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18日，許歷農在蔣經國的欽點下接任退輔會主委，積極為返鄉榮民籌措募款，並在香港成立欣安服務中心，協助榮民順利返鄉。
老兵們想回大陸，由來已久，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是他們不敢講。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老兵們以為什麼都解除了，於是集結起來說要回鄉探親。他們的第一對象當然是找上退輔會表達訴求，但是他們見不到主委張國英，又因溝通不良和退輔會人員發生衝突。老兵的第二步是想方設法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當時把黨部大門都打掉了。第三步就是去行政院陳情，發生了所謂「119事件」。
1987年11月9日，榮民到了行政院就決定不走了，他們在大門口埋鍋造飯，情況比較麻煩。經國先生要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去溝通。11月10日晚上，宋進入現場，告訴榮民他也是榮民之子，穿的內褲也是美援麵粉袋布料做的。宋還轉達了經國先生的話：「只要我蔣經國有口飯吃，老兵就有飯吃；即使只剩最後一口飯，也會讓老兵們先吃！」聽到經國先生這句話，老兵們開始撤退。
當時退輔會主任張國英才上任半年不到，所以當經國先生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後說要我去見他，我沒想到與退輔會有關。
臨危受命接退輔會主委
蔣經國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講：「我要你去退輔會當主任委員」。我心裡明白主委是一件很難做的工作，但看他語氣很堅定，我只好回答「我全力以赴」。經國先生接著說，「我相信你會搞得好，因為你很有愛心。」後來我才知道他跟別人也講過，因為很多人告訴我「經國先生說你很有愛心」。
我到退輔會後，採取的態度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我上午報到後，下午立刻約見了包圍行政院的老兵自救會會長劉任航，以及包圍中央黨部的曹光鼐等兩派榮民代表，他們各派了10個人來，我分兩次接見。我問他們為什麼鬧事，他們講了許多事，例如「到榮總，不被當人看」、「就養金比貧戶救濟金還要少」，還有「我找不到人呀，有問題不曉得跟誰講啊」等等。我說，「你們講的這些問題，我都可以替你們解決」，我告訴他們「下一次你找不到人，就來找我，我的辦公室大門永遠為你們打開，我就住在辦公室裡，白天找不到我，就夜晚找，夜晚再找不到我，你就留下名字、地址、電話，我會去找你。」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在每個星期六上午，率領退輔會各處長、副處長，接見來自各地的榮民，當場聽其心聲，為其解決問題，能做到的就立即交辦處理；無法做到的，當面向榮民解釋清楚做不到的原因。我剛上任時，每周有二、三百名榮民登記求見，後來每周只剩幾十人登記。
經國先生對榮民鞠躬盡瘁
我到退輔會工作後，經國先生經常晚上大約九點多會打電話給我，找我去七海官邸。當時他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我拿把椅子坐在他床旁邊，聽他說輔導會從無到有的過程，他也傳授我當主委應該如何照顧榮民，「我們既然將老兵帶出來，就必須照顧他們」。他有時講一講就停下來，我以為他睡著了，不敢喊他，沒想到，過一會兒，他又繼續講，一講就講一個多小時，講的都是要我盡心盡力照顧榮民的話。我靜靜地看他躺在被子裡，鼻息之間呼吸起伏，我當時就想到「鞠躬盡瘁」這句話。
當時榮民急著返鄉探親，但很多人籌不出旅費。民進黨說「政府帶老兵來，老兵應該找政府要錢」，但我想政府若開了此例，那還得了？於是我跟榮民說，政府不方便出這筆錢，但我可以用募款方式來籌錢。
募款及發放旅費給榮民
我首先成立了募款委員會，找了王效蘭、余建新、余範英等人擔任委員。其次我請了陳長文律師及郎萬法會計師，作募款及發放的見證人。我們也在各大報刊登了募款啟事。
當時我想自己也應該去募款。我第一個找上《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他知道我的來意，就立刻同意捐2,000萬元，我心裡想那麼多人，2,000萬元怎麼夠？我就繼續坐在那裡，後來他說「我替我太太捐2,000萬元」，看我還不走，他又說「我再替子女捐2,000萬元」，他一口氣就捐了6,000萬元。後來他又表示願意開一個募款晚會，拿一些古董出來義賣。那一個晚會大約募了3,000萬。在短短一個半月，就募到5億7千萬。
我們決定所有登記的榮民均可獲得補助，但以老弱殘障病為第一優先，第二優先是單身。後經委員會通過，每一名榮民發2萬元，總共資助了兩萬多名榮民。
募款還剩下2,000萬元，輔導會利用那筆錢，在香港成立了「欣安服務中心」，使榮民可以順利地往返兩岸。
30年後回顧這段歷史，我感到協助老兵返鄉是做了一件對的事情，至於因此打破了長達38年之久的兩岸隔絕局勢，更是兩岸同胞之福。
30年前，老兵為了返鄉探親，集體上街請願、散發傳單，要求政府開放探親。在強大輿論的壓力下，行政院1987年10月15日通過《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長達38年的兩岸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兩岸從此展開交流之路。
1986年
7月7日，幾百名老兵聚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請願，打出「回家找爹娘」的標語。
10月7日，蔣經國與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女士等人見面，提到台灣將取消戒嚴令，但基於國家安全的顧慮，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不會改變，這意謂著解嚴不代表老兵可以回家，引起老兵反彈。
1987年
年初，蔣經國令國民黨秘書長馬樹禮研究開放探親可行性，之後對馬研擬的「准出不准進」、「條件從嚴」結論不滿意，要求再議。
3月28日，何文德等老兵為爭取返鄉探親權力，在台北市幸安國小舉辦第一場活動「想家演講會」，有兩千多人到場。
4月15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下稱促進會）正式成立，「以達到自由返回大陸探親為唯一目標」。會長是何文德。4月下旬印製30萬份傳單〈我們已沉默了40年〉，對外散發。
5月10日，促進會在國父紀念館紀念母親節表達訴求，老兵穿著書寫「想家」的衣服，手持「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白髮娘盼兒歸、紅粧守空幃」等標語。同日，有大批老兵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的辦公大樓前，要求返鄉探親的權利，卻因溝通不良和退輔會警衛人員發生肢體衝撞。蔣經國在病榻上聽聞此事，對退輔會主委張國英的臨場處置頗為不滿。
5月下旬，蔣經國詢問第一局副局長馬英九對老兵返鄉探親的意見，馬答立法院及輿論均強烈要求政府開放返鄉探親。蔣經國聽後，要馬與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聯繫，儘快研究開放大陸探親的方案。
5月29日，促進會會長何文德等人到彰化田中榮民之家發送傳單，遭不明人士痛毆。
6月2日，馬英九完成《民眾往返大陸探親問題之研析》初稿，蔣經國再要求李登輝與馬樹禮分別從黨政系統的立場，進一步研擬因應方案的具體作法。
6月中旬，何文德在立法院前演講，推動老兵返鄉運動。
6月28日，促進會在金華國中體育館舉辦「想回家怎麼辦？」晚會，由老兵組成的想家合唱團唱〈母親您在何方〉歌曲，台上台下哭成一團。
7月1日，李煥接國民黨祕書長，直接策劃開放大陸探親案。
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
8月17日，蔣經國宣布考慮開放探親。
8月24日，行政院表態：政府將本人道精神開放大陸探親。
9月11日，《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透過中國大陸駐日本使館取得旅行證，准予入境大陸採訪。
9月12日，促進會在台北新公園舉辦「上街頭、救民主」活動，老兵向群眾訴說思鄉之情。
9月16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宣布開放大陸探親，並表示(一)開放回大陸探親是基於人道考量，(二)由台灣紅十字會負責執行相關業務；(三)「三不政策」不會改變。
9月20日，促進會發出文宣〈回家的時刻到了〉。
10月14日，蔣經國主持的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探親決議案。主要內容如下：基於傳統倫理及人道立場的考慮允許民眾赴大陸探親。除現役軍人及現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者，得登記赴大陸探親。同日，大陸國務院表示「熱情歡迎台灣同胞回到祖國大陸探親旅遊，保證來去自由。我們將盡力提供方便」，並希望台灣當局也能讓大陸民眾去台灣探親。
10月15日，行政院通過《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內政部長吳伯雄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民眾可赴大陸，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個月。
10月16日，大陸國務院公布《關於台灣同胞來大陸探親旅遊接待辦法的通知》。
11月2日，台灣紅十字會開始受理探親登記及信函轉投，當天上午9點開始登記，但凌晨就人山人海，第一天登記人數即高達1,334人。開放後6個月內，登記人數高達14萬。
11月9日，兩千餘名來自各地的老兵為就養金偏低、返鄉沒旅費等問題，在行政院前「就地紮營，埋鍋造飯」，鎮暴憲兵、保一總隊及台北市警力計1,300名維護秩序。因陳情者多日不退，造成社會緊張氣氛，被稱為「119事件」。
11月10日，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進入抗議現場，與榮民協調到凌晨兩點，榮民同意退場。
11月18日，許歷農接任退輔會主委，在短期間募到5億7千萬元，發放給兩萬多老兵，幫助他們達成返鄉願望。
11月22日，促進會聯合「教師人權促進會」舉辦演講，強調「阻礙返鄉探親，年底不給選票」。
12月1日，《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實施，民眾陸續到大陸探親，一個月內即有一萬多人踏上回鄉之路。
1988年
1月13日，蔣經國去世。
1月14日，促進會組成「台灣返鄉探親團」，在會長何文德、領隊王拓、發言人楊祖珺的帶領下，經香港轉機赴大陸。16日抵西安，受到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下稱全國台聯）及陝西台聯會的接待。17日探親團一行24人到黃帝陵祭拜，團長何文德宣讀祭文。19日探親團抵達北京，受到在京台胞及新聞界的熱烈歡迎，前往蘆溝橋、萬里長城。20日全體團員出席全國台聯舉辦的座談會，與在京台胞互訴鄉情。
4月3日，促進會宣布完成階段性任務，該會解散。
9月9日，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成立，隨後各地方政府陸續成立台灣辦公室。同月，全國台聯設立「大陸台灣省籍老兵返鄉探親促進會」，徐兆麟任會長，該會於次年1月編印《大陸台灣省籍老兵名冊》。
11月9日，台灣開放三等親以內的大陸親屬來台探病、奔喪。
12月2日，台灣公布「允許現在大陸台籍前國民黨軍人返台定居案」。
冷戰結束已快30年，但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瞭解，並未因兩岸交流30年而有太大的改變，所有的想像都跳脫不出反共教材所賦予的刻板印象，看來當冷戰結束時，台灣自己卻拉起了「鐵幕」，自我隔絕於世界之外。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用了陶淵明《桃花源記》裡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句話，來表示台灣高中國文文言比例的爭議，並非一場單純的「文白之爭」，而是又一次的「去中國化」動作，目的是要抹去台灣年輕人心中的中華文化痕跡。這比喻發人深省，因為台灣這個島如今的情況，確實給人與世隔絕、遺世獨立之感。
台灣自我築起了「鐵幕」
二戰結束後，世界陷入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抗的冷戰時代。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威斯敏斯特學院的演講中說到，「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德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從此「鐵幕」一詞被人廣泛熟知與運用。
冷戰期間，「鐵幕」外的國家採取了各種防共、反共手段，例如美國麥卡錫主義式的打壓異己，台灣白色恐怖鎮壓屠殺異議人士。直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資本主義世界高聲歡唱，終於將「鐵幕」給打破了。但有一個地方不受變動的影響，依舊怡然自得地活在「鐵幕」之中，那就是台灣。
冷戰的「鐵幕」已消逝，但面對巨變的世界，失去「人類救星」、「世界偉人」的台灣不知所措，因此自我築起了「鐵幕」，希望可以繼續活在20世紀的時代氛圍中。1996年李登輝所提出的「戒急用忍」，就是新的「鐵幕」，自此20多年，台灣自我封閉，任何希望改變的說法都被視為異端邪說，任何希望改變的人都被視為異教徒。
異教徒一經發現就遭到罷黜與批判的命運，被罷黜者有「高級外省人」郭冠英、有說「兩岸必然統一」的花蓮縣民政處長周傑民，被藍綠無情斥責的有表明不再反共的許歷農將軍。而當過總統的陳水扁可以公然說「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中國好就游過去」，現任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則叫「要統的人，回到對岸去住就可以實現，何必拖累2300萬同胞」。這是因為在「鐵幕」內不可以不反共，絕不能讓人民接觸到類似「妖言惑眾」的話語。
多元媒體一元聲音
為了繼續控制「鐵幕」內的人民，媒體的思想箝制相當重要。台灣媒體看似眾多，但呈現給閱聽大眾的卻是單一聲音，灌輸民眾持續反共仇中的思想。一有媒體被懷疑可能「為匪宣傳」，「名門正派」就會立刻動員群眾包圍聲討，美其名叫「反媒體壟斷」，其實目的是要自己壟斷媒體，不容其他聲音出現。
而為了要堅守「反共心防」，媒體每天必須報導大陸的「惡形惡狀」，例如大陸人民「素養低落」、生活環境「惡劣不堪」，內部矛盾「尖銳嚴重」；只要能徹底打擊大陸的形象，連「大陸人用煤油炸油條」這種話，都說得出口。面對兩岸軍事懸殊的問題，更天馬行空地撒起漫天大謊來，例如遼寧艦經過台灣附近海域，就說那只是個「漂流海上的棺材」，甚至大聲說「敢來就打沉它」；轟6K繞著台灣飛行，就說飛行照片是合成照，又說只是「提供練兵的機會」。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洗腦台灣人民，維持「鐵幕」的完整，編織冷戰依舊的假象。
井底之蛙、夜郎之島
由於資訊的封閉，加上負面新聞的誤導，使得台灣島民被教育成了井底之蛙，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甚至有青年會提出「北京、上海，真的有比台北進步嗎？」的質疑，整個島在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情況下，發展出了詭異的狂妄與自大。在政治人物的煽情宣傳下，島上的事物都被稱之為「台灣尚讚」，稍有成就的人物就要冠上「台灣之光」的桂冠，一切言談標準都必須符合「台灣NO.1」的思想，否則就是「不愛台灣」的行為。
台灣果然「獨立」了，在全球後冷戰的世界中遺世獨立，思想上食古不化、抱殘守缺，走不出冷戰的舊思維，經濟上封閉鎖國，不願與最大的市場大陸結合，更糟糕的是，在史觀上大開倒車，拼命想為軍國主義翻案，美化殖民統治與反人類的罪行，林林總總的行為，都與每天高呼的「普世價值」大相逕庭。在一次次政治激情動員後，政客賺進了大把的選票與利益，並且樂此不疲地希望能持續愚民。但台灣人民的荷包卻逐漸玩囊羞澀，生活必須開始縮衣節食。
住在桃花源的人，是自己選擇離群索居，但台灣人民卻是被強迫留在「鐵幕」之內，要打破這個包圍全島的「鐵幕」，只有台灣人民自己覺醒，才有可能辦到。而這樣的「覺醒」要等到何時？又是否會始終等不到「覺醒」的那一天，結果卻突然得面對圍牆崩塌的結果呢？要避免這些問題，有賴島內統派的努力，盡可能地喚醒民眾面對真實的世界，告訴人民群眾，台灣不是只有坐困愁城的選擇。形勢很艱鉅、任務很困難，讓我們擼起袖子加油幹活。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9月23日，在政府高層的授意下，課審大會翻案，刪減文言文比率為35%-45%。此重大逆轉，顯示知識分子下流起來會無所不用其極，而民進黨又做了一件最對不起台灣下一代的事。
9月23日，在政府高層的授意下，課審大會與會代表有恃無恐，以「原課綱草案並未表決」為由，強行再議否決課審會剛於9月10日通過的「45%-55%文言文比率」決議，大幅調降為35%-45%，引起社會譁然。
從這件重大逆轉事件的來龍去脈來看，無疑已造成文化教育界最大的危機隱憂。因為以意識形態恣意踐踏先賢經典、以政治力悍然介入文化教育事務、蔑視連署達5萬人的強大民意，更甚者，默許12名官派代表眾目睽睽支持調降、支持刪除文化基本教材原有的「文化經典」、掌管國家百年大計的教育部卻裝聾作啞，表示尊重會議的結果，在在說明教育部與這群「多元」課審委員的齷齪和集體墮落。
這結果，無疑已達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目的，只是這個「看見」卻是一個騰笑國際的笑話，看到當今台灣的現狀：一個沒有優雅文化素養的領導人，政治智商也高不到哪裡去，只能藉著一些不太像樣的文化痞子、三流作家、幫閒政客、職業學生幫她搖旗吶喊。
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
但真正幕後操作這場鬧劇的立法院民進黨團，其實在林全正式接掌內閣的三天前，即完成三讀「高級中學教育法」修正條文，完全不問林全是否同意，直接將課審會拉高至行政院層級，成員有官方代表、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教師及家長團體，甚至首度納入學生代表。
教育部在此情形下，只能成為聽命執行的幕僚單位，縱使去年10月由國教院「國語文領域綱要研修小組」耗費兩年密集專家討論，經過全台公聽會聽取徵詢意見，而訂出的「國文課綱草案」送交課審會審查時，原已不宜再細部修改的內容，竟被少數委員炒作出「要不要存在文言文？」的質疑，原45%~55%的文言文比率，在第一階段領綱會議，就遭到強行砍成30%，推薦選文也由20篇降為15篇。
尤有甚者，8月20日進入「普高分組」會議，有委員再提議削減文言選文由15篇降為10篇，在網路票選推薦選文的摧殘下，結果供選古文只剩下〈桃花源記〉、〈赤壁賦〉、〈鴻門宴〉、〈岳陽樓記〉4篇。毫無國文專業的課審委員，居然可以蠻橫越俎代庖「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以行政凌駕專業！
圖窮匕見的刪文鬧劇
其實，調降課綱文言文比率，早自李登輝執政以來就已暗中進行，為了全面推動本土化，除了大眾熟知的心靈改革、教改、社區總體營造、認識鄉土，1990至1992年還就培育師資搖籃的師院課程大幅調整，修訂師院課程標準，廢除共同必修課程「四書」，拔除師資養成階段最重要的文化傳承與心性修養。1996年，九所師院校長一致通過廢除已延續40年，考核畢業生資格的「國語文會考」傳統。1999至2000年，教育部委託花師院規畫「九年一貫課程」，2001年試行，2004年全面實施，以「學習領域」統整，打破原來的分科專業教學，導致學習通俗化、淺顯化、生活化，全民語文素質普遍下降。 同時期，為配合周休二日，高中國文節數由6節硬擠壓減為4節。
2005年，民進黨政府再以配合九年一貫學制，修訂「94暫綱」，大幅降低高中文言文比率，並將「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引起了海內外有識之士同仇敵愾發起「搶救國文聯盟」的萬人連署。蔡英文上台，高唱的「維持現狀」，言猶在耳，卻又挑起課綱紛爭，辯稱與去中國化無關，豈能讓民心信服？
文言文價值無庸置疑
關於文言文的價值，歷來中國的讀書人，詩詞歌賦、先秦兩漢、魏晉六朝、尤其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文章，本來就是教學界奉為圭臬的必讀作品，無庸置疑！就連這次跳出來疾呼重視台灣文學的135位作家，也是學生時代唸了幾篇文言文，今天才能寫出那篇宣言，嘴邊掛著：走向世界呀，與世界接軌呀，如何讓世界看到台灣呀，也看到我呀…，難道不是嗎？
當然，文言文篇數太多也不宜，國編時代文言文占70%，約67篇，99課綱55%-65%，約43篇，在今天絕對份量太重，清一色黃鐘大呂必然令課堂師生頭疼，上課本應如沐春風，此時白話文就能發揮它清新空氣的作用。但如三不五時就在媒體前說三道四，貶抑古文都是失意文人的作品，高中生又不是每個人都要讀中文系，應該強化台語、讀台灣文學，說這種話的人就是「心逆而險，言偽而辯」， 因為高中生也不是每個人要讀台文系呀！
(作者係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內閣的效能高低，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部會首長是否任命得宜，二是官僚體系的成員能否將士用命、合作無間。賴揆應該依此標準逐步調整內閣。
賴清德新任閣揆，為行政院帶來一股新的氣息與社會期待。只是，賴揆說要「用人唯才」，但內閣成員除了聊聊更動幾位外，沒有讓人民眼睛一亮或受到感動的任命，彷彿台灣除了綠營以外，已經沒有好的人才。我們願意善意地不去猜測原因，但期待賴揆可以逐步調整內閣到民眾「有感」的狀態。
部會首長必須任命得宜
內閣的效能高低，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部會首長是否任命得宜，二是官僚體系的成員能否將士用命、合作無間。
對於第一個關鍵，我們不對個別人選的任命表示意見，但願意對基本原則提出建議，那就是部會首長一定要認用「具專業」、「有創新」看法的人才行。有專業才不會被不想做事的部屬牽著鼻子走，卻無能力指出問題，或堅持推動新政；特別在此國際科技變動極快速的時代（例如，包括第三方支付的「金融科技」，fintech），沒有專業的首長無法看出國際趨勢所在，以及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影響，在政策推動上幾乎確定會太慢、太弱，「政府效能」將會繼續成為台灣競爭力的弱項。
當然，徒有專業是不夠的，還要有創新力。因此，任命一個長期由官僚體系升遷上來的常任文官為部會首長或政次，經常只能蕭規曹隨、缺乏新意，甚至排除新意－這其實是近期政府的一個通病：要不，就是任用一個毫無專業的，要不，就在首長出事時，趕快無縫接軌地將來自官僚體系的次長扶正。所以，近年來的部會首長，尤其是財經部門，很少闡述其「施政理念」，越來越缺乏新意，既難以讓人民有所感動，更無法激勵經濟表現，而讓台灣長期處於「悶」的狀態。
官僚體系必須有效能
雖然閣員的任命極為重要，但一個有效能的官僚體系其實更加重要。所有的部會首長，只能要求所屬施政的「方向」，頂多加上「步驟」或「項目」；至於推動的細節和力道，幾乎都要靠中上層的幹部來落實。因此，有句話說「幹部決定一切」，就是這個意思。如何領導一個官僚體系，並且讓不同部門相互合作、推動跨局處或跨部會的政務，才是真正困難之處。
隨便舉個案例，台灣要推動「服務業出口」，因為全球貿易趨勢已經顯示這將是未來的貿易要項，像英國就占其總出口的四成之多，所以先進國家除「貨品貿易統計」外，一定會有「服務貿易統計」。可是，台灣迄今為止，並沒有詳細的「服務貿易統計」來協助決策者判斷要如何著力。經濟部長經常不夠專業，不懂這項統計的重要性，他本身也不會觸及相關業務，因此這頂多會困擾到主管貿易的次長層次。可是，當次長不想多做事時，就會拖，而且一拖就拖上幾十年，報紙專欄建議、相關智庫建議通通是「狗吠火車」，迄今就是沒有「服務貿易統計」，讓台灣的「促進服務出口」一直停留在喊口號的階段。
如果部長夠專業，當然會知道該項統計工作之重要，會指示次長提撥或整併資源、排除萬難，來推動這項新的工作。而如果相關統計部門的處長們夠積極，也會勸說長官要進行這種工作；但目前的官僚體系，「多做多錯、不做不錯」、「依循前例」的情況嚴重到慘不忍睹，再想做事的首長恐怕也都「難為無米之炊」。
如何激勵各部會中高層官員的積極性，已經是內閣成敗關鍵性的挑戰；在年金改革後適度調薪、賞罰分明而不任用私人、增加官員的在職培訓等，都是應該考慮的作法，以免各部會有心無力、辜負了人民的期待。
不能只知分工而不合作
另一個官僚體系的大問題，在於「分工」而不「合作」。舉例而言，某財經部會中，一個處委外研究所得的寶貴資料，竟然不允許同部會另一處來使用，搞到重複的調查研究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再另舉一例，某負責「商圈輔導」的部門，請求資源較多的某負責「觀光景點發展」部門，在觀光巴士行經某商圈時短暫停留，讓旅客採購土產，既照顧商圈、也讓旅客行程更為豐富，但負責觀光景點的局處就是不肯答應，也不協商如何雙贏。上述這些不合作的心態和作法，未來如何能用「政府數據公開」來推動大數據產業？
上述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當年蔣介石設立「國防研究院」，長期培訓中高級官員，讓他們了解政府各部門業務、並相互孰悉的作法，就可以參考並修正使用。或由行政院要求業務關聯性高的部會共同編列、執行一部分的預算，也是一種強迫合作、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如果放任目前的用人偏失、讓官僚惡習持續，則賴內閣極可能步入近期的政府窠臼，難以讓人民期待了。我們誠懇建議，也期待賴內閣虛心接納，讓政府真正煥然一新。
（作者係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
1987年10月15日，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打破兩岸人民長達38年的隔絕狀態，從此開啟兩岸交流大門，迄今屆滿30年。過去30年間，兩岸交流逐步走向直接雙向三通，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局面，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繫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30年後的今天，每年有900多萬人次往來兩岸，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台灣民眾超過百萬，兩岸已然進入「一日生活圈」。
兩岸交流30年，奠定了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基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兩岸在政治定位上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導致兩岸的分裂狀態仍持續在固化中，也成為兩岸關係的最大變數。
大陸對台政策始終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絕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也非鄰居關係；兩岸應齊心協力追求國家統一。近幾年，大陸當局又進一步指出「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希望兩岸關係的本質更加清晰化、精準化。9月8日，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針對賴清德接任閣揆受訪時說，不管台灣人事如何變化，民進黨當局需要回答最根本的問題：「兩岸關係的性質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再度表明，如果兩岸問題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什麼事情都可以談；反之，如果兩岸不是一國，有什麼可談？
台灣內部對於兩岸定位的意見則很分歧。綠營宣揚的台灣主體意識日益升高，崛起的中國大陸被詆毀為「外國」、「敵國」，這鼓動了「逢中必反」，暴力事件頻傳。藍營中，國民黨雖承認「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但堅持「一中各表」，使「一中」模糊、虛化，又在諸多議題上畏首畏尾，引發深藍及統派的不滿。而剛在上海說「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於9月23日的研討會上主張兩岸密切交流，卻又說「愈交流，愈發現我和他們不一樣」、「交流之後，發現是不同國的」，此番言論被綠媒簡化為「柯文哲：兩岸根本是不同國家」，引起熱議。
面對社會嚴重對立，蔡英文不思解決之道，反倒在24日民進黨全代會上宣示「啟動憲改」，並要趕在明年底地方大選進行公投複決。蔡英文此舉顯然是為壓制赦扁紛擾，並想炒熱選戰，雖被譏為「假議題」，但民進黨立委立即展開聯署，時代力量立委大表歡迎，國民黨在「建立民主憲政體制」的大帽子下恐無招架之力，看來，台灣在全面走向「文化台獨」後，也難逃「法理台獨」之虞。
宣稱要改善兩岸關係、建立互動新模式的蔡英文，竟於24日強調，「我們必須在堅持台灣主體意識及主權的原則下，尋找和對岸互動的新模式」。新閣揆賴清德也於26日在立法院首次備詢時表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對此，大陸國台辦立即回應「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並警告「搞台獨分裂必將自食惡果」。蔡、賴敢在中共19大召開前夕如此挑釁，想必有所算計，大陸除應採取更具體有效的遏止台獨措施，也應直接向台灣人民訴求：兩岸本屬一個國家，兩岸可以在一國之內平等協商，解決一切相關問題。
30年前，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是前人用血淚努力的結果；30年後，蔡英文萬萬不可為了鞏固民進黨及個人政權，在此敏感時刻，貿然採取挑釁舉動，破壞兩岸交流30年來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海問題獲得解決，也為台灣社會和諧共處、及早凝聚共識，釐清、確認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已刻不容緩。
桃園舊稱「桃仔園」。近期在桃園火車站附近挖出清代鐵路遺構等，可惜當局未妥善保存；今年在桃園翻轉後，桃園神社已去除日據殖民神道信仰的象徵。建議可建立清代乙未戰爭史蹟及將來桃園鐵路地下化工程時，若還會發現劉銘傳鐵路的遺址，請務必保存，以活化舊城區的觀光。
2016年5月間，桃園火車站因捷運施工和台鐵地下化工程拆除時，意外發現日據時期桃園車站的二爪磚。同年12月，相關單位向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提報為考古遺址，經過考古團隊多次發掘，先後出土清代劉銘傳鐵路等。按，清光緒11年(1885)中法戰爭結束，台灣正式建省，劉銘傳作為首任台灣巡撫，體會到鐵路對台灣建設和國防的重要，欲以「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範」，乃於清光緒13年起聘請德、英技師興建台灣鐵路。於是，台灣第一條鐵路便由劉銘傳規劃興建，後世稱為「劉銘傳鐵路」。但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2022年8月初，以工程無法修改為由，突然在劉銘傳鐵路遺址施工，桃園文化局也未阻止，當大量混擬土灌入遺址時，台灣第一條鐵路的部分遺構就這樣永遠走進歷史。2022年9月1日，文資團體在桃園市政府前召開記者會，爭取文化遺址和車站共存。
其實，過去桃園市政府曾經保存過清代鐵路史蹟。例如，2008年被桃園市指定為縣定古蹟的「大坑溪」公路橋橋樑。該遺構曾為鐵、公路同時並行的交通動脈，也是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推動近代化的重要證物。這是經龜崙嶺山區到桃園段的劉銘傳鐵路途中所架設的橋梁，完成於光緒17年（1891）。繼任巡撫卲友濂曾以「北穿獅嶺洞隧百尋，南渡龜崙則坂踰九折，路工之難如此」，形容龜崙嶺鐵道工程之困難，與獅球嶺隧道旗鼓相當。日據時期，因縱貫鐵路改道，劉銘傳鐵路改為公路，原有之鐵道橋便改為公路橋。光復後，經此的台一線（今萬壽路），成為中山高通車之前，南來北往的主要交通動脈。
桃園曾有城堡存在
現今桃園市民可能大都不知道，桃園曾有城堡存在。早在清代中葉漳泉械鬥正酣時，以桃仔園為根據地的漳州人便在街區的外圍築土垣，以禦泉州人之再襲。嘉慶19年（1814）漳州人在長南街（今中正路）興建景福宮（當地人稱「大廟」）以祀開漳聖王，並作為漳州人的集議所。道光14年（1834）械鬥又起，當地富豪倡議率街民合力，改築土垣為石堡，其高十二尺(一尺約30公分)，分二段，基壁厚達五尺，頂壁為三尺，周長約達2.1公里，以維護街區之安全。
光緒19年（1893），旅人池志徵坐火車至桃園旅遊時，提到：「桃仔園，亦大村市，有城堡，山水清奇，田土膏美，滿山十里皆紅豆，曉風夕陽，嬝嬝可愛，姚碩甫（姚縈）《台北道里記》所謂江南道上行，即此處也」；在光緒18年3月，胡適的尊翁胡傳，從台北搭乘下午一點鐘開的火車至桃仔園換轎至大嵙崁（今桃園大溪）一帶視察營務，回程時，傍晚四點至桃仔園，候火車。「至晚不到，乃赴桃園街，約里許，尋一小客店宿焉。」
1895年7月底，率領軍隊從台北南下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一路由「劉銘傳鐵路」旁的道路，進至桃仔園城外，在上列左圖箭頭所指處，接受當地的士紳迎接。後來因由車站入城的動線有點遠，如胡傳所說「約里許」（清里，約500公尺），當局便考量到縱貫鐵路改道通車後，要遷移火車站的位置。根據1900年3月2日《台灣日日新報》〈城垣改良〉報導：「此次桃仔園改良鐵路將徙置停車塲(火車站)於城邊…本處石城原有六門，若就景福宮（開漳聖王廟）前添置一門以通新置之停車場，較之由東門出入，其便捷尤有數倍，且中南（長南街）、長美各街亦得裨益生意。」
於是，當局將桃仔園車站西移約250公尺設站，並從景福宮前的長南街延長道路，打穿城壁，通至新車站，此新道路就是今天的中正路，原本南門通往大嵙崁的道路也接至此。之後，官衙、學校、商店逐漸在此街道的兩旁設立，逐漸成為桃園市最繁華的一條街。今日，桃園還遺留下以城門命名的地方，如東、南、西、北門四個里，以及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國小，比其他曾經有城的城市還要齊全，頗耐人尋味。另外還有西門運動場等和桃仔園城有關的稱呼。
應建立清代乙未戰爭史蹟
桃園虎頭山忠烈祠是不少桃園人年少時遠足的記憶，隸屬桃園市政府管轄。此處在日據時代為桃園神社，峻工於1938年「皇民化」的年代，當時總督府在台灣雷厲風行地推動「一街庄一社」政策，除供奉被稱為日本「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以外，還供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跟明治天皇。台灣光復後以保護古蹟為由未被拆除，轉為主祀鄭成功、劉永福和丘逢甲等反清、抗日烈士。
尤其是丘逢甲1895年初率領竹苗的客家軍，鎮守台北城的後路─桃園南崁，讓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桃園有巨大貢獻。不料去年鄭文燦在桃園市長任滿前，與日本北海道釧路鳥取神社合作，從日本迎來大國魂命、天照大神、豐受大神供奉，成為全台唯一供奉日本神道教神明的神社，跨年夜還仿日式習俗過除夕夜，被質疑背離忠烈祠精神、棄祖背宗。2022年底，國民黨籍張善政上任桃園市長後，已將「天照大神」等三尊神祇送回日本。
其實，可體現清代乙未戰爭史蹟者正在昔日的桃仔園城堡內。前文提到1895年台日乙未戰爭期間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來到桃園，背景是今日的南新北和南桃園被日軍大掃蕩、屠殺大量台民後，北白川宮從東門進入桃仔園城後所住的地方位居景福宮的長美街內，該位置正在清代南北來往的官道上。投宿的房屋為桃仔園紳士蔡路所有家屋之一部，為土埆造瓦葺構造的二層建築，當局在1937年於此所成立的桃仔園御舍營所址上建立紀念碑。
台灣光復後，蔡路的後代又將此處從市公所那買回去，重新蓋房子。如今，該遺跡原址就位在林宅「僯竹居」的東鄰，從博愛路69巷可進入。而「僯竹居」前的門樓已歷經200年的歲月，當局可選擇適當地點立解說牌，以呈現大廟口一帶的風華。
應復原劉銘傳鐵路史蹟
10餘年前，同樣是開挖捷運綠線(松山)的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在台北的北門附近發現台灣近代工業的起步─清代機器局的遺構後，於2009年指定為台北市市定古蹟。如今，桃園車站鄰近的桃園鐵路地下化工程範圍，可能還有劉銘傳鐵路遺址，包含清代火車站的遺構。桃園市政府應盡快指定遺址的文資身分、提報為國定古蹟、開放提供民眾教育、撥列經費保存遺址、重新規劃目前保存方式並將原址保留，以活化桃園舊城區的觀光。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阮囊(1928-2018)是一位行事特立獨行的詩人，被譽為藍星詩社早期戰將。他有兩件事令時人側目，一是拒領軍中生涯的退休終生俸，一是生前始終拒絕出版自己的詩集，—直到2022年他過世許久後，他的好友向明才為他編輯出版了《蜉蝣如是說》詩集。
多年前，我和幾位文友在詩人菩提老師家聚會，菩提突然興致高昂、提議一起去台東拜訪阮囊，說是在金門軍旅短暫的那三兩年間，他和管管相偕拜阮囊為師，常向他請益怎麼寫詩。不久菩提眼疾開刀，脊椎也退化了，身體違和，此事便不了了之。後來我向管管打聽，說是阮囊軍旅退役後，轉任警務處台東派出所，退休後搬到台中投靠女兒。
拒領軍人退休終生俸
我早年田調及撰寫老兵詩集《兩百個玩笑—給那些遭時代及命運嘲弄的老兵》時，曾在中壢龍岡地區遇見一位唐姓老兵，原居住在中山東路健保局對面一棵大苦楝樹樹屋，長達25年之久。平日不與人交談，同樣拒領終生俸。2001年夏，樹屋附近垃圾掩理場大火三天不熄，他的行蹤成謎。阮囊拒領退休俸一事，使我常聯想起這位唐姓老兵。
據說阮囊自述其拒領的理由是：「國是不實，決不假名以榮求證」。但依我對先前那位龍岡老兵的體驗，有一天我突然恍悟到，像唐姓和阮囊這樣的老兵，為什麼會拒領退休俸，那是一種內在精神曲折的隱衷呀！不想跟凌遲自己的政權、體制、時代與命運有所瓜葛的一種悲憤的逆反，而藉此獲得心靈與精神的解脫。換言之，阮囊寧可用拒領終生俸來鄙視、抗議那使他陷入悲慘、不堪景境的政權、時代和命運。
拒絕出版自己的詩集
據說阮囊的文壇至交向明，生前曾三度籌畫為其出版詩集，卻都為其峻拒。我不禁聯想起幾位臨終前交待後人銷毀掉自己著作的作家，如波赫士、卡夫卡和鍾理和，把自己畢生或至少曾是某段期間的心血結晶一手抹去，不管是波赫士等人或阮囊，是要有某種齊克果式的絕望的。
阮囊在台灣文學史上不能說是被遺忘了，但無疑是個被冷落的名字。對於這點，阮囊自己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另一方面，應該是其人其詩難受人理解的緣故。針對後面這一點，我想提出一個方向的考察，供日後撰寫文學史的學者參考：即我認為阮囊的「別格」色彩，使他成為一名詩國的邊緣人。
這個「別格」意指他遊走在余光中、夏菁等藍星詩派的抒情古典傳統，和紀弦、洛夫等創世紀現代派的陣營及詩風之間。在現實層面，這樣恐怕會被視為詩風搖擺而遭人鄙棄。但阮囊恐怕並非游移兩端，依我的觀察，他卻是意在包容、揉合藍星派與現代派，即傳統與現代，並且他是以抒情來對抗殘酷的現實的，判異於較純粹的現代派，是以超現實來對抗殘酷的現實。
不妨這樣說：阮囊寫詩自有其歷程演變，並沒有一路純粹的藍星或現代詩派到底，某個階段廁身藍星，某個階段又歸附了現代。有時，同一首詩可能涵括了兩種不同派別交集的因子，而兩種不同派別及詩風的因子，可能有著內在傳承、逆反的辯證、依存關係。許多當代詩人如羅門、吳望堯、商禽等人，這種色彩尤為明顯，阮囊也可列名其中。藍星詩派無疑較偏重中國本土傳統、抒情等語境，現代派則較偏向西方語境，這是不爭的事實（即如其遙奉1920年代現代派如李金髮的表現手法特色：詩風隱晦，語言較生硬、晦澀）。
縱觀阮囊一生創作文本，他也可算是現代派，例如〈血閘〉無疑是較具現代派表現語境的（見附圖）。
這首詩有其傷痛的背景，阮囊父親在國府敗退時自沈於長江滾滾濤浪，多年後他寫下這段時代的悲歌。全詩從頭到尾都未提「死亡」，但有「白色的物體在他面前懸著」、「左右擺動著」、「震憾」、「心疼」、「流淚」、「吊人樹」、「血壩」、「血澤」，處處隱喻著某個時代或社會背景及氛圍，甚至政治事件。
詩風橫跨藍星派與現代派
阮囊惜墨如金，發表的詩不多。其一生詩風橫跨或說游走在藍星詩派與現代派兩個領域。1950年代前後，台灣文壇反共懷鄉文學興盛，同時政治上有白色恐怖氛圍，詩人或避免懷壁其罪，或有其他精神出路，另謀了現代派思潮，超現實文學文本常表現出真實世界的扭曲或矛盾，阮囊的現代派詩風的文本裡看得到這些特徵。
阮囊部分詩作頗具藍星詩風。另一藍星大將張健在《現代中國詩》文中提出，一種介於狂、狷之間的「中庸詩觀」概念。所謂的中庸是一種「平易而莊嚴」，浸潤於中國傳統文化精華，而出入其間的質的涵養。狷者固然不足如周夢蝶，狂者則又太過，出而不返如吳望堯。阮囊是介於狂狷之間的「中庸詩觀」的詩家。現代派詩家殆偏於狂，相對下，藍星詩派易耽溺於狷，即保守。阮囊自謙「阮囊羞澀」，學養根基不厚，但這是其性格使然吧？對時局、命運的感傷及忿懣，使他寫下諸如〈血閘〉、〈血芒札記〉這類偏於狂的現代派詩，但狷者性格則又使得他寫了些較偏於傳統的詩作。藍星詩派的創始者覃子豪算是他的啟蒙老師，他絕大部分詩作也都陸續發表在藍星。
總體說來，阮囊可以說是時而奉行了「中庸詩觀」，那受中國文化質的陶鑄、涵養的體現者，使他既不會守成、呢喃於故舊，又在創新中不至於太前衛、疏狂如野馬。
(作者係金門籍作家、詩人)
去年3月中旬，我的報導文學精選集《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沒想到半年後該書即傳來二刷的好消息，也激發了我想如法炮製一本散文精選集，讓散失多年的散文集也能再見天日。
散文集是本完整的生命史
為此我從書架上找出那七本散文集，仔細盤點一番，1987到2000年間，我一共出版了《流轉》、《小樓何日再東風》、《天使爸爸》、《同心公園》、《吃冰的另一種滋味》、《大哥最大》、《虎尾溪的浮光》七本散文集，全部由九歌出版社出版。該段期間正是「九歌」的全盛時期，也是台灣文學出版的黃金年代。遺憾的是，之後即步入衰退期，上述七本書售完即不再印製。
我先將7本書，200多篇文章重新看過一遍，邊看邊修改。雖然勞神費力，心情卻是甜美而愉悅的，因為在閱讀過程中彷彿回顧了我的一生。我從而認為它不應該只是一本散文精選集，而是一部個人的生命史，應該有一貫的脈絡，清楚的時空背景，才能作為我一生的告白。
重新定位後，我開始納入時間和空間的元素，試圖從二者的交集中建立人生的座標。時間上，從小到大，從青壯年，再到中老年；在空間上，從故鄉虎尾，到異鄉麥迪遜，從第二故鄉天母，再到終老之鄉青埔。兩相對應，我的人生座標終於定格在這四個地方，串連成我個人完整的生命史。
本書的體例，即建立在這個座標上，共分為：「虎尾蔗鄉」、「麥城遊學」、「天母歲月」及「青埔悠活」四輯。
從虎尾出發最終回到青埔
故鄉虎尾是個典型的蔗鄉，方圓數十里全是甘蔗園，最醒目的地標便是虎尾糖廠的四根大煙囪。父親是糖廠的員工，1951年我在糖廠宿舍出生，童年和青少年都在這兒度過，一直到初中畢業16歲那年才負笈外鄉。台糖有優良的文化傳統和文康設施，我浸淫其間，從小就喜歡上圖書館看書報雜誌，寫日記塗鴉，初中開始向報刊投稿，我的文學之夢即起源於此。小鎮純樸的生活，提供我源源不絕的題材和靈感，輯內的14篇文章寫的就是當時蔗鄉的面貌和生活情境。
輯二、麥迪遜(Madison)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文中簡稱「麥城」。它是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湖泊遍布，四季分明，名列全美風景最優美的三大校區之一。1983至84年之間，我有幸在這兒遊學、讀研究所，因而得以徜徉在如詩如畫的校園中，也深刻地體驗了美國本土的生活。雖然只有短短二年，卻是一段令我永難忘懷的日子，輯內的12篇文章即是彼時生活的寫照。
輯三、1985年返台後，為了結婚成家，我在台北近郊天母買下一間雅緻的公寓。我選在這兒置產，是為了讓家人能夠擁有優質的生活環境，不必再為租屋和搬家所苦。二個小孩相繼出生，為這個小家庭帶來無限的歡樂。一家四口在這兒住了25年，天母儼然成為我的第二故鄉。輯內的12篇文章寫的正是這兒的日常生活。
輯四、2010年是我人生一個轉捩點，從文化界跨入桃園國際機場公司任職，上班地點在桃園機場，每天通勤時間長達三個小時，體力和時間都無法負荷，一年之後索性舉家遷往桃園青埔。彼時高鐵雖已通車，但青埔仍荒涼，生活不便。十年之間隨著機捷通車，人口逐漸增加，原本純樸的村姑，居然蛻變成令人驚艷的都會淑女，掀起一波房地產的高潮。我們一家捷足先登，早就認同這片處女地，青埔因此成了我的第三故鄉。輯內15篇文章紀錄的正是10年間的心路歷程。
〈吃冰的滋味〉能永存
最後特別要提的便是此書的書名。〈吃冰的滋味〉這篇小品文，自從1997年被選入國中國文教科書後，就成為國中生必讀的一篇文章，迄今未曾中斷，有26年的歷史，已成為典型的「國民散文」，因此特別以它為書名。
這篇小品文其實是我無心插柳之作，當初是應《幼獅少年》策劃的暑假專輯而寫。我想到小孩夏天最喜歡吃冰，便以吃冰為主題，寫了一個晚上就將稿子寄出去。文章登出來後將雜誌往書架上一擺，出書時也從未將它收入，久之連我都忘了它的存在。誰知它卻被選入國中國文教科書，一夕之間成為每年數十萬國中生必須捧讀的文章，宛如童話故事「灰姑娘」的翻版。
忝為此文的作者，我也意外地成為國中生「追星」的對象，26年來經常應邀到各國中演講，少說也有上百場，直到三年前疫情爆發才暫停。大部分學校都選在大禮堂，一次坐滿五、六百人，可發揮最大的效益。一場演講下來，我喉嚨沙啞，卻不覺得疲累，因為學生的反應熱烈，掌聲不斷，自己彷如舞台上的明星，愈講愈帶勁，可獨撐到終場。
演講結束後，照例會有簽書會，這才是重頭戲。我還沒歇口氣，學生早就帶了教科書衝上來搶頭香，一條長龍迅速地排到教室或禮堂外。好不容易一一簽完，學生們一哄而散，原本在旁負責秩序的老師們接踵而至，訕訕地笑著也拿出課本要我簽名。這種熱烈的場面，好像只供「課本作家」獨享，也讓我見識了國中生「追星」的熱情。
對我而言，〈吃冰的滋味〉雖是無心插柳之作，卻產生了綠樹成蔭的效果，是我流傳最廣、最受歡迎的一篇文章。尤其在與年輕學子的互動上，它更為我搭了一座橋樑，和他們建立了革命感情，成為最龐大的讀者群。世事難料，這一切只能歸之於天意吧。
歷經26年的歲月，我已從青壯年步入晚年，第一代閱讀此文的國中生也已步入中年。但它的影響力依然未減，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子，從吃冰的滋味中學習、成長，進一步去感受、喜愛台灣鄉土的芬芳。
回到本書的初衷，我個人的生命史，同樣在闡述「成長」與「啟蒙」此一重大的人生課題。從我的經驗出發，或許可提供讀者一些想像或模擬的空間。吃冰的小孩會長大，吃冰的作者會老去，只有美好的滋味能永存，那麼《吃冰的滋味》在此時出版，剛好可作為我一生的告白。
(作者係作家)
五、白霧下的青春
在白色霧沉之下，青澀懵懂、碾壓在升學巨輪下的陳映真的「陸家大姊」與酷愛魯迅的《吶喊》經歷，只能一直是一道「伏流」，既不能更不敢將之浮上意識層面，直到1957年他離開故鄉到台北上大學。但陳映真的青春期似乎不是表面上這麼寧靜，因為「伏流」一定會翻攪著他的主人，並找到一種差可為時代所允許的形式冒出來。一度這個形式是「史懷哲」。多年後，陳映真在一次講座裡，回顧青少年時期，如此說：我曾經熱烈地想過，要當一個醫生，不是想賺錢，是那個時候，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史懷哲自傳》什麼的，那本書雖然不好讀，但影響很大，我想我不能到非洲當醫生，至少可以到山地原住民部落當醫生。但是有一件事情阻擋了我，就是我的數理太差，每次考試都是十幾、二十幾分，我知道是絕望了，可是如果數理好一點，我的命運可能就不一樣了。（《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
立志當醫生，是將「醫」視為一種能以具體行動，關愛他人為他人付出的志業。黑澤明的《紅鬍子》是青年陳映真最喜歡的、屢屢提及的一部電影，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這樣一種醫者（《最牢固的磐石》1967）。懷抱著這樣一種醫生身影，陳映真進一步將醫人與淑世綰合起來─焦慮於人間正生著嚴重的「病」，而深欲有所為。或許應該知道，整個陳映真文學事業就是以對一個絕症病童的凝視開始的（《麵攤》（1959））。而第二篇小說的主人公自殺前的理想（或夢囈！）就是「在他的烏托邦建立了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我的弟弟康雄》（1960））
如同魯迅，在陳映真的世界裡，醫學與文學雖然殊途，但根本襟懷與內在邏輯則無二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和「他人有病，予救治之」，都是本於仁愛，將對象，也就是個人，視為由天地世界眾生所構成的整體的一分子，去接近、理解，之後診斷。由於陳映真把「醫」看得高，愛之深責之切，那麼以後在他的小說中經常出現冰冷傲慢、自以為是的醫生群像，也就不足為怪了。
青少年時期多才多藝
中學階段的陳映真，基本上是一個懷抱著史懷哲式人道主義淑世理想，且多才多藝的青少年。他能彈吉他、愛唱歌，而所彈唱者，應不免是當時的青年文化空間所僅有的西方流行歌曲或民謠，好比之後成為他同名小說《哦！蘇珊娜》（1963）的那首曲子。當然，他的文學能力也是早就破穎而出的。
根據陳映真的一位初高中同窗多年後回憶，1950年秋天剛上初一，老師就要他們背誦一大堆唐詩。眾人皆苦，獨陳映真不以為苦，於是他就成了「小老師」。該同學「清晰地記得，有一次午飯時間，映真以他的大塊頭扮演楊貴妃，唱作俱佳地向同學們解釋『雲鬢花顏金步搖』的意義，那種滑稽的形象，惹起了全班的捧腹」（邱勝男《我的老友陳映真》1980）。為何小學才剛畢業的學生要讀一堆唐詩呢？是由於學校讓剛從舟山群島撤退回來的官兵駐紮，延誤了開學，於是有老師不忍學生荒嬉，讓他們背唐詩以消永日。其實，整個1950年代的台灣，可說一直都是在「一個絕望的戰爭年代的陰影」下（小說《家》）。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1954年的九三砲戰、一江山島戰役，以及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還有冷戰下的白色恐怖，必然一直伴隨著陳映真的成長吧。
這位邱同學也見證了陳映真，在高中時就展露了出眾的敘事才華：每天中午吃便當的時候，是他向同學們大「蓋」的時間，他豐富的學識及他的詼諧，他的善於演說，使同學們酷愛這課餘的一堂。每次同學都端著便當圍繞在他的周圍，隨著他的演說而歡笑，而痛苦，甚至泫然淚下。（《我的老友陳映真》）
陳映真的這一面，對我們立體化陳映真這個人很重要。不然，之前的敘述總難免會在讀者心中浮現一幅過於抑鬱、嚴肅的陳映真側寫，然而那只是一面。陳映真是一個冰火人物；嚴肅較真與熱情詼諧奇異並存。事實上，陳映真的朋友們對日常的他的主導印象，反而是愉悅、好奇、熱情（除了不喝酒、不喜應酬），不時爽快大笑。對於很多人都好奇他的小說，尤其是早期小說，何以主人公死亡頻仍，晚年的陳映真曾如此說明書寫與個性之間的距離：「出於思想和現實間的絕望性矛盾，從寫小說的青年期開始，死亡就成為經常出現的母題，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卻從來不曾有過憂悒至於嗜死的片刻，反而是一個遲鈍於逆境、基本上樂觀，又不憚於孤獨的人」（《生死》2004）。
初三讀了兩趟
關於陳映真的中學生時期，我們所知之事不多，印象比較突出的有兩件事：留級與示威。1953年夏天，「遲鈍於逆境、基本上樂觀」的初三留級生陳某某，反而拾了個大輕鬆，「比較仔細地讀《吶喊》，到大漢溪游泳、釣魚，覺得留級其實並未見得就是極大的災難」（《後街》）。這是多年後陳映真以塞翁失馬的態度回顧留級一事，但對為何留級則未置一詞。留級誠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但「為何留級」這個問題本身則可能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多少可為我們對陳映真，在他學生帽底下的那片腦的海洋，到底是平靜的抑或是翻攪的，多了一點想像與判斷的空間。他的史懷哲之夢，可能曾讓他對競爭的、自利的體制化升學主義產生一種牴牾之情，而如此的心情也的確表現於早期小說《家》（1960）之中。但此外可能還有另一面。
留級那年正是他養父事業頂峰之時。戰後國民黨的治台策略，與戰後韓國頗似，都是在美國的指使交辦下，清勦左翼反日力量，拔擢日據時期「有力者」以為治具。陳映真的養父（也就是他的三伯父）在日據時期當過名為「巡查部長」的中階警官，在當時可算是頂到台人從警的天花板了。1953年養父選上了台北縣縣議員，同時官商雙棲，也是「台北汽車貨運公司董事兼經理」（引自陳明成《陳映真現象》2013）。那麼，我們可否如此想像：在養父最發的那兩年，是否正值陳映真由於內心深埋陸大姊之訣別與魯迅之吶喊，從而陷入徬徨不安而又無人可說的境地？這個與白色恐怖高峰期重疊的特色青春期，是否可以部分說明他學業的荒疏呢？我認為非常可能，1960年小說《家》就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小說諷刺了一個與作者側影高度重疊的青年「我」，在父親死後不到一年，就伶俐地將自己從對權財兩好的父親的青春期反叛的耽溺中解脫出來，「在臉上塑著成人一般的風景」，以家父長的繼承人身分，打起精神、立定志向，不再對現代場屋之途心存猶疑，進而以進入體制光耀門楣為人生最高目標─畢竟，「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妹。這個主人公儼然就是作者以自己為原型，用殘酷的自嘲，所捏塑出的一個放棄初心，回歸家族的小宋江。
陳映真初三讀了兩趟，之後考上同校高中部。為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而命名的這所高中，也是我的母校，只是我與學長相隔18載。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陳學長與我都曾身穿卡其制服，頭戴軍訓大盤帽，背著書包步行過同一條路徑：從學校出門右轉，越過林森南路，走過青島東路軍法看守所，經過台大醫院長滿青苔的老圍牆，來到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老建築─台北車站。不同的是，當時的我只是一個為升學所鞭策，渾渾噩噩一無所知的青年。待我高中畢業時，那個軍法看守所正好扒清，在空蕩的石礫地上，蓋起了當時台北最豪華的「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數年後，另一個能讓殖民與白色恐怖記憶攀援的台北車站也扒了，平地起了一棟不中不西的車站大廈。我曾想過，我還能憑身體記憶返回那個現場接起那段歷史，那麼，連這個記憶都沒有的下一代呢？
嗜讀舊俄文學
從初三留級那年開始「比較仔細地讀《吶喊》」，到後來上大學思想左轉，這兩站之間還有一段嗜讀舊俄文學的時光。陳映真回憶剛上高中的他：「開始並無所謂地、似懂非懂地讀起舊俄的小說。屠格涅夫、契訶夫、崗察洛夫、一直到托爾斯泰……卻不期因而對《吶喊》中的故事，有較深的吟味」（《後街》）。對這段自述可以有兩點評論。
首先，日後陳映真雖然進的是英文系，但綜觀他的文學一生，與魯迅相類，主流英美文學從來不曾進入他人文感受的核心地帶，反而是以更大的熱情投諸那些在「近代化」歷程中，被視為「居下流」的文明或民族的文學；而這樣的心與眼早在少年時就已成形。
其次，在所列的舊俄作家裡，不是史詩的、高拔的托爾斯泰，反而是憂悒、纖細、總是理解而寬宥、徬徨而苦悶的短篇小說家契訶夫，給陳映真在文學上以最深影響。陳映真後來一再說，影響他比較大的作家有三：魯迅、芥川龍之介與契訶夫（《陳映真的自白》1983；《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魯迅充滿生命力的文字下的對中國苦難的深度理解、契訶夫對知識分子在大變局中的弱質的感受，以及芥川的某種「鬼氣」，都教育或吸引了他。感受這三位作家在陳映真青少年時期對他投下的深刻烙印，是深入理解陳映真文學、思想，與政治的一關鍵而又幽微的入手處。
參與反美群眾聚集
高中畢業那年有一個「政治」插曲：他參加了台灣自白色恐怖以來的第一次反美群眾聚集─1957年的「劉自然事件」（或稱「五二四事件」、「攻打美國大使館事件」）。事件起因於一個美國軍人在自宅門口擊斃了劉自然，並在一種實質的治外法權下無罪離境，於是激起了黨國所默許的民憤，得機宣洩了1950年以來附庸於美的官民全體的老羞。陳映真說他「純粹出於頑皮」，打製了一個抗議舉牌，上書「抗議美軍藐視人權 We Demand Fair Justice」，直奔美國大使館，後來還被刑警總隊叫去問話，無事釋回（見《後街》1993；《生命的關懷•序》2002）。是否純粹出於頑皮，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陳映真一生獨鍾上街反美。
1988年3月，為了農民，他上街抗議美國農產品的傾銷（《豐富、生動的功課》1988）；2003年3月，為了抗議美軍入侵伊拉克，親自上街參加反美反戰示威遊行（見《反對「不准反美反戰」和「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此次反對美帝侵伊運動的反思》2003）。那場遊行記憶猶如昨日。我在遊行隊伍的暫時修整中，看到66歲、髮蒼蒼、多病纏身的陳映真，不支三月驕陽，在滿是站立的歡笑熙攘的青年人群中艱難垂首蹲坐；那時陳師母在旁看到我，搖搖他，於是陳先生抬起頭來與我目光對接；在不掛著社交微笑的臉上，他的眼神顯露疲憊與一點點似是看透一切，卻依然盼望的光。
大學時期生活困窘
1956年頃，陳映真養父過世，人走茶涼，債權人登門搬物，家道遽爾中落，所幸還為養子留下一單人壽保險。靠著僅夠支付私立大學昂貴學費的保險孳息，陳映真於1957年隻身來到淡水小鎮上大學（淡江英專，今日淡江大學）。選擇英文系，或許是因為當時的文學青年也只有這一條去路；中文系因經史子集文字訓詁「於學無所不窺」，反倒失去了與文學的直接聯繫。
大學頭兩年大概是陳映真「半生中最困窘的時候」，「寄腳在一家教堂中的小房間」，學費繳畢已無所餘，得靠家教支付生活（《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1977；《台北斷想》1999）。根據陳麗娜的口述，陳映真那時居無定所，除了寄宿教堂，也在淡水的一間祠堂，靠著一堵有簷的邊牆，搭上兩三片布，能遮風避雨就算是窩了，而靠海的淡水入冬又是異常濕冷。吃也吃不上，只能去菜攤拿別人不要的菜葉胡亂煮煮。如此的困苦經驗及伴隨而來的「挫折、敗北和困辱的情緒」（《試論陳映真》1975），除了讓陳映真的早年作品總是帶著一股抖不掉化不開的抑鬱，也影響了他一生，讓他能夠對社會底層、對被侮辱與損害者有一種發自內在的同情共理；讓他能在1980年代中期辦出像《人間》這樣的刊物；讓他寫出像《萬商帝君》與《忠孝公園》，這般架構於底層人物及其生態的小說。這個始自青年時期的物質貧困及生計奔波，其實一直沒有真正離開過他。
1983年，陳映真46歲，在受訪被詢及「未來寫作計畫」時，他表示：「我現在的問題是，很想趕快解決生活問題，在我這個年齡，我已經花不起時間，特別把時間花費在生活上…」（《「訪談」陳映真的自剖和反省》1983）。青年時期的「家道淪落」及終生的「困乏其身」，是理解陳映真思想與文學的一個如山脈綿延的大背景。
陳映真酷愛魯迅早期的作品，是否也與命途相似多少相關呢？陳映真對《吶喊》的吟味是「飽含淚水的愛和苦味的悲憤」。是這個對《吶喊》的體會，讓他「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從而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他們都能從一己淪落的痛苦，發而為對廣大底層人民的愛，從而延伸到對破落、貧困，甚至愚昧的祖國之愛，最終延伸到遼闊的第三世界。晚年的陳映真以他獨到的對魯迅的品味，以四個字說明魯迅的批判的現實主義：「豐潤深沉」（《「訪談」左翼人生：文學與宗教》2004）。
（編按：本篇文字經編者刪節，藍色小標為編者加入）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