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德國邦議會選舉，右翼政黨AfD大有斬獲，其主要訴求在於反對執政聯盟的難民政策。梅克爾想合理分配其境內難民，但歐盟其他國家不願配合，只好把難民丟回土耳其統籌處理。

2016年3月13日，德國巴登浮騰堡(Baden-Württemberg)邦、萊茵法爾茲(Rheiland-Pfalz)邦、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同日舉行邦議會議員選舉，成立未滿3年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簡稱AfD)在三邦選舉中都獲得兩位數的政黨選票。

AfD得票率大有進展

在巴登浮騰堡邦議會議員選舉中，AfD獲得15.1%的政黨選票，成為該邦第三大黨，次於綠黨(30.3%)、基民黨(27%)。AfD在該邦議會143個議席中獲得23個席位，還獲得2席直選議席（相當於台灣的區域議席）。

德國國會和邦議會議員選舉，都採取兩票制，第一張選票選政黨，第二張選票選投票人所在選區的候選人。不過，德國選舉採取聯立制，政黨選票候選人名單與區域候選人名單可重疊，通常區域候選人也在政黨選票候選人名單中，因此除少數例外情形，某黨當選議員數係由政黨選票決定。不過，由於德國對直選議席（區域議席）採取單一選區制，小黨要勝出相當困難，因此贏得某個選區的直選議席特別能代表一個政黨的實力。

在萊茵法爾茲(Rheiland-Pfalz)邦，AfD獲得12.6%的政黨選票，一樣成為該邦第三大黨，次於社民黨(36.2%)、基民黨(31.8%)。AfD在該邦議會101個議席中可獲得14個席位。

在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AfD的表現更好，獲得24.2%的政黨選票，成為該邦第二大黨，僅次於基民黨(29.8%)。AfD在該邦議會87個議席中獲得25個席位和15席直選議席（區域議席）。

AfD大多是「抗議選民」

大多數AfD選民是因為對其他政黨失望才會把票投給AfD。根據Infratest dimap的民調，在上述三邦選舉中，巴登浮騰堡邦70%的AfD選民，薩克森安哈特邦64%的AfD選民，萊茵法爾茲邦62%的AfD選民表示，他們是因為對其他政黨失望才會把票投給AfD。

AfD選民對其他政黨失望的主因是德國的難民危機。大部分AfD的選民要求，德國必須對難民進入德國設限。AfD選民擔心大量難民湧入德國會使伊斯蘭在德國的影響力太強，並且使德國的犯罪率升高。過半數的AfD選民表示，AfD雖解決不了問題，但AfD對問題直言不韙。

所謂「問題」即難民危機。對上述三邦大多數的AfD選民而言，只有票投AfD才能表達他們對德國政府難民政策的不滿。目前德國的執政聯盟由基民黨（基督教民主黨）/基社黨（基督教社會黨）聯盟和社民黨（社會民主黨）組成。基社黨旗幟鮮明地反對梅克爾的難民路線，然而，基社黨依傳統只在巴伐利亞邦參加選舉。

根據Infratest dimap民調，在上述選舉中，過半數AfD選民認為如果在他們的邦也能選基社黨是好的。巴登浮騰堡邦61%的AfD選民，薩克森安哈特邦57%的AfD選民，萊茵法爾茲邦72%的AfD選民都做了上述表示。而且巴登浮騰堡邦約半數，薩克森安哈特邦77%，萊茵法爾茲邦約半數的AfD選民認為，AfD與極右立場沒有保持足夠的距離。這表示AfD選民主要是想藉投票表達他們對德國政府的難民政策不滿，但如有其他選擇，就不一定票投AfD，而且多數選民對AfD的右翼立場有疑慮。

AfD採右翼民粹路線

AfD成立於2013年2月6日，當初是因反對拯救歐元政策而成立。AfD認為，歐元已經失敗且危及歐洲的整合和各民族間的和平，因此主張解除歐元區，恢復歐盟各成員國的國家貨幣。歐盟成立後，成員國將部分主權讓渡給歐盟，重要事項都由歐盟理事會（由各成員國部長組成的理事會）、歐洲理事會（各成員國總理或總統組成）決定，AfD則主張將歐盟權力下放至各成員國，並要求在歐盟內實施更多的直接民主。換言之，AfD強調德國應以德國為主，不應為了其他國家而傷了自己的利益。

因此，AfD是一個右翼政黨，而且立場比保守的基民黨、基社黨更右。不過，德國一般並不把AfD歸類為右翼極端主義政黨（極右派政黨），而把它歸類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目前德國主要的右翼極端主義政黨是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簡稱NPD)。

2014年AfD贏得歐洲議會席位。同年AfD進入薩克森(Sachsen)、布蘭登堡(Brandenburg)、圖林恩(Thüringen)邦議會。2015年AfD進入漢堡市(Hamburg)、布來梅市(Bremen)（以上兩市地位相當於邦）市議會。2016年上述選舉後，AfD在德國16個邦裡的8個邦擁有邦議會席位。

作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AfD並不完全反對德國接收移民和政治難民，然而，AfD主張吸收高素質的移民。敘利亞戰亂導致湧入德國的難民數激增後，2015年9月初，AfD常委會通過關於移民和政治庇護白皮書，要求恢復德國的邊界控制，在邊界附近實施48小時內對政治庇護申請做初審，並廢止給政治庇護申請者零用金，而來自安全出身國(Sicherer Herkunftsstaat)的人不得向德國申請政治庇護。2015年11月，AfD黨員代表大會又通過決議，要求將政治庇護權的位階置於國家和國民安全之下、德國應規定收留難民數的上限，並廢止難民家屬以依親名義進入德國的權利。

梅克爾被譏製造難民危機

上述選舉後，總理梅克爾承認，難民危機影響了三邦選舉的結果，可是，她會始終如一地堅持她的難民政策，且會尋求全歐範圍的解決方案。梅克爾認為，AfD獲得的選票是針對過多難民造成問題的抗議，選民對伊斯蘭和德國內部的安全感到擔憂。同時，她認為基民黨、基社黨之間的緊張，導致基民黨得票率下跌。

然而，因難民危機感到憂心的德國人，主要將矛頭指向梅克爾。上述3邦選舉後，2016年3月19日出刊的《明鏡週刊》封面是被雞蛋砸中的梅克爾像，上面寫著：「憤怒公民的反叛─你們在上位者騙了我們所有人」。

事實上，2015/2016跨年夜，德國科隆火車站站前廣場爆發大量難民偷竊、性騷擾甚至性侵路過民眾的驚人事件後，德國的難民危機就被推上最高潮，梅克爾也陷入擔任總理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德國重要媒體紛紛對梅克爾的難民政策提出強烈質疑。

2016年1月23日出刊的《明鏡週刊》，封面是顏色溶解中的梅克爾圖像，上面寫著：「梅克爾追求什麼？將導向何方？」該期的主題文章說，梅克爾的難民政策不僅把許多公民搞糊塗了，也使得基社黨擔憂他們的生存。文章想分析：梅克爾如何成為難民總理？是什麼在驅策梅克爾？梅克爾突然間從哪裡獲得相關的果斷和確信？

1月28日《時代週報》(Die Zeit)評論梅克爾的難民政策，所配的插畫是拄著枴杖、衣冠楚楚的梅克爾站在懸崖邊，標題是：「她會跳下去嗎？」許多歐洲人認為，梅克爾的難民政策是瘋狂的，但作者認為既非梅克爾也不是其他人瘋了，梅克爾原本是想先由德國接收大量敘利亞難民，再合理分配至各個歐盟成員國，可是其他歐盟成員國不願意合作。

歐盟將難民丟回土耳其

歐盟其他成員國不願接收德國收容的敘利亞難民，梅克爾和歐盟只好將解決難民危機的重心放在土耳其。許多敘利亞難民是先到土耳其，再搭船至希臘。2016年3月18日，歐盟與土國簽署了解決歐洲難民的協定，2016年3月20日起生效。根據該協定，經土耳其抵達希臘的難民將被送回土耳其，自4月4日起希臘開始將難民送回土耳其。該協定生效後，敘利亞難民將從土耳其合法分配至歐盟成員國，但初期數量限制在72,000人以內，遠低於想進入歐盟的敘利亞難民數。

土耳其得到的回報是：最晚自2016年6月起，歐盟將給予土耳其免簽證待遇，而且歐盟將與土耳其進行新一輪的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對話。財政援助更不在話下，歐盟已決議給土耳其30億歐元作為安置難民的費用，上述協定簽署後，經費轉交的速度會更快，而且至2018年會再增加30億歐元的援助。

（作者係德國波昂大學社會學博士）

普丁3月中突然宣布從敘利亞撤軍，引來各方猜疑。雖然俄國只是改變戰術行動，但阿塞德政府仍然擔心其地位不保，敘利亞和平遙遙無期。

3月14日，俄國總統普丁宣布從敘利亞撤軍，敘國政府與反對派在日內瓦展開新一輪和平談判，以及俄敘聯軍日前攻克敘利亞中部重鎮帕米拉等一連串重大發展，在在引起國際關注。不過，俄國撤軍是否會影響到國際聯軍對伊斯蘭國(IS)的攻擊行動、動搖敘利亞阿塞德政府及中東未來的情勢等，才更值得注意。

普丁突然宣布撤軍

普丁突然宣布，俄軍在敘利亞的任務大致完成，因此俄軍主力自15日起從敘國撤出，惟保留部分武力和軍事基地，戰機也會繼續支援敘國政府軍攻擊IS。最近俄敘聯軍已在敘國中部古城帕米拉(Palmyra)取得重大勝利，宣布撤軍後不久，普丁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通電話，雙方就敘利亞情勢交換意見，白宮亦希望以政治方式解決敘國內戰。

儘管如此，普丁此舉仍然引起外界各種揣測，甚至懷疑俄敘關係是否生變，蓋因數月前阿塞德政府一再挫敗岌岌可危，直到俄軍介入後始轉危為安，因此俄國突然撤軍，可能是普丁對阿塞德政權的穩定已有信心，但亦可能是克宮企圖逼阿塞德向反對派做出某種讓步，因為最近在日內瓦的和談，敘利亞政府堅持阿塞德的去留為最後底線，或與莫斯科希望談判能取得實質進展的看法有別。此外，全球油價暴跌和西方制裁，對俄經濟已產生極大壓力，宣布撤軍亦有可能是想擺脫戰爭的困境。俄報指出，俄軍介入敘國內戰，每日軍費高達300萬美元。

根據報導，在俄戰機大力支援下，3月27日敘國政府軍已攻克從去年5月以來，遭IS佔領的帕米拉及其附近地區。對阿塞德政府而言，這項勝利極具戰略和象徵性意義，因為帕米拉緊扼大馬士革與荷姆斯市公路要衝，不僅可掌控通往敘國東部大省戴爾組爾(Deir Ezzor)，亦有助於政府軍未來北上收復IS首府拉卡(Raqqa)，難怪阿塞德稱此項勝利是敘國政府與其盟友的「重大成就」。

撤戰機但攻擊仍持續

普丁對撤軍雖做了說明，但未來將如何打擊IS聖戰份子仍留給各方極大疑慮。在俄國海、空軍強力打擊下，敘國反對派已受到相當損失，但目前還不能說俄敘聯軍已全面勝利。俄國防部長邵亦古(Cергей Шойгу)在出席普丁所主持的會議中表示，俄敘聯軍已收復400多處原為IS佔領的城鎮，並為阿塞德政府奪回1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不過，那僅占敘國領土的5.4%，目前大部分土地仍為恐怖份子盤踞。他特別指出，帕米拉附近有三處大型油、氣田，過去這些資源一直為恐怖份子控制，現在敘國政府已可自行開採和提煉。

俄軍事觀察家涅卡契夫(Юрий Неткачёв)中將認為，俄羅斯減少在敘利亞駐軍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因為敘利亞的政治問題，無法以武力解決，最近各方推動的日內瓦和平談判，對敘國未來發展極為有利。其次，俄軍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雖極為有效，但所費不貲，對經濟情況不佳的俄國是沉重的負擔，所以，改變戰略方式，對俄國較有利。第三則是氣候因素，目前時節敘國沙塵暴非常嚴重，對俄戰機攻擊行動的影響極大，在敘利亞維持龐大的空軍武力似無太大意義。

氣候改變戰術行動

俄戰機目前每天出擊20至25次，最近多向帕米拉附近山區和沙漠裡的IS部隊進行攻擊。敘國政府未來極有可能將IS恐怖份子逐出敘利亞國境，但有幾種氣候因素會影響俄軍行動，第一就是變化無常的沙漠氣候，最近正是敘利亞的雨季，而且經常發生沙塵暴，使用戰鬥直升機的攻擊效果比戰機更佳，如果沒有高射炮等地面武器的威脅，其實戰鬥直升機才是阻止敵人入侵的有效工具。

最近俄羅斯派出KA-52（鱷魚式）及Ми-28H （夜獵者）戰鬥直升機進駐敘利亞，加入12架先前已派駐此間的Ми-24、Ми-25和Ми-8空軍作戰部隊。這批新型的戰鬥直升機不僅性能特佳，而且擁有優異的作戰團隊。這些戰鬥直升機主要攻擊目標是坦克、裝甲車、裝甲運兵車和地面部隊，因此這些全天候直升機可隨時為敘國地面部隊提供最有效的空中支援。

這些俄製戰鬥直升機是IS恐怖份子的最大剋星，過去它們在車臣的作戰行動中發揮過極大作用，除非IS擁有新式防空導彈系統，否則很難對這些戰鬥直升機構成威脅，況且這些直升機長於夜戰。當然，對IS的攻擊仍以敘國地面部隊為主，最近敘國地面部隊已經過全面改編，此次帕米拉軍事行動就是由敘國政府軍、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拉克軍人所組成的國際聯合部隊所進行的。由於美軍稍早亦曾對該城軍事目標進行空襲，因而外界揣測美、俄是否要聯手協助敘國政府軍。

另根據俄國國防部長的報告指出，俄軍短期內要在敘利亞成立一支由不同來源、小型而有效的多國部隊，再配合俄國衛星情報、無人機、戰鬥機群，以及地中海、裏海水面和水下武力的協同作戰，才能有效地打擊IS恐怖份子。

敘利亞仍有分裂危機

3月24日美國國務卿凱瑞訪問莫斯科，曾就敘利亞內戰及IS在中東、北非地區擴大等問題與俄外長拉夫諾夫商議，並希望雙方能在敘利亞和平問題上取得共識。由於普丁發布撤軍指令，正好跟敘國政府與反對派日內瓦新一輪會談同一天，因此敘國反對派沒有理由拒絕此項和平談判。

以色列總統里夫林(Reuven Rivlin)更在普丁宣布撤軍後的3月16日訪問莫斯科，希望俄國支持以色列的中東政策。里夫林表示，俄軍撤退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在敘利亞的勢力將大幅增強，甚至有可能形成軸心；真主黨實力增強對俄、以均不利，況且莫斯科並不希望伊朗在敘利亞的影響力繼續膨脹。

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東問題專家薩然(Владимир Сажин)指出，俄伊兩國對敘利亞的立場不同，德黑蘭不希望與其關係友好的阿拉維教派（阿塞德）政府倒台，但對莫斯科而言，無論遜尼、阿拉維甚至基督教，任何教派政府，只要能理解俄國在該地區的戰略需求，均可與之合作。因此，伊朗即使與俄羅斯關係極為友善，但俄、伊兩國的合作仍然非常有限。

普丁宣布撤軍對美國和阿塞德的對手雖是一大喜訊，但此行動對莫斯科本身、大馬士革和真主黨則是一重大打擊。不過相對的是，俄國如果繼續減少其在敘利亞的軍力，雖有利於敘國推動和平談判，但有可能導致敘國內部分裂。

有分析認為，俄軍撤出不僅會使阿塞德地位動搖，而且會造成敘利亞的全面崩解，特別是敘國北部的庫德族。目前該地庫德族已提出自治的要求，主張敘國三處庫德族地區應成立聯邦。此項要求立刻引起安卡拉和巴格達當局的極大不安，因為土耳其東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族日近蠢蠢欲動，是否會再次發生變化？

對阿塞德政府而言，敘國政府在俄軍戰機支援下最近攻克帕米拉，具有戰略和象徵性意義，這也是IS自2013年以來的重大挫敗，難怪阿塞德抨擊美國所領導60多國聯軍的反恐行動，根本不及俄軍一年的成效。因此，普丁宣布撤軍自然引起各方疑慮。此外，阿拉維教派日前發布聲明要與阿塞德劃分界線，這眾叛親離的發展也是一種隱憂。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巴拿馬文件」一出現就讓冰島總理下了台，來勢洶洶，只可惜，為了保護西方1%菁英的秘密，大企業媒體及美國政府支持的ICIJ在一星期後又把外洩的文件鎖了密。

4月3日，《南德意志報》在網上公布了「巴拿馬文件」外洩的消息，該批堪稱數位新聞史上最龐大的外洩文件，是總部設在巴拿馬的「莫薩克馮賽卡」法律事務所所有。

該事務所專為全世界政商名流或犯罪者的黑錢在避稅天堂設立空殼公司，屬業界第四大。這次外洩的文件，內容可上溯到1970年代，40年間該所經手的20萬家企業，14,000人，共有1,100萬個檔案，以普通的書來換算，等於38,000冊，幾乎等於歷年政商巨賈名流藏匿黑錢的全紀錄，大家都期待大公開。

各國媒體的報導，赫然躍現地居然是一些國家元首，而不是巨賈名流；如現在已被迫辭職的冰島總理甘勞格森及英國首相卡麥隆，還有烏克蘭總理、阿根廷總統、遭影射的俄羅斯總統普丁等十數名。接著數天，國際政壇捲起了一陣風暴，一時間大家都期待媒體正義之神將掀開政商巨賈名流的恥部，將藏在避稅天堂的髒錢一一揭露，就像阿桑奇的維基解密一樣，把美歐霸權主導的國際政治秘密醜聞一件件攤在陽光下。

然而，刮了一星期的風暴忽然終息了，一切風平浪靜，政商巨賈名流的避稅天堂仍安然地在眾人不可及的天堂中。

企媒處理，能期待什麼？

何以故？在文件公布的第二天，前英國駐烏茲別克大使Craig Murray就發表了一篇題為〈大企業媒體守門人巴拿馬文件中保護了西方的1％〉的評論，指出大媒體選擇性報導的真相。他說：不管是誰洩密，都顯示了洩密者出於一股純正的動機，想曝露巨富藏匿財富的秘密系統，這些財富經常是貪腐所得且都為了避稅。這本來是一樁值得稱許的事，然而不幸的是，洩密者犯了可怕的錯誤，竟然把文件交給大企業媒體去處理。

這些大企業媒體過濾資訊的方式都遵循著西方政府的計畫，根本不可能牴觸法律事務所的主要客戶─西方大企業和西方巨富的利益。他接著說：你能期待什麼？這批文件已交由一個看似威嚴公正但極可笑的組織─「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去處理。

ICIJ是由美國最大規模的自由派媒體監察團體「公共廉正中心」(Center of Public Integrity, CPI)出資和組建的；而CPI後面的金主，是以福特基金會和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為首的幾十個美國壟斷的基金會。你能期待什麼？

該文還質疑道：別期待西方資本主義會出現有良心的自我曝露，這些西方大企業的骯髒秘密將永遠受到保護。

美國政府在文件後面

4月6日，危機解密發表聲明指出：美國政府在巴拿馬文件的後面，企圖展開對普丁的攻擊；執行抹黑普丁的是「舉報組織犯罪和貪腐計畫」(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而這個「計畫」的出資者就是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和避險基金巨富索羅斯。這個「計畫」正是參與報導巴拿馬文件的核心新聞組織。

為了回應危機解密的質疑，次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承認美政府資助了參與分析報導巴拿馬文件的核心組織；並強調這種支援舉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

不過，發言人拒絕評論巴拿馬文件是否構成數位資訊的偷竊，僅說這要看巴拿馬的法律如何裁定。這種說明，與過去美國將維基解密和史諾登洩密立即視為盜竊，並欲繩之於法的作為，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選擇性公開後即鎖密

大約一年前，洩密者把文件交給《南德意志報》，該報把這批龐大文件與ICIJ共有。於是，ICIJ召集了全世界80個國家超過100個企業媒體，約有400位記者參加了文件的分析報導。根據台灣唯一參與分析的《天下》雜誌報導：「去年9月，天下派記者赴德國《南德報》，接受ICIJ的訓練。過去7個月以來，天下團隊從1,150萬份資料中，找出與台灣有關的境外公司……」。

《天下》參與的記者杜易寰說：「《天下》雜誌擁有的是進入資料庫的『權限』，並未擁有資料。此外，ICIJ禁止所有合作夥伴外洩資料，也不允許交給政府部門，所以不是《天下》不給，是《天下》根本沒有資料，也沒有權限給」。

可見得，ICIJ獨占了洩密資料，各國媒體只可以看，並不擁有文件；文件被有條件地選擇性公開。實際上，控管文件的ICIJ是前述CPI和OCCRP的下屬機構，三者總部都設於華盛頓。CPI的出資者除了福特基金會和開放社會基金會之外，還有卡內基和平基金會、洛克菲勒家族基金會、凱洛格基金會等美國巨大壟斷財團；至於OCCRP的出資者，除了美國政府國際發展署和開放社會基金會之外，還有瑞士羅馬尼亞募捐計畫等。

由這些巨大壟斷財團和美國政府出資的CPI和OCCRP所掌控的ICIJ，可能會有「獨立」、「公正」的記者調查嗎？獨占文件的ICIJ，其本質就是大企業的守門人。

就如前述Craig Murray的評論文所指出的：大企業媒體的守門人角色，在巴拿馬文件中，保護了西方1％菁英的秘密，為了1％的秘密，ICIJ和大企業媒體又把外洩的巴拿馬文件鎖了密。

（作者係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

人民幣正強勢崛起，而「一帶一路」將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兩者相輔相成，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發動機。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曾說過一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世界」。自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以美元和黃金掛鉤和固定匯率制度伊始，美元大量地被各國作為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彌補了黃金的不足；也提高了全球購買力，並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奠定了美元獨強時代。美國藉由強勢美元掌控全球金融秩序及話語權。

人民幣強勢崛起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美元、英鎊、馬克與日圓並列全球四大強勢貨幣，但勢隨時轉，這趨勢在1999元歐元及後來的人民幣崛起後，漸漸演變為美元、歐元、人民幣三強鼎立的局面。中國大陸推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始於周邊化，再區域化，最後是國際化；亦即先讓人民幣作為區域流通及貿易結算計價的貨幣，再逐步開放金融體系，包括建立外匯借貸、人民幣清算及人民幣債券等市場，提升人民幣的貨幣交易和儲備及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功能。

據統計，中國於2014年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達6.55兆元、人民幣直接投資達1.05兆、全球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份額提高至2.96%；目前，人民幣是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及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

此外，人民幣債券市場亦日趨繁榮。平實而論，人民幣國際化可謂按部就班、循序漸進；而人民幣的崛起似乎有與美元較勁，進而與美元脫鈎的意味。

奠定區域經濟的核心地位

習近平於2013年9月提出「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策略，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對亞洲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指標意義，更是加速推動歐亞板塊經濟一體化的實現。

「一帶一路」本質上是基於均衡發展，讓大陸內部產業「走出去」，輸出內部的過剩產能，串連並帶動點狀、塊狀經濟發展，積極參與歐洲「後金融危機時代」的重建；進而打通東南亞的新興市場，奠定在區域經濟中的核心地位。

根據2015年4月13日大陸中央電視台所發布的官方版路線顯示（參考圖一），「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中國出發，將分成三大路線：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二是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三是中國到東南亞、南亞、印度洋。而策略中的「一路」，即是大陸與東南亞、南亞及非洲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由東南海路加強互聯互通建設，其重點路線有兩條：一條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另一條則由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隨著南線加入，海上絲綢之路將貫通印度洋與南太平洋經濟動脈，有助大陸打造「大洋經濟圈」。

習近平提出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作為「一帶一路」的實施方針。

一、政策溝通面：各參與國可就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本著求同存異原則，協商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

二、道路聯通：擬建立各國完善跨境的交通基礎設施，逐步形成「一帶一路」交通運輸網絡，包括公路、鐵路、航空、航運等多方面的互聯互通，這將對相臨產業、貨物貿易、資源能源等領域均提供直接的合作。

三、貿易暢通：各國應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做出適當安排，消除貿易壁壘，降低貿易和投資成本，提高區域經濟循環速度和質量，實現互利共贏。

四、貨幣流通：即在經常項下和資本項下實現本幣兌換和結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強抵禦金融風險能力，提高本地區經濟國際競爭力。其具體的措施包括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作為「一帶一路」的營運資金。於此同時，成立亞投行作為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融資來源。

五、民心相通：加強人文交流，將歷史絲綢之路建立起來的民間文化提升至更廣義的國與國、民與民之間進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此外，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包括強化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亞洲合作對話(ACD)、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海合會戰略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現有多邊合作機制及相關國家的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與人民幣國際化相互推進

在「一帶一路」策略下，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絲路基金，並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作為「一帶一路」的資金池。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各項內容的推進和落實，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功能將得到極大的提升。茲分析如下。

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全球63％的人口與29％的GDP，有龐大的基礎建設與多邊貿易商機，實有助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一帶一路」各項經貿合作開展之後，特別是大宗商品的計價結算、基礎設施融資、產業園區建設、跨境電子商務將大幅使用人民幣交易，不僅有利於降低各國與中國貿易的成本，也俾於貿易結算；同時亦可規避雙邊貿易使用第三方貨幣的風險，有效提高人民幣在雙邊貿易計價交易與結算使用，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二、中國除了陸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換匯協議(SWAP)外，又國際化的貨幣往往具有網路外部性，一旦人民幣的交易與使用跨越一定門檻後，其交易與使用量成長必然加速，實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換句話說，人民幣國際化可促進「一帶一路」經濟帶的建設，而「一帶一路」也會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有相輔相成之效。

三、人民幣已於去年11月底成功加入SDR，並將於今年10月1日生效。坦言之，SDR是人民幣國際信用的基礎，有了這張護身符，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將促使沿線國家增持人民幣作為其儲備貨幣及價值儲藏的意願。中國銀行所發布的2015年度《人民幣國際化白皮書》指出，目前已有超過八成的「一帶一路」沿線客戶未來打算使用或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使用水準，預期人民幣國際化將向前邁開大步。

綜合言之，在「一帶一路」戰略下，預估未來5年總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總額將高達5兆美元，一旦基礎建設串連完成後，大陸相關省份、周邊國家貿易額度提升將指日可待。中國經濟成長率在2014(7.4%)及2015(6.9%)分別創下24年及25年新低後，今(2016)年第1季GDP成長率僅6.7%，低於去年第4季的6.8%，為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季度成長最低速，正深陷經濟下行的疑慮陰霾。然而，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的經濟建設，不僅能夠帶動產業升級，紓解鋼鐵、水泥等原物料產能過剩的問題，為習近平的「供給側經濟學」推波助瀾，促進外匯投資，而且將順勢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黑暗中的明燈。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一帶一路」的戰略中，兩岸可進行「強強聯合」，而台灣經濟發展必須走出小而美的框框，才能從大格局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在全球化進程逐步加快的背景下，以「一帶一路」為導向實現歐亞大陸經濟繁榮是中國大陸崛起過程中與世界加強經濟合作的重要戰略目標。該目標的提出到付諸實施只有一年半的時間。

「一帶一路」形成與發展

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思與設想，到2015年4月中國大陸的發改委、外交部和商業部正式發文付諸實施《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戰略。以此，標誌著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思正式進入實施的階段。

「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思是以歐亞大陸兩端發達區域為中心，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兩個經濟帶的發展，通過迅捷的交通網絡把東亞、南亞同東歐和西歐連接起來，使得各自為政的小經濟體變成適應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產經合作。把歐亞大陸中業已存在的區域經濟體連接起來，可以形成一個巨大的商業貿易和經濟繁榮區域。這一戰略構思的目標就是塑造歐亞經濟一體化，通過經濟發展的巨大力量，建設和平家園的目標。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實施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戰略設想。2010年以來美國開始了「亞太再平衡」的外交戰略，維持美國在亞太影響力、主導權，以平衡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後的亞太秩序變化。但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對抗戰略，此一戰略的原始依據是來自於冷戰思維，是依據舊時代的意識形態對抗模式來處理世界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理念。由於美國有著巨大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亞太再平衡」政策也許在一段時間裡會有效應，不過從長期來看，單純的政治對抗戰略思考已經過時，難以改變中國崛起後帶來的區域政治經濟架構變化。

此外，美國還在努力建立具排他性的自由貿易架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這一戰略主要是以國家間實現自由貿易為目標，建立互相提供低關稅率的市場。由於該區域內各經濟體的經濟水準差距很大，這一低關稅率市場實現後的結果，就是美國低成本商品充斥在這些國家，結果只有美國商家一方收益。因此，這樣的戰略合作在未來很難有長久的合作空間。

日本也在為維持其相對旁落的影響力而努力，提出了要建設「亞洲民主之弧」的戰略構思。這是以南亞的印度為起點，通過東南亞國家聯盟，連接日本的政治經濟架構。從政治架構的思考來觀察，亞太地區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區域，很難用西方政治為基礎的邏輯對亞太國家政治發展提出規範性要求。從經濟合作思考來觀察，這一經濟合作的架構已經融入到中國所提倡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框架中，因此難以同「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思相比擬。

中國大陸可以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擴展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這也是中國實施大國戰略的重要安排，不再搭乘美國主導的經濟發展「便車」，而是自己設置議程，制定戰略，為亞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快車」和「便車」。以通過經貿交流與合作，加強中國同世界經貿的聯繫，展現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中華因素。

「一帶一路」的政策目標

建設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以中國和歐盟建設架構橫跨歐亞的大陸橋的連接，加快貨物貿易為主軸的經貿合作構想。重點是實現「政策、設施、貿易、資金、人員」相互暢通的連接管道，以利於歐亞大陸兩端經濟繁榮中心的連結。

要實現「五通」目標，首先需要歐亞大陸各個國家在建設「絲綢之路」這一戰略有一致性的認識。有了共同的認識，就會有相同的政策安排，才會有彼此互相合作的空間。歐亞兩大經濟體的連接需要建設鐵路和港口，需要有電力和能源的供應。在「一帶一路」連線中，相當多國家這些設施尚未完善，甚有部分國家還非常落後，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初創階段，需要在這些國家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設。

在實現「五通」的過程中，資金流通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很多發展中國家本身缺少可提供經濟設施建設的資金，也難以從發達國家的銀行中獲得貸款。在「一帶一路」的帶動下，中國先後組建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建立「絲綢基金」，為絲綢經濟帶的建設提供資金面的保障。在政策支援、資金到位、基礎設施的建設逐步實現的狀況下，增加大陸同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的貿易和人員往來，絕不會是空想。

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建設將是由近及遠，由易到難的發展過程。先從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先從成熟的國家和地區開始，通過「點」的發展帶動「線」的發展，再從「線」的發展帶動「片」的發展，最後實現歐亞大陸兩大經濟體連成一體。可以設想，在未來的30年甚至更長時間裡，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帶動下，將會形成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三的大繁榮經濟區域。

兩岸可實現「強強聯合」

這一戰略也為兩岸經貿關係的深度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在過去的八年中，兩岸的經貿合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積極發展，但是兩岸經濟都出現部分產品產能過剩的問題，兩岸經貿合作如果要尋求進一步的發展，需要進行深入合作，必須開拓共同市場，而「一帶一路」將會給兩岸共同開發市場提供好機會。

兩岸經貿合作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重要基礎。台灣原來就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對於開拓外部市場有著完整的經驗，並對國際市場上的高科技產品有著持續的研究和開發，加上通過將近30年持續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合作，形成了一批效益比非常好的產業群體，為進一步拓寬「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提供了完備的基礎。

中國大陸本身巨大的市場吸引著「一帶一路」的國家經濟，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僅需到中國大陸資本的投資，更多的國家需要中國能夠幫助他們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需要中國的經濟發展帶動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兩岸應該綜合協調彼此在經濟合作中的不同角色，通過合作與開發，增加兩岸經濟合作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開發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上受歡迎的商品，從而實現兩岸共同去賺世界錢的目標。

要推動兩岸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合作，需要加強兩岸的金融體制的合作，為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兩岸企業提供金融支援和幫助；需要加強兩岸物流存儲業的合作；需要建設兩岸彼此互補性的經濟產業鏈合作；需要建立兩岸產業技術標準的合作；需要兩岸企業家和商業部門以產品為導向，共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商業網點，帶動市場的發展，創造出人見人愛的「大中華品牌」。台灣經濟發展只有走出小而美的思考，才能從大格局的交往中獲取更大的利益。

（作者係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一帶一路」戰略沒有封閉性和排他性，對台灣形成重大機遇，台灣應積極參與優勢項目，拓展沿線商機，爭食新市場的大餅。

 「一帶一路」是大陸面向亞歐非三洲開放的國家重大戰略，將致力建設跨區域陸海互聯互通網絡體系，並發展跨區域市場潛力，此舉可望重構全球經濟新格局。尤其「一帶一路」東連活躍的亞太經濟圈，西接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中西亞和非洲大陸的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所以，共建「一帶一路」可創造世界經濟成長的「第三極」，這之間也隱含著龐大新市場商機。

陰謀論不攻自破

近年來台灣參與各種區域經濟整合顛跛不前，加上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市場需求弱化，已導致台灣出口大衰退。面對「一帶一路」的前景看好，台灣絕不能錯失此一機遇，理應要有一番新思維和新對策，來迎向作為全球最長的跨區經濟走廊的「一帶一路」倡議，才能避免淪為「亞歐新孤兒之命運」。

面對「一帶一路」倡議，在一些政治立場不同的國家出現不少陰謀論，包括指控「一帶一路」旨在抗衡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並藉以擴張中國威脅勢力；「一帶一路」屬於現代版的「朝貢外交」、甚至有盜取安倍首相的「自由和繁榮之弧」外交構想之嫌。但仍有亞歐非和拉美更多國家喜聞樂見「一帶一路」此一新型的跨區域經濟合作模式，認為可帶來互利共贏。

除上述陰謀論，有些國家還質疑「一帶一路」推動的國際產能合作，是大陸為處理本國經濟成長減速的過剩產能，遂假托對外推動經濟合作，趁勢把高污染和高耗能產業向外轉移。但大陸在「一帶一路」的推進過程中，輸出的是國內生產網絡過剩的「有競爭性」產能，正好與沿線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產業的產能不足形成有利互補態勢。

沒有封閉性和排他性

本質上，「一帶一路」是跨區域合作概念，不是一種機制，也並非政府間制度化的合作協定，更不強調意識形態，它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發展理念，完全開放和包容，不像美國主導的TPP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特別是，美國還把TPP和跨大西洋貿易暨投資夥伴協定(TTIP)作為跳脫世貿組織(WTO)架構的「雙翼」、企圖另外建立全球經貿新規則，而「一帶一路」則是藉由各種軟硬體建設的互聯互通，要營造良好的跨區域貿易投資便利環境，完全遵照WTO精神辦事。

日本方面扭曲「一帶一路」 是習近平的現代版「朝貢外交」，利用經濟利益「交易」外交關係，旨在化解「中國威脅論」。事實上，大陸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推進「一帶一路」並非政治性援助，而是採取符合市場規律的政策來共同建設跨區域發展。至於安倍的「自由和繁榮之弧」外交構想，這種企圖圍堵中國的「地球儀外交」戰略早已以失敗收場，反倒是「一帶一路」在加強沿線各國不同發展模式和文明對話、遵循市場規律、尋求利益契合，並無政治針對性，已獲得國際眾多掌聲。

美日方面經常抨擊「一帶一路」美其名在進行國際產能合作，實際上則在趁勢把高污染和高耗能產業向沿線開發中國家轉移。但跨國產能合作只是大陸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其中一項，即使是過剩產能也並非高污染和高耗能，而是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因素衍生的有競爭性產能，這對沿線開發中國家有彌補對方產能和利用不足的正面意義。

對台灣形成重大機遇

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對台灣來說，是機會也是挑戰，只要正確面對機會，務實迎接挑戰，即可趨吉避凶。

在機會方面，簡扼分析如後：首先，「一帶一路」倡議已經與越南的「兩廊一圈」、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薩克的「光明大道」、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及歐盟的「容克投資計畫」形成戰略對接，將有助發揮沿線經貿投資機會的乘數效果。尤其「一帶一路」將有助提升沿線人口超過20億、17個伊斯蘭國家的基礎建設，帶動經濟產業增長，增加就業機會，穩定各國政治和化解社會矛盾，其市場潛力不可計量。

再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程度較為落後，對工業化製造和產能及建設資本的需求相當大，參與沿線建設投資具有很高的經濟效益。台灣優勢或過剩設備、產能和資本正好可移轉到上述沿線國家，預估在投入建設的4-5年後即可長期穩定獲利。

據亞洲開發銀行估算，未來10年亞洲地區每年基建市場需求約8,000億美元，加上「一帶一路」市場的貿易總額至少也有1-2億美元規模，整體市場商機肥滋滋，台商相關產業應提前布局，經由參與性質類似私募基金的絲路基金，或通過國際聯貸，聯手兩岸拓展商機。由於台灣在海上絲綢之路具有地理優勢，未來參與建設並攫取商機的空間也很大。

台商應評估風險

至於挑戰方面，若台灣遲遲不參與「一帶一路」，其後果令人堪慮。首先，推進「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建設，大陸企業的運輸及物流成本將大幅降低，加上國際產能合作建構跨境產業鏈，以及「一金兩行」的金融支持，台灣若不參與「一帶一路」，未來在該區域市場必然喪失競爭力，出口恐遭排擠甚至邊緣化。

其次，「一帶一路」是大陸第一次從被動的全球化參與者變為主動的跨國合作新模式的創造者，同時也將進行生產環節的部分移轉，並拉長跨境產業鏈，台灣若不能與時俱進積極參與，會在全球價值鏈處於不利的地位，乃至壓縮台灣中間產品出口大陸和「一帶一路」市場的空間，甚至發生被替代的貿易危機。

第三，推動國際產能合作是「一帶一路」的重要舉措，大陸並以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中國製造2025」作為搭配，勢必有效強化大陸企業「走出去」的競爭優勢，台灣若遲遲無法參與「一帶一路」，對外貿易活動將遭遇強勁對手。屆時台商為確保海外市場只有「出走」一條路。

面對「一帶一路」倡議，台灣政黨輪替後因「恐中」慣性使然，恐怕不易支持台商參與其中。但「一帶一路」並非政府間制度化的合作模式，也不以意識形態為基礎，且堅持市場導向，台灣似不宜因政治立場自我設限。沿線70多個國家都已在區域合作議題找到自己的定位，台灣若能選擇本身具優勢項目積極參與，則可拓展歐美傳統市場以外的沿線市場，這對陷入出口衰退和經濟發展困局的台灣，會是重新翻轉經濟命運的好機會。

大陸商務部已把「一帶一路」戰略定調為：繼鄧小平提出建設特區、2001年加入WTO後的第三次改革開放。台灣絕不能坐失大陸第三次改革開放的宏大機遇。對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大陸早已釋出善意，只要兩岸關係持穩，台商參與「一帶一路」、搶食新市場大餅是絕對有機會的。

總之，在「一帶一路」新市場中，機會與風險並存。綜觀「一帶一路」的市場風險，主要在地緣政治風險、政策體制不穩定、經濟成長動能不足、對抗外部風險能力薄弱、匯率波動大、種族複雜、文化差異大、宗教信仰衝突等。台商應嚴謹評估風險和制定參與策略。

（作者係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副主任）

儘管兩岸經濟合作行之有年，不過大多停留在投資貿易驅動層面，現可利用「一帶一路」與大陸攜手輸出過剩產能，實現技術驅動型增長，打造高端品牌，互利共贏。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一輪轉型期，支撐改革開放30年來高速增長的增長動力逐漸衰弱，經濟亟需尋找新的增長點。此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9月和10月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期間，分別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共同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各界將之簡稱為「一帶一路」戰略，以化解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的主要矛盾與發展困境。

可化解大陸經濟矛盾

1.「一帶一路」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近年發展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之一。該概念於2006年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被首次提出，描述的是快速增長經濟體運行至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無法繼續實現向高收入階段攀升的現象。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的最新標準，2010年中國人均(GNI)首次突破4,125美元，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經濟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跨越等問題逐漸受到重視。

對此，筆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產生可以歸納為兩個矛盾：一是自身增長動力轉變的需求與新增長點尚未形成的矛盾；二是資源稟賦的轉變與國際競爭力削弱的矛盾。而化解這兩個矛盾必須「果斷摒棄之前取得輝煌成就的老政策」(World Bank, 2008)，改變原有發展模式，形成具有創新性的經濟增長新動力。而「一帶一路」正是化解這一矛盾的突破口。

實施「一帶一路」會轉變大陸以往依靠過剩勞動力、世界工廠式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逐步形成以技術為核心的集約型增長方式；在海外市場中，將逐步改變大陸以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特徵，力爭在高端製造業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帶動大陸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2.「一帶一路」是經濟新常態下的新引擎。

大陸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這意味著在未來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將實現三個重要轉變。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然而，要順利實現這一轉變並非易事，而「一帶一路」會極大地幫助中國經濟形成並適應新常態。因為「一帶一路」的執行會形成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成為大陸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隨著「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投資，將帶動新一輪相關產業的市場需求，活化大陸經濟；此外，「一帶一路」在落實與發展的過程中，亦有助於大陸轉移部分成熟產業、發展可主導未來的新興產業，實現中國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需求。

3.「一帶一路」是助力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戰略。

為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應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政府提出供給側改革的發展方針，作為未來大陸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供給側改革旨在摒棄以前僅注重三駕馬車的需求側改革，強調從經濟增長的供給層面改革以推動大陸經濟改革，具體內容包括(一)注重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形成以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   (二)調控經濟與產業結構，讓資源從產能過剩產業流動到有高需求的新興產業去，進而扭轉供給與需求在結構上有效供給不足的窘境；(三)改變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杆、降成本、補短板」構成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任務，其中包括處置僵屍企業、化解房地產庫存、防控金融風險、降低企業成本和補充供給短板等。

「一帶一路」將能有效助力大陸供給側改革的實現。首先，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要借助「一帶一路」加強與發達經濟體的共同開發、合作，不斷提升自身的生產力，形成全要素生產力對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機制；其次，「一帶一路」為大陸輸出過剩產能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加上亞洲投資銀行的配合，有助於大陸實現過剩產業產能的釋放。最後，隨著過剩產能的輸出，有效地改變並提升大陸的產業結構，可以集中資本、勞動力、人力等因素，大力發展高端製造業及服務業，實現與不斷攀升的需求結構相匹配。

4.「一帶一路」是大陸構建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經過30年的發展，大陸對外經濟形勢出現重大轉變，過往「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模式已經不適應當前大陸經濟的發展，高水準「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共同發展，出現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

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兆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帶。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一帶一路」會促進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推動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率先轉型升級，進而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兩岸經濟合作存在問題

1.經濟整合有提升但程度不高。

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長期追蹤測度兩岸經濟合作整合情況，並試圖從貿易、投資、金融、人員流動等多個層面構建兩岸經濟整合指標，期望對兩岸經濟整合情況做到較為科學的調研與跟蹤。經前期研究發現，自1990年代以來，儘管兩岸經濟合作熱絡展開，但依然處於起步階段。特別是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兩岸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投資、人口流動等多個層面都具有較大的差距；2008年以來，隨著兩岸制度性交流的逐漸頻繁，兩岸經濟整合指標有所上升，但與成熟的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依然存在提升空間。因此，當前兩岸經濟交流雖然打破了一些壁壘，但從各要素流動的角度來看，依然不夠活絡，需要全面的促進提升。

2.經濟交流對彼此經濟增長僅停留在投資貿易驅動層面。

經濟增長理論一直對經濟合作與整合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存在爭議，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對經濟的增長效應是否具有長期增長效應和短期水準效應，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一體化對經濟的增長效應既有短期水準效應，又有長期的增長效應；而傳統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則認為一體化對經濟的增長效應只具備短期的水準效應。

1990年代以來兩岸經濟合作對台灣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水準效應，而對大陸經濟增長的短期、長期效應卻均不顯著。這表明兩岸合作並沒有形成一個互利共贏的有效機制，亟需在合作機制上突破。此外，學界認為經濟合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管道有多種方式，其中較為主流的觀點認為，區域經濟整合通過投資貿易驅動與技術驅動形成對區域中各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當前兩岸經濟合作與整合對彼此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停留在投資貿易驅動層面，而技術驅動作用微弱，這也是未來調整的重要方向之一。

3.兩岸共同對外的合作較少，合作方式過於傳統。

1990年代以來至今，兩岸的產業合作基本上是受台灣成本上升影響而形成的產業外移現象。因此，從合作模式來看，是將原有的台灣企業移植到大陸，利用大陸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以保持該產業原有的國際競爭優勢，使其繼續在全球市場中行使低價策略。

隨著大陸經濟路易斯轉捩點的到來，不再具備原本的勞動力優勢，這也就意味著原本的合作模式不能繼續；如果想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與往來，必須找到順應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創新性合作模式，「一帶一路」為兩岸未來深化經濟合作指明了方向。

創造兩岸經濟合作新模式

台灣自古以來就屬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其經濟與大陸經濟的聯繫日益密切，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將是必然的選擇。為了更好地享受到「一帶一路」帶來的政策紅利，必須調整好兩岸經濟合作的模式與手段。

1.兩岸攜手「走出去」，輸出過剩產能。

要實現經濟與產業轉型升級，就必須輸出內部的過剩產能，這是兩岸面臨的共同問題。過往兩岸合作的主戰場主要集中在大陸內部，在新的形勢下，兩岸應該攜手轉移主戰場，至「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與地區。這些國家與地區往往經濟不是很發達，特別需要基礎設施與一般製造業的建設與扶持，而台灣在基礎設施完備程度、金融市場完備程度、產能結構、資本、技術標準、裝備製造、研發能力、管理能力、人才儲備等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更特別地，台灣具有產業外移的成功經驗，以此加入到「一帶一路」，共同實現「走出去」的戰略，一方面能順利輸出過剩產能，另一方面也將成為兩岸未來共同的新經濟增長點。

2.兩岸經濟合作需要轉型升級，實現技術驅動型增長效應。

兩岸發展差異度降低、經濟協同性提升、經濟結構收斂，意味著兩岸經濟關係的互補性逐漸讓位於競合性。以此為前提，需要轉變兩岸經濟合作思路、創新合作方式、提升兩岸經濟合作的政策協調。

對此，兩岸經濟合作必須實現對大陸及台灣經濟的正向顯著增長效應；而筆者認為，最為重要的是要實現由投資貿易驅動增長效應，向技術驅動增長效應的轉變，而「一帶一路」正是能夠為該轉變創造豐腴的土壤，讓兩岸在合作的過程中，能夠加強並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最終通過兩岸經濟合作幫助大陸與台灣經濟的轉型升級。

3.以兩岸合作緩解大陸供需結構性失衡。

經前文分析，大陸經濟發展的另一大主要矛盾是內部供需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導致大陸遊客在海外瘋狂血拼。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高端製造業的嚴重不足。這裡的高端製造業不僅是指設備、高科技含量較高的資本品，也包括一些精細化的日常消費品。相信如果兩岸能夠通過精細化合作生產出符合大陸民眾需求的高端消費品，未來也可通過「一帶一路」發展至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改變當前兩岸產品無名牌的現況。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符合當前大陸經濟發展形勢，能夠有效應對大陸經濟發展新常態，能夠協助大陸經濟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基礎上，原本的兩岸經濟合作模式顯然不能夠適應大陸新經濟發展形勢。為此，我們認為，要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必須實現兩岸經濟合作方式的轉型升級，而「一帶一路」為此創造了難得的機遇與契機。兩岸可以共同實施「走出去」的戰略，輸送過剩產能；深化合作內容，共同形成技術驅動型的經濟合作增長效應；應對大陸供需結構性失衡、並結合「一帶一路」，打造兩岸共同高端品牌，實現兩岸經濟發展的互利共贏。

（前者係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後者系碩士研究生）

兩岸簽署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有何具體成效？

兩岸兩會於2009年4月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下稱兩岸司法互助協議），雙方同意在民事、刑事領域開展互助，採取措施共同打擊雙方均認為涉嫌犯罪的行為，例如綁架、毒品、人口販運及跨境有組織犯罪等重大犯罪，詐騙、洗錢、偽造貨幣等經濟犯罪。

根據台灣法務部的統計，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簽署滿6周年(2015年4月)時，在兩岸相互請求司法協助的67,000多個案件中，已經完成了55,000多件，成功率高達81%。特別在兩岸聯手打擊犯罪方面，6年來總共破獲141個案件，逮捕6,200多人，同時相互遣返雙方通緝犯405人。由於有嫌犯潛逃至東南亞等地，因此雙方亦多次派員前往第三地偵訊，再各自遣返嫌犯回國。

協議執行以來成果分別說明如下：

一、合作打擊跨境不法犯罪：兩岸檢察與司法警察機關打擊了各類跨境犯罪，包括危害民眾甚巨的「電信詐欺案」。2013年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廣西南寧違法傳銷專案小組」，透過協議合作機制，與大陸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共同查辦違法傳銷案件，執行多次全台同步查緝。2013年4月兩岸聯手查獲毒品案件39件，並展開首次「兩岸海上聯手查緝毒品行動」，破獲最大「貨櫃走私海洛因案」。

二、緝捕遣返逃往大陸的刑事犯：截至2015年4月，已自大陸地區遣返刑事犯405人，其中包括高鐵爆裂物嫌犯胡宗賢、前中興銀行董事長王志雄、前立法委員郭廷才、前彰化縣議會議長白鴻森、前嘉義縣溪口鄉長劉邦詩等人。

三、追贓返還被害財物：2013年11月間台灣法務部與大陸公安部成立「兩岸罪贓協處專責小組」，專責處理兩岸間犯罪不法所得之查扣、沒收與返還事項；2014年4月起，兩岸再度合作將詐騙款項返還被害人。

四、完成受刑人移交：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約定移送受刑人，使其能返回己方繼續服刑。2014年3月28日，將首批在大陸莆田監獄服刑的3名台籍受刑人接返回台，送台北監獄繼續服刑。

五、協助調查取證以保障民眾權益：兩岸合作完成600多件調查取證之協助，包括取得證言、提供書證、物證、確定關係人所在身分、勘驗、鑑定、檢查、訪視、調查等，有助於訴訟案（事）案件之偵查審判及民眾權益之保障。

六、執法專業交流引領法治對話：大陸派出百餘人次之公安警察、檢察官來台參加法務部研習課程。自2013年起，法務部組團由檢察官赴大陸國家檢察官學院、公安機關等地講授法律及司法制度。2016年4月初，法務部長羅瑩雪首度以部長身分率團赴北京，與大陸司法界高層交流。

2016年4月上旬起，肯亞陸續遣送45名台籍電信詐騙嫌犯至大陸，引起爭議。法務部肯亞案專案小組4月20日飛往北京，次日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區看守所透過視訊會見了45人，並聽取陸方報告偵辦情形及嫌疑人涉案情節，檢視相關證據。該小組與陸方公安部隨後進行協商，達成四點共識：(一)關於肯亞案及馬來西亞案，雙方同意開展合作偵辦；(二)陸方同意家屬探視台籍嫌疑人，依規定積極安排；(三)對於未來跨境犯罪，雙方同意建立處理原則，以利打擊犯罪、保護受害人及實現社會正義；(四)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生效7年來，成效有目共睹，執行成果值得珍惜並延續執行。

台灣各式民調多多，但這一次「肯亞案」沒人做民調，媒體在缺乏數據的情況下就說「群情激憤」，有何根據？

  台灣媒體喜歡做民調，選舉時、政策取決時、各種大新聞發生時，但這次大陸引渡肯亞詐騙犯，各報、各電視台主流媒體巨幅刊登相關新聞，卻不見做民調，是沒有新聞價值？廣告價值？還是做出來跌破大家眼鏡？做一次「你贊成不贊成大陸引渡肯亞詐騙犯？」，全台一面倒感謝大陸出手幫忙，台灣面子掛不住？

由於台灣媒體這次不做民調，讓一些政治人物得以假借民代身分即代表民意，進而曲解民意、踐踏民意，有些媒體不知是有意還是故意，陷入政治人物設的假圈套、假陷阱，認為台灣老百姓都在乎管轄權比人渣重要。

民進黨立委與蔡英文真的會俯視民意嗎？從這次肯亞詐騙引渡大陸一事即可看出，當人們抱著一絲感謝大陸引渡詐騙犯重懲時，政治人物想的卻是如何藉此做政治攻防，更讓人遺憾的是，媒體不察且為之起舞。

例如《聯合報》4月16日的社論「肯亞遣返案的政治破窗效應」說：「台灣方面第一時間對主權、人權及司法管轄權的群情激憤，也已被攪動起來。」我們認為該社論撰稿人不食人間煙火，台灣2300萬人，除嬰孩外，誰沒接到過詐騙團夥詐騙至少一通電話？我們也不禁要問，《聯合報》為何不做一次公開公正透明的民調？如做出的民調並非「群情激憤」，甚至是相反的「群情感激」，其文中所言：「正當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才要登場，北京提前發動這場押解事件升高對峙，豈非讓蔡英文的『九二共識』更說不出口？如此，會不會反而阻斷了蔡英文迴旋轉身的可能？」豈不是完全植基於虛擬的基礎？甚至有可能為蔡英文520就職演講去「九二共識」送上擦手紙，搭個台階？

（作者係環保科技業經理）

儘管台灣人人都痛恨詐騙集團，但台灣人有一種天之驕子的特權，認為大陸法律必須規定：凡台灣人犯罪，大陸無權審判。

肯亞詐騙集團的台灣人現在變成最新的周子瑜，是台灣之光。台灣人如果不支持詐騙集團，好像沒啥資格當台灣人。

台灣人有一種天之驕子的特權，認為中國大陸的法律必須規定：凡台灣人犯罪，大陸無權審判。無論國際上怎麼處理，司法管轄權什麼的，台灣是不管的。反正對台灣人，大陸是碰不得的，也無權處理。我們不理會全世界，只在乎台灣的邏輯。

在台灣的詐騙養成教育裡，分工細膩。你可以從提供身分證做洗錢帳戶開始。你可以做電話銷售，可以當車手，可以穿上警察制服到被害人家門。

不要嫌棄詐騙集團，這每一步，都需要專業的演技，都需要不要臉。無本生意，年輕人卻可以月入數十萬起跳，因為犯罪前景一片大好。

最重要的，是法官永遠站在你這邊。有哪個詐騙犯，曾經被重判過？沒有。所以百業蕭條裡，詐騙業前仆後繼，新秀輩出，頭角崢嶸。

台灣這個社會，竟然變成人人接過詐騙電話而習以為常。司法竟不會覺得，詐騙橫行，是不文明社會的表徵，更不覺得恥辱。

官方不是致力消弭詐騙這件事，而是年年花大筆預算，提醒人民小心詐騙。好像提醒人民，過馬路要小心一樣。

台灣當然是犯罪天堂。但台灣專業製造，獨步全球的，豈止是詐騙集團？台灣整個社會真正鼓勵的，豈止是詐騙犯？

但台灣最好的犯罪還是從政這條路。但你可要加入對的陣營。只要是綠營，貪污，是沒人敢動你的。你可以用假發票報帳；你可以用特別費吃牛排；你可以叫家人拿廠商的錢。這些事都可以做，因為法官會判無罪。

因為法官永遠站在你這邊。所以你什麼事都可以做，你都是清廉的。誰動你，就是政治追殺、黨國餘孽。陳水扁正是標竿。貪污十億起跳。就算污了上百億又怎樣？保外就醫、特赦都是我們欠他的。為了不為難法官，「凡綠營貪污皆無罪」，這才是民進黨現在該努力推動的立法。

在台灣，犯罪真是一門好生意。有志之士怎會不全力以赴？肯亞的詐騙志士們，你們要趕快回來。全台灣，不，全世界還有更多人等著你們去騙，還有千千萬萬人的身家財產等著你們去搜刮，等著家破人亡！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