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0日，媒體刊出侯友宜訪美西參加僑宴時，1997年「南非武官挾持事件」中，被時任台北刑事警察大隊隊長侯友宜「抱」出來的小嬰兒查克(Zach)現身相挺，兩人在台上相擁，全場為之動容。

1997年10月23日，陳進興、高天民、林春生擄殺白曉燕，在保芳外科診所進行整容手術、然後性侵護士、再將護士和醫師滅口，還性侵了多名女子後一路逃亡，在警方全力追捕下，陳進興11月18日竟闖進南非大使館武官官邸，挾持武官卓懋祺一家五口。當時台北刑大隊長侯友宜隻身進入官邸與之周旋，之後抱著小嬰兒出來的歷史事蹟，讓守在電視前的全國民眾，留下深刻記憶。查克在僑宴上對侯友宜表示「沒有你，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

侯友宜在警界表現優異

筆者長期在中央警察大學兼課，又擔任眾多刑事案件的法醫，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侯友宜這個人，也深刻了解警大學生的素質與樸實的校風。

侯友宜從小在嘉義鄉下長大，家人在菜市場工作，尚要負擔長兄（現是乳癌名醫侯明鋒）的昂貴醫學院學費，侯卻能同時考取多個高校，包括國防醫學院、高雄師範學院與中央警官學校，可謂天資聰穎，最後為了家境棄醫從警。

警大初立博士班時，從入學考試、博士班資格考試，至通過論文口試取得博士要求都極嚴格，堪稱是台灣最難取得的博士學位。2022年在侯友宜與林佳龍競選新北市市長時，正值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智堅論文抄襲事件爆發，對手藉機質疑侯友宜論文的專業度；然而輿論都公認侯的論文內容嚴謹，可說是無懈可擊。

侯友宜在擔任台北市刑事局副局長時，偵辦陳進興案與其連續性侵案，深入看守所、監獄，對42件性侵殺人案進行量化與質化研究，其中包括12名犯罪人的心理測驗與深度訪談（包括在獄中的陳進興），他的指導教授黃富源還要求他做二次訪談，以避免犯罪者說謊。

侯友宜擔任警政署長時，曾邀請鑑識科學專家李昌鈺來台，環島講授法醫刑事鑑識科學現代化，現場勘查重建、DNA等刑事鑑識理念與水平，以提升台灣犯罪防治能力、維護台灣人民安全福祉。

前往大陸調查千島湖案

1994年3月底，浙江千島湖事件爆發，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祐組團赴大陸，邀請時任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督導的侯友宜參與調查。

大陸警方提供的錄影帶顯示，當時24名台灣遊客在船上賭博，錢財露白，引發當地盜匪窺竊，搶劫後意圖毀屍滅跡、將眾人押至底艙焚燒船體，沈船未果、事跡敗露。侯友宜得知歹徒搶劫得手的真相後，要求屍體盡速運回台灣，並依現場艙底火燒痕研判起火點，認定許多台灣旅客在火未完全燃燒完畢前，即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他站在台灣旅客的立場，要求嚴懲歹徒。

大陸警方不久後抓到三名嫌犯，經審訊確定犯案後被槍決。該案雖對兩岸關係帶來不利影響，但兩岸警方合作破案，為「兩岸共同打擊犯罪」開啟了新的頁章。

舞女分屍案一夕破案

1994年4月15日，在台北青年公園馬場町發現被肢解的雙手臂，初步認定死者是女性，纖細雙手的左小手指遠端指少了一截。時任刑事警察局偵二隊隊長的侯友宜直覺公布身體特徵有助及早破案，他以「分屍就是要屍體失去辨識身分的可能性」，說服了檢察官同意公布消息。果然在晚報刊出消息後、死者的母親立刻相認為她失踪兩天的女兒，並確認失蹤當天她兒子目睹死者搭上一輛黑色轎車，進入美麗華飯店地下停車場。侯友宜透過飯店監視器鎖定一輛黑色轎車及租貸人方金義，循線至嫌犯住處，在得知方嫌已逃逸後，侯又馬上召集刑事局及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隊刑事鑑識同仁約30位，直接前往方嫌住處附近的垃圾堆積處，從堆積如山的垃圾山中，找到死者張惠慈被分屍的頭顱，但尚缺乏方嫌殺死者的直接證據。

在解剖張女遭肢解的雙手肱骨頭鋸痕切面，法醫竟然發現左切面黑、右切面白，就發現右臂鋸痕留有轉移殘留黑色纖維物遺留在肱骨頭的鋸口上，侯友宜在鑑識纖維物後、比對並確認殘留與方嫌家中的地毯相吻合，方嫌到此時只能認罪。該案能迅速破案，靠的就是侯友宜的判斷力與毅力，令警界及法醫界都相當佩服。

不應為319槍擊案汙衊侯

今年3月17日，前副總統呂秀蓮接受電台專訪談到，「一直期待公權力認真調查」；呂回憶時任刑事局長的侯友宜在319槍擊案第二天就對外宣布「一槍兩彈」，她無法接受是一人所為，認為侯友宜若宣布參選總統，應就此事說明清楚。侯友宜當天就回應，319槍擊案已經司法單位調查，把所有的事實完整呈現給國人，相關的證物都還在，歡迎大家用專業科學的方式來檢驗。

2004年3月19日下午，陳水扁和呂秀蓮在台南市金華路上競選時遭到槍擊，造成陳、呂分別於腹部與膝蓋受傷。槍擊案在經李昌鈺等人調查後，由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刑事警察局結案，認定該事件的嫌犯為已自殺身亡的陳義雄。

筆者認為本案從一開始就遇有先天的不良條件。李昌鈺稱美國只有制式手槍，沒有改造手槍，由制式手槍可輕易由每一把槍底的火撞擊紋、膛線、火藥比對子彈與手槍，但改造手槍每次擊發都有誤差，導致鑑識彈、槍間有比對的極限。

為釐清外界質疑，2008年3月特偵組重啟調查，法醫研究所亦參與了調查。2014年3月19日，特偵組公布結案報告，說明案情前半部靠著刑事鑑識科學的佐證，警方提出強而有力的論證，讓人無法反駁。從唐守義到陳義雄這一段以子彈追人，警方能提出的只有陳義雄家屬陳述，陳留下的遺書說明了他犯案的動機，但因家屬把遺書燒了，只能配合通聯紀錄，證據力就稍嫌薄弱。但總體而言，陳寫下遺書是事實，家人燒掉遺書也是事實，家屬銷毀證物遺書的動機是為了「顧慮家人以後的生活，希望此件世人所矚目的槍擊案件謎底，隨陳義雄的死亡永遠石沉大海。」

至於陳義雄背後是否有幕後黑手指使，專案小組認為，從陳義雄生前的電話通聯、資金流通、監視器畫面、家人及目擊者的供詞、犯案槍彈為一槍兩彈等部分，都顯示陳義雄為獨自作案。從犯案動機、偵查結果都無證據顯示有第二凶嫌。但誠如侯友宜所說，相關的證物都還在，歡迎大家用專業科學的方式來檢驗。

期盼侯友宜帶來政治新局

依筆者所見，侯友宜出身清寒，投筆從警，屢破奇案、智勇雙全、行事低調，擔任兩屆新北市市長功績卓著、深得民心，的確是下一屆總統的不二人選。尤其，侯友宜在接受國民黨提名後，在對外及兩岸關係上，先說了台灣「不能成為大國的棋子」，之後接受「中華民國體制下的九二共識」，表明台灣絕不能成為第二個烏克蘭。侯不反對提升台灣自衛能力、但只是備而不用，他知道只有兩岸開啟政治對話，才能「和平保台」。

筆者至盼侯友宜及其團隊能下架民進黨，使台灣政治清明廉潔、兩岸關係大幅改善。

(作者係法醫，曾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病理組組長、高檢署法醫中心法醫顧問)

2023年10月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歐盟領導人歐爾班均列席會議，顯示在俄烏衝突與中美對抗的大格局下，歐洲國家仍保持對中國議題的興趣，以及不願趨近美國在地緣上與中國做切割，凸顯出中歐關係大有可為。

歐洲問題一直是美國戰略統籌的重中之重，跨大西洋聯盟始終是美國霸權的地緣支柱之一。一般而言，擁有優勢的陸權國家若結合海權，將會對優勢的海權國家發起挑戰，而海權國家的應對方式則在於離岸制衡，將權力的砝碼加諸歐洲大陸，或亞洲大陸權力平衡的弱勢方。如同19世紀末英國重點布置在歐洲地區的「反德同盟」，與連帶在亞洲地區的「反俄同盟」，構成英國海權的支柱，而當下美國橫跨大西洋的美歐「北約體系」，與橫跨太平洋的「美日同盟」，構成了美國海權的支柱。

世界格局未跳脫陸海對決

20世紀上半葉出現過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海洋工業化強權聯合內陸開化較晚、工業化進程較慢的國家，對近海次工業化次強進行制衡。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英法（工業化進程最早）聯合俄羅斯（工業化進程最晚），對德國和奧匈（工業化進程適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為英美（工業化進程最早）聯合蘇聯、中國（工業化進程最晚），對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程適中）。

二戰結束至今，美國仍採取該策略，即在穩固西方跨大西洋陣營的基礎上，在冷戰期間拉攏工業化進程較晚的中國對抗蘇聯；如今又拉攏工業化進程較晚的印度對抗中國。當下的世界格局仍沒有跳脫出工業化背景下「陸海對決」的歷史框架：歐洲自冷戰時期對俄羅斯的鐵幕，東亞一條自1949年以來對付中國的島鏈。中國或俄羅斯構成主要的陸權力量，會同當下工業化次強力量，美國作為海權霸主會同工業化強權，利用歐洲的跨大西洋聯盟與亞洲的「美日同盟」為核心，對中俄進行離岸制衡，構成了地緣戰略的斷層線。

當下同樣的地緣斷層線，若取自海陸權地緣政治的理解即「修昔底得陷阱」，即守成的海權對崛起的陸權；若取自工業化進程造致的國家實力差異的理解即「金森伯格陷阱」，即工業化強權對工業化崛起次強；而若取自彼此文化上不同質的理解，則是「撒母耳森陷阱」，即所謂的民主對威權。而當陸海雙方在工業化程度差距日益縮小之際，即於價值鏈與產業鏈位置趨於拉近時，陸海之間的對峙則會驟然緊張。過去烏克蘭或台灣不像今天這樣兵凶戰危，但當陸海力量對比趨於持平時，中美之間的局面便急轉直下，連帶出地緣斷層線的對峙。

中歐與中美關係有溫度差 

由於歐洲與中國的關係相對友好，中歐關係與中美關係在經濟、外交與文化領域形成了顯著的「溫度差」，這使得中美關係有了以歐洲作為第三方「中保」的緩衝帶所在。由此，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歐洲因素」，而中方的對美政策亦要顧及歐美之間的差異性。這一方面緩和了美方的激進對華政策，如華府的「脫鉤」在歐洲的顧慮下轉化成「去風險化」，亦連帶出政策的調整。另方面也使得中國對西方的政策相對克制，如對俄烏衝突，大陸選擇了符合國家利益的中立政策。

而歐洲也樂於充當此種類樞紐狀態的中保，一方面以中國因素平衡美國的對歐政策，另方面亦以美國因素來對衝中方的歐洲政策，左右逢源，以實現自身利得的最大化。歐洲因素的存在，有助於中美關係的博弈處於「鬥而不破」狀態，避免了雙方的政策激進化，這是對於當下中美關係博弈態勢的歐洲視角的理解。

如前所述，地緣斷層線的對峙，以及美國離岸制衡的成功，建立在處於斷層線的國家或在岸國家，與美國外交立場協調一致的基礎上，這是對峙或制衡成功的關鍵，這種關鍵有其地緣的必然邏輯所在：即地緣相鄰的在岸國與制衡國由於實力的不對稱，在岸國有加入離岸國針對制衡國的制衡聯盟，這是現實主義國家關係的鐵律。因此，只有排除離岸國的美國因素，才有根本的可持續性，否則在岸國，如歐洲或日本，始終會有加入制衡的衝動。但歐洲與中國不存在地緣相鄰的現實主義鐵律，中歐之間並沒有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歐洲可能會接受中國崛起，也可能會接受兩岸統一，這提供了中國針對台海博弈可以破局的一條路徑。

台灣問題呈現兩個三角結構

以和平統一的視角審視台灣問題，呈現的是兩個三角關係結構：其一是中國大陸－美國－台灣的大三角結構，其二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民進黨的小三角結構，其中小三角結構受到大三角結構的制約。則和平統一進程解決大三角結構中的「美國因素」，即可連帶解決小三角結構中的「民進黨因素」。而「美國因素」的解決，除繫於中美之間的實力消長，也可以「歐洲因素」處理「美國因素」。

如前所述，美國的海權優勢或離岸制衡的可行性，建立在歐洲同美國的外交基礎上，而在台灣問題上，歐洲政策協調對美國的政策統籌至關重要，「日本因素」直接關係美國軍事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即軍事干預，而「歐洲因素」直接關係美國經濟介入台海的可行性，即經濟制裁。如歐洲能接受兩岸統一，將極大挑戰美國介入台海的政策，較大程度克服了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而歐洲一貫主張的「戰略自主」及其連帶的美歐「不同調」，正是此機會之窗的邏輯前提。

推動中歐之間的外交協調、經貿合作與文化交融，支持歐洲「戰略自主」成為獨立之一極，並設法引導歐洲調整其涉台政策，是中國於地緣政治破局的應有之義。中歐關係的穩定發展，有利於中美關係的平衡，而歐洲真正的「戰略自主」，有助於全球權力格局的平衡，亦可為中國和平統一進程注入新的可能性。

(作者係四川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下稱《條約》）締結45周年的重要年份。回首往事，締約45年以來的中日關係既走過友好合作階段，亦經歷了風譎雲詭與跌宕起伏的艱難歲月。1978年8月12日締結的《條約》載明：「締約雙方應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締約雙方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不忘初心、踐行原則

《條約》的締結是《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深化發展，不僅為中日關係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礎，確立了應遵循的重要指導原則，更為發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創造了條件，對維護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亦產生積極影響。尤其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條約》更具重要的現實意義。

2022年是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50周年，2023年又迎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45周年。45周年是歷史的里程碑，更是新時代的新起點。我們紀念締約最重要的是不忘友好初心，賡續使命擔當，旨在深入探討《條約》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積極思考如何在國際秩序變遷的背景下，引領中日兩國關係沿著正確軌道平穩健康發展。

2023年亦是1998年締約的《中日聯合宣言》發表25周年，2008年締約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發表15周年，這兩份政治文件連同1972年締結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締結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共同組成中日間四個政治文件，構成中日關係穩定發展的政治和法律基礎。

在延續《中日聯合聲明》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政治基礎上，《中日聯合宣言》載明「中日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並在台灣問題上強調：「日方繼續遵守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明的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特別強調：「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發展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機遇，日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日本在戰後60多年來，堅持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通過和平手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中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條約》締約45年來的中日關係史程告知世人，中日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不僅給兩國人民帶來重要利益，亦對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重大貢獻，這更是世界第二與第三大經濟體的國際責任與擔當。

不畏艱辛、砥礪前行

對於近年來中日關係惡化及日本對華強硬而言，其之選擇與中國進行針對性的戰略對抗，一方面是受到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鼓動，但更為關鍵的還是日方始終不願意接受中國整體實力迅速提升的現實，執意漠視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則，亦不顧及地區安全穩定與發展，追隨美國在政經安全領域對華全面施壓，而且其主動性相當凸出。不過，日本的對華政策雖受制於美國，但日本追求戰略自主和國家利益最大化，其對華政策也有相當大的自主性和迴旋的餘地。

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不久前指出：當前中日關係來到關鍵十字路口，面臨的是邦交正常化以來最複雜的局面，遇到的是未曾有過的新問題、新風險、新挑戰。美國對中國肆意抹黑、極限施壓，還拉攏脅迫其他國家圍堵遏制中國發展，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最大外部挑戰。

2022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與拜登舉行會晤時系統闡述了台灣問題的由來及中方立場。他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2023年10月30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在第十屆北京香山論壇開幕式上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無論誰想把台灣以任何形式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軍隊都絕不答應，絕不手軟。

毋庸置疑，中國絕不會對台灣問題做出任何妥協。但近年來日本緊隨著美國加大對台灣問題的介入，尤其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為開端，台灣問題儼然成為中日之間最凸出的主要矛盾。

須牢記的是，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明確規定，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1978年兩國締結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認了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1998和2008年的第三、第四份政治文件均重申，堅持聯合聲明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日方還多次就台灣問題向中方做出鄭重承諾，包括不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台灣問題事關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和兩國之間的基本信義，日方應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以實際行動體現迄今的政治承諾和有關表態。

鍥而不捨、保持定力

面對中美戰略競爭與充滿挑戰的中日關係，中日兩國需要以四個政治文件為指導原則，日方要切實履行四個政治文件規定的各項原則，尤其是必須落實其在台灣問題上的承諾，加強各個層次的交流，增進雙方的理解。如大力開展地方、民間、經貿、文化、青少年、衛生健康、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穩定的、建設性的中日關係。 

今年亦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10周年，中國始終注重與周邊鄰國之間的關係。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展望未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必將對中日關係的回歸理性彰顯出引領作用和超越時空的思想偉力。同處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日本作為中國長期以來重要的海上鄰國，其外交戰略意義不言而喻。中日兩國應遵循建交初心，以《條約》精神為引領，積極面對矛盾並坦率有效地解決之，促進兩國關係得以持續穩定的和平發展。

當下最緊迫的議題，就是中日應堅持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處理各種問題與矛盾，更有必要重溫《條約》的精神實質，亦須鞏固和落實「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中日兩國應承擔歷史賦予的國際義務與大國使命，共同拒絕美國一國獨大的「新冷戰」，共同致力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簡言之，45年前，《條約》以法律形式將和平與友好確定為雙方共同的目標和義務。45年間，中日關係歷經風雨，但雙方總體堅持了和平、友好、合作的發展路程。45年後的今天，中日關係面臨的內外形勢更加複雜，既有長期存在的歷史與領土問題，也有新形勢下外部因素的新挑戰，亟待兩國戰略高層提出大智慧。雖然當前面對諸多不確定性，但《條約》締結時確立的一系列核心原則，包括發展持久和平友好、互不干涉內政、使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共同反對任何國家謀求霸權等，始終是處理中日關係所應當恪守與遵循的。

45年前中日政治高層做出締結《條約》的戰略決斷，奠定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和法律基礎，展現了中日共同維護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的意願和決心。今天兩國應以紀念締約為契機，重溫締約的初心，履行條約義務，從中日關係發展進程汲取智慧啟迪，續寫和平友好合作新篇章，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為《條約》精神注入新的內涵。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正式出訪中國，中澳關係宣告重啟。有大陸媒體說，「澳大利亞是美國將中國確立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以來，第一個與中國激烈衝突之後，又明確做出對華態度轉折的美國盟友國家」。這不僅顯示美西方陣營並非鐵板一塊，也證明中澳之間構建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相處模式符合時代潮流。

中澳關係在低位徘徊數年

1972年中澳建交。兩國雖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階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異，但雙方既沒有糾纏不清的歷史宿怨，也沒有領土爭端等重大利害衝突，因此雙邊關係總體發展順遂，甚至一度走在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前列。在政治上，2014年11月習近平對澳進行國事訪問，與時任澳國總理的阿博特共同宣布，將中澳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經貿上，2015年6月中澳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當前中國是澳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地。

然而，從2017年開始，澳國連續兩屆政府的對華政策都偏離了正軌。2018年8月，特恩布爾政府以「國家安全擔憂」為由，禁止華為參與澳國5G網路建設競標，帶頭配合美國制裁中國的科技巨頭。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伊始，莫里森政府又率先追隨美國要求開展病毒溯源，矛頭直指北京，中澳關係進一步惡化。此外，澳大利亞在涉港、涉疆、涉台、南海等問題上也對中國頻頻發難。

澳大利亞堅持抗中路線必然導致中澳關係嚴重下挫，包括高層對話機制不得不中斷，兩國貿易糾紛迭出，中對澳直接投資更斷崖式暴跌。澳媒體驚呼「中國投資者正在迅速拋棄澳洲」。有大陸學者認為，澳對華政策之所以在過去幾年嚴重偏離正軌，一則是親美的自由黨政府選擇對美一邊倒，甘當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二則是澳大利亞視南太平洋地區為本國勢力範圍，對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上升感到恐慌；三則是澳國的對華政策已成為該國兩黨鬥爭的工具。

阿爾巴尼斯改善對華關係

2022年5月澳大利亞政黨輪替，工黨的阿爾巴尼斯上台。相較於偏好價值觀外交的自由黨，工黨在堅持美澳同盟的同時，更強調澳大利亞作為中等強國的外交獨立性，對華政策基調比較理性務實。阿爾巴尼斯就職後，澳新政府不再動輒談論「中國威脅」，而是設法與中國接觸。阿爾巴尼斯本人更不只一次表達訪華意願。去年中澳兩國領導人在G20峇里島峰會期間舉行會晤，習近平表示中方重視澳方近期展現的改善和發展兩國關係的意願，阿爾巴尼斯則承諾推動澳中關係穩定發展，並就應對氣候變化、經貿等重要問題開展更多合作。

阿爾巴尼斯政府很快就將改善中澳關係的意願轉化成了行動。莫里森任內將中澳經貿問題政治化甚至武器化，動輒指責中國「經濟脅迫」，結果中澳的經貿摩擦愈演愈烈。阿爾巴尼斯政府則選擇與中國對話協商，於是今年以來雙方圍繞澳洲大麥、葡萄酒等商品的貿易糾紛已經或正在得到妥善解決。澳籍華人成蕾「間諜案」一度被莫里森政府大作文章，阿爾巴尼斯政府則選擇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盡量低調處理。最終成蕾在服刑期滿後被中國驅逐出境，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親自到機場迎接。中澳關係中的一個絆腳石終於被搬除。

另外，2021年5月莫里森政府曾要求澳國防部重新審查中國嵐橋集團租用達爾文港99年的租約，並放風正在考慮強制中企放棄對該港口的租賃權。2023年10月阿爾巴尼斯政府宣布，經過國家安全風險審查後，不會取消這一租約。中澳之間又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塵埃落定。

澳中關係有兩個1/4

阿爾巴尼斯此次訪華首站是上海，重頭戲是率領澳國企業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作為繼2019年法國總統馬克宏後第二位在進博會開幕式上致辭的西方主要大國領導人，阿爾巴尼斯在講話中提到兩個1/4：一是澳大利亞逾1/4的出口收入來自中國，二是澳大利亞有1/4的工作崗位同貿易相關。資料顯示，隨著中澳關係回暖，今年上半年，中澳貨物進出口總額達1,161億美元，同比增長8.6%，已超過2021年雙邊貿易總額。這其中澳對華出口額更創紀錄地達到660億美元。

在北京與習近平會見時，阿爾巴尼斯鄭重宣示，「澳中兩國政治體制不同，有分歧很正常，但不應讓分歧定義兩國關係。澳中兩國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對話合作才是正確選擇。」這一段話足以說明，兩國最高層在推動中澳關係穩定健康發展上已達成重要的戰略共識。

面對美國的施壓、民眾對華的負面觀感、反對黨的掣肘，中澳關係固然按下了重啟鍵，前路卻不可能一馬平川。但中澳關係由交惡到修好的全過程證明，只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就沒有解不開的結。加拿大、英國等同屬「五眼聯盟」的國家，尤其應當向澳大利亞看齊。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韓國總統尹錫悅出席舊金山APEC會議，但他與習近平在只在APEC會場禮貌性的晤談3分鐘，並未舉行正式的「習尹會」。APEC一結束，尹錫悅就飛往倫敦進行國事訪問，並與英國簽署多項文件，與英同盟對抗中國的意味強烈，這將使中韓關係更不可能獲得改善。

繼4月和8月訪問華盛頓、9月訪問紐約後，尹錫悅11月15-18日又訪問了舊金山。在四天的行程中，除參加APEC會議與正式晚宴外，他分別與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談，並與下屆APEC主辦國秘魯總統面談，但未與習近平舉行正式的「習尹會」。可見這一年半來，中國已看清韓國的外交底線，不可能再回到文在寅時期的兩國關係。

尹錫悅的確在與日本、美國的外交關係上下足功夫。尹錫悅自己說，韓美關係達到70年來最堅強、鞏固的時期。第7度到美國的尹錫悅，和岸田文雄二人站在拜登的左右兩側，頗像美國爸爸帶著兩個兒子，拜登對這兩個兒子不再吵鬧表示滿意，更期待他們可以與美國站在一起，共同對付中國。

台海、南海發言遭中回批

據韓聯社11月20日報導，尹錫悅在接受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專訪時指出，北韓和俄羅斯明顯違反聯合國憲章、安理會決議及其他國際準則，中方應該很清楚，與上述兩國合作，無助提升中國的國際聲望和地位。尹還說，印太地區涵蓋諸多地緣政治的風險，如北韓核威脅、台海和南海緊張等，韓國政府一貫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基於規則樹立南海等海域的海洋秩序重要性。

尹錫悅這一番話，立即遭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批：「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關於南海問題，中國和東協國家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處理好這個問題。韓國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人，也沒有必要湊熱鬧。」毛寧又說，中方一直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建設性作用，中方清楚自己的責任和利益，「我們做什麼和不做什麼，不需要別人指手畫腳」。

令人困惑的是，韓國深知光靠與美、日三國軍事合作與演習，是無法遏阻北韓金正恩的蠢蠢欲動，也知道非靠中國幫忙協調不可，這才是韓國要面對的政治現實。

尹錫悅赴英進行國事訪問

11月21日，尹錫悅應英國查理斯三世之邀到英國進行國事訪問。據美聯社報導，英國也計畫到南韓投資半導體製造業，分散晶片供應來源。目前許多先進晶片都是在台灣製造，然而面對「愈發獨斷」的中國大陸，令人擔憂未來的供應安全。南韓對英國的大手筆投資，包括南韓主權財富基金未來十年內要布局97億英鎊，新韓金融集團準備投入20億英鎊，參與英國的再生能源與基礎建設方案。兩國在半導體、人工智慧(AI)等高科技的共同研發合作經費，則計畫撥出450萬英鎊經費。另，南韓與英國也將加強安全防衛合作，包括聯合海軍巡防艦執行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

據日經亞洲指出，英國與南韓的貿易關係，在這次國事訪問的承諾之前，其實不算熱絡。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兩國貿易額只有161億英鎊，僅占英國貿易總額的0.9%，日本則有1.6%，而中國大陸的占比為6%。

11月21日，尹錫悅在英國國會發表了演說，提及140年前兩國簽署第一項條約、到英軍參加韓戰、再到英國向韓國提供產業化支援，兩國關係將更上層樓。今年英國軍隊首次參加了韓美聯合軍演，兩國網路安全合作體系正在重新構建；韓國將與英國一起致力於鞏固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政治安保和經濟安全。尹還表示，將努力韓英「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協商，鞏固供應鏈和數字合作基礎，擴大兩國經濟合作的範圍。他提議韓英兩國齊心協力，應對北韓核威脅、世界各地的紛爭、國家間經濟差距等挑戰的課題。

11月22日，尹錫悅總統與英國首相蘇納克舉行領導人會談，正式簽署了旨在加強兩國安保、經濟合作的《唐寧街協議》。

執政黨在國會未必能過半

綜觀尹錫悅上任一年半，外交表現看起來亮麗，但內政則顯得疲憊，尤其經濟沒起色，物價每天上漲，民生叫苦連天。可是，在野民主黨在國會300席總名額中擁有168席，一黨獨大，可以通過有利於民主黨的法案，對政府所提的法案則一概反對，因此尹錫悅迄今只能算是經營半套的政府而已。

明年4月國會議員要進行改選，民主黨議員若再勝選，即可繼續保住「朝小野大」的國會優勢，也可保護李在明和前總統文在寅免受牢獄之災，更有助於李在明2027年挑戰總統大選。

據韓國蓋洛普最新民調顯示，尹錫悅的支持率一直在34%以下，反對率則高達56%。如果尹錫悅的支持率無法快速提升，勢必會影響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選舉成績。這應該是美、英、日都不樂見的吧！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今年日本政府循美國的「抗中」政策，對東協國家、特別是菲律賓做了不少布局，可是，當舊金山APEC峰會確定會有「習拜會」後，岸田首相也急切地卯勁實現「習岸會」，又一次展露日本見風轉舵的性格。

日本的「抗中」絕非鐵板一塊，其外交屢有180度轉彎的例子。1971年10月，中共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地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同年9月下旬日本就搶先棄台，而與中國大陸邦交正常化。亦即一旦美國開始轉彎，日本通常會來個急轉彎。

美日頻繁對東協下功夫

今年日本跟著美國抗中，除了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抬轎外，對東協國家下的功夫更多，重點擺在菲律賓。

今年初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剛訪問北京，2月即應邀赴東京會晤日本首相岸田，獲得13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今年9月，岸田與東協國家領導人齊聚印尼首都雅加達，提升日本－東協為「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且預設介入南海的伏筆－「深化海上安全等共同關心領域的合作」。

10月，外相上川陽子走訪汶萊、越南、寮國、泰國等四個東協國家，聲言維護基於法治的自由、開放國際秩序，並邀請東協各國領袖12月在東京舉行日本－東協建立友好關係50周年紀念峰會。

另外，2018年東協國家和大陸展開《南海行為準則》文案的磋商，至今年10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的東協—中國《南海行為準則》高官會，宣布啟動《準則》三讀，爭取盡快能得出一套指導原則，將南海建設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美、日雖是域外國家，但認為《準則》如成立，會不利其插手南海，於是分工見縫插針，美國的重點放在菲律賓、越南，而日本的重點則在菲律賓、馬來西亞。適逢近來大陸與菲律賓在南海仁愛礁屢有摩擦，菲律賓遂成了重中之重。

11月3-5日，岸田訪問菲、馬這兩個南海權利聲索國。日本4月已啟動「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機制，可向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提供無償軍事裝備及相關基礎設施，以提高其軍事能力。岸田就首次以OSA機制向菲國提供5套海岸監視雷達；兩國也談判《互惠准入協定》(RAA)，以方便日、菲兩軍互訪、共同訓練。其目的無非是增加菲律賓「抗中」、阻滯《準則》的底氣。岸田在馬來西亞則是與安華首相再次確認彼此的戰略夥伴關係，並就外交、安全、經濟等密切合作。

日本隨著美中緩和急轉彎

然而，這段時間日本看到劍拔弩張的中美關係出現轉圜跡象。美國從國務卿布林肯起一系列高官，乃至加州州長紐森如列隊般接續訪中，美方也力邀大陸外長王毅訪美，與布林肯、蘇利文長談，甚至獲拜登接見；中國氣候變化特使謝振華、負責中美經貿的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也應葉倫邀請接連去美。本來鬧得很僵的中澳關係亦快速解凍，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前往上海出席國際進口博覽會，又去北京見了習近平，卡關的貿易項目逐步開通。

日本當然嗅出氛圍改變，隨著拜登特邀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期間會談愈趨明朗，日本也立刻派員行動。11月9日，中共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見了日本內閣特別顧問、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舉行高級別政治對話機制磋商。王毅闡明了中方對當前中日關係的原則立場，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正確路徑。

在國際政治上，每當中美關係緩和，美國的盟友就會搶著與中國搭關係。11月15日，習近平結束了四個多小時的「習拜會」後，當晚出席了「美國友好團體」的歡迎會，向數百位美國商界的CEO演講，揭示「中美關係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這對日本及其他國家具有影響和示範作用。16日出人意表，岸田與習近平會面了，距上一次二人在曼谷APEC前夕的會面剛好約一年，但這一年中日關係齟齬不斷，因此這是一次反轉的契機。

習、岸二人皆重申，會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共識，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定位。習近平指出，雙方應該本著「以史為鑑、開闢未來」的精神，將「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體現在實際行動。

日本不應搞高牆脫鉤斷鏈

有鑑於日本喜歡插手台灣問題，又加入美國所組的半導體「chip4」聯盟，習近平特別強調，中日歷史、台灣等問題關乎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日方必須恪守信義，確保中日關係的基礎不受損、不動搖。中日經濟利益和產業鏈供應鏈深度交融，搞「小院高牆」、「脫鉤斷鏈」對誰都沒有好處。習近平還提到，日本福島核污染水排海事關全人類健康、全球海洋環境，日方應該嚴肅對待國內外的合理關切。

岸田也表示，願著眼未來，同中方加強高層溝通對話，增加兩國關係正面因素，堅持和平共處；日方無意與中國「脫鉤斷鏈」，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沒有絲毫改變。雙方還成立了出口管制對話機制，而且會尋找解決福島核污染水排海問題的途徑。

這次岸田眼明手快，趁著APEC見到習近平，但中日關係能否好轉，恐怕還是要看日本的表現。其實，雙方的原則、立場在歷來的文件、會談中都已清楚表達，而且中日經貿合作還有很大的潛能和發展空間，但日本倚仗美國又別具用心，未將改善中日關係的表態落實在具體行動上。未來如果日本仍老是看美國的臉色，那鐵定免不了吃虧、流失機遇的命運。。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在11/12月號《外交事務》發表了長文〈美國實力的源頭—應對不一樣世界的外交政策〉(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被視為拜登競選連任的起身炮。該文全面呼應了他今年4月27日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演講所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新華盛頓共識」內涵

蘇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以「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On Revi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為題，對美國經濟政策做了全面深入的檢討，並提出「新華盛頓共識」。他指出，美國在二戰後建立了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維持了技術革命，還幫助美國和許多國家實現新的繁榮水準；但過去幾十年，這些基礎出現了裂痕，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使許多美國工人和其社區被拋在後面，一場金融危機震撼了中產階級，新冠流行病暴露出供應鏈的脆弱性，氣候變遷威脅著生命和生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凸顯了過度依賴的風險。美國應建構「新華盛頓共識」，把美國的經濟政策與全球的安全議題相結合。

有評論指出，蘇利文的演講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因為他對美國一向推崇與堅持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做了全面、深刻的反思與否定，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把美國從川普政府時期以來的眾多爭議性政策，從理論角度給予合理化；也對拜登政府的前進方向及美中關係做了全面的分析。

蘇利文指出，當前美國正面臨四個方面的問題與挑戰：(1)美國的工業基礎被掏空，在市場效率下，戰略物資的供應鏈，連同產業和就業機會全部轉移到了海外。(2)過去幾十年在自由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形成經濟依賴性，讓歐美國家受制於人，這種依賴性成為他國（按指中國）發展經濟或地緣政治的槓桿及工具。(3)氣候危機和清潔能源轉型，在市場化及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推動吃力。(4)不平等日趨普遍及嚴重，從而對美國的民主及政治發展構成新挑戰。

蘇利文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核心內容，可概括歸納為五大部分：(1)承認過去強調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有缺陷的；也就是指政府在產業上堅持的「不介入」政策並非完全正確。所以，政府應對一些特定的產業或產品給予補助及獎勵。早些年美國曾狠批「中國製造2025」的產業政策，現在則通過《晶片及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提供數百億資金促進半導體的研究和製造。(2)要建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科技產業朋友圈，比如美、台、日、韓之間的CHIP 4。(3)用一切手段與中國脫鉤，除要求國內企業不得在中國科技投資、在中國的美企得撤回美國；還要求美國盟友在科技、設備、零件等方面切斷與中國的關聯。(4)要向新興經濟體調動數兆美元的投資，更新其基礎設施，也要努力解決脆弱國家面臨的債務困擾。(5)築小院高牆，對美國自身的科技嚴加管制，以防範流入中國。

進一步解釋拜登政經政策

蘇利文上述演講若是拜登政府的世界經濟總綱領，那麼他在《外交事務》的長文，就可視為拜登競選連任的起身炮。

蘇利文指出，拜登上任時即意識到美國的外交政策處於拐點，後冷戰時代已徹底結束，戰略競爭加劇了，它讓全球經濟複雜化，也正在改變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共同難題的方式。儘管美國依舊是世界第一大國，但它的最核心力量已開始萎縮。此外，川普破壞了國際秩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加上中國在南海和台灣海峽的行動，讓美國的外交政策遭遇挑戰。

拜登外交政策的本質是讓美國繼續處在最有利地位，捍衛其利益和價值，進而塑造這個新時代。美國的未來取決於是否能維持其在地緣政治競爭中的核心優勢；是否能團結全世界應對氣候變化和糧食安全的跨國挑戰。拜登上台時認為，國際實力仰賴強大的國內經濟，而衡量經濟實力的標準不只在於規模或效率，還包括擺脫依賴他國的程度。

冷戰後美國的經濟繁榮了，但未對其基礎設施進行必要的投資，中產階級受到重創。拜登上任後將投資國內創新和優勢產業置於優先地位，這就是所謂的「拜登經濟學」。這些公共投資並非挑選贏家和輸家，或是結束全球化，而是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建設韌性和保護國家安全的能力。為此，拜登政府頒行了《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晶片和科學法案》及《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等法案。

拜登政府還推動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生物技術、清潔能源和半導體等領域的突破，與盟國合作通過新的出口管制和投資規則，以保護美國的優勢和安全。另外，拜登政府正努力與半導體、醫藥和生物技術、關鍵礦物和電池在內的關鍵行業合作夥伴和盟友，建立強大的供應鏈，使價格波動及供應鏈中斷不會影響到美國。

美國積極與民主國家聯盟

拜登一上任就表明他很重視與盟友加盟。通過美、英、澳之間的「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整合了三國的國防工業基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將美、澳、印度和日本聚集在一起，在技術、氣候、衛生和海上安全方面開展了區域合作。通過《美印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倡議》(，投資於美印之間的21世紀夥伴關係。通過「印太經濟繁榮框架」，深化貿易關係，並與該地區13個不同夥伴就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經濟、反腐敗和稅收合作等問題達成首批協議。支持非洲聯盟成為G20成員，並與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秘書處簽署了備忘錄。通過《洛杉磯移民與保護宣言》，鼓勵西半球在移民問題上展開行動。啟動「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推動西半球經濟復甦。美國還與印度、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組成了I2U2的新聯盟。今年9月還與北美、南美、非洲和歐洲的31國成立「大西洋合作夥伴關係」。

美國現處於第三階段 

蘇利文認為，美國已進入它在二戰後扮演的全球角色的第三階段。在第一階段，杜魯門政府為美國鞏固了民主國家和民主合作兩個目標的基礎，並遏制了蘇聯。1950-1970年代美國投資工業，尤其在新興技術上，增強了國力，但1980年代開始減弱，因冷戰結束後沒有人認為此舉有必要。

在第二階段美國沒有可與其一較高下的競爭對手，歷屆總統只想壯大美國領導下的秩序，並就關鍵事項確立合作模式。許多國家變得較自由、繁榮和安全；全球貧困人口大幅減少；世界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能妥善處理，但那也是地緣政治開始變革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是一個相互依賴和跨國挑戰的時代，美國必須進行調整，這不意味著要與過去決裂，或放棄已取得的成果，但要為未來打下基礎，並做好準備。這一階段的結果很取決於美國自己的選擇。

國內外均難以達成共識

蘇利文的長文全面呼應了他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想要構建美國和世界新的經濟秩序。但美國政界還未就「新華盛頓共識」形成共識。情報新聞網評論稱，如果沒有兩黨議員的支持，這種共識就不可能實現，如果川普贏得2024年選舉，那拜登的大部分願景很可能被推翻，或根本被扼殺在萌芽狀態。

其次，美國各行業的利益根深蒂固，通常不會接受經濟改革。《國家利益》網站稱華爾街為信貸的發起者及參與者，不可能接受金融業的終結，軍工企業也不會願意調整。

在國際上，儘管財政部長葉倫表示，華盛頓將與盟友協調行動，但蘇利文闡述的美國新經濟政策完全由美國制定，並未與盟友協商，而且盟友還需要與美國補貼的行業競爭，這正是《晶片和科學法案》及《降低通貨膨脹法案》一經公布，即引來歐盟各國齊聲反對的原因。

為對付中國，美國否定了曾被視為普世價值的自由市場經濟，而且還效法中國的產業政策，只是以當前美國製造業嚴重空洞化，基建、產業鏈和科技人才配套不足，僅靠政策對抗市場，能有多大效果頗堪質疑。更大的不確定性是，美國邀集眾盟友聯手對付中國，但每個國家皆有自己的國家利益，未必會聽命於美國，這恐怕是另一道難以逾越的關卡。

上個世紀的「華盛頓共識」讓許多國家雨露均沾；新共識則是地緣政治的零和博弈。舊的「華盛頓共識」多為自發性，而「新華盛頓共識」則多為約束性。時移勢易，21世紀的美國想用20世紀的概念來重振經濟領導地位，能否成功不無疑問。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拜登在當選之初，每次與他國領袖見面時，或上台演說時，總喜歡以小跑代步，顯示他雖然年齡一大把，可是體力還是不錯的。最近不行了。他走路是一步一腳印，很木，像機器人。也難怪，問題太多了，都是超越他能力範圍的大問題。身為愛爾蘭後裔，他不酗酒，但仍想競選連任，問題是，他未必能撐到那個時候，撐到也未必選得上。因為，一連串的錯誤將帶來俄烏戰爭的失敗，巴以衝突中以色列的反人類罪行，也會使得強烈支持以色列的拜登，失去伊斯蘭教選民的支持。

三年多來，他沒有少挨共和黨的罵，說他軟弱無能，尤其從阿富汗撤軍搞得狼狽不堪。一般選民也沒有放過他，每次民調都責備他搞不好經濟，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墨西哥邊境的非法難民潮也搞得他焦頭爛額。保守派評論員有的說，他任內非法入境的人口已經超過800萬，也有人說600萬。老實說，誰也不知道確實的數目，否則也就不叫偷渡了。總之，難民晝夜不停地由美國南部各州湧入，然後南部各州的共和黨州長包租大巴士，把難民往北部各民主黨控制的州送。簡言之，美國邊境失控了。

美國只有兩大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和CBS、NBC和ABC等主流電視台對拜登還很客氣。其評論員大概是恐懼川普再入主白宮，有說拜登外交上的成績斐然，有說他對經濟處理得當。儘管如此，民調顯示他的支持率仍低於川普，也就是低於一位正在吃四場官司，涉及91項刑事和民事罪的嫌疑犯。這絕對是美國總統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聞。

拜登對時代的認知錯誤

內政的錯誤就不說了，且讓我們看看他自認為的長項：外交。客觀地說，拜登老先生很可能錯過了他最適合擔任總統的時機。他第一次參加總統競選是1988年，但在初選中輸給杜卡卡斯，而杜敗給老布希了。那時美國是超強，蘇聯即將解體，非常適合他的冷戰思維框架。2008年他在初選中輸給歐巴馬，那時正值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的複雜性恐怕已超越他的能力。2020年他終於當選了，但國際形勢的主軸已經不是民主+人權的意識形態，對抗專制+權威主義意識形態了。國際形勢非常複雜，各國的訴求五花八門，但如何改善民生、發展經濟，是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核心關切，而認同政治和民粹主義已成為許多國家的主流思想。拜登的認知出現了時代錯誤，這是導致他一步錯，步步錯的根本原因。

當選後，拜登在國會首次宣示執政理念時，高調指出要聯合所有民主國家來對抗專制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這應當說是他的基本錯誤：拿過時的意識形態來同時挑戰兩個核大國。事實證明，這個政策並沒有得到歐洲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的回應或支援。問題還不止此。由於他對非民主國家的敵視，他在競選時曾經批評沙烏地阿拉伯為「賤民」國家，得罪了沙國王儲薩勒曼。

當他試圖重新加入川普退出的《伊核協議》時，他還向伊朗索取附加條件。這時伊朗已經與中國簽訂了長達十年的合作協定，已經有了底氣，所以拒絕接受任何附加條件。談判蹉跎時日，而伊朗比較親西方的魯哈尼政府被反美的萊西政府所取代，以致談判沒有結果—美國未能重新加入伊核協議。於是美國繼續拿制裁來卡伊朗的脖子。

拜登想主動翻盤又不成     

這些錯就產生了更多的錯。第一，對中國強硬，要以「實力」出發，結果被楊潔篪駁斥，「中國不吃這一套」，使得拜登政府過去三年完全得不到中國的合作。第二，以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來壓迫俄羅斯，引發了俄烏戰爭。第三，把戰略重心東移，在西太平洋挑事，忽略了中東，給予中國機會，中國通過經濟合作，靜悄悄地侵蝕了美國在中東的主導權，終於在今年3月促成了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和解。這就是說，在他短短三年任內，他促成了中國、俄羅斯、伊朗這三個國家的密切關係，構成了所謂的鐵三角。這麼一來，中國得到了來自俄羅斯和伊朗的能源，俄羅斯得到了中國給它的經濟支援，而伊朗得到了中俄兩國的支持之外，還得到了與阿拉伯產油國之間的大和解。

實際上，拜登這位時代錯誤的意識形態鬥士，不知不覺地徹底改變了國際均勢，使美國陷入全面被動。俄烏戰爭爆發，拜登要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東盟、拉美、非洲站隊，都被拒絕。當今世界已是多極的世界了，拜登死命要把世界拉回到30年前美國獨霸的世界，可能嗎？作為霸權，美國需要的是領導世界，而不是拖世界的後腿呀！這就是美國處處被動的根本原因。

處於被動，對身為世界霸主的美國，是不能容忍的事。它必須翻盤。怎麼翻呢？把沙特這個產油大國，這個遜尼派的領頭羊再拉回到美國這一邊來！怎麼做？促使它跟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這個作法的本身可能不算是錯誤，因為，如果成功，那美國就可以設法再次分裂沙特與伊朗，也就是再次分裂遜尼派與什葉派。加上推動建立一條從印度，經過沙特和以色列，到達歐洲的經濟走廊，還可以阻擋中國的「一帶一路」。高明，一箭雙鵰！問題是，巴勒斯坦人怎麼辦？

不顧巴勒斯坦人的人權

拜登不是在全世界高舉人權大旗嗎？他不是不斷批評中國在新疆與香港違反人權嗎？那麼，巴勒斯坦人的人權呢？

極端諷刺的是，巴以衝突爆發後，拜登為了地緣政治，準備罔顧巴勒斯坦人的人權之際，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殘暴地撕開了他的假面具。如果在美國，「黑人的命也是命」，那麼，難道巴勒斯坦人的命不是命嗎？

11月11日，伊朗總統萊西抵達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會見了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薩勒曼，並參加了57個伊斯蘭國家舉行的峰會。峰會一致譴責以色列在加薩施行的各種暴行，不是行使「自衛權」，而是進行一場「復仇之戰」，其行徑已構成「戰爭罪行」；他們譴責以色列切斷加薩的水、電、糧食供應；譴責以色列強迫人口遷移；要求立刻停火。伊斯蘭國家的領袖表現出空前大團結，他們在會上還達成許多共識：要遵照聯合國1947年的決議，建立巴勒斯坦人的獨立國家；解除對加薩人民的圍困；要立刻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要求安理會對以色列的罪行進行審查；要求國際刑事法庭對以色列違反人類罪進行審查等。他們還建議：所有阿拉伯國家停止與以色列進行貿易活動；禁止美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基地，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彈藥；考慮使用石油作為制裁以色列的武器；以及禁止以色列的軍民飛機進入阿拉伯國家的領空。

拜登中東政策徹底失敗

這明白地告訴我們，拜登最新一輪的中東政策徹底失敗了。鐵三角中，伊朗這一角突然擴大了，現在的鐵三角變成了中國、俄羅斯和整個阿拉伯世界。

巴以衝突拖得越久，衝突擴大的可能性就越大。衝突擴大，美國在人權上的雙重標準就會暴露得越徹底。這從美國首府華盛頓及各大城市、各大學抗議拜登聲浪不斷，規模愈來愈大可知。拜登以民主與人權作為他的外交基礎，想要以此恢復美國30年前的輝煌，結果被以色列猛烈打臉。這是無比巨大的諷刺，是拜登個人的悲劇，也是美國的悲劇。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習近平主席應拜登總統邀請到舊金山舉行雙邊元首會議，這是他們繼一年前在峇里島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場邊雙邊會談後的首次見面。在過去一年中，美中關係日行愈下，美國在對中貿易和科技制裁上不斷加碼，有不脫鉤之名，而行脫鉤之實。中國歷經談判無效，有痛下決心，不再委曲求全的感悟。

拜登有求於習近平

近幾年世界局勢遭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去年爆發的俄烏戰爭至今未停戰，10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再度發生衝突，引起殘酷的人倫悲劇。這些不論是否在美國的戰略預料中，但其應對能力已顯然捉襟見肘。明年總統大選在即，拜登在解決國際問題上不得不先尋求與中國緩和，甚至有求於中國。故而立意要與中國恢復交談管控分岐，在軍事上重起高層會談，在經濟上解決分岐。經過多次美方外交、財經、貿易首長和加州州長訪中後，終於讓王毅外長回訪，敲定在APEC期間舉行「習拜會」。

世界對此次「習拜會」抱有期望，但也無法預料其實質結果。本文就以「習拜會」後，數日的美國新聞和官方報導來做分析和評論，談談此會有何結果，以及對中美關係和國際局勢又有何影響。

「習拜會」雙方訴求不同

「習拜會」雙方的訴求重點不同。美國在國際局勢變化中和國內經濟、政情和大選壓力下，不得不在抗中上踩煞車，拜登低聲下氣要在中國問題上降溫，也確實在費羅麗莊園會議達其目的：(1)得到中方同意恢復軍事高層會談，達到去險緩和的表象，(2)得到中國答應共同解決芬太尼毒品在美泛濫，每年致死70萬人的問題。習近平11月16日與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Andrés Obrador)會面時，已談到管制墨西哥用中國藥材製造毒品銷美的源頭問題。(3)談及共同管控諜報行為和在氣候變遷方面的合作。這些都可算是此次峰會美國得到的收獲。

相對的，習近平並未得到他看重的議題的答案，譬如在台灣議題上，拜登只重複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美國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期待海峽兩岸的分歧透過和平手段解決，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關乎世界利益。拜登也呼籲大陸在台灣海峽及周圍採取軍事行動時保持克制，卻未承諾不賣軍火給台灣。不過，美國同意增加直飛中國的航班，並允諾效率化簽證。

中方知道拜登政府在美國國會、輿論及大選的壓力下，不會立刻改變其「抗中」政策，也體會到中美關係的改善在於美國人民，因此習近平在這次中美峰會和參加第30屆APEC期間，願意出席一次與美國商業、財經和投資人士的大型餐會，並發表演講。這在美國國會沒有邀請習在國會發表演說的情形下，是一件重大的成就。

中美關係決之於兩國人民

從習的演講內容和媒體報導，分析一下他此次訪美的收獲。在一席2千美元，一桌4萬美元的票價下，近400位著名美籍人士參加了「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等團體為習近平舉辦的晚宴。習近平當晚的演講沒有任何政治教條，內容豐富紮實。

習近平先說到中美的歷史，接著說發展到今天，中美雙邊貿易達7,600億美元，其中2,600多億是兩國284個郡省縣市的相互投資；中美之間有300多航班次，每年有500多萬人次交流，這些是值得珍惜的。他特別強調，中美關係是人民的關係，就此，他提出四點：( 1) 中美關係的根基是由人民澆築的；(2)大門是由人民打開的（乒乒之旅）；(3) 故事是由人民書寫的（他私人訪問愛荷華州時交了永遠的朋友）；(4)未來是由人民創造的（越困難越要靠人心溝通）。

顯然，習近平很了解兩個國家的制度不同，但雙方人民應當互相尊重，追求兩國關係和平合作穩定發展。中國找到了自己發展的道路，了解人口眾多的困難和優勢，中國要使所有人民都過上好日子，一定會持續全面發展，物質與精神並重，與全人類共同體一齊努力。

應持續關注中美關係發展

從習近平這篇演講可以看出，他眼光遠大、心胸開闊，真心希望為中美兩國、為世界籌謀共同利益、共同發展，開創繁榮的未來。這篇演講所獲得的收穫，應該比APEC會議宣布的幾點共識更大更深，相信美國商人對中國的投資會增加，習還邀請5萬年青人訪中也將會有好結果。

「習拜會」結束了，以上是當前可以分析的結果，以後演變如何，我們只能持續關注。至於習近平出席第30屆APEC所產生的影響，以及聯合國謀求以巴停戰的努力效果，將另文討論。筆者希望每個人都能盡一份心力督促所在國停止戰爭，謀求和平合作共贏！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者)

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讓全球注目的重點是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兩小時的會談。這是中美兩國元首去年11月印尼峇里島G20峰會以來的首次會面。一般觀察，這次會晤的目的是在「穩定」最近一段時期以來起伏跌宕不休的中美關係，這是德國哲學家費耶阿本(Paul Karl Feyerabend)在《反方法論》(Against Method)中所說的扣緊大環境，解決大問題的「外環帶」邏輯項值。

費氏強調大環境/大問題的「內在核心/焦點」才是問題之所在。依筆者看，問題「外環帶」是美中關係，「議題核心/焦點」則是台海局勢及台灣問題。

拜登急著和習近平見面

第30屆APEC會議在舊金山舉行，拜登力邀習近平在出席APEC之便，能與他有面對面的會談機會，這表示拜登有求於習近平，而不是習近平急著要與拜登會面。反之，習近平樂意接受邀請，說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有善意與回應之道。

媒體用辭「拜習會」，是由美國視角看待中國，這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西方慣用「東方主義」(Orientalism)凹凸鏡看東方，視角一有偏差，看問題自然不可能中準。筆者稱它為「習拜會」，原因無他，觀察這次兩強元首會談，要先擺正中美兩國領導人在舊金山會談的政治話語交鋒位態，也就是要洞察「習拜會」中議題的焦點所在，以及二人「問題表述」的「話語」(discourse)深層意涵。

對拜登來說，修補/穩定美中關係是最大欲求，深層意涵是這些年來美國遏制中國的各種政策皆告無效。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原想藉消耗俄羅斯，拖住中國的妄想業已告吹，加上最近爆發的以巴衝突，拜登想在「新冷戰」國際局勢的新矛盾中，傾全力對付中國的博弈棋局也告失算。對兩面受困的拜登而言，如能利用APEC峰會之便與習近平閉門會談，趕緊修補美中關係，溝通雙方歧見，緩解中美對峙，對美國是絕對必要的。

既然如此，拜登在會談上表述的政治話語，諸如重申「一中政策」，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呼籲美中雙方管控競爭不變成衝突，恢復美中軍事對話制度化，強調關鍵時刻啟動熱線，可明顯看出拜登這次採取戰略退卻是邏輯必然，也是拜登向新的國際現實低頭，更顯示他已認知台海問題不能失控，否則將重創美中關係。

習近平的客觀願望及實踐

對習近平而言，他認為中美關係宜回到中美友好的歷史傳統。習近平在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上說，舊金山是他1985年第一次訪美的入境之地，也是見證中美兩國人民百年交往的歷史名城。此中暗示，舊金山的「習拜會」，應是傳統中美兩國人民友誼關係的繼續與發揚，對現階段美中關係的和緩應有一定的政治作用。這是習近平此次來舊金山與會的客觀願望。

習近平的客觀願望能否化為現實，端看拜登是否實踐他這次所做的政治承諾。習近平清楚瞭解，美國以霸權主義遏制中國是根本因，操作台灣問題以升高兩岸衝突是工具因；用兩岸衝突製造台海危機，用台海危機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凡此政治邏輯操作都是在圖謀拆散中國，此與習近平自中共十九大後，所揭櫫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下的「國家統一」進程相背離。

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

因此，習近平在會談上正告拜登：基於中美人民傳統友誼，「美國應該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同時強調「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如果後面兩句話，出現在中共十九/二十大《政治報告》上，是中共昭告全世界：中共是民族共產主義者，不但無產階級要解放，民族也要獨立，國家更要富強，不容許任何外力干涉中國內政，更不容忍任何國家藐視中國主權、撕裂中國領土。這兩句話出現在舊金山會談桌上，是正告美國：中國現階段的政治任務是謀求和平發展和完成國家統一。可見北京對台政策的最高綱領，兩岸的「和平統一」是由前述中國現階段政治任務建構推衍出來的。

台海和平不代表總體解決

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在黑格爾眼裡都是「絕對精神」歷史理性的展現。習近平對著拜登說「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就是完全認知兩岸統一是歷史理性的邏輯必然。習近平籲請「美國應該支持中國和平統一」，是希望美國了解何謂歷史必然。既是歷史理性的必然，就是不可免，也擋不住，習奉勸美國在政治上應以支持替代阻礙兩岸統一，因為中國統一立足歷史理性是「合理」的，站在中美人民傳統友誼是「合情」的。

針對拜登在會談上強調「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習近平回應「和平固然好，但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尋求總體解決方式」。可見拜登只強調台海和平穩定，不談兩岸統一問題，自然更談不上「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習近平回應「和平固然好」，可知大陸和平統一是意願，但如果台灣問題失控，不表示國家統一目標與進程不在，屆時只好採取其他方式完成統一目標，因此習近平才會說：「這時候我們需要尋求總體解決方式」。

既然解決台灣問題的途徑方式是總體與辯證的，西方臆測2027/2035中共將「對台武統」，是西方經驗主義機械論與形式邏輯時空一元論，也難怪習近平給予否認。

「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除顯示中共有底氣外，同時顯現有能力完成國家統一。這除正告美國不得干預中國的內政外，也期待台灣參選人應該認知：如果台獨務實主義者賴清德勝選後加大倚美反中，北京會加速對台「統」的進程；若其他人勝選，除了針對兩岸統一問題及時與大陸展開政治對話外，也別無其他選擇，這就是舊金山「習拜會」後，台灣問題的終極邏輯。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