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國這樣的朋友要非常小心，它隨時準備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別人，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倆人一生，就不知道被美國出賣了多少回，卻仍然不能擺脫美國的操縱。蔣介石為了自保，從1964年開始秘密研發核武，但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的干擾，到了1970-80年代之間，美國一邊壓制台灣核武研發，另一方面要強化與北京的關係，美國白宮甚至研擬如何協助北京提升核子試爆的技術。

蔣經國日記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後，更深入地公開了美國對台灣研發核武的蠻橫阻力。蔣介石1975年死後，當時只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就已開始承受美國的政治壓力，前後十多年，蔣經國無日不在美國的打壓下，但美國在打壓台灣的同時，卻願意與中共開展合作，提高中共的核子試爆技術。

美國協助中共核武研發

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文件，1979年1月美中關係正常化一個月後，2月1日白宮國安會呈送給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與卡特總統的文件顯示，美國干預台灣研發核武的同一時間，白宮正在秘密研究如何協助中共研發核武，希望中共放棄在大氣中進行核試爆，改用地下試爆。國安會提出美國曾經協助英國、法國的核武研發，也可以協助提升中共核子武器的研發技術，但援助中共會牽涉到敏感的美蘇核武限武談判，處理起來比較棘手，就算美方想要保密，中共也可能曝光，增加對蘇聯的壓力，美中合作核子試爆有可能影響到北京與莫斯科當時的緊張關係，也會讓限武談判受到干擾，卡特總統決定暫緩一段時間。

美國對中共非常慷慨地準備提供核試爆技術，但對台灣核武研發卻極盡苛刻之能事。蔣經國晚年的日記（1977-1979），可以看到許多有關不滿美國施壓台灣核武研發的記錄。

1977年1月，福特總統任期剩下三天，仍然持續監控台灣的核武研發問題，派人到台灣，調查國防部中科院的核武研發，蔣經國面對美國的蠻橫無理，當著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的面大發脾氣。根據蔣經國日記，1977年1月17日，蔣經國寫下：美國核能調查組來台，可惡。

蔣經國1977年1月26日的日記寫，由李文率領來華的美國核能考察組，其態度之蠻橫，令人憤怒，惟大丈夫能屈能伸，忍耐為上。美國的調查小組結束任務返美後，安克志3月28日拜會蔣經國，以口頭與書面向蔣經國表達，美國反對核武擴散的立場，同時留下國務院要求他遞交給蔣經國的文件，白紙黑字清楚表達，美國反對台灣發展核武的立場。

安克志傳達美國立場後，蔣經國在3月30日的日記無奈地寫著，美國對我核能研究之發展，以強硬之態度無理取鬧，加以阻礙，至為憤怒，但是為大局計，不得不吞下這口氣。4月1日蔣經國在日記記載，對於參加核能研究者所花的一番心血和辛勞，表示敬佩，而今又不得不中止而廢，於心愧疚無已。國力處於弱勢，面對強暴，乃是最為難受之事，不知多少苦處在心頭。

蔣經國決定暫時中止核武研發後，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1977年4月12日，外交部次長錢復將外交節略交給美國大使館副館長彭博(Paul M. Popple)，這就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美方的立場，雙方對於研發核武爭議暫告一段落。蔣經國也在同一天的日記寫下：美國在核能發展方面，對我大下壓力，可惡，但是又不能因小而失大，大丈夫一定要能屈能伸也。

蔣經國對美國忍無可忍

1978年，華府與北京緊鑼密鼓談判關係正常化，雙方進展順利，安克志在1978年9月9日去找蔣經國，再次提到不准台灣研發核武。多日後，蔣經國才在9月19日寫下當天會面的情況，美國大使於9日求見，提到亞航之撤退與限制我核能之研究發展，此二事本已無理橫蠻，而該大使又是拖泥帶水，說個不停，我氣憤之情，無法壓制，不耐之意，形之於外，責美方自欺欺人，匆匆結束談話，雙方不歡而散，此種情形之出現，乃是將近30年來和美方談判以來的第一次。

就在安克志與蔣經國為了研發核武又起爭執的同時，卡特也在19日與中共派駐美國聯絡處的外交官柴澤民，共同討論台灣核武與對台軍售問題。卡特告訴柴澤民，他非常不願意見到台灣找到其他的武器來源，或者研發危險的武器，威脅到中國大陸。台灣已經有科學能力發展原子武器，我們認為與台灣保持某些關係，對於防止這種危險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卡特的談話，間接透露美國反對台灣研發核武，與維繫大陸的安全也有關聯，從美國解密檔案也可以看到，美國限制台灣研發核武的同時間，卻想要偷偷地提升中共研發核武的技術，顯示安克志正告蔣經國美國反對核武擴散的立場，其實只限於台灣，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適用，北京就可以研發核武，但是台北不可以。

也不可向法國買民航機

飽受美國政治高壓的蔣經國，在1978年10月24日的日記記載，決定接受美國派專家會同研究核能和平用途，以及放棄向法國購買民航機之議，此乃對美之讓步，如此另有所求也。

蔣經國提到放棄採購法國民航機，是因為美國施壓台灣，以航權要脅，只准台灣採購美國的民航機，不可買法國民航機。當時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談判幾乎到了最後階段，華府已決定放棄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但仍然對台灣予取予求。1977年4月，美國逼迫台灣停止研發核武後，隔年決定切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同時不允許台灣納入美國核子保護傘，台灣為了自我防衛，仍然在1980年代秘密恢復核武研發，但採取研發核武，不生產核武的立場。儘管如此，美國仍收買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為美國從事核武間諜任務，在1988年破壞了台灣的核武研發工作。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台灣歷史上的抗日反帝運動和中國大陸革命有著密切的聯繫，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女性領導人宋慶齡，曾在兩岸革命者共同鬥爭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920年代後半期，宋慶齡參與的反帝大同盟曾在台灣社會運動逐漸「左轉」的過程中，成為大陸的台灣抗日運動者組織反帝統一戰線的上級組織，甚至成為運動者希望推廣到台灣島內的一種組織形式。雖然台灣抗日運動者終究因殖民當局的鎮壓，而沒能完成反帝統一戰線，卻成為兩岸革命者攜手鬥爭的歷史先聲。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灣民眾為反抗外來統治，持續了長達20年的武裝抗日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1915年爆發的「噍吧哖起義」，雖然它極大消耗了台灣民眾洶湧的武裝鬥爭能量，卻也將台灣抗日運動引向一個新的階段─以各類現代社會運動為內容的「非武裝抗日時期」，這個階段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才結束。

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始終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要的抗日資源。武裝抗日時期，孫中山的追隨者、同盟會會員羅福星曾在台灣帶領抗日行動，可惜被捕犧牲。非武裝抗日時期，堅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路線的蔣渭水，成為台灣最傑出的孫中山追隨者。他於1927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堅持國民黨的「一大」路線，甚至將國民黨黨旗轉化為民眾黨的象徵。無疑的，孫中山是彼時台灣抗日運動者深情仰望的旗幟。

作為孫中山的繼承者，宋慶齡在1927年參與發起的反帝大同盟，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一條新路。在此之前，北京曾於1924年9月出現「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北京反帝大聯盟是由早期馬克思主義組織「今日派」所發起，成員包括胡鄂公等，他們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黨員。這個團體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運動爆發前已舉起反帝旗幟，並有謝廉清所代表的台籍抗日者參與。謝廉清是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之一。依據北京革命歷史資料，他曾從事人力車夫的組織工作。

北京反帝大聯盟的存在時間非常短暫，卻有長遠的歷史意義：「反帝」不但可以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和大陸革命者聯合起來、共同奮鬥的目標，兩岸革命者甚至可以基於「反帝」的目標而加入同一個組織。在此意義上，儘管北京反帝大聯盟和謝廉清都沒能繼續為共同的「反帝」目標而鬥爭，卻揭示了台灣抗日運動日後朝著反帝運動轉變的方向。

宋慶齡參與並當選名譽主席的反帝大同盟，成立於1927年2月的布魯塞爾。在國民黨背叛革命，脫離反帝陣營的狀況下，宋慶齡仍努力使中國不至於脫離國際反帝運動。如果翻閱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者的言論基地─著名的《台灣民報》，宋慶齡第一次以獨立的新聞當事人獲得報導，就是她參與反帝大同盟的消息。

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找到一條與大陸的革命者一同參與解放運動的道路。大革命失敗前，台灣抗日運動者匯集在廣州、武漢，以及上海等革命中心，公開參與中國革命。大革命失敗之後，城市革命不得不轉變為地下活動，反帝大同盟這類統一戰線組織就特別有利於重新聚集星散的革命者。到1930年初，至少有遠東反帝大同盟（東反）、中國反帝大同盟，以及青年反帝大同盟（青反）在中國形成。1929年6月成立的青年反帝大同盟，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新融入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反帝統一戰線組織。台共黨員翁澤生領導的上海台灣（革命）青年團，就是促成青反與東反成立的核心團體。這也促使反帝大同盟的運動向台灣島內延伸。此即1930年前後，台灣文化協會試圖轉變為反帝同盟的嘗試。

雖然台灣抗日運動從1931年因日本當局強力鎮壓，而不可能在反帝旗幟下重整自己的運動，領導反帝大同盟的宋慶齡仍然堅持鬥爭。她回憶：「反帝大同盟是一個成員很廣泛的組織，它當時在竭盡全力進行鬥爭，來制止侵略者在三十年代中顯然已準備著的向世界人民的空前大進攻。日本進犯中國是向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人民進攻的開始。反帝大同盟正確地認識到它的嚴重性，因此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此即1933年9月，距今恰好90周年，宋慶齡在上海領導召開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的遠東會議。在嚴峻的白色恐怖形勢下，宋慶齡和各國與會者極其秘密地完成議程。

「由於我們正處於嚴密監視之下，我們就必須嚴守秘密。連我自己都不曉得舉行會議的地點在那裡，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時候，我被帶到上海工廠區的一幢陰暗淒涼的房子里。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地單獨前往。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裡偷偷地到那裡去的。當我到達時，每一個人，連外賓在內，都坐在地板上，因為房間裡唯一的傢具是供秘書用的一張小桌子。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討論和平的情況。」

宋慶齡通過自己的反帝實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通過反帝運動參與中國革命，創造出重要的歷史條件。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能夠與中國大陸的革命者建立聯繫，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更廣泛的資源和支持。作為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宋慶齡的貢獻，將永遠被海峽兩岸人民銘記。

 (作者係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簡稱互助會，於1987年底成立，成立時會員有近1,200人，其中超過1,000人是1950年代台灣地區白色恐怖撲殺和監禁的殘存者，他們在兩岸斷裂的初期，經歷殘酷的審訊，經歷在牢房中與即將赴刑場的同志握手告別，經歷在牢房中高唱《安息歌》，向即將赴死的烈士們誓言：「您流著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向前走」。

他們在出獄後仍相互聯繫，在生活上互相扶持、關照，在理想信念上互相激勵。到1987年台灣地區解除戒嚴令，才將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各個互助圈串聯起來，正式組織起來。全省有五個分會。由於他們早就將監獄當成學校，所以互稱「同學」，我們後輩就稱他們為「老同學」。

互助會成立後，立即有組織、有系統地支持夏潮聯合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等。時光的流逝，在自然規律下，我們這群傳承自日據時期的愛國主義傳統、經歷國家內戰與國際冷戰結構，殘存下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台灣的親歷者、見證者，至今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老同學僅剩50餘人。現在會員結構主要來自願意傳承父母輩信念的二、三代，以及受老同學身教言教感召，追隨老同學腳步前進者。目前會員約600人左右。

現階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每年春季舉行六張犁棄葬區春祭掃墓。1992年秋老同學在六張犁棄葬區發現了203個墓碑，是1950年代烈士的遺體被棄葬於此，我們主動維護這片墓區，盡全力保持現場完整，不受自然力及人為破壞，待兩岸統一後將盛大地還給烈士們應得的歷史榮光。（二）每年秋天舉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慰靈追思大會。從1992年開始，互助會每年都在台北新店溪畔烈士被槍決的馬場町刑場遺址，舉辦追思慰靈大會，由倖存者及後代藉著追思，再次向烈士們表明，我們仍然在這條道路上前進。（三）整理宣傳烈士及老同學的歷史故事。除繼續製作口述歷史訪談及紀錄片等，也將進一步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向台灣社會介紹烈士及老同學的堅定信念與立場。（四）團結及激勵會員與朋友支持反獨促統活動。互助會是2023年2月成立的「反台獨反介入聯合行動」的發起團體之一，該行動已連續發動了8次大規模反獨促統活動，我們均與其他發起團體共同規劃、積極參與。

我們將本著互助會的宗旨，繼承前輩追求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與兩岸有志之士携手努力，為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告慰英靈而繼續奮鬥！

(作者係互助會秘書長)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2012年全台屋齡超過30年的老屋有292萬戶，2022年成長至460萬戶，10年來增加168萬戶，預估10年後將達到600萬戶。其中又以台北市最老，平均屋齡37年，可見一般人住老屋的情況很普遍。俗話說，金窩銀窩比不上自己的狗窩，然而隨著歲月過去，原本應該安居的家，竟埋藏危機，變成大家口中的「危老建築」。

30年以上老屋隱藏危機

老宅最令人擔心的是管線老舊，稍一不慎恐導致火災。30年前建造的房子，多數人家只有大同電視、電鍋、電風扇和冰箱，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各式各樣的小家電、網路，加上人手一支手機，老宅的電力負載量根本跟不上現代家庭需求。即便室內重新裝潢，拉新電線，也僅限於自家更新，鄰居用的還是30年前的老線路，一樣有風險。

其次，老房子的耐震度普遍不足。早期房屋可能因為建築法規對建築物的耐震度要求低、施工不夠嚴謹，以致建物安全品質不一。直到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才促使《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兩部法規修改，訂出嚴格標準，然因其通過的時間分別為2003和2006年，在此之前完工的房子，不論是結構強度或耐震係數，都相對較弱。

最大的困擾是，屋齡超過30年以上的老公寓大多數沒有電梯，對於高齡住戶而言，上下樓梯不便，可能降低外出的意願，久而久之缺乏社會互動，加速退化。

提到都更大家就先嘆氣

根據國發會的人口推估報告，台灣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比將大於20%，也就是每五人就有一人是65歲以上的老人。由此可見，人老、屋也老的「雙老」問題會愈來愈嚴重。當人老了，房子舊了，重建老屋是一道解方，然而，大多數人提到這個話題總是先嘆一口氣，可見老屋更新多麼不容易！

台灣都更方式大約分成三種：由住戶自辦都更、與建商合建、由公部門執行公辦都更。以上三種方式費用不同，住戶最後分得的坪數比例也不一樣。

「自辦都更」，原住戶可以拿到的實際坪數較高，然而住戶要自行規畫設計圖、興建，與辦理各式政府規費等，手續繁雜。目前多採取委託建商興建，亦即以「委建」方式進行，由住戶交給建商委建管理費，受委託的建商負責設計圖、興建與處理各式政府規費等事情。

「與建商合建」對住戶而言較為省事，只需提供土地，與建商談妥可分到的坪數，其他建築有關的事項由建商包辦，完工後，建商分得部分改建後的房屋，一般不會將分得戶數的販售利益分配給原住戶。

至於「公辦都更」，要看政府機關所占都更區域多少，地主戶才能知道分到的實際坪數有多少。

危老條例突破都更的僵局

今年是《都市更新條例》（1988年公布）實施的第25周年。實施初期除了完善相關法令外，921大地震發生後，也加速了都市更新政策的推動。2012年爆發「文林苑事件」，凸顯出該條例不夠周全外，連帶影響都更推動停滯。內政部於2017年訂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藉此突破都更牛步的僵局。

「危老重建」的適用對象主要是建築本身經專業評估有安全上的疑慮，或是屋齡超過30年、沒電梯的老屋，沒有面積限制，但必須取得100%屋主的同意，以2020年5月上旬為分水嶺，此前送件者，可享10%的時程容積獎勵，2020年5月以後送件者，時程獎勵逐年以8%、6%、4%、2%、1%的方式遞減，至2025年5月歸零。對於有意參加都更的屋主，可能會面臨愈晚進場，愈不利的狀況。

在2017年以前，都更危老申請案例平均一年40幾件，自2017年危老條例實施後明顯增加。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2019年危老核定件數首次在單一年度突破100件，2020年件數高達800多件，在這波老屋改建更新案中包括全台第一家五星級飯店、有56年歷史的國賓飯店，於2020年提出申請，並於2021年正式啟動危老改建計畫；位於台北東區的神旺大飯店也於2022年底停業進行改建，預計打造成東區的新地標。

要努力克服住戶各種考量

雖然自2017至2022年全台累計的都更及危老件數突破3,500件，比2016年之前成長了10幾倍，然而比起老屋10年增加168萬戶的數量，都更成效還是太低了。原因在於每一個住戶都有其個人的考量和擔憂。例如，老住戶對房子有感情，不想改建；擔心漫長的都更期間突發各種不確定性；擔心老屋變成電梯大樓後管理費增加，無力負擔；擔心改建過程要貼錢，萬一存款不夠支付，要揹貸款，又或許為了還貸款賣掉新房子，最後變成沒有住到新房子，只有拿到扣掉貸款剩下的錢。

此外又因為都更涉及的利益相當龐大，導致產權人之間意見喬不攏；以及對重建條件期待過高，例如一樓堅持分店面，五樓希望頂加算坪數；也有和建商彼此信任不足、老屋主很難放心交出同意書。基於種種主客觀考量，想要改建成功真的不容易，就有建商老闆以其數十年經驗，下了一個結論嘆，「100個人、100顆腦袋」。

要整合出一群人的意見已經夠難了，近來原物料驚驚漲，營建成本面臨工料雙漲，去年11月樹林的某一建案，因建商資金不足，宣告公司解散，建案也跟著停擺。今年7月位在北投溫泉路，原訂2024年完工的某預售案，建商公告因為營建成本高漲及營運困難，無法繼續興建，將安排退戶，讓住戶傻眼。一時之間是否引發爛尾樓風暴，引起市場關注。

應審視檢討法規加速都更

雖然都更實務推動上有許多窒礙難行之處，還是要努力克服。

首先就制度面而言，政府應積極審視檢討法規，在合理範圍內讓各項獎勵更有彈性執行，尤其近年因為危老案增多，中小型建商變多，預售屋風險增加，政府應在制度面上再強化。以台北市為例，今年3月推出都更五箭，透過「降門檻、法放寬、速通關、排障礙、加碼辦」等五項行動措施，加速都市更新腳步。台北市府已於今年公告實施「公辦都更7599專案計畫」，受理意願門檻自90%降至75%，並引進民間專業技術團隊，以「早進場、幫試算、助選屋」三大創新服務，協助民眾參與公辦都更。已有10案通過第一階段審查。

目前全球有共識要於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政府雖朝節能減碳的淨零建築邁進，但是可再推出更有吸引力的獎補助方案，鼓勵更多老屋都更及危老重建，取得綠建築標章。

其次，加強老屋重建爭議協調機制，透過更具公信力的方式解決歧見。

再來，老屋重建是很重要的產業，需要很多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投入，政府應有更長遠眼光積極培育人才。屋主也不妨換位思考，不要總是認定建商有暴利，多了解都更流程並參與討論，畢竟改建後的房屋不僅安全還會增值，像國賓飯店改建案「國賓皇琚」，已傳出一坪216萬成交價，創下中山區市中心高總價住宅天花板。

蔡英文社宅支票跳票

蔡英文為選舉，曾在社宅政策上喊出「8年20萬戶」的目標，根據審計部的決算報告，截至今年3月「政府直接興建社宅」累計達成7萬多戶，表面上看起來達成率有60%，但在細項中可見既有、完工，入住戶數僅有2萬多戶。其餘都是興建中、待開工或規畫中。蔡英文政見勢必跳票，賴清德卻喊話，蔡英文卸任前「一定兌現20萬戶社宅」，更加碼開出「百萬社宅」的支票。

民進黨為選舉亂開支票，目前已興建的社宅數量遠低於經濟弱勢族群的需求，遑論青年族群。「台灣居大不易」，特別是青年世代，面對買不起的居住困境，不敢婚育或延遲婚育，進而加劇少子化的問題。長遠來看，透過都更將老屋汰舊換新，不僅可提升居住品質及房產價值，也是讓都市展現不同城市風貌，帶動周圍產業，邁向「都市再生」的必經之路。政府應加把勁了！

歐洲第一經濟強權的德國近來陷入停滯不前的困局；IMF和OECD都已做出預測：德國將是2023年全世界經濟萎縮的主要經濟體；德國因此再被貼上久違25年的「歐洲病夫」標籤。

從歐洲病夫到經濟巨星

由於1990年代經濟成長乏力、製造業萎縮和失業率飆高，德國2002和2003連續兩年GDP成長崩跌，遭到主要國際機構貼上了「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標籤。這個標籤是19世紀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所創造的，用來描述彼時奧斯曼帝國衰落的羞恥符號，但現在國際間用它來評價衰落中的經濟體。

為了重振經濟，德國聯邦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於1998至2005年制定了《議程2010》計畫，發起一系列改革，促進就業大幅成長，再加上中國等經濟體的外需加持，以及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和東歐勞動力，強化了德國經濟的核心支柱產業：具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復興，讓德國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巨星」和製造業強國，而「德國模式」也備受全球讚譽。

制裁俄羅斯肇致能源危機

俄烏衝突爆發和美國聯準會(Fed)加息，一系列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結構重塑，再加上人才嚴重萎縮和投資不足等問題，使得德國經濟繁榮的模式正走向終結。德國經濟研究所最新預估，今年第一及第二季GDP連續陷入負成長，全年實際GDP將下降0.5%，平均失業人數高達258萬人，失業率高達5.5%，今年8月CPI年率挺升至6.1%，高通膨+經濟放緩已使得德國成為歐洲的第一個滯脹國家。

俄烏衝突前，德國原本計畫使用俄羅斯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發電，但制裁俄羅斯使其計畫不可行；同時也推高了能源成本。儘管歐洲能源價格已從2022年峰值回落，但德國仍面臨比美國和亞洲更高的成本；能源成本對德國化工等主軸產業構成挑戰，甚至已出現「去工業化」的浪潮。

德國為增加能源供給的自給程度，只能依靠「投資遠遠不足」的新能源，蕭茲政府為此投資了數十億歐元，預計到2027年才能降低工業能源的價格；因此，德國工商會已表示，近三分之一的製造業廠商正尋求赴境外投資。

據俄羅斯報紙網9月12日的報導，儘管歐盟實施禁運，但仍有俄羅斯石油經印度進入德國；德國曲線進口俄羅斯石油產品是前一年同期的12倍以上，達到4.51億歐元。印度主要石油生產商和煉油廠成為主要的受益者，擁有印度大型煉油廠股份的俄羅斯投資人也從中受益。西方對俄羅斯石油設置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決議失效；歐洲付出的烏拉爾石油早已超過每桶70美元。

德國製造業榮光不再

過去數十年來，德國汽車製造廠商在全世界市場上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隨著全球汽車產業邁向電動化，德國汽車製造廠商便逐漸衰微落後。兩年一屆的慕尼黑國際車展曾是德國汽車秀肌肉的舞台，但2023年中國電動車崛起，在電池、自動駕駛汽車軟體和其他功能等領域的數量與品質上，都首次超過了德國和美國。除汽車業落於人後之外，德國的化工行業也在艱難求生。

德國「經濟研究所」(IW)對「在德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2014-2018年間，湧入德國的投資在增加，流出和流入差從870億減為250億美元；但2019年開始趨勢逆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出德國，流出和流入差在2022年達到頂峰，淨外流投資額為1,320億美元，尤其2022年在46個OECD國家中，德國淨流出的金額最高。2022年將近70%資金從德國外流至其他歐洲國家，14%流向亞洲，14%流向美洲大陸。德國大部分投資來自美國，其次為盧森堡、中國和英國，而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投資已從2022年的790億降至130億歐元。IW研究結論，德國已喪失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

吸納人才方能挽救經濟

德國人口高齡化、少子化問題也不容忽視。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第二季的德國職位空缺率為4.1%，比歐元區平均水準足足高出1%，這意味德國勞動力根本無法滿足經濟發展所需。最近數據顯示，與前一年比，2022年德國新生兒減少了7%，倘若沒有移民或更多婦女和老年人加入勞動力，到2023年現有的4,500萬勞動人口將減少700萬或16%。

根據「歐洲情報中心」(Euro intelligence)最近研究分析總結，輝煌的「德國模式」主要取決於三個要素：成本競爭力、工業技術領先地位和地緣政治穩定的總合，而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的能源價格危機、新的地緣政治分歧和技術衝擊，都直接促使「德國模式」的魔力加速消失，對德國的挑戰越來越嚴峻。

2023年8月下旬，基於「德國必須多樣性，要讓法律適應現實」，蕭茲決心將修訂嚴格國籍管理的《國籍法》。目前內閣通過的修正案已大幅降低獲得德國籍的門檻，所需停留期間從8年縮短為5年，精通德語、生活自立的人最短3年即可獲得；德國也將「允許多重國籍」，這會讓德國能吸納大量的國際人才。

德國正在重整旗鼓

9月初，蕭茲政府提出的《成長機會法》因兩黨意見分歧而失敗。經濟學家認為，《成長機會法》的支持力度不足以推動經濟，減稅70億歐元無法從結構上重建德國經濟，唯有德國改變自己的財政規則，即開放金融海嘯危機期間暫停的憲法債務限制，才有可能扭轉德國投資停滯的僵局。

再者，2024年《歐盟財政規則》將重新生效，對於過去一直扮演「舊大陸財政警察角色」的德國，可能會是另外一個障礙。與此同時，蕭茲政府又開始發表緊縮言論，德國的極右翼勢力又正在崛起；這些都顯示，德國想擺脫「歐洲病夫2.0」並非易事。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近年來從休閒娛樂，變成俄烏戰爭的武器。而許多國家更已開始利用無人機，協助稅捐機關進行查稅，成效如何及其可能引發的法律問題，值得探究。

運用無人機(UAV)查稅

無人機是近幾年世界各國使用的新科技，配備攝像頭和感測器的無人機近年來開始被各國稅務機關用來追查納稅人逃稅，捕捉納稅人的真實財產資訊。目前無人機用於查稅的項目包括：

(1)房產評估：無人機可以空拍精準產生房產高解析度的圖像和視頻，對於大型房地產、商業地產和人力不易到達的高山或偏遠鄉鎮尤其重要。

(2)農業檢查：對於大面積耕種農作物，無人機可以動態或定點空拍精準計算大面積農作物收成數量、土地使用情況，根據真實的產出估算應繳稅額。防止納稅人匿報收入。

(3)商業活動：無人機可以空拍露天礦砂石庫存、或是林業等經濟作物，確認企業申報的資產負債表，或損益表是否如實。無人機可以日夜對地下經濟活動進行空拍，例如利用定位導航飛越查稅的領空，以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確認樓層高度。此外，具備HDR功能的無人機，測量建物會製作建物正射的照片，和房屋上一期拍攝留存的外觀進行識別，確認房屋是否做變更（例如加蓋違建），並和地政機關實價登錄資訊進行比對，產出完全的稅務地圖。

國外無人機查稅案例

目前國外使用無人機進行查稅的案例包括：

一、希臘。希臘曾經使用無人機記錄聖托里尼島(Santorini)的逃稅行為，無人機行動持續了一天，收集到證據，證實9艘旅遊船的運營商未向客戶開立發票。歷次搜集到的證據顯示，有145起逃稅案件，造成希臘政府25,000歐元的稅收損失，無人機的使用，使得稅務人員能獲得納稅人更精確的逃稅資訊。 

二、法國。2021年在全球Covid-19流行期間，發現有許多法國人開始在家中設置游泳池。根據法國泳池組織（Federation des professionnels de la piscine, FPP）的調查，2021年光是個人住宅當中新設置的游泳池，就高達24.4萬座。泳池興建業者的營收較前一年增加32%。業者獲利增加會增加政府稅收，而增建游泳池的房屋也會因資產價值增加，導致固定資產稅的提高。雖然Covid-19以前就有增建游泳池的案例，未據實向稅務機關申報增建，但疫情期間，人們避免直接接觸，稅捐機關更難以到現場確認房屋現狀。法國財政總局(DGFIP)便開發一款名為Foncier Innovant的無人機查核系統，該系統會先分析空拍圖、判斷個人住宅是否有游泳池，再比對稅捐資料，找出未申報的游泳池。在2021年試行期間，法國透過無人機找出2萬座「隱藏游泳池」，獲得將近1千萬歐元的稅收。

三、日本。日本與法國相似，近幾年均導入無人機查稅技術調查納稅人的固定資產，日本藉此縮減人力作業時間高達9成，日本的固定資產稅，接近台灣的房屋稅、地價稅等不動產相關稅收。日本埼玉縣在2019年導入無人機協助稅務機關對於固定資產進行查稅。透過AI比對空拍圖，原本需要586小時的人力工時、透過AI僅需63小時即可完成，日本的國稅廳正在讓 AI 深度學習記憶過去曾經有過逃漏稅紀錄的納稅人資料。進一步提高稅捐機關打擊逃漏稅的精確度。

台稅捐機關也利用AI查稅

為精準掌握地下經濟的稅源，台灣財政部近年開始強化稽徵技術，提升查稅精準度，打算針對營業稅、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等占稅收比重最高的三大稅目，導入AI進行查核。進一步強化與戶政機關合作，交叉勾稽親等資料以揪出異常交易。以往查稅是透過經驗豐富的稅務人員，抽樣選案，找出異常申報交易。導入AI系統不僅可以比對稅務機關人力查核資料的正確性，AI甚至可以透過「深度學習」，自我修正與優化，提出更好的查核解決方案，使查稅選案更精準，同時可掌握流失稅源，減輕稅務人員的負擔。

舉例來說，有些網拍業者為躲避稅捐機關的金流勾稽，可能會請親戚設置帳戶來分散營收，以逃避辦理稅籍登記、開發票。過去若不是同一申報戶，稽徵機關在查核金流上有一定難度，要花費許多時間，但AI透過親等資料的匡列，可以容易地揪出同一個交易圈中的異常狀況。此外，AI影像辨識能判讀手寫字的內容是否出自同一人。AI還能學習稅務法令，增進對專業的判斷，例如一張憑證在不同的申報狀況，會有不同的扣抵，透過AI可以節省會計師許多繁瑣的工作。

無人機查稅引發法律問題

無人機的使用可以減輕或替代傳統稅務檢查人員的勞力，但國外目前有大量的線上課程，討論和教導人們攻擊或消滅無人機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對無人機進行駭客攻擊，使其喪失動力或完全控制無人機，破壞無人機與其所有者之間的通信，用可以撒網的特殊設備捕捉無人機，或派出經過訓練、能夠在幾分鐘內摧毀無人機的老鷹等等。這是稅捐機關在使用無人機查稅時必須留意的問題。

最後，使用無人機進行稅務檢查，也引發了人們對隱私權和合法性的擔憂。尤其，台灣刑法第319-1條規定，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稅務機關必須確保在使用無人機時，遵守資料收集和隱私權的法律法規，以免觸法。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華，再度拒絕中方提出減少先進技術出口管制的要求。但過去四年來被美方「掐住脖子」的中國通訊巨頭「華為」，8月29日發表最新具有「5G」功能的智慧型手機Mate60 Pro。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最新手機內含華為所研發的「圖形處理器」(GPU)、海思設計的麒麟9000s應用處理器，以及支援衛星通話能力，加上實測無線通訊下載速度高達每秒475M bits，顯示這款手機具有貨真價實的「5G」網路性能。

由於GPU特殊架構與支援軟體極為複雜，目前全球除了高通(Qualcomm Inc.)與蘋果(Apple Inc.)之外，其他手機晶片開發廠商皆是透過第三方供應商進行GPU設計，這使得華為發表新機後，部分專家以目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水準，對華為新機是否具有5G技術存在許多疑問。然而，其背後卻意味著，中國面對美國嚴密的管制，雖在精度效率及成本表現上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但華為透過意志、毅力及龐大內需市場的支持，終於有所突破並修成正果。

新機顯示中國技術自主

自2019年起，美國以洪荒之力道針對華為實施全面管制，在晶片、系統、元件及硬體設備上，遭到斷供的背景下，華為自主研發設計新機型橫空出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美國的「小院高牆」戰略。如果最終顯示，這個利用於Mate60 Pro的GPU性能功耗達到半導體業界水準，尤其新機供應廠商超過9成來自大陸境內，即可說明是中國半導體技術「去美國化」，實現了自主的重要關鍵一步。因此，華為Mate60 Pro新機開始販賣之後，馬上受到中國市場的追捧，不僅一線城市呈現搶購熱潮，甚至成為各大社交平台的論述焦點。

儘管華為新機在技術上有所突破，更對突破美國管制具有特別意義；然而若就既有資訊來看，中國半導體若要真正擺脫美國管制，仍得面對許多挑戰。例如：中芯公司利用生產14奈米的晶片設備DUV（深紫外線光刻機）成功製造出7奈米晶片，若以未來晶片製造技術加以觀察，仍然需要荷蘭廠商艾司摩爾公司(ASML) 製造、目前被禁止出口中國的EUV（極深紫外線光刻機），顯示面對美國極端管制之下，中國半導體需要有尖端製程（5奈米以上）的升級路徑。亦即中國在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必須實現半導體產業「100%自主」，始能擺脫長期被美國「掐住脖子」的困境。

華為突圍讓美國陷入矛盾

不過，在華為成功發表新機的同時，美國政府迄今所反映的態度，卻又相對較為保守，甚至陷入對中國技術管制政策是否應持續實施的反思，其背後存在著務實的商業與現實政治的糾葛。

務實商業考量的觀點認為，與其對中國實施技術管制；逼使中國尋求技術自主升級，讓美國失去中國的市場，不如解除管制。亦即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美國針對尖端製程採取更嚴密的管制，會讓美國半導體業者承受巨大的損失。此外，ASML在美方龐大的壓力下被迫配合，更減少了許多營收。在此之前，中國市場占這些大廠營收的三成以上，如果從緊縮升級為全面管制，勢必會對其營運造成更嚴重的衝擊。再者，若美國半導體業者長期失去營收，則恐將波及其無力持續深化研發、保持領先，結果倒逼出中國及早實現半導體自主。

另從現實政治考量的意見認為，華為新機能夠東山再起，尤其中芯利用7奈米技術供應晶片支援，此意味著美國對中國的管制「過度寬鬆」，這使得國會許多議員頗為警惕，甚至逕向拜登政府喊話要求，未來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密全面升級的管制。儘管美國政府強調，針對尖端製程進行嚴密管制，是要避免中國移轉作為軍事用途，讓半導體的管制「合理化」，但如果採取全面升級，針對已進入成熟製程的技術進行更加嚴密的管制，反而會讓其對中國的管制失去「正當性」。然而，在目前美國兩黨一致「反中、抗中」的氛圍下，採取寬鬆管制形同政治自殺，根本難以執行。

半導體係高度全球化產業

綜上可知，兩者皆有其利弊，但其所延伸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反思。由於半導體是屬於高度全球化的產業，例如ASML所製造的光刻機號稱獨步全球，其內部最重要的設備、核心元件，則分別來自德國與美國。再者，半導體產業製造過程，包括：沉積、蝕刻、量測、檢驗等半導體「硬體」及「軟體」設備，是在高度全球化互補下，共同合作所形成的供應體系。

再者，尊重和保護智慧產權雖然非常重要，但開放及合作卻又是人類技術創新最便捷之路，其成果都將為人類所共享，如果管制、干擾他國的技術創新，不但難以奏效，反而可能失去市場。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晶片技術的嚴密管制，可能會讓中國在全球成熟製程晶片市場上的占比更高，最終為美國創造出更具有競爭力的對手。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國政基金會財經顧問)

華為最新旗艦手機Mate60 Pro問世，經測試網速可達到5G水準，被認為是突破美國科技封鎖後，在半導體領域的新里程碑，同時在美中科技戰上別具意義，但也代表著未來美中科技爭端將愈演愈烈。

8月29日，華為宣布其最新旗艦手機Mate60 Pro，經測試網速可達到5G水準，且具衛星通話功能，被視為是華為「重返5G」技術的重量級產品，備受國際矚目。該款手機最吸睛之處在於，內含自己研發的GPU、由華為海思設計的麒麟9000s應用處理器，而且是中芯國際以7奈米先進製程技術所生產。

在美、日、荷等先進國家聯手制裁下，大陸半導體製造業能有如此成果實屬不易。坦言之，華為新機的技術解決了美國「卡脖子」的部分問題，而且也意謂著，大陸的半導體科技已證明它是世界少數擁有先進製程技術的國家，這在美中科技戰上別具意義。但會不會因此讓美方變本加厲，祭出更嚴厲的管制措施，也頗令人擔憂。

美中晶片戰爭沒有終點

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不久，《經濟學人》就曾以「美中兩國的晶片戰會成為主戰場」為封面主題報導，自川普以降乃至今日的拜登，對中國大陸的科技封鎖始終未曾放手。但中方早已非吳下阿蒙，亦非省油的燈，任由美方擺布。回顧90年代，大陸意識到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除對其他相關行業的帶動效果相對顯著外，也瞭解半導體產業的振興攸關信息安全；再加上半導體國產化比例偏低，大部分需要從歐美日韓等國進口，憂心國際晶片製造商恐透過在晶片中設置漏洞，竊取機密數據及公共信息，進而威脅到國家安全，因而相繼推出多項政策扶植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於是，國務院在2000年6月頒布「鼓勵軟體產業和積體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同年世大積體電路張汝京帶著150人的團隊到中國成立中芯國際。之後，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全力打造半導體生產基地。但長久以來，高階晶片技術一直無法突破，仍需仰賴美國進口。2014年6月24日大陸發布的「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則是重要的轉折點，其獎助力道不僅史上首見，且政策層級更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而綱要分三階段有序地發展：(1)到2015年，積體電路產業發展體制機制創新取得明顯成效，建立與產業發展規律相適應的融資平台和政策環境。(2)到2020年，積體電路產業將與國際先進水準的差距逐步縮小，全行業銷售收入年增率超過20%，企業發展能力大幅增強。(3)到2030年，積體電路產業鏈主要環節達到國際先進水準，一批企業進入國際第一梯隊，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成立大基金不斷推進研發

為發展半導體，大陸於2014年9月26日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簡稱大基金），首期募資1,387.2億元(人民幣，以下同)，由國開金融、中國菸草、亦莊國投、中國移動、上海國盛、中國電科、紫光通信、華芯投資等企業共同發起。基金重點投資集成電路晶片製造業，兼顧晶片設計、封裝測試、設備和材料等產業，實施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其中，集成電路製造占67%，設計占17%，封測占10%，裝備材料占6%。在政府全力扶持下，中國大陸自製的集成電路產量明顯增長。2019年10月，國家大基金二期成立，註冊資本為2,041.5億，旨在解決半導體產業被美國「卡脖子」的問題。截至2023年第1季末，A股主要半導體企業中，大基金二期持有中芯國際1.61%的股份，為公司的第四大單一股東，還持有今年A股大牛股佰維存儲8.5%的股份，為該公司的第二大股東。在中微公司、通富微電、深南電路、華天科技等A股公司中，大基金（含一期和二期）均位列前五大股東之列。

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認購全球第六大、大陸第二大晶圓代工廠華虹半導體公司30億元股份。除此，此期間也透過「中國製造2025」，持續推動半導體自主化，以及在「十四五規劃」中，將投資10兆發展包括無線網路、人工智慧等技術領域，其中因應美方的制裁，將全力支持包含第三代半導體在內的半導體產業。面對近年美方接二連三的科技封鎖，近期擬推出大基金三期，計畫融資規模為3,000億元，相較大基金一期著重設計、加工、封測等環節，重點投資如中芯國際等代工巨頭；二期投資焦點逐漸朝設備與材料等上游端轉移，本期重點目標是突圍當前制裁焦點的晶片製造設備領域，提振半導體行業，加緊追趕美國等競爭對手的步伐。對於基金來源，大陸財政部將會出資600億元，剩餘資金則向其他機構募集。

美中科技戰將愈演愈烈

拜登政府上任至今對中仍採取強硬態度。而台灣業者，不管是出口半導體產品到大陸，或是旗下大陸廠的運作，預料都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限縮，台積電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對於近期華為新機問世，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美國希望獲得該款手機構造的詳細訊息，以確定是否有任何公司繞過美國對半導體晶片的出口限制，製造出用於華為手機的新晶片。美國商務部更於9月7日表示，將對華為晶片展開調查。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毛寧8日表示，制裁、遏制、打壓阻止不了中國的發展，只會增強中國自立自強、科技創新的決心和能力。

9月7日，中國大陸對蘋果iPhone的禁用範圍，擴大到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就連Apple Watch和AirPods無線耳機也被禁止帶入工作場所。這讓蘋果在9月6-7日兩天市值蒸發約1,900億美元。蘋果最重要的供應鏈台積電股價也連日重挫，跌破14兆台幣。面對美中科技戰愈演愈烈，台廠供應鏈難免遭到波及，宜有因應對策。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二戰以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和最大的經濟體，選總統的衡量標準就在於看誰能保持美國經濟繁榮和在世界舞台上強大。所以，2024總統選舉只是資本家操縱的另一個週期性的事件，而美國選民只能默默地等待2024年11月的選舉結果。

拜登宣布要尋求連任。民主黨另外兩位競爭者，一位是女作家瑪麗安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另一位是甘迺迪總統的侄子羅伯甘迺迪，但被貼上了反疫苗活動家的標籤；兩者的民調都遠遠落後拜託。拜登標榜自己是民主保護者和美國外交穩定者，但他在團結東協和拉美國家方面的表現並不成功，打壓中國更無具體成效。加上他的兒子最近又因涉嫌非法擁槍、吸毒而被起訴，使其聲望受損。

共和黨方面，前總統川普遙遙領先，其他12名候選人中只有8名候選人有資格參加第一場辯論（民調支持率＞1%），川普拒絕參加。這場辯論的唯一亮點是印度裔美國人、企業家和作家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憑著他的辯論技巧獲得認可。川普面臨多項法律指控，但他似乎能將他的法律問題變成競選戲劇。

當前，美國通貨膨脹居高，經濟低迷，出現高失業率及缺工人現象。拜登政府似乎意識到，與中國脫鉤或去風險，都只會讓中國專注於補短板，不可能會對美國經濟產生任何正面影響。英國前貿易和工業大臣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2022年在英國一所大學的演講中，非常坦誠地說出了真相。首先他質疑中國有什麼超越美國的秘密計畫。他認為如果中國設定的目標是讓中國人（美國的四倍）的生活水平達到美國的1/4，那麼中國的生產經濟規模就會與美國相當或更大。美國不需要害怕中國，而是需要接受現實，例如比如英國一個世紀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現在世界排名第8，英國已接受現實。他希望拜登政府能聽取建議面對現實，以開放的心態與中國接觸，而不是與中國脫鉤。

從凱布爾部長的講話中可以推斷，讓一個超過10億人口擁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而不陷入貧困，應該是一件好事。這意味著，西方和世界可以與中國進行大量貿易。也可以就眾多領域合作，譬如疫情防控、氣候變化控制、可持續能源、醫學生物研究、金融體系、太空探索等等。中國不僅可以提供合作資源，還可以提供巨大的終端產品市場。

從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從世界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可以成為化解核威脅的穩定力量，例如在應對朝鮮、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問題上。而中國壯大對美國唯一的影響是，它將在現有的體系中接受中國，允許中國擁有發言權。這對美國來說不應是太大的損失。

凱布爾的講話可被視為是西方（G7）的明智觀點。而世界上其他國家應該會歡迎這個論點，東盟、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皆表態不願意在中美競爭中選邊站隊就是明證。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者)

拜登政府上台時提出，對中國交往要以實力為基礎、按照「競爭、合作、對抗」的方針來展開。當前，美方在討論中美關係時言必提競爭，仿佛競爭已經成為中美關係的最大主題，甚至是全部的議題。美國媒體在報導中美關係時，對競爭的關注遠高於合作，超過七成的報導都在談論競爭。中方則一再表明反對以競爭來定義整個中美關係。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美兩國對「競爭」的涵義和目標的理解，存在著根本的差異。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公布其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明確認定「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我們正處於美國和世界決定性十年的初期，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條件將被確定」，「而在這一地緣政治競爭中，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又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實現這一意圖的競爭對手。」對此，美國必須且能夠「競贏或擊敗中國」（outcompete China）。在該報告中，outcompete一詞共出現了九次。

競爭不該搞得你死我活     

在比較權威的英美詞典中，對outcompete一詞的解釋，均有通過競爭戰勝並淘汰、驅逐對手，使其出局、消亡的意思。在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盎格魯撒克遜人以英格蘭、大英帝國的名義征服四海，outcompete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使其大部分滅絕，而自己搖身一變，以美國人的身分成為新大陸，乃至當今世界的主宰，並自詡為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上世紀末，美國人的父祖輩又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殘酷冷戰中outcompete蘇聯，打出一個「美利堅治下」（Pax Americana）的單極時代。

Outcompete模式下的戰略競爭，本質上是生物學所定義的種群間競爭（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即不同種群之間為爭奪生活空間、資源、食物等，而產生的一種直接或間接抑制對方的現象，結果往往是一方取得優勢，而另一方受抑制甚至被消滅。在這一殘酷的生存鬥爭中，勝利者總是贏者通吃（winner-take-all），完全占據整個生存空間的所有資源，將本族群的基因片段擴散到整個系統，繁衍生息；而失敗者則將失去所有生活、生存資料，其基因庫也「因替代而滅絕」（extinction by replacement）。美國人所理解的outcompete模式下的競爭，是古羅馬式你死我活的決鬥。

Outcompete的話語暴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真實意圖和實際底線。理解其中的奧秘，將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把握拜登話語背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從而制定適宜的應對之策。

美以競爭之名行打壓之實

2022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同拜登會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中的戰略性問題，以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地交換了看法。習近平強調，任何時候世界都有競爭，但競爭應該是相互借鑒、你追我趕，共同進步，而不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對彼此是機遇而非挑戰。寬廣的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雙方應該正確看待對方的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確立對話而非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他又說，中國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的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雙方應該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共同確保中美關係沿著正確航向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中方的態度和立場是明確的。競爭應該有助於相互促進和共同提升，符合雙方和國際社會共同的利益和期待，而不應不擇手段給對方使絆子、無所不用其極地把對方拉下馬。美方口口聲聲提競爭，但國際社會看到的是美國為贏得優勢，以競爭之名動用國家機器，全政府、全方位、全領域地對華打壓、圍堵、遏制，大打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晶片戰、規則戰。美方的這些作法根本不是競爭，而是赤裸裸的零和冷戰思維，實質是在剝奪中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剝奪中國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剝奪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權利。中方堅決反對以競爭之名，行圍堵、遏制、打壓之實。美方的作法只會將中美推向對抗衝突，將世界推向分裂動盪的新冷戰。

世界要共商、共建、共用

中方一直強調，世界是大家的，要共商、共建、共用，而美國一向追求的是世界霸權的唯我獨尊，因此雙方對於競爭一詞的詮釋，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當美方反覆強調競爭，中方也反覆表述中美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差異，出現一些領域、程度的競爭不可避免。但是，競爭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如果競爭的目的是良性的，是為了各自更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未必不符合兩國的利益。但是，如果競爭是要互相爭奪，要爭個高下，要徹底地超越對方，這種競爭就很容易轉化為對抗。這顯然不是中國，也不是國際社會所希望看到的。

關於競爭到底應該怎麼理解，是中美之間必須協調的一個關鍵方向。中方已清楚地表達，競爭不是中方的意圖；即使競爭，也應該是田徑賽式，而非角鬥賽的模式。對於美方來說，拜登政府提出的合作、競爭、對抗三分法，其實模糊了中美關係應有的總體方向。到底選擇哪一種模式和中國互動？如果完全由美國來決定在什麼領域合作，在什麼領域競爭，在什麼領域對抗，那就不可能具備操作性和穩定性。這絕不應該是中美未來採取的、延續的方向。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