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相安倍超會挑時機打選戰，又一次布好節奏、議題，打趴、小化在野黨，成就自民黨的獨大和自己連莊黨總裁的機會，只可惜，這精湛的選舉技巧，魅力竟比不上美國對中共十九大的關愛。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確是選戰高手，之前遭森友、加計學園疑雲糾纏，以及閣員失言、東京都知事與都議會選舉重挫等一連串打擊，弄到民調支持率跌到只剩三成多，但僅兩個多月的功夫，竟能在這次眾議院大選中快速鹹魚翻身，帶領自民黨在戰後第二低、53.68%的投票率中，單獨獲得超越過半數(233)的284席，與共同執政的公明黨29席合計313席，突破修憲門檻所需的310席，再度大勝。他是怎麼辦到的？

安倍自選時機、議題

首先，8月3日安倍棄車保帥，將內閣改頭換面，大幅改組，聲稱這是「做事內閣」，這招果然先讓民調回升過五成。9月上旬，他已悄悄做好眾議院選舉情勢調查，研判到明(2018)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如內閣出狀況，造成支持率再下降，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組成新政黨，站穩腳步、壯大，或東北亞國際情勢變化，都會不利於自己，遂認定現在解散較佳。

而日本周邊情勢，很關鍵的是，此時俄羅斯亦支持安理會的加強制裁北韓、參加「包圍北韓網」了，外務省評估，「制裁效果出來之前的幾個月，美國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極低」，風險小。於是安倍抓緊時機，憑首相權力，9月28日召集臨時國會，又一次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距他上次解散國會才兩年10個月。安倍要再賭一次「獨強體制」、構建強勢政府。

自民黨強推的政見是續推「安倍經濟學」，免費幼兒教育，強化對付北韓、給自衛隊憲法依據等。日本早已推出保障老年人的社會制度，這回是首次滿18歲就有投票權的全國性選舉，因此也要照顧到年輕世代，而免費幼兒教育的財源，因安倍政府原先預定2019年10月消費稅要由現在的8％增至10％，當初是要用來還赤字國債的，如今安倍想撥一部分來做免費幼兒教育，便需要選民背書。講白了，就是要年輕人的選票。這一來，選舉節奏、議題都跟著安倍起舞了。像安倍曾要求政府、國會制定搭配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諸多法案，現在美國退出TPP，這次各政黨竟沒人再提TPP，追究安倍的領導！

在野黨分裂游離

諸在野黨當然措手不及，批安倍是唐突、沒有「大義名分」的解散。可是又無可奈何，只好陪著安倍打他設定好的選戰。最傷的是，本來有在眾議院有87席的最大在野黨民進黨，9月1日剛選出新任黨代表前原誠司，什麼事都沒還做，就遇上解散國會，他又一心想跟小池整合，造成黨的分裂，原屬候選人分成三股勢力：黨內右派轉入「希望之黨」、自由派由前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新成立立憲民主黨、以無黨籍參選。所幸立憲民主黨衝刺奏效，勢力由選舉公報出來（10月10日）前的15席，吸收不少原支持共產黨的票，一舉斬獲54席，跨越可發動內閣不信案的51席，蓋過小池，成為最大在野黨，居政壇左派龍頭。

而小池領軍的「希望之黨」9月25日倉促成立，標榜「改革與保守立場」，又有脫離民進黨者加入，一度聲勢飆漲，但看板明星小池本人7月才當選都知事，堅持不辭都知事親自出征，雖然避開了不專念都政的攻訐，卻也使得部分希望換（女）首相的選民失望，更糟糕的是，她傲慢地聲言要「排除」部分民進黨出身者，造成一些依附者選前出走，因此，她很快就過了高峰而後繼乏力，連在自己的根據地東京都，都無法維持選上都知事、選贏都議會時的氣勢，遭到席次減少的慘敗。

更有利於安倍發動修憲

一場眾議院角逐，右翼保守勢力又擴張了。自民、希望、公明、日本維新四黨主張修憲，總和勢力逾370席，不過，各黨想修的內容不同，有待梳理。

立憲民主、共產、社民三黨反對修憲，護衛現行的（和平）憲法，但此護憲勢力只有68席，相當單薄。會形成這結果，其實金正恩無意間也給予莫大的助力，前些時日北韓試爆氫彈、發射導彈飛越日本領空，日本社會恐慌，只見安倍與美國總統川普通電、會面，聯絡中、韓、俄，在安理會配合美國強力制裁，似乎唯有安倍才有辦法對付北韓，導致不少選民回頭挺安倍。

解散國會前，修憲勢力就超過2/3，但國會成案，得趕在眾議員任期結束前的2018年12月，這次重選讓國會討論的時間延至2019年夏天，時間更為充裕。所以，經過此役，益發有利於安倍連任黨總裁及修憲。

中共十九大搶走媒體關注

對安倍個人來說，這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未受到國際關注，包括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史奈德(Daniel Sneider)直言「選舉結果不會改變日本」，炒北韓問題、消費增稅是安倍自己的選舉。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只要自民黨過半、繼續保有權力，就可放心了，美國政府及人民沒人在意日本大選。同一時間，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十九大則十分重視，國會也認定中、俄、北韓的動態，對美國的影響更大。

安倍再度用選戰樹立了自己的執政威權，他的競爭對手既弱且像盤散沙，日本國民沒有別的選擇。然而，由一個不願正視歷史、持續朝右偏，卻不知向左擺正的政府引導，豈是日本之福？

（作者係本刊主筆）

川普即將在11月展開的首次中國行受到世界關注。觀察認為，如何做到一次成功的、特殊的訪問，需要中美雙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拓展務實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敏感問題，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溝通協調。

美國總統川普將於11月3日至14日出訪日本、南韓、中國大陸、越南、菲律賓等亞洲五國和夏威夷。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中國之行。

將出席亞太及東協峰會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定於11月6日至11日在越南峴港召開，領袖峰會預計在10日、11日兩天舉行。川普出席元首峰會後，即轉往菲律賓出席第31屆東協(ASEAN)峰會。除出席區域高峰會外，川普也會與相關國家討論貿易及朝核問題。

美國華府外交界期望，川普訪問亞洲可以對北韓核武危機帶來轉捩點。尤其，美國將以通商問題為籌碼，迫使中國加強對北韓制裁的強度。

據了解，白宮方面原先認為，川普首次訪問亞洲，應以日、韓、中、越四國為宜，到越南是參加亞太經合會峰會，至於13日到14日在菲律賓舉行的東協峰會沒必要參加。但此一考量傳出後，菲律賓外長立刻在華府密集拜會了國務院和白宮，強烈表達菲律賓和東協希望川普出席本屆峰會的期望，以及此事對美國對該區域承諾的重要性，最終才敲定此次川普出訪亞洲的行程。

中美50年共生共享

中美兩國元首今年4月在佛州海湖莊園對話，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將探討事關兩國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拉近兩國人民的距離，鞏固兩國夥伴關係，展示中美未來50年共生共享的理念。其中，以建立外交安全、全面經濟、社會與人文、執法及網路安全四個高級對話機制，作為雙方建立夥伴關係的四大支柱。

9月28日，川普會見大陸副總理劉延東時表示，他非常期待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再度與習近平會面，他相信這次訪問會非常成功。

加強雙邊社會與人文交流

而劉延東向川普說明，在雙方共同努力下，首輪中美社會和人文對話取得積極成果，希望雙方認真推進教育、社會發展、科技、藝術文化、衛生、體育、環境保護等一系列合作領域，發揮人文交流的獨特作用，不斷充實中美關係發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川普強調，美中兩國加強人文交流極其重要，希望雙方進一步擴大各領域的交往與合作。

中美雙方並認知，通過「中美科技協議書」，把智慧財產權保護納入科技合作。兩國還將致力於及時分享新型流感病毒，預防和控制流感爆發。國務卿提勒森呼籲中國進一步開放衛生部門，讓美國衛生專家能提供醫療保健設施和服務。

在社會發展領域，雙方還討論了《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同意實施該法不會影響美國非政府組織在大陸的合法活動。中美執法與網路安全對話於10月4日登場，雙方討論了遣返罪犯、掃毒與打擊網路犯罪等議題。

中美有三大熱點議題

據筆者看，中美之間有三大議題，亟待尋求合作共識。一是朝鮮核武。朝鮮半島問題當務之急是採取管控措施，不要擦槍走火，不讓局勢升級。當前美國正在通過半官方、半透明的管道與朝鮮進行對話，如果美國能與朝鮮恢復談判、並達成有利於緩解朝鮮半島局勢的協議，俄羅斯將全力支持美國與朝鮮恢復談判，因為實現半島無核化是俄美的共同目標。

提勒森9月28日訪華，針對朝鮮問題提出了「四不」原則，即美國不尋求政權更迭、不尋求搞垮現政府、不尋求加速半島統一、不尋求為美軍越過三八線找藉口。不過，該原則至今尚未轉化為具體行動，重啓六方會談。

隨著平壤持續違反聯合國決議，推動發展核武技術，川普和金正恩公開互嗆，大陸的立場和作法在處理朝鮮核問題事務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回應對朝鮮的新制裁：「決不允許」朝鮮半島發生戰亂。大陸意識到，假如朝鮮持續推進武器研發，美日韓均不會坐視不理，因此，有必要遏制朝鮮發展核武器。

二是經濟貿易。中美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往來，對全球供應鏈具有重大影響，彼此間的分歧需要在談判和協商中解決。中美應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三是兩岸關係。台灣擔心川普訪問北京時會做出不利台灣的狀況，甚至簽署第四公報，美國國務院官員已確定不會有第四公報。另外，有關10月12日美國聯邦眾議院外委會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鼓勵美國與台灣之間所有層級官員互訪，筆者認為聯邦參議院應該不會通過該法。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舊稱「六家佃」的六腳鄉是新北市長侯友宜的祖籍。當地有清代最高武官王得祿的陵墓；也有抗日志士侯西庚的故居；日本人在此設立蒜頭糖廠後，糖業文化成為當地發展的重點。

六腳的發展歷史悠久

嘉義縣六腳鄉地處嘉南平原北部，地勢平坦，北隔北港溪與北港鎮等為鄰；東鄰新港鄉，東南連太保市，西鄰東石鄉；南以牛稠溪（牛稠為牛舍的意思）和朴子市為鄰，位置上緊臨嘉義都會區，屬於同一生活圈。

六腳鄉舊稱「六家佃」，相傳清康熙年間(1662-1722)有六戶佃農至此開墾，遂稱之，後因閩南語「家」與「跤」（kha，在官話中為腳的意思）音近訛傳，遂改名「六腳佃」。清初文獻的《諸羅縣志》作六加佃莊。該志提到：「土(塗)獅仔陂，在外九莊。源由牛朝(稠)溪出，南灌六加佃莊、北灌土獅仔莊（今嘉義縣六腳鄉塗師里）。康熙49年(1710)，莊民合築。」

外九莊指的是清初承繼明鄭時期，漢族移民最早拓墾的聚落所設，其收入在官府課賦之外，故稱。後因鹽(塩)水港（今台南市鹽水區的舊稱）街漸成商港，下茄苳街（或下加冬，今台南市後壁區下茄苳）為軍事要地，乃為官府接管，另補北新莊（今嘉義縣太保市北新村）、土獅仔莊（今六腳鄉塗獅村）等，仍為外九莊。

塗獅仔莊是在明永曆31年(1677)，由福建泉州府南安人侯堪民、魏善英等遷居此地，因他們都是塗師（泥瓦匠）故名。至於侯友宜祖籍的占富厝（正義村）鄰近的溪墘厝(溪厝村)，於永曆35年(1681)時由侯定、侯住招佃順牛稠溪而上，到此開墾，因村落所在地點臨溪而得名。之後，侯姓逐漸繁衍成為嘉義的大家族。清領時期因商旅多沿著朴子溪（牛稠溪的下游）出海口的猴樹港（今東石境內），進入內陸的朴仔腳庄進行交易，故此地成為六腳境內聚落的一日生活圈。

全台建地最廣的王得祿墓

清嘉慶13年(1808)春正月，詔命王得祿任福建提督，總轄閩海兵船。隔年8月勦滅海盜蔡牽。捷聞，詔封二等子爵，賞戴雙眼花翎（賞賜的孔雀花翎飾於冠帽後，以翎眼多者為貴）。

清道光12年(1832)張丙的民變，王得祿以招募鄉勇平亂有功，詔加太子太保銜，賜予六腳一帶的土地；道光21年鴉片戰爭時，駐防澎湖抵禦英軍，卒後追贈伯爵，加太子太師銜，諡果毅，葬於今新港與六腳鄉交界處。墓園面積共1.92公頃，列為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以肯定其歷史地位。今「太保」地名就是清朝以其官銜命名。

抗日志士侯西庚故居

侯西庚(1858-1904)字瑞卿，嘉義六腳鄉溪墘厝人。性慷慨，為鄉人所重。在朴仔腳（今之朴子）經營以甘蔗為原料、以牛為主要獸力的製糖廠─糖廍，薄有資產。1891年，來台灣考察的日本駐華外交官上野專一在《台灣島實踐錄》台灣糖業生產概況描述，朴仔腳境內糖廍林立，也讓覬覦台灣糖業的日本在1894年發動中日甲午戰爭。

1895年日本戰勝，中國割讓台灣。當時年方38歲的侯西庚不願為異族統治，乃散盡家財購買武器，號召壯丁加以訓練。該年9月，日軍預計以海陸兩路入侵嘉義縣，陸路從彰化南侵；海路則在布袋嘴（今嘉義布袋）登陸。因新港地居雲林西螺往鹽水港的要道，所以黑旗軍統領王德標給坐鎮台南的劉永福戰況報告中提到：「我嘉沿山沿海要道各三，應先設守，而後進剿方為萬全。…嘉義的東石、布袋嘴的水路要區，也令人掘阱設險、發兵重鎮」、「若新港街（前身為笨港前街）駐兵，即可併防東石，現有侯西庚一營駐紮，冀有素識鄰近庄民為附，諒可無事」，可見當時侯西庚已被賦予嘉義沿海要道的守備任務。

當日軍在10月10日登陸布袋嘴之後，隨即入侵鹽水港。侯西庚便率領福字先鋒軍副營約500名屯駐東石港，並與朴仔腳當地1千餘人的民團防守此處。12日，一隊日軍從布袋沿著道路（約今日台17線）往東石推進，因侯西庚所部善用海邊累積蚵殼堆作為戰鬥掩護，而稱為「蚵殼城之役」。第二天，侯西庚眼見日援軍陸續抵達，便率部退走朴仔腳。10月19日劉永福搭船內渡後，侯西庚知事已無可為，始解散部眾，放棄家產，告別妻子，潛渡廈門，隱居數年。

幾年後，台灣局勢稍定，侯西庚復返故里重理舊業。但侯西庚當年的抗日，日人記憶猶新，日本憲兵時時加以壓迫，或搜其宅，或誣他為匪徒，所經營的糖廍亦為日人明治製糖會社所併吞。因此，他憤恨成疾，於1904年4月溘然而逝，葬於今朴子市崁後里。出葬時，朴子街民深感其恩德，沿路設香案弔祭。今日其故居已殘垣危牆，蔓徑荒草，讓人看了不禁唏噓不已。

日本人設蒜頭糖廠

1906年成立的明治製糖會社於1907年建廠，完成日壓840噸的蕭（今台南區佳里）工場後，計畫在嘉義廳下大槺榔西堡管內，緊臨牛稠溪畔的蒜頭庄設置第二工場，日壓1,100噸。起先利用牛稠溪之水運輸出糖成品。隨後在確保朴子、東石、太保（設農場）及北港溪流域的新港一帶，為甘蔗原料採收區域後，鋪設輕便鐵道。

1910年11月工場竣工，隔年其糖品被日本皇宮宮內省指定為皇宮御用糖，備極殊榮。因此除了日本市場外，世界各國都可以看到明治製糖的產品。此外，明治製糖為供糖廠員工子女上學，在每一個製糖工場設置附屬小學校，設備相當於日本國內水準。台糖公司承繼後改為代用國民學校。後來蒜頭糖廠在1921及1939年分二次擴建，設兩隻煙囪雙列壓榨，日壓能力提高至3,200公噸，成為嘉南平原上顯著的地標。但在二戰時被美軍空襲，破壞慘重。

台灣光復後的1946年11月蒜頭糖廠恢復生產，1968年設畜殖場大規模養豬。並於同年在東石的鰲鼓完成圍海堤10.5公里，形成海埔地，除供應甘蔗原料的農場，還有兩個畜殖場及養殖場。另外，台糖公司為服務蔗農員工子弟，利用在明治製糖時期所興建朴子到嘉義市輕便鐵道上的客運，提供免費通勤就學，直到1981年才停止營運。

應推展文創與觀光產業

2002年7月蒜頭糖廠停止壓榨甘蔗後，台糖在此設立了蔗埕文化園，以甘蔗車改造的台糖觀光小火車，並預計要連接故宮南院和嘉義高鐵站。後者已於近期通車，但被批評「跑太慢、車廂差、票價貴、路網不完整」。

筆者建議，嘉義縣政府應恢復昔日通勤用的車廂，並利用原蒜頭糖廠至鰲鼓的輕便鐵路已改建的蒜鰲自行車道（阿勃勒花道），規劃遊客參觀侯西庚的故居及其他六腳聚落，行銷當地的特產蒜頭餅等，以推廣當地的觀光產業與食品業。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21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中央電視台製作了歷史劇《覺醒年代》，描述五四運動前那些年的時代鋪墊，詳盡交代了五四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等，改變國家命運和中國歷史發展軌跡，一系列重大事件之間錯綜複雜卻又合乎邏輯的關係。內容翔實可徵，人物栩栩如生，裨益今人溫故知新。筆者不揣淺陋續貂補遺以饗讀者。

孫斷然決定與蘇俄合作

就在五四運動與中共一大過後不久，孫中山決定與蘇俄合作。這是當時國內政局發展的一樁大事，影響巨大深遠。蘇俄派駐中國的代表帶有多重任務，除了指導中共成立，納入共產國際體系，他們還接觸了南方的孫中山革命政府及北方的軍閥馮玉祥等人，爭取孫中山是其工作重點。李敖指控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期間，一時間發奇想，欲以出賣國家利益換取日本政府支持革命黨，打倒袁世凱。的確，中山先生一生為革命奔走呼號，曾多次寄望於英、美、日等國，但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終於為中國革命找到了出路。

此前共產國際代表接觸過孫，但最終促使孫做出決定的是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叛變事件。孫在事件發生後，受盡香港英殖民當局的冷嘲熱諷，沒有一個實力派人士願意理會他。孫痛定思痛，認識到要避免徹底失敗，必須改弦更張，另闢蹊徑，乃痛下決心接受蘇俄的建議，為中國革命事業謀得一條全新的出路。孫與蘇俄合作之舉，改變了中國革命力量各自為陣的局面。

多年來孫領導的革命黨力量影響所及只限於南方數省，不外兩廣閩南，滇省勉強可以算上，與北方接觸不多，南方革命政府與五四運動之間的互動寥寥。實行聯俄容共之後，以往分散的力量從此匯聚成革命洪流，廣州革命政府成為各地愛國有志青年嚮往的聖地。此時孫中山不再只是南方革命政府的領袖，已一躍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百年後的今天，孫中山仍然是全中華民族最大的公約數，而這一切榮耀和崇高的地位，都肇始於他斷然做出與蘇俄合作的那個決定。

國民黨改組後獲空前進展

探討改組國民黨的意義，不宜局限於體現孫的聯俄容共政策。這次改組對國民黨日後的發展影響之大，不容輕忽。《孫文越飛宣言》一共四條，首條即稱「共產主義乃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話雖如此，但從雙方合作的具體內容和實施情形觀察，可以論定孫對蘇俄代表的建議，不論是黨建還是建軍，可謂無不言聽計從，照單全收。改組後的國民黨實力獲得了空前的進展。一般人注意到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黨員數量從原來的區區幾百人在三年內暴增至幾萬人。其實，改造完成後的國民黨得益於堅強的組織，黨員增至好幾十萬，是共產黨的十倍。

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928年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前後不過就兩年多的功夫，此時距離一大召開也才不過四年。更重要的是，軍事成功的同時，國民黨的組織力量迅速同步向全國擴展，由兩廣而兩湖而江浙，繼而衝破太平天國偏隅南方的心魔，勇跨長江，穿越黃淮，直抵五百年來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城，南北的政治地位易勢。那時的國民黨已建立起上千個縣黨部，初步鞏固了新政權統治。黨組織的力量遍布各個省份，甚至進入東北西北西南這些由殘餘軍閥控制的地區，孫中山生前統一全國的夢想基本上得到實現。所有這些成就都離不開一個事實，在蘇俄顧問的指導下，老大的國民黨被改造成一個以列寧黨理論為藍本的新國民黨。

孫中山雖稱共產主義蘇維埃不適合中國，但歷史又把他和一手創建的中國國民黨的命運，與列寧主義牢牢地拴在一起。孫的一貫想法竟然與列寧的理論有所契合之處。二次革命失敗後，孫嘗試改造散漫的國民黨，他要求原國民黨員必須重新登記加入新成立的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在入黨時必須打血印，向黨魁孫中山一人效忠。這惹得同盟會領導抨擊孫搞獨裁、個人崇拜，雙方僵持不下鬧得幾乎翻臉。十年後，引進列寧的理論幫助孫解決了這個權力集中、絕對服從的難題。

得天下者要能治理天下

取得政權後的國民黨，馬上就迎來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在此之前，黨是核心，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此時的新政權要如何處理好與國家治理的關係？「馬上得天下，焉能馬上治天下」，兩千多年前儒生陸賈就向剛打下天下，躊躇滿志的漢高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兩千多年朝代多有更迭，但陸賈之問始終是有志於打天下的英雄豪傑，必須嚴肅思考的大事。處理得當則能安邦定國，處理不當則不可長久。

歷代皇權不過孤家寡人一家一姓，如不謀求士大夫地主階級的擁護，天下將無以為治。兩漢薦舉制度，魏晉九品中正，隋唐科舉取士，統治者通過多種方式，讓士大夫/地主階級加入統治集團，分享權力，擴大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到了兩宋，確定了科舉制是選拔人才的唯一途徑，世襲的貴族制沒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公平競爭制度鼓舞了有田可耕的讀書人/士人/地主。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願與皇權共治天下，皆信天下也屬於他們。

文天祥就義前，宋恭帝被派到監獄裡做勸降工作。文天祥略行君臣之禮後，就背對趙顯一言不發。此前，蒙古城鄉審問時，以「宋朝皇帝已降，臣子哪有不從命，有違君臣之道」相詰難，文天祥辯道「社稷為重，君為輕」。在文天祥的心目中，國家顯然要高於君王。道統與正/政統合為一體，是一種超越君王地位等物質層面的精神昇華。「天地有正氣，古道照顏色」，比孔子還早的魯國叔孫豹已對「不朽」下了嚴格的定義。這個價值觀，使宋儒對國家社稷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及歸屬感。文天祥對君王做出新的詮釋，要比清代黃宗羲的《原君》早出現400年。

蔣與知識分子結緣十年

統治者與讀書人共治天下的理想一直傳到千年之後，封建王朝不再的民國時代。王國維自殺事件表明，當時確實有不少知識分子因南方革命政府出現一些激烈行為，而對國民革命心存疑慮。這個背景或許能說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不遺餘力地向高級知識分子示好，新政權的治國之道，看來仍是那條與讀書人共治天下的老路子。此舉頗有成就，例如延攬知識精英入閣，成立中研院，知識分子逐漸釋懷棄嫌。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清華大學教授會發表共同宣言，嚴詞譴責張學良叛變劫持領袖的逆行，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宣言由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等多位學人發起，由朱自清執筆。那時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已取得知識分子的認可，雙方享受蜜月期。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文中提到「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稱讚他代表中國人的骨氣。毛澤東所指的是，1946年聞一多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死亡事件。從1936至1946十年間，聞一多等知識精英階層從擁護國民政府，到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獨裁壓迫民主，而至與其決裂，其間變化何其之大！聞一多暗殺事件是一道民意分水嶺，知識分子階層從此與國民政府決裂，公眾輿論轉向有利於中共，加速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

國民政府與知識精英階層結緣十年，可能只是雙方相互表錯了情。國民黨其實是一個矛盾體，在革命與反動、進步與保守、現代與封建、新與舊之間來回擺盪。取得政權後，它想推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取代封建時代的家國觀念。

民國時傳統經濟社會加速解體，以傳統經濟社會為基礎的讀書人/士人階級，走向沒落消亡是遲早的事，此時應對國家民族面臨的新挑戰，拿出新法子，不能再走老路。可惜蔣介石昧於時勢，又沽名釣譽，想學古代開國明君禮賢下士，延攬名士，共治天下，但他的舊包袱不少。大權在握後，在破舊立新上氣魄不足，做不到如毛澤東那般敢大開大闔。毛澤東看得很清楚，上千年行之有效的耕讀傳家，在新時代來臨後不可能繼續存在。

黨國體制終在中國實現

蔣經國經歷坎坷，少年時期被送到蘇俄當「質子」，在那一待就是十多年，練就出他堅毅果決的非凡性格，也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布爾什維克。由於這段特殊經歷，在蔣經國看來，黨國體制乃是天經地義的治國之道。偏隅台灣之後，國民黨放開手腳，確立了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當中蔣介石的作用有限，主要推動者在蔣經國。蔣經國助其父確立鞏固了黨國體制，在他全面掌權後，台灣經濟社會開始飛速發展，20年間實現了工業化。

從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首倡實業救國開始，一百多年來，全中華民族致力於經濟社會向工業化、現代化轉型，過程充滿艱辛。蔣經國帶領台灣地區拔得頭籌，率先跨過那道門檻，成功絕不來自偶然。蔣經國雖不是戴季陶那樣的理論家，但他用實踐證明了以新的黨國體制治理國家，取代君王與讀書人共治天下的老舊體制方案是對的、可行的；新的國家治理體制，能保障國家民族朝向現代化轉型成功。

於今在台灣，黨國體制經過長年的汙名化，早已遭萬眾唾棄。所幸中國共產黨70多年來，黨國體制耐得幾度風雪嚴寒考驗，於今煥發新生，社會繁榮富足、文明昌盛，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皇權與讀書人共治的盛世。相信這個行之有效，符合國情的治理體制，能克服西方施加給我們的文明挑戰，完成歷史交付中國前後幾代人的民族復興任務。

(作者係旅美民間史學研究者)

統治者的統治權追本溯源來自被統治者，亦即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良好祝願和信任。這個統治者最早是部落酋長、氏族的長老，後來便是王，再就是帝。然而，人民的權力一旦放手，便失去了控制，最終導致人民反而聽命於原屬於自己的權力。

君權稱其權力來自於天     

周朝是個治世，正是這個朝代的君王說他的權力來自於天，是天授的，甚至說統治者是天子，與人民沒有半點關係。從此君權由最初的民授變成了君權神授，人民喪失了對君權的控制權，只能靠造反推翻壞的君權，換上好的君權。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朝代迴圈現象，也稱朝代循環論。西方的君權也有段相似的歷史，所不同的是，西方統治者的權力有一個制衡力量，那就是神權，龐大的教會訴諸超自然的神、上帝來制約君權。

中國讀書人想用祖宗的名義來約束王室子孫，這個辦法的確起過一定作用，例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制定重文輕武的國策，立下後世子孫不得殺害文人的祖訓，所以宋朝文人得以與君主共治天下。但也正是宋朝把相權廢掉了，改設內閣，內閣大學士都是宰相，這麼多宰相等於沒有宰相。而且內閣當然得聽皇帝的，所以皇權反而由此得到強化擴張。漢朝董仲舒編造過天人感應說，說上天在看君王的作為，天子施行惡政時，上天會以自然災示警，進而予以懲戒。

就相權而言，漢初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君相共治。唐朝相權一分為三（尚書、中書、門下），宋朝成立內閣進一步削弱相權，名為君臣共治，實則是君主集權於一身。到了清雍正，君權集中達於極致，政令軍令都出自皇帝親領的軍機處。這體制窒息了讀書人和全民族的活力和創造力，阻礙了中國的文明進步。

經科舉制度進入官僚系統

與皇權擴張有著密切關係的科舉制度，時人和後世將批判的重點放在科舉的內容上，而沒有從結構上去考察。唐太宗有一次去禦史府即考進士的地方，看到許多新進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轂」。以致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的英雄盡白頭」。（趙嘏《殘句》）不過，從讀書人的立場來看，國家選舉人才有了一定的章法，讀書人可遵循成規也是好事。

自從隋朝實行科舉制度以來，讀書人要想有所作為，要想治國平天下，只有通過科舉這一條路，才能進入掌握權力的官僚系統。所以科舉制度不但控制了讀書人的思想，只能研讀皇帝批准的儒家經書，還由此控制了讀書人的飯碗；從此讀書人要吃飯、要吃好飯，必須聽皇帝的，不得有半點個人的獨立自由。這才是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轂中」的真意所在。

所以，讀書人只好乖乖地順從皇命；甚至對皇權徹底臣服，以致在朝堂上口稱「罪臣」，被皇帝判處死還要在行刑前感謝皇恩「賜臣全屍」。早期君臣共治之美政和傳統至此蕩然無存。

中國文明的前途，就是葬送在這批精英之手和其主子。在這種體制下，絕對出不了鼓倡獨立自由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也不可能有人如蘇格拉底為殉道而服毒死亡。

工商階級沒有參政的機制

這是從官僚體制本身來考察的，如果從社會階級來看，則中國的工商階級從來沒有自己的政治力量，既無治國的一套意識形態，也無實際參政的機制，完全是君權的順民愚民。或曰中國的法家代表工商階級的利益，係其發言人。筆者對此說存疑，而認為儒家代表地主階級的右翼，法家則代表地主階級的左翼，是從不同的立場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維護君主的家天下。

另外，參照西方的民主史可更清楚地看出，民主制度總的來說是代表工商階級的利益。西方早在希臘的古典時代就有城邦政治，一個城就是一個國家；中世紀義大利的城邦亦然，一個城就是一個國家，故謂之城邦，其社會階級的基礎就是工商業者組成的布爾喬亞階級。這個階級自文藝復興時起，成了西方制衡君權的強大社會力量，也是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階級基礎，更是西方民主制度得以發展、西方文明得以進步的原動力。

中國則不然，大帝國疆域遼闊構成的社會單元，不是形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城邦，而是數以萬計的保守村社。質言之，中國的市鎮不像西方，是文明發展的主導力量，而是依附地主階級的階級，而中國城鎮的工商階級，在重農輕商的政策和傳統下，完全是熟讀儒家經典的士紳階級的附庸；而且，一旦富可敵國，便會遭到帝王猜忌，立即採取斷然措施鎮壓，將之取締剷除。晚清胡雪岩便是最好的例子。

中國的工商階級可以發財致富，但完全沒有社會、政治地位，更不可能發展出一套與御用的儒家相對抗的意識形態。而且，中國傳統的工商階級為了爭取社會和政治地位，反而鼓勵子孫去考科舉，取得功名，進入仕途。所以工商階級始終是個依附階級，要想制衡君權進而建立自己的政權，那更是天方夜譚。

人民終於可以當家作主     

近代西方工業革命產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中國在被迫進入世界歷史軌道後，也開始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他們的力量一直十分薄弱，無法與長期居於支配地位的地主階級相抗衡。倒是新興的工商階級有了西方同盟軍作為後盾，開始活躍起來，但要抗衡地主階級還是力有不逮。一直到1917年歐俄的紅色革命，通過李大釗等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輸入中國，中國新興的工農階級才有了主心骨，有了與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相抗衡的指導思想，從而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被時代的潮流推到歷史前台，起了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強大社會力量，對中國政治文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但商人階級在政治上始終被邊緣化，成為一個看客。

綜上以觀，數千年來阻滯中國社會進步的君權，先遭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衝擊，後再遭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致命重擊，至此被徹底掃進歷史的洪流。中國人民把權力收了回來，交給了公天下的、矢志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的手裡。中國至此換了人間，君權從此為社會主義的民權所取代，中國才得以有今天的繁榮昌盛、國泰民安的大好盛世局面。

不過，取代君權的社會主義民權，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仍處於初級階段。從1949年建國至今，才走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四個世代，目前正處於習近平的第五個世代；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二、台灣光復

1945年台灣光復時，陳映真是鶯歌小學的二年級生。前一年生養兩家都因戰爭疏散，從竹南搬到不遠的鶯歌鎮─那是一個有著「六十支陶瓷工廠的煙囪」與一家大焦炭廠的工業小鎮（見小說《故鄉》1960）。因此，陳映真對故鄉的記憶總是與煙塵、煤灰、運煤的小火車，與被煙灰燻得不辨眉目的工人連在一塊兒。日據末期，工業小鎮自然也是盟軍的空襲目標，鎮後有一個當地人喚作「後壁山」的小山，是幼童陳映真流連之所，山上有一個「水螺」（防空警報器）。

1987年初，髮小至交同案獄友畫家吳耀忠死去，半百的陳映真夢到與故友騎坐在三鶯大橋上聊天，夢中今昔難辨，看到「大漢溪潺潺地流著。遠處的溪埔上，在風中搖曳著一片褐白色的芒草花。而比芒草花一帶更遠的地方，便是那座青色的，有些飄渺的鳶山」《鳶山─哭至友吳耀忠》1987）。鳶山總是連著一個傳說─明末民族英雄鄭成功來台，行軍路過今日鶯歌大溪一帶，見妖氣衝天，於是下令砲擊，為百姓除了盤據於山頭的一個鳶精禍害。這些魂夢所繫的青林黑塞，也見於陳映真1983年的《鈴璫花》。

陳映真晚年回顧自己的文學養成，說他是「殖民地的孩子」，在鶯歌鎮還讀了「一個學年的日本書」。1945年秋天，他見到台灣張燈結彩、焚香祭祖迎來了光復，以及齊來的「祖國語文教育」的恢復（《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2005）。1945-1949年間，台灣雖也先後被黨國腐敗、社經失序、民怨滋起，以及國共內戰的濃雲所籠罩，但也終於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密集交流；很多大陸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來到台灣，包括教科書在內的各種出版物也源源流入島內。

誠然，1947年發生了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但更不幸的或許是，它的詮釋被分離主義扭曲壟斷成為「台獨」的理由。我們固然不知道小學三年級生陳映真在「大人們噤聲談論著國民黨（21師）軍隊橫掃台北，眼色中充滿了憂慮和恐懼」（《後街》）的當兒，是如何感受理解「二二八」的，但那充滿危機與問題的短暫的「統一」的幾年，可能遠遠不是我們今日對它極度意識形態化與簡單化的歷史書寫所能再現的。例如，在那幾年的「祖國語文教育」中，陳映真還可以讀到魯迅、朱自清與巴金等人的文章（《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甚至還觀看過戰後父親從魯迅小說《風波》改編的劇─這是多年後陳映真追憶劇中人「七斤嫂」的怪名，而知其所以的（《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與戰後出生在冷戰時期黨國教育體制下成長的青年，的確是不同的兩個世代。

在小學二年級前的日語環境，讓陳映真除大學主修的英語外，能繼續透過自修打開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子。他在牯嶺街舊書攤搜得的史諾的《中國的紅星》，就是日譯本。1980年代初陳映真得以接觸第三世界文學，尤其是東亞的菲、泰、韓的文學，也是透過日文翻譯（《台灣文學往哪裡走？》1982）。

以日文為媒介，陳映真可以知友，也可以知敵。他在1960年代就讀過台獨大佬史明以日語寫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1997）。這讓他對日本殖民遺留與台獨的親密關係，產生了同時代他人所沒有的警覺。這讓陳映真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第一時間就精準嗅出葉石濤的台灣史觀脫胎自史明。

1949年後兩岸分斷，台灣再度與當代中國革命進程斷裂，才出現不久的兩岸交流又告中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反共國安體制確立，海峽冰封尤酷於日本殖民時期。在此「分斷體制」下，國民黨展開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全面瓦解了左翼社會運動的基礎，同時也意料之外地造成了日後地主階級轉向分離主義的後果。歷史記憶也被權力改造；中國現代史（尤其是1920-40年代歷史）被撕頁、塗改、扭曲，生造，以致面目難辨。與祖國分離的同時，快馬加鞭奔向美利堅膝下，從學術思想到麵粉牛乳全面美國化；例如，國府的教育與醫療體制結構、思想甚至語言，就立即從戰前的日本式跳接到美國式（《談「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戴國煇•陳映真愛荷華對談錄》1983）。陳映真的一生，就是在反抗這個幾乎是無縫接軌的新舊殖民主義。

三、父親

前文提到陳的生父出身貧苦，全仗自學成為殖民地政府裡的一名底層公務員；養父則是中階警官，當時台灣高階警政無例外地全由日本人把持。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線擴大，為了讓台灣子弟充員戰爭，日本不得不讓渡一些「特權」給台灣人，於是有了皇民化運動的「精神總動員」，進行國（日）語普及、改日本姓氏、改信神道教，以及豎立日常語言與生活上「內地化」的「國語家庭」模範看板。但這個運動效果有限，根據曾健民醫師的研究，以1942年為例，相對於同遭日本殖民的朝鮮「改姓氏」達總人口的83%，僅有2.06%的台灣人改了姓，進入皇民化流程（引自呂正惠《曾健民的台灣光復史研究》2021）。

絕大部分的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與其他社會底層，在神國亢奮中仍然生活在漢文化的歲月中。而即便少數皇民化「成功」的例子，也無法掩蓋一種深度困惑糾結與分裂扭曲的痛苦。反讀一些反映此時期極端狀況的「皇民化文學」，可以體會那些欲成「皇民」者的人格分裂之痛，欲藉由認同壓迫者以求逃脫，本就是由壓迫者所加諸於他的痛苦。然而，回顧歷史，還是應該有所分疏。對「身不由己」裡進「皇民化」大潮，事過境遷幡然有悔的同胞，吾人或應哀矜勿喜，不應以道德高標繩之。但逾越此線，為皇民化張臂攘目，欲成「天皇赤子」，為表忠心殘害中國人民與南洋人民，卻又毫無反省懺悔的極少數皇民化分子，就不得不視為壓迫者的共犯。

這正是陳映真對歷史上的「皇民化」現象具體分疏的態度，從未改變，最早見於《中國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一去不返了》（1979）。此文是他首度對「皇民化」的公開發言，時為1979年7月7日，他參加胡秋原的《中華雜誌》歷年七七舉辦的紀念會。陳映真在演講中回憶了台灣光復，記得當時台灣民眾普大喜奔，洋溢著對美好未來朦朧而熱切的盼望。他也說了一段親身經歷：「台灣光復那一天，父親在物資極端缺乏的條件下，叫母親弄了一桌比較好的飯，拿著《漢和字典》，把孩子們名字逐字找了出來，告訴我們，我們的名字是中國字寫成的名字，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這一段家史與國史糾纏的回憶，對理解日本殖民、陳映真的父與家，以及陳映真的誠實都非常重要，因為它低調而確鑿地指出他的家在日據後期的「皇民化運動」中，是屬於接受殖民體制「改姓氏」等要求的「國（日）語家庭」。陳映真以坦蕩公開他的家在殖民體制下的「皇民化」過往為前提，駁斥了任何欲將「皇民文學」視為「受害者的文學」的企圖。陳映真雖然向來認為「加害者」與「受害者」之分，在倫理上難以，也不應一刀切，但他有一種歷史情境與主體責任之間的分寸感，他榮耀了抗日運動的志士們、寬宥了包括他父親在內因各種原因而就勢下坡的民眾，同時批判了那些認賊作父，死不悔改的「皇民文學」作者及為此類文學翻案的文論家。

事實說明，陳映真從不曾竄改自身的記憶與家族歷史，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添設虛榮譜系。最多也只有不忍於說。終其一生，陳映真為那個包括他父親在內的殖民地人民，被剝奪語言與認同的時代悲劇有椎心之痛，而他的大量文學與非文學書寫，可說是反映或折射了他對這個苦痛的克服與昇華。

光復後一年，孿生小哥因急性腹膜炎走了。這讓全家陷入愁慘；尤其是陳父好幾年都無法從哀傷中自拔。1950年夏天，陳父在基督教信仰中得到安慰，並於次年從國小校長任上退下，獻身於神學教育事業。多年後陳映真說，雖然「已經幾十年沒上教堂了」，但依然肯定早年那段信仰體驗，幫助他養成了「省視自己軟弱一面的習慣」。（《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

陳映真上大學後，開始透過讀禁書而成為一個左翼青年，信仰與知識的關係是他平生關注的核心議題。1950年代初的一個假期裡，初中生陳映真在他生父的書房裡無意翻到了他父親在白色恐怖下「不忍為避禍燒毀」，而密藏的魯迅小說集《吶喊》（《後街》）。陳映真1950年左右曾半夜醒來，目擊火光跳閃在噤默中，一頁頁焚著書的父母親的臉。這本倖存的小書，於是陪伴著它那似懂非懂的讀者，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光。

四、陸家大姊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剛成立的新中國隨即「抗美援朝」，志願軍高歌跨過鴨綠江，戰後美蘇兩大陣營的地緣政治鬥爭立即攀至高峰。本來有可能被美國戰略放棄的台灣，在新局中重新盤活，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圍堵中國與蘇聯的，北起阿留申群島、南迄菲律賓列島的「半月形」冷戰包圍圈的一環。在同一脈絡下，由美國主導且在中國大陸缺席下，二戰同盟國簽訂對日和約《舊金山和約》，恢復日本國家主權獨立地位，以利成為西太平洋冷戰包圍圈的重要成員。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使兩岸在戰後短暫的復合後再度長期分裂。

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授意與督促下，展開全島範圍的政治大清洗，是為1950年代「白色恐怖」。台灣在大規模逮捕、逼供、窮極株連下，槍斃3千餘人，更多人被長期監禁，直到1970年代才稍解。

1954年台美簽訂了《中美協防條約》。於是，台灣除了在經濟上從1950年開始接受「美援」，以及附身在美元上的對台政經控制之外，進一步落實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全面附庸。國土分斷、民族分裂，兩岸中國人的敵對，在美國的戰略支持下被常規化。台灣於是在全球冷戰格局、「反共─國安」的體制下，完成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逐步進入美日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機會（參見《在冷戰中受孕的胎兒：1950年代》1988）。

一直到1953年才稍弛的白色恐怖高潮期，對初中生陳映真而言是及身經驗；中夜不寐，窺見父母燒書；白天上學，耳語流傳某老師被抓、某老師失蹤。從鎮上搭火車到台北上學，每早7點走出台北車站，天天目睹兩個憲兵跳下軍車張貼槍斃匪諜一干人等的死榜，而圍上來看榜的民眾中時見驚叫暈厥者。陳映真說「那種恐怖的景象…對於我人生的道路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1988）。但那最切膚的白色恐怖「私體驗」，是與「陸家姐姐」的死別。

陳映真首度提及「陸家大姊」是在他出獄翌年，也就是1976年所寫的《鞭子和提燈》。這是一篇述往思來的文章，以追憶孿生小哥始，跳躍回顧了他的養子經歷、戰時盟軍轟炸下的童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以「動亂」二字暗指的二二八事變。

不知其名的陸家大姊，是陳映真正值青春期時，寄寓於他家屋後的一位20上下，戰後來自大陸的年輕女性，有一哥哥在南部糖廠工作。這位大姊姊對陳映真關愛備至，二人互動甚殷。1950年頃，在少年無助的目擊下，陸家姊姊被情治人員入室拘拿，遂成永別。陳映真回憶，「穿著陰丹士林旗袍，留著短髮的」陸家大姊，被「高大而沉默的男人」帶出家門時，「就在她跨出門檻的時候，她看見了我。她豐腴得很的臉，看來有些蒼白。然而她還是那麼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勁地按了一下我的頭，走過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從歷史最沉鬱的黑暗中釋放》2000；《鞭子和提燈》）。

出獄後一年（1976），陳映真回憶20多年前說：「小哥死後，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無從理解的寂寞」。對於他人的苦難只能旁觀而毫無作為，成了陳畢生無法完全消除的罪惡意識；似乎自己也在那個共犯結構中。多年後，他創辦《人間》，為一個本然純潔的原住民少年湯英伸在異己都會中，絕望憤而殺人被判死刑，而奔走呼號刀下留人。如今想來，可能都與這個原始事件有關。文學對陳映真而言，有一個深刻的倫理學意義，是從人所展現的行為結果推見之前，理解各種複雜的原因，從而產生一種深刻且有知性的同情。

1950年代一個有「親匪」嫌疑之人，是所有人擲石的對象。但陳映真「孺慕」的陸家大姊卻是一位好姊姊，她在少年的無助旁觀下被暴力擄劫，消失在走廊盡頭。這個永恆定格，與日推移，成了陳映真往後經常無由浮起的受害女神風景。然而權者「以不知暴力為羞恥」（陳映真常用句）地對美善的戕害，讓以後的陳映真獲得了同時代島嶼上極其稀有的反（恐）共偏執症的免疫。而又由於美與善不可能長期與「真」絕緣，這一道因「外省人」陸家姊姊的犧牲，所開啟的真理求索甬道，讓陳映真對陸家大姊所獻身的20世紀中國革命，產生了莫名的親近、強烈的好奇，甚至於在日後形成了深入骨髓的價值信念與真理求索。

陳映真能克服1950-60年代狂掃台灣的美式現代化與現代主義大潮，以及之後的文革與六四所引發的信念危機，和陳映真從陸家大姊作為一個血肉契機，回推而建立的民族的、愛國的、左翼的中國史觀的建立密切關連。2000年陳映真回顧平生說「我時常想，人生像是由許多個圈圈，偶然地串連起來的一條鏈子。一個圈圈和另一個圈串起來的時候，是頗為偶然的，然而一旦串成了一條鏈子，就成了一條與任何別的鏈條都不一樣的鎖鏈─一個獨特的人生」，而他第一個偶然的圈圈就是陸家姐姐。（《從歷史最沉鬱的黑暗中釋放》2000）。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定翼巡邏機是現代反潛/海上巡邏作戰中重要的裝備，不僅具有航程遠、速度快、載彈量大等優點，更是反潛作戰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定翼巡邏機多由大國開發，它不僅能執行反潛作戰，必要時也能執行反艦作戰任務。

P-3獵戶座巡邏機

P-3巡邏機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設計的反潛機種，1962年正式服役於美軍，是世界上行銷最成功的定翼巡邏機，發展至今有A、B與C三款衍生機型，目前僅有P-3C仍在服役。

整架飛機的機翼長度35.6公尺、翼展30.4公尺、高度10.3公尺，整架飛機由10-12名機組人員操控，最大飛行速度每小時750公里，實用升限10,400公尺，最大航程約9,000公里，值勤時間約12-17小時。對一般國家來說，P-3反潛機是一款相當實用的飛機，能兼具反潛、巡邏/偵查、反艦等作戰任務。

目前仍在服役的P-3C型，具有4具Allison T56-A-14螺旋槳發動機，每具發動機能夠產生4,900匹馬力，P-3C反潛機在機翼與機腹下擁有10個武器掛點，能攜帶反潛魚雷、深水炸彈、反艦飛彈、空對空飛彈等。以實際的任務來說，空射型魚叉反艦飛彈、MK46魚雷為常客；前者最大射程超過130公里，後者為11公里。若有對空或對地任務需要，P-3C能攜帶更多類型的飛彈執行任務，包括短程響尾蛇空對空飛彈、AGM-65小牛空對地飛彈；前者最大射程約20公里，後者的射程至少能達到65公里，由此可見，P-3C反潛機能夠執行的任務相當多元。

目前仍有超過200架P-3C在服役，用戶包括美、日、希臘、南韓、巴西、澳洲及台灣。隨著服役年事已高，P-3C正針對發動機、航電、機身結構進行補強，待其完全除役後，將由P-8反潛機取代之。

P-8海神式巡邏機

美軍為找尋下一代定翼巡邏機，特別以波音公司的737-800客機為基礎進行改良，開發出P-8海神巡邏機，2009年首飛，2013年正式服役，目前訂單已有120架，澳洲、印度、南韓、紐西蘭、挪威、英國也都有訂購，產量會持續上升。

整架飛機長度為39.47公尺、翼展37.64公尺、高度12.83公尺、最大起飛重量85,820公斤，配備2具CFM56-7B 渦輪扇發動機，最大飛行速度每小時907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時815公里，實用升限12,496公尺，最大航程約8,300公里，作戰半徑超過2,200公里，機身擁有11個武器掛點，其中5個為內置彈艙，6個為在機翼下的掛點，能配備魚叉反艦飛彈、小牛空對地飛彈、MK-46/54魚雷，超過100個聲納浮標，整體戰力大幅超越上一代的P-3C反潛機。

P-8巡邏機配備一具AN/APY-10雷達，整具雷達僅408公斤，具有氣象與導航偵測等多重功能。執行水面偵搜時，擁有合成孔徑雷達與逆合成孔徑雷達模式，能同時追蹤265個海上目標，低解析度有約370公里的偵搜距離。

大西洋巡邏機

大西洋巡邏機是由法商達梭公司研製而成，首架於1961年試飛成功，1965年正式服役後，德國海軍、義大利空軍、荷蘭海軍都使用過，至今僅剩法國軍方使用，衍生的型號包括大西洋1型、2型。

大西洋巡邏機配備12名機組人員，總長約31.62公尺、機翼37.42公尺、高度10.89公尺，最大起飛重量46,200公斤，最大飛行速度每小時648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時315公里，實用升限9,145公尺，能攜帶8枚魚雷或2枚空對空飛彈，但為增加作戰彈性，大西洋反潛機的完整配備包含3枚魚雷、1枚反艦飛彈，反艦飛彈為法製AM-39飛魚飛彈，最大射程約在50-70公里，飛行速度為0.93馬赫，因彈頭為165公斤重破片彈頭，配合延長引信的使用，飛魚飛彈能貫穿敵艦進行引爆，可擴大整個攻擊效果。

大西洋巡邏機多數已除役，目前只有法國還有22架大西洋2型。法國軍方已針對該機進行性能提升，預計服役至2030年，性能提升後的大西洋2型，飛行時間能長達18小時，在機內安裝Wescam MX-20光電偵搜系統，位於機身的海面搜索雷達，使用達利思公司的Searchmaster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可有效偵測約360公里內的海上目標，對法國海軍長時間的反潛/反艦戰力具有實質助益。

P-1海上巡邏機

日本為海島國家，相當重視海上安全。P-1海上巡邏機為日本川崎重工業所開發，主要是要汰除老舊的P-3C反潛機。2007年正式首飛，預計生產80架，目前已量產45架，為日本自衛隊重要的海上巡邏機。

P-1為日本首款自行研製的巡邏機，也是目前世界上首先採用「光纖飛控系統」(FBL)的機種，整架飛機由11名人員操控，機身長度38公尺、翼展35.4公尺、機身高度12.1公尺、最大起飛重量79,700公斤，配備四具IHI F7-10型渦輪扇發動機，最大飛行速度每小時996公里，巡航飛行速度每小時883公里，實用升限13,500公尺，最大航程約8,000公里，整架飛機共有8個武器掛點，能攜帶魚叉反艦飛彈、小牛空對地飛彈、各式魚雷及深水炸彈等。

為優化整架飛機的飛行能力，P-1配備HPS-106「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機尾安裝一具由加拿大航電公司研發的「磁異探測器」(MAD)，能有效針對水下敵方潛艇進行追蹤/標定，並依照海上自衛隊的任務需求，針對東海進行水面/下偵查。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今年1月底，中國大陸高空偵測氣球進入加拿大邊境、美國蒙大拿州，橫越美國中部至美國東部出海後，被美軍F-22A猛禽戰機擊落。這類大型高空氣球通常為聚乙烯材質，充填氦氣後可漂浮至20~30公里平流層，一般戰機無法飛抵如此高的空域，也無法在近距離用機砲擊落。因此，F-22A發射紅外線(IR)導引的AIM-9X空對空飛彈，由下往上摧毀該型氣球是最簡單省事的方法。

匿蹤目標的特性

通常所謂匿蹤目標包括戰機、轟炸機、飛彈等，並非肉眼看不見的隱形狀態，而是藉由外型平直線條、鋸齒狀接縫、匿蹤(吸波)塗料等方法，將雷達波來源打散並縮小自身的雷達截面積(RCS)，讓一般雷達誤以為是鳥類等物體而忽略不計，便可從雷達螢幕上消失。而高空氣球也是如此，因為氣球本身的外型圓滑、漂浮飛行速度緩慢，也常被雷達忽略不計。

以美國最新問世的B-21型匿蹤轟炸機為例，空軍發言人史堤芬尼克表示，B-21型將成為美國空軍未來轟炸部隊的主力，憑藉其航程、匿蹤、武裝等優勢，足以穿透最危險的威脅環境，直接攻擊全球各地任何目標。

反制匿蹤目標的方法手段

科索沃戰爭時，塞爾維亞曾擊落美國F-117A夜鷹攻擊機。塞爾維亞使用的是捷克製Tamara被動雷達，有別於一般雷達主動發射雷達波搜索，被動雷達就像聲納採被動聽音模式。這種被動雷達，對偵測匿蹤戰機和低空突入的巡弋飛彈特別有效。3座雷達站接收訊號可定位平面座標，4座雷達站接收訊號可定位立體座標。當時，Tamara被動雷達偵測到F-117A的導航校準電波，以接收到訊號的3座雷達站進行定位，並發射俄製SA-3防空飛彈擊落F-117A。另有一說，F-117A開啟彈艙(武器艙)投彈時，雷達截面積(RCS)突然放大，因而被Tamara被動雷達偵測、進行定位。

英國45型驅逐艦的參孫(Sampson)雷達，採用弧狀的一體兩面旋轉陣列天線以及FSS頻率天線罩，天線直徑為2.4公尺，採用S(E/F)波段，具備長程/中程偵測、平面影像描繪與快速水平面偵測等功能。參孫雷達的「自適應性」(Adaptive)，即數位化光束形成(DBF)技術，讓一般電子干擾幾乎無效。據稱，參孫雷達能在105公里外發現雷達截面積0.008平方公尺的小型目標，並能在50公里外鎖定雷達截面積(RCS)相當於高爾夫球的微型目標，相當於匿蹤戰機等級。中國也曾公開反制匿蹤目標的地面雷達站產品，但實際效果仍待驗證。

匿蹤轟炸機的彈艙(武器艙)容量大，可攜帶大量彈藥，無需外掛便可完成轟炸任務；而匿蹤戰機因彈艙(武器艙)窄小、容量有限，常常必須外掛彈藥或副油箱，也因此會破壞原有的匿蹤性能。早先，中國殲20型戰轟機前往珠海航展時，機腹也加裝訊號放大器，讓機場雷達能捕捉到其位置。近來，較新型的反艦、巡弋飛彈也採用匿蹤外型，如挪威的海軍打擊飛彈(NSM)和聯合打擊飛彈(JSM)、美國的聯合空對面遙攻飛彈(AGM-158 JASSM)等，以躲避敵方雷達偵測。

不斷強化自身匿蹤性能

匿蹤戰機(F-22A、F-35)為因應戰場需要，不斷強化自身的匿蹤性能，特別是「電磁靜默」。這是在不開啟主動相陣雷達(AESA)的狀態下，由早期空中預警機(AEW)，或陸基雷達站提供目標的座標方位，並利用資料鏈(data link)傳輸給各型戰機，進而發動攻擊。此舉，可大幅降低匿蹤戰機遭到偵測的機率。土耳其F-16C Block52型戰機，也曾使用上述方式，發射AIM-120C中程空對空飛彈，擊落敘利亞Su-24戰轟機。

匿蹤目標仍需藉由動力系統飛行，而動力系統會產生熱源。因此，紅外線(IR)熱成像追蹤便可派上用場。俄製鎧甲S1(Pantsir-S1)等防空系統，除了配備搜索、追蹤雷達之外，針對匿蹤目標還設有紅外線熱成像追蹤的光電儀，可自動偵測和追踪空中和地面目標。追蹤目標採用3~5µm紅外線，防空飛彈鎖定採用0.8~0.9µm紅外線，可同時追蹤/擊落1個目標，最多可遙控/導引1枚飛彈。實戰經驗顯示，鎧甲S1防空系統不但可有效攔截各型戰機、直升機、轟炸機等，還可攔截雷達截面積(RCS)較小的巡弋飛彈和精準導引炸彈。

美國海軍使用的近迫防禦武器系統(CIWS)，如方陣Block1B快砲系統、海公羊RIM-162滾轉飛彈系統，除了配備射控照明雷達外，也加裝HDTI-5-2F超長波長高解析度紅外線熱影像系統。因此，大幅強化了可偵測雷達截面積(RCS)較小的目標，如無人飛行載具、微型艦艇、匿蹤反艦飛彈等。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廖進平1895年1月生於葫蘆墩東上堡（現神岡鄉大社村），同年5月6日日軍登陸三貂角，6月17日開始殖民統治台灣。

廖進平家庭及早年生活

廖進平之父廖乾三1887年被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任命為葫蘆墩區總理，是清代鄉庄自治組織的頭人，葫蘆墩區包括現在的豐原、潭子、社口、神岡、后里等15個區庄，可以說是望族。日軍據台後，廖乾三暗中支助簡大獅、林少貓等抗日義士。

有感於殖民統治教育的不平等，台人就讀的公學校須由地方仕紳奔走籌資籌地建校，美其名為「學務委員」，1903年廖乾三捐資捐地創建「岸裡公學校」（現神岡岸裡國民小學）。1915年第一所完全由台灣士紳出資捐地籌創，專收台人子弟的「台中中學校」，由林烈堂、林獻堂兄弟發起，建校紀念碑鐫刻204位仕紳名字，廖乾三列名其中。

廖乾三仁俠仗義，富民族意識，廖進平傳承其精神，年長後成為反帝國主義、反民族壓迫，非常活躍的社會運家。

1911年，15足歲的廖進平考入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而前一年，20歲的蔣渭水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同盟會會員王兆培也奉派到台灣發展革命組織。蔣渭水在學校成立了學生秘密團體，以醫學術語恢復元氣做掩護，取名「復元會」，推測廖進平是在此時入會，認識蔣渭水的。

廖進平三子廖德雄擁有一張泛黃舊照，1913年8月「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失敗，孫中山先生赴日本途中抵台，下榻「梅屋敷」旅館，在總督府嚴密監控下仍密會廖進平、蔣渭水等學生，這也是廖家捐助鉅額革命資金，孫中山回贈威士忌酒的典故。

廖進平習農，畢業後任葫蘆墩區役所書記，改良耕種技術，曾獲總督府食糧局的「稻立毛競作會」（青苗競賽）銅牌賞。1918年，22歲的廖進平就被選為葫蘆墩教育會評議員。

廖進平經營「進平籐具工場」兼營土木建造業，半工半讀完成早稻田大學文學科講議錄全科修業，而其藤製品屢屢在競賽中獲大獎，藤製旅行手提包參加日本全國美術博覽會，獲得一等金賞牌（冠軍），同年當選台中州豐原郡神岡庄議會議員。1920年4月28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福岡博覽會台中廳葫蘆墩廖進平氏之藤細工品獲東宮殿下（日本皇太子昭和）榮買。以廖進平的多才多藝，往實業界發展或在政界當「御用紳士」，可以安枕無憂，他卻在事業邁向巔峰之際重新燃起政治熱情。

台灣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為葫蘆墩烏牛欄人，1919年自台中中學校畢業，赴日本學飛行，1920年返台，進行「鄉土訪問飛行」。8月22日鄉親在女子公學校為其舉辦歡迎會。10月17日謝文達駕著「新高號」從台中練兵場起飛，是台灣人首次在自己土地的天空上飛行。廖進平參加了以上兩場盛會。10月30-31日，謝文達在台北練兵場舉行了兩場飛行表演。

1921年10月17日，在蔣渭水的奔走下，台灣文化協會在大稻埕靜修女學校召開創立大會，會員有1,032人，廖進平與謝文達都加入會員。

文化協會發行《台灣民報》

1923年4月15日，文化協會的機關報《台灣民報》半月刊在東京發行，總批發處設在蔣渭水懸壺濟世的大安醫院，該報號稱是「台灣人唯一言論機關」，經常批判總督施政，需經過東京早稻田警察署、台北北警察署的雙重檢閱，警察也經常至分銷處強索訂報名冊，予以恫嚇退訂，發行量僅有3千份。該報後改為旬刊，蔣渭水自請擔任該報的「保母」，壯大民報。1925年7月12日，該報改為周刊，發行量已近1萬份，廖進平成為該報豐原街的取次人（經銷商），後又改名為《台灣新民報》，1930年8月廖進平成為該報轄管豐原局、后里局、東勢局三局的取次人。

1927年初，台灣文化協會分裂，2月在林獻堂宅第召開台灣民報社幹部會議，蔣渭水提議組織「台灣自治會」的政治結社，因正逢檢舉無政府主義團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會議做成暫時延遲的決定。回台北後，蔣渭水將台灣自治會的組織及綱領、政策付印宣傳，但被日本人沒收，同時令在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中止結社的記事。蔣渭水不氣餒，將會名變更為「台灣同盟會」，印製相同文宣，再次遭警告。

5月15日林獻堂即將啟程環球之旅，5月3日眾同志決議改名「解放協會」，又因會名敏感，8日磋商改名為「台政革新會」，廖進平是46名創會出席者之一。綱領具殖民地自治的色彩仍遭當局刁難。29日眾同志執意召開「台灣民黨」的發會式，廖進平是70名創會出席者之一，成立5天後的6月3日，遭總督依《治安警察法》禁止。

民眾黨及台灣工友總聯盟

總督府以民族主義者蔣渭水參加組黨就不予核准要挾，經過一番激辯後，採權宜之計向總督府妥協，修改綱領，並發表非民族主義的結社。1927年7月10日，「台灣民眾黨」終於獲准，在台中聚英樓召開成立大會，成為日本殖民統治期唯一的政黨。

民眾黨依法可以從事政治運動，首場在基隆玉田聖公廟的「政談講演」、廖進平初試啼聲，續參加第二場在台北民眾講座的講演，此後廖進平積極巡迴全島講演。1927年9月25日，廖進平參加民眾黨第9個支部台中支部的成立大會。

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由仕紳組成，並未納入最受剝削、人數最多的農工階級，蔣渭水在組黨前就發表「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積極組織各地的工友會。同年12月18日，廖進平推動的豐原店員會召開創立大會，他與蔣渭水、林載釗三人被聘為顧問。廖進平身為藤藝工廠的老闆，卻主動組織店員會，在工運中是個異數。

1928年2月19日，廖進平參加蔣渭水集合29個團體組成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在大稻埕蓬萊閣舉行的創立大會，這是台灣第一個總工會。廖進平也積極參與了由林獻堂領銜，台灣民眾黨鼎力支持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年5月21日，廖進平張貼「要求設置台灣議會、排擊總督獨裁政治」傳單而被捕，蔣渭水拍發「監獄就是自由的出發門，祈貴下的健鬪！」電文激勵。10月7日，廖進平被選為勞農委員會委員，積極貫徹民眾黨「扶助農工團體之發達即造成全民運動之中心勢力」方針。他是豐原總工友會的顧問，也是台灣工友總聯盟台中區的領導人。

經過2年3個月的「政治訓練」，民眾黨的基礎更穩固，戰鬥力更強，廖進平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繼盧丙丁之後擔任民眾黨的宣傳部長。1930年1月2日，趁日本人過年戒心鬆懈，民眾黨拍電報給國際聯盟，控訴總督府再度發放鴉片許可證給秘密吸食者。1月3日，民眾黨的定期中央常委會在大安醫院召開，擬定「改除政治、經濟、社會的束縛」、「擁護伸張民眾日常的利益」、「反對總督專制，努力獲得政權」三大目標，當天蔣渭水請廖進平、黃旺成、陳其昌在大安醫院用餐。

2月2日，蔣渭水、廖進平、蔡式穀以顧問身分，列席太平町五丁目台北民眾講座舉行的工友總聯盟第三次代表大會，訴求8小時工時、制定最低工資法、失業救濟津貼、工廠法、健康保險、職工扶助、罷工權、撤廢日台人工資差別、男女工資平等、設置勞工合作社及犧牲者救援會。23日，蔣渭水、廖進平、黃旺成、楊良、郭發、楊慶珍在大安醫院，商議國際聯盟鴉片委員將抵台調查事宜。

3月12日，民眾黨第19個支部「北斗支部」的結黨式，會場內外公私服巡查60餘名，十餘名演講者被拘留並遭灌水刑求，廖進平與蔣渭水、陳其昌向總督及關係當局抗議蹂躪人民自由權。22日，民眾黨中央常委會決定地方自治完成運動方針，提出建議書，全島展開政治演說，分南北兩隊，13名講者在全島42處巡迴講演一個月，廖進平與蔣渭水分列南、北隊，但兩人有志一同，講題都是「台灣人確實既有自治的能力了」。

5月9日，廖進平被選為台灣民眾黨台中支部主幹。6月14日，蔣渭水、廖進平、陳其昌等在中央常委會決議，偕工友總聯盟的白成枝、李成宗，造訪總務長官、石井警務局長，面陳始政紀念日宜廢止的理由。

8月23日民眾黨第20個支部「大溪支部」結黨式，有人致辭中講到「階級、壓迫、黑暗、封建制度」，頻受臨監警官喊「注意」，當晚演講者有蔣渭水、廖進平等6人，這是大溪第一次舉辦，民眾冒雨來聽講。

10月27日，舉世震驚的霧社起義事件爆發。12月8日蔣渭水、廖進平、謝春木、許胡等代表民眾黨致電日本內閣總理、貴族議院議長等，要求撤換台灣總督、警務局長、台中州知事等，並致電在野的大眾黨、勞農黨請速派員至台調查霧社事件。

民眾黨遭太田總督解散

1931年1月10日，民眾黨召開中央執委會，廖進平當選常務委員。黨內的資產階級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民眾黨擬在第4屆黨員大會修改黨綱，成為最貼近被壓迫民眾的無產階級政黨。2月18日，時值辛未年農曆正月初二，黨員160名出席在黨本部召開的大會，宣傳部主任廖進平及各部門報告後，通過綱領修改案時，台北北警察署長交付總督太田政弘以違反《治安警察法》解散民眾黨的命令，當場逮捕蔣渭水、廖進平、陳其昌等幹部16人，拘押在台北南、北警察署、七星郡警察課松山分室。

總督府御用的《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報導，被拘押在七星郡的廖進平、盧丙丁、梁加升，也被移送到台北州高等課（特高警察課），20日由警務部長告誡：「諸君等所屬政治結社，台灣民眾黨指導精神民族自決，向反總督政治，其運動法日益矯激，徒出反母國、反官的態度，者番綱領復增加，其指導精神益尖端，背反台灣總督統治大方針，是故者番奉總督命令命結社中止，若諸君不顧自己之非，今後敢續運動舊黨存在，當局決出處分。要之，在台北種種策動，為諸君招來不雅果，故宜早歸去地方。」三人回覆以「我等勿論難得承認其全部，為勞動者之黨與活動，繼續鬥爭，雖在今後，亦決不變，在任何形式下，運動乎？目下之處未得明言，又今後與蔣渭水等共同行動乎，或開別派組織，目下不得明言。」

2月23日，蔣渭水、廖進平、謝春木、陳其昌、許胡、李友三連署發表共同聲明書指出：「民眾黨由太田總督發令禁止並解散其結社，這一事實，明顯的是對我同胞的挑戰。黨於1931年2月18日在太田總督手中被謀殺了。…雖然台灣民眾黨已死，但台灣人民依然存在，官方如不改變原來的專制政治，解放運動斷不會消滅」。廖進平因連署此措詞強硬的聲明書，遭特地到豐原的台北州特高係長（特別高等警察課長）宮崎傳喚偵訊。

為蔣渭水舉行「大眾葬」

8月5日，蔣渭水因傷寒病逝於台北醫院，8月8日廖進平與陳其昌、李友三等13名同志與家屬蔣來福、蔣渭川、石秀源共16位，決議8月23日在永樂座舉行「大眾葬」。20日，葬儀委員會印製附照片及「台灣同胞解放運動」等遺言千餘份擬分送全島，遭台北州高等課等命令抹除部分遺言，悼詞亦遭檢查。同日，由廖進平發起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台中區追悼會在豐原革新社舉行，但蔣渭水的遺言和宣誓文被禁止朗讀。

8月23日8時，「蔣渭水氏台灣大眾葬葬儀」由台灣工友總聯盟主導，在永樂座舉行，全島5千餘人參加，遺言被禁止，弔文一字一句被剔除。因時間有限，僅有24個社會運動團體代表讀畢弔詞，第一位邱明山和最後一位廖進平的發言遭臨監警官中止。10點半葬儀行列起程時剎那間雨降，恰似蒼天亦流淚，在廖進平、盧丙丁、李友三等工友總聯盟幹部的指揮下，配戴黑紗的會眾以四人一列而行，繞行大安醫院、民眾黨本部，沿途堵列圍觀之民眾不計其數，當局派出80名武警嚴加取締，隊伍行至蓬萊町天主堂時驟雨傾盆，送葬者全身濡濕，仍送行至馬偕醫院，最後由數百人護送至大直山墓地。

蔣渭水的解放運動志業未成，廖進平送他最後一程，台灣的社會運動也隨著蔣渭水的逝世及軍國主義氣焰昇高而式微，廖進平滿腔熱血仍沸騰至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來台，1947年在228事件中不幸罹難。

(作者係蔣渭水之孫、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近來整個南半球不僅「疑美」，甚至於絕大多數成為「脫美」的實踐者；從中亞到西歐「疑美論」也正在發酵，並有走向「疑美、脫美、親中俄」的趨勢。這將導致全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大變動。

自2013年習近平發起成立金磚銀行、亞投行及倡議「一帶一路」，美國就開始到處鼓譟炒弄「恐華症」(Sinophobia)；但今年2月中旬，美國朝野政客大肆無理炒作大陸「間諜氣球」事件，卻讓所有經濟社會看清楚美國的「恐華症」，已到了既偏執又極端荒謬的程度。

美虛構「中國債務陷阱論」

美國運用強力國際媒體汙衊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及其連帶的「援助基礎建設」，宣稱「一帶一路」必將讓所有參與國家墜入「債務陷阱」，且將會變成中國的經濟金融附庸國。

美國自柯林頓總統以來，就開始慣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幌子，在各個地緣政治經濟區域發動「顏色革命」，挑唆地區爭端，甚至直接發動戰爭。美國固守冷戰思維，大搞集團政治，挑動對立對抗。濫用美元霸權的無端制裁，根本就是世界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尤其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濫用全球金融霸權，向全球市場注入數十兆美元，卻強制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非買單不可。

在高科技領域，美國大搞壟斷打壓、技術封鎖，遏阻其他國家科技和經濟發展。在文化方面，美國以「美國文化的全球擴張」，作為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慣用優勢文化與話語權，來加強和維護美國總體霸權的世界地位。

美馬歇爾計畫禍害尤深

然而，美國自從二戰以來運用「馬歇爾計畫」及「租借法案」，「真放債假援助」不僅未援助他國，反而讓所有受助國變成貧窮落後，也成了美國的附庸國，而且，不論是今天支援烏克蘭，或積極泡製台海戰爭、支援台灣，皆莫非如此。

相對的，參與大陸「一帶一路」的國家，卻實質享受到與中國共同成長的優利，也因此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國民福祉、逐步減除政府的債務。它們也因此不會與美國渲染的「恐華症」共舞；尤其看到美國兩黨政客在拜登政府的政治操作下，嚴重破壞國際秩序與全球正義價值觀，反而增強了「疑美論」，質疑美國高舉道德正義出兵侵略弱小無辜國家、假借自由民主人權之名「高強度干預他國內政」、「撕裂國家社會的和諧和平」。

南半球國家開始疑美脫美

隨著俄烏衝突爆發，許多南半球國家，包括非洲大陸及拉丁美洲國家就質疑：為什麼普丁認為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是必要的？北約向烏克蘭輸送如此多的武器，豈非火上澆油？

當美國進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時，美國總是編造一套理由，但南半球如今已不相信美國自以為正當的理由，反倒開始認識到，正在欺負南半球國家的正是美國。拜登曾吹噓要打造一個「全球聯盟」，但事實上，俄烏戰爭更加凸顯了「南北分歧」，美國對迅速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影響力也遭到質疑。

印度最近才宣布，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與俄羅斯的貿易成長了400%；同時俄羅斯在非洲和中東地區的9國受到歡迎，南非外長更說南非和俄羅斯是朋友。這些南半球國家多數開始質疑美國在俄烏衝突扮演的角色，這主要是因對西方長期累積了不滿，以及抱怨西方國家從未盡其可能地解決地區衝突和侵犯人權。英國《經濟學人》去年一項調查顯示，未譴責俄羅斯的國家，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因為美國及其盟友對解決南半球的問題始終表現出興趣缺缺，以至當拜登說烏俄是「自由和獨裁之戰」，南半球國家都拒絕加入拜登的全球聯盟。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把這一年來的全球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歸咎於俄羅斯，但卻有超過180個國家指責，這是西方對俄羅斯實施過分制裁所造成的結果。巴西總統維魯拉已宣布將於3月底訪中，希望重新拉近雙邊關係。

日本《每日新聞》2月27日刊登題為〈俄烏衝突一周年 南北矛盾加深〉的社論，表示俄烏衝突對貧困國家造成更大的影響。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的資料，以發展中國家為中心的近3.5億人飽受糧食短缺之苦，這一數位創下歷史最高紀錄。由於能源價格暴漲，在孟加拉等國停電已成為常態，民眾生活和經濟陷入危機。此次衝突不僅激化了俄羅斯與歐美的對立，也凸顯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南北差距。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還對歐美的「雙重標準」不滿，因為美國專注在俄烏衝突，擱置了氣候變化的問題，讓發展中國家飽受洪災和乾旱之苦。

脫美將造成經濟格局丕變

由於拜登政府大力炒作「恐華症」，反而引起越來越多國家對美國失去信心，連帶的是對美元缺乏信賴，迄今已有54個國家「全面去美元化」，另有172個國家「局部漸進去美元化」。

3月21日，習近平與普丁在莫斯科的會談中，大幅討論了「去美元化」議題，看來美元即將失去強勢貨幣的優勢。

在「疑美論」全面發酵下，美國已喪失了對整個南半球國家，包括非洲大陸、「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國家的掌控力與影響力，甚至在二戰後一直是「美國附庸」的歐盟國家，也逐漸傾向脫美。

在大勢變遷下，如今年7月美國仍無力償債而信用破產，則全世界的「脫美論」勢必會更高漲，不排除在2025年即可看到世界經濟格局的丕變。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