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向來在航太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上不遺餘力。尤其長期以來面對北韓的核武威脅，更加深南韓軍方自行發展航太產業的決心，為此，近年的成果包括T/A-50高教機、KF-21戰機，南韓試圖透過高科技軍武的發展，來強化自身的國家實力，也順勢增加武器出口外銷的機會。

T-50金鷹發展概況

在進入21世紀前，南韓空軍為持續強化空軍的訓練量能，1990年代初便開始與美方商討研製新一代高教機的計畫。代號KTX-2的研製計畫於1992年開始，雖然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一度使該計畫遭到暫停命運，但南韓政府仍在1996年與美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簽訂合作計畫書，期待未來能持續進行TX-2的計畫。

經過數年的發展，首款T-50金鷹高教機(Golden Eagle)終於2002年亮相，經過南韓空軍試飛後，在2005年正式服役，單機造價約2,200萬美元，「韓國航空宇宙產業」(Korea Aerospace Industries)總計生產200架該款高教機，以供應不同客戶使用，正式成為南韓新一代的高級教練機。

T-50高教機總長度為13.14公尺，翼展為9.17公尺，機身高度為4.78公尺，最大的起飛重量為26,400磅，飛機搭配一具由美商「奇異航空」(GE Aerospace)生產的F404-GE-102渦輪扇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為17,000磅。整架飛機拜機體的流線設計，使得最大航程可達致1,850公里，飛行高度為14,800公尺，最大的飛行速度為1.5馬赫，該機的飛行速度在各國高教機的比較中，能讓學員在經「初階飛行」訓練後，直接進入「高階飛行」訓練就能感受到戰機的超音速飛行。

T-50高教機採縱列座椅設計，整架飛機共有兩個座椅，後座為教官席，前座為學官席，為提升飛行員的逃生安全，兩具座椅採用英國「馬丁•貝克飛機公司」(Martin-Baker Aircraft)公司所開發的彈射座椅，該座椅最大的優點是能在各種高度下彈射逃生，已期能挽救失事飛機的飛官生命，其二是在各種高度下飛行員皆有生存的機會。

整架飛機除配備一門固定的20mm空用機槍外，備彈為208發外，其機翼、機腹與翼端共有7個武器掛點，能攜帶兩枚響尾蛇空對空飛彈，射程約20公里，也能攜帶至少6枚小牛空對地飛彈，以專門針對地面目標進行攻擊，最大射程約為25公里；在面對地面目標時，飛機能根據重量攜帶不同的炸彈數量進行打擊，包括5枚CBU-58集束炸彈、9枚MK-82(500磅炸彈)、3枚MK-83(1,000磅炸彈)、3枚MK-84(2,000磅炸彈)、9枚MK-20炸彈等。

南韓空軍目前採購約100架T-50，其中包括50架T-50高教機、衍生型44架A-50輕型攻擊機。A-50攻擊機為一款輕型戰機，正式稱呼為FA-50戰機，外觀上與T-50大同小異，能擔負基本的制空、對地打擊作戰。其他的海外客戶包括印尼的22架T-50I、伊拉克空軍的24架T-50IQ、哥倫比亞空軍的20架TA-50、泰國皇家空軍的12架T-50TH。

KF-21戰機的研發近況

南韓為強化自身空防戰力，除了向美方採購第五代戰機F-35，也計畫開發新型戰機，型號為KF-21獵鷹。該機最初是由「南韓航空宇宙產業」和「印尼航太公司」(Indonesian Aerospace Inc.)共同研製的飛機，但之後印尼軍方退出該研發計畫，後續工作則由南韓單方面負責，整架戰機的造價約6,500萬美元。2021年4月原型機正式亮相，並於隔年試飛成功。但由於各項飛行測試工作仍在進行中，南韓軍方表示預定在2026年以前完成所有測試工作。

從外觀上看，KF-21與美軍的F-22雷同，皆為雙發動機戰機，由1至2位飛行員駕駛，KF-21雖外型具備第五代戰機的匿蹤功能，但因整體設計仍未達到五代戰機，包括該型戰機沒有「內部彈艙」的設計、飛機仍以機腹「半埋方式」攜帶飛彈、機翼和機身側面也必須用來攜帶其他武器與電戰夾艙，這導致整架戰機無法降低「雷達截面積」(Radar cross-section)，故南韓與外界仍將該型戰機定位為四代半戰機。

整架戰機的長度為16.9公尺，翼展為11.2公尺，高度4.7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為55997磅，配備兩具「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授權生產的F414-GE-400K渦輪扇發動機，最大的飛行速度為1.8馬赫，最大航程達到2,900公里，能涵蓋整個朝鮮半島進行戰術威懾。

在武器配備上，機翼與機身共有10個武器掛點，除了能攜帶美製的AIM-9響尾蛇短程空對空飛彈、AIM-120中程空對空飛彈外，也能攜帶由德國及瑞典合製的金牛座KEPD 350飛彈，該型飛彈能進行對地精準打擊，有效射程500公里，彈體飛行速度為1馬赫，未來KF-21戰機服役後，搭配南韓空軍的F-15K、F-16K等戰機，能有效針對潛在威脅進行空中打擊。按照目前南韓軍方的規劃，KF-21戰機將生產120架，2026年開始服役，另一個確定用戶為印尼軍方，其他的潛在客戶尚有近年與南韓軍方關係良好的波蘭及沙烏地阿拉伯。

從南韓近期的航太工業發展來看，南韓配合自身的建軍政策，並與國內實際的科技結合，再與美方軍火商合作，使得南韓航太工業的成果斐然，雖然距離航太大國仍有一段距離，但南韓已初步在國際軍武市場上嶄露頭角，卻是不爭的事實。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碳稅」與「碳費」最大的區別在於碳費是規費，業者違規至多罰款，碳稅則是具法律強制性的稅賦，以各國經驗來看，碳稅較碳費能達到減碳之目的。

碳稅的稅率不宜過低

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 GHGs)主要包括二氧化碳與甲烷，其中二氧化碳對環境造成約25%的溫室效應。為減低碳排，各國所採取的工具主要包括：碳稅(Carbon Taxes, CT)、碳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Schemes, ETS)、碳抵換(Offsets)，與以減排成果為基礎的碳融資(Result-Based Financing, RBF)等。當前多數國家主要採「碳稅」和「碳交易」，進行減碳控管排放量。

碳稅是政府對廠商碳排放課稅，稅率由各國自訂，1990年芬蘭與紐西蘭率先實施碳稅，之後瑞典、瑞士、日本、墨西哥、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挪威、加拿大及新加坡等國相繼實施了碳稅。

瑞典於1992年開始實施碳稅，稅率相當於27美元/每噸二氧化碳(t-Co2)，2023年碳稅每噸提高到131美元。芬蘭的碳稅則介於每噸62-72美元之間。

日本於2012年實施碳稅，是亞洲最早實施碳稅的國家，稅率為289日圓/每噸二氧化碳，相當於2.6美元，是目前已開發國家當中最低的。日本預計2030年碳排放量將减少26%，但此一目標仍遠低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建議，2030年碳排放量要減少76%。身居全球碳排量前8名的日本，應該提高碳稅的稅率，以期在2050年完成淨零碳排。

另，新加坡2019年開始實施碳稅，並適用於年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2.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工業設施，為企業提供碳稅的適應期，2019－2023年的碳稅為5美元/每噸二氧化碳，預定2024與2025年的碳稅每噸將提高到25美元，2026與2027年每噸再提高至45美元，2030年每噸將提高至50-80美元。新加坡徵收的碳稅主要用於支持國家脫碳與經濟綠色轉型。

疫情結束後碳排量回升

全球碳計畫(Global Carbon Project)每年會發表「碳預算」(Global Carbon Budget)年度報告，以升溫不超過臨界點為基準，評估全球尚有多少額度可以排放溫室氣體。最新報告指出，2019年碳排量增幅遠低於前兩年，主要因為2020年受到Covid-19的影響，全球碳排放量下降約5.4％。但到了2021年回升5.2％、2022年再回升1％，原因主要與疫情過後旅遊航空飯店業消費人次增加有關。按目前全球碳排放量估計，全球氣溫在7年內持續會超過1.5°C的可能性超過50%。

碳權交易不宜轉嫁消費者

目前碳交易導入市場機制，透過設定碳排放的上限、配額、交易、買賣、流動，可創造「碳」的價值。例如，A企業在碳排放的分配額度下，減碳成果優良、額度尚未用完，可透過碳權交易，將碳權賣給B企業。以歐盟的「歐排放交易系統」(ETS)為例，除減少了碳排，也為歐盟帶來1,750億歐元稅收。紐西蘭、韓國、日本、加拿大等國也先後設立了碳交易市場。

中國大陸於2021年6月啟動全國性碳交易市場，新加坡碳權交易所也於2021年正式運作。只是，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ETS)的碳權，是採總量管制的強制性碳權，台灣2023年12月底前啟動的是自願性碳權交易。換言之，台灣碳權交易並不會採總量管制，國外碳權無法抵免台灣開徵的碳費，最重要的是，購買碳權並無法實質推進企業減碳，也就是說，只要企業購買碳權的成本，小於其生產商品排碳所帶來的收入，企業便會繼續排碳，製造汙染。

當全球正在加速推進淨零減碳政策，追尋2050年淨零碳排的目標，台灣碳費制度雖落實汙染者付費的原則，增加企業營運的成本，但若商品需求彈性小的話，企業有可能把所購買的碳權費用轉嫁給消費者。

台灣碳費自2025開始繳納

2023年8月22日，台灣環保署正式升格為環境部，對於外界關注的碳費徵收，氣候變遷署表示，確定將以2024年全年排碳量為計費基礎，2025年開始繳納。

現階段碳費徵收對象以年排放總量2.5萬公噸以上的製造業和電力業為主，原先預計2024年開始徵收碳費，現已確定延後一年上路。也就是說，政府會以2024整年排放量為徵收和計算依據，企業首度繳納碳費時間點將落在2025年。到了2026年，歐盟CBAM正式開徵碳關稅，台灣企業在原生產國已繳交碳費，產品出口時也能銜接得上。另外，碳費並非單一費率，被徵收對象可以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即可適用優惠費率。        

不過，碳費是汙染者所繳的規費，不具法律強制力，為長遠之計，筆者建議，政府應比照其他國家徵收碳稅，以嚇阻企業購賣炭權，繼續排放汙染，破壞環境。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教授)

過去半年，台灣有多家媒體、名嘴及學者在電視評論節目中看衰中國。他們所採取的方法論述集中在三個要點上：一是放大台灣的特殊經驗，推斷中國大陸2023年與未來幾年經濟必然衰頹。二是咬定中國地方債務泡沫化，必將拖垮中國，導致中國崩潰。三是中國進出口貿易衰退，特別是對美國的大後退，將致使中國經濟崩跌。

地方債不會導致經濟衰敗

用中國地方債泡沫化，而非中國中央公共債泡沫化，指述中國經濟「必然崩潰」，既不符合政治經濟學的理則，也不符合歷史前例。

世界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曾因地方債務，而肇致國家經濟崩潰：美國加州及克利夫蘭市都曾發生地方債破產，卻並未導致美國崩潰，何以中國的省市縣債務泡沫化，就會導致中國崩潰？包括所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不曾有過這樣的例證，為什麼獨獨認定中國的地方債務泡沫化，會發生如此嚴重問題？

多極貿易使美市場失去地位

從1980到2000年代初期，全世界都以美國為最終市場標的，只要對美國進出口一衰退，國家經濟就完了；但自2018年川普發動貿易戰，尤其加上Covid-19之後，「一極貿易」已移轉成「多極貿易」的新格局。尤其是美國市場早已失去既往世界貿易唯一定尊的地位，有沒有美國市場，不再如過去那麼致命性；所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無不受到歐美西方國家自1970年代，藉由《華盛頓共識》的欺壓凌虐，並且強制改變國家的政經體制，也因此永遠成為歐美西方的附庸國家。

2013年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政略，強調「共同和平發展」，對抗《華盛頓共識》，讓所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有了「脫歐美」、「脫西方」的機會，轉而跟從中國一起爭取國家自主權、國家經濟自由；也紛紛爭取「多元貨源」與「多元市場」，以徹底擺脫《華盛頓共識》單極主義的箝制。

台灣媒體及經濟學家僅從中國海關公布的官方數字，推斷中國經濟會崩潰，當然會失準。

進出口衰減由B&R取代

習近平早在2013年倡議「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簡稱B&R)。這項政策主要包含「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就是計畫在舊絲路附近的國家，一同擔起龐大的基礎建設投資，中國每年將投資1,500億美元於68個簽署國家，目的是要建立中國與中亞、歐洲等區域貿易的新管道。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在對抗歐美的「脫鉤」、制裁，以及中國自體經濟的復甦，產生了關鍵效應。

路透社蒂許維爾(Peter Tirschwell)的團隊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物流(Global Logistics)在2017到2023期間，從世界全方位流量/流向/流速分析，全球國際商品貿易物流總動向，可以看到，過去八年期間，中國進出口貿易對美國呈現一路下跌的趨勢，但對於全球市場量值占比卻一路擴張，中國現仍繼續穩居全世界第一貿易強國地位，也已成為當今全球僅次於歐美西方的最大供應鏈。

2023年12月6日，由世界供應鏈全球市場智能情報中心(Maritime & Trade and supply chain within the Market Intelligence)副總裁蒂許維爾及其研究團隊成員Agnieszka Maciejewska，在路透社論壇上發布的《全球市場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一帶一路」的「貿易替代、移轉、創造」效應，給中國帶來極大效益，尤其在對應美國西方結合盟友國家的超限「科技脫鉤」與「貿易制裁」上；研究報告同時也預測，中國經濟還是會大好。

該《全球市場研究報告》指出：過去八年，中國在美國進口市場占比雖一路下跌，但在全球市場出口卻持續擴張；這是看衰中國經濟者最容易看錯之處。現實正是如此微妙：當全球製造業都在尋求「委外生產製造」，中國正集中以生產綠色科技產品而急速竄起。當其他國家過去一年對全球發貨量銳降6.4%之際，中國供應鏈則大發利市，頻頻竄升。

美國經濟有可能先衰敗

在此基礎上，論者很容易扯進：中國青年失業率、經濟成長減緩、通縮跡象越來越顯著、股市房地產弱化等議題，以增強中國崩潰的論證基礎。不過，中國利用「八縱八橫」的基礎建設，讓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已實質解決了青年失業率的問題；股市房地產本身就是歐美西方最佳套利的金融資產，中國予以打壓弱化，正是對黑石集團等歐美資本入侵的絕妙作法。

看衰中國經濟者完全漠視了中國全球出口獨占力越來越強，而非趨弱的事實，當原本主導全球出口霸權的歐美西方越來越衰退，而主要輸入國無不積極覓求多元化供給貨源之際，中國的補進，正好順利占據了供應鏈的地位。

尤其，美國2023年公債規模已破34兆美元，進出口貿易都衰退，是不是更應令人擔心美國可能會衰敗呢？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2023年在國際情勢動盪不安中結束，回顧過去一年最受到矚目的，莫過於11月16日美中兩國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舉行領袖高峰會談，雙方達成多項共識。美國總統拜登在會談後公開表示，此次美中高峰會談是迄今為止「最具建設性、最富成效性」的討論，兩國雖屬於競爭關係，但雙方均有責任促進這種關係合理化、可控化，並避免衝突，進而找出讓兩國皆有共同利益之處。

美中是否透過領袖高峰會談，讓2018年爆發迄今即將屆滿6年的貿易爭端暫告偃旗息鼓，進而讓2024年全球開始迎接截然不同的階段，頗受到國際社會期待。

回顧美中兩國的經濟糾葛自爆發貿易爭端以來，並未因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稍微緩和，反而從最初的關稅戰，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金融戰、資源戰。儘管國際社會許多學者專家將此一現象歸納為「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如從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加以探索，似乎可發現我們的思維正在陷入歧路。

美資本主義主導全球產業

從人類文明朝向更高度的生產力、更先進的技術力的發展過程來看，美國對中經濟戰略採「逆道」思維，嚴重違背常態，其實可以溯及二戰後在產業佈布局上以「資本主義」為理論基礎，透過「比較利益」將其分散到東亞許多國家，形塑全球供應鏈，藉此累積市場利益。其在基本架構上所採取的戰略，並非僅取得充沛的勞工、低廉的土地成本、寬鬆環保法令等生產要素，而是依賴具有成長潛力的新興市場，讓美國主導全球經濟資源的配置。

此一供應鏈脈絡，先從致力於戰後經濟重建的日本開始，接著依據「雁行理論(Geese Theory)」延伸到亞太四小龍，1980年代後再發展至中國大陸，更進一步擴散至東協各國。不過，檢視其發展過程，卻又發現，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後，並未遵循美國的規劃，從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崛起，至民主政治改革路徑，而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加上中國經濟規模極為龐大，使得美國更加難以主導其發展方向。

美想方設法對抗中國崛起

果不其然，中國快速崛起後，經濟體量高度增長至僅次於美國，除了讓美中的經濟競爭加劇外，隨著地緣政治不斷升溫，造成雙方軍事緊張，導致美國想方設法要對抗中國經濟威脅，以維持主導全球的地位。許多經濟學者、戰略專家擔憂，美中可能淪落「修昔底德陷阱」，但卻又無法否認，美國內部面臨著諸多問題，需要形塑共同的敵人，凝聚團結，中國無疑是最好的目標。這些大致可以歸納為：

其一，從產業競爭而言，在美國人享受大量便宜中國進口產品的同時，造成許多勞工失業，美國認為中國透過國家資源補助特定產業，導致美國企業的不利競爭。近年中國積極對外投資，更引發美國對國安的疑慮，甚至指控中國利用竊取技術，或施壓美國企業轉移技術，達成「彎道超車」。尤其，拜登上任總統後，雖在表面上對中採取合作思維，但背後卻選擇更果決對抗的態度，讓美中的未來充滿挑戰。

其二，就科技競爭而言，近年來全球科技發展日益分化，尤其在標準規範上的分歧，同時中國在技術創新上突飛猛進，甚至憑藉其市場規模，逐漸脫離西方國家所訂定的標準規範，例如華為公司因遭到制裁而轉為自主研發技術，更造成美國擔憂國安。因此，拜登政府接二連三對中進行制裁，包括禁止友好國家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軟體與相關製造設備，這些措施勢必讓美中科技進入另一階段的大戰。

合作共贏是美中最佳選項

無庸置疑，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所累積的發展動能，加上憑藉其大量人口作為基礎，快速發展極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然而，此一有別於遵循「雁行理論」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後卻又爆發美中經濟爭端，從最初的關稅戰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雖然美國希望中國在其主導下扮演世界加工製造的角色，但卻又錯估中國在國家面對生存威脅下，激發其潛在自立發展的決心，甚至再度召喚出「五四運動」以來，「救亡圖存」的民族自尊。

在此同時，從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角度加以觀察，美國似乎忽略科技是人類共享的文明結果，任何企業透過科技獲致更好的利益，其實是為人類文明創造更多的福祉。很顯然地，美中兩國這場經濟鏖戰，沒有歷經10年或更長時間，恐怕難以獲致結果；不過，從人類文明發展史加以檢視，其實已逐漸顯示其最後可能的格局。因此，筆者認為，在美中兩國經濟糾葛下，未來唯一最佳的選項是「合作共贏」；若雙方不思此圖，則一切終將徒勞，甚至讓全球經濟面對更多的危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台灣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比重在去年前11月已下降至35%，衰退高達19.1%，為近幾年新低。而大陸正不斷提高半導體的自主比例，即使未來景氣好轉，台灣「親美遠中」的結果將會使出口呈現結構性衰退。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長黃循財於去年12月初訪中時強調，中國大陸將繼續是一個能給雙邊合作帶來巨大機會的經濟體。新加坡對中投資保持積極態度，對實體經濟的投資，包括製造業、物流、綠色經濟、可再生能源等領域都相當積極。

值得注意的是，中新雙方進一步升級「自由貿易協定」議定書、30日互免簽證，以及開放在新加坡使用數位人民幣等。新加坡「親美也親中」，利己又利他；反觀蔡政府卻在加速「親美、去中化」，最終恐賠了夫人（美國市場）又折兵（大陸市場），值得慎思。

台灣對大陸出口連16黑

台灣財政部公布的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累計去年前11個月出口為3,925.6億美元，較前年同期減少11.5%；進口為3,231億美元，較前年同期減少18.7%。而大陸海關總署於去年12月初公布的數據顯示，累計去年前11個月，兩岸貿易額為2,444.87億美元。其中，大陸從台灣進口1,820.18億美元，年減16.1%；大陸向台灣出口624.69億美元，年減17.1%，對大陸出口連16黑。

台灣去年經濟成長率勉強「保一」，遠遜美國及大陸。受到美中競合等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以及國際經濟環境不佳，加上大陸商務部已提前於去年12月15日認定台灣「構成貿易壁壘」，兩岸經貿情勢實不容樂觀。

台灣親美恐占不到便宜

近年來，蔡政府積極向美靠攏，而美方也順勢送出小禮物如「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不過，「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於去年7月26日立法院臨時會院會上無異議通過，美國國會也於8月8日宣布此倡議獲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生效。此協定號稱是台美自1979年以來所簽署結構最為完整的貿易協定，也是未來台美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BTA)的基礎。殊不知，此貿易倡議是一個沒有「基本款」（關稅減讓）的「豪華版」經貿協定，對台灣貿易的助益著實有限，除非簽署台美雙邊貿易協議(BTA)。

其次，2014年台灣對美出口占比僅11%，之後比重逐年成長，2022年占比已提高至15.7%，去年7月對美國出口占比更拉高到17.4%，創下單月新高。但問題來了，一旦對美出口增加，貿易順差擴大，美方豈會容忍大額貿易逆差？未來勢必會要求台灣進口萊豬、購買武器，甚至提高關稅（如川普發動美中貿易戰），將台灣列為「匯率操縱觀察名單」或「匯率操縱國」。

美國財政部於去年11月8日發表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與外匯政策報告，台灣續列入「匯率操縱國觀察名單」。台灣在2016年4月起連三度被列在觀察名單，至2017年10月才移出名單；2020年再度被列入觀察名單、2021年又被列入「加強觀察名單」；2022年6月、11月及2023年6月同樣被列為一般觀察名單。由此可見，美國向來是「利益至上」，親美絕對占不到便宜。

供應鏈「去中化」難以成功

《經濟學人》去年8月發表了一篇〈代價高又危險：為何拜登的對中策略沒效〉文章提醒大陸掌握全球製造業，包括半導體、通信設備和太陽能電池板在內的關鍵原物料（如鍺、鋰、稀土等）。拜登推動對大陸「去風險」，雖讓美國轉從墨西哥、越南等國進口，但後者把大陸商品稍微加工再銷美，非但美國未擺脫對陸方的依賴，他國也更依賴大陸。例如隨東南亞對美國出口的增加，東南亞從大陸進口的中間產品也爆炸式地成長。

同樣受益於美國去風險化政策的墨西哥，從大陸進口汽車零部件在過去五年翻倍。再者，大陸憑藉龐大勞動力和高效的物流，在許多情況下，仍是最廉價的供應國。美國的新措施固然能讓自身與大陸的貿易轉向，卻無法消除大陸對整個供應鏈的影響，從而大部分的「脫鉤」只是脫假的。

美國晶片大廠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也表示，「我們有可能不在台灣生產製造晶片，但中國大陸的市場卻是唯一、且不可能被取代」。另一方面，大陸雖面臨美國禁令封鎖，卻大力投注成熟製程，發展自主供應鏈。早在去年11月的「拜習會」登場前，掌管財政經濟的美國財長葉倫，即向中國副總理何立峰表示，美國無意與大陸經濟「脫鉤」，雙方允諾共同合作確保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並在氣候變遷等議題上攜手合作，同時也確定成立美中經濟和金融問題工作小組，提供定期政策溝通論壇。她還計畫今年再度訪問大陸，並期盼能加速雙方的合作。此舉已意謂美國無法與大陸脫鉤，更何況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台灣。

台灣總出口恐將下降

大陸與香港一直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但去年前11月的出口占比已下降至35%，出口衰退高達19.1%，為近幾年來的新低。台灣若對大陸出口呈現結構性衰退，未來總出口難樂觀。而且，台灣未與東協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亦非RCEP及CPTPP成員，自不具競爭優勢。換言之，台灣出口若失去大陸市場的優勢，也不易在其他地區占到便宜。

其次，台灣出口大陸的主要貨項是電子零組件，占比達五、六成。據悉，大陸於去年第三季進口的晶片設備年增率高達93%。究其因，即轉向發展成熟製程大量買進製造低端晶片所需的設備所致。大陸面臨美、日及荷蘭對先進設備的出口管制影響，轉而擴大投入28奈米以上的成熟製程。據統計，2024年底大陸將有32座成熟製程晶圓廠建成，加上原有的44座，不久後全球一半的成熟製程半導體將在大陸生產。

集邦科技預估，大陸半導體成熟製程產能比重將自去年的29%，提升至2027年的33%，台灣成熟製程產能比重則恐由49%降至42%。若然，則台系三大成熟製程晶圓代工廠聯電、世界先進及台積電，未來營運恐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過去台灣、韓國都是亞洲四小龍的成員，尤其均處於分治的政治環境下，如何面對國家統一的問題，受到國際關注。現在台、韓不僅在半導體領域競爭，內部政黨競爭也同樣激烈。

2022年總統大選，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悅當選第20屆總統，可以說是非常意外，因為尹錫悅從未有從政背景，也沒當過國會議員，只因為偵辦文在寅前總統的弊案，受到文在寅的施壓，不得不脫下烏紗帽，但這個經歷反而獲得人民的同情和掌聲而當選總統。

韓國歷經9次修憲，自第13屆總統開始直選至今，儘管政黨名稱變來變去，都是以兩大黨，即國民之力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第三黨雖每次都推出總統候選人，但從未當選過。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廢棄核電政策，造成了國家與人民重大損失。原本韓電是一家賺錢的公司，如今卻變成負債累累。所幸，尹錫悅上台一年多來再三強調恢復核電，還讓各家肥胖的國企縮身。

不過，韓國人常說，尹錫悅上台僅做到政權交替，並沒有達成政黨輪替的目標。因此，施政非常辛苦。韓國國會第一大黨是民主黨，在300個席次中不僅握有168席和國會議長一職，並且任意推動利己的法案，有關政府所提的法案則一概予以否決。

韓國總統任期為5年，國會議員任期則為4年，因此選舉日期也不同。今年4月10日將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其結果將決定尹錫悅是否能完全執政。萬一尹錫悅所屬的國民之力黨不能取得「第一大黨」的地位，民主黨不僅可繼續在國會為所欲為，甚至有機會彈劾尹錫悅下台。

根據12月15日韓國蓋洛普民調顯示，尹錫悅的支持率下滑至31%，不支持者則高達62%。剛好這天，尹錫悅從荷蘭國是訪問返韓，口袋裝滿了美金，外交上取得成果，但韓國選民卻不埋單。尤其國民之力黨內部鬧分裂。首先是黨代表金起炫與尹錫悅意見不合，率而在臉書上表示辭職。尹錫悅夫人金建希又鬧出接受了一位美籍韓人牧師贈送的高級名牌手提包醜聞，讓尹錫悅丟光面子。民主黨在國會已通過專設調查金建希的特偵組。

尹錫悅提名的大法院長曹喜大日前正式上任。他一方面要處理全國法官的人事調動，另一方面要整頓法官看顏色辦案，以及一再拖延審判等惡習，以求司法改革達到人民的要求。12月18日民主黨前代表宋永吉的判決是一大關鍵，會影響日後陸續登場的李在明和文在寅的各種弊案審判。

其次，民主黨日前彈劾了上任僅3個月餘的放送通訊委員會委員長李東官，主要是要維持對民主黨有利的媒體環境，繼續對抗尹錫悅。

另一件對尹錫悅不利的事是，2030年世博會，沙烏地阿拉伯以119票，擊敗韓國的29票。結果出爐數小時後，尹錫悅親自在總統府簡報室向釜山市民和全國人民道歉。韓國各媒體的批評與檢討聲浪不斷。

(作者為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2023年12月7日，四年來的首次中歐面對面峰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主席會見了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李強總理則與兩位歐盟領導人共同主持了第24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縱觀中歐關係去年以來的演進，並結合此次中歐峰會來看，中歐關係顯然已走出近年來的低谷，正在全面復甦並加速前進。但中歐關係觸底反彈的勢頭並不平穩，需要更多具體成果來加以鞏固。

中歐關係發展進入加速期

首先，中歐高層交往與對話機制正在全面恢復。去年以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國總統馬克宏、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等歐洲領導人先後訪華。尤其是歐盟總理馮德萊恩強調，她一年內兩次訪華，足證歐中關係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李強總理將其履新後的首次出訪安排了歐洲行，也表明中國新一屆政府對發展中歐關係高度重視。

此外，去年9月李強在出席G20新德里峰會期間，分別會晤了米歇爾和馮德萊恩；11月習近平先後與馬克宏和德國總理蕭茲舉行電話、視頻會談。

隨著中歐首腦的頻繁互動，因疫情等原因停擺的中歐高層對話機制會晤全面重啟。從去年7月到10月，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弗蘭斯蒂默曼斯、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堯羅娃、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先後訪問北京，與中國同事分別共同主持了第4次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第2次中歐數字領域高層對話、第10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以及第12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這些高層對話，不僅為此次中歐峰會營造出良好的氛圍，也為峰會取得的成果做了鋪墊。

不僅如此，在此次峰會上，中歐雙方還同意適時召開新一輪的中歐戰略、經貿、綠色、數字等領域高層對話，舉行財金、工業、區域政策、競爭政策對話和中歐金融工作組首次會議，並將在今年舉行中歐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的會議，以延續中歐關係全面發展、多點開花的良好勢頭。

其次，雙方再次確認中歐關係的重要性和互為夥伴的定位。習近平在會見歐盟領導人時，重申「中歐是推動多極化的兩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兩大市場、宣導多樣性的兩大文明」，強調「在當前動盪加劇的國際形勢下，中歐關係具有戰略意義和世界影響，關乎世界和平、穩定、繁榮」。兩位歐盟領導人在與兩位中國領導人會晤時也予以積極回應，贊成歐盟和中國是世界兩大力量，強調歐中關係是歐盟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

正如毛澤東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作為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外交也將關係定位視為雙邊關係的首要問題。去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舊金山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舉辦的歡迎宴上指出，中美關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兩國到底是對手，還是夥伴。此番在會見歐盟領導人時，習近平開門見山的地希望，雙方要堅持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正確定位，「不能因為制度不同就視彼此為對手，不能因為出現競爭就減少合作，不能因為存在分歧就進行對抗」。引人注目的是，習近平在會晤中還提出了「三個夥伴」的新論述，即「願將歐盟作為經貿合作的關鍵夥伴、科技合作的優先夥伴、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的可信夥伴」。

雖然2019年以來歐盟將中國同時定位為夥伴、競爭者和體系性對手，但不同於美國執意用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歐盟對中國的認知還是將夥伴排在第一位。故而即使「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已淡出歐盟對華政策的話語體系，兩位歐盟領導人還是明確表態，歐盟願作中國可信可靠的夥伴，期待與中國發展長期穩定、可預測、可持續發展的關係。總體來看，雙方領導人在北京進行了一次較為成功的戰略對表，增進了戰略共識。

再次，中歐合作正在進一步拓展，某些敏感領域的分歧有所縮小。根據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王魯彤在峰會結束後對媒體做的簡報，雙方將深化經貿、綠色、地理標誌、知識產權等領域合作，用好出口管制對話機制，探討建立中歐關鍵原材料預警機制、構建穩定互信的供應鏈夥伴關係。雙方同意在碳排放交易方面加強合作，支持雙邊碳排放交易體系備忘錄延期。其中，「中歐關鍵原材料預警機制」是中歐合作的最新進展，也是對歐盟「去風險化」訴求的正面回應。

此外，雙方還同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包括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 28）取得積極成果。根據歐盟的新聞稿，米歇爾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也表示，應對當今世界大多數難題的唯一方式就是增進合作，為此，布魯塞爾邀請北京加入由歐盟參與發起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承諾」，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快速推進清潔能源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曾經給中歐關係投下巨大陰影，並導致2022年4月的中歐線上峰會不歡而散的烏克蘭問題，在此次中歐峰會中不再是焦點議題。在中方的新聞稿中，中國領導人甚至沒有提到「烏克蘭」三個字，而是代之以「推動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在歐盟的新聞稿中，烏克蘭問題雖然被列為第二大議題，但主要是一些政治正確的原則性表述，不再情緒性地要求中國選邊站隊，譴責或制裁俄羅斯。相反地，布魯塞爾在字裡行間還間接確認了北京沒有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性武器。去年4月，習近平在中法歐三方會談中首次提出「烏克蘭危機不是中歐之間的問題」，看來歐盟已逐漸接受這一立場，中歐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分歧正在縮小。

中歐關係需化解若干難題

首先，貿易不平衡是歐盟關切的首要議題。無論是歐盟關於此次中歐峰會的通稿，還是兩位歐盟領導人在記者會上的講話，都把解決貿易不平衡放在議程的最優先位置。歐盟領導人指出，當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近4,000億歐元，20年前這個數值只有400億歐元。馮德萊恩直言不諱個中原因，包括歐盟企業缺少中國市場的市場准入條件、中國企業享受優待，以及中國製造業出現產能過剩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歐盟企業在中國市場遭遇到不公平的競爭。

但中方對貿易逆差的認知顯與歐方有別。中方強調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中歐貿易現狀是宏觀經濟環境、國際貿易條件和雙方產業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能簡單地歸責給某一方，或歸咎於市場准入問題。不僅如此，中方反將一軍，希望歐盟放寬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限制，這將有力推動雙邊貿易更加平衡發展。

其次，雙方對歐盟「去風險」存在認知分歧。作為「去風險」的始作俑者，馮德萊恩在北京重申歐盟不想與中國脫鉤，並解釋「去風險」的核心在於通過供應鏈的多元化，來解決過度依賴問題，從而增加歐盟供應鏈的韌性，並非針對中國。

顯然，這套說辭並不能完全說服中方，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更加劇了中國的疑慮。李強就對歐盟領導人當面表態：反對違背市場經濟基本準則，把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希望歐方審慎出台限制性經貿政策和使用貿易救濟措施，保持貿易和投資市場開放。習近平雖未當面批評「去風險」，但在去年10月的「一帶一路」峰會上說過「把別人的發展視為威脅，把經濟相互依存視為風險，不會讓自己生活得更好、發展得更快」。

再次，雙方在解除相互制裁問題上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中歐關係在近年來陷入低谷，肇始於2021年歐盟因「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方人員和實體，中方遂採取對等反制措施，《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也因此被歐洲議會擱置，至今未得到批准。據悉，中方在此次峰會上建議雙方同步取消制裁，但歐盟沒有回應，顯然歐盟內部仍有分歧。從此可見，儘管當前中歐關係發展勢頭喜人，但還不能說中歐關係已完全回到正軌。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戰略與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員）

日本自民黨遭大學教授控告，許多派閥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有刻意漏報的情形，東京地檢特搜部立刻展開大規模調查，岸田首相自身恐怕也脫不了干係，其政權危機重重。

由於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內部爆發政治募款宴會申報不實、拿回扣的醜聞不斷發酵，去(2023)年12月14日岸田首相調整相關人事，撤換安倍派的4位大臣、5位副大臣，希望能挽回國民對政治的信賴。但疑雲還在擴散，大概不會簡單善了。

派閥主幹須撈金增強實力

因為最先是從黨內最大派閥「清和政策研究會」（安倍派）開始、且最嚴重，該派核心「五人小組」全部涉及，是檢調調查重點，使得內閣改組安倍派全數出局，內閣官房長官由前外相、台灣綠營最討厭的林芳正（岸田派）取代松野博一，經產相由齋藤健（無派閥）取代西村康稔，總務相由松本剛明（麻生派）取代鈴木淳司，農水相由坂本哲志（森山派）取代宮下一郎；還有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萩生田光一（兼「日華懇」幹事長）、國會對策委員長高木毅，及參議院幹事長世耕弘成都辭職了。其中萩生田光一2022年12月、2023年10月，世耕弘成2022年12月底都曾訪台，獲蔡英文在總統府接見；西村康稔則因支持台積電赴日投資，也頗受台灣當局歡迎，但如今這票蔡政府刻意拉攏的「親台派」皆從要職上退下了。

自民黨為自由民主黨的簡稱，是1955年日本保守陣營為對付剛統合眾小黨成立的社會黨，由自由黨和民主黨結合而成，憑著資金雄厚、勢力龐大蓋過進步派的社會黨，長期執政，因此人稱此為「五五體制」，僅在1993-1996年及2009-2012年兩次短期失去政權。日本政府歷次政權更迭，絕大多數皆是自民黨內大風吹，重新排列組合。

日本是內閣制國家，閣員本身也是議員，而議員面對選舉及日常的人事費、交通費、通信費、事務所費、後援會活動費、婚喪喜慶費、政策費等龐大開銷，是需要黨費和個人捐款、機構（企業）的政治獻金等來支應的。於是得藉政治聚集資金，再用撈取到的資金鞏固自己的票田，或更進一步散財拉拔子弟兵，以「增殖」自己的政治實力。

長期當權，派閥益發驕縱

然而，當權久了就容易腐化。自1980年代以來，自民黨屢有派系的政治獻金出狀況而重創政權、派閥的案例，最著名的有兩件，一是1988年的「里庫路特事件」，里庫路特公司向政府高官、黨政要人、通信業界贈送其子公司未上市股票，受贈者都獲利甚豐，露餡後造成竹下登首相下台；一是1992年東京佐川急便事件，該快遞公司透過黑道搭上自民黨領導層，後來向大老金丸信秘密送上5億日圓政治獻金曝光，使得最大派閥「經世會」分裂，翌年選舉自民黨慘敗，為「五五體制」後首次拱手讓出政權。

而從2012年安倍重新執政，一口氣綿延7年9個月，期間在野黨大黨又分裂成眾小黨，更凸顯自民黨的一黨獨強，各派閥益發驕縱、自行其是。

上脇細查收支報告大揭弊

這次自民黨5個派閥因少報黨內收支疑雲並非報紙、周刊爆料，而是遭到刑事告發。告發人正是神戶學院大學法學部的上脇博之教授，他長年追蹤「政治與金錢」的問題，是當今日本檢證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的頂尖專家，之前曾多次對地方政府、日本政府部門的經費、秘密費用度等提起告發。日本的《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一切收入，包括黨費、會費、個人捐款、企業與團體捐款，都要註明件數、姓名、職業、金額、團體名稱、負責人、年月日等詳細資料；收支報告書規格也寫著，如果購買價值超過20萬日圓、如政治籌款宴會券之類的，都必須在收支報告書裡的收入欄填寫詳細資料。一旦被查到會計帳簿、收支報告書造假、記載不實是要受罰的。  

2022年10月，日本共產黨《赤旗報》周日版率先揭露有漏報嫌疑，該報記者採訪上脇教授，聽取他的評論。而他看過資料，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弊端。因此，上脇教授親自展開調查。從北海道至沖繩，仔細核對派閥政治團體收支報告書與購買宴會券的政治團體收支報告書，以及派閥收入明細表，並鍥而不捨地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及總務省網站所公布業界對政治團體的支出欄逐一比對；赫然發現5個派閥從2018年迄今至少有5880萬日圓沒有記載，研判那不是單純的漏報，而是有組織的操作。因之去年10月向東京地方檢察廳告發，東京地檢特搜部立刻展開調查，從全日本各地召集約50位檢察官，在12月13日臨時國會閉幕後，大規模約談、搜索安倍派、麻生派、茂木派、二階派、岸田派的幹部及議員，人數多達幾十人。

岸田牽涉，政權岌岌可危

日本社會、學界普遍認為，政治人物在「錢」這方面不乾淨，就表示其「品質」低落。當前日本民眾正咬牙忍受物價大漲，政客們卻可不費吹灰之力撈到大把資金，自然會助長民眾對政治、政客的不信任。因岸田自己也擔任了11年「宏池會」（岸田派）的會長，12月7日才閃辭會長一職，所以極可能也牽涉在內，其政權岌岌可危，內閣支持率甚至低於20%，可以說是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自民黨這回能否自淨、自清，日媒都在盯看，或許會再做制度改革，束緊《政治資金規正法》，不過，這也是做給選民看的，畢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度再怎麼嚴，政客玩久了，還是可摸出漏洞，從中漁利。這是政黨政治及選舉制度難以杜絕的痼疾。

喧囂紛擾的2023年終於結束。在迎接2024新年之際，世人莫不希望世界走向和平幸福。尤其，對世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兩大強權領導人，習近平與拜登在2023年11月舉行會談，給世人帶來甚大期盼。即使美國為此次會談做出甚多努力，但因中美之間仍存在結構性矛盾，未來發展難以樂觀。

中美合作無法化解矛盾

拜登在會談前表示，兩國應負責管理競爭，美方希望朝此方向努力；拜登提到雙方面臨的全球挑戰，包括氣候變遷和人工智慧都需要共同努力。習近平則表示，大國競爭無法解決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兩大國轉過身去不是一個好選項」，衝突對抗的後果誰都不能承受。習更明白表示：「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我們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表面看來，美中雙方都無意正面衝突，並且展現合作的意願。然而，習、拜進行閉門會談後，雙方並沒有發表聯合聲明，而是各自向媒體宣示立場。這顯示，中美之間根本的心結並未獲得紓解。

有評論者認為，美中雙方同意對在美國氾濫成災的芬太尼(Fentanyl)藥物進行管制，以及在人工智慧(AI)領域的合作達成共識，並恢復軍事對話，是此次會談的重大成果。因此認為此次「習拜會」奠定了中美新關係，中美可以走出過去6年的對抗衝突，邁向和平共處、合作發展的新模式。

事實上，和平共處、合作發展是中國大陸處理國際關係一貫的最高指導原則。但若說此次「習拜會」開啟了中美關係新模式，則是見樹不見林。因為即使雙方願意在若干議題上合作，但只要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不解，彼此的關係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化。

美國霸權心態是矛盾根源

15世紀殖民主義興起後，歐洲國家就產生了強烈的優越感。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國家的優越感更為強盛。美國獨立後，憑藉廣大而肥沃的土地，吸引無數勇於追求夢想的歐洲移民前往新大陸，這些具有冒險犯難精神的拓荒者自立自強，使美國國力不斷向上提升，同時繼承了西方國家的優越感。

兩次世界大戰使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國家受創甚深。唯獨美國本土置身於戰場之外，不但毫髮無傷，反而因戰事促進了軍工產業的發展。戰後美國吸納了全球的人才與資本，成為世界超強，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更一躍成為全球獨霸，國際地位處於巔峰。

美國不僅在綜合國力上獨步全球，也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重要國際組織扮演主導角色。並藉由軍事、政治、經濟、金融等方面的優勢，成為國際秩序中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其國際角色也逐漸由援助者轉變為指導者，甚至成為干預者。受美國箝制的國家即使不滿，卻也無力反抗。如此一來，養成美國號令天下的習慣。美國在日本及韓國派駐軍隊，布置第七艦隊巡弋西太平洋，介入波灣戰爭、進軍阿富汗，顛覆伊拉克政權，參與敘利亞內戰，都是干預他國內政，主導區域紛爭的具體事例。

中國大陸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引起美國高度警覺，深恐中國將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獨霸地位，改變二戰後由美國一手主導的國際規則與秩序，因此極力打壓，試圖遏阻中國大陸的發展趨勢。

台灣議題是矛盾的焦點

在此次會談中，習近平明白要求美國除了在口頭上「不支持台獨」外，還要以具體行動實踐此一立場，包括停止武裝台灣，更應積極地支持兩岸和平統一。但拜登除了重申「不支持台獨」，卻堅持繼續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

拜登甚至要求大陸不要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美國對台灣總統大選的影響力人盡皆知，拜登如此表態等於宣告，對台灣大選發揮影響力是美國的專利，不容許他人攪局。

表面看來，中美在台灣議題上相互較勁，各有堅持、互不相讓，是中美之間的重大矛盾。各方評論者也聚焦於此項爭執。其實，這只是淺層矛盾，美中之間更深層的矛盾在於，中國大陸根本不認為美國有權介入台灣議題。

兩岸分隔的現況是中國內戰造成的；既然是內部糾紛，理應由兩岸中國人解決。2015年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會談，就是向世人發出這個清楚的訊息。美國就台灣議題與中國較勁，欠缺正當性。而且，美國介入台灣議題，完全是基於其全球獨霸地位，中國無法接受。但是，如果中國綜合實力不能與美國平分秋色，甚至超越美國，就不得不暫時忍受國際政治的殘酷與現實。

不過，國際局勢不是一成不變的。習近平2013年6月在美國加州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時表示，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2022年11月，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會見拜登時，又首度說出「寬廣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這些均顯示，習近平的視野已從太平洋提升至整個地球，充分說明了中國面對美國的態度已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這種自信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美消長日益明顯的趨勢下，目前的國際局面將持續多久？將來會不會發生決定性的變化？或許不久後便能見分曉。

(作者係退休大使)

俄羅斯對外情報局(CBP)局長納雷什金日前表示，根據他得到的訊息，西方集團最近頻繁討論更換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問題。他表示，根據情報分析，美國更換澤倫斯基的理由有三，一是澤氏的行為非常粗暴乖張，二是他對俄烏問題的態度非常僵化，毫無彈性可言。三是他對俄烏衝突的立場太過堅持，因此若要解決衝突，他不可能成為對話的一方。

目前可以取代澤倫斯基的人選，經俄方深入分析認為，以現任烏克蘭國防部長札盧日內、前烏國總統辦公室顧問阿列斯托維奇、基輔市長克里奇科，以及現任總統辦公室主任耶爾馬克等四人最有可能。

根據俄方情資顯示，目前烏克蘭軍隊已失去進攻能力，歐盟正在認真考慮與俄羅斯討論停戰。換言之，歐盟準備依照目前的情況凍結俄烏衝突，但很難瞭解俄烏雙方的談判意願、是否願意簽署文件，以及接受第三方擔任中間人的可能性。

澤倫斯基肯定不會接受凍結俄烏衝突，因為如此一來，他將成為各方聲討的對象，而且會失去掌控烏克蘭的力量。但凍結俄烏衝突對西方有利，因為西方對目前的情勢已感到厭倦，而且也無力再向基輔提供更多軍事和其他援助。

最近俄國媒體頻頻出現有關西方集團對俄烏衝突感到疲憊的報導，這些資訊多半出自西方高官，例如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但這類資訊若出自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其意義截然不同，特別值得注意。

其實，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西方國家，甚至美國，與俄羅斯的情報往來從未間斷過，俄國對外情報局長納雷什金與美國中情局長柏恩斯就經常會晤。納雷什金曾說：西方集團遲早會放棄基輔這個傀儡。最近俄國官方就一再報導，西方已越來越不願意支持烏克蘭了。

基輔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權，因為它無法決定其外交政策。例如2022年春，它無權簽署已完成的和平條約。美國可以隨時更換其政治菁英，烏克蘭只是被西方集團視為與俄羅斯衝突的緩衝區而已。

在這種情勢下，有關西方對澤倫斯基不滿，以及隨時要更換他的訊息並不意外，但問題是，如何將其更換，因為烏克蘭現正在實施戒嚴法，澤倫斯基也會設法阻止總統大選，因此西方只能設法說服澤氏下台，而提出一位更有彈性的政治人物。不過，由於澤倫斯基政府不斷地向民眾灌輸烏軍正成功進行反攻的訊息，因此，烏克蘭民眾是否能承受政治上的巨大變化令人擔憂。如果不能有效處理烏克蘭的國內問題，而暫時凍結俄烏衝突，不久後，烏克蘭極有可能出現主張復仇的極端分子上台。

(作者係俄羅斯前資深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