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隧與雪墜的誦念裡
祈禱雪墜吧，真正能下一次大雪
大雪連接到海邊，海浪凝固成蕾絲滾邊
我們居住的島嶼仿佛穿上未婚新娘的禮服
所有的爭吵與不快，暫時都按捺下來
仿佛那樣才能真正的冷靜與清醒
認真的看一次蔣渭水醫生的傳記
他的一生，像一條公路，一個隧道
連接兩個時代，穿透歷史的障礙與迷霧
在黑暗中看見遠處一點慢慢靠近的光亮
聽到這島嶼先民的歌謠，丟丟噹仔
像水滴一樣，眼淚一樣，在笑聲中含淚
火車如水聲，如笑聲列列穿過隧道
勞動的、前進的、抗日的、祖國的、和平的
名字裡的水，水中的名字，像線一樣穿過針孔
這隧道是那麼長，年代是那麼新
經過八次通車典禮，八年的任期
經過一個不肖政客的笑劇，才通車
雪山在上面冷峻的忍耐的俯視著
人類欲望再次的貫穿原始的母體
這邊已是人口爆炸的新都市，大廈高聳入雲
那邊是水田鏡面上穿破出一棟棟春筍一樣的豪宅
漁民的捕魚區被太陽旗驅趕著，在海上飄浮
在雪隧與雪墜的誦念裡，在光明來臨前
祈禱雪墜吧，在冷靜與清醒的公路上
從1958年法國開始實施第五共和憲法至今，一共產生了七位總統，本書作者以介紹七位總統的書寫方式，呈現出近60年來法國左右共治的特殊政治體制。
縱觀中文世界介紹、描述法蘭西民族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和習俗的著作不勝枚舉，但對於法國領導人卻缺乏系統性的介紹。2015年底，由天津南開大學李曉兵副教授率領的寫作團隊傾力撰寫的《總統們：法蘭西第五共和》（以下稱《總統們》），正好可以補上這一塊空白。
李曉兵作為曾在法國留學生活的憲法學人，在離開法國之後的十餘年間，他寫過不少法國憲法的專業文章，也出版過法國憲法研究的專業書籍，據他說，《總統們》是他「研究法國憲法的一個副產品」。
《總統們》以法蘭西第五共和時期的七位總統作為基本線索：戴高樂、龐畢度、德斯坦、密特朗、席拉克、薩科奇和歐朗德，對每位總統所處的歷史背景、個人經歷及其承擔的特殊使命與責任展開描述。全書在輕快有趣的語言風格展開，每一個標題的設計既精準又扣人心弦，正如李曉兵在後記中所提，整本書既體現了濃濃法國文化的味道，也符合中國讀者的思維習慣。
力挽狂瀾的故事和人物總是最吸引人。《總統們》正是以力挽狂瀾的總統們為主角，來認識和解讀法蘭西第五共和的前世今生。此外，這本傳記並不是資訊的簡單羅列，而是通過對一個個事件的回顧，讓讀者都能體會這些總統們的所思所想，也能理解他們所承擔的歷史責任和使命。
他們也是普通人
戴高樂傳奇一生的介紹是本書的重中之重。書中描述了戴高樂對於法國第五共和基本制度的奠基性貢獻，其中「貝葉演說」和「第五共和憲法」兩節，對於研習法國政治體制、第五共和憲法及其實踐，極有參考價值。從第四共和到第五共和的轉換，憲法的制定和通過是其中的樞紐環節，1958年憲法實現了戴高樂「再造共和」、「重塑法蘭西」的政治理想。
為了讓讀者全方位瞭解這七位法國第五共和時期的總統們，書裡也不乏關於他們生活中的軼事典故，這些素材取自各類經典傳記和回憶錄，所描述的人和事都是經過考證的歷史事實。喬治‧龐畢度被比喻為「上帝的寵兒」，書裡的這一節重現了蓬皮杜幼兒時期的景象，他天資聰穎，繼承了父親的智慧和母親的嚴肅和剛強，超常的天賦、強烈的求知慾，再加上堅韌不拔的毅力，使龐畢度在同齡人中顯得出類拔萃。又如在對德斯坦介紹時提到一個小故事，德斯坦剛出生時，他的母親喜悅的喊道「我的小拿破崙！」這似乎預見了德斯坦後來的人生。
他們都是法蘭西之子
書中雖分為七個篇章對七位總統分別加以介紹，但整本著作前後貫穿，七位總統的政治舉措前後相銜，讀者可對法國第五共和政治體制有較為全面的認知。
法國的政體在200多年間變動頻繁，經歷了君主制、帝制、共和制的多次交替演變。目前法國實行的政治制度不是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也不是美國式的總統制，而是獨具創造性的「半議會制半總統制」。書中描繪了第五共和歷史上奇異的左右共治景觀：左翼的密特朗出任總統，右翼的席拉克出任內閣總理。密特朗在自己的14年任期內經歷了四年的左右共治，構成了獨特的「5+2」任期模式（五年左翼統治，兩年左右共治）。
《總統們》告訴我們七位總統都歷經困難，辛苦找尋帶領法國走向強盛的真理。書中描寫到戴高樂於關鍵時刻扛起「自由法國」的大旗，投身鬥爭，超越厄運，把報效祖國當作生命的意義。德斯坦在任七年，嘔心瀝血，引領法國實現歐洲宏圖；即便卸任，也努力用他的餘暉去照亮國家和世界。密特朗團結舉國上下的力量，要為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族大家庭創造條件。這一切證明，他們是「法蘭西之子」，人「因國家而偉大」。
抹不掉的中法情緣
書裡描述了戴高樂以勇氣和遠見促成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然而，命運卻沒有讓他實現到中國訪問的夙願；龐畢度完成了戴高樂的這一遺願，成為第一位來中國訪問的法國總統；德斯坦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悠久文化和歷史感興趣，是中法合作的推動者；密特朗曾三次訪華；席拉克和中國領導人約定要互辦中法文化年；薩科奇曾使中法關係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而今歐朗德的中法關係已結成中法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新階段。
法蘭西第五共和的七位總統彷彿如弄潮兒般，在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光影下，帶領著法蘭西人民遊走在世界浪潮中，總統們的個性和特質雖不能被固定的詞語描述和定格，但《總統們》這本書至少提供了讀者一個審視這些總統們的契機。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世紀中葉，大陸來台的曲家開始推動台灣崑曲之傳習，透過學校、政府與民間團體的不斷努力，崑曲藝術終於在台灣開花結果。
崑曲興起於西元16世紀明朝嘉靖萬曆年間的江蘇崑山，發展到17、18世紀清朝康熙、乾隆年間時，已成為風靡大江南北的全國性戲曲，19世紀道光年間閩粵移民來台，崑腔隨之傳入台灣，保存於儀式演奏中的13腔及北管戲中的崑腔。20世紀中葉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崑曲曲家與曲友們將大陸的曲會傳統帶進台灣，並進一步推動大專院校成立崑曲社團，教授學生拍曲並演出，崑曲藝術自此開始在台灣紮根成長。
崑曲1950年後在台發展
1949年由徐炎之、張善薌伉儷與曲家們組成台北「同期曲會」，亦稱大同期；1953年焦承允與夏煥新舉行崑曲清唱雅集，1962年改名為「蓬瀛曲集」，亦稱小同期。曲會成員輪值擔任主人，隔週週日下午聚會拍曲。由於徐、張二師在多所大專院校教授崑曲，所以當時參加「同期曲會」者以年輕曲友及學生居多，參加「蓬瀛曲集」者則以資深曲友為主。
學校崑曲社團成立最早者為1950年的北一女崑曲社，1957年台灣大學崑曲社成立，筆者於1972年加入台大崑曲社，隨徐炎之、張善薌二師學習崑生。之後各大專院校陸續成立崑曲社，除師大崑曲社由焦承允與夏煥新教授帶領外，其餘如政大、銘傳、東吳與輔仁…等校崑曲社均由徐、張二師指導，學生們從清唱拍曲到粉墨登場，畢業後更紛紛成立劇團，每年定期演出，開設崑曲傳習課程，擔起崑曲藝術在台灣傳承推廣的責任。
在曲會與學校社團傳承崑曲之外，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於1968年與中國文化學院張其昀院長創辦「中華崑曲研究所」，開展崑曲研究工作，蔣院長建議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設立崑曲組，推動崑曲教育，當時的國立藝專與中國文化學院也都開設了崑曲課程。
口傳心授之餘，焦承允老師特別致力於崑曲曲譜的整理抄寫與編纂：《蓬瀛曲集》上集、下集；《壬子曲譜》；《炎薌曲譜》以及《承允曲譜》。1976年再版《壬子曲譜》時，焦老師把我在台大公演《琴挑》的劇照選入曲譜中，並親筆題贈給習曲資歷尚淺的我。焦老師還協助張元和《崑曲身段試譜》的編訂，對台灣在崑曲教育與普及上有著極大的貢獻。
政府對崑曲的扶植
1992年3月，文化部的前身文建會開始舉辦第一屆「崑曲傳習計畫」，直至2000年10月第六屆結束後停辦。八年六屆的「崑曲傳習計畫」培養了400餘位學員，學員來自社會各階層，培育不少崑曲表演和文武場人才，其中京劇科班演員經過崑曲的研習薰陶，不僅深化其表演藝術，同時更促使台灣崑曲藝術向專業化方向邁進。「崑曲傳習計畫」對台灣崑曲藝術的保存、研究、演出與推廣有著深遠的影響。
1992年文建會、教育部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開始補助由中央大學承辦的「崑曲辭典編輯計畫」。崑曲號稱百戲之母，後起之地方劇種均受崑曲的沾蓋與影響，崑曲辭典之編纂對中國戲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92年至1998年完成音樂、表演、舞台美術、組織、演出場所、演出習俗、佚文傳說與大事年表等基礎研究之後，邀請兩岸戲曲學者專家聯合撰稿修訂，經過十年編纂，於2002年出版。這套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崑曲辭典》，為中國戲劇史研究樹立了一個重要里程碑。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對傳統表演藝術之保存政策轉以本土為主，使用台語即閩南語表演的歌仔戲、布袋戲與北管戲獲得極大的關注，屬「大陸劇種」的崑曲與京劇所能得到的資源則大幅減少。然儘管如此，民間崑曲傳習活動不斷，各級學校崑曲社活動蓬勃，民間崑劇團相繼成立，新象基金會引進大陸崑團來台演出，以及八年「崑曲傳習計畫」的加持，崑曲藝術在台灣業已生根、發芽、開花並結果。
民間組織對崑曲的推動
民間非營利組織對崑曲在台灣的推動亦不遺餘力，1993年新象基金會首度引進上海崑劇團來台演出，之後陸續邀請大陸各大崑團十餘次來台，觀眾反應熱烈，獲得「最好的崑曲演員在大陸，最好的崑曲觀眾在台灣」的佳評。
2004年建國工程文藝基金會與蘇州崑劇院、中國崑曲博物館、蘇州崑劇傳習所共同製作崑劇《長生殿》，首創崑劇在台灣以連演三天完整故事的方式演出﹔2012年基金會與台北愛樂電台合作，每週製作播出崑曲廣播節目「不只是崑曲」，讓民眾逐漸熟悉並喜愛崑曲。
2004年由白先勇與蘇州崑劇院製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兩岸崑曲、文學與美術設計界的菁英通力合作，引發全台的崑曲熱，該劇後赴大陸與世界各地巡演百場以上，演出結束後，觀眾紛紛起立鼓掌向崑曲藝術致敬。由於白先勇全心全力的投入，吸引年輕學子進入劇場觀賞崑劇，聆聽崑曲講座，加速了崑曲在兩岸的推廣。趨勢教育基金會於2008年捐贈台灣大學100萬美元，成立「白先勇文學講座」；2011年白先勇在台大開設「崑曲新美學」課程，同時，為讓對崑曲藝術有興趣的廣大民眾能接近崑曲藝術，趨勢基金會特別將課程作網路直播，讓全球朋友都能透過精彩的課程內容，進入崑曲美的世界。
國光劇團與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劇團，由於參與「崑曲傳習計畫」的團員不少，在年度公演中逐漸加入崑劇演出，如2004年在國家劇院首演的新編崑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是第一部台灣撰寫製作演出的崑劇，由台灣大學教授曾永義編寫，蘇州大學教授周秦編腔，後赴上海、廣州與北京演出。2008年國光劇團以新台幣壹元的價格，將《梁祝》的版權賣給了江蘇省昆劇院，展現兩岸崑曲藝術交流的情誼。
與博物館教育推廣結合
2009年開始，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指示將戲曲與博物館教育推廣結合，時筆者擔任教育展示資訊處處長，與同仁規劃了三年八檔文物與傳統戲曲結合的跨界活動─「故宮新韻」定目演出系列，首演經典崑劇《長生殿》，以故宮典藏之唐人「明皇幸蜀圖」、「宮樂圖」與唐代「銅鏡」作舞台美術設計元素。後相繼演出崑劇《牡丹亭》、《白蛇傳》、《皇帝看戲─康熙賞劇選粹》以及《荊釵記》…等，所有演出均與典藏文物結合，每檔戲演出三個月，並同步舉辦教育推廣講座與親子活動，將傳統戲曲表演藝術注入博物館的推廣教育中，不僅為文物增加了活力與生氣，同時也提供劇團演出機會，培養傳統戲曲觀眾，演出以來幾乎場場爆滿，可謂崑曲與文物及博物館教育嶄新而成功的跨界合作。
「故宮新韻」透過戲曲演出與系列教育推廣活動，將靜態的文物與動態的戲曲結合，觀眾隨著戲曲表演進入歷史的時空隧道，深入文物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脈絡；而戲曲也透過美麗的文物畫面，豐富了舞台美學，不僅為觀眾打造了戲曲與文物虛實相生的視聽饗宴，更為崑曲的保存、傳承與推廣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模式。
台灣自1949年崑曲同期成立，各級學校崑曲社團活動蓬勃；政府八年「崑曲傳習計畫」培育扶植下，民間崑劇團相繼成立；民間公益組織持續推動演出與傳習活動，發展迄今一甲子以來，崑曲藝術在台灣業已生根、發芽、開花並結果。
（作者係國立故宮博物院指導委員）
在兩岸分治長達60多年後如何統一，兩岸政府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筆者提出，兩岸統一的基礎在於兩岸人民共同建構「中華共同體意識」，首先要將排斥統一的台獨意識化解。
兩岸目前的台海分治是一種客觀事實，由於60多年的分隔，兩岸人民在觀念及意識形態方面難免產生差異，這也是不可迴避的現實。不過，把這種政治上的分治和意識上的差異固定化、永久化，並不合乎兩岸人民的願望和歷史發展的理性要求。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地找出一個共同點，作為兩岸統一的基礎，依筆者見，「中華共同體意識」是最有可能成為兩岸同胞都能接受的統一基礎。
一、關於「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內涵
所謂「中華共同體意識」，也即是「一個中國的意識」，它是世界所有炎黃子孫都認同的一種中國情結。因此，從廣義來說，它應包括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胞的中國情結、台灣中華民國同胞的中國情結、海外華人的中國情結。至於從狹義來說，這種中國情結又是建立在文化認知、民族情感、政治意願、經濟需求、強國慾望等因素基礎上的，這是就它的內涵而言。
(一)文化認知
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的華人，都認同於儒家文化為主體的華夏文化，並承認世界各地的華人都是同文同種。
(二)民族情感
兩岸同樣屬中華民族，從血統上講都是炎黃子孫，即源自共同的祖先，這種民族情感建立在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民族觀念基礎上，兩岸同胞應在這個基礎上走向統一。
(三)鄉土感情
從歷史認知角度出發，台灣為中國人開拓的疆土，居民絕大部分來自大陸。因此，大陸是台灣同胞的祖宗之國，絕大部分的台灣同胞對大陸都存有一份鄉土感情。「中國人應該幫助中國人」很大程度上是從這種鄉土感情派生出來的，這也是促進兩岸走向統一的有利因素。
(四)政治意願
從社會發展及兩岸同胞的福祉出發，未來兩岸應該和平統一在一個現代性國家的基礎上，這個現代性新中國的主要特徵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誠信、富強、繁榮。其中，民主法治是最根本的，而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法治，具體表現為統治者要根據被統治者的同意來統治，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要受社會的公權力，亦即法律的拘束。
民主政治強調的「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原則，就是現代性國家最基本的要求，這一要求是兩岸同胞民生福祉的有效保障。
(五)經濟需求
從建設現代性國家的角度來看，有兩個基本因素是至關重要的，即經濟的成長和社會的平等。前者是現代性國家的硬體，後者則屬軟體，而社會的平等又寓於民主政治之中。至於經濟的成長，更是能促成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因素。
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大陸消費市場大，人才市場也大，台、港、澳經濟均以大陸為腹地，出路在大陸。目前世界經濟均走向區域經濟，中、台、港、澳可藉經濟上的互相依存，利用兩岸四地強勁的經濟成長趨勢，首先建立中華經濟共同體，互惠互利，爭取在21世紀上半葉發行中華經濟共同體貨幣，從而擺脫近一個世紀的美元殖民統治，經過經濟上的聯合、貨幣上的統一，進而促成兩岸的和平統一，使大中國成為亞洲的主體、世界的巨龍，到時才可以說：中國人站起來了。
(六)強國慾望
渴望成為泱泱大國之民，這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同願望，也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目標。
就現實狀況而言，台灣如果脫離中國獨立，非但毫無國際地位可言，生存也會成問題；相對來說，大陸如陷入內戰，目前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將毀於一旦。因此說，兩岸如兵戎相見，將令中華民族萬劫不復，近兩個世紀以來的強國慾望也將成泡影。所以，兩岸領導人應以中華民族昌盛繁榮為重，精誠合作，促進中國和平統一。
二、關於「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外延
「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外延，理應包括台灣的中華民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海外華人的中國意識，但由於本文著重討論兩岸統一問題，因此文中所涉「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外延，只限於中華民國意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
這種意識可用北京曾經強調的舊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來蓋括。
這個表述凸顯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是唯一的、也是正統的意識。這種意識的依據，即是辯證法中對立統一規律的思維模式，從而將大陸本身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台灣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必須服從矛盾的主要方面。據此，北京制定了「一國兩制」作為兩岸統一的方針。
從這種「中國意識」出發，北京政府不只視台北政府的存在為其完成統一大業的消極因素，也是中國崛起亞洲，走向海洋發展戰略的巨大障礙。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日本─菲律賓這條美國圍堵共產主義勢力（主要是中國和北朝鮮）的防線上。
另外，台灣內部台獨意識高漲成為北京政府的隱憂，這些因素促使北京有非「拿下」不可的緊迫感。因此，北京容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是暫時的、有限度的，對台獨則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這也是北京要制定統一時間表的原因。
另方面，從國際社會來看，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作為中國的代表已被絕大多數國家承認。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成為正統的中國意識（最少也是中國的主體意識），也就順理成章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北京政府一再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涵蓋台灣。
而台灣的中華民國則提出其反駁的理由：即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國以來，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1949年遷台後，作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政權，而獨立存在又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共從未占領過和統治過台灣，沒有在台灣行使過主權，其對外代表台灣的主權從何而來？據此，台灣對中共所代表的中國主體意識採取排斥的態度，因而在自己的有效統治地區產生出台灣的中華民國意識，與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相互並存。
(二)中華民國的意識
作為有效統治權僅及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意識是一種複雜的多元意識複合體。它包括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傳統中華民國意識，也包含「本土化」的，也即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意識，同時還包括承認「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意識。
(1)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傳統中華民國意識。
有此意識的人認為，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以來，繼承了清朝以降的政統和法統，同時也繼承了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以來的道統，即從領土繼承、法統繼承和文化繼承方面強調自己是唯一可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但是，中華民國自1949年退守台澎金馬後，有效統治的國土大幅縮小，國際法所需要的領土、人民、政府有效管治權及外交能力這四大要件亦隨之縮小，特別是1971年後失去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其代表中國「正統」的合法性也逐漸消失。因此，在台灣，這種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傳統中華民國意識已式微，退居非主流意識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建基於台灣本土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意識。
(2)建基於台灣本土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意識。
有此意識的人既不希望統一於大陸中共制度（或「一國兩制」）之下，又不想獨立於中華民族之外的不統不獨意識。這種流派強調，目前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僅僅建基於台澎金馬的政府，其政權的合法性也僅來自於台灣2300萬人民的授予，它從經濟上的發展、政治上的民主化、自由化及社會結構方面的本土化著手，建構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以便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於不墜，這種努力確實使國民黨得以從「外來政權」成功地演變為「內在政權」，長期維持了執政黨的地位。
如從兩岸關係角度看，這種中華民國意識是指中華民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從國際關係角度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兩者結合起來很容易得出「獨台」的結論。這種獨台意識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操弄，便很容易與台獨合流，加上李登輝提出兩岸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陳水扁提出兩岸是「一邊一國」，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結論。
如此而來，獨台的中華民國意識又發生了分化。
(ⅰ)不以台灣為滿足的獨台。早先獨台派認為，中華民國暫時只有台灣，但不以現狀為滿足，而且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其領土範圍包括整個大陸中國，憲法增修條文和1991年制訂的《國統綱領》也規定以實現中國統一為目標，雖然不一定能以武力統一中國，但可以建設自由、民主、均富的新中國為指歸，這一目標不放棄，無論如何都不會走上台獨的道路。
(ⅱ)認為兩岸兩國的獨台派。新進的獨台派則認為，既然中華民國政權僅僅建基於台灣，同時與中共政權又互不隸屬，兩岸兩國已是事實，與其不統不獨，倒不如將兩岸兩國的關係公開挑明，這將有利於台灣中華民國在未來的發展。這一派的理路，實際上是在中華民國的名號下，以強調主權分裂而為台灣獨立鋪路。
李登輝推行的「精省修憲」、「務實外交」，便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可見，獨台的中華民國意識，其中包含著兩種發展的可能性，進可攻（走向台獨）、退可守（不放棄統一），因而它最為李登輝等執政國民黨人所樂取，即使在後李登輝時代，執政的國民黨人仍然堅持這種意識，繼續走李登輝的路線。
馬英九強調「不統不獨不武」；一方面強調不會搞台獨，另一方面又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走的正好是李登輝路線中退可守（不放棄統一）的一面，不然，台獨的勢力不可能在馬執政的八年中獲得長足的發展。
相信民進黨籍的蔡英文上台後，雖不至於明目張膽搞台獨，但將會執行李登輝路線中的另一面，即進可攻（走向台獨）和堅持強調「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台灣主體」意識。
三、「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建構
就目前的兩岸關係而言，如欲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從「國族認同」的統一著手，亦即將兩岸人民中存在的多種意識，統一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這一「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基礎上。這種統一，既非統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識」，也非統一於「中華民國意識」，而是統一在兩岸人民所共同締造的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中。這種具現代性的中華民族國家意識，即是建立在國族認同基礎上的「中華共同體意識」。因此，兩岸統一的過程，既是「中華共同體意識」的建構過程，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性國家的建造過程。正確的方向，應該是兩岸都圍繞著建造現代化的新中國這一目標而統一。
今天中國的統一，不是兩岸政府誰消滅誰，誰吃掉誰，而是在雙方政府同意，兩岸人民自願的基礎上謀求再結合（台灣與大陸曾於1945年至1949年實現短暫的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互信對稱的「中華共同體意識」是未來統一的關鍵所在。
在建構「中華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最為困難的是如何將排斥統一的台獨意識化解，並納入中華共同體意識之中。
筆者認為，對台獨意識的疏導是兩岸統一中最艱鉅的任務。為此，作為承載主體中國意識的大陸政府，首先必須正視台獨意識的產生及其根源，從而以積極的方法化解之，並將其納入「中華共同體意識」中，成為中華意識的一種落空。
對於台獨意識，如仔細加以分析，可將其分為「本土化意識」與「抗爭意識」兩部分。
所謂「本土化意識」，就是台灣人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的一份感情，這種鄉土感情並不構成與中華意識的對抗，如能善加疏導，這種鄉土感情（也即是「本土化意識」）可以是中華意識的落實，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至於「抗爭意識」，則往往是在壓力下形成的，或說是對壓迫的一種反彈，壓迫愈甚，反彈愈強，由「抗爭意識」轉化為「反判意識」也即是分離主義的意識，這是必須用智慧加以化解的。
嚴格說來，台獨意識實際上是由「本土化意識」與「抗爭意識」相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分離意識」，而台獨意識的發展是由於國民黨的政策出了問題，這一議題有深入探討之必要，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故從略。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1874年3月，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出兵侵犯台灣，這是近代中日關係上發生台灣問題的濫觴。1895年4月，日本經由甲午戰爭，逼迫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嶼，日本隨後在台灣開始50年的殖民統治。
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相關規定，日本必須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
由於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從此海峽兩岸分治。1951年9月，美國刻意排除海峽兩岸當局參與，主導絕大多數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國家跟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該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嶼的一切權利，卻隻字不提將台、澎歸還給中國，明顯違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協議。1952年4月，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
1971年10月，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日本政府希望盡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年9月29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8月，中日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確認《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1998年11月，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日方「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這三份文件，從政治上、法律上及歷史事實上，解決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
然而，日本外交政策追隨美國，奉行「以台制中」戰略，一再修正「美日安保同盟」的定義，矛頭針對中國大陸。又由於台灣位於日本進口中東石油及各類資源的航線上，日本擔心台灣如與大陸融合，會威脅其「海上生命線」，遂希望兩岸保持分裂狀態；同時，日本社會存在「台灣情結」，因此，中日台關係始終存有以下問題。
一是將台灣列入美日安保範圍。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措施法》等相關法案，企圖以向美國提供「後方支援」的形式，建構美日聯合干預台海局勢的戰略架構。2005年2月，美日安保2加2會議將「台灣海峽的問題」列入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這意味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即可配合美國武力介入。
二是提升交往層級，加強政治關係。2001年4月、2004年12月，日本允許李登輝以「治病」、「觀光」名義赴日活動，創下台灣卸任領導人赴日的先例。2003年，森喜朗訪台，成為首位訪台的日本前首相。
三是開啟戰略對話，開展軍事互動。2001年起，台日加強了軍事指揮、通訊和情報合作；2002年，日本允許自衛隊退休將領以個人身分參加台灣的軍事演習；2003年日本派自衛隊少將以「提前退役」形式駐台，台灣也首次派將軍級軍官常駐日本。
近年來，日本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疑慮加重，右翼保守勢力抬頭，安倍政府乃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的力度，繼續利用台灣牽制中國。
1970年代台灣出現一份批判性的刊物，從第三世界的視野審視長期被籠罩在反共思維下的台灣。主編《夏潮》的蘇慶黎和主持紐約《台灣與世界》雜誌的作者，兩人有著兩對父女的故事，兩代人的台灣歷史。
一
我跟慶黎的交往並不深，在她生前我們在台灣或美國只見過幾次面，但我總覺得自己跟慶黎有種特別的連繫，也許因為我們是同時代的人，身上都帶有些許那個時代的陰影。
慶黎出生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她因而有一個樂觀進取的名字。慶黎的父親蘇新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創始黨員之一，在殖民統治者的牢獄裡渡過大半青春歲月，隨著日本戰敗台灣回歸祖國，中年晚婚喜獲一女，慶黎的名字正是他當時的心情寫照。比她早一年，在戰爭結束之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有一個相對消極，甚至有一點宿命，但又潛藏著無限期待的名字，源自老子道德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這反應的是我父親（葉榮鐘）當時生活在軍國主義籠罩下的心境。這是我們上一輩承受台灣命運重大轉折之衝擊，而留在我們身上的烙印。
歡慶黎明的樂觀是短暫的，一枝鐵筆活躍於光復初期新聞界的蘇新，在228事件之後亡命天涯，隨著白色恐怖年代的蒞臨更不得歸鄉，後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直到死別，再沒有團圓的日子。我的父親雖然從此落寞一生，終能夠在晚年振奮完成述史之志。
然而，接下來38年的戒嚴時期，在我們的生命中就絕然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報紙上頻頻報導匪諜與叛亂的案件，那些被判刑、被槍斃或是自新的，我們或許一無所知，或許略知一二，但他們肯定是某一些人們的親人、朋友、鄰居、同事、老師或學生。白色恐怖這個抽象名詞在我們的童年並不流行。有時大人們突然壓低了嗓門或是中斷、轉換話題，任由模糊與曖昧浮游在空氣中，有時他們痛罵國民黨和蔣介石，或是不勝唏噓地懷念那些不在人世、失蹤、放逐他鄉或是遠在綠島的老朋友。但更多時候他們沉默鬱抑。而我們就在這樣一種不確定的氣氛中長大。
長大了的慶黎瞭解了自己的父親，那個無法與她和母親團聚的父親，也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在親美反共的政權底下，在人們噤若寒蟬的戒嚴時代，她辦了一份刊物，從左眼的視野，追溯到30年代世界思潮下的台灣史與文學，她將知識與理論落實到草根的現實社會和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長大的我則來不及追問自己是誰，已經離家遠行。我披掛著反共親美與傳統封建養成的思考模式，落腳到一個陌生的國度，等待我的當然不是美麗新世界。在那跌跌撞撞、徬徨、摸索的歲月，慶黎所主編的《夏潮》影響我及許多同時代的人，鼓起勇氣去追問一種更為開闊、寬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二
1978年11月初我返台奔父喪，與慶黎的初次見面也是在這段時間。慶黎早在接掌《夏潮》之初，曾偕李南衡拜訪父親（葉榮鐘）邀稿。完成《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之後，父親在黨外刊物寫了一系列的抗日台灣人物群像，但《台灣政論》等均壽命短暫，沒辦幾期就被查禁。《夏潮》出刊的時期，父親的健康已經大不如前，終究沒有為《夏潮》寫過文章。他辭世後，慶黎選了兩篇他早年發表在「南音」的反戰舊文，刊登在《夏潮》1979年的元月號。不料，這竟是夏潮的最後一期。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中共正式建交，台灣的政治局勢頓時緊張起來，一場熱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也驟然中途停辦。跟慶黎見面的那天早晨，我在北上的火車上，已經從報紙上讀到黨外元老余登發被逮捕的消息，來到夏潮雜誌社，我更感覺到一股肅殺而不安的氣氛，幾個年輕人在他們的座位上低頭安靜地工作。我在慶黎辦公室裡一把破舊的藤椅坐下來，她壓低了嗓門跟我說話，我們邊吃便當邊聊，兩人都有點心不在焉。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慢得有點令我發慌，慶黎點起煙來，一根接著一根，空氣越來越沉悶了。突然桌上的電話大響起來，那一頭是陳鼓應從高雄橋頭打來的。掛上電話，慶黎立即站到椅子上，興奮地大聲宣布：「我們終於做到了！我們在高雄橋頭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國民黨非法逮捕余登發。」
黃昏的時刻，我懷著一股難以按耐的興奮離開慶黎的辦公室，一部吉普車停在巷口，車裡面兩三張面孔還有一架照相機，都朝著夏潮的大門。幾天之後，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踏上旅途回到美國。不久我就從美國的華文報上得知，國民黨當局查禁《夏潮》，勒令停刊，情治人員並進入辦公室搶走雜誌。接下來的一年，黨外民主運動節節升高，到了年底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當局全面鎮壓進行大逮捕。我從報上讀到慶黎被連續審訊了六個晝夜，夏潮辦公室裡她那肩頭削瘦的背影，似乎就在我的眼前浮現。
三
1981年的夏天，我隻身出發到北京。我有一種搶救歷史的急迫感，想請蘇新口述日據下台灣共產黨運動史。而那年11月，蘇新就去世了。
盛夏的北京很悶熱，蘇新的健康很差。他不僅瘦弱還有嚴重的肺氣腫，說不上幾句話就需要休息，我只能隔一天或兩天跟他談一個早上。他早年胃潰瘍，手術切除了大半的胃，每餐只能吃個小饅頭、豆腐、魚、喝點粥。他的眼睛也不好，一眼已經失明。但他的精神很好，沉靜、堅定而且開朗。他一生坎坷沒有過舒適的日子，日據時代坐牢，國民黨時代逃亡，共產黨時代下放勞改，但他沒有一點怨氣。
於是，他就說著他的時代的人和事，他也要我說故鄉的事和人，說他的老朋友們─我認識的、不認識的。他最想要聽的，其實是慶黎和她的母親。當我滿懷歉意地告訴他，我其實從未見過慶黎的母親─蕭不纏，而且慶黎並不知道我有北京之行。
他神情平靜地清了一清喉嚨，自己慢慢地說起和蕭不纏女士的舊事，從結婚說到慶黎的出生，說到2.28事件之後一起逃亡，藏匿上海兩個月後不得不分手，慶黎和母親回到台灣，而他轉到香港，那是1947年的夏天。最後他說到，分離之後輾轉到了北京，因為幾次病倒動手術住院無人照料，慶黎的舅舅蕭來福極力促成再婚。他的聲音變得微微的抖動，我默默地聽著，不知道該如何接腔？這一幕歷史的悲劇應由誰來負責？
離開北京的時候，蘇新交給我一批手稿，要我將來交給慶黎，其中有一疊厚厚的是《閩南語研究》。他說過去在台灣日本人的監牢裡就有滿腦子台灣話的問題了，到大陸後因長期工作上的需要，又重新拾起研究，而在退休之後寫成的。這些手稿與蘇新口述的錄音帶我保存多年，一直到1986年慶黎和我在美國重逢時，才交給她。經過許多朋友的努力搜尋，慶黎終於能將她父親的文稿集結成《憤怒的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在解嚴後出版。而我根據蘇新的口述寫成的〈蘇新與日據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二二八前後的蘇新〉及〈蘇新回憶錄〉也收入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
四
最後一次與慶黎見面，是2003年2月在她花園新城的公寓。那時她已經生病了，看到她瘦得像根火柴，寬鬆的褲腰要用一條帶子紮起來，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但她依然熱情積極樂觀，興致勃勃地問各式各樣的問題，信心十足地談著她手邊進行中的幾個寫作計畫。
這是我和慶黎僅有的一次長談，我們談當年辦雜誌的甘苦經驗。我們也談到父親，一個是因有一個繼承自己志業的女兒而驕傲，卻無緣見面的蘇新。而另一個是自認一生壯志全盤盡輸，只剩下家這個最後的堡壘，卻又把長大的孩子們送出國放生的葉榮鐘。以及，我們那一種再也沒有機會與父親對話的遺憾。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蔡瑋老師6月20日早晨7點多離開了。多麼希望可以不要寫這樣悲傷的文字。
一
我從未真正師從過蔡老師。
但從十幾年前，跟蔡老師在艷秋姊的新聞夜總會同台，至今，立場不曾更改的人少見。
英姿煥發的蔡瑋老師，立場沒有改過。
稱他為老師，值。
原本幾位老師一起飯敘、茶敘、咖啡敘、披薩敘，蔡老師常是吆喝聚會的那個人，而我是老師們的小跟班。
但去年幾次總不見蔡老師，再見到，蔡老師卻陡然清瘦許多。
去年蔡老師被迫離開民主基金會後，鬱鬱的他，同時已經發現癌第四期。
無法想像他當時的心境。
二
儘管已經骨瘦如柴，蔡老師病榻前，為了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依舊怒髮衝冠。
病榻前，心心念念的，是他愛的那個國家，中華民國的苦難未殷。
那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那個八年浴血抗戰，光復台灣的中華民國。
那個在台灣承受著歷史的重量，卻被利用羞辱，不被承認的國。
在蔡老師病床前，只能說笑話。
但家國天下之事頹唐，風雨飄搖，識者心憂。
三
他常說，自己是台灣最後一代中國人了。
為了苦難的國家，終有復興的一天；為了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樣一個念頭，在台灣，忍辱與任謗，不過尋常。
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辱罵踐踏，也只能甘之如飴。
老友紀欣在病床前安慰他：「 別不甘心看不到統一。我們這一代人或許看不到統一，但我們已盡力了，所以不必感到遺憾。」
邊笑語，眼淚卻忍不住潰堤。
四
蔡老師已經許久無法進食，常說要大家幫他記住食物的好味道，吃完好吃的東西，拍張照片給他看。郭冠英於是帶了一包旺旺仙貝給他，不能吃，看看也好。
想起以前和老師們邊吃披薩或牛肉麵，邊臧否天下事的情景，啊！人生如夢。
五
張麟徵老師家是我們的根據地。
不學無術的我，在蔡老師與幾位我素所敬重的老師們身邊，總執弟子之禮。
小子狂狷，以老師們的同志和戰友自居，濫竽充數，夸夸其辭，老師們卻不曾以我學養不足，總把我當自己小孩子疼惜。
每每總與幾位老師在張老師家裡縱橫宏論，興之所至，長談竟日，不知夜之將至，從午餐到消夜。
常覺若能常常聆聽幾位學養深厚的老師講論，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六
去年因為柯文哲洋洋得意去上海參加雙城論壇，張麟徵老師和我聯名寫文痛批，這是柯文哲對「九二共識」的繞道手術，將為蔡英文開啟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旁門左道。蔡老師隨後加碼一篇，痛批柯文哲。
這些，其實不過是黑夜深沉裡，孤零零的夜啼罷了。
寫時，心裡深知，對大局是撼動不了的。只存了萬分之一的想頭：會不會有人可以明白？
而其實，只是想存下一個歷史的見證。
許多事，話都說在前頭了。但歷史，不走到盡頭，是不會轉彎的。所謂先知，在家鄉，當然不受歡迎。
病榻前的蔡老師，每每講起這一場筆仗，總是眼睛發亮，意氣風發。彷彿可以坐起來，健筆如諍言，熱血如沸。
我說，蔡老師，趕快好起來，我們再繼續戰下去。
雖然我們只是小小游擊隊，砲火微小，但耀亮天際，可少不了蔡老師。
七
蔡老師喜歡帥帥耍酷騎車。跟蔡老師約定，要他趕快好起來，我一定排除萬難，陪師母跟他騎機車環島。
笑說他是英雄，所以全程環島騎重機，英姿勃發。
我呢，不過是卒子一名，騎一小段小綿羊就差不多了。小卒仔乃是襯托英雄用的。
語畢大家撫掌大笑。老師瞇著眼睛，嘴笑得彎彎的，彷彿已經騎著重機在環島公路上，吹著風。
我看著他枯瘦的身軀，心裡流著淚，卻只能歡顏以對。
八
蔡老師一生謙謙君子，無愧於國，無愧於心。
師母那天說： 「 理智上和感情上，我都認為你最帥。」
他的愛女請長假從美國回台灣陪侍身邊。
他的老友們都依依不捨。
老師，值了。
朔風野大，老師，一路好走。
中華民族，這個苦難民族的復興與幸福，我們一定看得見。
我們終將再見。
我們終將再見。
現在的您，終於可以放懷吃喝了。
智賢敬您一杯！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6月20日，未滿65歲的蔡瑋不敵病魔在萬芳醫院辭世，令作者悲痛不已。於公，蔡瑋是一位理念相同的夥伴，於私，蔡瑋是一位情如手足的好弟弟。
雖然有家人親友的陪伴與鼓勵，自己也有抗癌到底的決心，但還是不敵病魔的折騰，蔡瑋終於6月20日離我們而去。
去年夏天就覺得蔡瑋有些消瘦、憔悴，提醒他，總說是運動減肥的結果。後來抱怨腸胃不舒服，開始節制飲食。一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剛剛去萬芳醫院看腸胃科，檢查的結果好像是胰臟癌。他有點淒涼地說：「老師，我可能提早畢業，要和你們說再見了。」聽了很是震驚，但還是故作鎮定，一直拿許多類似的案例鼓勵他：那也不見得就一定不治，許多得病的人如今都還活得好好的。
此後蔡瑋開始了辛苦的求醫過程，從台灣到大陸，從西醫到中醫，從順勢療法到民俗療法，但始終不見起色。
5月中旬一個晚上，接到蔡太太秋娥電話，告知蔡瑋已因腫瘤太大，將十二指腸堵塞，不能進食，還不斷嘔吐，住進萬芳醫院。電話中秋娥不斷哭泣，語氣惶恐，充滿焦慮，我深深體會到她的無助與驚恐，因為我曾有過相同的經驗。
蔡瑋原本同意做十二指腸繞道手術，至少能進食，增加抗癌的體力，但是後來他又放棄了。從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一個月中，去看了他許多次，情況一次比一次差，覺得他的生命正一點點流逝，家人、朋友、醫生都束手無策。
剛正不阿、嫉惡如仇
蔡瑋住院後，朋友都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不勝唏噓。蔡瑋是一個正直的人，為人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他的專長在國際與兩岸關係，無論是在政大國關中心做研究工作，或之後在中國文化大學任教，他都十分用心，長年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及《中國時報》寫政治評論文章，更是犀利到位。
蔡瑋精力無限、生性活潑積極，與駐華外交人員與國際媒體交往頻繁，維護中華民國的權益不遺餘力，對台獨分離主義則是絕不容忍。
在擔任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時，他曾多次幫助立場偏統的民間團體取得活動經費，這當然與該基金會中的綠營董監事意見相左。但他最大的心願則是追求兩岸的統一，甚至在病榻上，猶叨念著時局，其執著可見一斑。
往事歷歷在目
1995年1月，我赴上海張家港參加兩岸一個小型座談會，在那趟旅行中結識了蔡瑋。猶記得在上海出關時，蔡瑋狀似緊張地跟我說：張老師，收好妳的護照，馬上共匪就要檢查台胞證了。蔡瑋的話被海關查驗證照的人聽到了，後者也不失幽默的說：別緊張，不過就是共匪遇到蔣幫罷了！大家哈哈大笑，化解了幾許尷尬。
蔡瑋之後也偶然用「共匪」形容大陸，但兩岸朋友都知道那是一句戲謔話。1951年在台灣出生的他，始終堅守著中華民國公務員的立場，但他不諱言嚮往兩岸早日統一，並希望自己能在統一大業上有所貢獻，讓中華民國定位能在兩岸平等協商中獲得合情合理的解決。尤其，這兩年看到國民黨內紛爭不斷，台灣主流民意又有偏獨傾向，心中難免焦慮不已。
此後，常常和蔡瑋在兩岸學術會議上碰頭，因為理念相同，格外投契。蔡瑋與我弟弟同年，我拿他當弟弟看待，他也真把我當姊姊一般照顧著。在黃秀日（蔡瑋稱他為師丈）生病、去世的那一段日子裡，他們夫婦經常來家裡跟我聊天、陪伴我。
有情有義、俯仰無愧
蔡瑋一生最大的痛，應該不是自己罹癌，而是兒子逸儒的早逝，白髮人送黑髮人。那幾年，蔡瑋常常提到逸儒就不能自已，悲懷難遣。
他誇兒子英俊聰慧，痛惜其英年早逝。這幾年提起的次數少了，但只要看到他仍常常以蔡逸儒的筆名發表文章，就知道他心裡的傷痛仍在。時與不時，要自慰式的舔一舔傷口。
好在還有懂事的女兒孟潔，雖然遠在美國就業，畢竟是蔡瑋與秋娥的精神支柱。提起女兒，蔡瑋常常得意的說，這個小妮子，現在每月薪水比我們夫婦兩人加起來還多很多。以女為傲的神態在話語中顯露無遺。
每年兒子忌日，他們夫婦倆都赴美與女兒團聚，探視並陪伴亡者，父母子女的關係十分堅實。
蔡瑋一生，也許談不上轟轟烈烈，但是有情有義，俯仰無愧。他是一個有為有守的公務員、認真研究、教學的好老師、熱愛國家民族的好國民、盡責的先生與父親、可以深交談心的好朋友。他雖然先走了，但只要仍活在我們心中，就沒有走遠。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2015年12月8日，輔仁大學在台慶祝創校90週年校慶。海峽兩岸及海外的輔仁校友都希望這一所創立於1925年北京的學校，能在北京復校。
子曰：「必也正名乎」。從北京到新莊，輔仁大學不曾改名，只是在環境的逼迫下，贅前語屢有變動。輔仁大學是宗座的天主教大學，法定全銜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羅馬教廷的正式名稱為天主教輔仁大學，簡稱輔大。
北京輔大飽經歷史淘洗
1913年英斂之在北京西郊香山靜宜園成立輔仁社，招收天主教青年，授以經史百家之學，儼然私塾之姿。英斂之自述輔仁二字取自論語顏淵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就是君子以知識結交朋友，以朋友輔助仁義；期望學子們藉著學問，集合志同的朋友，共同發揮仁道的精神。
1918年，因經費拮据而停辦輔仁社。教宗聖本篤15世對在中國創設公教大學始終關心，屢派特使來華視察，晤見英斂之，聽取其創校願望。後來，委請美國本篤會進行在華創辦公教大學，1923年全美本篤會決議承擔建校責任。1925年，奧圖爾神父被任命為北京公教大學校長，永租濤貝勒府為校地，成立大學預科，取名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又名國學專修科，有23位子弟註冊到課，同時呈報北洋政府教育部立案。
1927年，首次董事會決議更名為輔仁大學，全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8年因應政治情勢，改名為私立北平輔仁大學。1933年，全球經濟恐慌，輔仁大學的基金貶值，本篤會難以為繼，教廷要求源自德國的聖言會接辦，直到1952年關閉。美國本篤會承辦在先，德國聖言會接手在後，一美一歐，國際性十足。
日本占領期間，北京的大學多數被迫關閉，其他在日本監督下繼續開課的大學都不受學生歡迎，輔仁大學則是例外。這所國際性的大學，外籍教師中很多為德國人，德國與日本有結盟的關係，繼續開課，即使很多美籍神職教師被逮捕入獄，仍能捍衛學術自由、保護愛國師生、反抗日本人的威權，普受學生歡迎。
1945年戰爭結束，情勢丕變，德籍神職人員遭驅逐。由於輔仁大學是由沒有國籍色彩的聖言會管理，於是把德國籍神父派至其他國家，調派美國籍的聖言會士擔任教職，繼續維持營運。
1950年10月12日，輔仁大學正式被大陸的中央人民政府接收，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敘倫曾說：「身為教育部長，今日我希望表達我們對教會的感激之情」，並且承諾認真經營輔仁大學。然而，1952年暑假，大陸高等教育重新規劃，輔仁大學8個學系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其他學系分別被併入北京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京法政大學等校。校址被納入北京師範大學。
在北京消失的輔仁大學，幾年後，在台灣重新發芽。
北京校區具中國庭園旨趣
輔仁大學在北京的校地，係於1925年3月20日以一次付款16萬元而永租的條件，取得清朝多羅貝勒載濤府第的土地及房舍，作為大學校址，佔地65畝，相當於4.46甲。1952年輔仁大學被解散後，原先北京內城內五區、在定阜大街1號濤貝勒府的校園，被併入今日的北京師範大學，迄今仍供該校教師培訓學院繼續使用，但內有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清朝濤貝勒府前身是18世紀初康熙皇帝的第15子愉恪郡王胤禑的愉郡王府，18世紀末乾隆時期轉為權臣和珅的宅邸，和珅失勢後被賜給了恭親王奕忻；到了20世紀初，醇賢親王奕譞的第七子載濤過繼給鍾郡王奕詥為嗣，承襲貝勒爵位，遷居愉郡王府，然後擴建為濤貝勒府。民國後，輔仁大學適時伸出援手，沒有淪為商場或住宅，保留了文化的氣息。
當年比利時傳教士格里森設計的輔仁大學，融入了中國的建築元素，充滿中國庭園的旨趣。校園曾被描述為：其雕欄畫棟之清麗細緻，正如南北朝詩中的宮廷派，其松柏之優雅靜謐好比唐詩中的田園詩，其亭廊之曲折委婉又有幾分似宋詞中的小令，其野花小草，無意拈來還有些許元曲的俏皮嫵媚，清雅況味，是京城中極罕見的。
現在的濤貝勒府已被一分為二。南半部的馬圈、空地及花園，經建築師規劃，成為輔仁大學舊址，門牌號為定阜街1號。北半部的住宅區，則成為北京市第13中學的校舍，門牌號為柳蔭街27號。
新莊浴火復校有成
1956年，北京輔仁大學的400多位校友在台灣成立校友會，以重建輔仁大學為第一要務。時任教育部長的張曉峰於成立大會上公開聲明：輔仁大學如有請求，當特准其復校。校友會乃向教宗聖座庇護12世呈遞請願書。
離開北京後，聖言會不曾放棄輔仁大學，1958年擬定在台灣復校的計畫。幾個月後，教廷傳信部認為，邀請曾在中國傳教的修會團體共同在台灣經營一所天主教大學，應是可行的事。1959年，于斌主教被教宗聖若望23世任命為校長；1960年，于校長邀請耶穌會參與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計畫。
於是，教廷教育部令聖言會、耶穌會及天主教中國主教團（中國聖職）共同主持在台復校計畫，輔仁大學從此形成三個單位共治的局面，教學、行政、財務、訓導（學務）、宿舍各自分立，採取聯邦制，設置相當於副校長的三名院務長，形成台灣教育史上唯一的體制，實際上就是三個大學。直至2002年8月1日才正式合併，三個單位分立的體制走入歷史。
1961年教育主管機關准許成立，9月哲學研究所招收第一屆學生。1963年下學期，新莊現址的校舍陸續完工，新生在此上課。依當時的法律要求，全名為私立輔仁大學；1974年，法條變動，改名為財團法人私立輔仁大學；2013年，合併基隆市聖心中學，更名為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合併基隆市聖心小學，更名為輔大聖心國民小學，因此再次更名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意指，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辦理大學、高中與小學等三所學校。
經過90年歲月的焠煉，輔仁大學現有26,097名學生、716位專任教師、610位行政人員，圖書館館藏超過百萬冊。土地面積是34公頃多，相當於35.4甲，是北京校地的8倍。
天主教修會在台灣辦理的高等教育學校，除輔仁大學外，還有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雖由台北總教區捐贈土地，羅光總主教及續任狄剛總主教支持，並代為籌募部分經費，也把天主教聖經融入校訓之中，但不是天主教辦理的高等教育學校。
校友期盼北京輔大復校
儘管已於1961年在台灣復校，接續北京輔仁大學的血脈；然而，希望在北京原址復校的呼聲不曾中斷。1984年，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成立，經過審批，把會址放在輔仁大學舊址內。中國大陸第一位物理學女碩士、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的王光美校友，曾於1987年提出此議。2012年3月，第11屆第五次全國政協委員高抒教授提出建議：恢復包括輔仁大學在內的教會學校，並具體建議朝著民辦大學的方向規畫，引發現場熱烈討論。
恢復北京輔仁大學不單是海內外校友的希望，也是台灣輔仁大學的期盼。大陸改革開放後，台灣輔仁大學歷任校長均親自造訪過北京原址，北京師範大學主管多次表達樂見其成的態度，至少先恢復輔仁之名，成立輔仁學院。
輔仁大學若分北京、新莊兩個校區，有兩個前例可循。
1888年美國的新教教會在南京創辦金陵大學，到了1952年，同樣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以院系調整的名義，各學院系分別併入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工業大學、東南大學等地，校園歸南京大學使用。經過各方的努力，雖然未恢復金陵大學，但1987年3月依託於南京師範大學正式成立了金陵女子學院。
還有湖南聖經學院的例子。1917年，美國洛杉磯聖經學院(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les, BILA)在長沙市繁華地段的韭菜園，設立了該校的湖南分院，後正名為湖南聖經學院。1937年10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租借當時全湖南最講究氣派的湖南聖經學院，作為校本部使用。1938年11月8日，先遭到日軍飛機轟炸未損，接著逃過長沙大火，湖南大學中文系和外文系還曾搬到該學院一陣子。1951年，湖南聖經學院被併入北京燕京神學院，校舍被湖南省政府占用，人員星散。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洛杉磯聖經學院向中國要求補償當年的損失，獲得相當的回應。1990年，經過官方的審批，湖南教會在長沙恢復湖南聖經學校。1993年在馬王堆鄉新橋村購置老村部2畝多地和一棟兩層樓房。1998年底，教學綜合樓建成，大約可以容納學生100餘名，學制亦改為三年聖經專科。
輔仁大學恢復北京校區，在技術上及程序上完全可行，且符合兩岸人民的期望。
在民辦的前提下，其承辦單位可以是大陸的天主教機構、民間獨立的董事會或台灣的輔仁大學；運作的模式也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例如北京、新莊兩個獨立的大學，只是同名，分別運作；或兩校學生可以在兩地校區交換學習，例如新莊輔仁大學新生可在北京輔仁大學校區上課，第二年回新莊校區學習專業科目，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模式。筆者相信，北京輔仁大學如能復校成功，兩地校區可採取相互學習密切交流的模式，勢將對兩岸教育交流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作者係台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從史料可知，1943年的開羅會議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蔣中正主席多次洽商的結果，而且，蔣主席在開羅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對戰後盟軍處置日本有重要的影響力。
結束在美國和加拿大演講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1943年6月24日，第三度訪問白宮，向羅斯福總統及其夫人辭行。隔天，蔣夫人電告蔣中正主席會晤羅斯福洽商結果如下：
「一，羅斯福允派兩師赴緬作戰，於9月準備完畢。二，據告邱吉爾對 由緬南海路之總攻勢，仍未熱心贊同。三，邱吉爾心目中僅有英、美、俄三強國，將中國擺於門外，羅斯福詢問將來會晤時，是否約邱吉爾參加，答可以由彼與兄（指蔣氏而言，蔣夫人在函電上皆稱蔣氏為兄）直接商談。」等等。
羅斯福曾於6月間提議舉行中、美、英、蘇四強會談，並請蔣氏親自參與，但蔣氏以時機不宜，未及應允；而如前面所述，蔣夫人向羅斯福辭行時，羅氏重新提出欲與蔣氏直接會晤的要求，蔣夫人回國之後，羅氏於7月4日電報蔣氏此事，電文曰：
「鄙人與蔣夫人交換之各種圓滿談話，蔣夫人當將告知於閣下。蔣夫人知鄙人之切望與閣下於今秋相晤與談話。鄙人深信吾人相見殊為重要。倘蒙汝允，鄙人將建議吾人相見於重慶與華盛頓之中途地點。尊見如何，並乞惠復。」
對於羅氏電邀，蔣氏覆電如下：
「閣下與內子談話情形，已由內子見告。……中（蔣氏自稱）雅欲於最近將來與閣下相晤事，蓋多年以來中即望能與閣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種問題。中茲建議，時間則在9月以後，任何時日皆為適宜。其地點為渝、華（盛頓）間某中途地點亦完全同意。倘有提早會晤必要時，甚望於中離華前至少10日惠予知照也。」
10月28日，羅斯福來電給蔣主席表示，希望和蔣主席、邱吉爾首相於11月20日至25日之間在埃及會晤，並要蔣氏保密。羅氏又於11月1日來電稱，希望於11月20日至26日之間在開羅與蔣主席和邱吉爾首相會晤。蔣主席於11月2日電後羅斯福，告以將如期前往開羅。
11月9日羅斯福來電稱：
「余於二、三日內即將前往北非，望於21日抵達開羅，邱吉爾將晤余於此，余與邱吉爾擬於26日或27日在波斯與史達林元帥相晤；余殊願閣下、邱吉爾與余得先於此相晤，故盼閣下能於11月22日抵達開羅。至於閣下及隨員之駐處及警衛，當於開羅市內或附近妥為布置，並請早日惠復為盼。」
邱吉爾亦於11月11日來電表示，能和蔣氏相晤為慰；其居留開羅期間之接待已妥為準備。蔣氏覆電感謝其一切安排。
開羅會議自11月22日起開始開會，會中蔣主席長除要求戰後日本要把滿洲、台灣和澎湖諸島歸還中華民國外，針對羅氏就戰後日本國體徵詢意見時，蔣氏表示，應由日本國民自己決定，羅氏接受了蔣的意見。至於琉球，蔣氏認為它本來是一個獨立王國，應該脫離日本的管轄，結果因美軍攻占琉球，以至有日後的結果。
結束開羅之行，蔣主席在日記裡寫下：
「此次在埃及所經各地最大感想，為英國在世界之勢力強固與遠大，而亞、非二洲之回教國民，皆使之服從命令，其魔力實不可思議，東方民族欲求自身獨立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以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絕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彼對美國之主張亦絕不肯有所遷就，作報答美國救援其海軍在緬甸登陸，與我陸軍一致行動，余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之，並不願以英海軍如不同時登陸，則我陸上部隊亦停止行動之語出諸吾口，以為其他日推諉之口實。然而緬甸反攻時期，此心斷定其非至明年秋季絕無實施之望也，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矣。」
對於有人說開羅會議是對中華民國領導人的一種安慰，英美注重的是如何趕快結束歐戰，而不在乎中日戰爭，這個說法完全是因對美日戰爭真正原因的無知。不錯，日本偷襲珍珠港，激起了美國國民對日本同仇敵愾，但美國當年不惜與日本一戰，主要是因為美國要求日軍無條件從大陸完全撤退，而日本軍方認為他們在大陸連戰連勝，如無緣無故撤退，對國民和軍人無法交代，因此拒絕撤退，這導致美日戰爭的爆發。
就某種意義來說，民進黨人應該感謝蔣主席才對，因為若非蔣氏領導對日抗戰勝利，收復台灣，他們今日哪有機會搞台獨？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