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奧運網球國手謝淑薇，在人到里約後，突然對外宣布拒絕代表國家參加本次奧運，讓國人不能諒解，我奧委會也批謝不愛國，但謝是否真因沒有愛國觀念，還是我們在民進黨執政下，根本無國可愛？

8月4日，謝淑薇在臉書上發出聲明全面退出台灣網壇，永遠不再接受國家徵召。隨著各方媒體不斷報導，謝淑薇不打奧運的導火線，可歸納近因是被中華奧會副主席蔡賜爵在溝通時拍桌；遠因則是體育署在制度面不健全，網協有大小眼，有潛力的選手得不到經費補助等。前者讓謝淑薇當場感覺不被尊重，後者讓謝淑薇積累了諸多不滿，一舉爆發，誠如謝父所言：「謝淑薇的處境仍然無法改變，還不如就放棄吧，國家放棄了我們，那就走自己的路，落得輕鬆」。

謝淑薇南征北戰，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以2013年與大陸好手彭帥聯手取得溫布頓女子雙打冠軍，是溫布頓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中國人雙打選手獲此優異成績，環顧當今，台灣尚無其他選手能為國爭取到如此高榮譽，謝淑薇為什麼會認為自己沒得到國家的青睞？早有傳聞體育界各單位都有黑手，在搞個人關係以撈取資源，這當然會引起問題，此時再扣不以大局為重，選手不愛國，對選手公平嗎？

謝淑薇事件，讓人想起有國軍老將到大陸去訪問，參加座談，被台獨份子罵不愛國，還扣上紅帽子。這批老將為中華民國奉獻了一輩子，怎麼會不愛國？就是因為太愛國，不忍看到中華民國被台獨打倒打死，才去對岸。許多人不察，一窩蜂罵老將不愛國，反不罵台獨份子毀國在先，用這種倒果為因的態度當然永遠找不到正確答案。

軍人愛國才能在沙場上打勝戰；選手愛國才能在競賽場上奪取獎牌。但台灣一談到愛國，就令人慌張，或不知所措。愛國？愛哪一個國？民進黨執政後，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國，絕不是國民黨執政八年的那個國。

蔡英文連去太平島護漁權的漁民都要人船俱罰，憑什麼要軍人為國壯烈犧牲，要運動員為國爭牌？如想請謝淑薇為國打球，那就先請蔡英文講清楚是為哪國打；要軍人愛國，那就請蔡英文承認「九二共識」，走回認同中華民族統一的道路。

（作者係環保科技業經理）

蔡英文在民調信任度及滿意度跌破五成後，邀請記者茶敘表示，「我不希望別人用100天來評斷我個人執政的成敗」，這一番話引起譁然。做不好就該自我反省，力求改進，為什麼怕人評斷？何況，大家都還記得，8年前，蔡英文就曾在馬英九執政百日發動「百日倒馬」遊行，現在又憑什麼要求大家對她寬容？

總結過去100天，蔡政府最嚴重的問題當屬經濟未獲改善、社會更加裂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蔡英文不願坦誠面對兩岸問題，又想徹底消滅國民黨，讓民進黨得以長期執政。

100天以來，經濟始終起不來，出口連18黑，7月工業生產指數再度衰退，加上陸客銳減，受影響的不只觀光產業，更是庶民生活。另外，為避免兩岸關係動盪對台灣經濟造成衝擊，蔡政府特別設計的兩項國際避險策略：新南向政策、推動台灣加入TPP，完全失效。

首先，從台塑在越南投資大煉鋼廠被迫賠償5億美元案，以及蘇治芬立委在越南遭到滯留案，可以看出，在沒有邦交、法治不完善的國家投資會有高風險，而新政府只能喊喊口號，根本沒能力幫助企業解決問題，難怪新南向政策會被看衰。

其次，TPP主導者的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都表態堅決反對TPP，蔡英文想藉協商入夥TPP，從而打入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的策略，根本寸步難行。而且，國際社會預期兩岸關係不穩，台灣投資環境只會惡化，更不可能有意願與台灣加強經貿合作。

蔡英文說「人民不會希望新政府將責任全部推給過去」，但其百日所為，包括揚言年底就要讓國民黨黨產歸零，促轉草案充斥清算鬥爭條文，大砍退休軍公教年金，都是為了清算國民黨。就連為爭取勞工選票，以納稅人的錢及企業的不樂之捐，解決國道收費員抗爭，都說成「承受前朝錯誤」，所幸大家猶記得蔡英文正是該案的經手人。政策反覆搖擺、手段粗暴獨斷甚至踰越法制，反而讓人看清楚「改革」的正當性不足，或根本只是政治惡鬥。

對於眾所關注的兩岸關係，蔡英文一再表示，她的就職演說已盡所能將兩岸立場拉近；維持兩岸穩定發展是共同責任。這不僅表明她不會承認「九二共識」，也想把兩岸停擺的責任丟回北京。不過，這一次，有識之士都應該看得很清楚，北京堅守「九二共識」立場，對新政府並無新的要求，又在雄三飛彈誤射及火燒車事件後極為自制，反倒是號稱要維持現狀的蔡英文，既不承認「九二共識」，又不想以其他方式表達「兩岸同屬一中」，自然無法推卸兩岸陷入僵局之責。

執政百日，蔡英文應該體認，台灣經濟有必須依賴大陸的前提，選民在選舉期間或許會在激情下聽信民進黨的「反中牌」，但回歸日常生活後，則期待蔡政府維護兩岸關係，以改善台灣經濟現況。這才是真正的民意，蔡英文不可不察。

9月10日，由導演賴聲川執導、全新編排的英語版歌劇《紅樓夢》在舊金山歌劇院全球首演，可容納3500人的歌劇院不但滿座，還有數十名觀眾忍著腳酸站了兩個多小時看完全劇。

《紅樓夢》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不稀奇，但由華人藝術團隊編創成英語版歌劇《紅樓夢》(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則是第一次。

舊金山歌劇院為宣傳這部歌劇，除有免費網上課程，還舉辦六次講座，安排專家與觀眾面對面交流，甚至第一次在舞台左右方打上中文字幕，幫助觀眾了解劇情。首演次日，《紐約時報》、《舊金山論壇報》等大報均大篇幅報導，並給予高度肯定。

華人聯手，劇組強大

《紅樓夢》由賴聲川執導，他是台灣知名劇團「表演工作坊」的藝術總監，編導過著名舞台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暗戀桃花源》等。他自從2014年在美國推出《暗戀桃花源》英文版，且連演80場後，便打開了國際知名度。

在賴聲川領軍下，英語版歌劇《紅樓夢》斥資300萬美元打造，製作團隊堪稱華人表演藝術界一時之選。編劇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是華裔百老匯劇作家，曾獲東尼獎；配樂盛宗亮(Bright Sheng)為知名美籍華人音樂家，1999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白宮招待大陸總理朱鎔基的晚宴上，曾請他創作曲目演出；還有以電影《臥虎藏龍》獲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獎的葉錦添負責舞台及服裝，知名舞蹈家許芳宜則負責編舞。舊金山歌劇院委員會主席高克利(David Gockley)稱讚「這次華人聯手，劇組強大。」

濃縮巨著考驗創作者

《紅樓夢》全書120回，書裡出現人物上百人，每一個人物出場、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充滿伏筆的故事線，如何將原著濃縮成兩個多小時的歌劇，考驗著每一個創作者。

以編劇而言，黃哲倫不懂中文，必須透過英文版的《紅樓夢》，才能進行編劇，但賴聲川認為這樣反而比較好，黃可以大刀闊斧將之改編成一齣現代人能了解和接受的歌劇，不會因為太熟《紅樓夢》而陷入既定框框。

英語版歌劇《紅樓夢》聚焦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三角戀愛，再交織賈薛兩大家族因失去皇寵走向衰落，最後黛玉投河、寶玉出家。負責音樂的盛宗亮用鑼及古琴表現黛玉的細膩情感，葉錦添為表現《紅樓夢》裡的太虛幻境，還使用半透明琉璃材質布置舞台。

現場觀眾在首演後告訴記者，他一面聽歌劇，一面看舞台左右方直排的中文字幕，就像在讀《紅樓夢》。尤其最後一幕，林黛玉在悲傷的合唱中離去，中文字幕出現「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中間的英文字幕打著"When spring has fled, and beauty is spent, who cares for the fallen petals？ Both flower and maiden return to dust."文字相當優美，足見編劇者的用心。

知名男高音石倚潔扮寶玉

演員方面，扮演賈寶玉的石倚潔1982年生於上海，現任湖南師範大學聲樂研究所所長，從2007年起連續四年奪得國際聲樂比賽金獎，常年活躍在世界歌劇舞台上。他說《紅樓夢》也叫《石頭記》，剛好他姓石，小名就叫「石頭」，能在舊金山歌劇院扮演賈寶玉，真的是一種緣份。林黛玉由韓國女高音趙璞樂扮演，傳神地詮釋出黛玉孱弱多病又具詩意的樣態。

英語版歌劇《紅樓夢》除在舊金山要連演6場，明年3月將在香港藝術節演出，之後有機會也將在大陸及台灣公演。賴聲川受訪時表示，希望透過作品讓華人戲劇在世界頂尖的舞台露臉，讓西方世界了解中國人有非常細膩、精緻的文化及生活。

位於花東海岸山脈東側的台東縣長濱鄉，空氣涼爽而清新，出產的米曾勇奪「十大經典好米」殊榮，美麗的金剛山則是阿美族人心中的香格里拉。

長濱，位於花東海岸山脈東側，東臨太平洋。常常清早天氣晴朗，一過午後，外海由南向北流的黑潮受太陽照射的熱能蒸發，海風吹過海岸山脈，頓時，水蒸氣受地形舉升，山腰簇擁雲霧，對流雨發達。但也因水氣刷過海岸山脈的茂密叢林，空氣涼爽而清新。

長濱，山坡清冷溪水潺潺。海階上的梯田，是大自然的等高線。早期馬卡道族人曾開挖溝渠，引水注入節節梯田。水源純淨與否是農產品質的指標，這裡的稻米早在日據時期史冊就已記載是東海岸的米倉，近年更勇奪全台「十大經典好米」殊榮。

長濱舊稱「加走灣」，地名由來有三說：平埔族人紀念原鄉萬巒「加走」與此地海「灣」結合而成、阿美語「瞭望所」轉化而來、福佬話的「蟑螂」、「跳蚤」。近年來，長濱人種植咖啡並組成產銷班，力推「加走灣」咖啡，讓加走灣不再只是地名，而是品牌，重新定義了加走灣樸實奮進的故事。

想像的地景金剛山

採訪長濱的阿美族人，可感受到他們的快樂與樸實，這也反映在他們對自然地景的想像。

據說很久以前，石坑人住在金剛山下，整日辛勤工作，一有閒暇就跑到海邊或溪流捉魚，日子悠遊自在。不料卻發生怪事，例如晴天無端颳大風，掀撩起彎腰低頭、忙於農事的婦女裙子；男人工作時突然昏厥，睜開眼睛已身處斷崖峭壁上，全身是傷。族人無不議論紛紛，耆老們召開會議誓言揪出兇手。

耆老派許多青年男子隨婦女去田間，然後躲在暗處查看。果然看到大樹後隱約藏著巨大黑影，露出兩個大又亮的眼睛，眼睛下方吹出筆直有力的風。有人說是猴子，有人說是野人，因為沒有人敢肯定，只好先叫牠「Saraw（大巨人）」。

當晚，族人召開會議商量如何解決。有一少年說：「我認為從遠處看Saraw，像隻大猴子，如果是猴子應該很愛吃香蕉。我建議準備假香蕉，把真香蕉的果肉取出來，香蕉皮內塞滿泥巴給Saraw吃。當他吃進肚子時就走不動了，我們再趁機消滅牠。」

族人一聽，皆表稱許。於是趕快把附近田裡的香蕉通通摘來，婦女們攪拌泥巴裝入香蕉皮內，另外準備泥巴糰當武器。第二天，特製的假香蕉堆積如山，青年們再淋上香蕉油，然後躲在香蕉山旁草叢等Saraw出現。果然，遠處樹林傳來騷動聲，由遠而近。突然間，有隻大手從另一端樹叢伸出來。起初牠的大手搆不到香蕉，後來索性走出叢林、緩步靠近香蕉堆，一根根拿起來吃。等到Saraw快吃完時，眾人拿起泥巴團丟向Saraw。Saraw轉身要逃，卻因為吃進大量泥巴，身體太重，跌跌撞撞跑進樹林，因天色已暗只好隔日再追。

次日一早，族人再次聚集，沿著前日Saraw的足跡追捕，卻怎麼也找不著。突然有少年指向一山頭說：「牠在那裡！」部落後方多了座山，外形貌似Saraw，動也不動地側著身，面露凶惡。所有人見狀後嚇得一哄而散，奮力跑回部落。此後，石坑部落又恢復平靜。

後山走進史冊

後山開發較晚，原係部落社會，是自成天地的原住民樂園。清康熙、雍正年間，清廷對東台灣後山疏於經略，方志文獻也僅提及歸附的社名。東台灣後山的歷史零星散見各紀錄，如外國人的旅行報告，可說近乎空白。直到清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次年奏請「台灣後山極需耕墾，請開舊禁」，解除番地禁令，後山面貌才載入史冊。

這段100多年的時間裡，根據毛利之俊所寫《東台灣展望》，長濱所在的新港支廳記充滿阿美族人對抗外來者的種種爭鬥。先是本島漢人、平埔族人的入墾，與阿美族人發生摩擦。接著是清廷以武力進入，強行納管，使之接受其統治，並殺害族人、搶奪財物，在原住民眼中，清廷軍隊是惡魔，每遇嫌隙便抗叛。據說長濱的彭子存、大通鼻庄、大俱來等地，均是原住民抗外的古戰場。除抵抗外侵者，阿美族人部落間也有零星爭鬥，致使阿美族人在尋求土地的過程中，不得不四處搬遷，直到日據昭和期間(1926-1945)才落腳定居。

抗外事件中最為人知的是清光緒3年(1877)大港口事件，另一為日明治44年(1911)「山崙事件：加走山埋石立誓、歃血為盟」。

大港口事件、成廣澳事件

據說「大港口事件」發生時，清軍為征戰阿棉社、納納社的阿美族人，曾招募加走灣地區的馬卡道族人和大莊平埔族協助，加走灣頭莊潘石玲、尾莊潘阿和等兩位地方頭人都加入了清兵，阿美族人對此懷恨在心。

後來日人徵阿美族人從事鐵路工程勞役，阿美族人不滿日人支付工資苛刻，時有衝突，且力役過於繁重，後來日警巡查遭都歷社頭目擊殺，即「成廣澳事件」，歷時48天始平息。根據《理蕃誌稿》所載，當時東海岸的阿美族部落憤慨集結，除了攻擊日警派出所、公學校，也準備和先前至此拓墾而起過衝突的漢人及馬卡道族人算舊帳，最終蔓延、引發成阿美族人的捍衛土地戰。日警趕緊徵調花蓮港警力，並沒收成廣澳以北阿美族各社家裡的獵搶，計116枝。

事件雖平定，日人試圖撫平阿美族人與漢人及馬卡道族人之間的仇恨，而介入協調。根據毛利史郎的〈黑潮とともに新港支廳下縱走-8〉原文所記，說明了此事件的發展：

龜山崙（即加走山）因誓約埋石而著名。這個誓約是明治44年(1911)成廣澳事件爆發，加走灣駐在日吏為攏絡阿美族的情感，避免與成廣澳事件阿美族人合流抗日，乃促使漢人、平埔族（即馬卡道族）人，於是年7月12日將成廣澳以北加走灣地區的全部保甲，阿美族各社頭目、耆老會合上龜山崙，雙方立誓無異心，對天地神明稟告明志並埋石為記，於是加走灣以北在成廣澳事件中得保平穩。

當時，馬卡道族頭人潘阿和與阿美族耆老石平貴，率領族人埋石立誓說：「在石頭未爛之前，兩方及子孫不得再動干戈，否則天地神明共滅之」象徵和解。據說雙方還在崙頂老樹下的巨石平台，共飲血酒為盟。

不確定是傳說或史實

不過，後來軍方興建雷達站時曾大興土木，卻未挖到巨石或石碑，無法證實此事。前原民會主委、長光社阿美族人林江義在〈台東海岸加走灣馬卡道族的研究〉論文裡，提出幾項疑點：首先，他認為阿美族耆老「石平貴」係誤植。因他採訪石平貴時，年齡才80幾歲，核其年代顯然有誤；其次，當時石坑社頭目係「馬腰」(Maya)，而非石平貴；第三，所謂「埋石發誓」、「飲血酒為盟」一事，他曾親訪部落耆老，不曾聽說過先人提起類似的傳說；第四，他也考證過台灣南島民族、阿美族的文獻史料，未見飲血酒為盟的習俗；最後，石坑社阿美族與尾莊的馬卡道族素無往來，甚至馬卡道族人還歧視阿美族人，看不出盟約的可能性。

後山原住民研究向來文獻闕如，較之西部漢人仰賴口碑史料，很多說法有待考證。但原住民的傳說究竟是否為真實？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這如同信仰一般，只要相信就具有某種真實。然而，它不等同於史料的真實。

（作者系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博士生）

古曉梅今年獲聘廈門大學藝術學院鋼琴教授，實現了她多年來想一面教學，一面演奏的夢想。她認為，人生要學以致用才能活得精采，而廈門給了她發揮專長的機會。

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現已升格為台灣藝術大學）畢業的古曉梅，是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榮獲俄羅斯及美國雙博士的鋼琴家，2016年2月獲聘廈門大學藝術學院鋼琴教授，消息傳回台灣，知悉的親友師長無不替她感到高興，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五年聘約，相較於在台灣無法找到一份專任發揮所長的工作，實顯難得；二方面，這個職缺是向全球徵才，古曉梅能在眾多競爭者脫穎而出實在不容易。趁著暑假返台探望親友的時機，她來到雜誌社接受專訪，向記者細說去廈門發展的因緣。

「2013年廈門工學院新成立音樂系，我在朋友推荐下應聘任教。」那是古曉梅第一次到廈門，她回憶，「廈門的氣候與食物跟台灣很接近，生活上沒有不習慣，只是沒有什麼朋友，一切要從零開始。不過三年下來，我在廈門感受到滿滿的愛。」

古曉梅舉例，當同事知道她一人來廈門，都很熱絡地照顧她，約她吃飯時，會帶其他很多朋友來，就這樣，她認識的人愈來愈多。

感受大陸重視專業人才

又如，廈門新朋友知道她在1995年去莫斯科音樂學院修讀音樂博士，並於2001年拿到學位；隨後又去美國肯塔基州立大學深造六年，2008年獲得鋼琴博士學位，畢業後還曾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辦鋼琴演奏會，都很佩服她，也紛紛主動幫她投履歷，詢問演奏機會，「對於朋友的熱心幫忙，我真的很感激，也同時感受到大陸人很重視專業人才。」

今年獲聘廈門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古曉梅謙稱自己很幸運，除個人的學經歷專長符合校方的需求，她又具備美語與俄語兩項外語能力。

古曉梅同時精通美語及俄語，要從大學時代講起。就讀藝專時，她曾跟隨知名鋼琴家藤田梓老師到莫斯科參加暑期課程，從此與俄羅斯結下緣分。1995年畢業時，同學多數選擇赴美進修，「家境無法供我留美學費，而俄國的學費跟台灣私校差不多，所以我選擇去莫斯科音樂學院讀書。回想我去俄羅斯時才20歲，俄語也不好，但留俄生涯卻是我人生的精華期，除了學到專業，也學到很多生活上的功課，還取得了俄國文化部頒發的俄文鑑定證書。」

從俄國學成返台的古曉梅，原本以為可以好好在家鄉就業展開人生下半場，未料，鼻子過敏的老毛病導致她身體狀態很不好，甚至影響她登台演出。偶然間，朋友告訴她，美國肯塔基州立大學音樂系有全額獎學金及助教職，在沒有經濟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她再度赴美讀書。「畢業後有機會留在美國任教，不過2008年恰逢全球金融海嘯，加上父親身體不適，我也認為未來亞洲會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地區，就毅然決然地選擇回家。」

在廈門大學實現夢想

返台後，古曉梅想找一份全職的音樂教學工作，無奈台灣音樂系的老師呈飽和狀態，新人不易進入，於是轉往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擔任俄國音樂鑑賞課程老師、社區大學教音樂欣賞，替國家音樂廳出版的表演藝術雜誌撰寫樂評，在中正文化中心及台北世貿科技展覽會擔任俄語口譯，並在中央廣播電台俄語組主持節目。

一個人同時做四五樣不同的工作，日子過得不輕鬆，但她說「現在回想起來，那段經驗非常有趣、非常好，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履歷，造就了現在的我。」「我除自小接受中華文化教育，20歲以後又接觸了美、俄兩國的文化，視野因而提升，尤其很開心因有外語能力，我得以看到音樂以外更寬廣的世界。」

古曉梅雖然惋惜她不能在自己的家鄉工作，但她在廈門大學真的能夠發揮所長。目前除了在廈大教學，也因為大陸積極推動國際交流活動，她同時負責筆譯、口譯等對外交流工作。此外她也經常舉辦講座，受邀擔任音樂比賽的評委，更有機會開個人的鋼琴演奏會，9月底她將與廈門愛樂樂團合作演出貝多芬鋼琴協奏曲，11月跟廈大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古曉梅認為她自己隨時「保持演奏狀態，對學生是好的示範。」

她指出，音樂本身就是語言，有時無法用字詞準確表達的言語，但琴一彈，就懂意思；一聽，就知音色的要求為何。演奏與教學相輔相成，老師演奏能力愈好，教學質量也會愈好。

古曉梅最後建議青年人，人不能改變環境，只能改變自己，唯有不斷培養自我的優勢條件，工作來時才能把握住。她相信，人要活得有價值、有意義，就是要能學以致用，而廈門給了她融合所學，發揮所長的機會。

8月21日，一代青衣顧正秋因敗血性休克辭世，享壽87歲。消息傳出令人不勝唏噓，這不只是因為顧正秋在台灣戲迷心目中有無可替代的地位，也因為她的人生是一則美麗又神秘的傳說。

顧正秋1929年出生於南京，1939年起在上海戲曲學校學戲，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1948年底，她率領創立的「顧劇團」來台北，在迪化街永樂戲院創造連演五年的藝術界奇蹟，這一段「永樂五年」被看成是台灣京劇的開端。

至於她為何會在1953年，24歲的時候因愛情隱退京劇舞台，流竄各種耳語揣測，說什麼顧正秋當年太紅，追逐者眾，「太子」蔣經國也是其中之一。後來顧正秋祕婚任顯群，令蔣經國不滿，才讓情治單位找了個「知情不報」的罪名逮捕任下獄。等到任假釋出獄後，顧正秋洗盡鉛華跟隨丈夫移居無水無電的金山農場，種草莓為生。

直到1963年，顧正秋為「慶祝總統華誕」才復出義演《鎖麟囊》。之後她有過少數的幾次演出，如1987年為國家戲劇院開幕首演《新文姬歸漢》，1996年「新舞台」開幕與京劇老生李寶春合演《四郎探母》中的〈坐宮〉，然而〈坐宮〉卻也是她最後一次義演，「顧唱」從此成絕響。

2007年難得公開露面

20年來，顧正秋鮮少公開露面。對於沒趕上「永樂五年」的戲迷，或者曾經看過幾場顧正秋義演，以及從不曾欣賞「顧唱」的觀眾而言，大概只能從《顧正秋舞台回顧》、《休戀逝水》等回憶錄、傳記書，得知顧正秋的生平、學戲過程…，或從藝文圈師長友朋口中，「聽說」一些有關顧正秋婚姻的秘密。

2007年，顧正秋難得出席兩場公開活動。我以文化記者身分，有幸以一個小粉絲的姿態，兩次採訪大師。在記者會上，我看到顧正秋身為一代青衣的敬業態度，也感受到她的淡然個性。

2007年5月13日，新舞台十周年慶推出系列藝文節目，當時78歲的顧正秋已近十年未曾公開露面，卻在時任新舞台負責人辜懷群的邀請下，不但第一次錄電視節目，還出席了記者會相挺。

來台初登場很忐忑

那一天，顧正秋以清亮細緻的嗓音談到1948年獨自從上海帶團來台北表演的心情：「剛開始有點慌，心想台北觀眾聽得懂京劇嗎？」直到開演三天票房全滿，她才放下心來。

記者會上，李寶春安排年輕演員表演蹺功，勾起顧正秋想起小時苦練基本功的往事。她說從前在劇校，表訂練功時間是早上8點到下午4點，她總是在吃完晚飯後，無人逼她的情況下再繼續練功。

李寶春爆料顧正秋演出禁忌，「為了護嗓，看到人會打招呼但絕不說話，若有事要溝通就寫紙條。」由這段話可以看出顧正秋敬業的一面，但顧正秋聽後一直謙稱「這是演員應該有的職業道德」。

大家好奇追問顧正秋有無可能再登台？她當時即坦言「有戲癮，但家裡沒胡琴伴奏，平日不哼也不唱，應不會再演出了。」

已過慣沒人打擾的日子

本以為這次能見到大師已很幸運，未料同年7月19日，時報出版公司因為發行《奇緣此生─顧正秋》一書，又請來顧正秋出席新書發表會。那一天，顧正秋打扮得很美，盡顯雍容氣質。身穿白色碎花過膝洋裝，圍著白絲巾，戴黑色蕾絲手套，皮膚光滑又白晰，雖然腳踩三吋黑色細高跟鞋，卻是步履安然，完全看不出來年近80。

顧正秋看到記者會現場懸掛三幅她美麗身影的大型海報，其中作為書的封面那一張照片最是明艷照人，她忍不住笑說，女兒任祥不在，否則定會嫌太「妖怪」了，因為女兒希望她看起來端莊如英國女王一般。

記者會上，顧正秋說自己這些年「已經過慣沒人打擾的日子」，很少出門看戲，就是喜歡跟老友講講電話。像是與她相交超過70年的好同學名角張正芬，兩人平日常打電話聊天，總是聊到手酸了才不得不掛上電話。她還是個夜貓子，與《奇緣此生─顧正秋》作者季季電話連絡，都是在午夜12點後。

顧正秋讓京劇在台灣開始萌芽發展，綻放的戲劇光芒風靡無數戲迷，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都形容她是「舞台上的一級上將」，後來顧劇團解散，她的學生樂師都在台灣京劇傳習上扮演重要角色。2007年的兩次公開活動，兩次都讓她在公眾面前「回想當年」，顧正秋說往事，平平又淡淡，一如她自剖：喜歡自由，不愛被拘束，心思除了在戲上面，其他事都不會放心上。

胡適一生不間斷地寫了50年的日記，卻有部分年月出現空白，作者從胡適的感情生活及紅學研究兩個面向，揣度日記何以出現空白的原因。

2015年11月出席台北「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國際研討會」，在開幕式上聽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說，「應學會從史料的空白處進行思考」，讓我聯想到1990年遠流出版公司《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從1911年的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1962年發病去世為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50年的日記。」而吳大猷《〈胡適的日記〉序》則謂日記尚有「未刊出」、「是否存在尚未明」兩類，指的便是日記的「空白」。

筆者以下就感情生活及學術研究兩方面，臆測胡適日記何以空白的原因。

隱藏感情生活

徐志摩之死帶來的日記糾紛，曾給胡適強烈刺激。1931年11月22日胡適在日記寫：「為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京鬧的滿城風雨，鬧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冊的後幅仍有截去的四頁。」

胡適顯然是想到自己也有類似問題，這就是他與江冬秀婚禮的伴娘曹誠英（曹珮聲，1902-1973，安徽積溪人）1923年的煙霞洞之戀，遂急忙加以處置，造成當年日記6月9日起至9月初止有三個月的「空白」。然所欲隱去的感情經歷，在未刪日記中仍有蛛絲馬跡可循。此前5月24日「得信」中有珮聲，5月25日「作書與珮聲」，6月2日「收信珮聲二」，6月5日「收信」中有珮聲，6月6日「發信」中有珮聲；此後9月12日「晚上和珮聲下棋」，9月13日「下午我同珮聲出門看梅花」，9月14日「同珮聲到山上陟屺亭閑坐」，9月16日「與珮聲同下山」……。

與曹誠英的婚外戀，引來許多遐想與發揮，但就現實層面而言，卻是無限煩惱的源頭：江冬秀要自殺，胡適要「面子」，只好讓曹誠英墮胎。忠於日記的胡適，忍痛毀去了三個月的珍貴記錄，將對曹誠英的深情埋藏心底，可謂「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南港胡適紀念館的櫥窗裡，陳列著徐志摩親筆信封：「杭州西湖煙霞洞 胡適之先生 硤石志摩」，為這一段「非關木石無恩意，為恐東廂潑醋瓶」的歷史做了旁證。

關於紅學研究

再說學術著作。胡適的紅學研究，只有「大膽的假設」，卻缺了「小心的求證」，因為《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下簡稱「甲戌本」）這個「證據」，是別人主動送上門來的。按胡適1924年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中對「證據的態度」，來追究「甲戌本」的來歷，得到的答案應該是：

一、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在上海，是賣書人主動送上門的；

二、什麼時候尋出的？─1927年，離曹雪芹去世已173年；

三、什麼人尋出的？—胡適1928年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說：「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1961年的《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說：「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而《歷史檔案》雜誌1995年第2期，公布了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給胡適的信（此信及信封保存在北大胡適的檔案裡）：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祗16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手此，即請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5月22日

信紙為32開紅豎格8行，四邊為紅五星花紋，下邊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樣。信封正面寫有「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之先生台啟，馬霍路德福里390號胡緘」，郵戳為「16年5月23日，上海」。據小注，此信保存在胡適收信的檔案夾裡。

四、依地方和時間來看，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胡星垣自言曾讀過《紅樓夢考證》，深諳胡適的「需求」，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他，所以胡星垣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胡適看，料定他一定會買。胡星垣沒有講清楚這本書的來歷，他與曹雪芹的關係，與脂硯齋的關係，看起來沒有做證人的資格。

五、這個人就算有證人資格，而他信中所言的真偽難以確定。我注意到首頁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書抄本從誰家出來的蹤跡，所以毀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藏品講究的是傳承有序，收藏人的印章如果能給藏品增添價值的，是不會隨意撕掉的。只有印章的存在會影響藏品的價值，藏主才會決心撕掉，因而有作偽的可能。

胡適事後多次表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但胡適1961年在「甲戌本影印本」中說：「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於是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裡，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則是胡適回信的鐵證。胡適既認定「甲戌本」是珍貴的古籍，不與近在咫尺的賣書人直接商洽，完全不合情理；且雙方見面的邀請，須由胡適發出，要點是約好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胡星垣其人的真姓實名、籍貫、住址、經歷，胡適豈能不認真仔細瞭解？信封的馬霍路德福里390號，就在現今延安東路原1230弄，是確實存在的地名；信箋的新新公司，是1926年由華僑劉錫基、李敏周創建的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之一，可見胡星垣絕非滿街叫賣的貨郎。胡適5月17日方到上海，不出五天就打聽到下榻於滄州飯店，情報之神速，更證明胡星垣不是凡人。《胡適日記全集》編有人名索引，這個叫胡星垣的「藏書家」，在新月書店冒了一下頭，就不見了，豈非怪事？

諺曰：「買賣全憑眼力，真假各安天命。」胡適也許已經感覺買到了贋品，但「甲戌本」又確實提供了需要的資訊，不捨得輕言拋棄，只好將1927年2月5日至1928年3月22日的日記刪除，隱瞞了賣書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斷了尋訪「甲戌本」流傳的線索，造成日記13個月的空白。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中華台北」隊稱是歷經波折，幾經交涉的結果，有其歷史淵源，也讓我運動員在國際體壇上大放異彩。有心人士刻意污名化「中華台北」，實為不智之舉，也可能帶來不利的結果。

「中華台北」隊稱有20多年的歷史，但近年來，「台灣就是台灣」正名呼聲出現在台灣舉行的國際體育比賽場合上，而且從棒球場喊進了足球場。今年6月2日，亞洲足協於高雄舉行的一場2019年亞洲盃資格附加賽，主場球迷高掛台獨旗幟，讓台灣足協被罰款5千美元。

6月底在屏東舉行的次青年少棒錦標賽，也因發生政治標語入場，造成大陸隊拒絕出賽的事件。到了8月31日亞洲青棒錦標賽在台中舉行台日大賽，儘管主辦單位在場外張貼告示「禁止政治性活動及標語」，有心人士還是在場內舉起「台灣就是台灣」布條，隨後遭到中華棒協工作人員阻止，布條被搶走。最後迫於民粹壓力，主辦單位同意設抗議專區。按，中華棒協基於「中華台北」符合國際奧會規定並避免受罰的動機，禁止觀賽者攜帶政治性標語或旗幟入場是合理的。

另外，今年2月6日，日本網友成立了一個「台灣不是中國，日本人支持台灣」的網站，號稱要我代表隊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以「台灣」之名參賽。

我奧會名稱幾經變化

中華民國奧會早於1922年獲國際奧會承認，代表團以「中國」(China)作為奧運會入場隊名。1954年國際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兩個中國」的問題遂在國際體壇展開長期激烈的拉鋸戰。此後，中華民國雖參加了1964年第18屆日本東京奧運會、1968年第19屆墨西哥奧運會，但名稱問題始終含糊不清。國際奧會雖同意我方使用「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但在參賽出場及大會的公報或文件上，仍稱中華民國為「台灣」，因此名稱問題始終未獲解決。直到1968年10月國際奧會在墨西哥召開的年會中，再度就我方奧會名稱提出討論，結果以32票對10票，同意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賽，我方乃名正言順地以「中華民國」之名參加了1972年的奧運會。

但中共於1971年取得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後，反對我方在國際上使用「中華民國」名稱。1976年加拿大蒙特婁夏季奧運會開始前，已與中共建交的加拿大政府曾以「中國」名稱問題，拒發給我奧運代表團入境簽證。加國總理杜魯道要求我代表團改稱「台灣」才給與入境參賽。同年7月9日，田徑好手楊傳廣與紀政為闖關進入蒙特婁引發國際媒體關注，7月16日國際奧委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我方代表團以台灣名稱參賽。行政院長蔣經國不接受此決議而決定不參加蒙特婁奧運，並由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出，我奧運代表團斷然退出，目的在維護國際奧會的尊嚴和憲章的完整，我們絕不向惡勢力低頭，亦不因一時權宜之計而放棄原則。

1979年推出「中華台北」

1979年6月及10月，國際奧會主席基蘭寧分別透過波多黎各聖胡安及日本名古屋執委會決議，採用通訊投票方式，以62票對17票決議：中國大陸奧會名稱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與國歌；中華民國奧會將以中華台北奧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名稱繼續參加奧運會，但須提出不同於以往使用的旗、歌，並由執委會批准。

我方奧會代表終於在1981年3月與國際奧會達成協議，同意國際奧會依1980年2月第82屆美國靜湖大會所修訂憲章（規定各參加奧運會者應使用會旗、會歌及各會牌），以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名、會旗及會歌參加奧運。

不料，1984年夏洛杉磯奧運有國家違背奧運新憲章的規定，使用國旗、國歌，但主辦單位堅持我奧會必須使用會旗、會歌。我奧會乃根據國旗的顏色，設計以藍、白、紅為主的代表團服裝，棒球選手比賽制服胸前則有「中華台北」的英文字樣。中華健兒遂穿著此服裝，在可容50,000多名觀眾的道奇棒球場參加奧運棒球表演賽，獲得銅牌。隨後，我方堅持國際奧會所主張的「政治不干涉體育」原則，也開放運動團隊以「中華台北」到國際比賽，名稱已逐漸不是困擾，各單項運動協會都希望提高水準，以實力建立國際體壇地位。

棒協也與大陸棒協頻繁接觸。1991年9月我棒球員以「中華台北」名稱到大陸，打隔年巴塞隆納奧運棒賽資格賽的亞洲杯，後來在該奧運勇奪銀牌。2008年再次以「中華台北」赴北京參加奧運。而台灣也多次舉辦國際體育比賽，甚至邀請對岸來參賽。

應繼續沿用「中華台北」

2008年馬英九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2009年5月衛生署署長葉金川以「中華台北」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今年5月底，衛福部長林奏延在WHA發表演說，呼籲各國支持「中華台北」參與世衛活動。

閣揆林全認為「中華台北」背後意義就是中華民國，沒有矮化問題。誠如所言，台灣以「中華台北」參與國際體育賽事至今已30餘年，讓運動員為台灣爭取了不少榮譽。

今年里約奧運，舉重好手許淑淨勇奪金牌時，場邊響起「中華台北」會歌─壯麗的國旗歌的瞬間，讓台灣不少觀眾落淚，可見「中華台北」隊稱絕不是一種形式，而是運動員內心對爭取國家榮譽的一種感召。

反觀，將「中華台北」污名化的有心人士「劃地自限」、「作繭自縛」的行為，不但違背奧林匹克精神，也會讓台灣在將來舉辦國際比賽的資格受限，實為不智之舉。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往事有的如煙，有的卻歷久彌新。今年是大陸文革的50周年，不少紀念反思的文章，筆者不禁想到發生在1970年至1976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保釣運動猶如聲聲春雷，打破了台海兩岸20多年的冰封狀態，啟動了祖國大陸與台港海外華人的大和解進程。釣運更是一場喚醒海外廣大華人認同祖國、回歸中國歷史文化主流的文化思想革命，因而在海外愛國運動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

海外新五四運動

周恩來說過，釣運是海外的「新五四運動」，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場文化革命，因此釣運也可以說是海外的「文化革命」。

新舊文化革命有其共同特徵，例如兩者都是學生帶頭發動的學運，而且都是因日本的蠻橫侵略激發的，前有山東事件，後有釣魚台事件。所以新五四運動繼承舊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主義精神，也高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標語旗幟。

當然時移世易，強權雖然依舊是惡鄰日本，但國賊已從舊的北洋軍閥變成蔣介石。來自台灣的留美學生公然挑戰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轉而認同新中國；單就這一點而言，釣運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革命。

兩者都很快地由學運深入演變為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運動。舊五四拜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師，徹底批判孔丘主義，還引進歐美的自由主義和歐俄的馬克思主義；新五四運動當然也拜德賽兩位先生為師，但卻批判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此外，除繼續拜馬克思為師之外，還拜毛澤東為師，視他為反帝的民族英雄；這對長期處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海外華人，以及「養於斯、育於斯」的台灣留美學生而言，的確是破天荒之舉。所以單就保釣反蔣反帝、批判歐美中心史觀，認同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它是一次文化思想的革命性飛躍。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就相當於從清朝變為民國的革命性變化；1949年已經發生在中國大陸，但台港和海外中國人在美國主導的兩極冷戰格局下被推遲了20年，現在老保釣卻通過釣運初步完成了這個歷史使命。說它是初步，主要是因為就中國統一的進程而言，由於美日不斷設置障礙，百般阻撓，例如扶植島內外的各種分離勢力，所以還有一段艱辛漫長的路要走，釣運只是朝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新舊運動同中有異      

當然，新舊文化革命也有不同之點，其中最突出的是舊文化革命發生在國內，而新文化革命卻發生在台港和散居在異域他鄉的華人社會，特別是蝸居在全美校園、人數有限的台港留學生。由於脫離了母體，所以注定不可能有多大的作為，只能被動地起著邊緣的作用，隨著對岸主流的變化而變化。

新舊兩個文化革命另一個不同之點是，舊文化革命充滿創意，勇於擔當，不但敢於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進而走入廣大的中國農村，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但新文化革命少了擔當，主要是自我批判，揚棄西方史觀的中國近現代史，虛心學習馬列毛思想，回歸中國的歷史文化。

筆者有幸見證並親身深入參與了海外的文化革命，與美東的老保釣共同創辦了學生刊物和報刊，例如紐約的《群報》、麻州的《新境界》，在紐約華埠的《美洲華僑日報》兼任論壇版主編，並於1976年分別主編了美東紀念毛澤東、周恩來逝世的特刊。此外，筆者還同當時哈佛校園的反戰美國同學，合寫了一本旨在批判以「現代化理論」為主流的中國學的書：《中國的不斷革命》(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構建了一套美國自由主義左翼的新中國學，1975年由紐約Pantheon House出版發行，頗獲好評。

曇花一現、風雲際會               

正當這場海外文革方興未艾之際，大陸政局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1976年逝世後，鄧小平出來主政，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當然，海外文革也在這種大氣候下曇花一現，走入歷史，漸為人們淡忘。

2016年風雲際會，許多重要的歷史節日巧合聚在一起，例如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文化大革命50周年，越戰50周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相繼逝世40周年、海外釣運46周年（台灣釣運45周年）等。更巧合的是，也是筆者來美遊學取經（1966年9月6日抵達哈佛校園）的50周年。

筆者為有幸見證並參與海外的文革而感到自豪。誠如老保釣袁旂所言，對台港的保釣世代而言，不論個人的事業多麼成功，如果在釣運這項民族的事業中缺席，將是終生無法彌補的莫大遺憾。梁任公的家教傳承就是兩個字：愛國。如果一個中國人忘掉了這個民族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豈能終生無憾？

（作者係退休歷史學者）

繼去年5月24日《明報》刊出在溫哥華發現1947年美國版地圖標明南海諸島屬於中國後，近日筆者又在溫哥華舊書攤發現三本美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集，均將南海諸島明確標示歸屬中國。

Goode世界地圖集

我發現的第一本地圖是名為《GOODE’S WORLD ATLAS》世界地圖集，該地圖集為Goode氏於1922年編輯，由美國最著名的地圖公司Rand McNally出第一版。

查Goode氏全名John Paul Goode，1862年出生於明尼蘇達州，1922年開始編輯出版學校教學用書的世界地圖集，該地圖集出版後廣為流傳，影響極大。1932年Goode氏因心臟病去世，該地圖集已出了三版。自1949年起，該地圖集（即第9版）改由Edward B. Espenshade, JR.接手編輯，1954年出第10版，1957年出第11版，1960年出第12版。筆者日前在溫哥華舊書攤購得的即為第12版（見附圖1）。

據資料顯示，Espenshade為美國西北大學地理系教授，1910年出生於芝加哥，專攻地理和地圖教育，是美國著名的地理學家。該地圖集收有一幅中國東方(China.Eastern）地圖，其中在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的西沙群島位置用韋字拚音HSISHA CHUN TAO標注，下面注有英文(PARCEL IS)，在PARCEL IS下面加注(China)，明顯將其認定為中國領土（見附圖2）。

除上述中國東方地圖明確標注西沙群島屬中國外，該地圖集還收錄有一幅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地圖，圖中西沙群島的位置用韋氏拚音HSlSHA CHUN TAO，下方用英文(China)標注（意為西沙群島屬中國），略去了(PARCEL IS)；另在菲律賓地圖方面，明顯可見菲律賓的版圖內並沒有包括黃岩島，也不包括南沙群島的任何島礁。將該圖與中國的《南海諸島位置圖》相比較，菲律賓的地界正好在南海「九段線」之外，足以證明菲律賓聲稱擁有黃岩島主權，完全是一種越界侵權行為。

《讀者文摘》地圖集

第二本為《READER’S DIGEST ATLAS OF THE WORLD》（見附圖3）。這本由美國《讀者文摘》協會公司編輯的世界地圖集，也是由Rand McNally公司於1987年出版。該地圖集收錄的一幅 Southeast Asia地圖，在西沙群島位置用中文拼音XlSHA QUNDAO標注，下面注有英文PARACEL lSLANDS，再下面則用(China)標注（見附圖4）；這幅圖在南沙群島位置也是用中文拼音NASHAN lSLAND標注，領土歸屬意識十分明顯。圖中的菲律賓地界圖，與Goode氏地圖一致，範圍不涉及黃岩島及南沙群島的任何島礁。

以上兩本地圖集皆出自Rand McNally公司。據查考，Rand McNally是一家超過百年的老字號公司，1856年由William Rand創辦，兩年後Andrew McNally受聘加盟，1868年兩人合組Rand McNally & Co.。該公司一直是美國地圖出版界中的翹楚，聲譽極佳，頗具權威性。

去年發現的1947年版《Collier's World Atlas and Gazetteer》的地圖兼地理詞典，裡面收錄的一幅題為《中國、法屬印度支那、暹羅及韓國的公認地圖》(Popular Map of China, French Indochina, Siam, and Korea)。該圖將中國、越南、泰國與朝鮮並列在一起，南海也包含其中。圖中對中國南海島礁有詳細描述，部分島礁更明確標示主權屬於中國。比如該圖在Paracel Islands（即西沙群島）名字之下，特別加入(China)標籤，顯示地圖繪製者將西沙群島列入中國版圖之內，與筆者新近發現的兩本《世界地圖集》觀點完全一致。可見由Rand McNally公司出版的地圖，對南海諸島歸屬中國的認知具有一貫性，也即是堅持二戰後國際公認南海諸島歸屬中國的立場。

《國家地理》世界地圖集

第三本地圖冊為美國《國家地理》雜誌1987年出版的簡明世界地圖集《CONCISE ATLAS of the WORLD》（見附圖5），該地圖集收錄有一幅題為世界政治地圖，其中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部分，在西沙群島位置注有英文Paracel Is，在其下方即南海諸島位置則用紅字China標注（見附圖6），明顯將南海諸島視為中國領有。

以上三本美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集，從不同角度證明南海諸島歸屬中國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試圖以海洋法公約中的「專屬經濟區」條款，挑戰中國在南海諸島的主權及其歷史性權利，是完全辦不到的。事實勝於雄辯，中國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美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集便是鐵證。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