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鴉片戰爭，將中國的歷史推出了傳統的軌道，使中國人迷失歷史的方向，不知路在何方。此後國難深重，每次國難之後，國人都要問：路在何方？

1840年敗於西洋英國，國人問：路在何方？林則徐、魏源、龔自珍說路在堅甲利兵。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說，路在打倒腐朽的滿清王朝，建立農業社會主義的太平天國；然而實踐證明，他們找到的那一條路，不但要打倒滿洲政府，還要否定中國傳統的主思想儒家，清算構成中國社會中堅的儒家士紳階級。

洋務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等說路在中興，重振傳統的儒教王朝。

1895年敗於東洋日本，國人問：路在何方？康有為、梁啟超說路在變法維新虛君立憲。

1900年庚子國變後，國人問：路在何方？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說路在革命共和。

民國初年，袁世凱和北洋亂政，國人問：路在何方？1919年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胡適說，路在文化思想革命，徹底打倒孔丘主義，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綜上以觀，為近代中國尋路，其主要特點，首先是反傳統文化，除了玄奘曾經向印度取經之外，這時開啟了另一次大規模地向國外尋找新路。

其次是，尋找道路者需要有智慧、勇氣、毅力。拿孫中山來說，他說他花了一輩子尋找革命之路，臨終時還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但如此，他認為已經找到的路，與胡適一樣，即走美國人的路，歷史證明，與中國國情相悖，是條死胡同。

還有，尋路時得參照當時的世界潮流，流行思潮(prevailing thoughts)，中國與世界已經密不可分。

五四時期是中國思想界向世界全面開放的時期，萬流競進，一時思想界大放異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條條大路可供選擇。但主要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和歐俄的馬列主義的兩條大道。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進的思想家，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當時正處於青年期的毛澤東，追隨李大釗和陳獨秀，也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並創造性地終生奉行。

毛澤東雖然選擇了馬克思版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如何將之在中國落實，將之中國化，這條實踐之路較之尋路更為崎嶇坎坷。

例如，其中的長征，說有多難就有多難。事後，毛澤東對長征是這樣評價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

於此可見，實踐之路較之尋路尤為艱難。最終，中共在毛的主導下，花了28年之久才取得政權，建立了新中國，可見其難。       

簡言之，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選擇了毛澤東的道路：槍桿子出政權、工農革命、農村包圍城市。先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再解放世界上的勞苦大眾。所以，是一條既符合國情，又符合世界潮流的大道。

所以，毛之所以被歷史選中，並非偶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他的天才，在於能夠將落後的中國，同先進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統一起來，在山溝裡走出了既符合落後的國情，又符合先進世界潮流的毛澤東主義。

毛深知中國歷史的規律，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無一不是打出來的，沒有一次例外。遠的不說，近的如孫中山，發動了十次武裝起義，推翻了滿清，建立民國。蔣介石的天下更是靠黃埔的槍桿子打出來的。       

毛沒有創建軍事院校，自己也沒有任何軍事學歷，完全是從革命實踐中學來的。其思想的核心是發動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毛的主導下，中共經歷了長征、三年內戰，才取得了政權；然後打了朝鮮戰爭、中印邊境自衛戰和越戰等的立國之戰，鞏固了政權。

總結而言，近代中國得的從未有過的疑難怪症，李鴻章說數千年從未得過的病。所以，土方子屢試無效，路不在中國，而在外國，只有歐俄版的馬列主義這種特效藥可治。

綜上所述，歷史地看，毛代表中共第一代，尋找打天下之路。天下打下了之後，就是治天下，尋找治天下的路，也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要幹的事。鄧小平說，今後中國的路在改革開放，大膽利用中外的資本家，在全國的城鄉，大搞富民的實業建設。

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找到了一條可以大大地釋放生產力之路。此其時也，這正是落後的中國要走的路。

我們這一代，正走在中共第二代鄧小平主導的這條大道上。第三代的江澤民、第四代的胡錦濤、第五代的習近平，都是沿著鄧開闢的道路前進。中國現今面臨的問題，不再是路在何方的尋路問題，而是怎麼走的實踐問題。路，漫漫其修遠兮，怎麼走，我們只好拭目以待了。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2025年台灣將達到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超高齡社會」，也就是每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長者，顯示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另方面，台灣少子化越來越嚴重，新生兒人數每年都在下降，2022年整年度出生人口僅14萬人。兩相對比顯示，老齡化長期照顧（簡稱長照）是非常嚴肅的課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簡言之，就是呼籲年輕人照顧好家裡的長輩，同時記得關懷左鄰右舍的老人家，然而現代社會要實踐這項美德談何容易。原因很多，一是年輕人愈來愈少，根據報載，台北市最有名補習街—南陽街，在1981年頂盛時期，湧入的重考生超過10萬人，現在不到2,500人，下降原因除了大學錄取率高，主要便是出生率下降。

二是年輕人面對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據內政部「全國房價所得比」統計，今年第二季達9.82倍，其中台北市15.5倍，也就是說，若想憑一己之力在台北市買房子，至少要不吃不喝15年才買得起。在此情況下，要年輕人關懷幫助自家長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如此，政府應該有好的老人福利與長照政策，這不僅是感謝長者對社會家庭的付出，同時也才能讓年輕人無後顧之憂，專心拚事業，進而有信心成家。

長照2.0未必好用

綜觀台灣長照政策，行政院2007年核定「長照十年計畫」（下稱長照1.0），2016年再隨著人口老化與照顧服務需求多元化，例如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照需求，核定「長照十年計畫2.0」（下稱長照2.0），並自2017年1月起實施。長照2.0是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服務體系，項目包括居家照顧、社區照護、專業服務，以及提供短期照護讓家庭照顧者獲得休息的喘息服務、協助往返醫療院所就醫或復健的交通接送服務、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等。服務的費用則依申請人的經濟狀況，分一般戶、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訂定不同的自費負擔比例。

監察院曾於2020年糾正長照2.0，指衛福部「汲汲於拓展服務據點，卻缺乏品質管控機制」，此外也有家屬覺得不好用，例如：(1)服務費用僅能分擔家屬部分負荷；(2)服務採預約制，非隨申請隨到，無法完全代替家屬照顧，若希望有24小時一對一照顧，就必須選擇居家照顧，費用將很可觀；(3)居家服務拆解成以使用項目計價，難保有些單位為讓收入變高，會想要在短時間內服務更多的個案，以致請家屬配合，譬如協助沐浴洗頭，聽說有的會要求家屬先讓個案準備好相關事情，並在浴室裡面等待，好讓居服員一到場就能開始服務，以便控制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好趕去下個案子。用項目計價原是為提升居服員的酬勞，但若因此失去服務美意，就可惜了。(4)送餐人力不足。送餐人力可補社工不足，社工不可能天天訪視弱勢獨居長輩，但送餐員可以透過天天送餐，及時發現弱勢獨居長輩跌倒或生病，只是送餐員沒那麼多，送完這家得趕著去下一家，如果可以增加送餐志工出勤誘因等等，也許比較容易找到人力。

先改善長照2.0再開支票

幾位總統候選人均提出相關政見。例如侯友宜提出三項主張：「長照再升級，照顧更全面」、「住院有看護，家屬負擔減」、「支持照顧者，經濟減壓力」，訴求開辦長照險，提高重度失能者給付額度，以及發放重度失能家庭照顧者津貼，提高對於家庭照顧者的支持等等。賴清德也提出，未來會推動「長照3.0」，從居家、社區、機構、醫療、社福等五面向，加強對長輩的照顧，其中包括擴建社區長照據點、加強機構式長照服務，集各界之力推動健康政策。

其實各位選將不必急著開長照3.0支票。因為據衛福部推估，台灣約有80萬符合規定的長照需求者，但目前長照2.0的涵蓋率卻不到四成。換言之，台灣還有六成多的長照需求者得不到長照服務，甚至有七成以上的人根本不知道長照2.0。因此，政府應針對長照2.0的不足提出改善方案，筆者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一、針對「幾個小時的照護，難以解決重症與失能患者家庭的重擔、看護人力不足，造成長照破口」等問題，政府除應檢討照服員薪資，還應從專業訓練、證照制度、工作環境等問題下手解決，畢竟長照床所需護理人員的訓練，與急性病床護理人員有所不同。

二、長照主要責任還是靠家庭成員承擔，政府應提供家庭照護者更多的知識與技能、家屬支持團體等協助，並訓練照顧員抽痰等相關執照考試制度。試想，現在單身人口愈來愈多、少子化愈來愈嚴重，將來的社會未必都有「家人」陪伴，難道要讓上班族上班到一半跑回家來做抽痰這些事？

三、若能在照護的過程中，考慮到病人與家屬身心所負荷的焦慮、憂鬱、恐懼等情緒，並且及時加以處理，會讓病人及家屬過得更健康。

四、衛福部希望以公共化住宿機構，讓民眾付得起並確保品質，但有不少居民擔心長照機構會影響房價，將其視為鄰避設施。政府應積極盤點廢棄校舍與閒置空間，發展在地長照資源，落實在地老化理念。

長照應是全民責任

根據內政部資料，2010年國人平均壽命為79.2歲，2020年平均壽命則增為81.3歲，其中男性78.1歲、女性84.7歲，創歷年新高。不過，根據主計總處2016年發布的報告指出，國人平均「不健康之存活年數」約為8.8年，而「不健康」並不是指臥病在床，而是需要他人照顧。

未來照顧長者是一個全民責任，不再只是家庭的責任，長照個案不是統計數字，也不是社會負擔，工研院曾估計台灣銀髮商機上看新台幣3.6兆元，若再配合遠距醫療及人工智慧照護，更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請政府趕快完善長照2.0措施，讓台灣早日成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會。

2024總統大選，從目前朝野陣營各自所提出的諸多願景中加以觀察，除了較敏感的兩岸關係議題外，在追求勝選的考量下，朝野陣營仍然以「撒幣」補貼為政見的主軸，以爭取選民的支持，似乎較少針對近年來民眾極關心的薪資成長停滯所衍生的「家庭貧窮」問題，提出較宏觀的政見。此一現象是否會衝擊台灣社會的和諧，甚至波及經濟成長，令人頗為擔憂。

儘管政府不斷透過各種公開場合或媒體管道大肆宣揚，過去8年來，台灣經濟每年持續成長，甚至於新冠肺炎衝擊最為嚴重的2021年，國內生產毛額(GDP)仍創下6.53%的年增率；但民眾所感受的貧窮壓力卻又愈來愈深。誠如11月10日主計總處公布受僱人員薪資數據時指出，雖然今年前9個月總薪資年增1.57%，但同一期間消費者物價(CPI)漲幅達到2.36%，經物價平減後的「實質總薪資」年減0.78%，是近七年來同期首見衰退。

薪資未與產出同步成長

無庸置疑，過去兩年來，受到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2021年8月突破2%的警戒值後，迄今始終居高不下，許多家庭經濟因實質總薪資成長不如通膨增加的幅度，而使得可支配的所得持續減少。不過，筆者認為，長期以來受雇勞工未能同步分享其所創造的產出，導致薪資成長呈現停滯現象，才是造成許多家庭感受到貧窮壓力的關鍵問題。

這些事實，或許可以從主計總處公布與受雇人員實質總薪資相關的「勞務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重」、「受僱人員薪資結構分布」、「個人所得差距」等三個指標的資料統計進行分析，皆自2016年以來持續呈現惡化，不斷創下新高現象，發現其端倪。

成長果實分配偏重企業

先從「勞務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重」來說，主計總處資料統計顯示，其中受雇勞工占比從2016年的44.09%，逐年下降至2021年的43.03%，創下歷年最低；相對同一期間，企業營業盈餘占比則從35.06%，持續增加至36.53%，創下歷年最高。亦即近年以來，台灣受雇勞工能同步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比重不斷減少，此意味著經濟成長果實在分配上偏重企業、忽略勞工的失衡現象，不僅未見改善，反而較前更加嚴重。

 再就「受僱人員薪資結構分布」而言，主計總處所公布的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資料統計顯示，屬於較為穩定所得的「經常性薪資」占受僱人員每月收入來源之比重，從2016年的68.5%，一路下滑到2022年的66.3%；相對同一期間，屬於較不穩定所得的「非經常性薪資」收入來源占比，則從17.6%持續上升到19.9%。此一現象背後反映的是，台灣受僱人員日常生活所感受的不安與日俱增。

家戶所得不均持續擴大

此外，若以「個人所得差距」進行比較，主計總處2022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統計顯示，依據「每人」可支配所得，排序後計算所得的差距倍數，雖從2016年的3.89倍，微增至2022年的3.93倍；但同一期間，每戶可支配所得最高的20%家庭每戶，和最低的20%家庭每戶之所得差距，則從6.08倍擴大至6.15倍，說明了家戶所得不均正在持續擴大。此外，加上租稅制度扭曲，使得台灣社會資產集中在少數家庭愈來愈明顯，貧富懸殊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

無庸置疑，在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資產朝向集中少數家庭，已成為全球各國的發展趨勢。目前台灣社會資產集中於少數家庭的現象，雖比南韓的12.2%、美國的18.1%低，但卻比法國的7.9%、日本的9.5%來得高。不過，如何改善弱勢家庭的貧窮困境、扭轉弱勢家庭子女的命運，讓社會對立及矛盾降低，進而讓經濟發展減少阻礙，是朝野陣營欲登大位者責無旁貸的任務之一。

畢竟，台灣多數家庭收入來自薪資所得，受僱人員薪資所得未能隨著經濟成長而有所增加，代表一般家庭收入減少。其實，從1998年起實施兩稅合一制度之後，勞務報酬占GDP的比重就一路下滑，相對企業盈餘占比則是一路上升，無形中提高了受僱人員的租稅負擔。此一現象，不僅影響許多家庭的日常消費行為，尤其在貧窮線之下的家庭甚至需要靠政府擴大救助，才能維持生計，若將接近貧窮線勉強餬口的家庭納入，其數字勢必更加可觀。

新政府須以智慧解決問題   

筆者不厭其煩地從受僱人員薪資指標日益惡化加以解讀，是希望朝野陣營能夠以謙卑關懷的態度，深入瞭解民眾期待因薪資成長停滯所衍生的「家庭貧窮」問題，並不能只靠「撒幣」或補貼解決，而是政黨及總統候選人必須提出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城鄉均衡建設、租稅制度改革、創造青年高薪就業機會、縮小貧富懸殊等政見，以新智慧來解決舊沉痾，如此才能讓台灣的社會更加和諧，進而加速構築更具有優勢的經濟韌性，因應全球日益競爭激烈的環境挑戰。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數位化商業活動日益興盛，面對全球最低稅負制，以及許多國家開徵數位稅(Digital Service Tax)，台灣應如何因應，值得關注。

各國電子數位課稅情形

數位稅的範圍十分廣泛，不僅涵蓋線上銷售，還包括數位廣告、資料使用、電子商務、流媒體/下載、雲端軟體服務(SaaS)等，近年來各國課徵數位稅的情形如下：

(1)法國：2020年開始實施數位稅，若上一年度在法國提供數位服務的集團，全球營收及來自法國境內數位服務營收分別超過7.5億歐元和2,500萬歐元，法國政府將對該集團提供客戶的數位服務營收課徵3%數位稅。法國數位稅每年為法國帶來5億多歐元稅收。

(2)西班牙：2021年開始對在其境內提供線上廣告服務、線上廣告銷售或銷售數據資料者課徵數位稅，稅率3%。

(3)義大利：2020年開始對在其境內提供數位交易平台以供用戶買賣商品、資料線上傳輸，或提供數位平台讓用戶刊登，或行銷廣告的業者，就其全年營收課徵3%數位稅，課徵業者包括：(a)全球營運收入7.5億歐元以上，(b)在義大利境內提供數位服務營收總額超過550萬歐元。換言之，課稅年度企業的營收超過以上兩個門檻，就必須在隔年依規定繳納數位稅。

(4)波蘭：自2020年7月起實施生效；對廣播公司、科技公司和出版商提供的視聽媒體電子服務、視聽商業傳播以及廣告收入，就該企業全年營收課徵1.5%的數位稅。

(5)烏拉圭：2018年起實施數位稅，稅率是12%，課稅對象為使用數位服務的非當地居住者。

(6)巴拉圭：2021年實施數位稅，稅率4.5%，課稅對象為使用線上博弈遊戲、資料處理，或提供數位軟體服務的非當地居住者。

台灣自2017年起，針對年銷售額超過48萬台幣的境外電商課徵5%營業稅，境外電商每年需繳納20%營所稅，台灣並未針對電子數位服務另訂數位稅，境外電商提供電子服務所適用的營業稅率與營所稅率，與台灣境內一般企業適用的營業稅與營所稅並無不同。

數位服務屬特種勞務稅

隨著數位經濟及網路日益蓬勃發展，如前所述，一些國家對數位服務已單獨訂定數位稅，一些國家則尚未訂定數位稅，造成跨境企業在非本國從事數位服務時出現「同酬不同稅」，台灣目前並未就數位電子服務另訂數位稅。而當前已經實施數位稅的國家，稅率多為3%，從營業成本來看，數位服務屬於特種電子勞務，包括數位廣告、資料使用、電子商務、流媒體/下載、雲端軟體服務等，不一定需要實體店面展出貨品或倉庫存放貨品。電子數位服務若是線上傳輸，也不必像實體貨物銷售需交通工具將實體貨物運送到指定地點，因此可節省倉儲與運輸成本。整體來說，數位服務屬於特種勞務，建議在台灣現行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2條新增電子服務項目，對境外電商數位服務稅率可比照現行5%的營業稅率，避免對提供數位服務的境外企業與境內形成同酬不同稅的情況。

OECD提出全球最低稅負制

另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2021年公布「包容性架構」(Inclusive Framework)，提出「全球利潤分配稅制」(Pillar 1)及「全球最低稅負制」(Pillar 2)方針。由於許多跨國集團不用設立據點，仍可透過遠距電子服務賺取高額利潤，又不用在市場國繳稅，因此Pillar 1針對合併營收達200億歐元的超大型企業，就該企業獲利超過10%的超額利潤，將其中25%超額利潤分配予市場國課稅，這就是市場國有權對跨境企業課稅。

Pillar 2主要目的在避免各國為吸引境外資金爭相減稅，造成跨境企業同酬不同稅，本國或市場國的稅基受到侵蝕。目前全球最低稅負制稅率統一訂為15%，並以年營收超過7.5億歐元大型跨國企業為課稅對象，將在2024年實施；截至2023年11月，已有139國同意執行兩大支柱。

台灣宜盡早實施IIR

Pillar 2是近年來國際最重要的租稅變革之一，2021年後許多國家紛紛將Pillar 2新制度轉換為國內法。由於各國的國情與立法進度不一，有的僅做政策宣示，有的已發布草案，有的已正式立法。

全球最低稅負制有三大核心觀念，包含「所得涵蓋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低稅支付規則」(Undertaxed Payments Rule, UTPR)、「合格國內最低稅負制」(Qualifying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es, QDMTT)，是各國守護課稅權，避免稅基被侵蝕的重要財政工具。

舉例來說，台灣的一家跨國大型企業，母公司控股新加坡子公司，新加坡子公司再轉投資位於免稅天堂的F公司，由於是免稅天堂不用繳稅，若台灣實施「所得涵蓋原則」，假定F公司的營利所得約新台幣8千億元，則少繳的15%稅，母公司所在地台灣就擁有該筆補充稅的優先課稅權。若台灣不實施「所得涵蓋原則」，而中層控股公司的所在地新加坡實施該制度，則新加坡便可以遞補課稅權；尤其新加坡與香港已確定將於2025年實施「所得涵蓋原則」。

換言之，台灣若不實施「所得涵蓋原則」，課稅權就會旁落他國。因此，台灣當局應抓緊時間將其納入相關稅法。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教授)

財政為庶政之母、施政的基礎。傑出政治家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已成為古今中外的財政指導原則。目前台灣稅源流失、稅收短缺、財用不足、債務餘額增長、公有財產閒置、潛藏負債失控，必須提倡變法，強化財政、預算的執行與監督，慎防財政敗壞動搖根本。尤須大力改革勞工保險，搶救破產危機。然後充裕財政、提振經濟，以解決貧窮問題及沉重的長期政府負債。

政府收支赤字不能過高

台灣財政制度對預算嚴格調控，以行政部門主計總處主計制度的歲計、會計、統計專業人員為核心，財政部及各部會負責執行，立法部門審議預算監督執行，監察部門的審計部審計制度為終審，對收支、餘絀、債務都呈現規矩有度，支撐著台灣經濟奇蹟的美名。

惟徒法不足以自行，當前行政、立法勾結、美式民主討好部分選民的種種流弊逐漸呈現，終歸總結到財政敗壞、寅吃卯糧、債留子孫，後任執政愈來愈困難的目前境況。立法院的預算監督權、監察院的審計監察權，以及財政紀律對於未來債務越屆再審始能生效的法制，均需有變法的高度與決心予以創制及強化。

20世紀初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產生，配合經濟理論，促進了近代財政學的發展，主張政府適度取得財用，以謀富國利民。良好的財政表現在政府收入的數量適當，不至於過度排擠民間的財用，並且要達到財富重分配的均富功能，政府支出則要發揮政府施政的管教養衞功能，並且適度彌補調節民間投資與消費的不足，促進經濟均衡成長。收支赤字不能過高，以免累積債務所產生的利息負擔過重，排擠未來支出。

預算分為普通基金（總預算、特別預算）、特種基金（營業、非營業）。總預算的財源係未來一年的財政預算收入，特別預算的財源則是舉借未來多個年度的債務，所以特別預算的浮濫，等於這一屆政府指定了未來多個年度的借支用途，但未取得以後政府的授權，也就是使用了子孫的財源卻未經其同意。特種基金的營業包含中油、台電凍漲油價、電價所造成的鉅額虧損，必然強制未來政府以歲入撥補。

台灣的財政能力在衰退

茲政府收支規模逐年減縮，顯示財政能力在衰退。台灣各級政府支出淨額占GDP的比例，於1993年達到高峰的31.44%，之後持續下降，2023年為16.7%，乃IMF表列國家地區之次低者。支出受收入約制，歲入中之最大項為稅課收入，恆占80%上下，2023年稅課收入占GDP的14%，在全球也是極度偏低。原因在於各種各式的減稅措施，嚴重侵蝕稅基，造成龐大的稅式支出，僅產業升級條例，2022年的稅式支出即達517億元，另台灣接單他地生產也損失了稅負，該收而收不到的稅(如房租)更不在話下。政府財力不足，難以補償因GDP分配變動（近20年有10%由家庭部門移轉企業部門）到所導致的受雇員工所得偏低問題，以及勞工保險收入嚴重不足等財政缺口。

2023年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即一年以上非自償債務）為7.67兆元（中央6.68兆元，地方0.99兆元），占GDP的33％。債務外，另有未列入公共債務法債限規範的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即潛藏負債，來自社會保險），此理應計入的政府負債卻人為地被剔除在外。至2023年6月底止，政府未來給付責任為18.3兆元（中央15.6兆元，地方2.7兆元），占目前GDP（23.4兆元）的78％。其中最大宗62%（11.4兆元）來自勞工保險收支失衡，肇因於刻意討好現在的勞工，不增加保費，而讓後世的勞工與納稅人承擔那負擔不起的勞保給付，形成世代不公。合計政府的實際債務至少為26.7兆元，占GDP的114%，位居世界高負債國家地區之列。

中油、台電均為政府高額持股（中油100%、台電97%）的國營企業，其預算為特種基金之營業基金。為了取悅用油、用電戶，政府同樣違背成本共擔的原則限制漲價，以後再用國庫編列總預算貼補，並且也扭曲了物價指數，更不符合使用者付費的公平原則。由於虧損，中油往後三年每年須增資2千億元。台電今年總預算編列增資1,500億元，中油、台電虧損已成為巨大錢坑。

政府應解決貧窮化問題  

台灣歲入過度依賴稅課，而不重視國有財產管理。2023年各級政府歲入合計3.4兆元，其中稅課收入占84%，財產收入僅431億元，占比1.25%，政府的理財能力包括國有財產、公共基金的管理飽受質疑。

全台的土地有三分之二歸公有，達225.6萬公頃，價值4.6兆元，中央擁有有價證券與權利3.1兆元，其他還有各種基金、土地改良物、建物、交通設施，財產收入卻僅此戔戔之數，實在不可思議。縱然加上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有3,157億元，仍遠離理想，應該大範圍調節政府資產與負債，加快國營事業民營化，釋出公有土地，落實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政策。

台灣社會早已呈現普遍貧窮化現象，GDP流向家庭部分嚴重縮減（20年來從53%降至43%），目前受薪者月薪中位數僅42,500元，160萬退休勞工月領僅18,294元，最低收入的20%家庭（182萬戶）每戶年可支配所得僅36.5萬元（每月30,416元，他們已連續16年儲蓄率為負值），還有50萬失業人口、60萬中低收入人口，生計無比困難。低收入伴同高房價，給人民帶來莫大痛苦，政府支出務必周密照顧到他們。

最後，政府應善用人力與資源，以變法的精神與高度，認清目前財力窘迫的困境，強化立法院的預算監督權、監察院的審計監察權，創制財政紀律法對未來債務越屆再審始能生效的法制，追求國際理財領頭羊（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挪威主權基金）的理財績效；然後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消除貧窮，促使人口恢復成長，再創經濟巔峰。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系教授、前主計長)

10月30-31日，北京舉行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推出「金融強國」新願景；這是繼2015年推出「製造業強國」及隨後的「科技強國」政略以來，首度揭示總結了中美新冷戰的態勢，將中國推向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

中美新冷戰始於2018年川普發動對華關稅戰、貿易戰，拜登接任後特別強化對華的「經濟脫鉤」，並聚焦於「高強度極限科技對戰」，企圖摧毀華為，一舉打破「中國科技強國夢」。但從川普的「貿易戰」到拜登的「科技戰」，美國全面大敗；於是拜登再藉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針對歐洲、俄羅斯及中國啟動以貨幣為主的「世界金融戰爭」，企圖用美元霸權打垮歐元、盧布、人民幣，以解決美國垂直下墜的「財政斷崖危機」及「強烈資金虧缺大窟窿」；不過，直到2023年第三季，美國的計謀並沒有得逞。

中國自1997年起，每五年舉行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以協調整合各部委與省市政府的金融工作。這次首度將會議提升為「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積極強化了中央集中領導，也使得這項例行性會議，轉變成「擬訂國家金融發展頂層機制設計與國家金融體制系統規劃執行運作」的新政略。

虛實經濟並軌同步成長

金融高品質服務實物經濟，國家虛實經濟的並軌、同步成長發展依舊是中國的基礎；會議強調國家金融高品質服務將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供給端，優化資金更佳流向高品質實物經濟：科技、先進製造、綠色發展與中小微企業；其二是國家金融經濟結構體系轉型：首先強化資本市場協力發展成長國家經濟功能，以及內外循環經濟的活力、競爭力，尤其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健全高品質的金融服務實物經濟體系。

培育一流的世界級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是當下中國金融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主要戰略在於將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使其能兼顧攻守戰略均衡，對於素有「金融經濟秩序」之虞的各省市為數眾多的中小金融機構，中央政策態度由之前的「大力發展」，改變為「嚴格監管」。

首要加重服務實物經濟

金融經濟回歸服務實物經濟，是21世紀中國金融工作的特殊要求。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三項任務」，之首就是「服務實物經濟」；本次會議也指出，長期以來中國金融服務實物經濟的質效不高，決議從著力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及推進金融高水準「三個著力」入手。

營造良好貨幣金融環境是金融服務實物經濟和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保障；首要「健全中國特色現代貨幣政策」框架，以期能夠確保金融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做好支援科技創新、民營小微、先進製造、綠色發展等重大實物經濟發展戰略、兼顧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快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貨幣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強國要完善金融產品體系，顧好科技、綠色、普惠、養老、數字金融等大經濟社會領域發展。

健全證券及地產政策

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是深化金融供給面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為此，要推動股票發行註冊制走深走實，加強基礎制度和機制建設，加大投資端改革力度，吸引更多中長期資金，活潑資本市場，發揮資本市場在經濟建設中的樞紐功能；要健全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上海、深圳證券交易為世界一流的交易所，也要積極建設北京證券交易所。建立健全針對性支持機制，引導私募創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推動提高上市公司品質、優化再融資和併購重組機制，鞏固深化常態化退市機制；加強產業廠商公司機構內部治理，培育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強化債券市場制度、統籌金融基礎設施、債券市場之市場化定價能力和市場韌性；完善各類金融機構的功能定位、健全法人治理，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拓寬銀行資本金補充管道，做好產融風險隔離。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提示，中國的房地產風險帶來複雜的政策挑戰。這次會議在「適時優化調整房地產政策」和「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的基礎上，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完善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設，說明對「土地財政」要標本兼治。

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戰略

本次會議新增了「規範金融市場發行和交易行為，合理引導預期，防範風險跨區域、跨市場、跨境傳遞共振」：一方面有效管控內外金融的風險共振傾向；另方面則更加重視跨境金融風險的政策應有走向，有助於穩定跨境金融市場的預期。

本次會議還決議，金融對外開放「更加強調高水準金融運作和金融安全性」、「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加強優質金融服務，擴大更高水準的金融開放，以吸引海外長期資本來華展業，並充分利用上海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擴大在「北路絲」與「南海絲」的影響力，以壯大中國金融對外幅射的能量。

會議還首次提出要「加強外匯市場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在保持匯率彈性的前提下，更加積極「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監管，以有效應對美元霸權。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中國大陸不僅與沿線國家、地區間的互利共贏項目成功落地，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也持續提升。於此同時，金融合作持續增進，人民幣的使用範圍也進一步擴大，其地位更顯著提升。

細數「一帶一路」十年成效

截至2023年6月，大陸已與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餘份合作文件，涵蓋互聯互通、貿易、投資、金融、社會、海洋、電子商務、科技、民生、人文等領域。這十年來基礎設施互通互聯水平不斷提升，如「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基本架構形成，許多互利共贏項目成功落地。沿線國家、地區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

統計至去(2022)年底，大陸也與2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9個自貿協定，自貿伙伴覆蓋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歐洲和非洲。若由2013到2022年，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額從1.04兆美元擴大到2.07兆美元，年均增長8%；大陸海關已與32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簽署了AEO（安全認證優質企業）互認安排。另一方面，沿線國家、地區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更加密切。

總計，大陸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同比增長3.6%，占進出口總值的46.6%，內地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達571.3億美元，為當地創造了42.1萬個就業崗位，讓近4千萬人擺脫貧困。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顯著

貨幣國際化非一朝一夕可達成，大陸自2009年7月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始，人民幣國際化在13多年間已有長足進展。推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始於周邊化、再區域化，最後是國際化；亦即先讓人民幣作為區域流通及貿易結算計價的貨幣，再逐步開放金融體系，包括建立外匯借貸、人民幣清算及人民幣債券等市場，提升人民幣的貨幣交易和儲備及特別提款權功能，最終是可以自由交易。

(1)在跨境結算方面，人民幣跨國收付金額從2015年的12兆元成長到2022年的42兆元，單是今年上半年的跨國人民幣收付金額已達24.5兆元，較去年同期成長二成。(2)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顯示，2023年7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的占比再次超過3%。(3)外資持有方面，境外投資人持有境內金融資產規模穩定上升，早已突破10兆元人民幣。(4)儲備貨幣方面，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由1.92%上升至12.28%，2023年第一季末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存底中占比達2.58%，僅次於美元的59.02%，歐元的19.77%、日圓的5.47%和英鎊的4.85%，位居第五。(5)貨幣互換方面，人民銀行已與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其中含20個「一帶一路」國家。2023年第一季度，境外貨幣當局動用人民幣餘額達1,090.85億元，創歷史新高。

「一帶一路」助人民幣國際化

隨著大陸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不斷深化，金融合作也持續增進，人民幣的使用範圍進一步拓寬。「一帶一路」吸引了優質企業在大陸開展人民幣融資業務，使得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結算功能漸次提升；同時協助許多經濟體解決企業融資的問題。再者，透過簽訂本幣互換協定(SWAP)，有助於減少外匯波動風險，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去年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約13.76兆、占大陸貿易額的三成。

在金融機構中，亞投行於2016年1月中旬正式開業，至今年9月成員已有109個國家。東南亞11個國家皆為亞投行的成員。據統計，「一帶一路」從2014年起在亞洲的項目超過300個，投資總金額約3兆2,730億美元，累計批准230多個項目，融資總額超過450億美元，帶動資本近1,500億美元，也促進了人民幣國際化腳步。

除亞投行外，絲路基金累計到今年上半年所簽約投資的項目有75個，承諾投資金額約220.4億美元；共有13家中資銀行在50個共建國家設立了145家一級機構，131個共建國家的1,770萬家商戶開通了銀聯卡業務，74個共建國家開通了銀聯移動支付服務。

此外，中國進出口銀行已累計發放超過4兆元的「一帶一路」貸款，支撐了「一帶一路」重大專案建設。統計顯示，中國銀行境外機構已覆蓋63個國家和地區，包括43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集團2022年跨境人民幣結算量超過30兆元，跨境人民幣清算量也超過740兆元，著實功不可沒。

與此同時，基金、債券等多種創新模式不斷發展。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有超過千家境外機構主體，通過直接投資管道和「債券通」管道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包括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阿聯酋和菲律賓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163家境外機構主體，持債規模近兆元。此外，交易所債券市場已累計發行「熊貓債」99檔，累計發行規模1,525.4億元；累計發行「一帶一路」債券46檔，累計發行規模527.2億元。

10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宣布支持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其中一項就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各設立3,500億元融資窗口，絲路基金新增資金800億元，以市場化、商業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帶一路」計畫。未來若能透過「一帶一路」提升內地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增加出口商品的異質性，從而強化人民幣貿易計價；並加快建設「一帶一路」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升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幣計價結算，應可進一步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最終達成金融強國目標。

總之，下一個十年，「一帶一路2.0」將引領大陸和「全球南方」走向一個新時代，值得期待。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2022年11月九合一選舉，游智彬打擊民進黨貪腐和論文抄襲的力道，贏得全台高度關注，無奈新黨的基礎薄弱，難敵地方派系的夾殺，加上泛藍三大戰將在桃園同一選區分散票源，游智彬以4千多票飲恨落選。2024立委選舉，游智彬捲土重來，勢在必得。

游智彬對民進黨連發三砲

在桃園市長和議長的鼓勵下，游智彬沒有時間失志，服務處和服務團隊依然鬥志昂揚，有別於落選熄燈的中壢舊政治模式，反而得到更多中壢鄉親的支持。中壢鄉親和新黨義工幫忙繳房租，甚至在菜市場沿路掃街謝票時，專程送早餐給游智彬的競選團隊，買東西時也不收我們的錢。游智彬在中壢民主聖地，接受人民的養分與栽培，在眾多鄉親的勸進聲中，決定挑起改變中壢的擔子，重磅宣布競選立委職位，同時為中壢這個傳統政治結構激起千層浪。

在決定參選立委後，游智彬的第一砲打向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蔣絜安，揭發蔣的台大、中央大學兩本碩士論文不僅抄襲，更踢爆槍手代寫，最終台大將抄襲案一錘定音，將蔣絜安從客家部主任的位子拉下，進一步瓦解民進黨的客家選票，讓客家鄉親以民進黨為恥，以民進黨客家部主任為恥，以民進黨欺騙台灣善良的老百姓、掠奪教育公平為恥。

游智彬的第二砲，是砍掉賴清德的陸戰大將，民進黨組發部主任林正鴻。游智彬開戰車赴民進黨中央黨部，出示林正鴻穿著民進黨制服上酒家、親吻女陪侍的照片，揭穿他的惡行惡狀，最終迫使賴清德揮淚斬馬謖，瓦解了民進黨的陸戰基礎。

游智彬的第三炮，是揭露民進黨發言人、賴清德的空戰大將張志豪同樣上酒家、欺負女性。然而，此舉卻引發民進黨「全黨救一人」群起圍攻，用司法追殺游智彬，採用抹紅的烏賊戰法。張志豪在眾人的質疑下，居然去地檢署按鈴申告，企圖用司法掩蓋其淫亂的事實，又打出太太的悲情牌來轉移焦點。游智彬握有關鍵的錄音帶和照片，將在緊要關頭再給貪腐的民進黨致命一擊。

從政初心來自兩岸經歷

智彬在大陸出生，14歲全家跟著外公外婆一起到台灣定居。外公是1947年被國民黨征兵到大陸參加國共內戰的青年，兩岸斷絕以後，外公和台灣家人斷了聯繫，他孤身一人在大陸從軍人轉業公務員，兢兢業業地工作，贏得社會敬重，最後以漳浦鹽場辦公室副主任離休，有優渥的退休金和良好的福利。

兩岸通航，外公的老母仍在台灣，外公急急忙忙回來盡孝，同時陸續把全家28人遷回台灣。游智彬深刻體驗到這個過程的艱辛，當時他父母已經30幾歲，回到台灣從零開始，房子是租的，衣服是親戚給的，工作是親戚幫忙找的。記得剛來台灣的第一個月，全家5口每個星期的菜錢僅一千多元台幣，但全家團圓過得很開心且知足。游智彬成長的土壤裡有台灣有大陸，比大多數台灣人了解大陸，也比大多數大陸人了解台灣，他希望他的獨特生活經歷與勵志經驗，能為台灣政治結構注入新的理念、良心。當民進黨操作抗中保台的烏賊戰，卻罔顧每年台灣在大陸的1,500億美元貿易順差，台灣有200多萬台商在大陸奮鬥，有36萬兩岸婚姻家庭。民進黨兩度執政共16年，卻失去了兩岸的和平與信賴。

游智彬參選，首先就是給自己的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讓他知曉社會應該有公平正義、是非對錯。其次，他希望用其專業、熱情來回饋栽培他的中壢地區的鄉親父老。再者，在立法院服務，可以用立法及制定政策來改善兩岸關係，實現兩岸和平與繁榮的願景。

台灣需要更多有志青年

藍白合的紛擾聲不斷，在立法院不讓民進黨過半尤其重要。游智彬的參選，讓中壢立委選情成為全台媒體的關注焦點，讓中壢這座原本就擁有民主聖地的城市，再度展現政治風情。游智彬參選絕對不是要分裂泛藍，而是希望讓泛藍能夠重生。現任立委不斷呼籲藍軍必須團結，以免讓綠軍得利，智彬相信如國民黨候選人夠強，就不會擔心被他搶票。

經過過去大半年的努力，游智彬在對手的耳語與民進黨的夾殺中匍匐前進，在既有的空戰優勢中，他正在一票一票地把自己放在中壢鄉親的心上，也就是，游心中有鄉親，鄉親心中有游。游智彬除接受各個廣播電台與電視台邀約，錄製節目打「空戰」，將正義的聲音、揭穿民進黨的弊案，一股腦兒向全台觀眾放送，向台海兩岸的同胞報告。游智彬還進一步深入基層的「陸戰」，用小布條對抗大看板，用智慧對抗愚昧。

經過游智彬深入中壢的每一個里、每一間土地公廟、每一間教會，在每一座公園、每一座廟口開講，他的心跳和中壢鄉親共呼吸、同喜樂，他相信栽培他的中壢鄉親，必然會用選票支持他進立法院。

(作者係前多維雜誌記者)

「子孫不上戰場 地雷不埋家鄉」、「拒絕無用軍購 強化社福青扶」、「立足台灣之心 打造電商之城」、「農貿綠色通道 南投試點先行」、「培力青年返鄉 為新住民發聲」，這幾句朗朗上口的政見，來自勞動黨提名的南投第一選區立委候選人許文忠。台灣在藍綠長期輪流執政下，人民為何越來越悶。許文忠直言，近年來一群「愛台灣」的政客，把政治搞得與人民的幸福越來越遠，還要不時被檢查愛不愛台灣？他實在看不下去，強調台灣需要兩黨之外的新選擇。

許文忠出身白色恐怖受難家庭，因為對國計民生的關懷，前往英國里茲大學取得國際企業博士；因為對台商出路的關注，前往中國社會科學院拿到工業經濟博士。2009年進入暨南國際大學教書，曾帶領大學生執行同富國中布農族部落的原鄉小廚計畫、魚池國中的小製茶師培訓紅鑽計畫。許文忠表示，在南投生活了十幾年，發現當地孩子們的教育資源因城鄉差距非常匱乏，社區產業欠缺有力的支持和成長，也延伸出隔代教養、單親家庭和青少年吸毒等問題。

特別是2016年以來，兩岸兵凶戰危、經濟下滑、教育偏差、特別預算浮濫、貧富差距擴大、社福長照不足、青年貧窮沒出路等問題，激發了他從政監督政府的使命感。在埔里舉辦的參選記者會上，許文忠說：「我堅決反戰，以促進兩岸和平交流、平等互惠發展為己任，我決心參選立委。」

兩岸是對照組而非對抗組

在草屯鎮的草溪路上，許文忠團隊在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競選總部附近，樹立著「子孫不上戰場 地雷不埋家鄉」的大型看板，引起許多路過民眾的側目，甚至會心一笑。許文忠表示兩岸是「對照組」，不是「對抗組」，兩岸應該尊重彼此的政治體制不同，促進經濟社會文化交流，為兩岸同文同種同根生的庶民百姓創造最佳的共同治理模式。

所以，許文忠認為，台灣應該提升職業軍人的待遇，而不是全民皆兵；應該恢復4個月義務役期，拒絕購買昂貴的美國二手武器；應該撙節浮濫的各種特別預算，轉用於社福長照與青年扶持。

貨出去人進來鄉親發大財

過去，南投的日月潭是大陸遊客來台旅遊必到的行程，如今遊客門可羅雀，附近商家生意一落千丈。許文忠競選團隊發放的文宣上幾個彩色的大字「貨出去人進來鄉親發大財」格外受到注意。

許文忠說，南投擁有好山好水和勤奮踏實的人民，但近年來茶葉、梅子、龍眼、香蕉、百香果…等各類農特產品銷售額連年下滑；住宿、餐飲、交通、特產店…等觀光旅遊產業一片蕭條，南投在兩岸對抗、交流阻隔下，成為相對剝奪感最嚴重的縣市。

面對大陸啟動貿易壁壘調查，ECFA早收清單的關稅讓利可能終止的經濟危機，許文忠在文宣承諾，將運用在中國社科院研讀博士的專業與人脈，協助南投縣政府及民間組織赴陸簽訂農貿觀光合作契約，開創南投對接大陸市場的便捷、優惠通道。

南投農產品可賣遍全世界

位於埔里鎮南興街的許文忠競選服務處的看板上，寫著一行小字「南投社區產業電商聯盟」。這不僅是許文忠這次參選的主要政見，更是他希望發揮雙博士專業整合各方資源，成立「電商聯盟」作為持續在南投深耕的方式。

許文忠表示，2022年大陸電子商務銷售額達15.5兆人民幣，多家電子商務平台更在香港、美國上市，連續10年成為全球的第一大網路零售市場。他希望通過「電商聯盟」平台，培育小農、青農、中小企業介接大陸電商平台，將南投的精緻農特產品，行銷給大陸及全球華人圈的消費者。許說，讓我們做個有志氣的台灣人，回中原、跨國際；南投不靠海，但產品可賣遍全世界。

讓青年翻轉南投

隨著立委選戰逐漸升溫，競選團隊有一批青年學生，他們是許文忠到各地拜票的生力軍。這些青年學生來自許文忠在參選記者會上宣布成立的「台灣之心青年團」，希望能成為翻轉南投的重要力量。

許文忠在接受電子媒體採訪時說，南投青年人口外流，有大量北漂、南漂、甚至陸漂的現象，他希望號召南投遊子返鄉，透過企業參訪、社區發展實作、兩岸交流跟國際聯繫，培訓發展電商、農貿的文化視野與相關技能，讓返鄉青年得以在家鄉安居樂業。

阿忠雙博士的臉書紛絲團有一則邀請南投青年加入「台灣之心青年團」的公告寫著：「仇恨、躺平不屬於青年，青年屬於希望，有希望才有未來。」南投需要希望，台灣何嘗不也需要希望；南投需要翻轉，台灣何嘗不也需要翻轉，或許這個翻轉能從南投開始，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係兩岸犇報網路主編)

基於對「兩岸一家」及兩岸和平發展、社會公平的關懷，來自雲南的新住民台灣媳婦湛秀英，毅然決然接受勞動黨的徵召，參選2024年高雄市第八選區（前鎮、小港、旗津）立法委員，創下台灣選舉史上新住民首次參選立委的紀錄。

作為底層勞動婦女與兩岸婚姻的當事人，湛秀英在台灣生活了23年間，長期致力於兩岸和平發展與新住民權益工作，曾擔任和春科技大學講師、高雄市政府「新移民事務會報」委員、教育部第七屆「終身學習推展會」委員，「中華兩岸一家親交流協會」理事長等職。在日常辛勤勞動及參與公共事務之餘，湛秀英也在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系先後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面對民進黨當局提出的仇中反中政策，以及「台獨」引起台海的兵凶戰危，陸配湛秀英站在基層勞動人民的立場，喊出「兩岸一家親，惜愛和平」。她主張「台海和平，社會公平」，期盼透過參選立委，呼籲台灣社會正視，唯有兩岸和平，台灣才有出路。

湛秀英在〈給高雄市民的一封信〉中說：

台灣是婆家，大陸是娘家。兩岸一家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寫照。因為惜家愛家，我十分珍惜兩岸和平所帶給勞動大眾的樂業安居。

我是一名新住民勞動婦女。和每一位努力工作、用心過日子的勞動大眾一樣，在生活中親歷弱勢的處境，並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我切身體會兩岸和平對社會百業發展、產業民生繁榮的正向作用，也深刻感受到兩岸對抗對台灣社會民主帶來的危害，對弱勢權益造成的排擠。

我是一名母親。我期盼我的孩子在和諧的環境中成長、發展、茁壯，期盼孩子能對當下有信心，對未來有遠景。我不願看到我們的孩子，將來被迫為錯誤的兩岸敵對政策上戰場；我不願孩子的未來，葬送在無良政客的金權利益交易中。

兩岸和平是台灣的主流民意。湛秀英表示：維護兩岸和平、捍衛社會公平，是我們這一代能夠留給孩子的正義之愛。作為一名來自大陸的台灣媳婦、一名勞動婦女、一名母親，我認為台灣社會需要正義之聲，正如我的孩子需要時代的良心當作榜樣，我要作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橋樑與紐帶，期待兩岸能夠攜手共進，打造美好家園、共建和諧社會。

(作者係台灣民眾文化工作室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