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對於明代歷史地位的評價，不再有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成就的顧慮，如史學家謝國楨所言：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是膚淺的，但一般仍多認為明代為近世中國衰落和中西消長的關鍵。

近百年來對明代多惡評

（一）黑暗的時代。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二）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

（三）停滯的社會。從黑格爾以來，西方主流學術把明清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系也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是一個沒落和停滯的時期」。鴉片戰爭後，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社會經濟才出現重大變化。

（四）閉關自守的國家。黑格爾說：停滯不前，沒有變化，是中國的宿命，這種宿命一部分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理論與赫爾德的「木乃伊」論，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暴力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至今還有很多人認為明清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因此，中國需要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黃土文明」，引入西方的「藍色的海洋文明」。

傳統史評對明代的肯定

其實，過去肯定明代歷史地位的不在少數。明永樂皇帝就說：比較漢、唐、宋盛世，大明「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族；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

從制度上防止母后和外戚干政及藩鎮之禍，如《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所云：「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

繼起的王朝總會貶低前朝，以彰顯我朝得以得天下之正當。但繼明朝而起的清朝，從順治皇帝以下，對明朝卻頗多讚語。順治皇帝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康熙帝稱讚明朝：「治隆唐宋」，「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尤其對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讚揚備至，順治帝說：「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乾隆更肯定崇禎皇帝：明之所以亡國，是萬曆、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國事已不可為」，雖然辛苦經營17年，仍不能「補救傾危」，而以身殉國。

近年來正面論述逐漸增多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復興及東亞國家的經濟崛起，究其促進其發展動力，人們多認為受儒家文化為主的中華文化影響是重要原因，轉而肯定中國的歷史文化。西方學者也開始客觀地比較中西歷史文化及其近代以來的發展，認為中國歷史被誤解了。

1980年代末期，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會長呂士朋，首先在從疆域的開拓與鞏固、西南的開發與南洋的移植、制度的宏遠及其創意、人文的重振與科學的探究等四方面，首先肯定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近十多年來，更有中外學者參與討論，如經濟學者梁柏力把新一代中西史學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綜合起來，反駁關於中國明清時代的傳統觀點，諸如閉關鎖國、重農輕商、抑制市場、輕視科技、缺乏產權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進而對明清歷史提出新的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學者盧興基重提史學家侯外廬所說的，從「16世紀中葉開始」的「資本主義的幼芽」，開啟思想啟蒙，帶動明代後期詩歌、小說、戲曲、繪畫等領域澎湃發展，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一些西方學者反思歐洲中心論，如王國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提出中西經濟的消長「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14至17世紀，而在18世紀的產業革命。在此之前，雙方經濟均在發展農村與城鎮散作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西方超過中國是產業革命後的事，也就是說明代不是中西發展的拐點。有的學者還直言明代是被誤解，甚至是被抹黑的朝代。

明代的歷史特色與地位

（一）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其國祚，不計南明39年，也有276年；歷代王朝中只短於夏、商、周三代，漢朝要東、西漢合計，宋朝要南北宋合計，唐朝要與武周合計，才比明朝國祚多些，清朝從入關前的崇德元年(1636)算起，也只有276年，與明朝相同。明朝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也是最成熟的階段。

（二）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明太祖強調：「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確定明朝是承襲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中國從此不再是傳統狹隘的中原，或所謂本部18省，不但包括雲南、貴州，而且關外的東北、蒙古、西藏也在羈縻範圍之內，東北疆域甚至包括今黑龍江下游和庫頁島，伯力的《永寧寺碑記》可以為證。

明朝版圖之廣只比唐、元、清稍遜，有學者估計為近千萬平方公里，即使不計羈縻之地，至少也有650萬平方公里。同時代的世界強國，如帖木兒帝國、蒙兀兒帝國、奧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等無一能及，更不必論分裂的歐洲國家神聖羅馬帝國，以及16世紀才興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英格蘭、荷蘭的殖民帝國。清朝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將蒙古、西藏正式納入版圖，並於新疆、東北、台灣建省；辛亥革命成功，依〈清帝退位詔書〉：「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大明之功不可沒。

（三）大明不僅是亞洲及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龍頭，也是14-17世紀世界最強的國家。據近年人口學家的估計，大明人口以8,500萬到1億3千萬，領先全球，大幅領先第二位的印度德里蘇丹和蒙兀兒的3,200萬到8,800萬，名列其後的奧圖曼帝國僅900萬到2,800萬，更不必論歐洲國家，法蘭西僅1,100萬了。

至於經濟規模，據估，1820年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GDP總量占世界的32.4%，即使在飽受戰亂與天災之苦的明末清初，仍與全印度及全歐洲並駕齊驅。人均收入領先於世界一直持續到15世紀，當時歐亞大陸最強的帖木兒帝國也向大明朝貢。

（四）大明是當代民生最富庶的國家。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經濟發達，國內市場網絡流通，海外貿易興盛，白銀因貿易出超而大量流入，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租稅朝納銀化發展，社會空前繁榮。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也說：「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簡直無所不有，生產的瓷器和布匹比歐洲最上等的工藝好上十倍。百姓生活富足，衣著光鮮華美，其樂融融。」無怪乎執西方明史學界牛耳的牟復禮，在《劍橋明史》，評價明代的歷史地位說：「中國的明朝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極大活力的時代，明朝刻印的文化典籍，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地方的書籍加起來都多得多，對於明朝的歷史，現代研究還不足文獻資料的百分之三」、「明朝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也最先進的國家。」

而此時歐洲雖是航海時代，跨洋貿易卻尚不成熟，只有小規模的黃金和奴隸貿易。除了少數國土臨海的國家大力發展海洋實力之外，西歐以內陸為主的國家（法德、東歐、沙俄等），依然是等級森嚴的世襲封建制君主國。教會勢力開始衰落，文藝復興運動抬頭，科學研究體系才初步建立，穆斯林對歐洲的影響依然很大，歐洲實際上由於通貨的減少正走向蕭條狀態。

（五）大明社會階層流動性高。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運用計量統計分析的研究，指出明清社會幾乎沒有制度化的機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先生又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何炳棣說：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的社會流動率，也可能很難超越」。他總結：明代上行社會流動機率達50%，印證了萬曆年間禮部的報告：「績學博一第者，強半寒素之家。」

（六）言論開放自由，社會文化繁榮。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興起，尤其庶民階層與商人階層地位日漸重要，識字人口增加，展現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說、戲曲及實用科技大為發展；貼近百姓日用的王學大行其道。可以說，明代文化在綜合、普及和反傳統方面均有創造性的貢獻，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

（七）開發華南與西南，移民南洋。自古以來，南方和西南的兩廣雲貴一直是少數民族繁多難治之地，宋太祖甚至玉斧畫大渡河與大理國為界。對於形同化外之地的西南地區，明初政府曾有遷徙少數民族入內地的想法，但明太祖沒有採行，而接續了元朝的政策。元朝滅大理國，由衛所軍管之後建為行省，遍設學校，並為管治少數民族建「土司」制度。明太祖、太宗也行省郡縣制與土司制度並行，一方面與內地相同建置省府州縣，除雲南外又創建貴州布政使司，一方面以少數民族首領為宣慰司、長官司等朝廷命官，仍世襲統治其族人及其領地，可謂「一國兩制」。為防少數民族造反，又遍設衛所，「分兵守要害」，並開闢驛道，「以鎮服之」。衛所軍兵及家屬大多來自南京地區(今江蘇、安徽)，以雲南為例，即使到萬曆年間，登記有案的軍戶仍有23萬戶；則軍事移民當在百萬之譜；漢族人口遂成為最大族群。

衛所的屯田發達了西南農業經濟，驛道的開闢發達了商業貿易，府州縣衛所的學校使之日漸教化，建水縣孔廟規模之大僅次於曲阜。由於衛所遍布各地，內地來的軍事移民遂多與當地少數民族比鄰而居，各民族相互學習影響，密切聯繫著西南與內地，加強了西南地區對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明朝鞏固元朝開闢的西南邊疆，整合西南地區及族群，促進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為中華多元民族的統一國家奠定了發展基礎，其功卓著。

華南的廣東、廣西雖早已郡縣化，與內地無異，尤其珠江三角洲開發甚早，經濟文化發達，然直至明代周邊山區仍多瑤族等少數民族，經常與漢族發生衝突，甚至爆發大規模民變。為維持地方治安，明朝特別重視衛所的設置，許多衛所與府州縣衙同城，城市公共工程建設如修築城牆，多由衛所軍隊負責，而有「軍七民三」之說。明代後期，少數民族變亂較為平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較平衡，尤其山區逐漸開發。兩廣民間社會力量興起，遂與內地相似。可見明朝在整合和開發華南兩廣上大有貢獻。

唐宋以來，中國海外貿易很盛，元代更隨國勢鼎盛。沿海居民因航行海外而移居者不少。明初雖頒令海禁，仍有不少人犯禁外移，鄭和下西洋在印尼擒回的海盜集團頭頭就是潮州人。鄭和從永樂3年至宣德8年七下西洋，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動朝貢貿易。當時雖未弛海禁，但刺激華人走向海外，也有些隨船隊下西洋的留在海外。明人張燮《東西洋考•文萊傳》云：「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至此，留鎮其地。」

其後，隨著歐人東來，明人從事起私貿易，因而移居東南亞甚多。爪哇國「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萬曆時更是「中國商人往來不絕」，逐漸形成華人聚居的新村，「其村主即廣東人」。而閩南人移居菲律賓者更多，由明末西班牙殖民政府三次屠殺華人，前兩次共約45,000多人可知。今日東南亞各國華人總數約占總人口6%，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作用，而華僑匯回原鄉的僑匯，以及華僑對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均有重大貢獻，如黃花岡烈士中多為東南亞華僑。華人大量移民和開發東南亞，明代是一重要的關鍵時刻。

（八）明朝是宋代之後唯一漢族建立的王朝，因此特別注重華夏之再造。通過華夏正統王朝譜系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制的重塑，明代修復了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蒙元尊奉佛教儒學式微；南人與漢人族群裂痕明顯，各地域存在相互歧視的現象；北人胡化現象嚴重，蒙古化向下層平民擴散的趨勢。明初制度承襲元朝制度中的華夏因素，繼依元以《易經‧乾卦》「大哉乾元」定國號「大元」，而以「大明終始」定國號「大明」。儒學依循元朝以朱子學為官學，科舉考試的經書一以朱學為依歸，但元制中仍多蒙古胡元因素，於是大明開國就強調「復漢官之威儀」，如利用「去蒙元化」的服等飾改制，加強對漢族文化的認同。

政經社會制度也向唐宋制轉化，然此舉並非排外，而是恢復華夏傳統和整合華夏族群。創建制度，也延襲了元制優良適用者，如衛所制度和屯田制度，並且將來降的大批蒙元官民軍兵或編入衛所，或散居全國，將非華夏族群納入華夏族群，擴大華夏多元一體的內涵。

（九）大明立國宏規為後世稱頌。明太祖所立的制度多為清朝沿襲，施行亘500多年之久。清順治皇帝說，明太祖所立的法、條例章程「規劃周詳」，為「歷代之君不及」、「可垂永久」。民國初年，明史大師孟森持同樣看法，在《明清史講義》中特立〈開國以後之制度〉一節，闡述明太祖建立的制度，表彰其開國的宏圖。明代以來無論當政者或學者對明代史事，都特別注重明太祖開國制度，《明史紀事本末》特闢的〈開國規模〉，其中十年一度的戶口及資產普查制度，更走在時代的前沿，18世紀歐美才普遍採行，而台海兩岸在1950年代中期才首次實施。

依《大明會典》、《大明律例》行事之官僚體制，雖然中央朝政懈怠混亂，各級政府仍能照常運作。完善的科舉制度從全國各地無功名官位之家選拔士人，為政府補充官吏。朝政大事開放大臣廷議，重要官員出缺也開放廷推，不由皇帝獨斷。

（十）徹底確立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的體制。丞相廢除後，外廷最高權力層消失，內廷的皇權及其代理人―宦官權力高漲。外廷若欲有為必須與宦官合作，而有「權相」與「閹黨」出現。黃宗羲因此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明夷待訪錄．置相》），但中央集權下允許地方分權，如在西北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自治，地方事務也由鄉紳參與，如公共工程之修繕和管理。但專制政治體制「權不專於一司」，以防事權下移，影響政事推行的效率。長官意志下的官僚政治作風和貪腐風氣，帶來不良的政治風氣。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體制的正負遺產皆及於現代中國。

（十一）明太祖治國以安民為本，所頒《教民榜文》之《六諭》為東亞各國採行，作為地方社會安定的基石。明太祖治吏和待功臣甚殘酷，為後世史家所詬病，但孟森認為這是在民權不張時代，為保民的必要之惡。至於廠衛之害，孟森亦云：「然細按之，皆凌蔑貴顯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其嚴刑峻法主要對象為權貴和官吏，以防止他們欺壓百姓，並非對付人民。

（十二）以「不征之國」為主導，結合市舶貿易，以朝貢貿易體制，建立和平的天下秩序。鄭和下西洋不建立殖民地，只維護海上航線安全，並以「興滅繼絕」原則協助鄰邦。處理安南之交阯建省與獨立，抗倭援朝等均為重要的事例。《皇明祖訓•祖訓首章》：「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不征之國」是指不侵略鄰國，不干涉其內政；「朝貢體制」以經濟互利，維繫國際政治與外交關係。其所建立的和平天下秩序，可為今後世界新秩序的借鏡。

存在的歧見：評價問題

（一）廠衛特務政治之害是否被誇大。錦衣衛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特務機構，錦衣監察包括秘密監察，它在人員編制、監察範圍、逮捕程式，乃至後期定案等方面，都受到具體的制度約束。錦衣校尉濫用偵查權的時段，往往也是上述制度約束被破壞之時，比如英宗時期的無條件信任，正德、天啟朝的一人獨享多項大權等。錦衣監察及後來合一化的廠衛監察，針對的對象都是官僚集團，而非平民百姓。惡名之權宦正統王振不過5年，正德劉瑾3年，天啓魏忠賢6年。

（二）文字獄是否存在。洪武文字獄的記載明顯誇大，甚至互相矛盾。後世有關洪武文字獄的大部分故事，來自《朝野異聞錄》和《閒中今古錄》一類的野史。現代明史專家經過對大量不同史料的分析，除發現洪武文字獄確有其事外，也從這類野史中發現不少杜撰的故事。尤其是在明代中晚明，出現了肆意篡改書籍的風氣，導致文人有意在原有史料的基礎上添油加醋，陳學霖認為：「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史料不宜輕信」，但的確明初有不少人，如高啓高啟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龍盤虎踞」等句觸怒朱元璋，一併被腰斬於金陵。王彝等文化名人亦慘遭殺戮。

此源於士人對大明開國並不擁戴，拒絕出任新朝官職而引發之文字獄，乃有明太祖《大誥三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明代中期以後文網甚鬆，出版發達並無文字獄事件。

（三）針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停滯論。對於1950年代以來盛極一時向「停滯論」宣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述，西方學者甚不以為然，而於1964年9月6-12日在英國南部Oxfordshire，由《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主辦「中共史學研討會」，評論資本主義萌芽，其結論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認同。

不贊成明代就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幾乎是西方史學界的共識，連美籍華人學者大多也持這種看法，黃仁宇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余英時也在〈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文中說：若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產生不了「資本主義」。

有學者說中國社會經濟是「不充分發展的發展」，有人說中國社會經濟只有量變的「成長」，沒有質變的「發展」。1970年代，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更提出，前近代中國農業雖高度發展，但其收益被過多的人口所吞噬，造成「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因此，只有引進新技術和投入更多的資金，才能打破這個停滯的恐怖均衡，跳出陷阱。無奈當時的中國自滿於內部的繁榮，對外採閉關政策；明清之際基本上拒絕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

最近清華大學的管漢暉和李稻葵，估計明代大多時間整體經濟增長並不快，平均年GDP增長率為0.29％；總經濟規模雖有增長，人均年收入沒有明顯變化，基本維持在8公石(521公斤)小麥上下；經濟結構中，農業占比約九成左右，手工業和商業最高時也未突破20％。1520年代之後，隨著人口的增長，積累甚至變為負數，低的積累率說明經濟中的剩餘非常有限，結合明代人均收入水準較低，當時的經濟處於馬爾薩斯均衡之中。這雖修正了伊懋可的說法，大致仍呼應了新停滯論。

明帝國雖有商品經濟與啟蒙思想，但相較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與資本主義等近代文明新發展的歷程，明朝相對來說是停滯的，是沒有自力救濟能力的。這意味著傳統的內變只有靠外力介入，輸入新科學、新技術、新的經濟體制，中國才可能擺脫傳統社會的束縛，進入近代社會。1970年代以來，這種新停滯論幾乎成為史學界的主流。台灣中研院1977年舉辦「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與會的中外學者幾乎一致為「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註解。

大陸學界在改革開放後，「資本主義萌芽論」逐漸退場，而由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取代之。許多學者的論調已逐漸向西方靠近，連撰述總結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吳承明也不再提資本主義萌芽了。最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對晚明社會轉型的集體研究專案，以及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皆以「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發，「從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研究明代後期的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時代變遷史」的概念。

實際上，書中雖有資本主義萌芽式的陳述，卻不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應有的辯證，未能產生重新肯定資本主義萌芽的預期結果。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夭折的原因，一般仍以明清改朝換代來解釋，而歸咎於清朝的政策；這並沒有脫離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窠臼，也不能解決理論的弔詭：何以在晚明已出現各種社會經濟發展的面向，經過清初的沉寂後，到清中後期還是重新展露新芽；顯示到目前為止，對否定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調，尚未出現強有力的反擊。

（四）明代後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黃仁宇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運動，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已展開的情況下，挾輪船和新式武器，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他認為中國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把資本主義誤解為「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他認為明代沒有什麼新生事物，因此不能與西方近代文明相提並論，他進一步主張，晚明是「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但許多學者認為黃的說法受到「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的影響。

晚近以來，傅衣凌、楊國楨與陳支平運用1970年代西方學者解釋工業革命前歐洲社會經濟的「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論，來檢驗明代的中國，認為儘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卻也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產業化」和「傳統內變」。另外，王國斌、彭慕然等雖未直接觸及黃仁宇的理論，但他們主張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與歐洲的發展水準相差有限；意味著他們不完全贊成黃氏的說法。

一些關注明代後期社會與文化的學者，則以實證研究闡明晚明社會的轉型與文化的發展；參與《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的9位作者中，有7位從各個面向論述晚明的思想、文學、科技、文化與社會風氣、社會轉型的互動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學者盧興基，則以其1930年來研究晚明文學與藝術累積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但他與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一樣，把這個自「16世紀開始的啟蒙，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與西方同步，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運動」夭折的原因，歸咎於清朝的統治。這似乎與一些學者，如島田虔次、溝口雄三，認為晚明發展的近代思維受挫於清朝入關後的文化政策，前後相呼應。但這個解釋似乎仍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結語

正如許多學術論爭一樣，論者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採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時空也可能採不同看法，做出不同評價。尤其像明代這麼複雜多元的轉型時代，新生與舊有的事物雜陳，更容易產生不同的評價。

清朝初年，滿清統治者為鞏固其統治，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當然要貶低明朝。清末革命黨人為推翻滿清，就強調明朝「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功。民初國人為圖富強，以為追求近代化非與傳統割裂不可，於是晚明反傳統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及其作品備受讚揚。國共鬥爭時，明朝政治又被賦予現實的政治意義，被反國民黨人士視為特務政治的典型─朱元璋，說成是蔣介石師法的典範，而屠殺士人臣民的劊子手─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軍，也因此被比附為中共紅軍。但中共建國時，毛澤東就提醒吳不要只批判朱元璋，也要注重朱元璋的開國創建明朝，恢復生產力之功。

中共建國之初，為加強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圍堵，強調傳統中國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沒有外力的幫助，仍可自力更生，在明清時代已有自己的資本主義萌芽了。而1980年代以來，尤其到21世紀初，一向看衰中國的西方學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平崛起，國際地位日漸看漲；於是一直飽受惡評的明代翻了身，晚明的中國被認為是16、17世紀的世界經濟中心，那時的江南經濟發達、文化優雅，是令今人嚮往的生活時空。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教授）

地下經濟指的是未經工商登記、逃避納稅的個體經濟，也被稱為影子經濟、黑市或非正規經濟。筆者以下介紹各國及台灣的地下經濟情況，以及如何衡量地下經濟規模的方式。

世界各國地下經濟情形

由於地下經濟活動不會產生納稅申報表，或出現在官方統計報告中，所以很難準確衡量其規模大小。

納稅人之所以將經濟活動從地上轉到地下，主要是想藉此逃避地上經濟的稅收、行政管理負擔和國家調控。通常一個國家的稅費越高，監管越嚴格，地下經濟就越興盛。

地下經濟因無法具體掌握，世界各國政府只能用各種模型去估算。根據IMF統計，1991至2015年，158個國家的地下經濟占該國GDP的比重平均為31.9%。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40%以上的國家，包括辛巴威地下經濟1991年占GDP的57.35%，2015年占GDP的67%；玻利維亞1991年占GDP的68.09%，2015年占GDP的62.3%；泰國1991年占GDP的55.72%，2015年占GDP的43.12%；奈及利亞1991年占GDP的56.09%，2015年占GDP的40%。

地下經濟占GDP的30%至40%的國家，包括巴西1991年占GDP的40.64%，2015年占GDP的35.22%；哥倫比亞年1991占GDP的35.69%，2015年占GDP的33.31%；肯亞1991年占GDP的34.75%，2015年GDP的33.18%。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20%至30%的國家，包括義大利1991年占GDP的29.14%，2015年占GDP的22.97%；南非1991年占GDP的29.87%，2015年占GDP的21.99%；西班牙1991年占GDP的27.49%，2015年則為24.52%。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10%至20%的國家，包括韓國1991年占29.13%，1999年占28.3%，2015年降到19.83%，此與近十年來電子支付發展迅速有關。而中國的地下經濟占GDP的1991年17.47%，2015年降為12.11%，此與中國近十年電子支付崛起，多數交易透過線上付款方式有關。

地下經濟占GDP比重10%以下的國家，包括奧地利1991年占GDP的8.72%，2015年則為8.93%；日本1991年占GDP的10.35%，2015年占GDP的8.19%；澳洲1991年占GDP的15.69％，2015年則是8.1%；瑞典1991年占GDP的7.56%，2015年占GDP的7.24%。美國1991年占GDP的10.12%，2009地下經濟達1兆美元，約占GDP的8%；到了2015年底降為7%，此或許與美國採屬人主義全球課稅有關。

台灣地下經濟及衡量指標

台灣的地下經濟規模占GDP的比重平均為32.5%，1991年占GDP的比重38.43%，2015年占GDP的比重下降到28.97%。台灣地下經濟包括地下金融、民間高利貸、地下賭博、走私、以及房東不申報租金收入等，其中攤販占地下經濟的比重不高，主要還是地下金融、非法集資、地下賭博、走私等為大宗。尤其，非法集資等地下經濟活動一般都是單線聯繫，資金傳遞沒有憑證，稅捐機關要取證十分困難。

有關地下經濟的估計方法，大致上可以分為直接估計法、間接估計法二大類。直接估計法是直接估計，並加總各項構成地下經濟活動項目的價值，像是稅捐機關利用統計方法，對納稅人申報案件進行抽查。間接估計法則是對地下經濟活動不直接計算，而是利用其他資料來間接估計地下經濟，例如貨幣統計、國民所得統計、家庭收支調查等。筆者以下介紹幾種衡量台灣地下經濟的方法。

（一）電力彈性係數大於1，表示地下經濟愈嚴重。該法主張一國的電力增長率相對GDP增長率的比率（即電力彈性係數），大致為若全國用電量超過GDP成長率，顯示地下經濟愈高，按照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電力增長率，相對GDP增長率的比率（即電力彈性係數）大致為1的經驗來看，以台灣為例，只有在2016年出現電力增長率2.92%相對GDP增長率2.17%的比率（即電力彈性係數）大於1的情況，不過電力緊張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加上許多地下經濟活動並不一定需要用到電力。

（二）吉尼係數愈大，表示地下經濟愈嚴重。一般認為吉尼係數在0.2以下，表示一國貧富差距比較小，0.5以上表示一國貧富差距出現兩極化的分配，此時富人可能選擇以逃稅來規避稅賦，從而引發地下經濟的迅速發展。觀察台灣每人吉尼係數，從2016到2022年分別是0.270、0.270、0.269、0.267、0.271、0.271與0.277，顯示2020年起吉尼係數有增加的趨勢，而2021年增加的幅度最大，顯示地下經濟出現擴大趨勢。

（三）食物支出增長率大於經濟增長率，表示地下經濟愈嚴重。由於人們可能會逃稅所得，但食物的消費支出會透露其真實所得，附表顯示台灣在2016、2018、2019與2021年，均出現食品類支出增長率大於GDP增長率，顯示這幾個年度出現地下經濟有擴大的現象。一般來說，以食物支出衡量地下經濟規模是比較精準的方法。

結語

台灣地下經濟的情況始終未大幅降低，導致從事地下經濟者的收入豐厚，卻完全不須繳稅，這不僅會造成租稅不公平，更侵蝕了國家的稅基。如何運用AI智慧系統讓地下經濟地上化，應該是台灣當局未來的重要工作。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

數字經濟創新已被視為救治當前世界經濟的首要解方，西方先進經濟社會早已先發且有成，中國也由中央研訂了宏遠計畫，並投入巨大資金人力；只有台灣還遙遙落後。

15年前，台灣就有一個數字經濟交通發展的方案，但蔡英文掌政後，就撤除了毛治國成立的專案辦公室，一手殺死了初萌的數字經濟創新。如此無心無意於數字經濟發展，當然肇致2023年第一季數字經濟部門的產銷大衰退，也讓美國政府趁隙公然劫掠台灣的護國神山。

數字經濟能帶來潛在機會

最近看似不起眼的ChatGPT創新，竟能在科技、經濟、金融、人文、倫理等領域，激起濤天千層浪；讓人們想到美國人工智慧專家，兼Google前工程總監庫茲韋爾(Raymond Kurzweil)的這句經典預言：「現代人類的未來，是要經歷爆炸而非經歷進化而企及的」。

數字經濟具有快速反覆運算的基本特徵，以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資訊技術，加速突破應用，勢必會帶來全新的潛在機會。中國崛起後，憑著龐大人口基數的紅利、科研能力的儲備量能，與應用場景普及等特有的稟賦優勢，已然彎道超車凌越西方經濟社會創新，為世界創造了豐厚的新時代紅利。

數字創新使質變到量變

現年76歲的庫茲韋爾是《時代》的封面人物，比爾蓋茨稱讚他是「預測人工智慧最準的未來學家」。1948年生於紐約市的庫茲韋爾，是發明家和未來學家，一直是科技世界光學字符識別(OCR)、文字轉換語音合成、語音識別技術與電子鍵盤樂器領域的先驅。他寫了許多有關健康、人工智慧(AI)、超人類主義、技術奇點和未來主義的著作。

2020年代的種種跡象顯示，人類科學技術正處在於一種「將變未變的微妙狀態」，傳統科技的「瓶頸約束」正暴露無遺，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Kunn)所說的「科技典範移轉」一觸即發。毫無疑問，21世紀科技典範移轉以「質變引發量變」，推動數字經濟新一回合的大發展。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保守的投資者總是擔心，數字經濟的未來已包含在現有行業高估值中，未來並不會真正到來，但科技典範移轉趨勢的量能大小正是關鍵。

將加快各經濟社會轉型

2020年代聚焦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共識。尤以世界經濟受地緣政治、新冠疫災及新冷戰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遭遇歷史性的挑戰，不確定性增加；惟有新一回合科技與產業革命，才有望激發各國的經濟活力，加快經濟社會轉型。

目前世界各國正紛紛加快生產和消費端的線下到線上模式轉變，數位化基礎設施、智慧生產、線上消費的快速發展，已成為國家經濟成長的新支撐。據機構測算，全球47個國家的數位經濟規模在2021年成長至38.1兆美元，GDP占比45%；然而，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數位經濟發展差異極大：先進國家數字經濟占比為55.7%，遠遠高於開發中國家的29.8%水準，顯見開發中國家強化數字經濟已刻不容緩；世界知識經濟的數字經濟（新知識），開發中國家本有邊際報酬遞增的後發優勢，應可趕超西方先進國家。

中國數字經濟有提升空間

2021年中國數位經濟規模達到45.5兆元人民幣，名目成長年率16.2%，較同期GDP名目成長率高3.4%，占GDP比重39.8%；然而，與先進社會經濟體之數字經濟占比相較，中國的數字經濟占比仍有提升的空間。預計中國數字經濟GDP占比有望在2027年達到60%左右，預測總產值規模可達15.7兆美元。

另從產業應用普及率來看，中國數字經濟普及率當前在第三、第二、第一產業呈逆向發展趨勢：依中國信通院調查，2020年中國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數位化普及率分別為8.9%、21.0%和40.7%。其中，第三產業數位化發展較為成熟，而第一、第二產業則較滯後。因此，第一、第二產業數字經濟普及率的提升，預計將成為下階段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政策的主要著重點。

未來，隨技術典範轉化及中國政府的雄心，數位產業化有望不斷反覆運算升級，從而實現整體「以質變到量變」的典範移轉，預計中國數字經濟的前瞻性占比，有望超出市場的傳統預期。

根據最新推估，全球數字經濟規模在2027年可以達到61.5兆美元；而中國因為具有包括內需市場優勢、科研創新優勢、生產要素資源優勢，及國家科技政策等四重比較優勢，得以做出更大貢獻，也是長期投資中國數字經濟的關鍵性物質基礎；中國的占比將從2021年的16.3%成長至25.6%，且在若干領域，如AI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等領域，可以在2025年之前超越西方，為全球經濟模式典範移轉創造可觀的新貢獻。

台灣數字經濟停滯衰退

最近日本科技界對台灣數字經濟發展停滯表示驚奇、擔憂。台灣數字經濟關聯企業2023年3月的產銷業績出現10年來最大下滑：統計19家主要相關企業的營業收入，比起2022年同期，銳降達2成；台積電(TSMC)亦時隔4年來首見營收劇減，承擔蘋果iPhone手機生產的鴻海營收也下滑了21%。

事實上，所有台灣數字經濟關聯廠商全面下滑。製造商領袖認為，必俟2024年以後才可能全面復甦。倒是蔡英文政府竟毫無警覺，令人髮指。希望兩岸數字產業可以互補協作，或可在2025年前同時趕超西方經濟。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近期有財經立委提出「中央銀行法修正草案」，建議以外匯存底總額的一成設立「主權財富基金」，並賦予央行職權針對基金提撥原則、治理架構權責等進行規範。央行總裁楊金龍強調他不反對成立主權基金，並建議可由國發基金主導。究竟什麼是主權基金？台灣成立主權基金有何利弊？

何謂主權財富基金

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SWF)又稱為主權基金。國際貨幣基金(IMF)將其定義為，政府為了長期目的，以外匯資產所創設及擁有之特殊的投資基金。簡單來說，就是由國家「主權」所成立的基金，且是以投資、賺取利益為目的。其特徵一是由政府擁有、控制與支配。二是追求風險調整後的報酬最大化目標。三是由獨立於央行和財政部的專業投資機構管理。

通常主權基金的資金來源為官方外匯準備移轉資產，或預算盈餘資助的非大宗商品基金，或是以石油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出口收入為主的基金。挪威、阿布達比、科威特、俄羅斯、中國大陸和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均早已成立了主權財富基金。截至2023年4月止，全球共有52個主權財富基金。

為避免有些國家藉主權基金名義去投資別國的公司，其目的並非獲利，而是獲取戰略知識或技術；所以擁有主權基金的26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在2008年3月，協議出聖地牙哥原則(The Santiago Principles)，用來規範主權基金的行為。附表列舉最新全球前10大主權基金概況，其中以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居第一，資產達1.372兆美元。第二則是中國投資公司，資產規模也逾1.3兆美元。

台灣成立主權基金的利弊

筆者以為，台灣成立主權基金有幾大好處。

一、創造基金收益。台灣的勞保基金、勞退基金、退撫基金及國民年金基金等四大退休基金皆面臨破產危機，而且投資績效不彰。若能結合央行所提撥的資金，合組「五合一」台灣主權基金，至少有一定的資金規模。未來透過國際專業投資法人的操盤，應可提升基金績效，降低退休基金破產疑慮。

二、台灣非IMF會員國，最好能持有更充裕的外匯存底，因應資金大量進出的衝擊。1996年台海危機曾引發資金外流，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都曾引發資金外流。

三、可於全球金融市場發揮穩定的作用，並增加全球資金的流動性。

四、對於接受台灣主權財富基金資金流入的國家而言，這些資金可幫助它們強化經濟、提升生產力水準及刺激良性競爭。

不過，投資必然有風險，台灣主權基金的運作必須能承受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再者，應避免受執政黨的政治力影響。否則，就會失去主權財富基金超然獨立的特色。

借鏡新加坡及挪威經驗

對於成立主權基金的運作，可能的利益輸送、執行效能、投資風險、可能妨害市場運作等疑慮，可借鏡新加坡淡馬錫控股、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還有挪威退休基金的運作模式。

一、淡馬錫控股成立於1974年，由新加坡財政部100％持股。除了投資新加坡當地市場外，也把亞洲市場和已開發國家市場視為投資終點，目前大約一半的資產是在新加坡以外的地區。淡馬錫控股公司成立以來經營績效良好，淨資產收益率年平均逾10%。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立於1981年，是東南亞最早採用主權財富基金對外投資的公司，投資領域涵蓋了30多個國家的股票、債券、外匯、房地產、及私人企業等。投資遍布美國、加拿大、歐洲、東南亞等。此基金在2002-2022年間，平均每年有7%的報酬率。

二、挪威的「政府養老退休基金全球基金」成立於1990年，是國際間公認治理最完善，也是規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挪威政府為避免油藏枯竭或油價波動過劇，造成國庫虧空，而將出口石油與天然氣的部分獲利存放在「政府退休基金」中，這不僅可「未雨綢繆」，亦可維繫人民的福利。此基金是由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管理，是一個獨立的部門，經營相當穩健。

挪威主權基金資產的主要來源為流入資金、投資報酬及匯率收益；其投資的區域以北美(48.8%)、歐洲(30.8%)、亞洲(15.8%)為主。統計在1998~2022的25年中，只有6年報酬率是負的，其餘都是正報酬。累積的年化報酬率約為5%，表現極為穩健。其成功之道，值得台灣未來規畫主權基金時參考。

首先，基金宗旨明確。挪威的退休基金除為人民謀福利外，基本策略相當清楚，對外投資沒有政治戰略目的，不試圖取得對投資標的企業的控制權，絕不操縱單一公司的股票市場價格。對單一公司總股本的最高持股為3%，對單一公司內有投票權的股份持有比例也不能超過3%。

其次，成立「倫理諮評委員會」。成員領域廣泛超然，而且不得投資「違反人道、嚴重侵犯人權、重大貪汙或嚴重損害環境」之標的。並建立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的運作原則，內部組織架構、治理模式與管理團隊都比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私人投資公司，避免仿襲行政機關的架構。其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分的基金經理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極少有政府公務員。

再者，財務「公開化」與「透明化」。定期公開揭露資產組合比例和投資報酬，透明程度遠超過其他主權財富基金。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去年底之後，雖然各國逐漸揮別疫情陰霾，但由於全球終端需求疲軟，許多重要產業正在調整庫存，加上俄烏戰事未熄、通膨持續延燒，嚴重波及貿易成長與經濟復甦。4月5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報告指出，今年貿易成長預測降至1.7%，低於2022年的2.7%，不如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的平均年增2.6%；至於經濟成長則降至2.45%，更不如2022年的3.0%與2021年的5.9%。

面對全球景氣籠罩著低迷氛圍，與各國市場高度連結的台灣當然難以倖免，去年9月迄今對外出口持續萎縮，在無形中直接波及經濟成長。依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去年第四季經濟成長負0.86%，為2016年第一季以來首度轉負，全年僅成長2.43%。4月28日，主計總處公布第一季經濟成長概估負3.02%，較2月之預測大減1.82%，創下金融海嘯以來最低，即使民間消費成長，仍然難抵出口衰退衝擊；若至今年底動向不變，則全年經濟成長將會從2月預測的2.12%，下修降至1.67%。

出口劇降致經濟成長下修

亦即在外在環境劇變的衝擊下，台灣經濟正在迎接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的最大挑戰。不過，若從上述數據加以觀察，其實可以發現，景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癥結在於出口動能表現頗為疲弱。換句話說，長期拉抬台灣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境外淨需求，呈現大幅萎縮，是導致經濟成長下修的根源。其中，最關鍵的因素莫過於扮演出口引擎角色的電子、資通產業去庫存調整周期，較先前的預測拉長，造成境外淨需求衰退。

儘管出口動能持續疲弱造成台灣景氣陷入低迷，然而其背後真正的關鍵在於，過去支撐出口動能最重要的地區呈現急劇變化。依據台灣海關的資料統計顯示，今年第一季對最大出口市場的中國大陸(包含香港)衰退24.8%，而且出口比重降至35.1%，創下20年來同期新低水準。換言之，過去40年台灣經濟持續創造榮景，最重要的因素是受惠於大陸市場需求旺盛，近年來對大陸出口占比皆在四成左右，同時享受著高額貿易順差。

舉例來說，近年為台灣護國神山產業的積體電路(晶片)2022年對大陸出口1,067億美元、占比超過五成，占該年對全球積體電路出口金額1,841億美元的58%，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無庸置疑。亦即台灣積體電路產業海外最大的市場並非美國、歐洲或日本，而是中國大陸。再者，若以積體電路最近五年對大陸出口的占比加以觀察，皆穩定在60%左右，一旦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政策，減少大陸市場的份額，勢必會讓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的發展受到衝擊。

對大陸依賴延至服務貿易

其次，則是長期以來存在的「台灣接單、海外出貨」三角貿易，依據海關的資料統計顯示，其中超過八成海外生產據點來自大陸，近兩年來，每年三角貿易所創造的淨收入皆在300億美元以上(2021年甚至創下367億美元的高峰)，這些三角貿易淨收入，對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更無法忽略。亦即兩岸經濟歷經過去40餘年發展，台灣對大陸的依賴，已經從有形的貨品貿易延伸至無形的服務貿易，這無疑說明兩岸已建立了緊密的貿易關聯，根本難以在別的地區找到替代。

面對台灣經濟長期依賴大陸市場，不少學者、專家擔憂，台灣經濟極易受到大陸經濟變化的波及，因此不斷示警建議，必須分散市場布局。不可否認，單一市場占比四成是一個偏高的數據；然而，在地理位置、同文同種，加上經營成本、產業關聯等效應下，與台灣狀況頗類似的加拿大、墨西哥對美國市場出口的依賴長期超過六成來作比較，顯然並未過度依賴。

此外，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出口的背後是增加生產，生產的背後是充分就業，就業的背後是創造許多家庭幸福，其對社會安定的影響不容小覷。

大陸占台灣經濟一席之地

很顯然地，未來台灣經濟若要持續成長，其關鍵在於出口需求止跌回升，其中就無法忽略大陸的市場。5月3日，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公布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報告》指出，2023年全球經濟若要恢復穩健成長，必須依賴中國及印度，兩國將貢獻50.3%的經濟成長動能。雖大陸景氣尚未完全復甦，但IMF在報告中認為，中國透過增加公共支出、擴大內需等政策加持，今年經濟成長預測可以突破5.0%，這使得我們無法忽略「疫後」中國的經濟轉型及市場變化，特別體現在消費和服務等相關行業需求上的增加。

儘管過去七年來，台灣政府念茲在茲，希望透過分散市場，降低對大陸出口的依賴，但我們認為，在沒有充分的替代市場下，不該以犧牲經濟成長為代價放棄大陸市場，而是應該重新規劃、接軌其市場的發展方向。因此，在台灣景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而大陸迎接「疫後」景氣的復甦下，如何化解兩岸政治僵局，理順經濟關係，進而維繫、擴大大陸市場的份額，將會是台灣經濟持續成長不可或缺的路徑。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美中對抗正在從國際政治、世界經濟和軍事競爭，蔓延到文化、媒體和社會層面的鬥爭，這不僅影響兩個大國，而且影響整個世界。這場鬥爭的動力，來自霸權思維（美國）和反霸權哲學（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根深蒂固的反共和冷戰思維及融和性的社會主義。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美國一直在有計畫地制定戰略計畫（其白皮書可見）和盤算準備。

國際社會怎麼看印太戰略

美國的國際戰略反映在它的歷史上：19世紀以來的門羅主義（導致美國擴張和擴大了世界影響力），一戰、二戰和冷戰期間的戰略聯盟（為美國帶來勝利和利益），以及美國政府推出以北約（針對俄羅斯）為樣本的印太戰略，轉而針對中國，先後組成了AUKUS（澳洲、英、美的聯盟）、Quad+（美、澳、日、印度希望擴大）、JUSK（日、美、韓）的軍盟加碼，並拉攏菲律賓擴建軍事基地，示好東南亞國家，大力武裝台灣等連續動作。

印太戰略是美國對抗崛起中國的中心計畫。但中國不像蘇聯那樣，靠霸權崛起，最終因經濟失敗而垮台。中國經過艱苦奮鬥，在短短幾十年內，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成為全球14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因此，印太戰略未必會像歐盟和北約，可以打垮蘇聯和華沙集團般地打垮中國。中國也不會結盟其他國家打第二次冷戰。

中國經濟之所以蓬勃發展，是因為它通過合作，與其他國家實現共同繁榮發展，例如倡議「一帶一路」。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美國正努力以低於1%的增長率恢復經濟時，中國經濟成長率已回復到3-4%。因此，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印太戰略有不同的看法，一是從政治領袖的角度，另一個是從人民或工業領袖的角度來看。前者是一種「政治性的」觀點，政客有選舉動機，其國際觀點也通常是短視的；而後一種則是「經濟性的」，基於人民的現實生活、對生活水平及就業的期待和工業績效方面的考量。

從政治面分析印太戰略

拜登政府沿襲了美國反華（和反俄羅斯）的戰略。美國前幾屆政府的「重返亞太」、「力量平衡」戰略，到當前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印太戰略，是一脈相承的。拜登受到二戰後美國霸權外交、冷戰思維的灌輸，並看到中國快速崛起，推出了超前的、全面的反華戰略，在貿易戰上加倍下注、在技術上加大制裁、在軍事上組成印太戰略。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是，它與所有盟友聯合起來，不僅可以阻止中國的發展，還可以讓它崩潰。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美國的盟友並不比非聯盟的貿易夥伴團結。以AUKUS為例，英國是一個衰落中的國家；澳洲希望獲得美國的軍事技術和保護傘，但在經貿上非常依賴中國，因此現任總理艾班尼斯不得不改變對華政策而趨向中和；加拿大雖未加入AUKUS，但也一味地跟著美國反中，這只會讓世人看到盎格魯撒克遜具有種族偏見。印度反中是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其立場已很明確，本質上奉行不結盟原則；願意與美國聯合軍演，但指望印度會為美國打代理人戰爭是不可能的。美國緊抓住與日本、韓國的盟友關係，但韓國對日本併吞並殖民統治朝鮮36年的民族仇恨，遠遠超過他們對獲得美國軍事（核）技術和合作（保護）的願望。

相比之下，中國與東盟國家培養了良好關係，調解了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關係，促進了中亞經濟鏈的快速發展。美國也想在亞洲效仿中國的「一帶一路」，但可能為時已晚。美國不可能為沙烏地建造一個連接印度的鐵路網，因為它至今連一條連接波士頓、紐約、華盛頓和芝加哥的高鐵網絡都沒建成。

從經濟及外交看印太戰略

另一方面，從經濟視角來看印太戰略，問題更嚴重。首先，與中國的關稅或貿易戰，對美國來說肯定是失敗的。中美貿易不僅沒有遭受損失，而且還獲得了增長的收益。半導體制裁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白日夢。希望台、日、韓犧牲與中國大陸的有利貿易，來建立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這完全違反經濟原則，並損害了它們的自身經濟利益及工作機會。不出所料，美國投資大師，92歲的沃倫巴菲特和99歲的查理芒格，在他們的股東大會上說：「愚蠢，愚蠢，愚蠢，與中國脫鉤愚蠢，……蘋果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Apple的成功取決於其全球供應鏈和市場，破壞它就像拆開一個巨大的Lego積木，而想在沒有藍圖的情況下，各懷鬼胎地重建一個更好的結構。

在外交事務上，美國人民是追隨者多於挑戰者。於是，在大眾傳媒的洗腦下，反華戰略成了美國的主流觀點。真相雖需很長時間才能浮出水面，但最終還是會浮出水面。在美中關係上，美國媒體用幾個虛假的故事情節，建立了強烈的反華情緒：像「中國竊取了我們的技術」、「傳播冠狀病毒」和「侵略其他國家」。但事實上，中國在技術發展上，經歷了虛心學習、努力工作、創造貢獻的階段，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專利持有者和申請者的國家；而且，中國從未傳播病毒，但在挽救生命方面做得最好；中國在新疆沒有集中營，也沒有侵略過任何國家。

結語

抹黑中國的謊言最終一定會被識破。中國不僅成功地讓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建立了外交關係，也對俄、烏提出12點和平倡議，顯示中國尋求和平的誠意。目前歐洲大多數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已開始了解真相，其領導人也已意識到，中國是維護世界秩序和繁榮的積極力量。這一轉變，勢將影響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世界人民。

坦言之，美國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無法有效處理國內問題，導致其影響力下降，這不能怪罪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者)

4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布了一段3分鐘的視頻，正式宣布競選2024年連任。到目前為止，民主黨內，除了甘迺迪家族中的小羅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有點看頭外，拜登幾乎不會遇到任何強有力的對手。而共和黨方面，川普已表明再戰，他若能在初選中打敗剛宣布參選的佛州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2024年將是拜登再戰川普。

川普早於2022年11月15日在海湖莊園宣布他將捲土重來。儘管他官司纏身，但4月4日他被紐約曼哈頓南區刑事法庭起訴後，民調不降反升。根據雅虎新聞和民調機構YouGov的成人民調，川普的支持度達57%，而其最強的競爭者德桑蒂斯僅獲得31%。德桑蒂斯已於5月24日宣布角逐共和黨提名，但他的民調若不能快速上升，川普被提名的可能性依然很高。那也就是說，2024年總統大選很可能是2020年的續集，拜登再戰川普。

美史上最老的兩個候選人

2024年大選時，拜登將達82歲，川普則是78歲，他們是美國有史以來最老的總統候選人。根據雅虎新聞與民調機構YouGov的聯合民調，對拜登再戰川普的續集，受訪民眾38%感到疲憊、28%感到恐懼、23%感到悲哀與恐懼。NBC最新民調顯示，70%的民眾認為拜登不應該尋求連任，51%的民主黨選民也如此認為。不贊成拜登拼連任的原因，48% 的受訪者認為高齡是最大問題。該項民調也顯示，60%的民眾認為川普不應再出來選總統，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共和黨人也持同樣看法。另外，有30%的共和黨受訪者認為，川普法律問題纏身是他們不贊成川普再度競選的主因。

半世紀以來，美國從未有在位總統放棄尋求連任；卡特、老布希、川普三人只幹了一任，因為競選連任失敗，拜登不想步他們的後塵，所以遲遲不宣布參選，主要是在觀察時局、評估選情。

民主黨中期選舉成績不差

拜登2021年初上任以來，在對抗新冠疫情、通過基建法案、晶片法案、對抗氣候變化法案之外，團結了盟國援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繼承了川普遏制中國的政策，極想在內政、外交方面有所作為與建樹，但民調卻總在40%上下徘徊。

總統所屬的政黨在中期選舉失掉國會席，幾乎是美國政治的鐵律。如果在任總統的支持率低於50%，其所屬政黨平均會在中期選舉失去3席參議員和40席眾議員。1994年柯林頓第一任期的第一次中期選舉，民主黨在眾議院失去54席次，在參議院失去8席次；2010年歐巴馬執政的第二年，民主黨在眾議院失去63席次，在參議院失去6席次。

2022年中期選舉前，拜登的支持率僅有40%，又逢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一般媒體預測，共和黨將掀起「紅潮」，FiveThirtyEight選前綜合分析推算，共和黨眾議院勝出機會達84%，贏得參議院控制權的機會為59%。沒料到，最終民主黨不僅保住了參議院，就連眾議院也僅丟掉10席次。這給拜登極大鼓舞，加強了他競選連任的念頭。

經濟走勢是另一個原因     

美國的經濟走勢是讓拜登決定競選連任的另一重要原因。民調顯示，選民雖然認為拜登不善於處理經濟，也對目前的物價高漲不滿，但經濟學者卻普遍認為他的經濟政策相當成功。美國目前的失業率只有3.5%，是1969年以來的最低水準；物價已從去年6月的9%高通膨，回落到現在的5%；去年6月每加侖汽油飆升至5美元，如今已回降了28%。

聯準會預測，今年底前可能會出現輕度經濟衰退，原因是3月爆發的銀行危機可能造成借貸緊縮；聯準會的升息行動也可能將經濟推向衰退。但另一方面，聯準會很快就會結束升息，加上就業強勁、消費旺盛，美國很可能逃過經濟衰退。最重要的是，經濟學者預測，高通膨和高物價將在明年大選前的四、五個月消失，這將對拜登大大有利。

川普官司纏身讓拜登得利

反觀川普，儘管他的鐵粉認為他被刑訴是民主黨的政治迫害，這使他的民調不降反升，但川普卸任後，國會、司法部和多個州都在調查他任內種種行為，包括強暴、逃稅、私藏機密文件、陰謀推翻大選結果，以及煽動支持者攻擊國會等。若川普在官司纏身的情況下仍獲共和黨提名，甚至勝選，那並不表示多數選民對川普造成的種種混亂無動於衷？

根據美國憲法，參選總統的條件僅規定「美國出生的公民、年滿35歲、居於美國15年或以上」，所以川普不會因被起訴、甚至定罪而被禁止競選總統。理論上，他若當選，甚至可以在監獄內行使總統職務。果真如此，將是美國民主法治上最大的諷刺，也將成為美國人的噩夢。

從美國的選民結構來分析，自認為是中間選民的占42%，民主黨占29%，共和黨占26%。70%支持拜登的選民認為，拜登的立場和政策是適當的，其中包括73%的自由派、78%的溫和派和68%的保守派，他們希望拜登能「撥亂反正」。因此，拜登再戰川普，被看成是「穩健、正派vs. 混亂、極端」。

川普固有不少死忠鐵粉，但大多數選民肯定不願意看到一個正在接受審訊的嫌疑犯入主白宮。因此在最後關頭可能會轉投拜登。拜登也以川普的剋星自許，對他來說，川普深陷訴訟是好事，因為審訊期間會讓川普無法全心全意投入競選活動。同時，川普投入共和黨初選將使選情變得激烈，甚至造成共和黨分裂，從而削弱它與民主黨的競爭。

《牛津經濟》預測2024拜登可得到55%的普選票。2020年拜登得到普選票的51.3%（8,128萬票），選舉人票306張。如果該預測準確，拜登2024可能會得到超過306張選舉人票，將可輕易擊敗川普。拜登宣布競選時說四年前他為美國靈魂而戰，如今仍然如是，他希望選民能給他機會讓他完成未竟之志。美國選民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韓國總統尹錫悅最近勤出國，博取國際知名度，但5月10日上任滿1周年，他卻未舉行任何慶祝活動，也沒有找記者們聊一聊，這是因為韓國內部發生太多讓民眾不滿的事情，尹錫悅不得不低調。

依據5月份南韓各家民意調查的數據顯示，尹錫悅的支持率在18%至42%之間，進步派與保守派民眾對他的評價大不相同。不僅如此，還不及他當選總統時的48%支持率。因此，一般認為，尹錫悅此時宜採低姿態勝於過度炫耀自己。

尹錫悅受制於政爭不斷

擁有169席次在野的民主黨，在國會壓制執政的國民力量黨，自行通過了《糧食法》、《護理師法》、《大學生貸款免利息法》等法案，但由於尹錫悅政府無法接受，而退回國會重議。近一年來，立法與行政機關鬥爭不斷，看在人民眼裡，當然會對尹錫悅的無能興師問罪。

尤其，尹錫悅大力推動的三大改革：勞動、年金及教育，在民主黨和勞工組織的強力杯葛下，無法順利推動。近日來，有成千上萬的韓國人霸占首爾的主要道路，他們不僅在街上露宿，還喝酒、隨地灑尿，讓首爾市民每天在吵鬧聲與髒亂中無奈度日。

尹錫悅召見了各部會首長，暗示內閣近期即將改組。兼職的外交部長朴振和統一部長權寧世，已確定要回到國會議員的原職。法務部長韓東勳民意支持度很高，但因手上的大案要處哩，尹錫悅傾向將他留在身邊。國土交通部長元喜龍勤跑建設現場，敢做敢當，去留受到注目。

尹錫悅當前的第一要務是打贏明年4月舉行的國會議員改選。誠如尹錫悅自己所說，如果執政黨無法改變國會「朝小野大」的局面，往後三年，他將成為「半身不遂的總統」，奢談順利施政。

近日，民主黨現任國會議員金南局涉嫌違法交易比特幣，獲利多達百億韓元。檢方正在擴大調查，不法資金是否有流入該黨主席李在明手中，作為去年競選總統時的資金。金南局是李在明的左右手，他不僅保護李在明有功，並且是砲轟尹錫悅的有力戰將之一。看來，民主黨和李在明都捨不得丟棄這位年輕議員，但最終結果還是要看檢方的調查結果和人民的選票了。

尹錫悅馬不停蹄往外跑

國內的政爭雖不斷，但尹錫悅的外交馬不停蹄。繼3月與4月分別訪問日本和美國後，5月尹錫悅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邀，以觀察員身分，訪問日本廣島，出席G7領袖會議，另在場外與美、日舉行三國高峰會議，尹錫悅不放過任何機會在國際場合露臉。尹錫悅口口聲聲說，與美日同盟，是為了南韓的安全，但如同台灣無法避免兩岸問題，南韓也脫離不了兩韓問題。

趁尹錫悅從事外交之際，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埋頭研發各式新型洲際飛彈，隨時向東海(日本海）或西海發射，讓南韓防不勝防。北韓威脅一天無法排除，南韓就一天得不到安寧，這是南韓歷屆總統的共同宿命。值得注意的是，5月17日，現年99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接受英國《經濟學人》記者採訪時警告指出：中美兩國若不好好處理兩岸問題，10年內很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季辛吉似乎已看到兩岸與兩韓的不穩定。

73年前的韓戰，美國和中國等國都有介入，因此，未來無論兩韓或兩岸一旦發生戰火，勢必會相互牽連，美國不會隔岸觀火。尹錫悅對文在寅前政府的「文金會」不滿，也認為大陸反而助長了北韓對南韓的武嚇力量。所以，尹錫悅轉而投靠美、日的核傘保護，企圖遏阻北韓動武。但是，到目前為止，尹錫悅想解決北核問題的目標，似乎遙不可及。

尹錫悅加入圍堵中國大陸的行列，顯然是受到美國總統拜登的影響，然而，如同民主黨和政治元老所憂慮的，尹錫悅得罪北韓、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對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現實環境是不利的。

南韓經濟一蹶不振

據統計，南韓連13個月貿易呈現赤字，尤其，中韓雙邊貿易走向下坡，在大陸設廠的三星等半導體工廠損失嚴重。尹錫悅構想美日市場可以取代中國，但能做到嗎？尹錫悅為了抑制北韓核武而投向美、日，此舉很可能得不償失。

另外，南韓物價飆漲，韓國餐食吹「份量減半」風潮，老百姓叫苦連天，這對尹錫悅政府的民意支持度極為不利。

距離明年國會議員選舉還有10個月，尹錫悅的檢察體系夜以繼日地偵辦圍繞文在寅的各種弊案，尤其，檢方如火如荼地調查前任、現任民主黨主席宋永吉和李在明的選舉舞弊案，希望讓人民感受到尹錫悅有魄力，也重視司法正義。

最後，尹錫悅雖完成了政黨輪替，但明年選舉，執政黨候選人是否能戰勝反對黨，而檢方的偵辦成果，能對執政黨的選情發生多大助益，尚待進一步觀察。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英國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應民進黨政府邀請，於5月16至20日來台訪問。這是睽違27年之後，再度有英國卸任首相前來台灣。特拉斯此行訪問意義何在，值得探究。

台灣邀訪特拉斯緣由

外交部於5月9日發布新聞稿稱，英國前首相特拉斯下議員將來台訪問，在台期間將見府院高層、拜會相關部會首長、參訪台灣文經設施。特拉斯並應遠景基金會邀請於5月17日發表演講，也將與政、商、學等各界人士交流互動，強化台英友好關係。

外交部同時表示，特拉斯為台灣長期的堅定友人，擔任外相期間多次個別或與其他G7國家表達，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在去年6月北約峰會期間表示，台灣的安全不僅攸關軍事安全，也關乎經濟安全，號召民主陣營支持台灣。

表面看來，民進黨政府邀請特拉斯來訪，是因為特拉斯對台灣友好。其實民進黨真正的著眼點，是特拉斯的反中立場。

特拉斯何許人也

特拉斯是英國鷹派的反中大將，自2010年從政以來，歷任司法大臣、國際貿易大臣、外交大臣。2022年9月6日，獲已故女王正式任命出任首相，但執政後，執意提出激進的經濟改革政策，宣布大幅減稅，以增加數百億英鎊借款支應政府開支，結果導致市場恐慌，英鎊大跌。民眾擔心物價與通膨將進一步攀升，大舉反彈，迫使特拉斯不得不收回成命，取消為最高所得者減稅和提升企業所得稅的計畫，並撤換財政大臣。

儘管特拉斯因遭到民意強烈反彈，已不得不取消她的改革措施，但她仍然被迫於10月20日辭去首相職位，在位僅僅6周，成為英國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利物浦大學政治學教授喬恩湯格(Jon Tonge)曾向媒體指出：特拉斯一旦做了180度大轉彎，政治信譽就此告終。

英國評論員們曾在特拉斯出任首相後，就猜測她的首相生涯能否比一顆生菜存活得更久。結果特拉斯輸了。失去政治舞台後，她遊走各國，繼續順應美國製造的反中浪潮，發出反中言論，也因此得到民進黨政府的青睞，特意邀請來台訪問。

這次邀訪達不到雙重效果

政府邀請外國政要來訪，通常希望達到兩個效果。一是向外國政要展現台灣的進步實況，除介紹台灣早年創造經濟奇蹟的經過，更想展現台灣近年來民主化的成就，以及順應世界潮流，在氣候變遷、節能減碳、永續發展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希望獲得外國政要的肯定，待其回國後發揮影響力，促進該國與台灣的交流與合作。二是藉由來台訪問政要的國際聲望，引起世人關注，吸引國際媒體報導台灣，強化台灣正面的國際形象，以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

由於邀訪工作攸關到國家利益，因此必須慎選邀請對象。一般而言，以邀請國際知名人士，或具有發展潛力的青壯人士為主。這樣一來可以吸引國際關注，二來可以為將來的雙邊關係種下善根。

舉例而言，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卸任後，曾於1992年8月30日訪問台灣。柴契爾當時表示，她很高興以第一位英國前首相的身分訪台，並能親眼目睹台灣創造的經濟奇蹟。柴契爾於1996年再度來訪。由於柴契爾的國際聲望極高，她來台訪問不僅有助台英強化關係，也可同時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特拉斯與柴契爾天差地別

柴契爾是英國第一位女性首相，也是20世紀英國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1982年領導英國贏得福克蘭戰爭。1984年與中國大陸完成香港回歸談判，與鄧小平共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在內政方面，柴契爾推動總體經濟改革，成功地使英國擺脫了自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困境，被譽為挽救了英國。儘管也有人對柴契爾的作為不以為然，但大多數英國人依然緬懷這位領袖。2011年，柴契爾的生平事蹟被拍成一部傳記電影《鐵娘子》，充分顯示，柴契爾具有崇高的國際地位。

特拉斯雖曾任英國司法大臣、國際貿易大臣、外交大臣，但擔任首相僅僅45天就被迫辭職，堪稱是英國有史以來最不光彩的首相。特拉斯一向以柴契爾為榜樣，但兩人的成就可說是雲泥之別。

特拉斯來台受到民進黨政府高度禮遇。然而同為保守黨，曾於2022年來台訪問的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柯恩詩(Alicia Kearns)卻批評，特拉斯此舉只是為了拉抬個人聲勢，缺乏實質意義，是「最糟糕的IG外交」（指作秀）。

根據英媒《衛報》報導，柯恩詩援引去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期間，中國解放軍發動環台演習為例，稱特拉斯此行，對台灣人民「毫無益處，反而讓情勢趨於緊張」。

特拉斯來台只有負面效應

特拉斯5月17日在遠景基金會發表演講，呼籲所有自由國家團結致力維護自由的台灣，支持台灣儘速加入CPTPP，並且禁止中國大陸加入。她建議現任英國首相蘇納克將中國大陸列為戰略威脅。特拉斯在台灣發出大陸為戰略威脅，禁止中國大陸加入CPTPP等反中言論，極為不當。誠如柯恩詩議員所稱，特拉斯此行對台灣人民「毫無益處，反而讓情勢趨於緊張」。

台灣當局固應在國際上廣結善緣，但兩岸關係更直接影響台灣人民的福祉。破壞兩岸關係，對台灣而言，只見其弊而不見其利。民進黨政府邀請不受英國民意歡迎，對大陸又充滿敵意的特拉斯來台，除了相互取暖，還有什麼實質意義呢？

（作者係退休大使）

在中國強烈反對「脫鉤斷鏈」後，歐美對華政策的口徑近來出現重要變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及美國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都明確表態，不尋求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但又強調將在對華關係上，致力於「去風險化」(de-risking)。

「去風險化」字面意思是降低對中國過度依賴造成的風險，聽起來無可厚非，相較於簡單粗暴的「脫鉤」二字顯得理性溫和，但實質上，「去風險化」與「脫鉤」，只不過是從全面脫鉤轉向選擇性脫鉤，從泛安全化轉向精準安全化而已。「去風險化」的背後是，歐美等西方國家與中國信任的缺失與競爭的演進。

表面要降低對華過度依賴

2023年3月30日，馮德萊恩訪華前，在布魯塞爾首次就歐盟對華關係「去風險化」做了較系統的闡述。她指出，歐中之間不是非黑即白的關係，與中國脫鉤不符合歐洲的利益。在她看來，雙方大部分商品和服務貿易是互利和「非風險性」的，但在貿易和投資的某些領域，中國對歐盟的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構成風險，因此，歐盟處理對華關係將聚焦「去風險化」。馮德萊恩重點羅列了四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歐盟要讓自己在健康、數位、清潔（淨零）技術等產業部門，變得更有競爭力和韌性，為此必須在一些關鍵原材料領域，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目前，歐盟90%以上的稀土、鎂和鋰的供應來自中國市場。

其次，歐盟要更好地運用現有的貿易工具箱來應對經濟扭曲與經濟脅迫，包括境外直接投資、出口管制措施、反補貼條例等。再者，歐盟需在一些關鍵部門開發新的防禦工具，這些敏感的高科技領域包括微電子、量子計算、機器人、人工智慧、生物技術等。最後，歐盟將與日本、印度等來自G7或G20的夥伴，共同維護經濟安全。

總之，歐盟經濟「去風險化」的核心是，增強供應鏈的韌性與分散對外貿易市場。

4月13日，因染疫推遲訪華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歐盟對外行動署網站，發表了《我對中國和歐中關係的看法》文章。他認為，「新冠大流行和俄羅斯能源訛詐告訴我們，不能依賴單一國家。我們知道，在某些原材料方面，如鈷、錳或鎂，我們現在是過度依賴包括中國在內的某些國家，…因此有必要多元化我們的價值鏈」。

4月27日，蘇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講話時表示，「我們與歐洲主要領導人一致認為，我們支持去風險化，而不是脫鉤。」他還宣稱，「從根本上說，去風險意味著擁有彈性、有效的供應鏈，並確保不會受到任何其他國家的脅迫。」

5月9日，彭博社刊出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克里希納莫爾(Raja Krishnamoorthy)的訪談，他說：「和中國經濟脫鉤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尋求在我們非常依賴中國，或因某些原因而無法獲取的供應鏈領域上降低風險。」

選擇性脫鉤與精準安全化

從表面上看，「去風險化」是確保經濟安全的必要之舉。相互依賴理論表明，依賴較少的一方，在相互依賴關係中往往占優勢。馮德萊恩在演講中提到，十多年前日本因雙邊關係惡化，而受制於中國「稀土牌」的前車之鑒。博雷利更申明，「我們採取的這些（去風險化）措施並不是針對某個國家，而且是與WTO規則相容的」。然而，透過現象看實質，「去風險化」是在歐美認識到全面脫鉤與泛安全化不可行後的調整措施，也就是轉向選擇性脫鉤與精準安全化。

根據歐盟統計局發布的資料，2022年歐盟27國對華貿易額為8,563億歐元，較上年增長22.8%。中國為歐盟的第二大交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場，占比分別為15.4%、20.8%和9.0%。根據中國商務部披露的資料，2022年，中國與歐盟貿易額達8,473億美元，同比增長2.4%。

另外，截至2022年底，中歐雙向投資存量已逾2,300億美元；2022年歐洲對華投資121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70%。同期中國對歐投資111億美元，同比增長21%。面對如此體量的相互依賴，脫鉤必然會造成兩敗俱傷。

前不久一家歐洲智庫估算了歐盟第一大經濟體，也是中國在歐盟最大的交易夥伴─德國對華脫鉤的成本，結論是如德國選擇脫鉤，GDP將下降2%，相當於損失600億歐元。無怪乎德國總理蕭茲5月9日「歐洲日」的演講中，表示贊成馮德萊恩的觀點，即歐盟不應當與中國脫鉤。

無獨有偶，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22年中美兩國貨物貿易總額為7,594 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出口5,818億美元，自美進口1,776億美元。根據美方統計，兩國貨物貿易總額為6,906億美元，美國對華出口1,538億美元，自華進口5,368億美元。無論中方還是美方的資料都顯示，中美貨物貿易額創下歷史新高。

換言之，市場力量在當前中美經貿關係中仍發揮重要作用。美國商會的報告也顯示，如果中美脫鉤，美國投資者可能每年損失250億美元資本收益，美國GDP損失可能最多高達5,000億美元。4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坦承，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應當建立「建設性和公平」的經濟關係，美國做出與中國「脫鉤」的努力都將是「災難性的」。

顯然，全面脫鉤與泛安全化，只會導致歐美因小失大與作繭自縛，將在中國市場份額與商業利益上拱手讓人。但中國的競爭對手身分，早就被歐盟（「體系性競爭對手」）和美國（「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鎖定，歐美不可能滿足於與中國經濟相互依賴的現狀，於是便以「去風險化」的名義，執行選擇性脫鉤與精準安全化。

所謂選擇性脫鉤，就是不再鼓吹或尋求全面切斷與中國的經貿聯繫，而是在攸關未來產業發展的某些關鍵領域，阻斷與中國的合作。所謂精準安全化，就是不再揮舞國家安全的大棒，而是瞄準雙方競爭最激烈的某些部門，精準地展開政治干預。

在高科技產業「去風險化」

目前，歐美對華關係「去風險化」，集中在與軍事或戰略競爭相關的高科技領域和前沿產業部門。馮德萊恩就聲稱，如果投資與出口不能排除軍民兩用性質，那麼其是否符合歐洲的安全利益，就值得商榷。「我們要確保歐洲公司的資本、技術與知識不能被用來增強體系性競爭對手的軍事和情報能力。」不僅如此，馮德萊恩還要求堵上透過在其他國家投資造成的新興和敏感技術洩露的漏洞。

相較歐盟，美國對華採取的選擇性脫鉤與精準安全化更加露骨。近年來，美國尋求在高科技領域與中國脫鉤，並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武器化。拜登政府簽署的「晶片法案」，向在美晶片製造企業提供巨額補貼的同時，也要求這些企業必須同意「不在中國發展精密晶片的製造」，近期還試圖以行政命令限制美國企業對中國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的投資。不僅如此，美國還到處拉攏盟友，在重點產業加緊打造「排華供應鏈」，比如美國與韓、日和台組建「晶片四方聯盟」(Chip 4)，與荷蘭和日本達成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製造設備的協定等。

5月初，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直言不諱地表示：「在某些先進技術領域，我們已經宣布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將兩個經濟體分隔開來，因為這顯然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幫助中國增強軍事實力，因為美國正在跟中國進行一場全方位的重要競爭。」

小結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最近訪問歐洲時，對歐方聲稱的「去風險」表達了關切。秦剛指出，如果以「去風險」之名行去中國化之實，那就是在去機遇、去合作、去穩定、去發展。這句話說得非常好。無論歐美實行脫鉤，還是「去風險化」，中國都將繼續走開放共贏的道路。頑固奉行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的歐美，是時候反思一下了。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