)丁未台灣發生台中大里杙（大里）的漳州人林爽文發動民變，即林爽文事件。據《平台紀事本末》記載，乾隆51年農曆12月，林爽文自率大眾南下，彰化以南的斗六門（今雲林斗六）、菴古坑（今古坑）、笨港等處，「群不逞之徒皆附之」。笨港縣丞徐英、防笨港汛千總林魁等「皆先避去」。

隔年4月16日，駐守台灣府城（今台南市區）的台灣總兵（全台衛戍司令）柴大紀「由鹿耳門覓海船取道笨港至諸羅縣」。由於笨港上達鹿仔港（今彰化鹿港），乃「命孫朝亮帶兵100人駐笨港」；協助清軍的村庄則由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常青發給「腰牌」證明其為良民。5月17日，柴大紀以賊攻鹽水港（今台南鹽水）日急，「撤笨港駐劄兵，皆回縣城。」於是，當地透過仕紳糾集鄉勇保衛家園，但被林爽文軍夜襲，隔天的6月1日笨港淪陷，相傳死者有108人、一隻狗。

因「廣東、泉州等庄」的客家人、泉州人組織義軍支援清兵打仗。乾隆皇帝乃「特皆賜匾額，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奮力抒忠。」但考量「該處庄居甚多，難以遍行頒賜」。於是，著（平台大將軍）福康安接到匾額後，即遵照鈎摹，擇其大庄群居處所，普加賞給懸設」。福康安等便「奉諭旨，賞給廣東、泉州等莊『褒忠』、『旌義』里名，用示獎勵。」而漳州人「雖與賊匪籍貫相同，但其中隨同官兵打仗殺賊者，亦復不少」、「所有漳州民人各莊，著賞給思義村，俾該民人等咸知顧名思義，勉為國家善良，守法奉公，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自此，除了閩南，義民信仰也成為台灣客家人重要的鄉土信仰。

北港仍充滿文化底蘊

1891年，來台灣考察的日本駐華外交官上野專一，在《台灣島實踐錄》中的台灣糖業生產概況描述，北港、新港、下湖紅糖的生產量，占整個大嘉義地區（南界到曾文溪）近二分之一強，可見此地區自清代以來糖廍林立。1895年日本據台後不久，在北港設立新式糖廠，並興建台糖鐵路北港溪橋（今復興鐵橋），為朝天宮帶來南來北往的進香人潮。

今日，朝天宮廟前的中山路，承繼清代宮口街、日據宮前通的熱鬧，依舊賣著北港傳統的糕點和油品等。而包括煎盤粿、飴糖等小吃，走進清代老街仍能遍尋得到，同時可感受當地的文化底蘊。例如，走在義民廟前的旌義街，由東轉南到共和街（舊稱番【薯】簽市），到標示清代「暗街」的安和街，可看到甕牆。此為200年前郊商顏謙源祖先早年經營碾米廠、油車、糖廍致富，於暗街建宅，以壓艙酒甕加以利用所築成。

其他還有貼在共和街牆上的台灣民俗四句聯、地名謎語及台灣諺語、《笨港與台灣歷史大事記》，以及北港工藝坊等。遊客可以義民廟作為認識北港的起始，除可緬懷先人保家衛土的義民精神，並可促進族群和諧，避免戰爭，追求和平。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德國學者松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在年輕時曾得到年邁的恩格斯讚賞，稱他是德國唯一讀懂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者。當時大家十分關注何以資本主義興起於近代歐洲，松巴特試圖從歷史脈絡中找答案，因此出現了注重經濟史的歷史學派。

1902年松巴特推出巨著《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探討由中古封建主義向近代資本主義過渡轉變的起源與過程，即近代資本主義的原型是何模樣。在梳理歐洲近代經濟史時，他注意到猶太人對促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起到了特殊作用。他的《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一書，可與其好友韋伯(Marx Weber)所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姐妹篇，兩者都專以特定的社會群體為研究對象。

猶太人與資本主義興起

封建主義晚期/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那幾百年間，生活在中歐大地城鎮裡的猶太人，不見容於保守排外的行會，只能在社會縫隙裡鑽營謀生。他們從事高利貸和商品生產與交換等活動，篤信利益至上原則，所有的商業行為均以逐利為目的，而非僅僅止於交換。對於保守停滯不前的莊園經濟和行會制度的中古社會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聞所未聞。不知不覺間，這群猶太商人編織出一張經濟活動網路。城鎮與鄉村、手工業者與農人、手工業產品與農產品，資本與生產，這些原本互不相關的人群和他們各自的生產行為，甚至商人與王權之間的政治領域，合理且有機地涵蓋在這張大網之下，為資本主義從萌芽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進學者更進一步點出，離開傳統猶太社群的這群猶太人想法激進，或可稱為近代歐洲最早期的進步分子。

猶太教的教義、教規嚴格繁瑣，涉及信徒從生到死，以及死後的方方面面，連日常生活細節也不放過，例如飲食方面必須符合Kosher。猶太民族賴之以凝聚向心力，以至於他們雖迭遭迫害，流亡異域上千年，仍能維繫道統不墜，民族不亡。惟全方位控制的負面影響極為沉重，很多人紛紛離開了封閉的猶太社區，到自由城鎮謀求新生，新生即是解放(Emancipation)。他們反宗教、反傳統、反權威，追求無拘無束的無政府思潮。

18世紀德國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的例子，是松巴特所描繪的猶太人逐利商場，累積財富，行有餘力則逢迎政治權力，遊走把玩政商兩界（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到民族國家王室開給他們無數的特許狀），所能達到的巔峰狀態。

此外，有更多背棄傳統的猶太人，在思想文學藝術等近代歐洲文明各個領域大放異彩，其中不乏大師級人物。

歐洲出現猶太解放運動

啟蒙運動期間一些具有良心的歐洲學者開始呼籲，給予當時仍飽受社會歧視和法律限制的猶太人同等國民地位，由此拉開了猶太解放運動的序幕。各國紛紛更改歧視性法律，視猶太人為同等國民，享有一般國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猶太人的社會地位隨之大幅提高。同時間，猶太人也迎來了他們自己的啟蒙。

進入19世紀，已經解放和經過啟蒙的猶太人，開始在各地嶄露頭角。德國作曲家孟德爾松出生後，父母一直未讓他接觸過猶太教，7歲時即受洗成為基督徒。馬克思的父親年輕時就已放棄本教，皈依基督教，所以馬克思是天生的基督徒。佛洛德根據心理學專業知識來理解宗教，不認為猶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在現代社會還有存在的必要。德語小說家卡夫卡在他的日記裡，一再懷疑地追問自己和猶太人到底有何共同之處。愛因斯坦從不隱藏它對宗教的態度是不可知論者，他也從不認同他的猶太同胞是「上帝的選民」。

猶太人對歐洲/西方文明的影響，19世紀是一道分水嶺。之後猶太人融入歐洲社會，或說歐洲人接納了他們，雙方結為盟友。注入猶太新血的歐洲/西方文明（世俗的）如虎添翼，在前進的道路上快速奔跑。當然，歐洲民族國家觀念確立後，各國對猶太人的觀感不全是正面的。

「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發生在法國第三共和時期，此案是一次反猶太力量的大集結。法國大文豪左拉因聲援德雷福斯而遭到法庭審判，被迫流亡英國。思想先進如法國尚且如此對待本國的猶太人，猶太人在其他國家的境遇可想而知。那時確實有很多歐洲人懷疑猶太人是否有祖國的觀念。原籍奧地利的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在納粹興起後的餘生裡不斷流亡，他的經歷影射出民族國家有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態度。中古時期遺留下來對猶太人深度不信任的傳統，上升到對猶太人是否效忠祖國的懷疑，茨威格正好坐實了歐洲人的懷疑－工人無祖國，難道與此有淵源？

馬克思主義與一神論信仰

如此看來，湯恩比所言不虛。無論是歷史或今天的現實都顯示，現代歐洲/西方的文明發展有兩條線，而非單一軸線所主導。由是，當國人討論歐洲/西方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時，是否應對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歐洲，影響巨大的基督教/猶太教的思想一併考慮進去，而非僅關注從古代希臘一躍而至近代歐洲理性科學，那條單一線索？

眾所周知，馬克思是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等也是猶太人。不少經過啟蒙後的猶太人轉身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與大多數猶太人並無不同，出身於家境良好的資產階級。我們總不能繼續認為，他們各個良心發現背叛了自己的原有階級，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

治思想史雖不排斥但不該止於道德說教。如此多的猶太人投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歐洲社會的特殊群體究竟有何關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淵源，是否含有基督教/猶太教一神論的元素？這些問題都很值得進一步推敲。

馬克思年輕時就認定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當時他已成為無神論者，不僅摒棄基督教，也背離了猶太社區，這在當時屬於激進行為。現今教會勢力雖不如前，但一般人仍然忌憚被逐出教會的嚴重後果。「無神論」是「有神論」（包括一神和多神信仰）的反義詞，這在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的世界裡很容易理解，但移植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了。絕大多數國人依循傳統不信三大教，也沒有其他的宗教。我們既未受過洗禮，更未宣布棄教，何來無神論者之有？

探索歷史之終極目的

列寧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學說三大要素之一，惟對此一要素的歷史淵源未能交代清楚，令人陷入困惑。後人已根據思想史的發展脈絡，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先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有方法論上的先後傳承關係。黑氏歷史哲學表達：人類歷史的所有活動都指向一個唯一的最終目的，唯有此最終目的，人類的活動、歷史/過程才有意義。不過，「歷史目的論」、「歷史決定論」、「歷史規律論」均非橫空出世的創造發明，其思想又有何淵源？

探索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屬於理性的思維範圍，其動機不難理解，經過啟蒙洗禮的歐洲，遲早將對其思想家提出如此要求。研究歷史之終極目的，並將歷史/過程的意義附屬於終極目的，論及其思想根源則比較複雜。摩西帶領族人出埃及時期大約稍早於西周，當時中國先人的精神世界開始出現緩慢，但堅定地離開以神為中心的過程。500年後，中國出現「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及「以有涯隨無涯」等孔莊思想，顯示，先人思想已脫離了神的世界，成功踏入人文世俗。

孔孟老莊在世的西元前6世紀至4世紀，正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思培(Karl T. Jaspers)在《歷史的目標起源》中歌頌的人類思想史上的「軸心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三位雅典大哲所關心的是人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在他們之前的古代愛智者傾向於探討宇宙出現的初始問題，而非終極目的；他們試圖做出唯物的解答，視水火土氣等物質為宇宙最初始的元素，而非一神教的上帝創造一切。那時古希臘人信仰多神崇拜，不會全神貫注在一神教思想的大哉問。既然與古希臘文明無關，我們只能依循猶太教/基督教的線索，追溯目的論的淵源。

(作者係旅美文史工作者)

大一統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其形成過程源遠流長，有歷史因緣、地理因緣、人文因緣等。雖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夏商周以來的4100年歷史中，大一統的時間占七成以上，是常態、正常；短暫的分裂（秦之前的春秋戰國520年，秦之後三國南北朝311年與五代十國宋金西夏372年）是變態、異常，這樣的分裂狀態其實是為統一做準備的。

依此民族性格看兩岸未來，其選項只有統一，不論方式是和平還是武力，沒有任何大陸領導人敢於放手讓台灣獨立，而去承擔千秋罵名：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

歷史上對於促成國家大一統的人物，率皆被歸類為民族英雄，如秦皇、漢武、成吉思汗、康熙。就連致力於大一統而功敗垂成、未竟其功者也是英雄，如岳飛、狄青、祖逖、范仲淹。相反地，導致國土分裂者率皆被視為民族敗類，國人不齒，遺臭萬年，就連鄉民、家族都不能原諒，遠如蔡京、秦檜，他們分別葬送了北宋與南宋，秦檜的跪相一直在西湖邊供人唾罵。近如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成為辛亥革命的主要討伐對象，就連主要隨員馬相伯（之後棄政辦學而成為復旦大學、輔仁大學的創辦人）也遭到池魚之殃，其母過世前，也始終不願見他一面，作為最沉痛的譴責，成為他個人畢生的遺憾與創傷，也成為歷史的一個鏡頭。同樣一個歷史印記是。陸游臨終時所留下的噲嘆：「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大一統的民族性格，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記載很多，形塑成為根深柢固的文化。《孟子梁惠王》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於一。」國家之所以安定於一統，有天候、地理、民族、歷史、生產、運輸等需要。分裂的諸小國，無論應對天災、互通有無、化解怨仇、抵禦外敵，均有難以克服的困難。

至漢朝董仲舒，反覆強調大一統思想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明確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朝體現「大一統」的強大力量，享國400餘年，歷經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光武中興，與同時期歐洲的羅馬帝國，並列為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文明及強大帝國。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朝之威彪炳史冊，華夏族自漢朝以後逐漸稱為漢族，也陸續融合了周邊民族。動亂分裂的時候，「人心思漢」，勾結外力分裂國土者，視為「漢奸」，而且「漢賊不兩立」。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格爾次(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說：「文化不僅是服飾習俗、生活的形態與傳統，它更是思考方式、計畫策略等無形的規範。文化直接影響思想形態，使你在事件發生時，根本不會想可不可以那樣做，而是本能的反應。它是無形的控制，你以為你在執行你的自由意志，其實它是千百年文化加諸你身上的規範。」

洪蘭教授進一步詮釋，「讀書人的風骨，是知識分子的良知，是根植於內心的修養，是無需提醒的自覺。有文化的人不會『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他會處處為別人著想，不會己所不欲而施於人。文化是在讀聖賢書後所啟發的良知，這是為什麼『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決定社會成敗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由大一統根深柢固的文化形塑出來的民族性格，對於兩岸未來的統一，就是14億人民「根本不會去想可不可以那樣做，而是本能的去反應」，就是這個無形的規範，沒有其他選項。

中國的歷代版圖忽大忽小，在幾千年前，連福建、四川都不是中國的，福建只有土著。如果強調台灣古時候不是中國的，表示台灣可以獨立，這是一種錯誤的心理暗示，能不能夠獨立靠的是武力，而不是靠講道理。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前前後後戰爭打了多少年，不打仗能夠獨立嗎？不衡量自己的能力，想要獨立，只有帶來生命財產的災難。

回頭看一看美國跟俄羅斯，加州要獨立，會不會打仗？中亞小國沒有出海口，想要脫離俄羅斯獨立，會不會餓死？至於用一些錯誤的歷史觀，暗示台灣人應該拋棄中華文化，不必講禮義廉恥，那更是愚蠢，不知道文明的進步需要有人文基礎，講行銷、創新，也要有故事，把長期累積的中華文化基礎消滅了，沒有歷史文化，怎麼會有動人的故事？

中國之外，歐、非小國林立是常態，但也逐漸向大一統轉向，眼看烏克蘭就要滅國而併入周邊國家了，以色列也岌岌可危。歐盟在建立歐洲聯軍之後，繼貨幣的統一、軍事的統一後，財政的統一與政治的統一就會水到渠成。當今天下雖舉世滔滔，亂象不斷，想要獨立的地區所在多有，如英國的蘇格蘭、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甚至美國的德州，但成功者鮮少。兩岸的未來更是如此！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系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美國以民主制度自傲，以自由民主人權的衛道者自命，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是極權獨裁。這樣的自我評價是否屬實，要看從什麼角度來論斷。若就草根民主來說，美國的基層初選制的確夠民主、夠全面，但正因如此也滋生了缺點，就是美國的民主已流為庸民民主。

美國總統大多為平庸之人

國計民生的大事，豈是一般匹夫匹婦可以瞭解的，要他們對這些問題做出明智的決定，選賢與能終就流為形式，不切實際，所以姑且可稱之為「形式民主」，更確切地說稱之為「庸民民主」。在此制度下選出的總統，不是平庸者如卡特，就是乖張偏執者如川普。即使選出了傑出的總統，最終也必因追求立足點的平等而遭暗殺，如約翰甘迺迪和羅伯甘迺迪二人的悲劇。

再者，美國人的平等觀念深入骨髓，誠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所說的，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沒有世襲的貴族，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沒有什麼英雄不英雄，大家都靠本事吃飯，所以對於英雄有一種本能的拒斥；美國的傑出政治家甘迺迪兄弟之所以被暗殺，尋根究源，就是這種反英雄的思想在作祟。

質言之，美國版的民主不僅是立足點的平等，更是頂頭點的平等，誰冒了頭，就硬把他拉下來，跟大家一樣。

所以美國的民主雖說是人人生而平等，但人生下來就有智愚的不平等，上智（是智慧，不是知識）者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下智庸民也；普選固然是徹底的民主，但下智的人選出來的人不可能是曲高和寡的上智者，而必然是嘩眾取寵、巧言令色的下智者，也即多半是庸俗的民代、庸俗的總統。

美國還喜歡對外輸出民主

美國不像歐洲各國，由於有根深蒂固的貴族政治傳統，所以選出來的領導人多半是有教養、有學識的政治家，不是吃政治飯的庸俗政客。最鮮明的例子，就是美國出了個老實平庸的卡特總統，出不了德國梅克爾總理的政治家。但內憂外患時會有例外，例如二戰時出了個大政治家羅斯福總統。

與此相關的是，美國人生來就愛管別人的事，以己度人，自以為是。二戰以來，美國君臨天下，世界上的事一直是它說了算。在這種大背景下，自己搞庸民民主還不夠，還要強行輸出，硬要別人也學樣。文的不行就用武的，明的不行就用暗的，所以到處煽風點火，成為世界的禍亂之源。

美國以輸出民主之名，在中東推翻了伊拉克的民選總統薩達姆，在拉美搞掉了智利民選的總統阿連德，並在中美洲以「正義行動之師」，讓巴拿馬總統諾瑞加成為階下囚。中國的六四動亂也有美國CIA插手的痕跡。

這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霸道行徑，是干涉他國內政，但美國卻說這是為了輸出先進文明，不得已而為之。最新的例子就是巴以衝突，美國站在以色列這邊，向以色列提供軍火，間接介入中東的衝突。這是硬性的輸出，還有軟性的輸出。

美國想在台灣搞美式民主

台灣在美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美國在台灣可以軟性輸出民主，搞美國版的民主。最突出的現象就是，所有總統候選人必須循例到華盛頓拜過主子，通過美國的口試，得到認可，然後才能正式競選總統。

台灣既然實踐美國版的民主，當然免不了有美國版的毛病，就是選出的人多半是一批靠玩弄政治、靠政治吃飯的職業政客。所以，對他們而言，所謂民族大義、國家利益，根本非其考慮重點，能不能當選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以致台灣的政治流為庸俗的票箱政治、賄選政治，與真正的民主政治南轅北轍，選舉變成了一場熱鬧的嘉年華會，一場政治鬧劇而已！

質言之，中國大陸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力不得介入，但另一方面，美國和西方假民主之名，極力扶植被他們視為同一民主族類的民進黨。民進黨當然順水推舟，乘勢而上，推崇西方視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漠視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從而讓巧言令色之徒，如蔡英文、賴清德等取得政權，搞實質台獨。

必須指出，此次賴清德當選，證明台灣民意的不可信、不可靠。今後台灣的命運必須仰仗島內真正視中國為祖國的台灣人民，堅決抵制外力介入。中國大陸目前的綜合國力已與美國平起平坐，絕對有能力想方設法支持台灣統派崛起壯大，以免台灣有一天成了「台灣國」，悔之晚矣！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焦作市博愛縣唐村李氏修譜中發現家譜、拳譜、地契、墓碑等文物，尤其是家譜中「三表兄弟創藝太極養生功、堂弟牟牽誘（信）入闖賊營將」等資訊，引諸多人蜂擁唐村考察。這股風潮使筆者與唐村李立炳核對各自家族史料，確認了侄叔關係。考證家族史結論之一是：李鶴林首提太極拳概念、創編太極拳套路、撰寫《太極養生拳論》，標誌太極拳正式創立。此文旨在論述李唐皇家文武雙修基因賡續，與千載寺養生文化融創了太極拳。

唐村家譜拳譜等發現過程

2002年3月，唐村修譜中，在村民李生先、李立朝、李尚武、李引家發現李春茂、李仲、李信的牌位家世軸帳，李自奇賣地、李仲買地的地契，李春茂的《無極養生拳論》、李仲的《十三勢行功心解》、李鶴林的《太極養生拳論》，千載寺唐僧十力傳碑、徐庶生母撰碑、萬壽觀主自然先生傳碑等碑拓、照片、文錄。

2003年清明節李立炳掃墓，巧遇76歲族姑李成秀。她說：博愛二次解放前，父親李太存應爺爺李廣欽強力要求，全家遷西安做生意；去前，二爺李廣學連夜趕抄一份家譜，讓父親隨身帶走，解放後去西安還見過家譜。掃墓回後，李成秀寫信問西安的弟弟李成海，李成海拍家譜照片寄回。

2004年，李立炳與李廣獻、李存保等帶資料赴洪洞考察，大槐樹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張清看後，讓他們參加次日的全國洪洞移民文化研討會，李立炳發言轟動會場。明史專家王興亞到唐村考察後，邀李成秀、李立炳同赴西安，複印家譜後，拜見複印點附近85歲的拳師陳立清，她看家譜後說：「姑舅親輩輩親，打斷骨頭連著筋」，並叮囑保存好家譜。

2005年，原福全、史紹文、張慰珍、康戈武、李文劍、唐寧等國內外資深專家考察唐村，王興亞再赴唐村並到陳家溝，就考察可信度答溫縣電視台記者問；張體義的《明末李岩是河南博愛人》，原福全的《太極拳源流百年爭論塵埃落定》、《〈太極拳論〉的作者究竟是誰》，王興亞、李立炳的《李岩籍貫與太極拳源流新說》，崔志堅的《一部家譜揭開三百年歷史謎案》，王興亞、馬懷雲的《博愛發現明末李岩李牟的重要資料》，李相宜的《千載寺探秘》，在《光明日報》、《大河報》、《中華武術》、《中州學刊》、《中原文物》、《焦作日報》等刊登，《追蹤太極拳之源》紀錄片在溫縣電視台播放。

2006年，康戈武、原福全、程峰、張全順、楊玉東、王光仁、王旭浩、王廣西、張志勇等大腕專家考察唐村；李立炳、魏美智的《明末起義軍將領李岩河南博愛縣人考》，程峰的《從博愛唐村〈李氏家譜〉看李岩籍貫》，王興亞的《清代博愛李自奇賣地契與李仲買地契的史料價值》，姚偉的《太極拳源流之謎》，在《中州今古》、《河南科大學報》、《中原文物》、《大河報》等刊登。

2007年，趙世瑜、大衛等國際名人考察唐村；魏美智的《李岩是焦作博愛人》，王興亞的《李岩故里、家世與身世考實》、《李牟籍貫與家世身世考述》、《對李岩籍貫問題的再考證》，程峰的《博愛唐村李岩故里調查》，在《焦作日報》、《焦作師專學報》、《焦作大學學報》、《中原文物》、《中州學刊》等刊登。

2008年，博愛縣人民政府將李岩故里與千載寺、三聖祠、太極宮寺廟群遺址，公布為第三批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程峰、張全順、戴福士、牛建強、吉尾寬等中外知名學者多次考察唐村。2010年，「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戴福士發言並提交《清代史學專家為何接受李岩的故事》。2011年至今，諸多人士繼續到唐村考察，李立炳熱情接待，並在家裡、李信等人故居、千載寺設立史料展示室，且加緊考證編譜，預計2024年春節後定稿。

李唐皇家文武雙修賡續

《舊唐書》記李淵二事。一是雀屏中選：竇毅比武招親選婿，備孔雀畫屏風，比武者每人兩箭，中雀眼者為勝；「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二是師次龍門：「賊帥母端兒帥眾數千薄於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

《新唐書》載：834年9月20日，唐文宗封李潭任河內郡王。河內即焦作，別稱山陽。《隴西堂鳳凰窩李潭脈裔輩字碑》載：「唐末朱溫叛，郡王潭避亂；子鼇孫祿禪，山陽遷平陽；洪洞至趙城，霍水振家聲。潭創李家源，鼇構鳳凰頭；鳳祿弟鳳禪，構居鳳凰台；凰冠居洪洞，凰羽居趙城；雙鼎從書商，雙基經武農…輩字三世起，鳳祿禪開衍：鳳凰雙飛翼，蒼龍文武斌；曆覽前賢國，精忠長鳴思；公平清天地，廉明從政春。」

1371年，李潭一支後裔遷河內唐村、李窪、柏山。《河內千載寺碑抄》武魁傳碑中，李從諄、李從謙、李從詞、李如松是唐村人，李兆、李首會、李童是李窪人，李孜、李克復、李盛春是柏山人。焦作上白作村李正府《六合槍序》載：「李潭武功超人，嚴訓族裔，文武雙修。」

唐村家譜殘本25頁9920字，文武雙修內容有：《李氏家譜序》「五世祖諱明道，居住懷府，開業羽箭行，譽招武雄；六世祖諱從諒，首中歲貢，輝縣教諭，文武皆功；七世祖諱政修，甲科進士，智謀大略，廉治道政；八世祖諱春茂，名葉蓁…無極養生功、十三勢拳劍槍藝，譽傳神功；游教傳拳于晉魯陝浙湖廣數省，赫名焉；九世公諱仲、諱信，結陳溝姑表陳公諱奏廷…創藝太極養生功，練傳無極功、十三勢、通臂功，考舉選貢，誘闖賊營，文武智傑，威震賊雄」；《家訓詩聯》「尊先祖孝父母潛嚴教子…子孫雖愚文武不可無功」；《始祖遷志》「始祖與河邑常陽村陳公諱卜、郝莊陳公諱厚、李窪李公諱清河、劉村蔣公諱培禮，拜謝僧道聖師舍食傳拳」；《家譜一至十二世》記錄173人中，習文武者有天順、地義、元善等10人；開羽箭行者有明道、懷元2人；文武雙修者有從謙、從訓、從語等38人；記李春茂《無極養生拳論》「無極者，人未練之先，無思無意、無形無象、無我無他…吾練功深感之無極養生功乃人之無意、無形，聯先天極妙之主體，沖和之本始，陰陽動靜之初源也。萬物之生，負陰抱陽…無極生太極矣」等。

前述《太極養生拳論》是李鶴林1787年寫的，內容是：「太極者，無極而生，動靜之機，陰陽之母也。動之則分，靜之則合；無過不及，隨曲就伸。…察四兩拔千斤之句，顯非力勝…陰不離陽，陽不離陰；陰陽相濟，方為懂勁…」

從李淵至這支李淵後裔的海量文武史料，顯示了李淵後裔文武雙修基因的頑強賡續。

太極拳育於唐村千載寺

千載寺在唐村西北隅，是融千載寺、三聖祠（亦稱三聖門）、太極宮一體的古建築群，寺居西，祠位中，宮處東。67年建千載寺，初名無極寺；446年改名太極廟；453年復名無極寺；545年更名千載寺；618年李淵建唐時，村民改村名唐村；631年李世民題千載寺匾，大修寺廟群。

千載寺前東南約200米易經祠有三教九流圖石刻，博鼇潭環祠，傳伏羲看潭內黑白兩魚互逐畫成太極圖；傳虞舜時尹壽子母懷其12月未分娩，一頗懂醫術者指點其沿潭轉圈轉動胎氣生下他，長大知當年事遂坐潭邊，把母轉痕畫出成無極圖；李自然教漢武帝導引養生被賜姓劉，《金傘山萬壽觀自然先生贊》東方朔稱其功法「妙哉至道，無極無窮，無影無形，無始無終，細無不無，大無不容」；徐庶母到寺題碑「漢失亂權柄，吾族河內行…盼無極養生，保三鼎一統…」；獻帝末避亂渡吳月氏族裔僧人支謙至千載寺譯《大明度無極經》。魏晉及後居河內研究無極太極養生者甚多：嵇康《養生論》曰「呼吸吐納，服食養氣，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也」；魏華存《黃庭經》創「吐吶、導引、咽津、存思、服氣」之法；孫思邈《千金翼方》、《導引養生》總結，養生10條中有「嗇神、愛氣、養形、導引」；王重陽和邱處機題碑「天下古漢傳奇真教之勝，無極寺首焉」、「千載寺、三聖門、太極宮，釋道儒融三教之勝，養生之聖地焉」；忽必烈謀士郝經創《周易外傳》80卷、《太極演》20卷。

從《千載寺唐僧十力傳碑》記載「大唐貞觀賜李氏，名儒子，字道武，號十力僧，游化號道子，河內人…創藝無極養生武功」，到《隴西堂鳳凰窩李潭脈裔輩字碑》記載李「雙基經武農」；從《河內千載寺碑抄》記載李孜「創槍通背、創無極通背纏拳」，到李從諄的「舉槍奪魁」、李克復的「造槍心意六合纏技」、李如松「神槍拳劍造八法五步」功；從唐村老家譜記載李春茂「創無極養生拳」、墓碑記載李自奇「創心意六合拳」，到李立朝家發現李仲編《十三勢釋名》、李鶴林著《太極養生拳論》，再到當今李正府六合槍等，均顯示太極拳等諸多功拳槍法，產生於千載寺養生文化厚重沃土。

太極拳是數代先賢碩果

從上可知，千載寺歷代李氏先賢將武術與千載寺養生文化繼承融創，創編多種功拳槍法；《千載寺三聖祠太極宮募征抗倭槍師銘碑》記載：李明亮蓬萊教槍、龍山教槍，李從謙莆田教槍，張克明蘇粵教槍，李從詞魯粵教槍，李兆伏牛山教槍，林志勇黔國教槍，李童池州教槍，李首會蘇杭教槍，王守愚燕山教槍，童大智五臺山教槍。博愛縣習武者亦代代相傳拳從槍出，說的就是習練槍法化為拳掌空手習練，促進槍技提高。可見，直至李鶴林明確創編太極拳時，明顯吸納了千載寺的槍法。

 唐村家譜、千載寺碑抄中的李氏豪傑，在焦作地方誌、多地史籍中均有記載；小說《李自成》中，多名英雄與唐村家譜中助闖起義者的姓名一樣；李嘉誠派人到李立炳家考證，認李自奇為其祖上，並寫進《李嘉誠傳記》。筆者與陳小旺在山陽城交流兩家祖上淵源，陳小旺欣喜提出合影。

行文至此，筆者認為太極拳創編既非李鶴林一人一時之功，亦非李仲、李信與陳王廷三人短時切磋之效；而是經數代先賢融創、諸多緣分巧合、至李鶴林集大成，而明確創編罷了。至於有人認為唐村老家譜中些許字詞不當，要麼是康熙年間修譜人李元善的水準就如此；要麼就是80年前李廣學連夜抄寫抄錯了些字詞。

結語

而今太極拳研習遍及全球。筆者與王浩因唐村相遇成為石交摯友。難忘2022年寒冬晚上，他連續四天驅車奔赴筆者處，在國際長槍論壇上，向全球長槍愛好者視頻直播，筆者講千載寺武術歷史名人，他述千載寺六合槍法的發展史，好評如潮。

隨著國內外愈來愈多人赴唐村，甚至李窪、柏山考察宣傳，太極拳等武術必將為這支李氏各地後裔、天下太極拳研習者實現尋根問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作者係焦作市中學教師、非遺專案山陽城傳說代表性傳承人)

日前有位白髮老婦人來事務所請教我法律問題。她自我介紹說，她是1964年6月間飛去金門抱回她弟弟骨灰的大姊。剎時令我想起60年前在金門太武山中央坑道驗屍的悲慘往事。

金門坑道多

1958年8月23日到10月5日，共軍連續砲擊金門44天，共射出47.5萬多發砲彈，此乃舉世聞名的「823」金門砲戰。

大小金門兩個小島合計150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落下3千多發砲彈，依理這兩個小島應夷為焦土無異，但卻屹立不墜，原因在於坑道令守軍立於不敗之地。所以823砲戰後，島上守軍更不停地在太武山下挖建坑道。

金門因此有三多：落下的砲彈多、碉堡多、坑道多，真可列為金氏紀錄。

1964年夏天 發生爆炸慘案

1964年夏，我隨埔光部隊駐防金門南雄營區，擔任部隊的軍法組軍事檢察官。有一天中午，突然接到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來電：「請貴部軍事檢察官盡速前往太武山中央坑道支援驗屍」云云，金防部軍法處有檢察官，而「驗屍」本屬軍法部門檢察官份內的業務，為何「驗屍」還需其他單位「支援」？

我奉命到了中央坑道現場，突現眼前的竟是血肉一片，30多位官兵被坑道頂端的一大塊落石壓成了肉餅，其慘狀令人不忍目睹。

依據挖建坑道工兵施工的方式，先在堅石上鑽孔，再將炸藥放入石孔內，由雷管定時引爆後，為防爆炸後續有落石發生危險，並避免炸藥氣味有害人的呼吸器官，遂要求必須在爆炸後次日，始能派工兵進入爆炸坑道內現場清出全部大小的落石，這是挖建坑道必須遵行的步驟。

引爆後次日，依規定派出工兵一個排36人，前往中央坑道清理碎石，由中尉排長帶隊抵達現場後剛開始著手清理即聞一聲巨響，一塊巨大板石突然落下，霎時所有人頓成肉醬，無一倖免。連排長共37人屍不成屍，已無屍體可驗，最後只能將一堆肉與骨頭送進火化場，火化後再將遺骨平均分裝在37個骨灰罈裡。在骨灰罈上寫張三的就交給張三的家人，寫李四的就交給李四的家人。因所有官兵均係為公身亡，政府優予撫恤以慰家屬，如此而已。

金門歷年均因挖建坑道帶來傷亡，只是這一次較為嚴重而己，但這工作從不因此停建。中央坑道為金門島的主要坑道，總長3,200多公尺，有5個出口，坑道高度5.1公尺、寬度5.4公尺，為金門的軍事指揮中心重地，其中有一個最高最寬最大的坑道，應屬擎天廳坑道，如同台北的國父紀念館，可供上千人聚會或觀賞影劇之用。另有多處坑道可供裝甲車或砲艇進出隱避之用。

應避免戰爭努力追求和平

 我藉該次「驗屍行動」，了解了金門戰地坑道的狀況。構建坑道，本在保護島上軍民的生命，但卻有人先付出了生命。坑道象徵著戰爭，而戰爭就是死亡、毀滅。戰爭沒有贏家、沒有勝利者。構建坑道就是走向死亡。兩岸同屬炎黃子孫，同根同源，為何還要走向戰爭？

 我厭惡戰爭、懼怕戰爭、憎恨戰爭，這是我在一次驗屍行動的感觸與悲悽，也是人生最難忘的一幕。

如今，金門坑道已成了觀光景點，炮聲已息，烽火已滅，但兩岸的和平統一，尚有待兩岸善良人民的努力、再努力也。

(作者係執業律師)

二二八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政治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多處設館宣傳，年年紀念，出版大量相關書籍，並在各級學校的教材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此事件在戒嚴時期曾是忌諱，解嚴後被黨外勢力作為發動社會運動的理由，重新受到重視，李登輝執政時重啟調查並代表政府進行道歉、補償。因此，所有相關的研究多與政治牽扯。

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性質

中國文化大學退休教授尹章義表示：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及重要性，遠不如為政治訴求鋪陳的那麼大；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台灣近代歷史學家戴國煇說：「多年以來，由於特定政治立場掛帥，而使有關二二八史實，常被扭曲成現實政治的短暫利害之爭。」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副主任杜繼東認為，二二八事件牽涉甚廣，其背景、過程及事後的處理都極複雜，又與後來各黨各派的立場、海峽兩岸的關係、台獨意識、受害者的冤屈與悲情等諸多因素糾合在一起，超出了歷史本身的範疇，表現出泛政治化與泛道德化的傾向。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表示︰「二二八事件研究的成果中，再一次凸顯學術與政治分際的問題，學術研究不可能沒有立場、其成果可能有利於某種政治立場與陳述。」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吳乃德認為，台灣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是政治立場相異者的攻擊︰對我論文的贊同幾乎全部來自「本土派」的學者與媒體；批評我的意見則幾乎全部來自對立陣營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和對歷史的詮釋，明顯是以政治立場為分野。

大陸《人民日報》直指二二八早已成為政治鬥爭工具，是台灣競爭力流失的主因之一：「二二八」事件早已異化為政治鬥爭之工具，而埋藏在歷史深處的種種事實和真相，反而少人關心少人問了。每當選舉到來，「二二八」事件就必然占據媒體版面，成為綠營追殺藍營的主要話題之一，結果是助推族群對立成為「台灣社會之癌」。家和才能萬事興，族群撕裂最負面而直接的影響，就是台灣競爭力的逐漸流失。在悲劇陰影下煽風點火的民進黨反而獲益最大，頗有點趁火打劫的味道。

從2024年民進黨再度贏得總統寶座，顯示二二八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或許我們可以理性地來探討這個歷史事件了。二二八官方論述一直存在許多爭議，尤其是事件性質、死亡人數、口述史料可信度，以及中共地下黨與左翼力量的參與程度這幾點。以下簡單敘述。

性質隨執政者不斷調整

試圖定義二二八性質的研究者不少，但反應出來的多是台灣目前認同混亂的現實。

事件發生之初，國府多以「事變」來定位，但參與群眾認為自己是為了保護鄉里而組織，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維護地方治安，政府貪腐無能，外省官員享盡特權，因此要求政治改革，卻遭到軍隊屠殺。

大陸方面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將事件定位為人民反對國民黨的起事，視為國共內戰的一部分。而早年獨派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皆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在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事件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Ralph J. Blake)報告南京大使館，表示「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美國的《波利論壇報》雖大幅報導「中國軍隊鎮壓民眾的暴行」，但同時認為三十二條要求「近乎要求獨立」，超出政治改革的範圍。魏德邁送交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將二二八視為「叛變」，因為反抗政府的群眾大肆破壞，造成巨大財物損失，也造成外省人的眾多死傷，要求國軍繳械並企圖組織政府。

最終影響二二八性質定位的還是政治因素。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開始籌備「二二八基金會」的成立與補償事宜。領導人道歉，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不管是「叛亂」、「起義」甚至「事變」都不再合適，總不能由政府來撫卹「起義革命」失敗者，取而代之，事件只能成為「群眾遭壓迫屠殺」。最終二二八紀念碑碑文定義：「因民眾要求政治改革引發的國家公權力大屠殺」。

2006年，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等人完成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結論是蔣介石為事件元凶，須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次之，其他軍政人員亦有責任；情治人員、半山、配合政府的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線民、告密者、構陷者也都要負責。張炎憲更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有計畫、有步驟地屠殺台籍菁英。這種說法很快得到陳水扁的贊同，認為找到真相。二二八紀念館中的常設展內容自2007年開始調整，官方論述也隨之轉換。

二二八死亡人數不斷上調

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一直是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之一。從最初楊亮功報告死傷2千人，到長老教會所提死亡10餘萬人，官方與民間的統計數據差異實在太大，但多為聽說或推測，可信度有限。國史館前修纂處長侯坤宏認為「官方低報數字，可能是未計算未經審判或非正常途徑死亡的人數；民間高估則可能是刻意渲染或道聽塗說。」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文中並無受難人數估計，但附錄中由陳寬政以人口學的統計方式，推算出約有18,000至28,000人死亡或失蹤，至今仍為官方承認的數據。這個數字與二二八紀念館實名補償的人數相差極大，畢竟到2006年為止，經過10年時間，提供達600萬台幣的補償金，也不過找出800多名死亡及失蹤者。

中研院院士胡佛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審議委員之一，他認為官方的傷亡統計，較人口學推估準確許多。白崇禧的宣慰報告當中，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二二八死傷總計1,860人。楊亮功與何漢文聯名提交的報告中死傷人數也在兩三千人之譜，其中公務員及軍警死傷比民眾嚴重，他們認為受難人數「絕對沒那麼多，這是完全誇大！」

陳寬政自己也表示，「然而這樣的推估有其缺點，二次大戰時有大量的台籍日本兵赴海外參戰，可能會在戰場上陣亡，所以這些數字也不見得準確」、「我們並不認為這些數字會比其他各種估計更準確可靠，…如果必須對這些推估下個結論，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結論』。」陳教授在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已盡力做出最好的估算結果；但這樣的數據竟被官方公認，造成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

在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名單中，死亡及失蹤共800多人，經本人研究，其中至少有5人未受難，其家屬卻領取補償金；而在1949年後因白色恐怖各種罪名遭槍決的有63人，也都被計入二二八受難人數之中；另外，各種有爭議的領取不在少數。兩、三萬人受難，只有千餘人提出死亡、失蹤申請，800多人最終領取補償，以人性的角度來看實在不合理，足見官方死亡人數的論述有很大問題。

為何二二八死亡人數這樣的「不解之謎」，讓藍綠雙方爭論多年？可能擔心受難人數直接影響事件受重視的程度吧。畢竟檢索《警察沿革誌》日本官方檔案中的紀錄，日據時期光是被警察處在台灣處死的人數就超過16萬，單一事件受難者超過千人的不在少數。遺憾的是，政府都沒有對這些事件進行追思或紀念。

口述史料的可信度較低

由於國民黨本身被視為加害者甚至元兇，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二二八研究相關檔案不可信，因而大量使用口述史料進行論證。但與檔案文獻相比，口述史料的可信度無疑較低，且受難者知道要接受官方訪談時，都認知到訪問內容與罪名的平反，以及當局正研議的賠償有關，都知道發言應該慎重，有所保留，不能隨便亂講。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褚靜濤表示：國民黨官方史料有編造的成分，但口述歷史錯繆處也不少，對這些史料必須批判使用，不能照搬照抄。既不必以官方史料貶低口述歷史的價值，也不必迷信口述歷史，而將官方檔案棄置一旁。

此外，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吳銘能提出，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部分內容經過重新編排，納入《高雄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在這個過程當中，編輯者刻意增添一些主觀用語強調悲情，甚至修改受訪者的原句，進行意識形態的改變。例如將當時慣用的「日據時代」改為「日治時期」，從非法占據變為肯定其主權；將加害者由「外省人」改為「中國人」，配合從省籍到民族的撕裂；有時也將「國民黨」改成「中國」，將民眾憤恨國民黨的情緒轉向整個中國。尤有甚者，在原句上添加「劫後餘生」、「餘悸猶存」、「逃過一劫」等詞語，這些都是原文中未見。

中共地下黨對事件的影響

台灣作家陳芳明表示，謝雪紅等台共的行動與中共沒有聯繫，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吸收的黨員至多不超過一百人，很難有所作為。陳翠蓮認為，二二八時台灣的中共黨員至多不過一百人，影響力有限。真正在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只有台北的學生部隊起義，但最後計畫胎死腹中；真正參與事件的謝雪紅一派，未受蔡孝乾的指揮，且受到仕紳階級的抵制；蘇新等人雖能影響王添，但當時皆不能算是中共，因此國民黨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咎中共，顯然是搪塞卸責。

但他們都僅著眼於「黨員」，而忽略了左翼「群眾」。而且可以看出，有點利用白馬非馬的論述，強調二二八事件與共產黨關係密切，但都是台共，極力撇清與大陸的關係。某種程度上，若承認二二八與中共關係密切，擔心會賦予國民黨的鎮壓有一定正當性。

左翼林書揚的看法，與幾位學者明顯不同。他認為台灣昔日左翼勢力強大，光是台共側翼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紅色總工會、台灣工友會等，成員就有5萬人，加上外圍組織也有約5萬人，能動員10萬群眾。若不是二二八事件倉促爆發，導致左翼力量在沒有充分部署的情況下提前發動，讓國民黨在事後提高警覺，開始全面追蹤而發動白色恐怖，台灣的左翼發展絕不僅僅如此。

台灣左翼人士當年在日本政府的強力鎮壓下，仍為了本地的文化、政治及經濟利益而奮起抵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當中，比起當時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由於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遭遇了最多的壓迫與傷害，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世間難有絕對的正義，以今非古也不符合學術精神，「轉型正義」不應變成勝利者對失敗方的清算鬥爭，甚至異端審判。期盼該事件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漢江師院校聘台籍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