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海軍正式公布建軍計畫有下一代主戰艦、下一代飛彈巡防艦(FFG2)、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高效能艦艇後續量產、自製潛艦、快速布雷艇、新型海洋測量艦(AGS)等12項，耗資約2,000億台幣。

過去，中華民國海軍依循美國海軍建制，艦艇名稱也沿用美制。但本次出現的「下一代主戰艦」名稱，卻令人質疑。

下一代主戰艦

依照美制，主戰艦(Main Battle Ship)的排水量應超過巡洋艦，也就是排水量30,000噸以上才可稱為主戰艦或戰列艦，如愛荷華級(IOWA Class)等。因此，取名為「先進戰鬥艦(ACS)」應該更佳。許多媒體稱「台版神盾艦」其實並不妥。除了配備相陣雷達，還要有相關作戰軟體配合，以達到神盾系統的接戰效能，才真正符合神盾艦的標準。據信，下一代主戰艦將取代現役的4艘美國紀德級驅逐艦(Kidd Class Destroyer)，成為未來最大型的專業防空艦。至於二級艦的取代者則有下一代飛彈巡防艦。

依照海軍公布的3D圖來觀察，此型艦採用單體匿蹤的外觀設計，排水量約6,000~8,000噸（驅逐艦等級）。電戰方面，艦橋的桅杆模組裝配4面SPY-1相陣雷達，並採用先進戰鬥系統(ACS)和中科院的戰系設備。武裝方面，有1門艦砲（型號未定）、3套垂射系統（每套16管，前1上2共48管，型號未定）、4套半埋式反艦飛彈發射器（共16枚，型號未定）、隱藏式魚雷發射器、1套近迫武器系統(CIWS)和艦橋2挺機槍等。其他方面，機庫和後甲板屬於標準配備，後船艙內也有戰術橡皮艇/救生艇空間。動力方面，則可能採用柴油主機或柴電混合動力機組(IPS/IEP)。性能方面，分別在7級和11級風浪下可執行作戰和穩定航行。單價方面，將較現役的美國勃克級驅逐艦(Burke Class Destroyer)降低50%~70%，以符合海軍的預算需求。

不過，近迫武器系統除了現役的方陣系統，也可能換裝中科院自製的海劍羚飛彈防衛系統。有關海劍羚飛彈，目前已知由中科院以空射型天劍1型為基礎研發，提升紅外線(IR)尋標器對海平面搜索性能，改用折疊彈翼並增加旋轉尾翼，可裝箱發射（共16枚），有效射程約15km。

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

鴻運計畫為海軍繼磐石號油彈補給艦後，最大型水面艦的建造計畫。台灣海軍公布的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LPE)3D圖，和海軍紀念館的模型不同。由3D圖可觀察本構型的艦橋形狀簡化，艦身中央的防空飛彈發射器排列方式更動。增加大量武裝後已成為獨立作戰艦，而非單純的運輸登陸艦。

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採用單體匿蹤的外觀設計，標準排水量為10,600噸。武裝方面，艦艏甲板配置1門艦砲和1套近迫武器系統，艦身中央配置2套半埋式防空飛彈發射器（共8枚，海劍2型或ESSM），舷側有干擾火箭（干擾絲）發射器，機庫上方配置1套近迫武器系統，機庫後方則有吊臂/加油管等設備。機庫空間預估可停放4架S-70C直升機，後甲板將可供S-70C/UH-60M/AH-1W/AH-64E/CH-47等直升機起降。後甲板下方則為登陸車輛承載空間，艦艉應設有起降閘門，對登陸作戰有極大助益。

有輿論質疑海軍為何不考慮全通式甲板的直升機航艦(LHD)？這應該是海軍的戰術考量所致。未來，此型艦的主要任務為離島運補、登陸作戰、海域巡弋等，將取代現役的戰車登陸艦。有關海劍2型防空飛彈，目前已知由中科院以空射型天劍2型為基礎研發，增設尾部加力段和向量推力控制(TVC)鰭片，可垂直發射或裝箱發射，有效射程約40km。

高效能艦艇後續量產

由3D圖可觀察高效能艦艇（沱江軍艦）後續量產，艦橋增設桅杆模組，並增加艦身長度和排水量（約700噸）。海軍藉由沱江軍艦，測試各種武裝組合。未來，上層結構將配置2套反艦飛彈發射器（共8枚）和2套海劍2型防空飛彈發射器（共8枚），近迫武器系統也將由方陣快砲改為海劍羚飛彈防衛系統（共16枚）。不過，據海軍表示，以上修改會降低航速（可能低於39節），是否合乎高效能設計，尚待評估。本文看法，後續量產必須降低上層結構高度，並減輕載重，以降低橫向力矩影響航行穩定。

自製潛艦

自製潛艦是海軍建軍計畫的重點項目。日前海軍公布合作意願廠商名單，計有外殼焊接、潛航控制、推進軸葉（螺旋槳）、內裝總成等項目。不過，自製潛艦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取得紅線區設備（射控系統、發射管、魚雷/反艦飛彈）。此外，動力系統也是重點，特別是柴電主機搭配絕氣推進系統(AIP)的技術。

有輿論指出，自製潛艦的成本過高、難度也高，外購潛艦是較合理的選項。也有輿論指出，海軍現役2艘劍龍級潛艦經過性能提升，可發射美製MK-48重型魚雷和潛射型魚叉反艦飛彈，應可擔負未來戰場的重任。因此，自製潛艦的必要性，值得商榷。

快速布雷艇

相較於前述船艦的多元化任務，快速布雷艇的任務性質較單純，僅需在海上布雷。因此，未來這類低成本、任務單純的小型快艇，也是海軍戰術作為的選項之一。

新型海洋測量艦、救難艦

雖然台灣最大2,700噸級海洋研究船海研5號，已於澎湖海域因風浪過大而進水沉沒。不過，新型海洋測量艦計畫仍持續進行。此型艦外型相當特殊，並具備直升機甲板和吊臂。艦艉可施放/回收水下遙控操作載具(ROV)，吃水線下方增設橫向驅動螺旋槳以協助轉向。

以海軍公布的線圖來觀察，新型救難艦極為類似新加坡「速救號潛艦救難船(MV Swift Rescue)」。不同之處在於，新型救難艦仍採用推進軸葉（螺旋槳），而非環驅式推進器。新型救難艦的艦艏上方為直升機甲板，艦艉吊臂可進行救援任務，吃水線下方增設橫向驅動螺旋槳以協助轉向。

結語

從海軍的建軍計畫可看出艦艇的設計趨勢，就是外型匿蹤化、任務多元化和價格合理化。1依照海軍的規劃，目前正著手進行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和高效能艦艇後續量產。下一代主戰艦，則因預算問題而順延。近來，由於海軍金江艦誤射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的意外事件，讓人一窺其優異性能。因此，未來中科院研發的武器裝備，也將大幅擴展國際市場。2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註1：日前俄羅斯造船廠的技術專家提出質疑，認為美軍耗費鉅資研發DDG-1000朱瓦特級驅逐艦，是性價比(C/P)極低的選項。尤其，在美軍自豪的船艦匿蹤方面，若朱瓦特級驅逐艦和勃克級驅逐艦協防作業，勢必降低其匿蹤效果。

註2：金江艦上的飛彈中士，擅自將訓練模式改為作戰模式，並任意設定座標區，在同僚接上火線後誤射雄三飛彈。上午8:15發射2分鐘後，8:17雄三飛彈隨即抵達座標區（澎湖外海），開啟雷達尋標後鎖定漁船，並從正面擊穿落海（彈頭未引爆）。此舉引發不同議論，有人認為雄三飛彈的準確度極高，有人則認為雄三飛彈並沒有辨識目標的功能，同時自毀裝置也未發生作用。此外，中科院在雄三飛彈發射程序上，也沒有提醒誤射的警告聲。因此，海軍方面將增設發射密碼，以杜絕這類誤射意外。

琉球（日本現稱之為沖繩）是位在台灣和日本九州之間的群島，總面積約為3,600平方公里，西側是東中國海，東側是太平洋。

琉球原本是獨立的「琉球王國」，都城為首里城（今那霸市東郊），自明代起即為中國的藩屬，其國王接受中國冊封，一直到清代都向中國朝貢。因地理位置特殊，成為東北亞和東南亞貿易的中轉站，有「萬國津梁」之稱。1609年琉球遭日本薩摩藩入侵，被迫割讓北方的奄美群島，此後也向薩摩藩、江戶幕府朝貢。

1871年日本實施廢藩置縣，琉球被編入鹿兒島縣；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國是日本的領土，設置琉球藩。1875年7月日本明治政府命令琉球使用日本年號，廢止對清廷朝貢、受清廷冊封的慣例，並和中國斷絕外交關係。1879年3月，改琉球藩為沖繩縣。中國對此提出抗議，持續與日本交涉。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清廷被日本擊敗，割讓台灣，無力繼續過問琉球問題。

1943年《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皆要求日本放棄「以武力或貪婪所攫取的所有土地」，應該包括琉球。然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聯合國將琉球交給美軍「託管」，而為了應付不久即出現的冷戰格局，美軍不斷強制徵收土地，擴展演習和補給用地。

1960年，「沖繩縣祖國復歸協議會」成立，要求美國盡早將琉球歸還給日本。1971年美國逕自與日本簽訂《美日沖繩協議》，次年5月15日美國將琉球群島移交給日本，沖繩縣重新成立。惟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得以繼續在琉球駐軍，監控從朝鮮半島、經台灣海峽到南海的廣大區域。

沖繩縣僅占日本總面積0.6%，卻集中了74%的駐日美軍。美軍基地占沖繩面積的十分之一，美國在遠東最大的空軍基地嘉手納、海軍陸戰隊普天間機場、施瓦布訓練營、漢森訓練營等都在沖繩。其中，普天間機場位於宜野灣市中心，飛機起降的噪音、空氣汙染、公安都對當地形成重大問題。例如：2004年8月美軍運輸直升機在沖繩國際大學墜毀；2015年6月那霸地方法院判決，美軍飛機噪音嚴重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並導致精神痛苦，判處日本政府賠償普天間基地附近居民7.54億日圓。

而更令琉球民眾反感的是，美軍人員曾經多次性侵甚至姦殺當地女子，還經常發生酒駕鬧事，引發居民大規模抗議。2013年5月，琉球政學界及市民團體成立了「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但目前琉球要求獨立的聲音還很微弱。

由於中國從未與日本簽署放棄對琉球主權的條約，因此，原先兩岸政府都不承認日本擁有琉球的主權。1958年3月10日，當琉球尚在美軍統治下，中華民國成立了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並設駐琉球辦事處，但2006年5月陳水扁政府將「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駐琉球辦事處」更名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駐琉球辦事處」，等於承認了日本對琉球擁有主權。

作者以親身經歷，將長達46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分為「六波」運動，簡要介紹、分析了每一波運動的時代背景、主要活動及其影響。

第一波保釣運動

1969年5月，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發表《艾默利報告》稱：「台灣東北一片2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大陸礁層，極可能是世界藏油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當月8日，琉球八重島公所擅自行動，在釣魚島上立水泥標柱，正面為「八重山尖閣群島釣魚島」，背面為「沖繩縣石垣市登野城二三九二番地」，「石垣市建立」等字樣。7月17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在聯合國聲明，對於鄰接的大陸礁層，在領海以外之海床及底土所有之天然資源，均得行使主權上的權利。同時期中國石油公司與美國國際石油公司訂約，合作進行海域探勘。

1969年11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與日本總理佐藤榮作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將琉球群島於1972年「歸還」日本，此舉明顯違反《波茨坦公告》。日本繼於1970年7月聲稱釣魚台列嶼係屬「南西群島」的一部分，並謂已劃歸沖繩縣云云。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端於焉開始。1970年8月10日，日本外相愛知揆一在日本參議院委員會會議上聲稱，「尖閣群島」屬於日本。

9月2日，《中國時報》租得水產試驗所的「海憲號」遠洋漁船作為採訪船，載記者宇業熒、姚琢奇、劉永寧、蔡篤勝及船長、船員等10人奮勇登上釣魚台，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媒體大幅報導。9月15日國旗遭琉球警察拔除。全球華人媒體與團體都發言支持政府保衛釣魚台。

在台灣大學就讀研究所的王曉波（筆名茅漢）與王順兩人，9月底合寫《釣魚台不容斷送》一文，《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將文章標題改為《保衛釣魚台！》刊登於11月號，文長5頁；起首引用了〈五四運動宣言〉裡的「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11月21日，正在費城天普大學留學的胡卜凱把雜誌帶到普林斯頓大學，與沈平、李德怡、徐篤等討論，最後7人提議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香港留學生沈平又建議要上街遊行。幾乎同時，威斯康辛大學及史坦福大學也興起討論熱潮。

沈平開始串連各地留學生，12月16日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22日紐約地區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紐約分會」。胡卜凱去電芝加哥大學的林孝信，建議利用《科學月刊》聯絡網討論釣魚台問題。1971年1月後，《科學月刊》聯絡網成為保釣運動的重要聯絡網。

這一波運動主要有三個高潮：一是1971年1月29日在舊金山，以及30日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西雅圖、華盛頓、檀香山各大城市的遊行活動，紐約有1,500人參加。二是4月10日全美各地留學生集中在華盛頓的遊行，並對美、日及中華民國政府的抗議活動，有超過2,500人參加（紐約哥大的李我焱擔任大會主席暨遊行總指揮）。三是1971年4月中旬在台大、政大及師大等校學生的遊行及抗議活動，其中香港僑生占相當大的比率。6月17日，美、日簽訂《沖繩移轉協定》，台大學生前往美國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後轉至日本大使館抗議。

這一波保釣運動的成果有：一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對日交涉上採取較強硬的態度，例如1971年1月10日公布釣魚台隸屬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二是1971年6月17日美日簽署《關於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美日協定》，將釣魚台及其列嶼作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一併「歸還」日本時，聲明只將釣魚台列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而對其主權問題採中立的立場。三是日本放棄在釣魚台建立無人看管的氣象台。

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自華府遊行後，出現左右分裂，統一運動與反共愛國運動形成對壘。後因美國確定將釣魚台行政權交予日本，中日、中美又先後建交，留學生各奔前程，保釣運動沈寂了好一陣子。

第二波保釣運動

1989年9月，台灣漁船在釣魚台海面作業，遭日本海上保安廳驅逐，台灣與香港同時發動了「新保釣運動」。

1990年，高雄市長吳敦義計畫在光復節舉行的區運會聖火送到釣魚台，以宣誓對釣島的主權。8月下旬，行政院長郝柏村指示國防部秘密進行「漢疆計畫」，準備以空軍特種作戰部隊45人降落在釣魚台列嶼的三個主島，摧毀日方燈塔建築，並同時插上國旗。但整個計畫受到李登輝的阻撓，10月21日吳敦義派載有聖火的漁船駛往釣魚台，遭日本船艦與飛機驅趕，僅能駛入釣魚台6海浬海域，未能登島。漢疆計畫因受強力電波干擾而放棄。11月5日，李登輝命令國防部終止計畫。

10月28日，12,000名香港市民參加保釣集會，並由港島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中環日本領事館。

1990年10月11日，內政部重申釣魚台列嶼為領土，歸宜蘭縣管轄，郵遞區號為29041。10月25日，大陸政協委員徐四民及李子誦去信江澤民，要求除循外交途徑外，亦應考慮以軍事方法解決釣魚台問題。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領海法》，將釣魚島列入領海範圍。

這波保釣運動，在台灣由於受到李登輝的掣肘未能發展，活動主要在香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方面開始有了動作。

第三波保釣運動

1996年7月，日本片面宣布其領海範圍，包括釣魚台地區一直擴張到台灣外海，並開始驅逐進入列島地區的台灣漁船。14日日本右翼青年社在列嶼之北小島建立一座太陽能燈塔。8月到9月期間，日本扣押駛近釣魚台海域的台籍漁船、驅逐台港媒體及議員，激起全球華人的新一輪行動。這波行動主要以登島為主。

9月8日，童增在北京發動簽名，呼籲中央軍委為香港保釣船護航，並與李定國等人在北京成立「民間保衛釣魚台聯合會」，串連各地響應。9月12日，台灣《時報周刊》刊登媒體人溫紳（陳中雄）乘漁船登上釣魚台，並發現古早台灣人立的石碑。

9月15日香港萬人保釣大遊行，加拿大多倫多也有5千華人遊行。22日新黨在台北發起保釣大遊行。同日，香港「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租用遠洋貨輪「保釣號」邀約記者前往釣魚台海域；26日受阻不能登島，總指揮陳毓祥跳海罹難；其遺體於翌日乘專機經台灣返抵香港。29日5萬香港人參加悼念晚會，會中朗誦童增的輓聯：「壯志成仁，全球華人悼烈士；丹心保釣，秋風冷月弔忠魂。」

10月5日，新成立不久的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從香港出發，6日會同台灣保釣人士，共近300人，乘坐30多艘漁船及海釣船前往釣魚台。7日清晨遭到60艘日本船艦包圍，其中「自立六號」漁船及香港漁船突圍，台灣金介壽議員與香港陳裕南成功躍上釣魚台，分別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五星旗。同時，另4位台灣保釣人士登上北小島，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此後迄1998年6月，香港、台灣、大陸保釣人士不斷有登島的行動，惜皆功敗垂成。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於1997年5月17日購得的「釣魚台號」於翌年6月24日遭日艦多次撞擊後，沉沒於釣魚台海域。

此一波運動的主要成效：一是以具體行動宣誓主權；二是促成台灣與日本1996年開始就漁權問題磋商談判。

第四波保釣運動

2002年9月16日，李登輝前總統於接受《沖繩時報》訪問時表示「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所有權屬於日本冲繩縣。」林孝信在台灣發起連署聲明譴責，串連全球支持保釣人士2千多位，組成「全球保衛釣魚台聯盟」。10月14日林孝信召開記者會譴責李登輝，有十多位老保釣到場。

2003年，李義強在廈門召開「全球華人保釣論壇」，「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也在廈門正式掛牌。2004年3月24日清晨，馮錦華、張立昆、尹東明、胡顯峰、王喜強、方衛強、殷敏洪等7名大陸保釣成員利用聲東擊西策略，分成兩艘橡皮艇突襲，成功登上釣魚島，升起五星旗。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艾瑞里表示，《美日安保條例》適用於釣魚台。7名保釣人士遭拘捕兩天後為那霸當局遣返，沒提出告訴。

2005年10月25日台北市政府慶祝台灣光復60周年，在中山堂前有「水祭釣魚台」活動。

第五波保釣運動

2008年6月10日，台灣漁船「聯合號」在離釣魚台6海里處遭日保安廳巡防艦撞擊沉沒，受傷船長及兩名船員被扣留。12日，該船上的13名釣客向媒體提供手機影片，要求「海巡署立即強化編裝，提升維護主權的功能。」輿情憤慨。不久，船員及船長被釋放。

6月19日，台灣保釣人士黃錫麟、胡卜凱、殷必雄等9位乘「全家福6號」漁船，在數十位媒體人陪伴及海巡署9艘大小艦艇護航下，衝破日方十多艘各式艦艇的阻攔下，成功挺進距離釣魚台島0.4海浬處，並繞島一周宣示主權。

8月15日，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安本部在那霸市召開記者會，為撞沉「聯合號」鞠躬道歉，並在後來賠償損失。

11月9日，黃錫麟與胡卜凱等人籌備的「中華保釣協會」正式成立，推劉源俊為第一任理事長，黃錫麟為秘書長。

2008年5月清華大學圖書館成立「1970年代保釣暨海外留學生刊物文獻特藏計畫」，並於2009年5月2～3日舉辦國際論壇。2010年8月22日台灣同學會在江西南昌舉辦「紀念保釣運動40周年研討會」。同年12月6日，北京《三聯生活周刊》於第49期出釣魚台專輯，大幅探討釣魚台問題。2011年從4月到12月台灣各大學及民間團體舉辦了多場紀念保釣40年的研討會。

這一波保釣運動的成效：一、2011年5月行政院新聞局發布《釣魚台論述說帖》。二、2011年教育部決定在歷史課綱裡列入有關釣魚台的材料，並委託世新大學（由林孝信主持）從事相關教育活動。

第六波保釣運動

2012年4月16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國提出，東京都決定要以公款向私人購買「尖閣列島」中的三個島（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18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表示不排除將釣魚台「國有化」，引起反彈。

7月4日，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會長黃錫麟等三位台灣保釣人士乘「全家福號」漁船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進入釣魚台海域1.7海浬處。5艘台灣海巡艦艇與3艘日方艦艇一度對峙。

8月5日，馬英九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8月12日，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在陳妙德主席的領導下，港澳及大陸保釣人士羅堪就、曾健成、王化民、伍錫堯等8人及記者與船員共14人搭乘「啟豐二號」，前往釣魚台；因台灣保釣人士被阻不得出海，於是孤船奮戰。又由於事出倉促，該船糧食準備不足，途中曾獲台灣海巡署「人道補給」。15日，7人攜五星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奮勇涉水登上釣魚台，全球華人目睹照片，為之振奮不已。

8月19日，十多個大陸城市出現規模不等的反日示威活動。

9月10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召集閣員會商後，正式表明將釣魚台「收歸國有」。此舉立刻引起中國大陸強烈反應：10日傍晚，大陸公告釣魚台的領海基線。14日，大陸派遣8艘海監船赴釣島，其中6艘進入離釣島12海浬內。15日起，大陸至少有52個城市舉行保釣遊行及反日行動。15日到18日間，全美各地華人接力舉行保釣示威遊行。19日，日本國會議員組成的「守護日本領土行動議員連盟」10人登上釣魚台，出示三面日本國旗。

9月23日，林孝信籌組的「人人保釣大聯盟」在台北舉行遊行，有3,000多人參加。

9月24日晚，蘇澳漁民組織80艘漁船，326位漁民，冒著9級風浪前往釣魚台，翌日「永昇106號」挺進距釣島2.1海浬處。當時有海巡署12艘巡防艦約150官兵保護，與日方保安廳30餘艦艇對峙並相互噴水。9月30日上午，宜蘭頭城鎮舉行遊行，約千人參加。

此波保釣運動因有大陸民眾及台灣漁民參與，乃有重大成效，略述如下：

一、台日雙方艦艇相互噴水事登上國際各大媒體，引起重視。日本政府為防「兩岸聯手保釣」，2012年10月5日由外相玄葉光一郎發表〈給台灣人民的訊息〉，將釣魚台問題定為「懸案」，對台讓步。翌年4月10日，台日簽署《台日漁業協議》，台灣漁民得以大幅擴展漁撈區域。此項協議未涉及雙方對主權的主張。

二、兩岸四地加強民間合作。台日韓陸琉五地的知識分子也促請政府自我反省。2012年9月28日，大江健三郎、岡本厚等日本知識分子與市民團體在東京發表倡議書，要求日本政府承認釣魚台存在領土爭議，並對歷史問題進行反省，獲2,000多人連署。

三、馬英九的《東海和平倡議》獲得重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逐漸成為各方共識。

2012年10月19日，立法院通過決議：「釣魚台列嶼主權系屬中華民國，對此一主權立場永不動搖。」大陸當局也採取了一連串強硬措施，除公告釣魚台的領海基線外，國家海洋局、民政部公布了釣魚台及其部分附屬島嶼共71個島嶼的名稱；2012年後海監船進入釣魚台海域及戰機巡邏成為常態；2013年11月國防部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並將釣魚台列嶼的空域包含其中；飛機巡邏釣魚島上空等等。

2013年7月21日，「台灣釣魚台光復會」在台北市成立，筆者忝任第一任理事長。

近十多年的各種新發展，讓我對光復釣魚台的前景更為樂觀，乃以下聯為誌：世事推移多風雨，海疆光復現曙光。

(作者係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台灣釣魚台光復會理事長)

7月26日，我在洛杉磯聽到老友曾宗偉（朋友都稱他為老曾）在上海附近過世的消息，既不敢置信，也深感遺憾。

老曾是台灣屏東人，1968年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核工系，次年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深造，1975年轉讀加州洛杉磯大學(UCLA)電腦研究所，1981年取得博士學位。

老曾在UC Berkeley就讀時，正是美國反越戰的高潮時期，該校又是進步思想發源地之一，他不久即與當地保釣人士如陳治利夫婦來往，深受其影響，開始參與保釣活動。

1975年老曾轉至UCLA後，積極參與當地華人及留學生活動，並與妻子蕭郁香和另外5位同學創辦學生刊物《新天集文》。該刊物持續多年，一直到七位年輕人都先後畢業才不得不結束。

1980年代，老曾夫婦與LA朋友接待了許多台灣的黨外社運人士，又先後參與了《台灣雜誌》與《台灣思潮》的出版工作。此外，老曾夫婦接受了《台聲》雜誌社社長鄭堅的委託，負責該雜誌在美國的發行工作。他們夫婦每個月開車去LA市中心的郵政總局，把數千本雜誌載回家，依序分州地貼上名條，再送回郵局寄出。

1982年老曾夫婦在蒙特地公園開了「長風錄影帶店」，它是南加州第一家專門出租中國電影的店，叫好不叫座，虧損連連。1984年老曾辭去電腦工作，開始在LA與大陸之間奔波，希望能賺大錢，幫助海外的促統運動。經過多年艱辛的努力，老曾終於在上海科技界闖出一片天。之後他除參與「台灣同學會」的工作，也經常回台灣了解民情。

1996年，因李登輝發表「兩國論」，造成台海危機，大陸試射導彈，美國派航母戰鬥群駛往台灣附近海域，南加州留學生與華僑群情憤慨，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老曾創立的南加州中國統一聯盟發動群眾，到西洛杉磯聯邦政府大廳抗議，當天抗議人數超過4,000人。

筆者與南加州華人胡余錦明女士在陝西做扶貧工作時，得知1939年6月開赴山西抗日的17路軍（主要是陝西楊虎城部隊），被日軍包圍在芮城黃河岸邊，彈盡援絕，有超過千人奮身跳入黃河壯烈犧牲，我們想為這些人立個碑，當地政府同意撥一塊地，並由著名設計師馮欽鐸設計紀念園。該碑在2011年落成，老曾發起台灣同學會會員參加揭碑儀式，增光不少。同年老曾與筆者去參觀馮大師設計，位於銀川附近黃河邊的黃河壇，我們兩人決定募款捐碑一座，這是海外炎黃子孫所捐的第一座碑，希望海外華人以後也能共襄盛舉。

另外，老曾成立了晨光扶貧教育基金會，曾專案捐助了陝西寶雞地區約150名貧困生。

老曾一生俠骨義膽、多才多藝，雖是理工博士，但對中文詩詞頗有造詣，黃河壇碑後的詩詞即出自老曾之手。他的時事漫畫有100多幅，有廣大粉絲，筆者也是其中之一。

老曾走得太早，壯志未酬，實在可惜。台灣大陸統一日，家祭勿忘告曾翁！

(作者係美加公平與正義會會長)

戰敗割地，歷史常見，但中國在二次大戰是戰勝國，戰後並躋身世界五強之一，卻喪失廣袤外蒙古領土，追根究柢，這既是國際政治的殘酷，也是蔣介石欲打內戰而為史達林有機可乘之故。

中國對二次大戰全局有重大貢獻且堅持到最後，然而，艱辛勝利後沒多久，竟莫名其妙地失去一大片外蒙古領土。數十年來，國人議論當時為何承認外蒙古獨立往往語焉不詳，有說是雅爾達密約被美國出賣、《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被蘇聯壓迫云云。然該事件演變有違歷史常情，定有蹊蹺，特此為文一抒己見。

蘇美深諳中國抗日意義

無論在中國抗戰之前或抗戰的過程中，蘇聯及美國都極為重視中國抗日的戰略意義。「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拘留，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運用全力維護蔣的安全並鞏固其地位，明言必須由蔣領導中國抗日，最有利於反法西斯大局。

史達林一向鼓勵中國抗日，因他深知希特勒在歐洲如旋風般崛起，以其作風及德、俄為宿敵的歷史，兩國早晚會有一戰，因而必須讓在東方行軍國主義的日本陷入戰爭泥淖，以避免蘇聯在歐洲和亞洲兩面作戰。史達林一面全力對德作戰，一面安撫日本。1941年4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赴莫斯科，與蘇聯人民外交委員莫洛托夫談判訂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雙方談定後，史達林出乎意料地親自到莫斯科火車站替松岡送行，並說：「不要忘記，我也是亞洲人呀」（史達林出生在喬治亞）。而日本方面，因中國戰場膠著，美國又援助中國抗日，當然不希望蘇聯再加入對日作戰。

1941年，日本因深陷中國戰場，進退維谷，於是跟美國展開長達8個月的談判，主要目的就是要求美國承認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要美國支持其與中國的和談，以便抽身。但美國堅決反對，在談判中虛與委蛇，日本覺得沒有希望，便偷襲珍珠港，發動對美作戰，寄望美國受創之餘能在談判中讓步。

日本太精於戰爭物質計算，而不懂戰略，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以至鑄成大錯。

雅爾達會議犧牲中國

1945年2月，美、英、蘇舉行雅爾達會議，達成的主要秘密協議內容為：蘇聯同意在歐洲戰事結束後二到三個月內開始對日作戰；蘇聯恢復日俄戰爭對日本失去的權利、領土；涉及中國者為旅順、大連兩港特殊化，外蒙古保持現狀（必須獲得中國的同意）。那時德國敗局已定，而亞洲戰局尚無結束的跡象，美國認為如沒有蘇聯參戰必不為功。

史達林想挾擊敗德國的餘威，打擊已成強弩之末的日本，報日俄戰爭(1904)失敗之仇，奪回日本當年從俄國獲得的利益，恢復蘇俄在亞洲的地位。加之，當時中國軍事力量薄弱，羅斯福只能要求蘇聯參戰，以加速擊敗日本。史達林是一個有企圖心、眼光及能力的戰略家，當然不會放過爭奪己國權利與擴張的機會。

羅斯福依照美日在太平洋血戰數年的經驗評估，如果進攻日本本土，需要100萬美軍和50萬英軍，而且日本必會頑抗，美軍將蒙受重大傷亡，當時原子彈研製尚未成功，因此亟需拉蘇聯參戰，遂同意恢復俄國被日本奪去的利益，作為報酬；而涉及中國主權的外蒙古問題，史達林只提出「維持現狀」而已，亦屬並不過分；以後如何發展，當然是主權國中國的問題，那時羅斯福、史達林均未否認中國對外蒙古擁有主權。

筆者認為，羅斯福的思考過於機械論、唯物論，沒有辯證的觀察力。其實，當時日本已露出敗相，何需勞動蘇聯參戰？史達林慨然答應參戰打日本，即可做為反證。況且，羅斯福參加雅爾達會議時已病重，返國後大約兩個月就過世了。

中蘇條約喪權辱國

1945年6月9日，美國繼任總統杜魯門與代理國務卿格魯(J. Grew)在華府約見中國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告知雅爾達秘密協議的內容，而美方也要求中國與蘇聯談判簽訂《友好同盟條約》。12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官邸，出示進行中蘇交涉的先決條件，其內容大致與雅爾達協議內容類似。

6月下旬，國民政府派宋子文、王世杰、蔣經國等人由重慶飛往莫斯科談判。8月14日，涉及中國失去外蒙古主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當蔣介石決定同意外蒙古獨立的條件時，首席談判代表宋子文拒絕在條約上簽字，最終是由接任的外交部長王世杰簽約。

其實，雅爾達會議與中蘇簽約時，二戰局勢已完全不同。其一，雅爾達雅會議時，羅斯福欲借蘇聯之力打敗日本；中蘇訂約時，日本已遭受兩次原子彈轟炸，舉國惶恐，正準備投降，不需蘇聯出兵打擊日本。其二，中蘇談判條約時，史達林仍以雅爾達會議為張本論事，根本是欺侮國民黨代表的無能軟弱。其三，中蘇談判時，美國總統已換成反蘇的杜魯門，如史達林乘日本投降之際出兵東北，杜魯門必不以為然，自會思考抵制蘇聯的策略，此時史達林並沒有國際優勢可以壓迫中國代表放棄外蒙古的主權。

筆者認為，蔣介石肯點頭答應，唯一解釋得通的理由是：蔣介石想以同意外蒙古獨立，換取史達林應允不支持中國共產黨打內戰。至於有關中國放棄外蒙古係受美、蘇壓迫的說法，恐怕只是脫罪的說辭而已。

蔣為一黨之私犯歷史大錯

史達林之後支持中共打內戰，主要取決於國共內戰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權衡利害，而採取最有利於蘇聯國家利益的行動，與內戰某方的一紙條約無關。筆者研判，史達林在談判時，超出雅爾達的範圍，強硬提出讓外蒙古獨立作條件，應是洞悉中方有求於蘇聯，而戰後中國又將爆發內戰，蔣介石專力於此，對外自然會較軟弱。

另外，則是談判技巧，抬高要求，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史達林曾對蔣經國摔文件，足證此點。中國代表團很快得到蔣介石的訓令同意簽約，恐怕也令史達林大感驚奇，怎麼可能得來全不費功夫？因此，蔣介石同意放棄大片領土，換取在戰略上「不支持中共打內戰」的保證，實屬荒唐，失敗是必然的。

1945年日本投降時，世界冷戰格局已萌芽，蔣介石卻與史達林訂定友好同盟條約，此舉不但不會得到國際的尊重，也失去美國對其能力的信任，更為中國人民所不恥。蔣介石如堅決要求蘇俄自東北撤軍，解決旅、大問題，並堅持外蒙古為中國的領土，則必會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戰略上也會獲得美國的同意。如為尊重外蒙古半獨立的現狀，可不要求立刻實質統一（此亦為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的要求），則不論後來內戰結果如何，至少能給中華民族保留領土、資源及戰略縱深的機會，以及起碼談判時有骨氣與智慧的記錄。

筆者以為，蔣介石不明國際戰略大局，也為一黨之私，喪失了外蒙古，犯下了極大的歷史性錯誤，貽害至為深遠。後來蔣介石在台灣宣布撤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又在聯合國運作取消承認外蒙古獨立，可是事實已造成，亡羊補牢亦為時晚矣！

（作者係旅美工程師、作家）

日本在南海仲裁案後要求中國大陸及台灣須尊重與遵守判決。但反觀其在近兩甲子以來一再違反國際法，可見其要求對國際法的遵守有雙重標準。

近兩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再呼籲所有國家都要遵守國際法，反對「強權即公理」。但當日本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法的同時，自己是否應以身作則，更不應有雙重標準？

日本南海仲裁案自我打臉

以最近的南海仲裁案為例，日本支持菲律賓片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該仲裁裁決否定了「九段線」（Ｕ形線），亦即否定了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審定的「南海諸島位置圖」（「十一段線」），但這項「歷史性權利」，當時的南海鄰國與其宗主國（美、英、法等列強）並未表示過異議。另外，太平島也被矮化為礁，這樣，太平島所劃定200浬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也將會被否定。

回顧1938年3月30日，日本將南海之珊瑚礁島，即新南群島（南沙群島），以公文編入台灣總督府管轄的隔年4月19日，《台灣日日新報》就以「廿年前新南群島絕對是帝國領土」為標題，引用探險隊長─日本海軍退役中校小倉卯之助於1918年對長島（太平島）的發現，證明是日本領土。按照國際公法，「發現＋命名」不等於擁有主權，取得主權的重點在於聲索國是否曾經「有效占領＋行政管理」，並且還必須提出有關的官方歷史文獻證據。該報紙除忽略了小倉對該島有中國人居住遺跡之相關記載，也刊出了三張有關長島的照片。這正好給在這次南海仲裁案中，將該島矮化為礁的日本籍庭長打臉。

日本很早即接觸國際法

日本接觸國際法始於中英鴉片戰爭(1840－1842)前夕，林則徐出於瞭解「夷情」之需，派人翻譯了滑達爾(E. Vattel)的《國際法》，並首次運用國際法中的規則向英王發出一封《擬諭英吉利國王檄》，試圖通過外交手段阻擋英國人的鴉片貿易，後來晚清思想家魏源將此及林則徐幕僚翻譯的文書合編成《海國圖志》傳至東瀛，啟發了日本的明治維新。1862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 開始著手翻譯美國國際法學者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的《萬國公法》為中文，1864年出版。出版後的第二年，即從中國傳入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學者，開始接受國際法時，就是使用「萬國公法」一詞。

1870年代，日本學術界始有人將 international law一詞譯為日文漢字「國際法」。但直至20世紀初葉，日本出版的法律辭典，仍將 international law 譯成「萬國公法」、「公法」、「國際公法」和「國際法」。萬國公法一詞雖因清末中國法學界接受日本學者的漢字譯文「國際法」而逐步消亡，但公法一詞保留了下來。

違法擊沉「高陞號」

日本雖於明治維新時就接觸了國際法，但在近兩甲子以來，它不斷踐踏國際法、奉行強權政治。除故意歪曲歷史，掩蓋事實真相，無視國際法的存在，還屢屢挑起事端。

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軍國主義的軍神─東鄉平八郎，下令日本海軍擊沉載有1千多名清兵的英國籍商船「高陞號」。事件就發生在朝鮮半島之豐島西南方向，位於朝鮮島嶼蔚島以南約1海里，按照當時國際通行的3海里領海制度，此海域屬於朝鮮領海。日本在朝鮮的領海範圍內臨檢、攻擊懸掛英國國旗的商船「高陞號」，既是對朝鮮主權的侵犯，也是一種破壞中立的行為。

而且，日本未經宣戰，突然挑起戰事，違反了當時國際法關於宣戰的規定。根據1864年出版的《萬國公法》，「國家與國家間非先有明白的警告不得開始戰鬥行為，此項警告或出以宣戰之形式，或依最後通牒而附條件的宣戰。」

日本在朝鮮領海首開戰端亦侵犯了朝鮮主權。根據《萬國公法》規定，「沿海各處，離岸十里之遙，依常例亦歸其管轄也。蓋炮彈所及之處，國權亦及焉，凡此全屬其管轄而他國不與也」。「各國艦船以去岸三英里才可以自由航行，不歸他國管轄」。據此規定，日本在朝鮮領海內突然挑起戰事，違反了國際法關於沿海國領海主權的規定。

再根據《萬國公法》關於戰時中立的規定，如果該船的船主、租船人或船長並不知道戰爭爆發，或者雖然知道戰爭爆發，但船長沒有機會卸下旅客，則不被認為從事「非中立役務」，交戰國不得拿捕或攻擊該船，可允許其返回出發港。在「高陞號」被擊中沉沒後，許多清軍官兵落入海中，此時日本軍艦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向落水者射擊，完全違背了1864年關於《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境遇的公約》適用於海戰的精神，是公然蔑視和違反國際法的暴行。

而在整個甲午戰爭的過程中，日本軍隊不僅在海戰中違反戰爭法規，在陸上戰爭中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更是罄竹難書。日本軍事當局乃至日本政府對日軍違反戰爭法規的犯罪行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一方面盡力封鎖消息，一方面大作表面文章，以給西方國家造成日軍在戰爭中完全遵守國際公法的錯誤印象。

非法攔截爹利士輪

在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政府向國際列強保證台灣海峽的航行自由，即現在所稱的公海航行自由權。但在1895年10月21日，英國籍商船「爹利士輪(Thales)」於距離廈門港15海里遠的台灣海峽，遭日本軍艦在公海上攔截。對於「八重山艦」在公海上攔截「爹利士輪」強迫停船接受臨檢，而且並未發現抵抗日軍的劉永福，此種違背國際法的行為，自非當時國勢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所能容忍。

10月22日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官亞歷士布雷(Alex. Buller)以書信詢問當時率領日本海軍常備艦隊的有地品之允司令長官，要求他對於麾下「八重山艦」的舉動是否有違國際法，以及該命令是否出自有地氏作答覆。由於要在海洋上進行臨檢，臨檢國必須知曉有搭載反叛人員船隻欲航向本國所占有領土時始得為之。而「八重山艦」欲逮捕離開台灣者，明顯違反國際法，可視為侵害船旗國船隻的權利，英國政府要求(1)謝罪；(2)賠償船隻損失；(3)處罰「八重山艦」艦長；(4)向國旗發射禮炮的權利。英首相曾微笑陳述日本海軍軍官未研究國際法是遺憾之事，日本外交公使只能推諉，此為日本首次對外戰爭，致有此失敗來作答。

日本應反省自己違法行為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到1941年中國向日本正式宣戰之前，日本海軍將中國沿岸封鎖，造成蔣介石政府僅能將船舶轉由第三國以外人名義從事運輸。日本為了斷絕海上之路，嚴厲扣留懸掛外國旗之船舶。但依照國際公法，要中日雙方宣戰後，日本才能執行「戰時封鎖」和海上臨檢權，以阻絕一切的軍火或其他軍需品乃至糧食的接濟。

由上可見，日本雖然自明治維新後接受國際公法。但秉持「強權勝於公理」原則，對周邊弱小國家反而不遵守國際法。誠如20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 Bertrand)所評：「日本人只學習西方那些產生財富和軍事力量的東西，他們既學了西方的缺點，又保留了自己的缺點。」日本應深刻自我反省過去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罪行，才能真正向文明國家邁進。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滇西抗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非常關鍵的戰役。由於騰沖人段生馗先生過去30多年來孜孜不撓地收集了11萬多件抗戰遺物，後人才能從「滇西抗戰紀念館」的大量文物裡，看到中國抵抗日軍的悲壯事蹟。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迅速侵占了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並逼近緬甸。1942年1月日軍進攻仰光，中國為保衛滇緬公路（連接緬甸曼德勒和昆明），組成了10萬遠征軍出國抗戰。

滇緬抗戰悲壯異常

1942年5月3日，日軍攻入雲南畹町，沿著滇緬公路占據了龍陵、騰沖，進抵怒江。5月5日雙方爆發了爭奪怒江上的惠通橋之戰。經過7天的激戰，陳納德率領的美國飛虎隊也臨空助戰，中國軍民以血肉築成長城，挫敗了日軍東進的勢頭。至此，以怒江為界，以西為日軍所據，以東為中國軍隊所防，形成對峙之勢。惠通橋之戰事關抗日大局，中國至此保衛了昆明、重慶等大西南的國土。

滇西淪陷後，日軍在栗柴壩渡口屠殺200餘難民，血染怒江。在龍陵、騰沖，日軍殘暴推行 「三光」政策。在芒市、盈江等地，日軍施放細菌病毒，致數萬人死於瘟疫，慘絕人寰。而在騰沖，以劉楚湘、張問德為首的愛國人士成立了抗日政府，進行遊擊戰，在沿邊各地，土司頭人也組織了自衛隊抗敵。

為打通滇緬通道，1942年下半年，中國重組駐印遠征軍，在史迪威的指揮下，於1944年8月7日攻克緬北重鎮密支那。國內遠征軍則在衛立煌的指揮下，組成11、20集團軍，於1944年5月11日強渡怒江，兵分兩路，向滇西日軍發起了全面反攻。8月初，20集團軍在盟軍的支持下，合圍騰沖，經過血戰，於9月14日光復了騰沖。此役，遠征軍陣亡9,000餘人，傷8,000餘人。

松山是日軍控制滇緬公路的核心據點。11集團軍在1944年8月進攻松山主峰的日軍，經過慘烈的爭奪戰，於9月7日收復松山，此役遠征軍陣亡7,000餘人，傷1萬餘人。中國遠征軍乘勢南下芒市，於1945年1月19日收復畹町。至此，西南國土光復。1月27日兩路遠征軍在緬甸芒友勝利會師。

從1942年3月至1945年1月，為保衛大西南和配合盟軍的反攻，中國政府兩次組建遠征軍入緬與日軍戰鬥。在這場三年的滇緬抗戰中，有來自10多省市，近50萬中華兒女參與了抗戰，有近15萬人戰死沙場，悲壯異常，人神共泣。

滇西抗戰大量文物被收藏

隨著歲月的流逝，世代的去來，政局的交替，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似乎逐漸變得蒼白了。然而，騰沖、龍陵、松山、芒市的人民並沒有忘記這段悲壯的歷史。

騰沖人段生馗先生本為一位普通的銀行職員，然而，他30多年來，以微薄的經濟收入，傾盡家產，含辛茹苦，挺住了來自世俗政治偏見的壓力，以及因為收集武器槍炮而來自治安部門的壓力，孜孜不撓地收集了11萬多件抗戰遺物。作為普通市民，段先生的遠見、毅力及他的收藏成果，可謂是滇西抗戰歷史的 「第一收藏者」。

早期，段先生的收藏就在騰沖的和順古城中展出。以後，他的收藏價值逐漸為人們所認識、認可，2010年中央官員來到騰沖，對段先生的努力表示高度肯定。有鑒於段先生收藏的數量和規模遠超過和順古城展廳所能容納，於是在2011年秋，由政府出資在騰沖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滇西抗戰紀念館」。

紀念館在2013年8月15日開館，陳展實物以段先生收藏的88,000件文物為主，輔以部分遠征軍老兵和其後裔捐贈的近百件珍貴實物，以及當地政府向國內外徵集到的實物、圖片、文字和影像資料組成。開館以來，來自海內外的訪客有137萬人。現在，該館名聲日益遠播，訪客急劇增加。2016年上半年，就已有80萬人了。

滇西人不忘抗戰歷史

騰沖地方人士對他們祖輩的抗戰歷史非常珍惜，並引以為傲。目前，成立了「滇西抗戰文化研究會」，成員有上百人，並成立「滇西抗戰老兵遺屬聯誼會」。紀念館和段先生更有長期的規劃構思，例如：將這批珍貴的文物對外巡展；以這批文物為基礎，開發文創、影視產品；加強與國際上二戰博物館的交流；出版研究成果（201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他們推出了關於淪為日軍「民伕」的悲慘經歷，以及日軍100細菌部隊喪盡天良的資料展覽）等等。目前，紀念館還出版《滇西抗戰》期刊。

段先生還擬將過去多年收藏文物背後的故事，寫作成書，向世人介紹這段悲壯歷史後面許多感人的故事。段先生提及，有一次他收集到一件犧牲美軍的衣服，從其口袋裡，找到一個用子彈殼做的一雙和平鴿和十字架雕件。這個美軍的遺物現正是滇西紀念館的館徽標誌。

「滇西抗戰紀念館」臨近有國殤墓園，是20集團軍反攻騰沖陣亡將士的墓園。參觀紀念館和此墓園，以及騰沖來鳳山和龍陵松山戰役的遺址，總會帶給人們無限的感悟。

感謝「滇西抗戰紀念館」提供抗戰史蹟素材，以及當地部門安排筆者拜訪段生馗先生。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民進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地位，這一新變局對兩岸關係來說是一次重大挑戰，但作者認為它不失為一個新的機遇，關鍵在於能否化挑戰為機遇？

2016年5月20日，民進黨在台灣重新取得執政權地位，這一新變局對兩岸關係，尤其是對中國大陸來說，當然又是一次重大挑戰。悲觀的聲音又多了起來，但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本人認為民進黨重新上台應該也不失為一個新的機遇，關鍵在於我們要如何面對？如何把握機遇？以及能否化挑戰為機遇？

民共之間的核心政治障礙

長期以來，民進黨與中國大陸之間不僅缺乏政治互信，甚至予人毫無政治交集的感覺。民進黨內有些人不僅否定自己中國人的身分，甚至連自己的華人屬性也不願承認，造成大陸不願意與民進黨人接觸對話。其實，民進黨與中共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交往的經驗，也沒有直接的選票衝突，為什麼國共關係都已實現和解，而共民關係卻困難重重？

作為近百年中國內戰的兩造雙方，中共與國民黨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主張方面存在著深刻的分歧，但今天國共之間已走出恩怨情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展開政黨良性互動。國共和解，不僅為兩岸人民贏得了8年兩岸關係和平穩定與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且實現了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面。

反觀民進黨與中共之間，更準確地說是民進黨與絕大多數中國大陸人民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恩怨情仇，卻始終找不到和解共生之道。在台灣內外的壓力之下，蔡英文的520演說重申了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關係暫時避免了立即攤牌的厄運，但兩岸公權力部門和兩會之間的互動已然停擺。由於民進黨方面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從量變上觀察，520以來的兩岸關係已呈現「斷崖式」滑坡，民共政治沒有互信的負面影響已經出現。我們擔心的是，由於民進黨內台獨和去中國化言行的慣性，兩岸公權力部門間的政治猜忌已在重新累積，兩岸社會輿情的對立也在增長，兩岸關係的「火險等級」正在上升，當前極其脆弱的兩岸政治平衡局面，很可能因一件微小事件的疊加，而在一夕之間垮塌。

民進黨是「天然獨」的集合體嗎？儘管最近台灣輿論界反對出現「日本殖民陰謀說」：「台獨基本教義派」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潛伏」下來的日本人（台灣網路文章，楊振明：《混在台灣島內的日本人》），這股勢力甚至超過200萬人之多。但此說法並沒有太多有力的證據支撐，我們也不能完全將個人出身與政治立場畫等號。進一步說，將民進黨支持者與台獨人士畫等號的指控可能是過於簡化的觀點，因為台灣絕大多數人是漢族移民的後代，歷年民調顯示，台灣絕大多數人曾公開表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因此，本人更傾向於民進黨的台獨色彩是一種「加工獨」，是在特殊時空環境下被塑造出來的政治產品。

同樣的，今天的民進黨人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印象，基本上是國共內戰時空背景下相互醜化的政治加工品。時至今日，台灣媒體對中共的報導仍以負面為主，除了少數有機會全面瞭解中國大陸現狀的群體，大部分的台灣民眾—不論是國民黨的支持者還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他們所受政治社會化的內容大體上是一樣的。

基於對戰後40年台灣政治的研究結論，本人認為民進黨人與國民黨人的差別，在於「大中國」與「大一統」話語體系在台灣內部政爭的工具性選擇：國民黨在統治台灣合法性、道德性和正當性，長期依賴「大中國」與「大一統」；而對於民進黨來說，恰恰相反，「大中國」與「大一統」正是他們為奪取政權所要破解的「政治魔咒」。

儘管有著政權之爭的矛盾關係，但國民黨承認兩岸之間有著法理上和政治上的領土、人民關係，因此，國共雙方存在著「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共同政治基礎。而民進黨至今不願承認兩岸之間存在著「同屬一國」的政治聯結，這種情況與國共關係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

民進黨人要麼主張「台灣已經獨立」，本來就與中國大陸沒有領土、人民的關係，要麼倡言台灣從中國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民共雙方缺乏最基本的共同政治基礎。因此，雖然國民黨和中共的政權之爭尚未完結，但在法理上同屬一個國家的共同認知下，雙方可以並且已經求同存異了。中國大陸與民進黨之間則不然，雙方不僅僅是政權之爭的問題，首先要處理的是更加深刻的國土與人民關係問題。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民共關係現狀已超出一國內部的政權之爭問題，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

台獨主張在民進黨內已成為一種不容討論的「政治正確」。十多年前，民進黨內的重要成員還一再強調，「台灣獨立」只是民進黨內一部分人的觀點，或說「台獨」只是工具性的政治主張，他們一再宣稱不能簡單地把民進黨說成是「台獨黨」，但現在這種聲音已經「靜默」了。雖然民進黨內不同派系和不同的政治人物在主張台獨的動機、出發點、強度上有所不同，甚至對台獨的內涵理解也有所不同，但由於黨內大多數人公開主張「台灣獨立」，民進黨就是「台獨黨」的認知已成為兩岸輿論的共識。隨著民進黨「台獨黨」形象的固化，大陸方面越來越不願與民進黨建立黨際政治關係。這就是民共之間難以開啟對話的核心政治障礙。

政黨再輪替帶來新挑戰

民進黨重新執政對大陸形成的挑戰，不僅來自於民進黨政權，也間接地來自美國、日本，來自國民黨，甚至來自大陸內部的民意壓力。

首先，民進黨在野期間不僅旗幟鮮明地主張台灣獨立，而且一直在言論和行動上杯葛兩岸交流合作，甚至在文化上推動「去中國化」活動。民進黨上台不久，人們已經注意到，教育部長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廢止微調課綱，此外，蔡政府還公開挑戰「沖之鳥是礁不是島」。蔡英文出訪巴拿馬時署名President of Taiwan (ROC)等，都引起兩岸各界更多的疑慮。因此，說大陸方面從台灣新政權一上台就受到新的政治挑戰並不為過。

其次，作為美國所謂西太平洋島鏈重要一環的台灣，歷來是美國防堵中國力量進入西太平洋的重要一環。在美國啟動重返亞洲戰略的當口，在中美摩擦加劇的時刻，出現一個對大陸不友好的台灣政權，多少可以降低美國「圍堵中國」的成本。

讓大陸更加憂心的還不是美國，而是對台灣有著特殊歷史情結的日本因素。近年來中日關係已頗為緊張，一個更親日的台灣政權上台，無疑讓日本有心人士喜出望外，而民進黨內不少政客更大剌剌地討好日本，這些動作比美國因素更直接挑戰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敏感的政治神經。

第三，民進黨重新上台對大陸的挑戰還有來自國民黨的壓力。如果公開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大陸對台政策卻一如既往不做調整，國民黨人自然會覺得大陸是「不講原則地放水」，國民黨人的挫折感不難理解。早在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上台執政時，就有國民黨高層抱怨大陸學者專家與民進黨人的接觸，並以威脅的口吻警告說：「如果你們與主張分裂國土的民進黨往來，國民黨只好與民進黨進行台獨比賽」。這樣的威脅或許有點誇張，但國共雙方開展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大陸方面在與民進黨交往時，不可能不在意國民黨人的感受。

最後，更大的挑戰可能來自中國大陸內部民意的壓力。對於大陸民眾來說，大陸對台釋出的善意一波接一波，其中不少是片面的「讓利」，但台灣內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一直下降」、「支持台獨的比率明顯上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幾乎成為「和平分裂的代名詞」。最直接的衝擊就是，國民黨在2014年底和2016年1月兩次大選的慘敗。這樣的結果看在大陸一般民眾眼裡就是「對台政策」的失敗。雖然事情並非媒體所渲染的那樣簡單，但有多少人會聽信專家的意見呢？不久前《環球時報》公布對「武力統一」態度的民調結果，再次顯示「武統」的情緒高漲，這對大陸方面同樣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

近年來，大陸民眾對台灣問題的憂患意識明顯上升，主要原因是台灣方面一再公布「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民調結果，從表面上看，這些看似科學的民意調查證實了和平統一已越來越不可能。如今，「台灣問題夜長夢多，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的斷言，已不僅是網上「憤青」的言論，而且也出自知名教授口中。對於大陸民眾來說，民進黨人長期推動的「去中國化」工作已在台灣形成某種政治亞文化氣候，台灣人自外於「中國」已成為某種「政治時髦」，台灣人面對大陸和大陸人時，言必稱「中國」、「中國人」的情形越來越普遍，民進黨人的「去中國化」政策已開始觸碰大陸人容忍的底線。

民進黨再執政的潛在機遇

上述關於民進黨再度執政對兩岸關係可能帶來挑戰的分析，是基於民進黨延續在野時期政治立場和主張的線性推論。當然，世界上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發展和變化，我們對民進黨的分析，也應該從歷史的、發展的、全面的、辯證的眼光，去做其他可能性的分析和推理。

從民進黨成立30年的歷史來看，民進黨分裂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台獨黨」形象是鮮明的，對於這樣的立場，大陸方面絕無接受的可能。民進黨不改弦更張的話，兩岸對抗與衝突不可避免。但我們不能坐視這種局面持續下去，我認為雙方之間理論上仍有改善關係的可為空間。儘管改變不見得會發生在短期之內，但長期來說，民進黨政黨路線調整的「髮夾彎」卻是有可能的、或者說已經發生了。

從理論上說，「台灣意識」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隨著內外環境的改變，民進黨人對「台獨」內涵的理解也有可能發生變化。從蔡英文的520演說來看，明顯與民進黨傳統的政治話語有所區別、有所進步，儘管這種進步與大陸的期待還有落差。

在嚴重不對稱的競爭結構下，台灣的選擇其實相當有限。民進黨人也不能閉起眼睛說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民進黨當局不僅要考慮大陸方面的反應，還要考慮美國人和日本人等國際社會的態度。雖然這些國家戰術上會利用台灣政權輪替的有利條件，但他們不可能為「台灣獨立」犧牲其自身的國家利益。更加直接的政治現實是，蔡當局首先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台灣內部的政治規則和法律規定已經對民進黨當局產生著足夠大的拘束力。所以，除了言語上的挑釁和戰術層面的擾亂外，民進黨政權並不能真正對大陸構成顛覆性的挑戰。

經過16年來三次的政黨輪替，大陸對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滲透力已明顯提高，目前大陸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突飛猛進發展，「法理台獨」已變得更加不可行，如果進行無謂的政治衝撞，蔡當局只能讓台灣付出無法挽回的代價，最終受害的還是台灣民眾。對於民進黨來說，4年後能否保住執政權才是核心利益，如果不能維持台灣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安寧，選民很可能會用選票讓民進黨成為第一個無法連續執政8年的政黨。因此，民進黨內部存在著強大的內生動力，必須處理好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這也就是兩岸關係存在新機遇的最大依據。

與第一次上台執政相比較，民進黨當局的自信心和定力已大幅增長，民進黨人如果願意調整兩岸政治立場的話，他們是有能力適度調整並獲得成功的。在總統大選的過程中，蔡英文已流露出希望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處理兩岸政策的意願，她在《蔡英文－從談判桌到總統府》一書的序言裡說：「兩岸關係也必須走出國共關係的框架，以廣泛的民意為基礎，建立可長可久的互動架構」。她在同一書裡說：「什麼事情都不能不考慮代價，而且這個代價是不是能夠負擔得起」。另外，蔡「赴美面試」以來對中國大陸的稱呼改變了，她開始小心翼翼地稱呼海峽對岸為「中國大陸」，基本上做到不在這些言語上刺激大陸民眾敏感的神經。

對民進黨的建言

我們希望在蔡英文的帶動下，民進黨內的政治文化開始調整和改變，民進黨人能以同理心感受大陸民眾的情感，不再輕易地用自外於中國的話語刺激中國大陸民眾。當然，我們也期待大陸民眾越來越多地用同理心理解台灣同胞的喜怒哀樂。民共和諧關係的建構儘管不容易，但我們不應放棄，因為一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對於兩岸人民是最高利益。國民黨若從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大局的角度看待民進黨的轉型，他們也會真心歡迎民共關係的破冰。

如習近平所宣示的，大陸不會因台灣政局改變而改變兩岸關係的大政方針。筆者相信，只要雙方有足夠的耐心和智慧，民共之間一定可以就兩岸關係同屬一個國家的問題找到共同的表述方式，對於民進黨人來說，這只是一念之間的事情，事實上，他們已繞著圈子把兩岸在法理上同屬一個國家的意涵以拆零的方式表達出來了，只是這樣的表達太過抽象模糊，予人留有後門，說變就變的不確定性。

簡單說，民進黨當局在兩岸關係政治定位問題上就差概括出一個明確的、可操作的政治詞彙。我們期待民進黨直接承認「九二共識」，或者與大陸之間儘快形成新的「法理一國」共識，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以造福兩岸人民。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兼院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

宗景宜，1952年生於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畢業。1977年生下一名患有重度智能障礙的女兒，為了爭取孩子生存的尊嚴與權利，她把對女兒的小愛化為大愛，1987年創辦台灣第一本以智障者為關懷對象的《心路》雙月刊，同年底創辦全台性的社福組織「財團法人心路文教基金會」(1999年更名為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心路基金會)，為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庭爭取權益。

宗景宜曾任心路基金會創會董事長，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啟智協會理事長、殘障聯盟常務理事、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常務理事。目前擔任心路基金會執行長。

宗景宜帶領的心路基金會曾獲國家公益獎、行政院金擘獎、台灣企業獎─最佳社會貢獻獎等殊榮，個人亦獲第六屆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社會服務獎、2015年吳尊賢愛心獎—社會服務獎等。

問：首先想請教您當初為什麼會想到成立心路基金會，您想達到的目標有哪些？

宗景宜答：成立心路與我女兒有關，成立的目標，簡單扼要講就是為智障孩子爭取就醫就學就養的權利。

我女兒出生於1977年，一歲多時出現發展遲緩現象，我帶她到醫院檢查。當時社會對智能障礙及自閉症等名詞都不熟悉，確診過程孤獨又漫長。她患有重度智能障礙，不會表達需求也無法自理生活，我曾經花了三年時間訓練她拿湯匙吃飯。我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是希望能讓智障孩子學會吃飯、上廁所，自理生活，未來就不需一個大人一直在旁邊看顧，長遠來看，可以減少家庭及社會的負擔。

女兒六歲那年收到入學通知，我帶她去報到，才知道她被擋在國民小學門外。當年只有少數學校設有啟智班，智障小孩不但要跨學區就讀，也不見得進得去，因為兩年才設一班，一班只收12名學生，我女兒排在第44名，就學之路遙遙無期。

當年社會大眾不認為智障孩子能學習什麼，受教育只是浪費教育資源。台灣直到1984年才制定《特殊教育法》，在那之前，沒有任何法源依據可以給特殊孩子適合的教育。

不單是教育問題，還有醫療上的難題。那時候還沒有健保，孩子看病或復健花費很大，很多父母因為有這樣的孩子而離婚或生活陷入困境。我想這些孩子會長大，照顧他們的家人會老，未來怎麼辦？於是想成立一個團體，為智障孩子爭取生存尊嚴及權利。

我成立心路的第二個動機是想讓有智障孩子的家庭得到更多的支持。通常沒有保姆願意照顧智障孩子，所以很多職業婦女被迫辭掉工作，在家全時間照顧智障小孩。心路讓家長明白，「你不寂寞，你有地方可以尋找資源、倾傾吐心聲」。

第三個想法是，如果要獲得政府的重視、社會大眾的認同，一定要集合群體力量組成倡議團體，才有實力替孩子爭取受教權、就業權。而這群人不是別人，就是智障兒的父母。

問：請問您當年如何號召家長站出來？也請您談談成立心路基金會的過程。

答：我認為「家長是智能障礙孩子最重要的權益倡導者」，只有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孩子挺身而出，所說的話才具有公信力。我當時跑遍全台30幾家啟智中心與教養院，與家長面對面溝通，晚上回家再分別寫信給家長，鼓勵有同樣遭遇的家庭站出來，為弱勢的孩子們爭取權益。

我們當初想要成立社福團體，但那時已有啓智協會，依據當時法令不能再成立類似性質的人民團體，所以我們只好申請成立基金會。成立基金會需要有100萬元的基金，只好自己募款，當時我們辦了兩場募款餐會，另外靠雙月刊呼籲家長們小額捐款，經過一年，終於募到100萬元，1987年正式成立「心路文教基金會」。

問：您曾發起《殘障福利法》修法行動，您認為修法的內容對智障者與其家庭有哪些幫助？

答：台灣1980年訂定《殘障福利法》保障殘障者的基本權利，但福利措施相當有限。另外，政府能否落實政策與預算有關，若沒有依法編列預算或只編一點點預算，政策根本無法落實。而且，我認為政府經費不應該單單幫助殘障者，家庭的支持也是非常需要的。

1989年心路基金會結合了超過70個殘障團體，包括殘障聯盟的劉俠姊，要求立法院修改《殘障福利法》在社會福利與特殊教育的預算分配。《殘障福利法》後來又修了幾次，如先改成《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後又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殘障」改成「身心障礙」，「福利」改成「保障」，避開歧視字眼。1987年時殘障福利預算只占中央總預算兩億，之後逐年成長到現在60幾億，一切都在逐漸進步中。

問：心路基金會服務的對象及範圍一直在擴大中，請問基金會如何運作？

答：心路基金會成立初期在台北火車站旁租一間小辦公室，至今全台已有近30個服務據點，員工近500人，主要營運方式是「服務專業化、經營體制化」。「經營體制化」包括制定管理手冊，建立制度，例如主任級兩個月開一次會，處長級每個月開一次會，每年都有年度大會，像本月我們已開始研擬明年的年度計畫。

心路基金會服務的領域有兒童、成人、庇護職場，每年有近6000人接受服務。兒童部分有兒童日托中心、早期療癒服務等；15歲以上的成人有日托服務，我們也與公部門合作，以「公設民營」的模式提供智障者照顧，我們還成立了「社區家園」，讓中重度智障者可以在「似家」的環境裡生活，這是一個全日型的服務。

心路基金會近年來也積極照顧中高年齡的智障者，他們的父母擔心自己一年年老去，有朝一日走了以後，誰來關心孩子。心路看到這一點，積極推動「中高齡社區安老服務」走入智障者居住的社區，在社區內培育照顧人力，希望就近協助他們在熟悉的社區裡安心終老。

庇護職場方面，我們設立了「心路洗衣坊」、「慈佑庇護工場」、「一家工場」、「機動工作隊」、「慈泰庇護工場」等，讓智障者可以擁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可以對未來懷抱希望。

心路基金會做這麼多服務，是我們從很多家庭的境遇裡，感覺到他們最需要服務的項目。例如，我們早期提供喘息服務，幫忙家長照顧智障兒半天時間。起因是30年前我遇到一個媽媽，她有四個小孩，老二是智障兒，她告訴我「跟先生結婚20多年，兩人不曾一起出門看電影、吃飯，我們兩個人一定要有一個人在家照顧智障孩子」，我當時便想有無方法可以讓他們夫妻一起出門看場電影，才發展出臨托服務。

問：您經營心路基金會以來，必定遭遇不少困難，請問您怎麼克服那些困難？

答：心路每年服務幾千名智障孩子，每一個孩子都需要專業人員提供服務，支出經費非常大。我們每年需要經費約3.5億元，政府約補助三分之一多、自闢財源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要靠募款。可是現在需要幫助的社福團體愈來愈多，募款愈來愈困難。我們只好更努力地去募款，用心路的服務績效去行銷，讓社會大眾願意購買心路基金會生產的商品。

我們從成立時就不打悲情牌，而是強調智障者應擁有尊嚴的生活、豐富的生命與美好的希望，這也是心路的願景。

跟政府打交道也有挫折。例如政府要求金龍發展中心收80名智障孩子，事實上，扣掉公設、辦公室、會議室、配膳等，實際上服務的空間最多只能收60幾人。不是我們拒收，而是必須考量基本的服務品質。

30年來我們遇到種種困難，但總是要一一設法克服。

問：30年來心路基金會及您個人都多次獲獎，您是否引以為榮？

答：我做這些事的開頭是因為我女兒，她改變了我的後半生。但是說真的，我個人不在乎被肯定或得獎，但心路基金會需要被肯定支持。所以，我認為頒獎的政府或慈善基金會既然肯定心路，就應該在人力、經費上提供幫忙，那樣的肯定支持，對我們才有實質幫助。

問：您將於明年滿65歲生日時退休，請問您未來有什麼計畫？

答：對個人來說，我不訂什麼計畫，到時候看遇到什麼事再做選擇。可能會有較多時間讀讀書，也可能會參與一些祈禱工作坊，甚至不排除再找點事做，一切看天主的安排。

聯合國前大會主席約翰阿什被美國指控接受澳門地產商的賄賂，引起高度關注。阿什已於去年過世，但該案才剛進入審理高潮。

9月4日至5日，20國集團領導人第11次峰會(G20)將在杭州舉行。但最近一段時間，大陸企業對外投資正面臨一連串的挫折，例如：中國廣核集團(CGN)遭美國司法部門以「工業間諜竊密罪」起訴，使得原本應該開工的英國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 C核電項目於7月29日被英國政府「暫停」；澳大利亞最近也阻止大陸企業入股電網項目。

英國梅伊政府想重新審核國家級的工程項目固然合理；然而，在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崩盤的今日，繼續耗費巨資去興建核電項目並不划算，何況英國長期入不敷出，國民經濟必須依賴外來投資，而中國是英國目前最重要的投資者，中英在核電方面的合作應不至於完全破局。

聯大主席涉案受到關注

美國以「工業間諜竊密罪」起訴大陸企業及在美的「華裔間諜」，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一年有一個案件因涉案者曾為聯合國大會主席受到高度關注，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都對此案表示震驚及遺憾。

聯大主席是由成員國代表輪流擔任的榮譽職位，並沒有實際權力。約翰‧阿什(John Ashe)原任中美洲島國安提瓜和巴布達(Antigua and Barbuda)駐聯合國大使，於2013至2014年間擔任第68屆大會主席一年，直到2014年9月為止。

阿什於2015年被美國司法當局以逃稅、收賄行賄等罪名起訴。檢察官指稱，阿什在擔任聯大主席期間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從包括吳立勝在內的多名中國籍商人手中收取超過1,300萬美元的賄賂，以換取聯合國支持在澳門建築一座造價數十億澳元，由吳立勝公司興建的會議中心大樓。

在起訴狀中，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指控，阿什在2012至2014年期間先後將贓款存入他在美國的銀行賬戶，還轉帳支付了房貸、租賃寶馬汽車，並購買了數隻勞力士手錶。FBI還指出，阿什在收受賄款後，隨即開始為行賄者奔走遊說，並將部分賄款送交原安提瓜政府總理。阿什也是設立在紐約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基金會」(Global Sustainability Foundation, GSF)榮譽主席，該會總裁和財務長被指控是上述收賄行為的中間人。

此案牽涉甚廣、勝敗難卜

此案共有七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澳門富豪、身家達18億美元、曾任大陸政協委員的吳立勝。吳立勝原籍廣東南海，目前擔任「新建業集團」主席，該集團在北京、廣州、杭州、深圳及珠海等地皆有房地產項目。吳曾與何厚鏵（澳門第一至二屆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及何鴻燊（在澳門博彩業獨占驁頭，有「賭王」之稱）合作，以「南灣發展有限公司」名義，開發過澳葡政府的南灣填海區工程。

2015年9月19日，吳立勝和私人助理殷傑夫(Jeff Yin)在紐約機場入境時，因試圖非法攜帶450萬美元現金進入美國，在紐約機場被警方逮捕。兩人被指控從2013年至2015年間，多次從大陸攜帶巨額美元現金進入美國境內，並謊報金錢用途。檢察官在9月26日的聽證會上表示，殷傑夫被捕後坦承，那些錢是要支付給「從事不法行為」的人作為酬金。9月28日起訴狀指出，兩人涉嫌妨礙美國海關人員執行勤務，以及向美國海關提供虛假陳詞。

在審理過程中，檢察官爆出吳立勝曾於1996年給民主黨籍總統候選人柯林頓超過100萬元的非法政治獻金。該案已於1999年定讞，阿肯色州涉案人崔亞琳(Charlie Trie)被判有罪，但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民主黨參議員利伯曼(Joe Lieberman)認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涉案。檢察官這一次扯出20年前的老案子，一方面可能是想使判決對吳立勝更加不利，另一方面恐怕也想趁此羞辱中國。

吳立勝2015年10月被控向阿什行賄，2016年1月接受審訊，以5,000萬美元保釋。吳立勝的律師8月初提交曼哈頓聯邦法院的答辯狀指出，檢方針對吳立勝的控訴「毫無根據」，而且吳立勝興建永久聯合國會議中心服務南半球國家的計畫被美方打亂，「有充分理由相信，擱置興建會議中心是為了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着想，並成功降低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美國檢方尚未回應吳立勝方的指控。

阿什被控後一直積極地為自己辯護，但他於2015年6月因心臟病突發，在美國去世，終年61歲。

法律案件須妥善處理

美國表面上講法律高於一切，但許多法律案件都有其政治目的，包括鋼鐵傾銷案、華裔工業間諜案、南海仲裁案等。這一次美國起訴澳門商人吳立勝和前聯合國大會主席，恐怕也只是一個最新的案例。

大陸企業想走出去的努力，目前接二連三遭遇強大的阻力，其中包括美國的各種法律訴訟案。儘管中國大陸政府不願意碰到這種法律糾紛，但也必須學習如何妥善處理。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