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蘇格拉底（下稱蘇子）是中西文明的鼻祖，基本上奠定了中西文明的大經大法。形象地說，孔蘇兩大哲人猶如兩座高入雲霄的高峰、兩座燈塔。英國哲學家懷特黑(Whitehead)說，後世的中西兩方哲人、思想家，都像孫悟空一樣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只能對他們二人的思想理念做些修修補補的事，再無重大突破。所以，如果要研究瞭解中西文明及其異同，不妨從研究孔、蘇二人的思想理念入手。

二人出身、行事作風不同

孔子的遠祖是宋國沒落的貴族，殷王室的後裔，所以身上流著貴族的血液。但由於衰敗，而落入社會底層，不得不自食其力。孔子說自己少能鄙事，就是青少年時期幹些粗活餬口。而蘇子本就來自社會底層，父親是個泥瓦匠，母親是個接生婆。所以二人都深知民間疾苦，不是高懸在社會上層、脫離現實的既得利益者。

再從個人外表相貌來看，孔夫子是山東人的偉岸身材，身高八尺，肩寬腰圓，國字臉，儀表堂堂。作為一個貴族的後裔，孔子事事依禮而行，衣冠整齊，舉止端莊，於人一種道貌岸然的君子形象。而蘇子長相極醜，臉型扁闊，眼睛突出，鼻子朝天，個頭矮小，是個五短的怪人。蘇子與學生談論美學觀時，學生不禁問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尊容，他自嘲地回答說，實用的才是美的。

行事作風方面，蘇子超凡脫俗，倜儻灑脫，無拘無束；儀容不整，老是光著腳在街上行走，與人辯論，予人一種安貧樂道、無拘無束的哲人形象。

雖然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都平易近人，談笑風生，幽默風趣，虛懷若谷，恭儉謙讓，一派宗師風範。蘇子幽默風趣的一個例子，就是每當他的妻子大發雷霆時，他總是默默抗議，使潑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據說有一次，在蘇氏無言抗議時，他的妻子將一桶水潑澆在丈夫的頭上，而蘇子只是微笑著說：「我知道在陣雷之後，一定會有疾雨的」，自我解嘲一番。

他妻子聽到丈夫要處死刑前去探監時，在監獄裡嚎啕痛哭，蘇子要求其弟子勸她回家並說「我一生最怕見女人流眼淚了」。 有一位弟子勸他在臨死前換下那件破舊的長袍，他堅持不肯，同時說：「我生前即穿著這件破舊的衣服，難道穿著它，死後不能見上帝嗎？」他臨死前留給世人最後的一句話，是對克雷多說的：「克雷多，我還欠阿克勤比斯一隻雄雞，請別忘記還給他。」他要清清白白地離開塵世，沒有一絲遺憾。

蘇子不僅殉道而死，還殉法而死。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有機會逃出國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錢贖罪。有弟子勸他藉機逃走；有弟子和朋友願意代他贖罪，都被他拒絕了。他表示不能這樣做，潛逃和贖罪等於向邪惡屈服。臨刑前他說：「服從國法是市民的義務」。這位70高齡的大哲學家，為後世樹立了殉道殉法的典範。孔子雖說「朝聞道夕死可也」，但奉行中庸之道的夫子可能也不贊成這樣的死法。

傳道授業解惑方式不同

再就傳道授業解惑而言，兩人的方式完全不同。蘇子不收弟子，不收學費，不論身份貴賤年齡，來者不拒，隨時隨處皆可開講，是個名副其實的人民老師。孔子則不然，孔子收學費，有正式的師徒名分，正式的學堂，學生多達3千，成材的有72人。

就孔蘇二人的思想而言，思路和出發點完全不同。蓋人有兩面性，即個人和眾人；西方側重於個人，蘇子從人的自我意識，喚醒人的反思出發。孔子則從眾人的群體意識，呼喚人際之間的仁愛之心出發；質言之，一個是從人的內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維，去求得對普遍概念的認識，一個從人的外在行為方式，躬行仁與禮；一個追求心靈的真善美，一個實行仁與禮的完美結合。

兩人最根本的不同點還是在對宗教、鬼神的看法。孔子不相信有神，不知生焉知死，不相信有死後的世界；主張祖宗崇拜，但祖宗是人，不是神。這種無神論的人生觀，在孔子之後的數千年成為中國人習而不察、視為當然的人生觀，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性。而蘇子卻是個有神論者，深信死後的世界，甚至相信有前生。當然，這不僅僅只是兩個人的信仰問題，而是中西兩個文明的投射。蓋中國自周初以後，就否定了商朝殘酷人祭的神道文明，進入周公孔子宣導的人道主義文明、人文主義文明。

蘇子卻反映了希臘和西方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神道思辨思想。希臘的神話多姿多彩，印證了希臘人對神信仰的專誠。受到這種神話氛圍的薰陶，蘇子自然是個有神論者，而且把神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但他信仰的神是理性的神，不是雅典傳統神話裡的國神。他因此被處以死刑。此後，蘇子的神道宗教觀成為西方人的宗教觀，與中國的人教觀形成鮮明的對比。

二人思想、言行舉止不同

總結而言，蘇子是西方智慧的代表，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創者。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希臘哲學，目光聚焦於物質世界的構造和法則，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質。蘇子說這種研究固然有其意義，但對於哲學家來說，該有比樹木、石頭和星辰更有價值的問題。這是些什麼問題？是心靈問題、道德問題、知識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片刻也不能分離。

蘇子就這樣開創了人生哲學的新領域。他常引用德爾斐廟（Temple of Delphi）所鐫的一句名言「知己」（Know thyself）來告誡世人。他說，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以理性的智慧統攝諸德，以「知即德說」（Knowledge is virtue）為倫理理論的主旨。他認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別善惡，在平時的行為實踐中就知道為善去惡，因為故意作惡可使他本身感覺不快。凡作惡皆由於愚昧無知，所以智慧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惡。這就是蘇格拉底著名的「知德合一」說，他把知識和道德二者視為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子獨特的教學法－詰問法，又稱蘇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蘇格拉底反詰法（Socratic irony）。蘇子認為，知識原存於人的心靈內，不過人因受欲念或其他錯誤的觀念所蔽，而沒有發現罷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像助產士一樣，以謙和的態度提問，詰難對話，誘導別人思索、回答，然後從對方的回答中導引出其他相關的問題，逐層深入，剝繭抽絲，幫助對話者清除這些障礙。由於不斷的詰詢，使對話者逐漸瞭解自己的無知及錯誤，認清問題的本質，從而大徹大悟得到知識。

孔子是一個博學的教誨者，他強調群體意識，在「齊之以禮」的躬行中，從「始於足下」做起，表現出自我。簡言之，蘇子側重於啟示人的理性，教人如何思考，孔子側重於揭示人的仁性，告誡人如何踐行，因此《論語》中與弟子的對話，都是子曰如何如何，變成上下尊卑之間的訓話，這成了中國教育的一種習慣方式。雖然到了近代，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有所匡正糾偏，但難以根除。

孔蘇二子都熱衷於政治，他們的一生都在談論哲學、道德和政治問題中度過。孔子是一個倫理政治的提倡者，在《論語•為政》中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他認為治理國家應當以道德來感化人民，只有這樣人民才會前來歸附，好像滿天星斗都環繞著北斗運行一樣。同時治理國家的人本身也必須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論語•子路》中說，「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當年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為政之道在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度，按照一定的禮節行事。在家裡作兒子的應當為父親盡孝，在社稷作臣子的應當為國君盡忠。如果人人都能夠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各安其所，各司其職，凡事不逾規矩，那麼國家就能長治久安，百姓們就可以安居樂業。

在個人生活方面，蘇、孔二子都主張清心寡欲，安貧樂道。蘇子說「能夠一無所求才能像神仙一樣，所需求的愈少也就會愈接近神仙」。孔子也曾對他的學生講，「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蘇子不但儉樸，而且簡直是到了苦行的地步。蘇子在參加波提戴亞戰役時，甚至在寒冷的冬天，赤著腳在冰上行走，令他的戰友刮目相看。

綜上所論，有關這兩位中西文明鼻祖的思想言行舉止，不禁令千百年來的後人興起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遐思！誠如朱熹所說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黑夜！」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蘇子，「天不生蘇子，萬古如黑夜！」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1948到1954年這段期間的蔣介石日記，即將在台灣出版。1948年國民大會推蔣為總統，1954年蔣任期屆滿，須由國大再度推舉連任，就在此時，蔣對於自己掌握的政治權力產生了危機感，尤其是強烈猜疑美國，於是對與美國勢力有關的人事物都出現不滿，這也為1955年國府爆發孫立人案埋下了伏筆。

從蔣介石日記可以發現，1953到1954年之間，蔣因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以及美軍顧問團干涉國軍政工制度，在日記裡寫下不少憤怒的字眼。當時吳國楨在美國四處攻訐兩蔣父子，孫立人與國軍將領出現摩擦，美軍頻頻藉故干涉國軍運作，讓蔣介石不滿，便藉著寫日記抒發情緒。

美迫蔣重用吳國楨孫立人

孫立人與吳國楨在台掌權，並非蔣介石主動，而是美國利用國府1949年兵敗如山倒的局面，透過國防部次長鄭介民，轉達白吉爾報告，要求孫立人主掌台灣軍事，吳國楨接管台灣省主席，蔣接受這個安排，美國才會考慮繼續援助台灣。吳國楨1949年底接替陳誠擔任省主席，孫立人1950年升任陸軍總司令。

美軍顧問團來台雖掛著顧問招牌，其實介入了國軍的組織運作。由於文化差異大，許多美國年輕軍官不喜歡來台，稱台灣是鬼域，這比後來新聞局官員郭冠英稱台灣為鬼島，要早幾十年。

孫立人在國府遷台前後擔任台灣防衛司令，與其他國軍將領發生不少摩擦，甚至曾出言頂撞參謀總長。1953年12月2日，蔣介石日記寫下，召見孫立人，先問其上星期六在國防部軍務會報侮辱周總長的情形，彼自覺有愧，乃忸怩其辭，但尚不認錯。余乃訓誡其恃外凌上，乃我國所認為最卑劣之人格，並舉二件要務以指明其目中無人，藐視紀律之過錯，令其急向周認過解釋，以免觸犯軍紀，彼乃從命遵辦，未知其果能實施否。

美軍干預國軍政工制度

蔣經國1950年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1954年6月卸任，他的下台與美軍顧問團的壓力及孫立人有關。美軍不認同國軍政工制度，加上部分兵科將領不滿蔣經國，私下向美軍顧問團告狀，美軍不斷向蔣介石施壓，廢除軍中政工制度。

1953年12月31日日記，蔣介石寫下，夜間以美顧問團對我軍隊政治工作無理挑剔，且強制我改變政工職權，並立即停止對政工有關之軍援物資，如車輛、汽油等，此種瑣碎麻煩而無關其重要之細事，乃不問其軍援政策與方針，及其中美合作之精神如何皆所不顧，其幼稚言行殊為可痛又為可笑，本不值考慮而加以駁斥可矣，徒以其來函為雷德福之行後，故不能不加以考慮，似為雷所同意者。但不論如何，仍應照預定方針，據理駁覆，決不容其如斯迪威之故事復萌也。惟因此事，除夕僅睡熟四小時，幾乎失眠，認為本月受侮之最大者也。

因為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雷德福即將訪華，美軍顧問團藉機施壓國軍調整政工制度，而且以斷絕軍援物資為要脅，讓蔣介石氣憤難平，甚至失眠。

不滿孫與美軍密切往來

孫立人治軍受美軍顧問團肯定，與美軍顧問團密切往來。1954年1月9日蔣日記寫，孫立人之傲慢無視態度，於今為烈，因防其惱羞成怒，不顧一切之行動可慮，當慰勉之。1月11日，對孫立人，應單獨警告其最近言行錯亂之事實，令其從速反省，切實改正。對美顧問，警告其勿鼓勵中國軍官違法抗命者，以為即忠於美國，須知其不忠於本國者必不能忠於其友邦者，結果徒為其自累而已。蔣這時對孫立人沒有嚴厲的政治舉動，日記中批評的美軍顧問是當時的顧問團團長麥唐納，他與孫立人友好。

政工制度引起的爭議，蔣在大事長篇初稿1954年1月11日也寫下了聯合國在韓軍統帥赫爾夫婦訪台觀感，赫爾與蔣中正會談三次，他認為國軍日有進步，必可逐漸成為自由世界之勁旅，最大缺陷在聯勤與政工的干涉，尤其陸軍受影響最大。如能改編國軍，盡量起用能力高超及可靠之軍官，即無設置政工人員之必要，政工機構即可隨之而撤銷。

1954年因吳國楨在美告兩蔣洋狀，蔣對美國更加不滿、猜疑，這也影響了他對孫的看法。1月23日，蔣主持軍事會議，揭穿孫立人與顧問勾結狼狽之不規行動，但未明指其名，以留作餘地也。

為了應付美軍，蔣1月28日指示周至柔，設調查政工干涉指揮權與控制人事的小組，為了取信美軍，蔣希望美軍顧問團有人參加調查。

桂籍飛行員叛變揣測內亂

1954年國大第二次推舉蔣擔任總統，國大開會時發生離奇空軍叛逃案。2月20日蔣日記寫經兒來報，昨有我飛機一架被桂黃鐵駿駕駛員擊殺其射擊手，放出其另一副駕員跳傘降落，而其自飛匪區。據報受白崇禧之指使，聞之痛苦。白逆與桂系之罪，不能再宥矣。蔣入府聽取王叔銘報告，更證其為桂系擾亂國大之陰謀。幸當時該黃逆或以時間不及，未能在台北上空掃射耳，不然政府聲譽、國際視聽更難設想矣。

蔣介石另在上星期的反省錄寫下，國大開會之日，桂籍飛行員在練習飛行時，先殺害射擊手，而又逼副駕駛同謀，預定先掃射國民大會，損害政府威聲，以後再逃飛匪區降敵，幸其副駕駛員堅決反對，自願用降傘中途降落，彼黃逆乃以時間過遲，未得實施掃射，而直飛大陸。但至星期日，匪軍仍無廣播消息，可能已為匪方空中擊落矣。此為本周最不利之消息，但幸得如天之福，未有掃射耳。

這起廣西籍飛行員叛逃案，讓蔣懷疑國民黨桂系暗中搞鬼，從日記可以看到，蔣雖然大權在握，卻仍然感到不安，懷疑1949年逼他下野的桂系，刻意在國大開會推舉他擔任總統期間，搞飛機掃射，在這樣的背景下，隔年爆發孫立人案就不足為奇了。

從蔣日記可以看到孫立人案爆發前，蔣先展開軍方人事布局，削去孫立人的陸軍兵權。4月16日蔣寫，此次整編最重要人事為立人問題之安置如何，研究其內容與心理，甲、彼恃美自驕，已成為有恃無恐，而美副團長且為其保鏢，作有利之後盾，并已為其宣傳，有參謀總長非其不可之勢，但蔡、藍等已知其過去行為與態度，認為不當矣。乙、彼不自知其愚拙已為共諜間接利用，顯與國防部、政治部為敵，且對余無形中亦加威脅，惟其尚有忌憚，非如吳逆之狡橫而已。但其陸軍總部環境與心腹之心理，暗中已受匪諜之操縱，而不可救藥，非令其完全脫離不可。故先以精誠告之，冀其覺悟，調就參軍長，隨從學習，勿使自棄，則公私兩全，如其不然，乃只有依法處治，不能放任也。使用法律之前，應先告知蔡、藍以事實，不使誤解，此案萬不能再處被動地位也。

1954年6月孫已注定下台

1954年4月19日記，見至柔，聞麥唐納主張破壞整軍計畫，力主取消政治部，此人已受共匪間接運動影響。4月24日記上星期反省錄，顧問團忽反對陸軍整編太快，要求延緩至四個月整編完畢，究為何意，誠令人莫名其妙，此仍為孫與麥唐納之作祟也。

同年6月，孫立人下台的命運幾乎已確定了。6月21日蔣記載，將用孫立人為參軍長，使其無權可弄，無勢可恃，並示以不能恃外勢以維持其地位，使之澈悟以轉移其心理。蔣認為孫立人想要總長職位，但孫拖拉呆滯，好聽細言，私植派系，用人複雜，心無主旨，受人愚弄，間接已受共產包圍，環境險惡，對上陽奉陰違，有恃無恐，若再重用其掌握兵權，則後患難除。

6月24日蔣寫下，手擬陸海空軍各總司令之調任命令，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亦同時調任。蔣在拔除孫立人兵權的同時，為了政治平衡，也不得不讓蔣經國下台，遠離軍方系統，希望謀求政局穩定，但兩蔣對孫立人的信任已難以修補，在中美共同簽署防禦條約後，1955年孫立人案爆發，直到1990年代孫立人才獲得平反。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0月8日，為期18天的第19屆杭州亞運會閉幕。這次共有來自45個國家和地區的12,500名運動員，參加40個大項、481個小項的角逐；除運動員表現優異外，亞運會還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回報及社會效益。

亞運會經濟回報可觀

杭州亞運會總共建設1個亞運村、4個亞運分村、31個訓練場館和56個競賽場館，耗資101.9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他的開支主要用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上。以地鐵為例，2015年杭州地鐵只有3條線路，81.5公里里程；2023年2月杭州地鐵已有12條，車站260座，運營里程516公里，年客運量達9億人次，實現了10城區全覆蓋，這種大型體育賽事對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十分顯著。

此外，杭州也完善了城市軌道交通、機場、火車站和汽車站等，提升城市環境、市容市貌、城市管理服務水準和抗風險能力水準，豐富公共產品的供給，加快節能環保、新材料、新能源、數位技術、新一代生物技術和物聯網等新興產業的發展。站在杭州街頭，公車已全部替換成電動車，5G網路已實現全覆蓋。

在「辦好一個會，提升一座城」的指導原則下，杭州不是為了辦亞運而辦亞運，更多的是藉亞運，補齊了城市基礎設施的各類短板，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拉動會展業、新材料、人工智慧、綠色產業、餐飲娛樂文化業和體育旅遊業的發展。

此次亞運會售出超過305萬張門票，票務收入6.1億元，觀眾上座率超過92%；連帶各類徽章也成為大熱門的「硬通貨」，以亞運視覺微元素的各類特許商品也供不應求，截止10月4日，銷售額已達7.6億元。亞運會市場開發總收入高達53.16億元，發售特許商品17個品類近1500款，大多融入杭州特色，帶動民眾，尤其青年一代，甚至加深外國人對本土文化的瞭解，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和文化效益。

亞運會社會效益大

借亞運東風，杭州和周邊城市紛紛推出亞運主題精品旅遊路線，舉辦迎亞運促消費的嘉年華活動，掀起文旅熱潮，各城市消費收入也水漲船高。整個中秋國慶假期，浙江全省共接待了旅客4,372.4萬人次，旅遊收入486.4億元。根據浙江省統計局的GDP模型測算，亞運會拉動了7.6%的GDP，約4,141億元；帶動67萬人就業，占同期就業人數的2.4%；貢獻8.2%的財政收入，約1,033億元。

亞運會具有長尾效應，不會隨著比賽的結束而終結，未來體育經濟的份額勢必提高，可持續推動包括體育產業和體育經濟在內的第三產業發展。亞運會留下的遺產，將成為杭州市永久的福利，向全民健身和群眾體育活動開放，也將繼續承辦各類體育賽事和國際性活動等，發揮惠民利國的功效。

此外，這次亞運會各國的女性運動員表現都特別優異。尤其，此次是塔利班2021年重掌阿富汗政權後的首屆亞運，阿富汗有兩支組合迥異的隊伍參賽，其中一支是由神學士派出的全男性隊伍，另一支則是由旅外阿富汗人所組成，涵蓋17名女性運動員。有阿富汗女性參與國際體育賽事，對宣導性別平等、包容、尊重多元文化、結束對女性暴力具有重要意義，也對飽受壓迫與摧殘的伊斯蘭女性具重要的激勵作用。

促進兩岸交流台海和平

自蔡英文2016年當選以來，台灣全面去中國化，持續追殺在野黨和統派，頻頻以政治理由限縮兩岸交流，意圖斬斷兩岸連結，阻擾台海交流合作。根據台灣官方10月公布的資料：「2019年上半年台灣實際入境人數3.6萬人次，而今年同期只有658人次，降低98.1%；商務交流2019年上半年實際入境4.5萬人次，今年同期僅9186人次，減少79.5%；今年上半年商務交流許可2.43萬人次，實際僅有9186人次；專業交流許可1116人次，實際只有658人次；大陸研修生許可992人次，實際只有335人次」，可發現兩岸民間交流銳減。

杭州以「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聞名於世，亞運會提供了一個難得契機，吸引更多台灣運動員赴大陸參賽，許多民眾前來觀賽與旅遊，使兩岸運動員在同一賽場切磋技藝，展示才華，透過體育交流和競爭，增進兩岸之間的瞭解和友誼。

今年4月17日，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在會見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時，就強調大陸將讓台灣運動員在亞運會上感受「家的主場氛圍」。而事實上，亞運會開幕式上，當中華台北隊入場時，得到全場觀眾雷鳴般的掌聲，「歡迎回家」的聲音響徹全場，更有觀眾打出橫幅「杭州台北，同愛同在」。兩岸體育界應加強推動交流，以體育為潤滑劑，以體育促包容，使兩岸交流合作更加順暢，這將有利於實現兩岸心靈契合，真正凝結成人文相親、山海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作者係浙江大學助理研究員）

因疫情延宕一年的杭州亞運會，融合當地的歷史人文、自然生態和創新基因，並將大多數的比賽項目比照明年巴黎奧運辦理。除展示了文化科技體育實力，並決心將杭州打造成世界體育的亞洲中心。這次亞運會，大陸隊達成201金的成就，並在棒球項目創下擊敗強敵日本的歷史紀錄。

杭州兼備歷史文化與科技

歷經8年籌備的第19屆亞洲運動會的主辦地點─杭州，是中國第3個取得夏季亞運會主辦權的城市。原本預定於2022年9月舉行，因新冠肺炎疫情延後了一年舉辦，改於今年9月23日至10月8日舉行。期間從中國24節氣的秋分跨到寒露，包括29日是中國的傳統節日─中秋節，和10月1日大陸國慶所構成的黃金周，帶動杭州周邊地區消費，如紹興在亞運會期間酒店提前預訂量較2019年增長達7.2倍。

杭州地處江南，隸屬中國大陸浙江省，省內第一大河錢塘江古稱浙江，杭州就位在錢塘江入海的灣口。每年中秋前後的錢塘江大潮和西湖，是杭州非常有名的勝景。杭州除了是一座歷史古城，也是科技中心。馬雲所創造的知名企業─阿里巴巴，便是1999年在此開啟電子商務，並接連創下互聯網的商業奇蹟的另外，杭州舉辦此次亞運，攜手同屬浙江省的寧波、溫州、湖州、紹興、金華5個城市協辦。

亞運主場館在俗稱「大蓮花」的杭州奧體中心體育場，這是位在杭州市錢塘江南岸的濱江區和蕭山區兩區分界的杭州奧體博覽城。為了滿足亞奧理事會的要求，如能容納1.5萬人的食宿、距離主體育場不超過半小時車程，當局將亞運選手村選在錢塘江南岸蕭山區的錢江世紀城，對岸就是古代京杭大運河的終點。從此往上溯，便是有近400年歷史的拱宸橋，是京杭大運河到杭州的終點標誌。

為了融合杭州的歷史人文、自然生態和創新基因。當局以出自唐朝詩人白居易的名句「江南憶，最憶是杭州」的典故，將拱宸橋及杭州古良渚文化的器物「玉琮」、世界遺產西湖中無窮碧色的接天蓮葉，分別化為吉祥物：宸宸、琮琮、蓮蓮，組合名為「江南憶」，以和杭州這座城市的特質相契合，與杭州亞運會會徽、主題口號相呼應。

此外，杭州亞運主打的智能場館展現了科技實力。例如位在紹興的杭州亞運棒（壘）球體育文化中心，是以相當於80億新台幣所打造的四個棒壘球場，及飯店、訓練中心、宿舍、周邊公園及交通設施等。比賽正式開始便使用該新技術，裝飾有亞運元素的無人駕駛小巴車，場館的工作人員和前來觀賽的觀眾就可以坐上它，穿梭於棒球館和壘球館之間。球館辦公室、各國技術官員等，把容貌輸入到電腦安全系統，進出場館就用「人臉辨識」。

9月23日以「潮起亞細亞」為主題的第19屆亞運會開幕典禮，在可容納超過8萬人的杭州奧體中心體育場進行。一開始即以「水潤秋輝」為題，將「玉琮」，化為現場19座「水玉琮」，以水為禮，營造熱鬧的迎賓氣氛。各國選手大進場後，表演節目呈現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風雅。而體育場中心數控草坪，除了象徵豐收的稻田景觀，也有杭州秋天滿城桂花香，以此期許每位選手皆能摘下各運動賽事的桂冠。

最後，為了響應世界無碳的趨勢，採用擴增實境技術，以聲音元素結合視覺表達，把絢爛無煙的「煙火」，展示在觀眾面前。而壓軸的聖火點燃儀式，虛擬超過1億名線上火炬手匯聚於錢塘江，形成一個具象的數字火炬人─弄潮兒，跨越錢塘江，奔向「大蓮花」上空，躍入185米立體網幕，和第六棒火炬手汪順相會，實現亞運歷史上首個「虛實結合」的點火儀式。

亞運會是巴黎奧運前哨戰

這次亞運共計40項運動種類、61個運動科目、482個運動項目。其中，大多數的比賽項目比照2024的巴黎奧運，可說是亞洲選手準備巴黎奧運的前哨戰，而電子競技和霹靂舞也在本屆亞運會上首次成為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的獎牌項目。此次，中國大陸派出運動員886人（女437，男449）。平均年齡25歲，其中有36名奧運冠軍，630人為首次參加亞運會。參賽運動員中有來自回、蒙、壯、苗、滿、維吾爾、藏族等19個民族的71名少數民族運動員，參加除卡巴迪、板球以外的38種運動項目。中華台北隊則派出524名運動員參加32種運動項目。

戶外的比賽場地不乏山明水秀之處，如錢塘江上游富春江畔的富陽水上運動中心，承擔賽艇、皮划艇等賽事項目。筆者猶記得，在國文所唸到南北朝吳均的《與朱元思書》所描述的風景，「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另外，此地與著名畫家黃公望的隱居地隔江相望，選手在比賽之餘，也可眺望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中的勝景。而鐵人三項和公路自行車賽的比賽場地，位在富春江上游、杭州市下轄的淳安縣，被譽為「天下第一秀水」。全程207.7公里，剛好環千島湖一周。

9月24日，家住杭州市桐廬縣、喝著富春江水長大的鄒佳琪，和搭檔邱秀萍一起，在富春江上奪得賽艇女子輕量級雙人雙槳金牌，拿下中國首枚金牌。台灣的賴冠傑則在男子個人1000公尺靜水划艇，展現肌耐力與爆發力，最後250公尺加速，摘下台灣史上第一金，這次亞運會的第12金。

位於杭州奧體中心北端游泳館雙人跳水項目，大陸小將全紅嬋、陳芋汐以「水花消失術」再次奪金，個人跳水方面全紅嬋後來居上超越陳芋汐，兩人取得了金包銀的成就。大陸除了維持跳水、體操及武術三大傳統強項的優勢外，在新增的電競及棋類運動也有掃金能力，而在田徑及游泳兩大主項皆有明顯進步，另外受惠射擊大幅增加細項，中國大陸在這個強項的金牌可說大豐收，最後總共得到201金，打破亞運歷史記錄。而中華台北隊雖在金牌比上屆雅加達亞運多，但很多均非巴黎奧運的正式項目，且在射箭、網球、桌球退步太多，應該虛心檢討。

大陸棒球在亞運創造歷史

此次亞運，大陸在團體球類運動，如男女足球、籃球等表現都不理想，但棒球項目卻演出大驚奇。陣中有資深好手李寧（蒙古族）及年輕的華旦才讓（藏族）在內的中國大陸棒球隊，在杭州亞運對日本銅牌戰後來居上，可惜第八局遭到逆轉，以3:4輸球。雖未奪得亞運史上棒球首面獎牌，但在預賽以1:0擊敗日本，創下20餘年國際賽中首次擊敗世界強敵日本隊的紀錄。相信台、日、韓未來均將視大陸棒球隊為重要對手。

應恢復兩岸體育交流

此次亞運主辦當局除展示文化科技體育實力，並計畫將杭州打造成世界體育的亞洲中心。當杭州亞運棒（壘）球體育文化中心落腳紹興時，就將主題定調為「水」元素，搭配紹興是典型江南水鄉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延攬台灣棒球資深教練葉志仙為此次亞運棒球項目技術代表、擔任場館賽事技術監督；也虛心學習台美職棒的場上紀錄、電視轉播、加油方式等細節。

而2024年的第五屆WBSC U-23世界盃棒球賽，大陸棒協已取得在此舉辦。葉志仙說，「未來大陸有計畫做新市鎮，積極發展棒球等運動項目，從紹興這邊發展起來。」葉志仙為2009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BC)中華台北棒球隊的總教練，在敗給大陸隊後，台灣當局決定啟動兩岸棒球交流的海峽盃，每年輪流在兩岸舉辦，後來因疫情等原因而中斷。台灣方面應恢復兩岸體育交流包括棒球，才能在國際場合上揚眉吐氣。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台積電原定2024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的先進晶圓廠開始投產，近期傳出將延後一年，原因是美國的工人無法如期完成建廠進度，台積電原打算從台灣引入建廠人力，卻引起美國工會的反駁，說台積電只是想引進低薪人力，這麼看來台積電2025年是否能順利投產是個問號。在現代化強國設廠碰到難題還真是始料未及，更糟糕的是，美國明明技不如人，還擺著老大的姿態，強吃不屬於自己的超額報酬，台積電可真是忍辱負重的倒霉蛋。

華為被美國強力制裁4年後，於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中期間，突然推出Mate 60 pro高階手機，舉世震驚之餘，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美國的科技制裁未發生效果。其實，科技原本無害，使用美國的技術愈多，大家付費給美國就愈多，有何不好？出於自私及自信流失，拿科技當障礙，最大的反效果是窄化自己的優勢，怨不得「去美元化」會成為一群國家的共識。丟掉美元優勢是美國朝自己開出的第一槍，科技打壓對手是補上的第二槍，長期而言，絕對不利於美國的發展。

瑞斯諾德淪為殭屍企業

瑞斯諾德公司(Rexnord Corporation，Regal Rexnord Corporation 的子公司)，是一家座落於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Milwaukee)的百年優質精密機械加工公司，生產昂貴的滾珠軸承與輸送帶，石油鑽探、飛航等交通事業都得花大錢購買該公司的產品，年年穩賺數千萬美元利潤。該公司從1980年開始更換過一連串的投資人，每一個投資者都讓公司背負更多的負債。即使經歷了多次轉手，這家公司依然具有吸引力，因為低利率的環境，讓公司一再被資金盯上。而原本一家殷實的公司，在聯準會推動量化寬鬆後，逐漸走向破敗的殭屍企業，其墜落完全不是員工素質不佳、公司設備老舊、客戶流失，純粹就是市場上充斥著龐大廉價資金，零利率下借錢沒有門檻，唾手可得的資金讓撈一筆就走的劣質借貸機構大行其道。

美國現任聯準會(Fed)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2002年任職凱雷私募基金(Carlyle Group)時，利用極少的自有資金入主瑞斯諾德，再合法借用聯準會釋放的廉價資金，所有的借貸全都記到瑞斯諾德的資產負債表上。私募公司要的是五年內賣掉公司且有二位數的獲利，要達成這麼高的目標，公司必須要能發明新產品或踏入新市場，最常見的方法是借更多的錢來買更多的公司，這筆錢當然是掛在原來的公司，凱雷入主支出已讓瑞斯公司背負額外負債，為了公司有亮眼的績效，再次靠借貸買新的公司，這筆帳又計入瑞斯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這段期間，員工不只沒有加薪，還要減薪以示對公司債務高升負責，吸血鬼吸足了血，失血的公司剩下奄奄一息的員工。經過一番成本削弱，特別是人事成本（解雇員工），瑞斯諾德的數字比5年前鮑爾買入時漂亮許多，但公司債務增加了40％，後來有新買家買下瑞斯諾德，買價比鮑爾買入時高了9億美元，這錢幾乎都流入凱雷集團，少部分給公司經營團隊，員工未分得一文錢。私募公司賺得大筆鈔票走人，但這筆大錢不是來自公司的營收，而是來自銀行，把數字攤看一下，凱雷+經營團隊拿走5年來炒作的利潤9億美元，員工薪資幾乎零成長，銀行業因放貸收取手續費，所有這些加起來的錢約莫10億美元，全來自聯準會的印鈔機，這些錢創造了美國經濟成長的帳面數字，卻沒用來新產品研發、增聘員工、增添機器設備或增建廠房，實體經濟是零成長，最終一大批靠瑞斯諾德謀生的中產階級員工就此消失，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貧富差距一直在拉大的原因，制度讓少數人（炒方）成為贏家，讓多數人成了輸家！

話說回來，若無聯準會的10億資金注入市場，或許瑞斯諾德今天還是一個不用裁員的穩健經營的優質公司，聯準會撒錢究竟是對還是錯？瑞斯諾德是典型以債務帶動獲利的公司，像這種型態的公司在美國可不是少數，福特汽車、西南航空、波音公司等有頭有臉的大公司，與瑞斯諾德幾無差異！

聯準會能創造經濟榮景？

從美國通膨升高，到聯準會開始升息，眼花撩亂的美國經濟戲碼，各種隨興猜測的軟著陸、硬著陸，到不著陸的各種可能性都有，美國有本事瞎扯，沒本事的國家跟在後面瞎起鬨。起初軟著陸似乎是共識，而近期經濟數據又有些失控，衰退更有可能，其實猜測美國短期的軟著陸或硬著陸意義不大，長期而言，美國經濟根本沒有樂觀的理由。

美國的經濟問題一籮筐，除金融業一枝獨秀外，其餘基礎建設老舊、基礎教育落後、工業體系凋敝、成熟技術工人不足、債務高不可攀、公司治理、工會問題等，這些問題無不棘手、且難在短期收效，加以國內兩極對立嚴重，立法機構幾陷入停擺，行政效能癱瘓，經濟難題幾乎難以依靠行政、立法解決。聯準會不是民選機構，恰可躲過冗長的刁難，它更是全世界唯一可任意製造美元的機構，這個特異功能讓聯準會幹起包山包海的瑣碎工作，專做短期的疑難雜症，嚴格而論，聯準會只會印鈔跟回收鈔票，貨幣政策只適合長期目標，印鈔並沒辦法代辦財政部、商務部、進出口貿易，但陷入癱瘓的行政機構，也只能巴望著聯準會印鈔來救急。

從1918到2008年，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由50億美元慢慢增加到8,740億美元，2008到2010年聯準會創造出1.2兆美元，相當於過去百年的總和，大撒錢之後，金融海嘯似乎消退，但隨後的零利率時代再增4.5兆美元，2020年推動紓困措施後來到8兆美元，目前還持續增加中。如此大量的美金進入市場，除墊高了道德風險，資金更被強迫推往高風險投資，如此險惡的資產錯置，很容易引發經濟的風吹草動，瑞斯諾德的墜落就是龐大資金闖的禍。

2010到2020年的10年期間，聯準會共推出7兆美元，股市由1萬多點漲到33,000點，漲幅約3倍，GDP由15.05兆到 25.46兆美元，成長約1.69倍，同時間美國債務由5.6兆美元到28.5兆美元，成長約5倍。簡單計算，可以說負債推升GDP成長，但借來的1元負債替換不到0.2元的成長，意思是美國靠借貸的成長極度無效率。後一半的美國人擁有的資產占全國總額2%，前面1%的美國人擁有31%的資產，這些數據顯示，美國的經濟成長幾乎全靠債務，而大量的舉債，肥的是富豪，卻瘦了大多數人民，明顯的是劫貧濟富。所以看美國經濟不能只看GDP，如果有一天再也不能借新債還舊債、債務無法再擴大，情況會怎樣呢？

10年前絕無可能出現「去美元化」的概念，即使今天只是一個口頭的提議，對美國來講，都是一個暗潮洶湧的超大危機。因此，美國應該理性地自問，債務能無止盡的持續下去？再說，美國擁有免鑄幣稅的美元特權，卻一再濫用特權，造成全球超過70%人口的地區與國家都想要「去美元化」，很有可能引發美元失去信用的星火燎原。光從這個角度思考，美債即可能會變成廢紙！

台灣不可失去感知能力

台積電赴美投資面臨不確定性、華為東山再起，顯示美國人才斷裂，也顯示中國有源源不絕的人力，未來成長可期。美國改不掉霸權心理及貪婪本性，又仗勢金融制裁及科技斷供的自私作風，實在不像是一個可長久信賴的老大。但台灣似未看清美國全面性爆發的併發症，將所有前途寄託在這個國家。

賴清德說中國大陸的成功是台商的貢獻，意有所指的是台商離開將是中國崩解的開始，台商有這麼大的能耐嗎？若果真如此，賴清德怎能怪罪蔣介石是一無是處的獨裁者？競逐大位的政治人物認知如此膚淺，令人懷疑他若當選，將帶給台灣什麼樣的風險？賴稱備戰是避戰的手段，其實，所謂的備戰是引爆戰爭的火藥庫！台灣人再笨再昏，可千萬別拿自己的身家、財產、性命開玩笑！

(作者係大學退休教授)

全球北方國家雖然仍持續掌握全球政經權力，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聲量已愈來愈高，也正在選擇自己的道路。今年8月迄今，全球南方國家已舉辦了三次重要的國際活動，包括8月下旬於南非舉行以重視「全球南方議程」定位的金磚國家(BRICS)峰會、9月上旬在印度舉行以主張「全球南方之聲」的G20峰會、9月中旬於古巴舉行以「全球南方立場」，強調建立世界經濟秩序的G77＋中國(G77+China)峰會。

在三次峰會中，最為關鍵的莫過金磚國家「擴大成員(BRICS+)」峰會，除了邀請包括非洲在內全球南方許多國家參與之外，特別從23個申請加入國家中，邀請阿根廷、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埃及、伊朗和衣索比亞等6國入會。也就是說，自從金磚國家成立組織後，近年不斷透過制度制衡，希望藉此打破美歐壟斷，使得此次金磚國家「擴容」峰會，加速了全球南方崛起的影響力，格外受到國際社會矚目。

金磚國家政經地位提升中

金磚國家成立峰會是在「全球化」下所延伸的效應，這些以全球重要的「發展中國家」為主體，聚焦經濟合作，一般易被認為是單純的經濟合作組織，但近年來隨著國際政經情勢急劇變化，包括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在美國的要求下，「七大工業國組織」(G7)集團盟友共同圍堵中國；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事衝突爆發後，更在美國的主導下促成歐盟軍援烏克蘭，加速了西方國家遠離俄羅斯，讓「全球化」淪落為「半球化」的危機。表面上看，是中俄與歐美國家的東西地緣政治對抗，但背後其實是全球南方「窮國」，與全球北方「富國」集團的南北經濟角力。

先以東西地緣政治對抗來說，如果以目前國際秩序的建立加以觀察，不論是安全、治理或人權、環境等議題，冷戰時期迄今，大致以美國主張的民主自由作為核心價值，其他已開發國家配合、發展中國家遵循。儘管在制度上過度傾斜美國，然而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在單極權力結構的體系中，並非單一國家可以肩負起重塑國際秩序的重任。因此，目前人口全球占比四成、GDP全球占比四分之一的金磚國家，強調各國政治道路多樣化、多元發展，亦即主張各國自主、多邊合作、打破單極、塑造多極體系等國際政治互動原則，藉此參與國際秩序的重塑。

全球南北問題持續惡化

再就南北經濟角力而言，二戰結束後的全球化發展，其實是美國透過市場經濟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形成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卻又同時造成全球各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呈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現象。其中，前者大致集中於北半球，例如：北美、西歐、北歐、日本等經濟體，後者則是分布於南半球，包括：拉丁美洲、非洲、西亞、南亞等經濟體，逐漸形成經濟發展論述的「南北問題」。亦即全球在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下，並未改善南北的問題，甚至更加惡化。以發達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G7集團，長期主導著全球經濟規則，其發展結果，讓南北問題的範圍從貧富差距，不斷延伸至資源掠奪、氣候變化及金融剝削等。

其實，金磚國家從2009年首次峰會開始，就以加強合作為議題，希望重塑長期被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規則，特別利用全球金融危機啟動合作制度，除了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應急儲備基金之外，達成本幣交易協議、國際支付結算系統，甚至在2022年峰會同意討論創造全球儲備貨幣，逐漸建立完整的貨幣體系雛形。

雖然金磚國家貨幣國際化略為遲緩，國際社會對其貨幣的信心不足，短期不易與美元霸權抗衡；但隨著金磚國家貨幣流通數量持續擴大，藉此加速貨幣國際化，配合組織的不斷擴容，未來勢必能更進一步挑戰美元霸權。

挑戰G7的主導地位

很顯然地，隨著金磚國家的GDP占全球GDP之比重持續上升，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重要；相對地，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G7集團的影響力則呈現下降。目前G7集團的GDP雖仍然大於金磚國家，但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調整之後，2020年金磚國家對全球GDP的貢獻首度超越G7集團，顯示未來全球經濟地位，極有可能從以G7集團為主導的「北方國家」，轉移到金磚國家持續擴員後的「南方國家」。

金磚國家發展在政治議題上，倡議達成去意識形態、多極結構、多邊主義共識；在經濟議題上，利用已逐漸茁壯的金融體系，提供「南方國家」不同的支付結算、借貸與開發模式，無不以重塑全球政經權力格局為目的。金磚國家未來除了是否持續擴員外，仍存在著包括：在政治上是否能扮演南方國家的「代言人」，在經濟上是否肩負南方國家的「支援者」等挑戰，但它的這次擴大成員行動已正式啟動了新舊政經國際秩序的博弈。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財劃法攸關中央政府與地方財源分配，惟自從1999年修法迄今已超過24個年頭，當時的二都已經成為六都，時空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加上少子化，許多法規早已不合時宜，應當加以修訂。

中央與地方收支不對等

政府的財政工具有稅、規費、罰款、營業盈餘、公有財產收入等項目，雖然不少，但稅課收入占總歲入的比重始終維持在75%以上。觀察台灣2018到2022年財政統計資料可知，總稅收占歲入的比重分別為80.71％、81%、75.42%、82.61%、83.83%，除了2020年外，其餘年度總稅收占歲入的比重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換言之，不論中央或地方政府，每100元的總歲入，稅課收入就占了83元，顯示稅收是政府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台灣財政收支劃分法自1999年以來即未再修訂，長期以來中央與地方的收支比重出現明顯不對等的情形，中央稅收占全國總稅收的比重，2018到2022年分別為73.15％、73.39%、72.13%、75.82%、77.06%，除2020年略降，其餘年度中央稅收占總稅收的比重均呈現逐年遞增現象。換言之，政府每100元的總稅收，中央拿到77元，地方包括六都直轄市加上16個縣市及鄉鎮市，只分到23元，足見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收支極不對等。事實上，除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收入垂直不公平，地方政府之間也出現財政收入水平不公平的現象。

直轄市間財政水平不公平

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水平不公平主要包括兩類，第一類是直轄市與直轄市之間的水平不公平。根據目前地方制度法第87條之3規定，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之總額，不得少於該直轄市改制前。此規定造成台北市所受的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比其他直轄市要來得多。數據不會騙人，以台北市與桃園市為例，桃園市2014年升格，2023年獲中央補助款加統籌款為328億元，比台南市少92億元，比台北市少323億元，九年下來桃園市獲配財源2,390億元，比台南市少769億元，比台北市少2,365億元，這就是地方新舊直轄市之間的水平財政不公平。(資料來源桃園市財政局)

此外，財政部2001年修訂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將原本統籌大餅總額的43%分配給直轄市、39%分配給縣（市）、12%分配給鄉（鎮、市）的比例調整為，61.74%分配給六都，24%分配給16個縣市，9%分配給鄉（鎮、市）。由於2001年直轄市只有台北市與高雄市，目前為六都，但分配大餅比例仍然沿用2001年的舊公式，造成愈晚升格為直轄市，所獲分配的統籌稅款與補助款愈少的不合理現象。

直轄市與縣轄市水平不公平

如上所述，2001年有22個縣市分配39%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平均每個縣市得到1.77%。2010年台北縣升格為直轄市，同年台南縣市合併為直轄市、台中縣市合併為直轄市，加上2014年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變成16個縣市分配24%的統籌分配大餅，平均每個縣市只分到1.5%。由於直轄市所獲的統籌分配款，明顯大於縣市所獲的統籌分配款，這也是為什麼許多縣市希望升格為第七個直轄市，因為升格後不必做任何努力，統籌分配稅收入便自動增加，這也凸顯目前財劃法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確實有修法的必要。

地方財政無法自給自足

進一步觀察地方歲出，表1可知，2018到2022年分別為1.104兆元、1.133兆元、1.195兆元、1.27兆元、1.305兆元，顯示地方稅收減去地方歲出的短絀數額，分別是4,872億元、5,015億元、5,568億元、6,067億元、5,950億元，短絀數如前所述主要仰賴中央透過統籌分配稅款發給地方，惟目前財劃法所能分配給地方的統籌稅款每年僅約4千多億，歲出大於歲入的短絀，地方政府只能以規費、營業盈餘、罰款收入、公有財產收入等財政工具自行籌措。

以2022年為例，自表2可知，地方政府歲入按來源別，稅課收入占歲入比為52.69%，營業盈餘占3.69%，規費收入占2.94%，罰款收入占1.97%，公有財產收入占1.66%，其中中央對地方補助款占地方歲入比重高達34.16%。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央補助款，光憑地方稅課收入及其他財政工具，地方政府鐵定無法支付地方龐大的支出。

結語

筆者建議，政府應及早修訂財劃法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以改善中央與地方之間、直轄市與直轄市之間，以及直轄市與縣轄市之間的財政不公平，以確保中央與地方財政的永續性。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美國在貿易戰、科技戰、金融貨幣戰連連挫敗後，拜登政府仍然企圖透過傳統製造業回流及強拉國際高科技產業進駐，重建美國再工業化的生機，但迄今看來，美國「再工業化」的夢想大概很難實現。

想重新構建全球產業鏈

美國歐巴馬、川普、拜登三屆政府，都信誓旦旦要拋棄1990年代啟動的「委外生產製造」，回頭推動「美國再工業化」，期能重返1980年代前美國曾是「全世界第一製造業強權國家」的地位。

回顧1990年代中後期，美國境內的生產成本越來越高，適逢全球化運動深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工業化加速，誘促美國工業部門興起外流的趨勢。但如此一來，美國製造業長期外流，導致經濟結構傾斜失衡、產業空洞化，尤其世界金融海嘯爆發，敲響了美國經濟嚴重「脫實向虛」的警鐘。

在此背景下，2008年歐巴馬政府開始推動美國傳統製造業回流，川普政府加大了逆全球化的思潮，拜登政府則強調供應鏈安全新變數，並採取對內補貼、對外拉邦結盟等方式，試圖重構屬於美國的全球產業鏈新布局。這一波的「美國再工業化」支持所有美國製造業回流，2022年開始又明確大力支持半導體、電動車、清潔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回流。

此外，2018年川普發動貿易戰，開始對中國實施新關稅政策，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在亞洲國家進口總額的占比開始明顯下降。2019年美國向亞洲14個國家離岸交易夥伴進口的製成品，從2018年的8,160億美元減至7,570億美元，下降了7.2%，美國製造業開始大規模撤出亞洲國家。同時，美國從墨西哥的進口從3,200億成長到4,020億(增幅26%)，希望以墨西哥實現「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e Outsourcing)戰略，成為美國海外產業鏈遷移的新趨勢。

想盡辦法吸引製造業回流

拜登政府透過「政府補貼」、「直接投資」、「租稅減免」、「直接採購」等多種方式推動製造業回流。《通膨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係對在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內生產和銷售新能源汽車的企業提供租稅優惠，而在其他國家生產則不能享受此優惠；《晶片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對生產和製造晶片等產品的企業提供數百億美元的租稅減免，並設立半導體產業發展基金等政府基金，由政府直接投資於半導體等行業；《基礎建設投資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則規定，美國政府必須優先向美國本土建築商採購基建設施。此外，拜登政府還要提供勞工技能培訓，加強STEM教育，以提升製造業勞動力的素質。

在聚焦部分高科技產業的同時，美國對其他未必有優勢或重構成本太高的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原材料加工等領域，則透過搭建產業鏈聯盟和差異性關稅等措施，推動廣義的「美國產業鏈重構」：(1)2022年7月舉辦供應鏈部長級論壇，美國與澳洲、巴西、加拿大、歐盟、印度、日本、韓國等18個夥伴經濟體發表聲明，表示要確保美國產盟供應鏈穩健，讓企業、工人、家庭都能最終受益；2023年5月，美國等14個「印太經濟框架」(IPEF)成員國，包括印度、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等，完成首個國際供應鏈協定談判，旨在提高供應鏈的彈性、安全性和效率等；(2)對關鍵領域施予特別關稅政策：2023年3月美國和日本達成電動汽車領域加強關鍵礦產供應鏈的協議，包括對關鍵礦產不徵收出口關稅、審查外國實體的關鍵礦產部門投資等；(3)美國在和歐盟互相減免金屬及其他產品進口關稅，對俄羅斯的鋼鐵和鋁產品進口關稅則提升至200%。

戰略效應大於「再工業化」

美國戰略性引導的產業鏈重構，其衝擊效應大於美國自身的再工業化。除了改變外資投資美國外，也可能會影響到一部分美國供應鏈的出口需求、甚至導致部分產能過剩。

倘若美國擴大借助「供應鏈同盟」和「差別關稅政策」等政策，吸引外資向其他具有一定廉價勞動力和工業基礎的國家，譬如向東南亞轉移，則可能對其他國家外商對中國內需市場投資產生一定影響。從全球商品進出口數據可看出，中國在美國進口份額已有所回落，且引發中美貿易不同產品進出口之結構移轉與變遷。

不過，美國「再工業化」的成功機率並不大。1990年代中後期起，美國「整體去工業化」趨勢開始啟動。美國製造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從1950年代約28%回落至2020年代的10%左右，2023年僅6%。製造業就業人口占美國非農業人口比例，從1950年代的30%，降至今天不到9%。事實上，美國從1950年代領導全球工業發展的「全世界第一製造業強權國家」，到2020年代已成為製造業GDP占比不到22%的「經濟空洞化國家」。伴隨著製造業外流，美國政府為給選民提供就業機會的壓力增加，昔日諸多傳統工業地區早已成為「鐵銹帶」(Rust Belt)。

回顧美國當年「去工業化」的背景：勞動力緊缺與勞動成本高昂、工會團體力量過大、勞動生產力逐年遞降，加上全球化運動催化出的赴外投資便捷性，造成美國本土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迫使企業向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勤儉奮勉的勞動生產力相對更高的東亞、東南亞、拉美等地區移轉，更加上這些地區也普遍進行加速度的工業化進程，便客觀具備了承接美國轉移產業的條件。

時至2023年，美國「去工業化」的因素不僅一成不變，甚至有越發加劇的傾向。例如，這兩年台灣台積電、韓國三星電子、德法汽車電機業、日本電機電子業等，被拜登政府脅迫前往美國投資設廠，卻無一不哀號震天，也正紛紛覓求脫困之道。這證明美國當年去工業化的因素至今並未改變，那怎麼可能實現再工業化？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杭州第19屆亞運展現了數位科技的發展，凸顯在邁向「2060碳中和」目標下，綠色科技與綠色經濟將成為大陸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在全球宣布「2050淨零排放」下，兩岸應進一步合作共創商機。

10月8日，杭州第19屆亞運閉幕式，令人驚艷的燈光秀，充滿綠意盎然的生機與活力。也呼應了本屆亞運會主辦單位所強調的核心價值，聚焦綠能與環保，打造首屈一指的「碳中和亞運會」，充分展現了大國風範，以及大陸先進的綠色科技與綠色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

逐步朝碳中和目標努力

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被視為是大陸達成減碳目標頂層設計文件。《意見》明確提出了大陸達成「碳達峰」及「碳中和」的時間表，預計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大陸的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伴隨著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威脅到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並對大眾健康和環境造成嚴重影響。為應對這些挑戰，大陸積極推動綠色經濟的發展，以實現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雙贏。其中包括，通過修改和加強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提高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環境監管和責任，並對環境犯罪實行更嚴格的處罰。

另為達減排目標，積極促進綠色經濟發展，舉犖犖大者要項包括；（一）推動太陽能、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並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場之一。（二）支持技術創新，推動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以提高產業和能源部門的效率。（三）鼓勵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綠色貸款及投資，以支持綠色項目的發展。

綠電等新能源發展

據悉這次杭州亞運所有的場館與設施，全部使用綠色電力供電，電力來源除了杭州，乃至浙江各地的風力發電外，還有來自青海柴達木盆地、甘肅嘉峪關以及黃土高原的太陽能電力，以及新疆哈密等地的風力發電予以支援。值得一提的是，浙江電力公司還開發出一套利用區塊鏈技術的溯源系統，從生產、傳輸、交易到使用的每一個環節，都以區塊鏈技術輔之以智能合約，創造可追蹤使用每一度電，並建立新的綠電驗證模型。此一系統於杭州亞運順利運用並取得國際的認可，對於大陸的出口企業乃至整體產業供應鏈而言，意義非凡。

近幾年以太陽能、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正逐步成為支撐大陸出口的主要動能。今年第一季，「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2,64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67%。隨著全球綠色轉型持續推進，大陸有望從世界最大的化石能源進口國，轉型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技術裝備出口國。2022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2.7兆千瓦時，占全社會用電量的31.6%，保持全球領先地位。至於太陽能光電領域，大陸已居全球主導地位。另外，大陸在今年第2季已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

綠色金融發展有成

實踐綠色經濟轉型是達成碳中和目標的重要途徑，亦是眾多企業及國家的核心政策目標。而這種通過綠色投資、綠色營運等經濟活動來推動低碳成長，並提高資源及能源使用效能和增進社會福祉，期能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創新經濟模式，其所締造的綠色經濟規模正逐年成長。發展綠色經濟可產生綠色商機，如再生能源、節能技術、電動車和交通、綠色建築、循環經濟、生態旅遊、可持續旅遊、綠色食品和農業、以及綠色金融和投資等商品與服務。

大陸綠色經濟發展由來已久，自2001年的「十五」規畫提出重視生態、「十一五」提出循環經濟，將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比例，即「能耗強度」作為指標、「十二五」要求推動「綠色發展」。習近平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並將「綠色發展」列為「十三五」時期的五大理念之一。「十四五」明確了工業領域綠色低碳發展的一系列目標，工信部發布《十四五工業綠色發展規劃》，有利於碳減排的產業布局，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

自2022年發布重要的綠色金融框架《銀行業保險業綠色金融指引》以來，各部委及監管機構推出的綠色財政政策，包括綠色貸款、綠色債券和綠色金融產品，涵蓋ESG基金、綠色保險、綠色租賃、綠色信託和碳交易等面向。而涉及的產業則圍繞環保生產、潔淨生產、乾淨能源、生態環境、綠色基礎設施升級和綠色服務等六大綠色產業。國家發改委估計，未來30年內，綠色轉型投資最高需要487兆元；在此趨勢下，每年可能產生2.5兆元以上的綠色項目資金缺口，因此加快大陸金融體系內的綠色發展至關重要。瑞銀集團預期，2031年大陸綠色金融市場規模可能增至70兆元。

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場

大陸的碳排放交易體系於2021年2月啟動，目前市場上的現貨交易有兩種類型：碳配額和項目減排量。全國碳交易市場涵蓋8大高耗能行業，包括8千多家企業。在「2030碳達峰」和「2060碳中和」的背景下，國務院於2021年11月26日發布「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質量發展」意見。北京綠色交易所於2008年成立，2013年開始碳排放權市場，2017年加入大陸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2020年9月更名為「北京綠色交易所」，成為首家以綠色資產交易為特徵的地方金融基礎設施。

大陸碳交易市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隨著市場擴大，預估到2030年交易額有望達到1千億元。準此，兩岸應進一步合作，共創商機。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台積電日前宣布，不再考慮進駐桃園龍潭科學園區第三期開發案，與其說「尊重地方」，不如說情勢朝「根留台灣」的對立面發展。雖然台灣至少有五位縣市長表明力爭意願，但台積電迫於全球競爭壓力，不能等「民粹」協商的結果，土地徵收也遙遙無期，必須彈性回應市場的變化。

民進黨提前宣布引起反彈

龍潭第三期主要是規劃台積電一奈米相關製程為主，這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前瞻技術，也是台灣力拼三星和英特爾的秘密武器，若一切順利，預計在2026年量產，看似還有三年時間，但先進製程分秒必爭，加上這一年來的半導體產業景氣震盪太大，例如，一下子通路下游屯貨供過於求，一下子人工智慧應用暴起，台積電的資本支出收放必須更加小心。這一點從10月19日台積電法說會上得到印證。

2023年資本支出達到230億美元，外界分析師認為已達高點，2024年只會縮減支出，市場端需求減少也會加速景氣落底的速度，正好修正當初「提前宣布」一奈米建廠計畫，台積電也強調先進產能規劃，不會因龍潭園區三期設廠計畫改變而受到影響。所謂「提前」是指，桃園縣長張善政認為龍潭第三期準備本來就不夠，很多居民還不了解，當然引起反彈，而民進黨當局急著提前宣布，所以地方人士甚至有被「強暴」之感，意指政治操作過當；也更加證明，台積電和地方的關係是「趕鴨子上架」，讓張善政繼任後概括承受，民進黨必須向桃園市民道歉，更應向全台灣人民道歉。

外界粗估，台積電退出龍科三期會影響桃園在地約5,900個就業機會。台積電當初既敢承認考慮落腳，也應該有一定的把握，若地方和中央合力支持，未必不能成事。台積電對於「地緣政治」愈來愈熟練、也有一定的判斷能力，如果總統大選後，中央還是由綠營把持，這時反而是下車的最佳時機，對張善政來說其實是非戰之罪，也不必解釋太多。

必須小心應付美國

美國對付台灣、韓國和日本的策略不同，台積電必須小心翼翼，主動出擊。以一奈米的對手韓國為例，相對於桃園龍潭，首爾南部40公里的龍仁市將迎來300兆韓元（約7兆台幣）的投資，三星半導體今年3月宣布，將在龍仁市構建世界最大規模的系統半導體聚落，10月更與南韓政府宣布，決定將半導體聚落工程從7年縮短至5年，以加快完工速度爭取領先。

三星計畫2027年可以量產，顯然台積電的2026年目標只要一延遲，就會被三星追上。台積電作為「華人之光」，在高階製程（7奈米以上）幾占有60%，而韓國三星市占只有12％，整整輸台積電5倍之多，韓國媒體批判「韓國企業開始停滯」，也讓韓國政府釋出更多政策獎勵半導體業，反觀台積電更不能落入政治惡鬥中，退出龍潭第三期只是剛剛好，宣示了進度都在掌控中。

其他縣市已極力爭取

根據竹科管理局資料，龍潭園區前兩期的出租率達99%，早已「無可供土地」，而民進黨政府宣布龍科三期擴建計畫，也未對興辦計畫需多少土地、面積、哪些廠商進駐給予明確答案。台積電退出的直接導火線是，目前龍科三期八成以上的土地還是私人的，並沒有跟居民談妥，也不知何時才能談妥，民進黨反而質疑縣長張善政不夠努力。

相對於台南和台中而言，這是「進補政績」的大好機會，台南市長黃偉哲立馬表態，作為台灣大南方經濟圈重要發展引擎之一，南科產業聚落相當完整，自上游IC設計領域、中游晶圓代工、設備及材料到下游封裝測試，南科三期基地已在陸續動工中，未來將成為全球最先進的半導體產業聚落。

台中市長盧秀燕則表示，台水、台電都已保證台積電所需水電不會排擠原有的民生供應，台積電向中科管理局提出的中科二期園區擴建規畫共兩期，包括四座晶圓廠，投資額8千億至1兆元。不過，台南、台中背後還有一真正的對手高雄，主要是因為台積電已把高雄變更為2奈米生產基地，未來走向1奈米更順其自然。

全球兵力開始重新集結

台積電全球兵力從分散到開始重新集結，是退出龍科三期的另一個原因。台積電和三星都面臨「被邀請」到美國設廠的壓力，而美國巨頭英特爾受惠最大，除了宣布晶圓代工部門獨立、前進波蘭設封測廠、在德國設代工廠，而且揚言要在2奈米就超車台積電，率先在2024年導入18A（相當於1.8奈米製程）製程，也成為台積電眼前的重要對手。

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廠將於2025年量產，日本廠於2024年底前量產、德國廠預計2024年下半年動土，並於2027年底開始生產，也因各國政府都希望台積電前往設廠，主要以28奈米等特殊製程為主。台積電總裁魏哲家表示，為避免未來供過於求，所以調整高雄廠，捨28奈米，直接改攻2奈米先進製程。

美國的要求讓台積電全球「開枝散葉」、疲於奔命，所幸高雄提早在去年底交地，讓台積電可以全心整地，這也是台積電退出桃園龍科的「底氣」。而且，高雄與台南很近，先進設備和人員可以彈性互補，也是高雄廠1奈米進度優於台中的關鍵。這完全是經濟考量，和台灣當前政治皆民粹操作無關，更說明企業「無祖國」的辛酸。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