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橫空出世，趕超國際水準。海外華人在科技領域的自貶自卑心態，已與當今中國的強國形象不符，人文領域亦然。亟應恢復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引領中華文化世界化。

報載中國大陸自主製造的「中國芯」，橫空出世，一個25平方釐米的空間裡集成了260個運算核心，數十億電晶體，達到每秒3萬多億次計算能力，撐起了整個超級電腦系統，名曰「神威─太湖之光」。這項關鍵科技的突破，登頂世界。美國為之震懾，舉世驚歎，海內外華人為之歡騰、自豪！

「中國芯」勾起回憶

這件中國無比亮麗的科技成就，勾起了筆者一件在哈佛遊學時發生而至今記憶猶新的往事。好像是半個世紀前196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時在哈佛文理學院攻讀都市及區域計畫的博士生華昌宜，照例串門子又串到座落於劍橋街Cambridge St.，素有「小中國城」之稱的1673出租公寓，我們又像往常一樣，中外古今、天南地北地擺起了龍門陣。我們這些台灣的「遊（留）學生」，課餘無聊的時候，雖然身在異域他鄉，常以談論家國天下這種自娛的閒聊方式打發時間。談著談著就談到了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華君忽然杞人憂天地感嘆起來說，對中國科技要趕上美國西方的先進水準，十分悲觀，因為我們沒有科技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電腦，我們是牛步，人家是一日千里的駿馬，所以注定永遠跟在人家屁股後面，拾人牙慧；言下之意，中國追趕西方科技的現代化目標遙遙無期。

他是搞理工的，我是搞文史的，對他這番行家的高論，因為超出個人的專業範圍，完全插不上話；但直覺地對他這種「咱中國人就是不如洋人」，從而產生「自暴自棄」的民族自貶心態不敢苟同。

大科學家也有此心病

華君的這種心態，在海外很有代表性，甚至連華裔大科學家也不例外。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楊振寧，他在悼念摯友鄧稼先的文章裡談到了一件事：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以後，謠傳一個當時住在中國的美國女研究生寒春（原名Joan Hinton）曾參與中國的原子彈工程，因為她曾於19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參與了美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1971年8月，楊振寧回國訪問時，在北京見到了鄧稼先就問他這個傳聞是否屬實。事後得到的答覆是，中國的原子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與。

這時正在上海訪問的楊振寧得知後，「十分激動，熱淚盈眶」。這是民族自豪的熱淚！不知現在身在台灣的老友華君，在聽到「中國芯」這個堪比原子彈試爆的重大突破時，有沒有也像楊振寧一樣，流出民族自豪感的熱淚，而湧起昨非今是之感？

文史領域，尤為凸出

不獨科技領域如此，文史領域尤為嚴重；一位香港的朋友吳君，每當茶敘時，老愛賣他在業餘研究中文拼音的心得，認為中國複雜的漢字系統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一大絆腳石，漢字一天不拼音化，中國的現代化就一天難以實現。

在漢學、中國學領域，這種現象尤為凸出；任何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即便是華裔中國人取得的，也要洋人拍板，掛上洋人的名字。冷戰以來，為了對付新中國而興起的美國中國學，成為一時顯學，大家輩出，卓然有成；但這背後不知流了多少流落異域、寄人籬下的華裔學人的汗水；功勞是洋大人的，苦勞是華裔學人的，其中不乏大家如楊聯陞、鄧嗣禹、蕭公權、劉子健等，都是抬轎子、打苦工的典範。

談到中國現代化方向這類的大問題，華裔學人根本沒有話語權，只能和著洋大人定的調子起舞唱和，例如洋大人說，中國現代化只有走西方自由主義的道路，別無選擇（費正清的調子）；共產主義中國的勝利是暫時的，遲早必然崩潰（施華慈的調子）；毛澤東是中國的希特勒，極權殘暴等（余英時熱衷唱和）；若不順從(conform)，就請走人。在這樣沉重的高壓之下，不少著名學人精神失常了，例如楊聯陞、劉子健等，都患有程度不等的精神失常症狀。

對於冷戰以來這幾十年，華裔的文史學人在西方，美其名曰東西文明交流的使者，實際上則是充當西方漢學和中國學的廉價苦工、活字典；回顧前輩經歷的艱辛心路歷程，不勝唏噓！

應恢復民族自信自尊

「中國芯」標誌中國科技的出頭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值此華人的形象日益靚麗之際，華人的心態也應順應潮流，適時調整，悔昨非而今是，亟應恢復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引領中華文化和文明的推陳出新，日新又新，作一個與國運族運日益昌盛的大國相稱的大國國民，一個堂堂正正、不亢不卑的炎黃子孫！

（作者係旅美退休歷史學者）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對中國近現代史有重大影響，校長梅貽琦之後又在台灣「復校」，讓兩地清華都傳承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清華精神。

1901年9月，清廷被迫簽訂《辛丑合約》，賠償英、美、日、俄、法等11國白銀4.5億兩，史稱「庚子賠款」。1904年美國表示所得賠款過多，可用退款辦學，經中美商議，於1908年確定退款辦學的相關事宜。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務部、學部會同設立遊美肄業館，專辦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事宜。

1911年4月9日，清政府批准成立清華學堂，4月29日清華學堂在清華園開學。

清華建校及數度更名

1912年10月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學堂和清華學校是留美預備學校，以「培植全才，增進國力」為宗旨，以「進德修業、自強不息」為方針，融匯中西文化，校風純良嚴謹，以外語好、體育好而著稱。

清華學校學制8年，分中、高兩科。高等科學生畢業後一般插入美國大學二、三年級。

1916年清華學校正式提出改辦完全大學，1925年設立大學部，同年設立國學研究院，開始向完全大學過渡。大學部設立後，新招學生不再是留美預備生。1929年留美預備部結束。從1909年至1929年清華共選送留美學生1,280人。

國學研究院旨在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使之與西方文化相溝通，開創了中西融合、古今貫通的新風氣。國學研究院採導師制，導師有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和李濟等人。國學研究院致力於培育「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人才，弘揚國學，雖然只辦了四年（於1929年停辦），只有70名畢業生，但影響深遠。

1914年11月5日，梁啟超來清華演講，題為「君子」。他以《周易》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清華學子樹立遠大理想，培養完全人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遂成為清華的校訓。

1928年清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至1937年已發展為一所有文、理、法、工四個學院，16個學系的綜合性大學。學校宣導教育自主、學術獨立。清華學子在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追求國家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中，均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清華大學很快成為國內乃至世界上有名且有影響力的大學。

1930年代至今的發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4月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合大學自1938年5月4日開始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在雲南的8年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教師們堅持嚴謹治學、優良學風，培育了許多傑出人才。抗戰勝利後，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三校分別遷回北平、天津復校。

梅貽琦在擔任清華校長任內，對清華大學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於1931年任校長，至1948年冬離開。梅校長的名言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955年，梅校長赴台，創辦位於新竹的清華大學，直至1962年去世。

1952年大陸院校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併與調整，清華大學的農、文、理、法和航空學院大都調整轉去了其他學校。至此，清華大學成了以工科為主的大學。雖然，在1950至70年代，清華大學的師生在國家建設上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該調整不可謂不是清華大學的極大損失。這個影響直到大陸改革開放後，才逐步得到消除。

198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的發展，清華大學也得到極大的發展。目前，清華大學設有20個學院，54個學系，已成為一所具有理學、工學、文學、藝術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教育學和醫學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在校學生人數達46,000餘人。今天的清華大學不僅在大陸，在國際上也稱得上是著名大學了。

清華在新竹「復校」

梅貽琦校長離開北平後，於1949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席代表赴法開會，隨後轉往美國商討清華基金保管及運用事宜。1955年，台灣決定設立原子科學研究機構，研究發展原子科學，梅貽琦校長乃赴台籌議。同年12月，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決定將校址設於新竹市郊。1956年1月，在台北成立籌備處，即是今日的「清華台北辦事處」，也稱「月涵堂」，以紀念梅校長。清華在台「復校」工作自此正式開始。

1956年9月，招考原子科學研究所首屆研究生，學習二年，畢業授予理學碩士學位。自此清華正式在新竹建校，由梅貽琦擔任校長。1964年設立大學部，由早期的核工、數學、物理和化學系所逐步發展成為今天的8個學院，41個系所，學生人數12,000餘人。新竹清華大學不僅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名校，在國際上也頗具名聲。

兩岸都有「清華人」

自辛亥革命後，中國歷史走入了一個新時代，清華大學正是伴隨著這個時代的進程而發展的。百年來，清華學子不論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都以「自強不息」自勉，以「厚德載物」的理想，在中華大地留下足跡。以後，隨著梅校長的遷移到台灣，也把這個歷史的傳承延伸到了台灣。

令人寬慰的是，兩岸的政治分歧，並不影響兩岸清華學子之情，兩岸清華擁有相同的校歌、校訓，和以紫色為標誌的校色。兩岸的清華學子在美國的校友會從來就是在一起的，大家不論來自海峽的哪一邊，都是清華人。

隨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越來越多的新竹清華畢業生到大陸工作，在上海地區就至少有200多人，在北京地區也有上百人，這些地方都成立了台灣清華校友會。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1920年代的中國經歷五四運動的洗禮，革命激情上揚，特別是青年一代，濡染了如火的熱忱。受此影響，革命藝術宣傳活動迅速呈現了新的發展跡象，而血花劇社的出現，可以視為革命藝術活動最為典型的一個代表。

血花劇社的前身

血花劇社社員的演藝活動可以回溯至1924年，當年6月由國共合作創辦的黃埔軍校在廣州黃埔島成立，這成為現代中國革命史發端的重大事件。革命軍校以拯救人民於水火為目標，強調搞好居民關係。1924年9月，為慶祝軍校所在地的農民協會組織成立，黃埔師生參加了該協會慶祝會的開幕儀式。

1924年9月30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了《長洲農民協會開幕》紀實報導。大概為，28日，為長洲農民協會開幕成立大會……慶祝到會者，有三百餘人，由曾如松主席，宣布開會理由，首請何總教官、農民部代表致訓詞，次有李老工、李芝龍，芳村農會代表，及會員曾國民演說，曾鐵生答辭，繼由軍官學校學生唱調，韋啟瑞演幻術，四時茶會攝影，是晚軍官學校開演白話劇，七時開演，到看者五六百人，八時半演完後，蔣中正校長歡迎農會全體會員到校茶會，直至十一時，始賓主盡歡而散。看來，在當晚由蔣中正、何應欽、嚴重等人主持的開幕會上，同樣安排了由學校學生演出的白話劇節目，用來助興。

早期的記述資料表明，在「血花劇社」正式建社之前，軍校的演劇活動已經開始，其中京腔和湖調的交織出現，既反映了黃埔軍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實情，也反映了校內演技中的交流。這些日漸熟練的校園業餘演出活動，獲得了軍校管理者的認可。

血花劇社正式成立

1925年1月，經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及政治部的批准，血花劇社得以正式建立，該劇社由學校提供經費資助，歸政治部直接領導，成員由國共兩黨的積極青年人士組成。劇團的日常劇務和事務工作，由剛剛從黃埔一期留校的共產黨員李之龍負責，主要幹事為蔣先雲、王一飛，楊其綱擔任血花劇社祕書。李之龍，1897年生於湖北沔陽，自少年時代起即酷愛戲劇表演，1912年入武昌外語專門學校，時曾與同學組織話劇社，創作並主演新話劇《葉老爺現醜記》，李常言：「槍炮只能攻城，藝術可以攻心，搞戲劇工作就是革命。」

「血花劇社」取名緣來，一說來自於黃埔軍校校歌「以血灑花，以校為家，臥薪嚐膽，努力建設中華」。一說認為來自於廖仲愷所題「烈士之血，主義之花」的對聯。但二者都顯示了以流血犧牲精神追求革命事業的目標。血花劇社的演出內容是革命劇。其通過挖掘現實社會中的突出事件，尤其是各地糾紛衝突熱點事件，提煉出壓迫與反壓迫、剝奪與反剝奪的主題，通過渲染與強化編排，生動形象地搬上舞台，宣傳革命宗旨。

血花劇社演出造成轟動

血花劇社的演出活動最初以活躍校內為主。由於黃埔島遠離廣州，對外聯絡甚少，校內生活單調，實施校園自娛性演出，可以起到調節軍校學生生活的作用。但血花劇社趣味、技藝十足的演出，很快贏得了民眾好感。血花劇社很快走出校園，逐漸成為公眾文化生活中的引潮者。廣州市的許多集會活動，盛情邀請血花劇社去助興。他們經常在市內南關戲院，或在東校場和省議會的空地上搭棚演出。劇社也曾經去廣東省立女子師範演出，引得學生觀者如醉。

隨後，劇社的劇務服務物件一分為二，即本校和省城廣州。當時的一則報導指出：近來該社更加擴充，各演員純屬優良分子，均系本校一二三四期學生擔任演劇，並於黃埔及廣州等處設立兩組，黃埔組為在校學生擔任工作，廣州組為畢業生擔任工作，共圖發展，分途工作，曾亦表演數次，成績甚佳。

不過，革命劇團的最重要功能還是服務革命戰爭，其在廣東革命政府的第一次東征、第二次東征及北伐戰役中，均有不俗表現。

其服務戰爭的形式，分為戰地民眾動員和戰後民心安撫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分散於戰地的即時演出。而後者多是在大型慶祝會、慶功會場合，演出比較隆重，很多時候這種演出還需要臨時考慮當地的民情民俗狀況，結合當地口味編導對應的革命教育內容並進行快速排演。例如，1925年2月5日，東征軍順利攻下淡水，血花劇社入城後隨政治部沿街張貼《安民布告》，發表演說，並在廣場表演革命劇，吸引市民蜂擁觀看，大大提高了東征軍的聲威。血花劇社還隨東征軍深入到潮州、梅縣一帶各地演出，在潮、梅各地張揚了革命軍威。

血花劇社進行改組

隨著劇社的社會影響力急劇上升，在運行近一年半後，血花劇社進行了改組。1926年5月13日，廣東革命政府黨報刊登了「血花劇社緊要啟事」，宣布血花劇社定於5月18日下午6時，在廣九鐵路車站對面郵政局第五號，召開全體社員大會，討論改組及以後進行事宜。該啟事由社長蔣中正署名，可見黃埔軍校對血花劇社的重視。

血花劇社的改組主旨在於提高規格，擴大宣傳，並進行了人事調整。「現該社以北伐在即，該社有擴充組織以廣宣傳之必要，前由余灑度、王君培、李超等籌備改組，已得社長蔣中正同意，業於5月18號就廣九鐵路該社開改組大會，結果擬定蔣中正為社長。執行委員為余灑度、王君培、王慧生、俞墉、李超等七人，候補委員為蔣先雲、張維藩、李靖源三人，監察委員為伍翔、廖開、賴剛、顧仲起、黃天玄五人。」此後，經費改為按月固定撥付二千元。組織架構分劇務、總務、理財、電影四科。以圖迎接大規模之宣傳所需。演劇方面要求除每月演劇一次，另製電影片。稍後有評論指出「血花劇社，自擴大組織以來，其劇務發展，一日千里。」

血花劇社的最後輝煌

血花劇社的最後輝煌，發生在1926年10月北伐勝利後。時血花劇社抵達湖北，即籌備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因為武漢三鎮位於全國政治版圖中心，人口稠密，資訊傳播迅速，稍有風動，立可影響全國。當年武昌辛亥革命首義，戰況瞬息傳遞，四邊省份紛起回應，立即形成摧枯拉朽之勢。而此時，民眾伸張國民革命正氣異常踴躍，血花劇社相信劇社演出必有市場，便加緊籌備。

10月30至31日，血花劇社在武昌「首義公園」成功地舉行了第一次公演，民眾到會者多達1萬餘人。11月4日和5日，血花劇社轉往漢口新市場公開演出，到場民眾再破萬人。11月7日是蘇俄革命成功紀念日，血花劇社擔任武漢三鎮慶祝遊藝會主角。11月12日又值孫中山總理誕辰日，血花劇社再次作為遊藝大會主角，在武漢三鎮開遊藝大會，並組織化裝遊行，盛況空前。

血花劇社成功的因素

黃埔軍校建立之初，校方便獨闢蹊徑地創辦了血花劇社。在當時廣東革命浪潮的推動下，血花劇社很快適應了社會變革的激情化需求，以靈活方式來活躍軍校的文娛生活，宣傳革命思想、砥礪革命信念、鍛造革命軍核心隊伍。在經過很短時間的校園實踐後，便走出校門，參與到廣東社會的公眾活動中。

血花劇社的各種演出均以鮮明的革命主題、幽默感人的技藝，直擊民眾的心靈，打造革命新氣象。同時，在革命戰事不斷推進的形勢下，血花劇社直接走向戰地宣傳服務，以文藝形式動員民眾，有力地配合武力攻伐，凸顯出現代革命文藝的強勢生態，留下了光彩的印記。

黃埔血花劇社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支持，還因為劇社演出的優點非常凸出：從編劇內容的安排，口頭表達，到形體舞台藝術暗示，其發揮的宣傳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而青年人的激情，更容易在舞台藝術中找到宣洩的途徑，其與舞台表演自身所可能帶來的參與感、快樂感、自豪感，以及大義曠世、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意識，更可能實現完美結合。而民眾方面，由於飽嘗長期的動盪、貧困的熬煎，飽受無盡的苦悶折磨，也更樂於接受新事物、新奇場景的刺激。

（作者係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2005年4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出訪大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在國共兩黨都反對台獨的基本原則下，雙方皆認為兩岸需要有更大規模與層級的交流活動，於是在「連胡會」後發表五點共同願景：(一)在認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促進恢復兩岸談判；(二)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三)促進兩岸在經貿交流和共同打擊犯罪等方面建立合作機制，推進雙向直航、三通和農業交流；(四)促進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的談判；(五)建立國共兩黨定期溝通平台。

根據第五點共識，國共兩黨決定設立兩岸論壇，以加強兩岸合作交流。

‧2006年4月14日至15日，第一屆國共經貿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兩岸經貿交流與直接通航」。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4月16日連戰與胡錦濤二會。

‧2006年10月16日至18日，第二屆兩岸農業合作論壇在海南省博鰲舉行，主題為「加強兩岸合作，實現兩岸農業互利雙贏」。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07年4月28日至29日，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兩岸直航、旅遊觀光、教育交流」。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第四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上海舉行，主題為「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09年7月11日至12日，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湖南省長沙舉行，主題為「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0年7月8日至11日，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廣東省廣州舉行，主題為「加強新興產業合作，提升兩岸競爭力」。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1年5月6日至8日，第七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四川省成都舉行，主題為「深化兩岸合作，共創雙贏前景」。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2年7月28日至29日，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黑龍江省哈爾濱舉行，主題為「深化和平發展，造福兩岸民眾」。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並致詞。

‧2013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九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廣西南寧舉行，主題為「擴大交流合作，共同振興中華」。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出席並致詞。

‧2015年5月3日，第十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於上海舉行，沒有訂定主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出席並致詞。5月4日「朱習會」在北京上場。

‧2016年11月2日至3日，第十一屆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在北京舉行，分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青年五個組別與議題。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出席並致詞。洪秀柱將與習近平舉行會談。

中國人似乎都根深蒂固地相信「中國統一」信念是源自於中華文化的「大一統」，現代「國家」的概念在中華文化中並不存在，那麼古代中國人的「大一統」是指什麼？本文希望澄清文化的「大一統」與政治上「大統一」的關聯性。

前言

我們常說「統一」是中國人的價值觀，特別我們會引用三國演義的名言，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是更引用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乙條時，《公羊傳》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早地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但是這裡所謂的「天下分合」、「大一統」是什麼意思呢？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家統一」嗎？這是一個可以討論，值得討論，也應該被討論的問題。因為如果「統一」是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那麼源頭所指為何？豈能縱容模糊，囫圇吞棗，不再深究？

天下大一統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在中國人的典籍中，「天下」是「天下」，「國」是「國」，其次古代人的「國」也有別於近代的「國家」。

「天下」按張其賢先生在比對中國典籍裡相關詞彙後認為：「天下」其實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天下」指「九州」，即「中國」；廣義的「天下」指「九州」加上「四海」，即「中國」加上四「夷」。其中廣義「天下」雖是一個包容性的概念，狹義「天下」卻是一個區隔性的概念。（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27期241頁）「天下」一詞最素樸的定義應該是指「大自然」，「天」就是大自然，天下所以「天下」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九州」、「四海」，也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國」，特別放在大一統的概念下，「天下」乙詞中的大自然意涵尤其重要，對我們認知的「統一觀」也更加重要。

依據公羊高所撰《春秋公羊傳》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目下，傳曰：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什麼是公羊傳所謂的「大一統」？「統」字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統，紀也」是古代女子煮蠶蛹之後「抽其統紀」，統是絲線的線頭，而蠶的特性是線頭抽出之後，一線到底，不會斷裂，所以段玉裁注云：「按此其本義也。引申。凡綱記之稱。周易。乃統天。鄭注云。統，本也。」（說文解字，許慎撰，段玉裁注，統）公羊傳的何休注說「統，始也」（休注，隱公元年）。

為何說是「始」呢，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同前注）

從上述古人的用詞來看，其所言皆與自然界相關，用現在的語言來譯，就是魯隱公第一年春季，正是周文王訂正月為一年的開始（公羊高體會孔子的意思，認為是指周文王，看起來，大概是魯隱公就位的時間，正好趕上周文王訂正月為一年之始的月份）。公羊高解釋為什麼要說「王正月」呢？因為「大一統」，漢朝鄭玄解釋「統，本也」，就是一切以此為根本，由此而起；唐朝徐彥進一步說明，讓萬物～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都以「正月」作為開始。

如此看「大一統」的內容，更多是說明大自然的秩序，這是一種萬物「各安其位，不潛、不越，各盡其份」的秩序觀，中國人推崇的《禮運大同篇》，所描繪的理想社會：「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以自然為崇法的社會。孔子在陽貨篇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唐朝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詩中也說「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 所以自然是被我們所觀察、體會、模彷和學習的對象，而「大自然」沒有統一不統一的問題，只有人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是否統一的問題。

「國」的大統一

到了漢朝董仲舒解釋「王正月」乙詞的「大一統」意義時，就附加上若干政治（現代意義上的）意義；他說「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翥和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之23《三代改制質文》）意思是說，王必須受命之後才成為王，但是王不是從人得到的王，而是從上天得的王位和王權，得位之後，王高舉和平改革：改曆法、易服色、重新制訂規矩、公告天下、一體通行，按董仲舒的說法，王之所以和平地做這些改革都是為正名自己是受命於天，而不是繼承他人的權、位，做些事也是奉上天之命而為的。

當然董仲舒的說法是為了迎合漢武帝劉徹的需要，唐朝徐彥也採用了「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換言之，王受命之後，只是「改正朔」，遠遠不足以彰顯自己的受命，所以還要「易服色，制禮樂」，然後「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莫不一一遵行，在此要求下，原本以自然為本的「大一統」，逐漸變成了人為的「大統一」，（熊逸，春秋三傳詳釋）董仲舒這種詮譯，十分符合漢室，尤其是漢武帝的心思，所以「黜百家、獨尊儒」的思想統一也就是在易服色，制禮樂之後，必須布政施教於天下的作為，歷朝歷代皆以此為宗，慢慢地大一統就是秩序、和諧，反之則是混亂、災難，結果帶有「大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思想，逐步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

不過，中國人心目中所想的「大一統」依然只是一種天下觀之下的和諧狀態，至於朝廷的治理是此一秩序的反映和管理，所以馬爾哥爾代表英皇，耍求與清廷通商時，清政府便以天下大一統的觀念來處理，在乾隆賜諭英吉利國王敕書中，開首就是「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之後云「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賚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亦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治理爾友邦，共享太平。」（喬治三世給乾隆的國書及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

乾隆的書信在中國人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首先，無論是口氣和認知，都是天下大一統觀念的政務表現。其次，這也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傳統理解的表現（源自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之第二句，是公務人員抱怨差事不公，差役太多，以致妨礙奉養父母的詩，從詩的脈絡來看，此句當譯為天下如此之大，王的手下如此之眾，何以派差如此不公平，就是我的工作最多最累，並無讚美王者之意）。大清皇帝與英吉利國王是以「上下，君臣」的處理方式。其三，由此也可看出，中國人的大一統並不要求真正統治的大統一，只要「傾心向化，永矢恭順」即可，這說明中國人歷來帶有「大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思想，對某些不願「傾心向化」的地方，《漢書‧西域傳贊》：「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

同樣是「普天之下」，漢朝就清楚了解到西域諸國，無所統一，而且是各有君長，所以天下並不是「大統一」的狀態；如此一來，「大一統」認知不就與「大統一」的現實相互矛盾了嗎？何以此一矛盾並不妨礙中國人對「大一統」的價值性和朝廷統治，因為中國人用「文明教化」，把「國」與「天下」做了區別，「大一統」是天下的格局，而華夏文明的影響是漸進、浸潤的過程，所以在「普天之下」，就存在著己入華夏文明的地區和其他地區；前者如宋蘇軾《周公論》：「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而後者就可以是「各有君長，無所統一」，至少暫時可以是如此。易言之，「己入華夏文明的地區」就是皇帝的職責，必須「統而治之」，使其「大統一」；其他地區則是「統而不治」的「大一統」狀態，採取此一心態，就可以將「大一統」的信仰認知與「大統一」的現實落差調和起來，系統起來，邏輯起來。

結語

最後，我們引清康熙皇帝在處理朝廷與明鄭間的政治原則之爭─蓄髮、土地之歸屬時，明鄭自比朝鮮，康熙在《敕諭明珠等鄭經比例朝鮮不便允從》就曾鄭重說明：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272頁）其後他再次指出：「臺灣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相比。」（《清聖祖實錄》，卷109，26頁）可以看出，在康熙皇帝心中，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是與「天下」有別的。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一位外國女性為了愛情來到中國，丈夫去世後仍繼續在大陸生活了40餘年。她不僅是一名認真優秀的英語教師，還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當一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格蕾絲狄凡(Grace Divine Liu, 1901-1979)是一位中國籍的美國女教師，曾於1957至1974年在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任教，用生命寫下不平凡的人生。

格蕾絲1901年出生在美國田納西州。天生擁有好嗓子的她曾夢想成為歌劇家。5歲時，她在姨母開辦的女子大學預科學校學習拉丁語、戲劇及文學。她牢記姨母說的話：「女人頭腦裡面要有東西，才有吸引力」，因此十分努力地學習。1920年代末期，格蕾絲前往紐約學聲樂，在此結識了來自北京清華大學的留美學生，從此改變了她的一生。

離美來到天津與夫團聚

1932年格蕾絲與劉弗祺結婚，兩年後帶著一歲多的女兒離開美國來到天津，與已於康乃爾大學畢業，在天津自來水公司擔任總工程師的丈夫團聚。她從此住在天津，一直到1974年回美治病，其間經歷了日本侵華戰爭、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抗美援朝、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時代的洗禮。

格蕾絲剛到天津時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不久後即被日本侵華打亂了她的平靜生活。她為貼補家用在家裡教英語，並免費教年輕人唱歌劇，傳遞反戰、捍衛和平的信念，很多青年學子受到她的影響投入抗日行列。

1944年，格蕾絲在國家救濟與重建總署下屬的天津儲運局擔任英文祕書兼英語顧問，負責分發英文信函，並把電傳電報和報告做成摘要，以備中文翻譯。

1955年，劉弗祺因病逝世，她的生活壓力驟增。剛好此時外交部要培訓英文人才，格蕾絲接下這份工作，並將家裡陽台改成教室。她針對學員的實際英語程度給予個別指導，這份差事不僅帶給她收入，也讓她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南開大學任教深受歡迎

1957年，南開大學急徵英語教師，格蕾絲與南開英文系主任李霽野教授面談後，開始擔任英語教師一職。同年，她加入中國籍。由於她的課深受學生歡迎，不久便成為全職英語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她發現南開外文系仍舊採用傳統的英語教學法：老師用中文授課，學生用中文回答；老師上課內容著重講解語法、翻譯，學生則把講解內容逐字逐句記下來，分析每一段文字的結構，再翻譯成中文。

格蕾絲認為學生分析英語句子結構的能力很強，但卻不會講一句英語，簡直是「啞巴英語」。她明白這不是學生的錯，是教學方法有問題。

她勇敢提出教學改革意見，雖未獲採納，但她的能力及認真獲得肯定，1960年被聘為講師。

改革英語教學法引起迴響

1961年，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外交部常常找不到足夠的翻譯人員，源於落後的英語教學。格蕾絲聽了之後受到鼓舞，主動寫了一封長達10頁的信給陳毅，提出英語教學應「實踐先於理論」。

她的建言引起極大迴響。例如南開大學許多青年教師開始與格蕾絲一起先收集英語教學方面的新書，再根據實際情況篩選使用，進而教導學生。他們還編寫了一本使用手冊，推動英語新式教學法。經過格蕾絲不斷地努力，南開外文系主任李霽野教授同意進行英語教學改革。

1962年冬天，格蕾絲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但她堅持工作。1968年，格蕾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她的女兒也受到牽連。在被軟禁期間，格蕾絲仍然堅持閱讀英文雜誌和書籍。1971年，南開大學恢復上課，此時已70歲的格蕾絲繼續培訓青年教師，並重編教學手冊。

1974年秋天，格蕾絲回美國探親、治病，卻時刻掛念南開外文系的教學工作，持續地給系裡寫信、寄書和相關教材。

終其一生貢獻英語教學

1979年，南開大學為身在美國的格蕾絲進行平反，洗去其在文革時所蒙受的冤屈，並晉升她為副教授。同年4月25日，她因病不幸在舊金山醫院逝世，享年78歲。1980年1月12日，南開大學為格蕾絲在天津烈士陵園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從事英語教學研究20多年，編寫了基礎英語教學課本，為中國培養出大批青年英語教師。她注重聽講、以實用為基礎的教學方法，是現今英語教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此外，她還積極在美國刊物上發表關於新中國的文章，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農學院教師)

1955年6月28日清晨，台北市馬場町刑場槍聲響起，年僅31的台碱公司助理工程師滕筱昌倒在草叢。今年8月25日，四位上海家屬將其骨灰迎回故里。結束長達61年滕家老小的魂牽夢縈。滕筱昌是北京香山無名烈士紀念廣場勒石紀念的英烈之一。

1965年11月11日，一架伊留申28型轟炸機自杭州筧橋轉降台灣桃園空軍基地，機尾炮塔上的廉保生毅然舉起配槍自盡明志，卻被冠上「反共義士」頭銜含冤51年，今年9月27日，方由親侄廉成剛、廉野來台迎回靈骨，以軍禮安葬天津市寧河烈士墓園。

滕筱昌因繳黨費遭槍決

滕筱昌的罪名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根據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所載：「滕筱昌，男，31歲，江蘇南匯人，住高雄市前鎮區台灣碱業公司宿舍，為該公司助理工程師。民國35年在上海大同大學加入匪幫大同支部，36年來台後仍與匪時常通信聯繫，37年初曾寄款一次返滬繳付匪方黨費。」雖然參加中共組織積極活動等事實，均在38年6月20日懲治叛亂條例公布實施前，但至43年5月6日被內政部調查局台灣省調查處逮捕前，迄未向政府自首，依據國防部43年6月26日清澈字第2098號令釋示意旨認定「叛亂行為仍在繼續中」，故依法判處死刑，並於次年6月28日執行槍決。骨灰暫厝於台北市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園的專屬靈骨塔。

50年後的春季，任教上海大學的滕筱昌侄兒滕琦教授，正式委託受邀前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交流的輔大傳播學院副院長習賢德，以及「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蔡榮裕，分別著手辦理相關文書認證與確認骨灰安置實況等流程。滕筱昌的妹妹滕筱茗與夫婿由滕琦兄弟陪同，今年8月21日自松山機場首度來台，次日即赴六張犁公墓靈骨塔迎靈。25日飛返上海當天，僅有中廣記者繆宇倫撰發現場取得的報導，播出了滕筱茗含淚持香祭告乃兄的簡單數語：「哥哥，請您放心，我們馬上就帶您回家了！」

滕家四人離台前，順道參觀了圓山大飯店、台北故宮博物院與野柳地質公園等著名景點。可惜滕烈士的長兄在前一年即不幸病逝，臨終猶念著赴台生死生未明的寶貝小弟。

廉保生舉槍自盡

相較於滕筱昌於寶島光復未久，即轉來台灣投奔某位陸軍少將親戚，最後竟低調殉身有如無名烈士，廉保生的故事則充滿了冷戰時期國共鬥爭特有的悲情與傳奇。

1965年台北當局盛大紀念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的前夕，一架杭州筧橋機場起飛的伊留申28型轟炸機（其後由共軍自行仿製者改稱轟五型）經浙江東陽上空時，改變航向，以超低空方式順風降落於桃園空軍基地，轟動了整個世界。駕駛員李顯斌不僅飛來第一架機身為上綠下藍塗裝的蘇聯原裝轟炸機，更帶來了共軍最新布防戰略資訊，包括「軍事機密文件58份及晶體8塊」。但前艙領航員李才旺與機尾通訊員兼炮塔射手廉保生，卻事先毫不知情。

隸屬中共空軍第8師第22大隊的李顯斌，為確保轉飛計畫不受干擾，刻意衝出跑道讓鼻輪折斷，機頭艙罩擦地，幾乎埋進了草叢，造成四川籍李才旺右腿卡住骨折無法動彈，即便懷有配槍也莫可奈何，只能費勁地趕緊撕毀所有的航圖，因為28歲的李顯斌早在前一夜就將撞針拔除了。

天津籍的廉保生則因炮塔朝天瞬間不知所措，但往外一望即知大勢已去，就在李顯斌下機不久立刻站在左翼發動機旁大叫：「小心！後面的人有槍！」炮塔隨即傳出槍聲，具有政委身分的廉保生以左手舉槍自盡，子彈由左耳下方射進頭部，隨即倒在炮塔轉椅上，斷氣前每呼一次氣，血管即噴出大量鮮血，轉送基地醫務室後即告氣絕，得年27歲。觸目驚心的血水，在搶救人員拉開尾部機腹小梯莢艙時，嘩啦一下灑了滿地，蒙皮縫隙也留下幾道血痕，攝影記者一度以為只是紅色液壓油流瀉。

李顯斌次日身穿筆挺全新西裝，風光無比地在台北總統府廣場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大會上致詞，向自由世界吐露其投奔自由的經過與心聲。同一天，愁眉苦臉的李才旺躺在病牀上養傷，康復後，與李顯斌同獲授階加入中華民國空軍。

61年前的11月12日，廉保生經軍方隆重公祭後，厚葬於機場跑道頭附近的公墓，七坪大墓園安葬了無法為自己辯白的廉保生，因為墓碑上刻著「反共義士廉保生之墓」。為此，天津老家立遭牽連，首當其衝的是原本即將出任縣長的兄長廉保忠立即丟官下放；次年，文化大革命風暴掀起批鬥巨浪，廉家從此陷入愁雲慘霧。因為廉保生之死，不但被有關單位刻意掩蓋「寧死也絕不屈從」的真相，為達成反共心戰宣傳目的，除使用「求仁得仁」形容廉保生的不幸殞命，還將法定獎金一分為三，宣稱將留待大陸廉氏家屬有朝一日來台時領賞。

依照「中共空軍起義來歸獎勵辦法」規定，伊留申28型噴射轟炸機獎金是4,000兩黃金。李顯斌獨得2,000兩，李才旺與廉保生則各得1,000兩黃金。截至1990年8月1日台北宣布廢止前述獎勵規定，總計有13架次中共軍機飛離大陸地區，16位機組人獲頒黃金46,500兩。同一時期大陸也對台方誘以黃金，例如最珍貴的高空偵察機U-2賞金是黃金8,000兩，F-104戰鬥機賞黃金6,000兩。

廉保生寧死不屈的真相，一直到李才旺退役，1998年12月移民加拿大並返回大陸探親才吐露往事，也一併破除了多年來的不實耳語：「李顯斌在起飛前或飛行中槍殺了廉保生」。

李顯斌的下場

李顯斌眼見李才旺平安返回四川探梘，認為大陸追訴時效已過，且取得大陸駐外人員的保證平安承諾，乃由再娶妻子潘列華陪同於1991年底返回天津拜見闊別多年的老母，詎料返程候機時突然被捕，據說，是廉保生家屬聞訊提出殺人告訴。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庭刑事裁定書指出：李顯斌曾用名李顯文、李泰辰，山東省陽信縣人，因投敵叛變一案，經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6月26日判處有期徒刑15年，李顯斌以「此案已過27年不應再追訴」不服上訴，但法院以「其行為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應依法嚴懲，原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02年4月，罹患胃底賁門癌的李顯斌獲山東監獄裁定假釋，但證明書上籍貫被改成了山東省無棣縣；同年12月16日病逝上海醫院，享年66歲。次年元月20日，在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公祭時仍獲頒旌忠狀，而當年陸續投奔來台的前中共空軍弟兄到場致祭者僅范園焱一人，骨灰安厝於汐止五指山國軍忠靈殿。

願兩岸永不再戰

歷史原本充滿了驚嘆號，兩岸對峙的歲月，正逢美蘇冷戰高峰，各為其主與不得不然的形勢，至今留下許多忠奸順逆只能各自解讀的滄桑故事。廉保生忠於信仰，61年後天津軍禮迎靈場面令人感動；思鄉心切的李顯斌明知不可行的執拗終於償債，也提前結束了人生。滕筱昌罪不致死，卻命喪寶島，51年才重返故里，更令人唏噓。願兩岸永不再戰的和平鐘聲，早日響起！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

日據下台灣非武力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以蔣渭水最具群眾魅力。「台灣民眾黨」在他的領導下，以全民運動與工農運動並進為指導原理，建立了團結面最大的抗日運動陣營。

日據下的台灣非武力民族運動，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後一個武裝抗日事件（1915年余清芳領導）遭到殘酷鎮壓之後。進步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論」、俄國十月革命、中國的五四運動及朝鮮獨立運動的衝擊，組成「台灣文化協會」（下稱文協），以文化啟蒙的形式喚起民族意識，抵抗異民族的殖民統治。

文化協會發生兩次分裂

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有令人鼓舞的發展，並有日漸激烈的內容，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思潮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影響，一方面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農民運動興起並涉及經濟抗爭，不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運動路線不可避免地傾向階級化與國際化，再難包容在民族主義的舊框架下，因而有了文協的第一次分裂。

文協的第一次分裂導致「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的組成，這是日據下民族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分界點。民族主義啟蒙運動告一段落，此後運動轉向涉及階級意識的政治鬥爭。文協所承擔的民族主義為前提的統一戰線功能不復存在，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結社派系林立。左翼奪得文協的領導權，不久即有第二次路線上的分裂，民族主義聯盟的民眾黨也再分裂出更保守的「地方自治聯盟」。

民眾黨自成立至被迫解散

台灣共產黨人蘇新晚年回顧這段歷史，批判當年台共黨員積極涉入導致文協內部分裂對立，摧毀了文協作為統一戰線群眾組織的根基。蘇新一生深受政治鬥爭之苦，對唯我獨左的極左路線深惡痛絕，回顧不免感慨萬千。日據下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團體，從極右派到中間派到左翼，毫無例外地一再經歷分裂，也有曰此乃島民不能團結的特質。

分裂前期，蔣渭水提出「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的號召，強調殖民地的台灣需要包容各階級的民族運動，而非階級鬥爭。他並且指出，妨礙團結的是左翼份子的「小兒病」，以及資產階級保守派的「老衰症」。然而，他終究沒有能夠阻止分裂。意識形態的「馬克思青年」勇猛好鬥、敵我不分，資產階級消極退縮，代表人物林獻堂在文協分裂後即抱持旁觀的態度。

民眾黨成立之初，以全民運動與工農運動並行為指導原理。蔣渭水領導下的四年間，超越了文協和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範疇，擁抱無產小市民與勞工階層，建立了團結面最大的民族運動陣營。民眾黨是蔣渭水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他的才幹充分得到發揮，也是他的思想轉變趨於成熟之時。然則，民眾黨對外雖有拓展，內部卻一直分歧不一，這也是統一戰線團體的先天性格吧？ 進步的蔣渭水與保守的蔡培火合作原是勉強的，何況還要面對新文協無產青年的挑戰。蔣渭水日益左傾，與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蔡培火，確實有難以調和的距離。

1928年以後，民眾黨指導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發展成會員數千的30多個結盟工會團體。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的疑懼日深，反應更趨保守，有人提議另組「地方自治聯盟」，右翼民族主義派終於退出民眾黨，並且退到體制之內。左翼發展則背向而馳，1931年2月，蔣渭水提出「以工農階級為中心之民族運動」綱領修改案，並明言「時至今日，資本家已不足依靠，階級鬥爭之必要已無須多贅。但鑑於台灣的現狀，若不採用過渡的方針，即對階級運動加味民族運動，則運動無有成功的可能。」（《警察沿革誌》）。民眾黨隨即被殖民當局強令解散。

蔣曾高估社會運動情勢

隨著日本資本主義侵入與獨占，台灣的社會經濟面貌有很大變遷，1927年民眾黨組成時，農民運動已頗有發展，勞工運動方在萌芽，民族運動正在辯論─台灣是否有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抑或是民族運動？

1928年以後，在上海成立的台共成員陸續返台，進入文協、農民運動，到礦區林場組織勞工團體，投身社會運動。同時期影響台灣左翼運動陣營最多的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也相繼發生路線上的激烈變化，日共山川均的解黨主義受到極左福本主義的批判，並取代之。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迫使中共發動武裝革命，導致李立三激進路線的抬頭。台灣共產黨、新文協及農民組合均深受影響，而發生組織內部的派系鬥爭與分裂。

另一方面，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也帶給社會主義陣營一些錯覺，判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面臨危機，加上島內勞工運動的壯大，蔣渭水對社會運動情勢分析難免高估，以為台灣解放運動已進入第三階段，當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落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將退出運動，不再是需要團結的對象。因此，民眾黨被解散後，他發表《黨之發展的解消論》，認定合法政黨組織已無必要，決心從事農工無產市民階級運動。從此他稱民眾黨為「舊黨」，並說舊黨已完成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

蔣深受孫文思想影響

辛亥革命成功對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大有鼓舞，當時就讀台北醫專的蔣渭水深受影響。他熟讀孫文思想著作，對中國革命情勢關懷殷切，他撰寫《中國國民黨黨史》（1929年）在《台灣民報》上發表，連載數月，還寫過多篇介紹與討論孫文思想的文章。蔣渭水對孫文的崇拜，或許無異於一般台灣同胞的民族感情，孫領導國民革命北伐成功，振奮了他們對強盛祖國的期望。

蔣渭水說孫文思想的結晶就是民生主義，而民生主義其實就是一部社會主義的經濟原理。左右論辯時，他發表〈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對右來〉一文，基本上引自孫文言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互調和，而不是衝突，他相信只有民生主義可以防止階級鬥爭。蔣渭水具有善於團結的領導氣質，但對文協無產青年的包容，可能還是受到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影響， 他對國共合作寄予很大期望，這與他早年主張台灣需要全民各階級的民族運動是一致的。

晚年他對孫文思想的再思考，於民眾黨解散後所發表的文章中有所討論，在《孫先生對馬克思的見解》中他說：「試看一部民生主義的理論和辦法，全部是以馬克思的學說做中心議論的。」

最具群眾魅力的革命家

日據下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以林獻堂聲望最高，蔣渭水最有群眾魅力。林氏出身豪族卻平易近人，穩重而優柔寡斷，他領導民族運動自始持溫和路線，固然是受梁啟超的影響，以祖國無力援助，乃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厚結日本國會議員期以牽制台灣總督府，卻也是他所屬的社會階級與性格使然吧！

蔣渭水出身小市民家庭，父為相士，他自己懸壺濟世，對小市民階層的疾苦了解深刻，同輩最感佩他樂於助人的熱情。葉榮鐘所撰《革命家蔣渭水》，稱他是兼具不妥協精神與實踐能力的「革命家」，當年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議會請願與文協，領導者大多對青年與勞工力量無所認識，唯蔣渭水能洞察時代趨勢。蔣的政治思想從早年的民族主義革命浪漫情懷，到晚年認同無產階級、追求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平等與正義，恰與日據下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運動的軌跡相似。

1931年台灣愁雲滿布，隨著民眾黨被解散，台共遭遇殘酷的大逮捕，民族運動的陣營不勝淒涼。8月5日，蔣渭水病逝，留下遺言「台灣社會運動即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目睫，凡我青年同志極力奮鬥，舊同志倍加團結，積極地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俄羅斯2015年9月30日在敘利亞展開軍事行動，旨在幫助阿薩德政府奪回首都大馬士革郊區及阿勒坡省等地區的控制權，至今已有一年時間，成效相當顯著。但俄羅斯的動機及目標為何，始終受到關注，也將影響敘利亞的未來。

一年前，俄軍剛剛抵達敘利亞時，敘利亞政府軍已經岌岌可危。俄羅斯的行動開始時，許多西方分析家估計，俄軍沒有實力進行遠征作戰。但一年來的形勢發展，俄軍在敘利亞的表現令西方觀察家們刮目相看。一年過去了，俄羅斯仍不願意與反對派武裝組織，以及美國領導的聯軍，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停火協議。

俄羅斯真正的目標何在？

俄羅斯支持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而美國則支持反對派武裝力量，兩股勢力互相指責對方未能克制各自在戰地上的同盟。從蘇聯時代起，俄國就和敘利亞保持戰略合作關係。俄羅斯擔心這種俄敘戰略關係瓦解，促使普丁決定採取行動。不過，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的軍事目標並非完全一致。敘利亞政府想要重新控制所有被反對派占據的領土，而俄羅斯出兵，主要是為了鞏固與敘利亞的戰略關係，維持在塔爾圖斯港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凸顯在中東及北非爭議地區的發言權與影響力。俄羅斯已在敘利亞港口城市塔爾圖斯的俄海軍基地部署S-300空防導彈系統，顯示俄羅斯繼續加強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支援阿薩德政權，是為了確保其海軍設施及船隻的安全。

俄羅斯與伊朗對敘利亞的目的也不同，俄羅斯對爭奪領土沒有興趣，它想在戰場上逐漸消滅敘利亞反對派的武裝力量，只剩下「伊斯蘭國」(ISIL)聖戰者，並迫使美國加入政治談判，拖到這屆歐巴馬任期結束。在這兩點上，俄羅斯都是成功的。

敘是俄展示軍力的櫥窗

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為俄軍將領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演練部隊機會，同時也為俄軍的最新軍事技術提供了一個試驗場。俄軍總參謀部將此視為一個試驗新式武器，比如，俄羅斯的精確制導武器：KAB-500S衛星制導炸彈、KAB-1500L激光制導炸彈，以及展示軍事現代化成果的良機。俄羅斯繼出動轟炸機空襲敘利亞之後，又從裏海艦隊的輕型護衛艦上發射3M14巡弋導彈，飛過1,500公里的路途，造成摧毀了11個ISIL的據點。俄軍發射X－101巡弋導彈的出色表現，嚴重打擊ISIL勢力。

俄國軍力干涉敘利亞衝突，除可以清除武器庫存，獲取更新武器的經費外，還可藉由多次實戰驗證其使用的新式武器或裝備效能，證明足以媲美歐美武器裝備，更可促銷武器，擴大並提高其軍售在軍火市場的佔有率。

俄特種部隊參與作戰

俄軍特種部隊和炮兵參與敘利亞戰場的地面作戰，俄羅斯海軍艦艇和潛艇還發射了長程導彈，連俄羅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艦也在中東地區巡弋。邇來，俄羅斯和土耳其之間的敵意已削減，因兩國都認識到彼此之間必須考慮容忍對方的戰略目標。

在這場衝突中受到最深刻影響的是美俄關係。由於敘利亞衝突，美國重新評價與俄羅斯的關係。固然可以說，敘利亞和烏克蘭問題一樣，是美俄之間無法達成一致的國際糾葛之一。但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保證了阿薩德政權不會被消滅，從而迫使美國改變對策，試圖與俄羅斯在敘利亞衝突問題上合作，並且不得不將俄羅斯視為一個平等的外交對手，還被迫改變了對阿薩德政府的態度，不再像以往那樣堅決要阿薩德下台。

俄軍和敘利亞軍隊的空襲行動造成大批平民傷亡，由於形勢複雜，很多人對其中的是是非非並不清楚。西方多國政府因此指責俄羅斯野蠻殘暴，甚至犯下戰爭罪行，但西方的民意對這場戰爭似乎無動於衷，這可能反映了西方民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之後的厭戰情緒。

俄羅斯政府向國際社會宣傳說，俄軍在敘利亞的轟炸行動是一場文明世界針對恐怖主義的鬥爭。對西方公眾來說，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說服力，但確實使國際社會對此的看法更加複雜化。

俄羅斯很重視資訊戰。敘利亞軍隊從ISIL手中奪回古城帕爾米拉後，在古城的遺跡上舉行了一場特別開生面別的音樂會，普丁通過視頻發表講話。當然，這個宣傳活動針對的不只是國際大眾，也包括俄羅斯的國內民眾。

美俄難達成協議

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力量表示，若不是俄羅斯空襲介入，敘利亞政府軍不可能推進到反對派控制的阿勒坡東部。美國一直希望與俄羅斯通過外交方式解決敘利亞危機，但雙方似乎都有各自立場：一方面，俄羅斯指控美國聯軍空襲攻擊敘利亞政府軍，而另一方面，美國強烈反對俄羅斯借打擊ISIL之名，攻擊與美軍合作的反對派武裝力量，俄美利益逕庭無法達成一致。

俄要確保政治與軍事存在

由於俄羅斯的經濟狀況不佳，普丁一直擔心在敘利亞的行動可能會被民眾看作是一個不必要的負擔，乃於今年(2016)3月宣布減少部署在敘利亞的軍力，就是要告訴俄羅斯民眾，這場軍事行動不會無限期地延長。

俄軍在敘利亞的傷亡狀況很難估計。外界知道，俄軍直升機曾被擊落，俄軍特種部隊的幾名士兵在戰鬥中被打死，但總的傷亡人數似乎不多，而且俄方對傷亡報導限制很嚴。這也是俄羅斯國內反戰情緒不高的原因。

俄國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在很多方面都是成功的。軍事上，俄羅斯基於維持傳統地緣政治利益的考量，維持在地緣戰略位置與爭端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存在，進而發揮影響力；展現國力與影響力，主導戰區軍事走向，拉回中東傳統盟友，確保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利益。

外交上，軍事行動讓莫斯科紓解了歐洲國家難民問題，藉以降低甚至消除歐洲國家對俄國的經濟制裁，也改變了俄羅斯與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的外交關係。例如，以色列針對黎巴嫩什葉派真主黨的武裝空襲，並未因俄軍控制大片敘利亞領空而受到影響。

經濟上，俄羅斯出擊敘利亞，提升了油價，紓解了財政困難，也轉移了俄羅斯因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支持親俄羅斯的烏克蘭武裝組織後，莫斯科遭受歐美經濟制裁所導致國內的不滿情緒，並可避免ISIL恐怖分子對南部疆域安全造成直接威脅。

俄戰略目標依舊不明朗

俄羅斯的最終目標似乎是通過停火協定來鞏固敘利亞政府軍的戰果，同時拖延談判，達到在戰場上消滅敘利亞反對派。不過，敘利亞政府軍目前的情況仍然是一團糟，伊朗一心支持阿薩德，但俄羅斯更感興趣的則是與美國的大國博弈。隨著戰爭持續發展，俄國是否有能力與意願繼續和ISIL在中東地區長期周旋？

一旦戰爭持續拖延，恐怕會衝擊已經緊張的俄國經濟與財政，並可能影響到高加索、中亞及南疆地區的穩定，與境內數百萬伊斯蘭族裔與信眾反抗等政治問題。若沒有一個政治解決辦法，俄羅斯的耐心和資源都會耗盡，其目前取得的成果很容易煙消雲散。因此，俄羅斯領導人可能會希望在仍保有軍事優勢的情況下儘快達成交易。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

有人說蔡英文像德國總理梅克爾，甚至還有人稱蔡英文酷似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等，就是沒人說蔡英文像鄰近韓國總統朴槿惠，但蔡朴二人最近都面臨內憂外患，其命運有不少相似之處。

朴槿惠最近民意支持率下跌至26%，是上任以來的最低記錄。這代表兩項危機：一是傳統鐵票已成昨日黃花；二是執政變成「跛腳鴨」，剩下一年餘任期，恐怕只能在朝野「吵吵鬧鬧」黑暗中度過。「韓國首位女總統」的光環怎麼完全不見了呢？

韓國天災人禍不斷

「天災」不斷。首先是世越號船難事件高中學生死傷慘重，至今這批學生家屬不相信政府的調查結果，持續抗爭中。其次是政府處理MERS疫情手忙腳亂，錯誤百出。不幸，今年又發生史上首度5.4級地震，救災中心「後知後覺」反應緩慢。這些災禍全算到朴槿惠一人身上。

更令人失望的是「人禍」。上自國務總理、部長，提名人選連續落馬；下至各部會司、處長的人事，都有朴槿惠的一隻手「伸入」，安排選舉功臣及自己口袋裡的人。問題是，這些親信中有不少被反對黨捉住辮子。

目前在青瓦台（總統府）工作的民情首席祕書禹柄宇，就是明顯的例子。禹柄宇因太太家族的不動產買賣涉嫌不法及兒子「替代役」享受特權等問題，受到反對黨和輿論砲轟，要求下台，但朴槿惠不理會，招致民心疏離。

結果導致4月舉行的第20屆國會議員選舉中，選民狠狠打了朴槿惠一巴掌，出現「朝小野大」。現實政治生態轉變，吃虧的還是朴槿惠，在國會推動法案通過，如登喜瑪拉雅聖母峰般地艱難，正在審核中的明年度政府總預算案，天空已飄起一陣「狂風暴雨」前兆，選民都瞪著大眼等着看熱鬧。

中韓關係因薩德轉壞

不單單是韓國國內政局混亂的問題，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也搞壞。自今年以來，朴槿惠因堅持部署美國「薩德」反導彈系統，與席習近平鬧得「不愉快」，因而受到來自大陸方面的各種壓力，所幸，朴槿惠從未對執政黨員或選民說出「力抗中國壓力」等語，因為朴槿惠清楚知道，韓國經濟必須依賴中國。

韓國俗話說：「一句話可還千兩債」。朴槿惠深知自己有多「重量」，知道在國際舞台上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拿捏分寸精緻。成果顯現在今年大陸十一長假，陸客湧入25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19%，讓原本受不景氣影響愁眉苦臉的各家百貨公司樂不可支。在「薩德」氛圍中有如此佳績，確實得來不易。

目前，朴槿惠把施政重點放在兩韓統一。儘管北韓核試和射飛彈不斷，加上你一句我一句丟來拋去，分裂分治都有71年了，即使大韓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各占一席，但無論是朴槿惠或金正恩，至今都沒說過「獨立」字眼，反而均表示對統一的信心增強。或許兩韓今日的吵鬧，明天會變成統一的種子。

蔡英文內憂外患更嚴重

反觀上台近半年的蔡英文，面臨的內憂外患遠勝過朴槿惠。天災方面，颱風接二連三，高雄市長希望老天不要再下雨；人事方面，獨派大老對內閣人事安排要求愈來愈多，也越來越強勢；政局方面，幾乎每天都有大小不同規模的示威抗議，政治混亂已擾亂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島內的各種吵嚷雜音是一回事，蔡英文「狂想」借用美國和日本抵抗中國，又是另一回事。10月6日蔡英文接受日本《讀賣新聞》的專訪刊出，其中，日本外務省官員的談話內容已引起中國大陸和韓國注意，這位官員憑什麼敢講這種不合乎國際外交禮儀的話？不外乎是：

第一、台灣已是日本的屬國。訪談中，蔡英文為了討好日本，居然不敢大聲說出沖之鳥是島還是礁，讓日本趁機得寸進尺，乾脆直接指揮蔡英文今後的對外關係。

第二、熱臉貼冷屁股。蔡英文以為她訪日時曾「偷偷摸摸」見過一次日相安倍晉三，就表示安倍支持她。她真不懂國際現實政治，習近平與朴槿惠晤談過8次，還是因薩德問題將原本緊密的關係突變疏遠。

第三、挑撥離間。蔡英文拉攏日本，安倍擁抱台灣是各取所需，但日本外務省官員不能公開說：「希望台灣與主張非島是礁的中、韓保持距離」等語。這好像小孩打架，大人告訴自己小孩「不要再跟某家小孩玩」，這當然讓大陸與韓國聽了不爽，恐怕會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

尤其糟糕透頂的是蔡英文的雙十演說，中國大陸不會再期望從蔡英文嘴裡講出「九二共識」，立場至為明確。從朴槿惠今日的處境，可以預測今後無論是在島內或島外，蔡英文的「行情」只會越來越低。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