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田與一銅像慘遭「斷頭」是4月16號各大媒體的即時新聞。其實當各地的蔣公銅像被獨派人士「斬首」，法治又無法遏止時，難免會有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我們該探究的是，為什麼連藍營都有人推崇八田與一。
許多人推崇八田與一的原因，是說他「只是個工程師」、「他的建設造福台灣人」、「台灣人該承認日本對台也有貢獻」、「他沒有殺台灣人」、「他熱愛台灣」…等等光怪陸離的讚美。其中尤以親自為八田紀念園區剪綵，時任總統的馬英九最具爭議性。
藍營不該向媚日歷史投降
為什麼說馬最具爭議性呢？因為獨派要「去中國化」，會選擇崇拜八田非常正常，可馬英九身為藍營的指標性人物，拿香跟拜綠營的本土論述，倒置的結果也就造成藍營史觀的錯亂。許多人都說藍營的失敗，就在喪失了話語權。但究竟什麼是「話語權」呢？「話語權」簡單講就是歷史論述。有歷史論述的政黨，才知道怎樣向支持者講述自己的歷史，怎樣訴說自己的英雄人物。所以，取得歷史話語權，就等於取得道德制高點、歷史正當性。
可惜多數藍營的人，特別是那些被「外省原罪」凌遲的外省青年，他們在面對綠營「本土化論述」的衝擊下不知所措，自己的政黨成了「外來政權」、原本崇拜的英雄人物成了「殺人魔王」，一切過去的價值在他們心裡徹底崩潰，部分意志不堅者便向獨派論述靠攏。馬英九去祭拜八田與一，或許就是這種外省原罪心結驅使出來的行為。
藍營缺乏台灣史觀
持平來說，馬英九的台灣史觀也不是只有八田與一而已，在幕僚學者的建議下，馬英九曾將「台灣的孫中山—蔣渭水」大大推崇了一番。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在紀念台灣光復一甲子的活動中，將蔣渭水的巨像懸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外牆上，表達對蔣渭水的景仰和繼承他的愛國主義傳統。只是這次的努力最後半途而廢。
首先，過去國民黨從未重視過蔣渭水，國民黨人只知「人類的救星—蔣中正」，根本沒有人知道誰是「台灣的孫中山—蔣渭水」。況且國民黨在紀念活動辦完後，並無後續相關活動繼續推廣，馬本人後來也不常提起蔣渭水，所以根本不可能將蔣渭水的形象深植入支持者的腦海。更糟的是，馬英九這邊才紀念完蔣渭水，那邊就跑去向日本殖民幫兇八田與一獻花致敬，這種行為好比將納粹大屠殺紀念館與希特勒紀念堂，擺在一起「功過並陳」，導致藍營台灣史觀大錯亂，企圖建構國民黨本土論述的努力，自然也就無疾而終了。
蔣渭水才值得被人尊敬
蔣渭水，一個被台灣長期遺忘的本土民族主義者，他的一生就是台灣人民追尋中國人認同、追尋孫中山思想，並且渴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最佳表率。
1921年蔣渭水創立「台灣文化協會」，展開了一系列的民權啟蒙運動，例如邀請《台灣通史》的作者連橫，主講台灣歷史和漢文，而身為醫生的蔣渭水也親自主講公共衛生。在推動中華歷史、文化之後，文化協會逐漸發展至政治議題，包括蔣渭水在內的文化協會成員，參與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結果遭到日本殖民者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鎮壓，蔣渭水等人因此被判四個月的有期徒刑，這便是著名的「治警事件」。
蔣渭水並未因「治警事件」的打擊而氣餒，他在自己行醫的大安醫院旁，開設文化書局販售當代先進思潮書籍，1927年更成立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第一個現代化政黨，黨旗最早為仿中國國民黨黨旗的「上青下紅中央白日」，後改為仿中華民國國旗的三星黨旗，目的就是要為台灣民眾爭取地方自治與言論自由。
蔣渭水的奮鬥史，代表孫中山在中國大陸所推動的革命、推動的三民主義，也引起許多台灣人的共鳴。蔣渭水繼承了孫中山的思想，將爭取民族、民權、民生的思潮在台灣散播，這就是孫中山思想的在地化與本土化。因此，藍營應該高舉孫中山與蔣渭水的旗幟，告訴台灣人民：從孫中山到蔣渭水，代表的是台灣人希望祖國強大，希望回歸中國的思想脈絡，而今天的統一運動正是繼承了這條先民遺志的光榮道路。唯有這樣，藍營才不會在面對獨派的本土論述時，被打得七葷八素、丟盔卸甲，也才能與獨派的媚日史觀正面對抗，將台灣導回正軌上。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蔡英文上任以來爭議政策不斷，讓時代力量等小綠摩拳擦掌，準備在2018選戰攻城掠地，泛藍選民反英情緒激烈，更希望藉2018選戰一吐怨氣。然而2018年反英聯軍真能痛擊蔡英文嗎？
4月19日的立法院、監察院、總統府，被史上最多1200具蛇龍、拒馬分四層包圍，不只蛇龍裝上刀片，連霹靂小組都出動。面對反蔡政府年金改革群眾與立委發生推擠，蔡英文親自召開記者會，除指責民眾「以暴力來拖延改革的腳步」，也宣示警方「一定會嚴辦」。
對比民進黨不論在野時或執政後，都力挺太陽花運動攻占政府行動，蔡英文對退休軍公教的強硬姿態，實是小英施政後另一次雙重標準的展現，更凸顯「最會溝通」的蔡政府上台一年後，台灣已淪為愈形對立的分裂社會，也讓2018選戰成為反蔡政府民意的首場戰役。
爭議不斷，民調直落
2016年1月，蔡英文以689萬張選票被送入總統府，選後聲望民調一度達63%；今年2月TVBS公布民調，蔡英文聲望剩下29％，較一年前大幅下滑34%，不滿意比例也上升至47％。4月24日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也顯示有46%的人不贊同蔡英文的執政方式。
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曾宣示要打造一個「團結的民主」，不過一年來，從追殺國民黨涉違憲、挺同婚反同婚民眾上街、軍公教圍城，到一例一休引發物價齊漲爭不斷，更遑論即將強渡關山的美國豬與日本核食。換言之，民進黨政府執政一年，台灣已陷入「六大皆空」：兩岸和平成空、政黨合作成空、勞資關係成空、社會和諧成空、食品安全成空、經濟發展成空。
面對一年半後的2018年底六都與地方公職選舉即將登場，連一度是民進黨戰友的小綠老綠陣營也頻頻出招，在多項議題上與蔡政府劃清界線。以社民黨為例，新任召集人范雲3月上任，4月即拜訪李登輝尋求支持。據轉述，在對談中李登輝對蔡政府的司改、南向、一例一休等多所批評，結論就是蔡政府「不具體作為」。不同於被質疑低調的蔡政府，時代力量力挺李明哲妻李淨瑜高調批評大陸，更與318太陽花學運、香港雨傘運動召開國際記者會，為2018布局意圖明顯。
搶青年票「翻轉」政局
不過這些反對勢力，能否在2018年搶得地方公職席位，關鍵仍在是否能集結形成一定聲勢。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青年選票的背離，各陣營都將推出青年連線搶票；而國民黨能否在520新主席出爐後重新整合，也是影響2018選局的關鍵。
2014九合一及2016總統大選，青年選票都被認為是民進黨勝選的最大助力。不過趨勢民調去年底替台灣智庫所做的民調顯示，民進黨在年輕人和高學歷民眾的支持度，落後時代力量和國民黨，對此林濁水也直言民進黨「面臨危機之大，不言可喻」。
社民黨已延攬了黑島青成員魏揚擔任政策部專員。社民黨也確定在台北市議員六選區都不缺席，曾投入立委選舉的苗博雅、呂欣潔都將再戰。
時代力量一年來已成立8個地方黨部，針對2018年選戰，時力3月底公開徵求有意參選者，在台北市議員選戰，除了曾與民進黨有合作默契的中正萬華區不提名，其餘5區將各推一位參選人；在立委選仗打得漂亮的新竹選舉，也打算以新竹縣市一區一人方式提名。
面對小綠青年來勢洶洶，民進黨急固盤。對直轄市議員轉任立委、政務官、被開除黨籍的空缺，民進黨將徵召35歲以下青年備戰，民進黨內包括青年部主任黃守達等多位7年級一級主管，也開始勤跑基層，為年底的2018選舉黨內初選布局。
藍營能否整合態勢不明
然而不論社民黨、時力、台聯黨與民進黨如何爭食青年票，都是小綠、大綠的鬥爭；藍營選民才是蔡政府施政下最大的受害者，卻面對國民黨四分五裂、無人可以託付、申冤的悲涼局面。
國民黨內雖也有推年輕世代參選基層民代的想法，只是一場黨主席選戰打到刀刀見骨，眼見黨內「大人」吵不停，國民黨內有志參選青年只能「自己選情自已救」，不少青年黨工、助理、民代第二代都開始勤跑基層，為自己的出路拚生機。
儘管反民進黨輿論持續升溫，但地方民代能打「個人賽」，更能影響政局的六都市長與縣市長選戰，仍屬政黨層級的競爭。況且，國民黨新任主席5月20日才能選出，新任主席接下的卻是黨產不再、百廢待舉的殘局，她／他能否彌平黨內的嚴重裂痕，能否重整泛藍、能否推出獲社會認同的百里侯候選人，進而打一場像樣的選戰，才是泛藍選民是否會歸隊的真正關鍵。相對於大綠小綠大量啟用新人，國民黨卻仍然老面孔盤據，且內部路線之爭短期內很難彌平，這或許正是蔡英文敢在年金法案審查不惜硬幹，也對中國大陸迄今採取強硬姿態的根本原因。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5.20即將到來，當天會有兩件大事攸關台灣政局及兩岸關係發展。一是民進黨執政屆滿周年，蔡英文是否會接受「九二共識」，突破當前的兩岸僵局，也化解台灣社會的對立與矛盾。二是在野的國民黨主席改選，新任黨主席是否能帶領國民黨扮演強而有力的在野黨，制衡民進黨政府。
先論第一件事。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4月24日公布的民調，有六成民眾，不分區域、職業，對首次完全執政的民進黨第一年總體表現不滿意，不贊同蔡英文領導方式的有46%，不滿林全內閣施政表現的更高達54%。身為總統及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要如何挽救低迷的聲望，建立政府的領導威信，選民都在看。
要追究民眾對民進黨執政不滿的理由可真是罄竹難書，但台灣經濟發展遲緩、薪資凍漲，社會又充滿對立衝突，是一般民眾最在意的。
陸客不來，零售業慘淡；陸生不來，不少私校面臨關門命運；兩岸經濟對話中止，波及觀光遊覽製造業；新南向政策未見台商響應，卻有台塑、台積電、鴻海等大企業要出走美國；金額高達8,800億元卻被批為「黑箱作業」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竟有一半要用於建設交通軌道，而提高對生物技術與防衛的投資也不被專家看好，更不可能因此減少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
論及社會亂象，民進黨標榜轉型正義，但「正義」必須符合民進黨的史觀及政治利益，而且手段粗暴。例如年金改革，民進黨把所有反對政府方案，或主張不該溯及既往者，都打成不公不義的既得利益維護者，這豈能讓「被改革者」服氣？街頭抗爭不斷，加上八田與一、蔣介石的「斷頭比賽」，都凸顯社會對立、族群撕裂正在擴大中。
「習川會」後，美國顯然認識到只有與中國大陸全面合作、不搞對抗，才能解決諸多國際問題，川普也自然不能再明目張膽地搞「聯台制中」把戲。蔡英文知道了這一點，就應該想清楚，靠人不如靠己，而且，事不宜遲，她若在5.20執政周年講話中，坦然接受「九二共識」，而且表明將禁止一切違憲違法的台獨言論或措施，兩岸關係或許如她先前所講「下半年會有轉機」。
再論第二件事。身為最大的反對黨，國民黨本該作為泛藍共主，為人民監督執政不力的民進黨政府，並力圖振作、重返執政，但它過去一年來的表現欠佳，到目前為止連一個年金改革的版本都未提出，而參與黨主席選舉的6位候選人又彼此攻擊到刀刀見骨，再加上黨員連署合格率居然只有25％，這些不僅成為社會的笑柄，也令親者痛、仇者快。
國民黨沒有分裂的本錢，5.20新主席產生後，必須立即推動黨內改革，解決黨產及財務問題，有計畫地培植青年人才，更必須在黨內凝聚對兩岸主張的共識。
在「去中國化」已成為台灣最嚴重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之際，國民黨人實在毋需過於強調「各表」，讓「一中」繼續淡化、虛化。「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在於「兩岸同屬一中」，國民黨只有堅持「一中」，才能顯示它與民進黨有根本性的差異，也才能引領民意、重返執政之路。
近300年前，福建漳州籍的林成祖家族開闢了灌溉今土城、板橋、中和一帶的大安圳。之後，將經營權轉讓給林本源家族，並淡出板橋地區。乙未日軍侵台時，土城成了殺戮戰場。昔日在大安寮（今土城區大安里和永寧里）古戰場所建的「大安寮忠魂碑」因都市化已不復存在了。
位於土城區大安里天上山（土城最高峰）山腹的「桐花公園」中的桐花，被稱為「五月雪」，成為許多人追逐的熱門景點。根據客委會資料，台灣的油桐樹培植可追溯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當時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因日本內地桐油產量不敷使用，於是在台灣宣導種植桐樹以備用。可見，它是二戰時期留下的產物。反觀120餘年前，土城在乙未被日軍侵台的史蹟，因快速的都市發展而逐漸被淹沒。
清代大安圳水利的開鑿
前身為環河路的擺接堡路，是土城區連接三峽、樹林柑園的交通要道。擺接堡的「擺接」為土城、板橋、中永和一帶的平埔族原住民社名。在清乾隆(1736-1795)初期，福建漳州人林成祖引新店溪水灌溉今中和的永豐圳。而大漢溪左岸的新莊平原也正在開墾階段時，乾隆25年(1760)劃定之番界線，仍將土城境內大安圳取水口的九芎林至大安寮一帶畫出界外禁墾。直到乾隆49年清釐番界後繪製的《台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中，有關淡防廳圖說記載「業戶林成祖買自擺接社番業」，才劃入界內。
土城境內的東、南部是廣闊的丘陵地，占全境62%，但林成祖看中這裡的水資源豐富，有發展的潛力，便在取得平埔族擺接社的合作後，利用其豐富的開圳經驗，在土城的「媽祖田」，引大漢溪水以堅固的突堤，流經今土城區的頂埔、大安、土城、柑林陂、冷水坑這一帶的水田。至四汴頭庄（今土城看守所一帶）分支四流，跨越新埔、港仔嘴（今板橋江子翠）、今中和西部各庄，「細渠，灌溉水田約千餘甲，圳寬2丈4尺，圳長20里，兩岸遍植相思樹護堤」，其設計之周到、結構之壯大，不僅全台罕見；，其灌溉面積亦僅次於瑠公圳，對於北台拓墾具有極大的貢獻。此即同治10年(1871)《淡水廳志》所記載的「大安陂圳」，俗稱「大安圳」。
大安圳開鑿後，逐漸吸引大量漢人來擺接平原入墾，進而聚集成庄。道光9年(1829)台灣道姚瑩北巡記載：「渡大溪（大漢溪）至艋舺，途中山水由秀，風景如畫，擺接13莊在其東南，為北部第一勝境。」到了40年後擺接堡已發展到了十七莊，土城區境內就有大安寮莊、籐寮坑莊（今變電所一帶）、冷水坑莊（今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山腳下）等。隨著稻米產量和移入人口的增加，仍有足夠產量得以輸出至大陸，可見擺接平原的富饒。
其間，林成祖家族卻將辛苦經營的大安圳轉讓給林本源家族，並淡出板橋。歸咎原因，可能是乾隆末年發生的林爽文起義事件，土城地區受創頗深。據《淡水廳志》卷十四考四記載：「乾隆50年12月15日甲寅，署都司易復率官軍、義民合圍擺接，四面殺入，群逆不能當，皆奔…，23日辛卯，琇與易乘銳攻甘(柑)林陂（今土城海山捷運站一帶），24日壬辰，火攻克之，賊負傷溺死殆盡，焚其巢」由於戰亂，使土城、板橋地區當地居民佃戶或因誤殺，或因逃難，也有當地人士因參與而被清廷抄家者，今土城當地的義塚大墓公即為當時事件留下的義塚。
道光26年(1846)，林成祖家族將大安圳轉讓給林本源家族，當時漳州人移居者日眾，在今林家花園（林本源官邸）一帶建造了十多棟瓦屋，命名為枋橋新興街，這也是枋橋街的前身。隔年，林本源家族在此建了收租公館「弼益館」，並有商船往來板橋與新莊之間，促進了板橋商業的繁榮，也讓附近的土城再度成為美麗家園，但土城於1895年卻淪為殺戮戰場。
乙未保台的奮鬥
1895年乙未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灣部分仕紳組織民主國，開始乙未保台的軍事行動。7月13日，日軍近衛師團坊城大隊和運糧船隊在三角湧(今台北三峽)遇襲後，北白川宮親王派特務曹長山本好道率一個中隊22名的騎兵隊伍前往偵察。該隊從枋橋街（今板橋市）南下，在頂埔莊附近的大安寮遇襲，僅有3名下士逃脫到海山口。
隨後，日軍為了掃蕩大漢溪一帶的抗日勢力，乃於7月22日兵分三路，從大漢溪兩岸的土城、樹林、鶯歌及大溪三方面向三角湧附近逼近，行動以兩天為期。土城方面，由松原晙三郎少佐率近衛步兵第二聯隊第二大隊步兵等近1000人，外加兩門山砲組成松原支隊從台北出發。當該支隊抵達枋橋街時，約有三分之一的市民為躲避日軍暴行，攜家帶物向外逃避，市面一片蕭條清寂。至四汴頭途中在百姓家發現日軍騎兵遺留下的指南針、特別被服、靴、襪子、毛毯等。23日清早，松原支隊從四汴頭出發時，發現包含柑林陂等在內各村幾乎都有防禦工事，每一家都或多或少藏著武器、彈藥，便沿途放火焚燒聚落。
土城村和大安寮的激戰
松原支隊到達土城村前方時，抗日軍猛烈射擊。支援火力的日軍砲兵因道路難行，砲車無法通過，只好將砲車分解後搬運前進，終於逐漸到達陣地，立刻布列開來發砲，轟然一聲，砲彈飛往土城村頭頂，土城村頓時土崩瓦解。此時，今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一帶山上的抗日軍，以抬槍及步槍向日軍展開猛烈射擊。日砲兵乃轉向轟擊山上的抗日軍，但由於仰角過大無法射擊，只好在地面挖洞，將砲尾擱置在傾斜的洞坡上才能發射，同時攻上山的步兵一小隊也吶喊衝鋒向前，11點20分占領了土城村。
當日軍往大安寮前進時，據守房舍及天上山山腹的抗日軍頻頻向其射擊，松原少佐於下午1點20分，命砲兵橫越水田前進，至土城村西南端（今永寧捷運站一帶），先掃蕩山腹的抗日軍，然後砲擊大安寮。3點左右，日步兵完全占領大安寮，並對民家進行搜索，其後全部放火燒燬。日軍占領前述山腹後，夜深人靜，往各路日軍所在的位置望去，但見一片煙焰，火光彌天，慘淡光景令人為之悽然。
乙未保台史蹟應重建
日據初期，當局在土城興建了現今的中央路，可到三角湧。路上有炭礦用台車輕軌鐵道到板橋，其中開闢的建安坑（今永寧村）為光復後海山煤礦的前身。原本以傳統工業（礦業等）為主的土城產業，1970年後成立土城工業區，2003年轉型為高科技園區，如郭台銘在頂埔成立的鴻海精密工業等相繼進駐。昔日的農業產品改為工業產品，輸出至中國大陸。而由捷運永寧站延伸的頂埔站通車後，則與捷運板南線連成一氣，進一步帶動土城的升級發展。
但1928年在大安寮古戰場所建的「大安寮忠魂碑」，卻因快速的都市化已不存，只剩位在永寧里大安圳旁的的福德宮‧萬善堂，即俗稱的楊大人廟還保有遺跡。這裡有收埋當初開大安圳時殉難的楊大人，以及其他工匠被活埋的屍骨和日軍19名騎兵的屍骨。另外，乙未戰後，土城村曾一度更名為「太平」，意謂當地百姓已飽受戰爭的痛苦，乞求太平之意。所以當局應在上述古戰場，建立乙未保台的史蹟，以營造土城的地方特色，除可振興觀光產業，也可認識先民忠勇團結、愛護家園的優良文化。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今天宜蘭境內，有一片面積約330平方公里的小型平原，三面環山一面臨海，蘭陽溪從大山中流出，把平原分割成南北兩半，流進大海；從高空俯瞰，頗像是一隻淺淺的細腳酒杯。這個細腳酒杯就是蘭陽平原，昔謂之噶瑪蘭。
嘉慶17年(1812)，噶瑪蘭設廳，與北面的淡水廳成對等地位，兩地之間隔著雪山山脈綿延險峻的大山，連接兩地的越嶺山徑，就是今日所謂的淡蘭古道。那是一條漫長的山路，要在崇山峻嶺古木密林中艱難跋涉三日腳程。草嶺古道是淡蘭古道靠近噶瑪蘭最後一段的山路，也是噶瑪蘭陸上向外聯繫的唯一通道，猶如進入桃花源的那個洞口。
道光元年(1821)，海防同知姚瑩因故貶謫為葛瑪蘭通判，他將從台南出發就任旅途之見聞、記述成《臺北道里記》一文，其中行經這片大山時寫道：「嶺路初開，窄徑懸磴，甚險，肩輿不能進。草樹蒙翳，仰不見日色。下臨深澗，不見水流，惟聞聲淙淙，終日如雷，古樹怪鳥，土人所不能名，猿鹿之所遊也。藤極多，長數十丈。無業之民以抽藤而食者數百人。山界廣約數十里，內藏生番。」
劉明燈留下兩處古蹟
清同治六年(1867)冬，台灣鎮總兵劉明燈經草嶺古道率眾南巡噶瑪蘭，在這段山路上留下兩處古蹟：雄鎮蠻煙石刻和虎字碑。
古道半腰，一塊布滿青苔形狀似梭的橢圓形巨石，橫臥於道旁溪畔。「雄鎮蠻煙」四個行楷字體刻在巨石中間，以溝紋為框，狀如匾額。方形石叫碑，圓形石叫摩碣，因此又叫「雄鎮蠻煙摩碣」。
據傳，劉明燈率眾行至此處突遇陰風黑霧，瀰漫林間，大霧茫茫，不辨方向，並聽說當地常起蠻煙瘴霧，危害行人，遂以芒花為筆，就地題字，勒之石上，頃刻毒霧飄散，有類神話。這應該是後人望文生義，根據字面意思衍生的一段故事。想當時社會局勢，這位台灣鎮總兵雄心勃勃想「鎮」住的，絕不會是飄在山林中的霧氣，而是一種未歸王化的野蠻，一種不服管教的桀驁不馴，以及外部強權的虎視眈眈。他把這一切比作蠻煙，簡潔明瞭，貼切形象。這位清末武舉心裡不僅馳騁著金戈鐵馬，也充滿濃郁的詩意。細品四字，今天依然能感受到，劉明燈為大清保疆衛土的滿滿自信和睥睨艱險的一腔豪情。
再前行一刻鐘路程，便到了「虎」字碑。山徑旁流泉邊，一塊扇形立石上威風凜凜刻著一個草書「虎」字。據說劉明燈行至此，大轎頂忽被狂風吹落，而且小溪裡到處都是破損的紙傘，這狼藉的景象有點不祥和詭異，相信風水的他想起《易經》中「雲從龍，風從虎」，又以芒花為筆，大書「虎」字，刻於石以鎮風魔。
劉明燈巡視噶瑪蘭的行前準備、旅途勞頓、到後安排等具體事宜，至今已無人知曉。但他此行確如明燈般照亮了這條古道，使他的名字永遠和這條古道連在一起。古道明燈，相得益彰。
台灣海峽連接著兩岸
筆者沿著劉明燈當年的足跡重走草嶺古道。山漸深漸幽，潮濕黯淡的林中傳出各種鳥鳴。山路隨著澗溪蜿蜒著，清澈的溪水在亂石間噴珠濺玉，激起濛濛水汽如微雨般直撲臉面。在潺潺溪流和啾啾鳥鳴聲裡，過明燈橋、歷仙人跡、經雄鎮蠻煙摩碣和虎字碑，一路走上埡口。向東望去豁然開朗，腳下是浩渺無垠的太平洋，在陽光下波光粼粼，龜山島黑色的影子矗立在煙波之中，頂上始終罩著一團雲霧，更像是一艘巨輪在大海中徐徐航行。四周峰嶺上山高風大，寸木不生，唯有漫山芒草在疾風中翻滾著波浪，在陽光下閃著綠光，這也是草嶺得名的原因。回望來路，古道一線，在兩邊山嶺的夾持中蜿蜒而上。
站在絕頂上披襟臨風，筆者想起遙遠的地質年代，台灣在地質和生物方面，都與大陸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兩岸相隔的海峽平均寬度約200公里，最窄處僅130公里，平均水深約80米，屬於淺海的大陸棚範圍，也就是大陸沿海土地在海面下向海洋延伸的部分，是被海水覆蓋的陸地。在過去的冰川期，由於海平面下降，大陸棚露出海面而成為陸地，台灣與大陸連在一起，許多動植物因此向東遷徙至台灣島。可以說，台灣海峽就是一條古老的連接兩岸的地質古道。
我揣想著在腳下這條古道上踏出的第一個腳印，應該是黥面紋身的凱達格蘭獵人的一雙赤足，他們追逐著獵物在大山裡奔跑，在荒草荊棘亂石密林間踩出一條遊獵小徑。後來從大陸來的移民踏著遊獵小徑，絡繹不絕地走向山那邊太平洋的萬頃波濤，並把臨海的一片荒涼之地，墾拓成今日美麗富饒的蘭陽平原。這一代代、一雙雙的腳，從遠古走到現代，從蠻荒走到繁華，把遊獵的驚險、拓荒的艱辛、離鄉的思念、播種的希望、收穫的喜悅，一整部台灣拓展史，全踩進這深山古道裡。
移居來台者不忘故鄉
劉明燈刻碑百年之後，台灣著名書法家白玉崢在虎字碑旁的空白處，刻上金文的「虎」字，又以甲骨文鐫刻一行字：「登此嵯峨，西望吾鄉」。白玉崢山西人，1949年隨國民黨渡海來台，從此便與故鄉天各一方，登高望遠，思念故土。這不禁讓人想起于右任那首《望故鄉》—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作者係業餘文史工作者)
日本身為海洋國家，其能源又高度仰賴海上運輸，對於海上安全格外重視。冷戰結束至今，日本配合自身的科技實力、區域安全評估，發展出強大的海上力量，其中神盾艦的成立備受矚目。
日金剛級護衛艦
1980年代末期，日本海上自衛隊有感於水面艦隊的戰力日漸老化，且為應付更為複雜的海上作戰環境，特別著手研製自身的神盾軍艦。神盾戰鬥系統主要的功能在於其自動化的戰鬥系統，能同時應付追蹤、鎖定、摧毀敵方來襲的彈道飛彈，依作業環境的不同，可分成「陸基系統」與「海基系統」。擁有神盾雷達系統的軍艦，其外觀最大的特色在於艦艏雷達的外觀呈現類似「盾牌狀」的模樣，一艘神盾艦配備1-2個神盾雷達系統，能同時具有自動、多功能目標鎖定的能力，美國、日本、南韓、中國、挪威等均有此設備。
金剛級護衛艦是日本海上自衛隊首次採用神盾系統的軍艦，「三菱重工」特別從美國引進神盾雷達的技術，首艘軍艦於1993年正式服役，配合當時的建軍政策，該級艦總共建造了4艘，至今仍是日本海上的主力之一。
整艘金剛級護衛艦的滿載排水量為9,485噸，標準排水量則為7,250噸，艦長161公尺、寬為21公尺、吃水為6.2公尺，最高航速為30節，成員編制為300名軍士官，配SPY-1D被動相位陣列雷達與OPS-28D平面搜索雷達，武裝方面為因應海上防空的安全，配備1具5吋砲、90枚標準系列的防空飛彈、8枚魚叉反艦飛彈，數枚反潛飛彈等，整體武裝與雷達的配備，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第一代的神盾驅逐艦。
金剛級護衛艦的艦體設計，與美軍柏克級軍艦的前期（Flight IA）相近，艦尾能停放（無機庫設計）一架反潛直升機，雖然其艦體設計無法攜帶多餘的直升機油料，導致反潛直升機的飛行/作戰距離無法與母艦同行，但該艦能透過OQS-102艦艏聲納、OQR-2拖曳聽音聲納陣列執行反潛作戰任務，也算是彌補了反潛直升機無法與母艦遠航的缺點。
愛宕級護衛艦
日本深感第一代護衛艦的戰力仍無法涵蓋全日本海空域，進入21世紀初期後，便又計畫興建新式神盾護衛艦，愛宕級護衛艦級就是在該背景下誕生的。
愛宕級作為新一代的護衛艦，由「三菱重工」建造，在雷達系統上，換裝神盾系統Baseline 7 phase 1 型，艦身用美軍「柏克級Flight 2A版本」加以改良，總滿載排水量來到10,000噸，標準排水量為7,750噸，長度為165公尺、艦寬21公尺、吃水6.2公尺，最高航速為30節，人員編制也是300人。
在武裝配備上，因艦體較前期長，能攜帶96枚標準系列的防空飛彈、8枚日本製的90式反艦飛彈、2門20mm方陣快砲、6枚MK-46魚雷，又為使整艘軍艦的重心可以平衡，愛宕級護衛艦的飛彈數量為艦艏64枚、艦尾32枚，艦體的主結構以匿蹤的形式設計，使得整艘軍艦在外觀上較美軍柏克級神盾艦低矮，艦體載彈量因船身設計而提高，該艦僅能攜帶一架SH-60K反潛直升機。
受到日本當時國防預算的限制，最終僅建造了2艘愛宕級護衛艦，加上金剛級，總共有6艘護衛艦，但日本防衛省認為日本最終需要8艘神盾護衛艦，因此在2010年中後期，便著手研製更新一代的護衛艦。
摩耶級護衛艦
日本防衛省2013年的防衛大綱明確指出，北韓的核武與彈道飛彈依舊對日本構成巨大威脅，加上前兩期的神盾艦數量有限，無法防衛日本綿長的海上生命線，為此「日本海洋聯合公司」於2017正式開工，首艘摩耶級護衛艦於2020年服役，第二艘則在2021年服役。
從外觀上來論，摩耶級的設計，仍以美軍柏克級神盾艦的「Flight 2A 技術增進型」為藍圖；在雷達戰鬥系統上，配備美軍神盾最終版的神盾BMD5.1版本，能發射標準三型Block II版本，射程高達1,200公里，射高超過1,000公里，飛彈飛行速度高達13馬赫，足可攔截敵軍的彈道飛彈。兩艘摩耶級護衛艦的服役，大幅強化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海上區域防空攔截能力。
因配備新式神盾雷達與新的艦體，摩耶級的滿載排水量高達10,250噸、標準排水量8,200噸，外型最大的特色在於配屬一具隱形桅杆，上頭安裝SPQ-9B水面雷達，並以「混裝模式」配備此艦，配有2具傳統的燃氣渦輪與2具柴油發電機，能降低航行時的噪音與燃料。艦長170公尺、艦寬21公尺、吃水為6.2公尺，航速超過30節、人員編制超過300人，武裝包括一門62倍口徑127mm砲、98枚標準系列防空飛彈（前64、後32）、8枚反艦飛彈與6枚魚雷，艦尾能攜帶一架SH-60K反潛直升機。
近年日本對第一島鏈的安全更為重視，一方面與中國在軍事上持續競爭，二方面日本海上生命線也的確需要海上自衛隊的護航，8艘神盾護衛艦不僅是海上自衛隊的骨幹，隨著北韓核武、長程彈道飛彈的技術突飛猛進，也直接加深日本的核武恐懼，監視、反擊北韓飛彈的威脅，亦成為日本神盾艦的任務之一。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台灣南部因陽光普照，日光天數較北部多，有充足的太陽能發電資源，因此，被廣設為太陽能發電的「種電區域」。各縣市在樓頂、屋頂、林區、湖泊、農田、魚池、埤塘中裝設大量太陽能板，形成罕見的太陽能板奇觀。不過，過分種電的結果，讓熱島效應浮現，阻礙了降雨鋒面通過，造成南部地區長期乾旱。
太陽能發電問題不少
鼓吹太陽能發電的人其實心裡有數，這絕對不是一個高效率的發電方式。目前，太陽能發電的問題有：(1)太陽能板的能量轉換功耗高，發電量不穩定。(2)輻射熱源散播於空氣中，造成熱島效應。(3)廢棄太陽能板回收、處理難度高。
首先，太陽能板的能量轉換率和製程品質有關。由於市面上的太陽能板絕大部分為多晶矽產品，單晶矽則為晶圓廠使用原料。一般品質的能量轉換率約在15~20%之間，較佳品質的能量轉換率約為25%。這就是說，太陽能板吸收100%陽光，但最多僅有25%可轉換成電能，其餘均浪費掉了。此外，陽光照射角度也有區別，較新型的太陽能板模組會隨著太陽的照射角度轉換方向，以吸收最大的照射量。但一般固定式的太陽能板模組並無此功能，加上陰天下雨等影響，均會影響照射來源的品質，達不到宣傳的發電效果，隨之而來的就是發電量不穩定。
其次，前文提到太陽能板吸收的100%陽光，其中僅有25%可轉換成電能，那浪費掉的能量去了哪呢？多半都變成輻射熱源。輻射熱源散播於空氣中，造成熱島效應。近來許多研究報告顯示，大型太陽能發電站周邊的氣溫，明顯較其他地區高出攝氏3-4度。台灣地區有民眾親身量測，竟出現攝氏43度的高溫。
美國太陽能儲存公司(Solar Reserve)耗資6.5億澳元(約台幣151.3億元)，在澳洲南部沙漠中建造聚光式太陽能電廠。設有一座220公尺高的散熱發電塔，並由周邊12,000片太陽能板聚光發電。其內部熔鹽(molten salt)將加熱到攝氏565度，並利用熱交換器(heat exchanger)，將熱能轉移至水中產生蒸氣，用於蓄熱或用蒸氣來驅動發電機。因其位於沙漠中，對環境影響較小。由該案例可知，太陽能發電廠的設置地點非常重要。
廢棄的太陽能板很難處理
再者，太陽能板的使用壽命普遍為10年左右。這些半導體製程的產品，經過長期風吹日曬雨淋，品質就會劣化，影響發電。但是，廠商為推銷太陽能板，普遍以電廠收購20年期為誘因，讓許多不明就裡的人投入種電行列。而處理廢棄的太陽能板難度高，目前少有廠商願意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可想而知，最後就是將其堆放棄置，造成環境汙染。
美國加州的家用太陽能板生產規模為全美最大，2010-2011年成長了200%。因此，其廢棄物問題最為嚴重。該州1970年代就立下法規，要求工廠提報所產出的有害廢棄物數量和運送至何處。《合眾國際社》指出，加州有41家太陽能板製造廠，包括市場最大的業者和許多新興業者，但加州毒物廳的資料顯示，只有17家提報廢棄物。而聯邦政府根本未制定要揭示數據的作法。
上述17家公司在加州共設有44座工廠，從2007-2011年上半年，約共產出4,650萬磅污泥和污水，其中97%送至州內各地的毒廢棄物場，但仍約有140萬磅運至阿肯色、明尼蘇達、內布拉斯加、羅德島、內華達、華盛頓、猶他、新墨西哥和亞利桑納等9州。由此案例可知，太陽能發電絕非乾淨無毒，其對環境影響極大。
應考慮設置新型核電廠
第四代的小型模組化核電廠，大多使用高純度低濃縮鈾(HALEU)為燃料。一般核電廠多使用鈾235濃度5%鈾燃料，第四代小型模組化核電廠開發商，如X-energy和比爾蓋茲投資的TerraPower，普遍使用濃度20%高純度低濃縮鈾，只有法電(EDF)、勞斯萊斯(Rolls-Royce)使用既有核燃料。
2020年9月，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批准了位於波特蘭的NuScale Power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申請案，同時猶他州聯合市政電力系統公司，計畫採用該公司的反應爐，在愛達荷州東部的偏遠地區建造12座反應爐，以提供當地廉價低碳的電力。SMR可產生約60百萬瓦能源，可為50,000多戶家庭供電，在完成審核後，集團將會先進行試驗爐的試營運。首座商業爐預計在2029年開工，其餘將建於2030年。
NuScale Power設計的SMR，是一種模組化的輕水式反應爐，而輕水爐是目前絕大多數的反應爐類型。差別在於，模組化輕水爐用水量要比傳統反應爐少很多，並且具有被動安全系統，一旦出現問題，在沒有人工操作的情況下，也會自動關閉、停止反應，並自行散熱。NuScale Power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和冷卻水，所以沒有巨大的冷卻塔。
太陽能發電已逐步顯露出潛在的疑慮，而後續太陽能板的回收處理更是一大問題。因此，台灣應建造多個新型核電廠，這不僅可提供穩定的供電品質、降低環境汙染程度，也可解決太陽能發電的問題。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六、牯嶺街
上大學後，陳映真算是告別了依附於家的青少年時期，也永遠離開了故鄉小鎮，之後，除非不得已，例如服兵役與吃牢飯，陳映真都工作生活在大台北地區，直到暮年養病及逝世於北京。在陳映真少數提及故鄉小鎮的文字裡，也有一種類似魯迅對故鄉「S鎮」所表露出的黯淡、壓抑，以及一種亟欲逃離卻又藕斷絲連的狀態。在陳映真一篇早期的小說裡，祖父、故鄉與鄉愁就濃濃地結在一塊兒（小說《祖父和傘》1960）。
離開故鄉，但故鄉卻一直內在於他；進入都會，但都會卻似乎永遠外在於他。陳映真怎麼看，也都不像是個「都會知識分子」；他對光影雜沓紳士淑女的摩登都會，有一種本能的局外感（如《麵攤》1959所示），甚至有一種出於某種道德感的鄙棄─「繁華的、惡魔的都市」（小說《故鄉》1960）；「敗壞而麻木的城市」(《最牢固的磐石》1967）；「淫亂而且腐敗」（《台北斷想》1999）。而先生為人莊重持禮，卻獨喜趿涼鞋，莫非是出自無意識地對都會上流準則的輕蔑？是一種魏晉風骨？
陳映真對摩登都會的抽離感，應有更深層的思想根源。1970年代下，他頻繁以「小市鎮知識分子作家」自我定位，他為何要特別標明小市鎮呢？固然不能說與他並非工農，或地主背景出身無關，但我想，他要傳達的是一種在鄉村與都會之間的存在意識。唯有小市鎮能傳達出那種處在鄉村與都會、中國與西方、承載無窮生命力的老百姓與虛偽無愛的（西化）知識分子者之間的張力感（見小說《兀自照耀著的太陽》1965）。小市鎮經常是他在觀察與思索急遽社會轉型時，所設定的觀測所。以小市鎮為背景的小說，在陳映真的創作全體裡占絕大多數，從《我的弟弟康雄》（1960）一直到《忠孝公園》（2001）。陳映真的「鶯鎮」與魯迅的「魯鎮」，是否共有一種類似內在邏輯的時空自我定位呢？
對1950-60年代的台北市，陳映真最常憶及的有兩類空間，皆涉及鎮壓與反抗，也皆是體面人、闊人的都市記憶所不及的「非都會」角落。一類是槍決政治犯的馬場町、羈押政治犯的東本願寺、青島東路警總看守所這類「死亡的政治空間」。另一類則是「反抗的思想空間」，即牯嶺街舊書攤。
就是在那片搭在人行道上，節次鱗比專賣舊書的違章書攤上，大一新生陳映真與禁忌的1930年代中國文學與左翼理論相值。這並非宿命或巧合可解，而是陸家大姊的魂靈為陳映真開了一扇深鎖的門，而站在門後的正是魯迅。此後，是魯迅的「看不見的手」，指引著陳映真去到牯嶺街，那兒為他保存了日據時期台籍文人，以及1945-1949年間台籍文人與大陸來台文人身後遺留，或絕望拋棄的很多簽名歷歷，但不知主人安在的中文、日文、英文舊書。陳映真以魯迅為輻輳，上下求索，於是看到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文學家、理論家與革命志士的閃亮群像。是魯迅「給了他一個祖國」，讓他此後的一切，都與中國革命結下了不解之緣。
違章破舊的舊書攤與那摩登敞亮的美國新聞處相距不及500米。在這個暗喻性十足的十字路口上，與陳映真同代的知青文青憤青，幾乎都選擇了後者為流連之所。1957-8年頃，陳映真經常懷著忐忑的興奮來到牯嶺街。1957年末，筆者出生的地方就是牯嶺街89巷2號，變電所後頭一幢日式黑瓦木造榻榻米房子。聽母親說，那是我們家1949年來台後，從一個即將返國的日本植物學教授手上頂下來的。
從陸家姐姐到魯迅到牯嶺街，是陳映真在白色恐怖下沒有組織、沒有同志，獨自走出的「左轉三部曲」；牯嶺街象徵了陳映真左轉的達成。在那兒，魯迅之外，他還讀了很多三十年代大陸作家巴金、老舍、茅盾、曹禺的作品。這類書讀完了，就觸類旁通，讀起社會科學與哲學的著作，包括《大眾哲學》、《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日文的《西行漫記》、莫斯科出版社英文的《馬列選集•第一冊》，還有「紙質粗礪的毛澤東寫的小冊子」（《後街》1993；《「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1998）。此外，陳映真還提過，包括盧那察爾斯基與普列漢諾夫的日文本左翼文藝批評、列寧的《國家論》與《帝國主義論》日文版（《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
閱讀《陳映真全集》可發現，在這個記憶書單中，對陳映真衝擊比較大的兩本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與斯諾的《西行漫記》。《大眾哲學》代表政治經濟學、社會哲學與左翼文論，這一類著作讓陳映真得以進入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與方法論世界，衝擊了他的世界觀與知識構造，讓他在人文、文藝外找到了一個分析性的對偶，得以展開社會性質與意識形態的分析。然而，陳映真卻也從來沒有完全接受「經濟決定論」，因為它只講了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意識、主動性及包括誠、真與愛等價值信念的重要性。甚至，在意識與存在的辯證中，我們發現陳映真更看重的是前者。於是，相比之下，斯諾的書似乎更重要，因為它以報告文學的力量，讓陳映真身心認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的純潔、真誠與理想性格，並深深地被革命者為他人而活的無悔信念所感動。
多年後，陳映真回憶初讀《西行漫記》：「一抓到手就放不下，眼淚直掉，渾身發抖，我忽然覺得真對不起這個國家，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可以想像陳映真在閱讀《西行漫記》時，看到紅軍、黨員與群眾，在那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卻能孕育出沛然的平等、友愛、學習與向上的人格與實踐，並熱切相信中國與人類必將解放，他能不想像這是彼岸天國在此岸大地上的實現嗎？
牯嶺街讓陳映真進入到一個由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學，與革命理論所構成的嶄新的、知性的世界，但卻並不曾因此弱化他感性的、信念的與信仰的世界，反而是感性找到知性，繼而相互強化。在陳映真上牯嶺街的同時，他同時把20世紀中國革命注入了一種信仰者的熱情，以這個熱情去認識革命，並以一種類似傳道者的熱忱，把自己獻給了中國。
1990年，時報出版社出版了戰後第一套公開發行的《資本論》三卷，成為一時的話題。這一年的2月，陳映真率「中國統一聯盟代表團」到北京訪問。那年底，陳映真寫了一篇《「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台灣出版的隨想》（1991），文章裡再度提及斯諾。他如此說：「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學的、微雪的校園裡，猛一個轉彎，驀然撞見了艾德嘉•斯諾的墓，使我大吃一驚，百感交集。我滿面淚痕地讀完斯諾日文版的《中國之紅星》（漢譯《西行漫記》）的大學四年級那個極為寒冷的夜晚的情景，當下立刻湧上了心頭」。
七、「舊書」
大學一、二年級在舊書攤裡的新書探險，給陳映真帶來了「豹變」。《後街》裡如此訴說了新書帶給他的變化：「他幾乎日日覺得自己在不斷地蛻化，不斷地流變，卻不知道自己終於要蛻化成什麼，深深恐懼著不讓即使父母朋友察覺到自己不能抑制的豹變。」此時的陳映真，蒼茫天地之間唯一敢稍稍透露胸懷的，唯有他的髮小吳耀忠；他倆共讀「破舊的新書」，或「偷偷地唱著中國的新歌」，直到1968年5月一起被捕，一道坐牢七年（《鳶山》1987）。
出獄後的吳耀忠歷經無數向上掙扎，最終仍不敵身心創傷，日趨頹唐，旦夕酗酒哭泣，死於1987年。2009年夏天，台中「國家美術館」為吳耀忠辦了一個家屬捐贈的特展，內容包括吳的創作、藏書與相關檔案。在一個平放的玻璃櫥窗內，陳映真為亡友寫的輓詞硬筆草稿靜靜躺在那兒：耀忠阿兄千古：少時訂交共讀新書慷慨同繫兩千日天獄笑談猶惜同鄉學友心。老來死別獨吟故牘悲涼孤對一萬里祖國吞聲仍想兄弟同志情。陳映真泣輓
這大概是我唯一見過的陳映真的舊體寫作；櫥窗裡還有很多其他友人的輓詞草稿，大多是白話體長短句。陳映真的輓詞應該是當時心情的直接體現，反映在編寫邊塗改（例如把「故國」改成「祖國」）。我好奇為何陳映真在悲痛時刻中，所採取的表達方式竟是舊體對聯？我的猜測是，陳當時可能覺得不以此傳統形式，就無法表達出他思念與惜別的沉重。之後陳映真為亡友又寫了一篇很真誠、也很感人的散文─《鳶山─哭至友吳耀忠》（1987）。
起於「小哥」，終於「牯嶺街」與密友共讀「破舊的新書」，是我對陳映真1959年（大學三年級）開始正式寫作之前的成長經歷的梗概敘述。在敘述的結尾，因讀了書而遭遇幾乎可說是致命性啟蒙的陳映真，經歷了一場「豹變」。但是，如果將「煉成敘述」結束於此，那麼這個故事就還不完全。不完全，是因為故事的主人公並不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中國（大陸）左翼，而是一個想要成為「中國左翼」的「殖民地的孩子」。
陳映真不但要回歸中國革命與革命文學，還有一種回歸整個中國（包括革命與傳統）文化血脈的欲求。在這一點上，他明顯與魯迅那一代人不在同一感情維度中。對他而言，中國字及它所承載的姓氏名字，以及家國文化傳統，有一種凜然不可侮的尊嚴，因為他痛感殖民者對它的否定醜詆。於是，陳映真雖透過牯嶺街的新書走向革命，但並不曾對傳統質疑或輕視。他似乎很年輕時就覺知，一個左翼是不可能從否定民族傳統出發的，雖然他那時未必有一個明確的第三世界意識。
陳映真在本校與外校旁聽過葉嘉瑩、臺靜農與鄭騫等老師開授的古典文學課、浸潤於詩騷唐宋的世界中。必須說，這是當時的文藝青年，尤其是外文系的青年，所不可能做出的選擇，因為那是一個在英美現代主義迷霧裡，尋求隱身或逃逸的時代，眾人追逐的是喬伊思、福克納、艾略特、葉慈、卡夫卡…。葉老師除了教陳映真詩詞，還對陳映真的第一篇發表作《我的弟弟康雄》初稿，下過滿頁的朱批與熱情的勉勵，對這個青年日後走上創作之路有莫大的關係（《四十五年前的朱批》2004）。
1968年陳映真入獄，在綠島監獄很乏的圖書室裡，他卻掌握機會好好閱讀了「《詩經》、《史記》、《宋詞選》，一些經史子集」，「…在縲絏之中，他因這閱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知性上、審美上的釋放。」(《後街》1993)。也許，陳映真的書架上並沒有多少「舊書」，但在他的內心深處，總覺得他自己與中國傳統的疏隔是一問題。1983年的一次訪談裡，在問及「將來的計畫」時，陳映真突兀地冒出這樣一句話：「要努力在這樣的生活學習和寫作，我應該把中國傳統文學搞一搞」（《「訪談」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1983）。
陳映真對自身「不足」的自覺，其實非關文學家自我涵養的補課意識，而是一個攸關第三世界的思想命題。同年，陳映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計畫」，在那兒他首次直面第三世界的作家。從他們那兒，陳映真發現，在數百年的長期殖民歷程中，很多前殖民地面臨以語言與文字的剝奪為核心的文化解體危機，而「相形之下，我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一套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是多麼可以感謝！沒有這些，民族認同就沒有依歸啊…」。他說：「自己要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度，才有從這深度而來的自尊和持重，才能有能力汲取別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啟示。」（《「訪談」溫暖流過我欲泣的心：在愛荷華訪陳映真》1983)。
因此，對陳映真而言，舊書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滋潤個體生命，更在於它建立了第三世界國家文化、文明母體的意義。沒有這個「你是誰」的確立，如何擇他人之優。這個魯迅式的「拿來主義」是陳映真的一則終身命題，從青年時期，一直到他2006年中風倒下前的人生最後一篇文章《發展社會學中的「現代」與「傳統」》，皆本於是。這篇未能在研討會發表的講稿，質疑了西方社會科學將現代與傳統對立，且視前者（西方）為後者（第三世界）的道路與真理。
對陳映真而言，傳統是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超克西方現代性霸權規定的發展路徑，「以中國自己的發展」為張本，對亞洲及第三世界做出應有貢獻的重要依據。這應該也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吧。
因此，舊書與新書，以及他們所象徵的傳統與現代、或中與西，在陳映真的世界中必須要能通。不通就無法建立自己的文明與歷史主體性，也就不能面對並體察今日的世變，並以行動尋求自身出路。此外，對民族的和解統一而言，舊書與新書不能通，就意味著無法將20世紀中國革命，安頓於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使中國永劫於因新舊對立而來的各種斷裂，其中包括兩岸分斷。
如何安置舊書？或大而言之，何謂中國？是陳映真打從青春起就開了端倪，並平生數舉的大哉問，留給我們所有人接續、承擔。儘管老而不敏，但我願以此自勉。（全文完）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1983年2月1日，一本由大陸台胞團體經辦，旨在表達台灣同胞心聲，在海內外公開發行的《台聲》雜誌在北京誕生。我在這一年有幸成為雜誌社的一員，直至2004年春。我在《台聲》21年，主要做兩件事，一是美術編輯，二是攝影採訪。為紀念《台聲》創刊40年，我來講講1983-2003年間《台聲》雜誌封面背後的故事吧。
1983年《台聲》創刊號封面，刊名採用的是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的字，封面圖片採用的是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著名畫家吳作人夫人蕭淑芳的作品—《揚帆》。吳作人為畫作命筆題詩「借得長風破浪去，情懷滿載寄故人」特別引人注目。中國畫強調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和諧統一。用享譽全球的大陸著名畫家的作品，作為《台聲》的封面，更凸顯中華文化的魅力。《台聲》創刊號後，還有李可染、徐悲鴻、關山月、袁曉岑、何香凝、潘天壽等國畫大師的作品，登上《台聲》封面。這種設計風格一直保持到1984年第二期。
1980年代，正值台灣風雲大變化之際，也是台灣期刊業有史以來最活躍、發展最迅速的黃金時期。這期間的台灣政論期刊多用人物漫畫與人物照片做封面，接地氣，又特具視覺衝擊力。為了因應這個變化，《台聲》從1994年第三期開始，改用當期雜誌中重點人物或重大活動照片，配以醒目的要文標題來設計封面。
這種鮮明的變化，讓《台聲》在大街小巷琳琅滿目的報刊架上，很容易被人一眼認出是時政評論類期刊，而非美術期刊。後來成為全國台聯金牌交流項目的「台胞青年夏令營」，也在這一年首秀雜誌封面，而且是全畫幅登場。這對《台聲》來說也是第一次。這個時期的美編，不僅要會設計，而且要會寫美術字，因為印刷廠鉛排車間裡只有宋、黑、楷、仿4種基本字體，而且鉛字最大字型大小為42磅，相當於現在的初號，遠遠不能滿足雜誌彩頁、正文標題設計之需。
綜合多方面的意見，《台聲》雜誌從1986年第一期開始，刊名改用美編手繪的美術字，這一用就是12年，直至《台聲》創刊20周年時（2003年第一期），才又恢復啟功先生的書法字。
1993年9月，魏秀堂接替梁因擔任總編輯後，即提出《台聲》改版方案。10月4日，由社長郭平坦主持的社委會決定自1994年第一期改版。公開發行了11年的《台聲》變身了：開本小16改成了國際流行的大16，豎排繁體改成了橫排簡體，採用雷射排版新技術，告別了「鉛與火」時代。
大開本也激發了美編的積極性，《台聲》封面設計風格為之一變，雖然依然堅持時政期刊封面慣用的解釋型風格，但在設計上採用豎向切割，左側僅留五分之一放置文章要目，右側形成近9:16的比例空間安排圖片，這種類似現在手機豎屏的畫面，在1990年代封面設計中並不多見。俗話說「看書先看皮，看報先看題」，9:16的圖片具有很強的視覺衝擊力，往往能先聲奪人，在眾多雜誌中凸顯自己的特色，從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1994年第3期《台聲》參加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組織的期刊封面評選，獲「期刊會員單位」單項封面三等獎，不知設計因素占了多大比例。這種風格設計一直沿用到1997年第11期。
大陸改革開放，引發海峽對岸台商西進浪潮迭起。1996年第一期《台聲》，開始選用台商人物做封面。這是編輯部貫徹雜誌社定下的「1996年經濟報導要以為在大陸投資興業的台商服務為重點面」方針的具體舉措。北京台資企業協會副理事長、北京紫玉山莊房地產開發公司董事長黃紫玉，成了第一位登上《台聲》雜誌封面的台商人物。當年陸續登場的「故事人物」還有：郭雅濤、周奇勳、謝坤宗、劉文築、柯樹仁、王文宗、黃景山等多地、多行業的台灣商人。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及中部的崛起，台商西進、西進、再西進，《台聲》記者也積極跟進採訪。僅1996至2003年8年間，共有82位台商成了《台聲》封面故事的主角。其間還有李辰、張澤熙、魏麗惠、王曉波、王津平等兩岸傑出台胞也上了《台聲》封面。
也是在這段時期，《台聲》雜誌美編自學數位排版技術，在雜誌社領導的支援下，購進相應的電子排版軟硬體，1999年第一期開始，雜誌彩頁與正文的排版工作全部由本社美編室自行完成，印刷廠只負責出片、印刷和裝訂。這是繼1994年《台聲》雜誌告別鉛字排版、轉倚外單位雷射排版後的一次重大進步，為日後雜誌在編輯、設計、校對、出版等方面品質的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真正跨入網路時代的過程中，老台聲人都不會忘記在北京外文印刷廠鉛排車間，那位端著沉重的鉛字托盤來回忙碌、為《台聲》辛苦排版11年的周榮煥師傅。
2003年對於《台聲》雜誌來講，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年份。首先，《台聲》迎來創刊20周年，封面再次啟用啟功先生的書法作為刊名，美編用數位化將書法字處理成金字，這既是向創刊號的致敬，也是對啟功老先生的感恩。這一期還破天荒將《台聲》全體同仁自己送上了封面。當期雜誌刊載了王在希、樂美真、王津平、李哲夫、陳孔立、郭炤烈、鄭堅、郭平坦、何標、陳弘、黃瑞我、費陳彩霞等多位領導、兩岸和海外的台胞鄉親，以及諸多媒體朋友撰寫的回憶紀念文章共25篇。社長蘇民生撰文「每月點評」，題為《明天會更好》。
2003年春天突如其來的非典肆虐北京。4月24日零點，當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因疫情被宣布整體隔離之時，有一位在北京的台灣人站了出來，臨危受命，擔任人民醫院隔離小組核心組長，奮戰在抗擊非典第一線。她就是台灣省籍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醫學部副主任魏麗惠大夫。這樣突出的台胞人物，當然、必須是《台聲》雜誌的封面人物。所以人民醫院剛解封5天，《台聲》文字記者甘鐵生與我便趕赴魏家進行採訪。由於剛從封閉22天的火線上撤下，滿臉的疲憊寫在魏老師的臉上。為了讓照片具有現場感，也為了使照片上魏大夫看起來更加精神，數日後，我在人民醫院大門道閘前，為魏大夫拍下了封面照片。
2003年還值得記上一筆的事，便是從當年第七期開始，《台聲》跨入全彩版時代，封面設計也隨之一變，畫面組合更加自由開放而充滿活力，給讀者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這是我在《台聲》21年設計工作中，自我感覺最滿意的一年。
2004年3月，我調到全國台聯機關工作，結束了我的編輯記者生涯。但一代代台聲人傾心竭力，風雨兼程，在海峽兩岸架起的這座心橋，繼續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作者係《台聲》雜誌前編輯記者)
一般而言，科學必須實事求是，有就是有，無就是無，信之也有，不信也有，一點含糊不得；而宗教則不然，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是個未知數。那麼，宗教崇拜的神、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若說存在，可古往今來誰也沒見過？然而，中世紀一千多年來的歐洲神學家，從聖奧古斯丁(354-430)到聖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都絞盡腦汁證明人從未見過的神、上帝的存在。
中國聖人孔子為人處世治學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荀子則認為凡不實用、抽象的，無助於民生人倫的東西應該一概禁絕，何況宗教的祭祀儀禮又繁瑣靡費。這兩位聖人對宗教的言教，決定了後世中國人對宗教的冷漠態度。然而，宗教除了怪力亂神外，卻含有對自然界，對人生終極意義的大道理。希臘古典時代的哲人對自然界的好奇與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科學；對人生終極的目的和死後的世界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神話、宗教、神學和倫理學。
古典希臘人將宗教、哲學、科學視為一體，分門別類是以後的事。中國古典時代也是如此，中國本來沒有哲學這個名詞，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啟蒙學者西周將philosophy譯為哲學，後被中國留日學生傳入中國，才有哲學這個門類，而被納入中國的外來語中。
在漫長的幾十萬年的遠古時代，人類脫離了動物階段而成為靈長類的人，逐漸發展出認知和思辨的能力，從而為大自然的威力和浩瀚無際所震懾；對於死後的精神肉體何所歸屬，超出了當時人類的理解能力，所以就歸之於超自然的力量，認為是神創造了宇宙，創造了人。有此思路的民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希臘民族和希臘哲人。
西方從神話到哲學到科學
希臘民族大膽地發揮理性、發揮想像力，探索人類的根本性大問題，並提出一套假設性的解釋。例如柏拉圖對宇宙提出了「地心說」，地球是圓的，在空中作圓形運動，並由此提出自然神學，一切歸之於宗教。當然這種思維方式源於希臘的神話，其中荷馬史詩就是想像中的神的世界。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繼承這一傳統，剔除了迷信的神話部分，成為哲學、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數學、形而上學等，脫離宗教而獨立自成一博大精深的知識系統，為西方文明奠定基礎。
中世紀神學當道，神學家們以聖奧古斯丁和聖湯瑪斯為代表，以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為基礎，構建了中古「地心說」的神學。中古神學十分繁瑣，又稱「經院哲學」，它可以像柏拉圖一樣，完全靠理性形式邏輯的推演，充分發揮人的想像力，構建宇宙和世界秩序。需要強調的是，歐洲中古的神學表面上似乎對科學發展構成極大的障礙，因為他們一旦被教會接受後，就成為必須服從的真理，不得違背，否則輕則告誡軟禁，重則處死。但是，英國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 Whitehead, 1861-1947)在他的《科學和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書中卻提出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中古神學近千年的抽象思辨訓練，卻為近代歐洲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鋪平了道路。尤其是，誠如量子力學前驅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所言，近代物理學處理的宏觀和微觀世界，都是看不可見的事物，除非借助顯微鏡和望遠鏡之類的工具，與傳統的察物觀象截然不同。所以中世紀神學的形式思辨，在思維上，有助於近代物理學和數學的興起與發展。
質言之，固然神學的權威流於武斷，在某些方面阻滯了科學的進步，但其思辨思維卻有助於近代認知宏觀和微觀世界，從而有助於構建近代的物理學和數學。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借助數學探索宇宙，找出宇宙運作的規律，是一種高度抽象、形式化的神學式的思辨運作。那時還沒有實驗物理學，所以無法通過觀察實驗證明理論之是非對錯。
讓我們來看看牛頓關於科學與宗教的論斷：這最美麗的太陽、行星、彗星的系統，只能從一位智慧的、與無所不能的神的計畫與控制中產生出來，這是牛頓著名「天意論」的觀點，將一切歸之於神。西方的大科學家例如歌德爾(Kurt Godel, 1906-1978)的宗教觀認為，宗教不僅不是科學的障礙，反而對科學有啟發和指導作用。愛因斯坦和楊振寧也都認為宇宙太完美了，絕非偶然產生，一定出於某種超自然力量的精心設計。
中國人學詮釋天地人關係
中國宋代的邵雍也曾沿著這個方向，根據《易經》、《河圖洛書》、伏羲八卦、陰陽五行，構建出一套宇宙和人間秩序的《皇極經世書》，但他的推演充其量是科學哲學，無法做到人與物二分，所以不是科學。邵雍主張遵循天理，達於內聖，所以對北宋理學興起有奠基性的貢獻，但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卻沒有絲毫助益。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發展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學」，來解釋說明天地人的關係；人學的一個標誌性特點，就是基於血緣的祖宗崇拜，祖宗是人，姑名之曰「人教」；但從倫理學的觀點視之，則可稱為「人學」。
另一個特點就是天人合一、人天和諧，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呈現方式，就是以自然代替宗教，在失意時寄情山水之間。山水詩人謝靈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白居易對此有詩云：謝公才廓落，與時不相遇，壯士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政治上失意，遂將精神寄託於山林自然山水，發揮了宗教紓難解困的作用。古代士人長於詩詞、寄情山水，替代了宗教。但這不是探索自然，在中國的思想流派中，最醉心於自然探索的是名家。
名家開了中國邏輯學端倪
名家發展了一套邏輯方法論，以此探索天地人的世界，其學說中含有豐富的科學思想，特別是惠施、公孫龍的邏輯思維的「堅白論」，但由於過於抽象玄思，脫離現實太遠，因而遭到儒墨法各家的激烈批判反對。
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反對名家，是因為儒家關注的是社會倫理綱常，治國平天下，與名家背道而馳，因而抨擊名家之說對世道人心毫無助益，而且名家的經典晦澀難懂，無師難以自通。如此一來，民間不傳，官方打壓，名家在雙重壓力下失而不傳。
名家開中國邏輯學之端倪，與科學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最難能可貴的是，名家發展出令人驚訝的天文思想，例如名家創始人鄧析研究過日月之運行，並以此說明「離堅白」的命題。惠施對天文學有更深入的研究，提出「地圓說」，還有地動的思想。在數學上也提出極限的概念，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於此可見，名家對自然之研究相當先進深刻。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對此有過中肯的評價，他說連續的概念和無限分割的概念，西元前4世紀的惠施等都已清晰地表述過了。
簡言之，關於天地宇宙的課題，除了遠古時期有開天闢地的神話，中國的哲人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後，就不懸空冥想，從而關閉了探索抽象自然界奧秘的大門。
中西方各為權威付出代價
在西方，當宗教定於一尊後，宗教規定的社會和自然界的秩序不容挑戰。所以歐洲中世紀的千年是神權時代，宇宙秩序和人世的秩序這樣的大事，只有教皇教會才有發言權。教會對於訴諸理性而非神性的科學極力打壓，所以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死後才能發表；伽利略被教會軟禁反思懺悔，布魯諾被燒死。不過，神學的反科學宇宙觀，終於在實驗物理所驗證的一個個真理下破滅，所以，科學和宗教在西方是一種「反者道之動」的辯證關係。
中國固然沒有宗教的權威，但有「人教」的權威。「人教」是一種植根於血緣祖宗崇拜的信仰，是一種氏族部落時代形成的、延續下來的原始信仰。後來被孔子通過禮教而加以哲學化、系統化，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儒家。「人教」著重的是倫常秩序，社會和自然界的和諧，也即人倫秩序，此外皆被視為異端邪說。漢武獨尊儒學，罷黜百家，所以，名家光談自然秩序，不談人倫秩序，當然在罷黜之列。
科技在中國，只限於有助於農耕經濟發展和延長壽命（長生不老）的科技，可以自由發展，此外都在打壓之列。因為奉行儒學的統治者認為，過度的科技發展，將打亂以「三農」（農業、農民、農村）為標誌的農業社會秩序。這就為科技發展畫了底線。所以中國只有科技，沒有科學，而且只有依附農耕和醫學的科技，沒有抽象的純科學。除了農耕和醫學之外，還有美化帝王的威儀、鞏固國防、宣揚國威的科技，例如修建長城，帝王的地下陵寢，建造鄭和七下西洋的龐大艦隊的科技，但這些必須在農耕經濟能夠承受的限度之內，否則都在打壓之列，所以鄭和死後，中國的海洋事業也嘎然而止。
中國農耕民族的特性太實際了；中國的價值觀過度以人為中心，在天地人三者的關係中，將「人」絕對化了。這不利於超人的宗教的發展，也不利於超人的科學發展。到了近代，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下一切都改觀了，這是中國近代被迫進入西方主導的歷史軌道後的必然結果，雖然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但歐風美雨帶來的積極影響仍值得肯定；否則中國單靠本身，難以突破「人學」的牢籠，發展出近代的科學技術。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