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是台北市早期發展的聚落之一，以迪化街、霞海城隍廟聞名，近年因電影《大稻埕》及文創小店進駐，吸引更多人造訪。而該街區的魅力不僅於此，被譽為「台灣孫中山」的蔣渭水，當年就是在此展開民族文化啓蒙運動。

大稻埕位於大同區西南一帶。很多人以為迪化街商圈或者大稻埕碼頭就是大稻埕了，其實它的腹地很大，西臨淡水河、東至重慶北路，從捷運北門站到大橋頭站，這之間都是其範圍。若是搭乘捷運，可以在北門站、大橋頭站、雙連站出站，步行約10幾分鐘，即進入街區。

位於大稻埕區的「URS城市影像實驗室」策劃了「悠遊永樂町，遇見蔣渭水」展覽，展期自1月26日至3月31日，特別從蔣渭水行醫處—大安醫院，作為認識大稻埕的起始，帶領大家深入了解該地區豐厚的歷史脈絡。

蔣渭水是1920年代台灣反日本殖民運動的重要領袖。他1891年生於宜蘭，出生4年後，清廷甲午戰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蔣渭水的父親是一名相命卜卦師，儘管收入不算豐厚，仍想盡辦法栽培蔣渭水進入私塾就讀，未讓其接受日式教育。1907年，蔣渭水17歲時進入宜蘭公學校；20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1915年以總平均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再經由分發至宜蘭醫院（現為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實習了一年。蔣渭水與大稻埕的關係，就是自其實習完畢，於1916年來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開始。

開業醫院位於延平北路

當年大安醫院座落處，就是現今的延平北路二段31號。自從1931年蔣渭水去世後，幾經易手轉型，後來被義美食品公司買下，成為其創業基地。義美店門前的騎樓大理石牆柱，懸掛了一幅解說牌，清楚介紹百年前蔣渭水醫師在此地開設大安醫院，而且「大安醫院是當時社會運動者的大眾食堂及招待所」。由此可見，當時蔣渭水是全然無私地拿出執業所得，為台灣人民抗日運動及文化運動奉獻的精神。

看過蔣渭水行醫處後，建議再從延平北路二段穿過重慶北路、走到圓環附近的寧夏路59號，這裡是靜修女中校址。該校創辦於1916年，是天主教在台灣創立的第一所學校，也是第一所台灣人與日本人能共同學習的學校，除了在教育史上別具指標意義，靜修更是「台灣文化協會」舉行創立大會的所在地。

1921年，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發起成立台灣文化協會，該協會是台灣第一個本土運動組織，設有青年讀書會、開設各種專題講習會、推動新文學及引進西方思潮，以充滿理想性的企圖心帶領民眾迎接一個現代化的新社會。協會成立時，特別選在天主教學校靜修女中的禮堂開會，藉此減少日警干擾，而校方也不畏打壓而出借場地，從此結下了與台灣歷史的特殊淵源。

台灣民眾黨總部在天水路

蔣渭水曾於1927年籌組成立台灣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呼籲台灣人民團結抗日。該總部的位置就在天水路45號，只要從靜修女中往寧夏夜市方向走，經過圓環就到了，只不過舊址經過改建，已經看不出任何歷史遺跡了。

沿著天水路，很快地又可走回延平北路一段，才過南京西路而已，不知是否為心理作祟，感覺空氣中瀰漫著各種南北貨、中藥材的味兒—原來迪化街到了。迪化街除了以辦年貨聞名，位於其中的永樂座劇院，曾經舉行過蔣渭水的告別式。

永樂座於1924年落成啟用，擁有1,200個座位，是當時台北最先進完善的戲劇表演場地。蔣渭水1931年8月5日因染傷寒病逝，得年僅41歲。他去世後，親友及昔日同志選在永樂座為其舉行葬儀。當年資訊流通並不像今日便利快速，沒想到全台有5,000多人自動前來致意，將大稻埕擠得水洩不通，日方不得不派出數十名警吏沿途警戒，以免發生暴動，「死渭水嚇死活總督」成為台灣史上傳奇的一頁。

時光荏苒，蔣渭水離開我們已經近90年了，幸好他的仁心醫德，他反抗日本殖民的精神，他的民族自覺意識，一直留存在我們心中。

台灣傳統就是高儲蓄的地方，儲蓄率恆在GDP的40%上下，GDP用於消費之後，剩餘的就是儲蓄。儲蓄其實是為了投資，投資用不完的稱為超額儲蓄，就是淨出口（出口減進口），因為GDP等於消費加投資加淨出口，這個淨出口以外匯的形式存於國外，就造成我們巨額的累積外匯存底，目前是4600億美元（14兆台幣）。

這些美元有九成掌握在台灣股市的外資手上，外資將之兌換成台幣投入台股，成為股市最重要主力，賺了就跑，逢低再買進，所以股市雖然萬點長紅，但台灣股民與消費市場都無感。如果股市不再看好，外資走了不回，我們的外匯存底有可能只剩跟30年前一樣的數百億美元。

台灣近年超額儲蓄率畸形超高，2017年到了占GDP的13.6%，近20年累積了約20兆台幣，這些錢原應用於投資而沒有，所以我們的公共建設、廠房設備普遍老舊、不足。大家盼望許久的環島高速公路、鐵路，中部南部的東西高速公路、鐵路，全島醫療網、長照網，終究只停留在夢想，這些重要建設，每項不過數百億台幣。

為什麼投資高不起來？政府投資得靠高經濟成長帶動的財政收入，所以主要得先靠民間投資。如果投資環境很好，成為全球投資樂土，那麼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就會蜂湧而至，動輒以千百億美元計，就像早年四小龍之首的台灣，或者現在的FDI大國（2015排名）美、港、中、愛爾蘭、荷蘭、瑞士、新加坡、加拿大、巴西、印度（2015年440億美元）。

台灣經濟繁華落盡之後，FDI數度成為負值，因為撤資的比投資的多，代表台灣投資環境的劣化，外人不看好，2015年全球FDI計1.76兆美元，台灣的份額僅有24億。台灣的投資環境也引不起國內企業的投資興趣，台塑、鴻海的對美投資、台積電的對大陸投資，計畫數額都在數千億美元，而台灣目前一年的投資只有千億美元之譜，投資占GDP比率（投資率）僅20%上下，與30%以上的儲蓄率比較，超額儲蓄率近8年都超過10%，為全球最高的比例。學者估計，只要我們能爭取到300億美元的FDI，當年的經濟成長率就會在6%以上。

探討台灣投資環境改善的議論，已是車載斗量。主計總處提出獎勵投資不能獨厚高科技，要能兼顧傳統產業才能顧及就業與薪資。學者提議教育應重新檢討，強化技職教育，造就高水準的技術人員。工業總會要求削減五缺六失，五缺指缺水、電、土地、勞工、人才；六失為政府失能、社會失序、國會失職、經濟失調、世代失落、國家失去總體目標。光是一項非核，再一項政黨惡鬥，就會嚇跑眾投資家，況且世界上，多的是舉傾國之力打造的投資樂土，連首善的美國，從川普以降，念茲在茲都是出盡優惠條件，只要你肯投資。

今年又是選舉年，地方政府首長及議員，主宰一市一縣的前途，如果競選議題都不觸及促進經濟發展，都不提加強建設，選民就應唾棄，否則咎由自取，經濟繼續沈淪，手頭日益窘迫，實在怨不得別人。

(作者係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當前台灣的經濟問題不在「供給面」，而在「需求面」。要如何提高需求，帶動整個經濟，必須先要人民有足夠的錢消費。

近十多年來，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的磁吸效應，台灣許多廠商考量市場腹地關係與勞動成本，而選擇整廠外移至大陸或東南亞地區設廠生產。有些雇主為節省成本，將在台灣的資深員工資遣，或以刁難的方式迫使員工自動辭職。多數失業勞工因為非自願性失業，加上政府對於照顧勞工權益多採取被動處理，尤其遇到經濟不景氣時，市場總需求下降，企業獲利減少，選擇裁員，受害最大的就是勞工。

「需求面」影響國民所得

近十多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包括少子化現象及人口老化程度加速，加上一般非高科技的製造與傳統產業，就業市場出現勞動供過於求的情形，雇主可以低薪找到願意工作的勞工。經濟學的供需理論顯示，單純考慮「供給面」會造成生產者生產過多，市場需求無法完全消化過剩產品，最後廠商因為過剩產品乏人問津，而面臨虧損或是倒閉的命運，只好選擇退出市場。可見，「需求面」強弱才是影響一國國民所得、經濟成長與就業市場的關鍵因素。

台灣法定基本工資長期偏低，造成許多雇主基於成本考量，多數遊走法律邊緣，以略高於基本工資的低薪雇用勞工，雖然今年1月1日起蔡政府將基本工資微幅調漲至新台幣22,000元，但這幾年民生物資及中長途客運的票價都大幅上漲，扣除通貨膨脹率之後，全台灣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勞動者，實質月薪不到新台幣3萬元。

當一個社會多數勞動者的收入長期處於「低實質薪資」、「民生必需品高價格」的困境中，只會減少市場的總需求，降低GDP，造成失業率攀升。而一個經濟社會由於市場消費者總需求的減少，造成GDP下降、失業升高與投資下降，意味者政府稅收減少，而失業救助金等公共支出則相對增加。此時，高失業將對薪資構成強大的下跌壓力，惡性循環的結果，將進一步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更加惡化，並削弱一個社會的經濟成長。

台灣勞動力晚進早退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2017年12月底台灣的勞動參與率為58.92%，這個比率在過去幾年並沒有太大變化。根據《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7年報告》大陸城鄉勞動力參與率為64.27%、韓國62.3%、美國是62.3%、澳洲為65.7%，多數國家地區的勞動參與率都超過60%。低勞動參與率加上伴隨人口老化現象，不利於活絡勞動市場及人力素質提升。雖然人口老化為已開發國家的常態，但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遠超過其他國家。

此外，台灣勞動市場長期呈現「晚進早退」現象。「晚進」是指青年較晚進入職場，這是由於台灣的大學供過於求，大多數年輕人都會選擇在大學畢業後，才投入就業市場；換句話說，年輕人進入職場的年齡平均約22歲。

「早退」是指許多勞動者會在65歲以前，便選擇提早離開職場。根據主計處的統計資料，台灣近年來勞動者平均約57歲就選擇退休。令人憂心的是，由於部分行業的勞工養成不易，有些甚至需要數年才有辦法養成某種專門技術與經驗，中高齡勞動者提早退出職場，造成該行業專門技術與經驗斷層或無法傳承，也算是一個社會勞動市場的經濟效率損失。

另外，近年來鄰近國家地區相繼挖角台灣高階專業人才，衝擊經濟成長與就業市場的整體結構。倘若台灣人才持續外流，年輕大學畢業生選擇到海外工作，國外優秀的高科技與專業人才又不願意來台工作，除了鴻海或台積電等少數早已跨國投資設廠的企業，台灣要如何與國際市場的優秀大廠企業競爭？

勞動者有錢才能帶動消費

台灣近十多年來，外勞源源不斷進入台灣就業市場，包括居家醫療看護、餐飲小吃、各項公共項目建設等，相對更低薪資的外勞，也使得台灣近年來的產業升級轉型受到一定影響。

當全世界正朝著AI與大數據雲端智慧化生產快速前進，台灣的勞動市場反其道而行，大量進用外勞投入非技術勞力市場，造成台灣本地勞工失業率增加。台灣企業流傳一句話：「調高基本工資嘉惠了外勞」，企業為了壓低生產成本，選擇更低工資的外勞，本是生意人的如意算盤，但從總體經濟政策來看，這也同時凸顯，本地許多基層勞工已逐漸被外勞所取代的事實與悲哀。

大陸、歐美、日本、南韓等國，這幾年實質薪資均有明顯上升趨勢，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國家主管部門已預見未來十年世界經濟消費市場趨勢，及早培養並因應快速變化的世界網路經濟與實體經濟市場所需的專業人力。例如大陸便認同並支持馬雲的阿里巴巴淘寶網、馬化騰的微信通訊軟體，以及日本孫正義結合雲端大數據的AI人工智慧等網路資訊科技人才的培養訓練。

台灣多數公司或企業手頭上多少有些現金，但如生產的商品沒有人買，那企業自然不想要投資生產。可見，要激勵企業投資，根本關鍵在於如何想辦法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與能力，而放更多的錢到中層和基層勞動者的口袋裡，才是真正有助於刺激需求，並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妙方。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商學系副教授)

匯率是雙面刃，對一國貿易的進出口衝擊不容小覷。川普採取弱勢美元策略，已讓台幣及人民幣升值。尤有進者，川普更試圖以課高關稅改善貿易逆差，美中貿易摩擦可能升溫。

美國至今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經濟強權，按理，強國應有強勢貨幣才是，但美元指數自2017年1月川普上任的102.8，跌至今年2月的88.67，跌幅為13.74%（見圖1）。聯準會於去(2017)年升息三次，為何美元跌勢如此？背後原因有待進一步分析。

弱勢美元其來有自

對於美元貶值，眾說紛紜，筆者多年觀察認為有幾個主要因素：(1)歐元區景氣復甦，帶動歐元由谷底回升，美元因而相對走弱。(2)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穩步回升，股匯表現強勁，同樣是熱錢覬覦之地，貨幣自然跟著升值。(3)川普一再表示「美元太強，不介意美元跌一些」，還指控中國故意壓低人民幣，其背後乃希望藉由美元貶值，幫助企業外銷，縮減巨額貿易逆差。尤其川普已針對中小企業大幅減稅，預估將有大量資金由海外匯回；倘美元貶值，不僅讓企業獲利增加，還可藉機賺一筆匯差，何樂而不為？

(4)美元貶值，美國外債債務減輕：目前購買美國國債前二大的國家分別是日本（1.137兆美元）及中國（1.1157兆美元）。一旦美元貶值，日本及中國持有的美債資產會減少，美國可減輕外債。

台幣升值  匯損陡增

台幣強升已逾年餘，相對於上述的美元貶值期間，台幣由32.24升值至29.2，升幅達9.42％（見圖2）。台幣升值背後的因素不一而足，舉犖犖大者包括：(1)台幣一直是追隨美元波動，美元升、台幣貶；反之則台幣升；(2)大量熱錢流入，據央行統計，外資持有有價證券加存款的金額由2017年1月的3,174億（占外匯存底的72.70%）一路增加，今年1月底為4,261億美元，占外匯存底的93.50%，創歷史新高。外匯供給增加，匯率下降，意謂台幣升值。(3)央行常用的「動態穩定調整」，被美國財政部列為「匯率操縱觀察名單」後收斂；若放任市場決定，自然水漲船高。

據金管會統計，2016年上市櫃公司匯損為1,339億（台幣，下同）；其中，金融業匯損將近1,220億，占91%；2017年企業匯損狀況仍是哀鴻遍野，單是壽險業就高達1,761億。未來台幣若持續升值，不少低毛利率的企業恐是欲哭無淚。

人民幣升  人行兩難

2月7日，人民幣即期匯率為6.2690，已升至2015年11月2日以來最高價位。自2017年1月，人民幣匯率由6.95升值至今年2月的6.28（見圖3），升值幅度為9.64%；但因人民幣匯率指數並無顯著下降．對出口業者無太大影響。而且有利於私人部門減輕外債還款壓力，改善其資產負債表，同時可抑制資本外流。但中國人民銀行既不敢讓人民幣升值，也不敢讓其貶值；目前只能設法抑制匯率快速升勢，維持匯率穩定。

貿易摩擦  台灣當心

中美貿易逆差問題由來已久，始終是川普心中的結。據美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美中貿易逆差為3,752億美元，較前年的3,470億元還高；而美台去年的貿逆差為167億美元，較前年多35億。這結果可能讓川普施展更嚴厲的貿易手段。一則持續採取弱勢美元策略，再則課高關稅或其他相關舉措，例如，美國貿易代表署最近才宣布，準備針對進口太陽能電池與模組及洗衣機課重稅；前者最高30%，後者甚至高達50%。這是川普上任以來，貿易代表署首度根據1974年貿易法、201條款，對認定傷害美國相關產業利益的進口產品課徵保護關稅。而大陸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出口國，台灣是第二大太陽能電池供應地，都難以置身事外。

預估川普接下來還會實施232條款及301條款，對進口鋼鐵、鋁製品及智財權、技術轉讓等啟動調查，逐步採取關稅、配額等貿易制裁。台灣出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達55%，其中九成在大陸生產。川普執意貿易保護，強勢抑制大陸進口，台灣必遭池魚之殃。而且，台灣毫無談判籌碼，僅能期待貿易戰只是樓梯響。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1月26日，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向世界表明積極參與北極治理、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立場、政策和責任。這份文件有助於增進中國與北極國家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的相互理解，也有助於中國民眾提升保護地球家園的意識。

作為一份闡明中國政府涉北極事務立場、目標和原則的文件，《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下稱白皮書），將有效協調和指導中國不同的政府部門、機構及行業在北極的行動。

白皮書發表的時間正好是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發表一周年。2017年1月，習近平在演講中指出，地球是人類唯一賴以生存的家園，珍愛和呵護地球是人類的唯一選擇。他提出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導，把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等領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並提出新疆域治理的「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四原則。習近平還呼籲各方要共同推動《巴黎協定》實施，不能讓這一成果付諸東流；承諾中國將繼續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百分之百承擔自己的義務。習近平這些治理思想，在白皮書裡得到充分的反映和落實。

對普通人來說，北極是遙遠的、一個被冰雪覆蓋的區域，是北極熊的家園。北極之所以在過去數十年內，又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的視野中，是因為氣候變化。在全球氣候快速變化的背景下，冰川融化、物種瀕危、海水酸化、大氣洋流異動，使全球各國處於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發展受限的時期。

中國是一個土地廣闊的北半球大國，氣候變化受北極氣候系統影響非常大。北極地區的自然環境系統關係到中國生態系統的穩定和農業生產安全，其環境變化可能給中國的氣候系統和生態安全帶來負面的影響。

北極治理存在三大關係

圍繞著北極的全球治理存在三大關係：一是人類對北極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北極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二是人類活動在北極的增加和治理機制相對滯後的關係；三是北極國家利益與人類共同利益之間的關係。從白皮書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在妥善處理這三大關係方面是積極作為的。

北極地區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和其他資源，氣候變暖，使得這些資源的開採條件大為改善。北極航道開通將促進環北極經濟圈的整體增長，全球貿易和航運格局將發生重大改變。北極經濟機會增大，但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缺口巨大，對中國市場、資金和技術有重大需求。中國政府宣導多方合作共商、共建北極「冰上絲綢之路」，並將經濟合作的重點，放在北極航道和能源合作開發的前瞻性投資上，著力為北極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數位化建設貢獻力量，重視綠色開發技術的利用，實現開發和保護的平衡。

國際上有一些擔心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報導。應當說，這種聲音大部分是出於對中國巨大經濟體量的擔心，對環境保護嚴峻性的憂慮，以及對中國的不瞭解。在白皮書裡，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將堅持依法規範、管理和監督中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北極活動，努力確保相關活動符合國際法，並尊重有關國家在環境保護、資源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方面的國內法，切實加強中國北極對外政策和事務的統籌協調。這是中國政府對上述擔心的回應，也是莊嚴的承諾。

中國提供全球合作大環境

由於北極環境嚴酷，荒遠無助，人類在那裡的科學考察受到技術條件和自然條件的限制。人類關於北極「人類與自然」系統變化的知識積累和規律認識還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撐可持續的北極治理。

中國在北極地區開展了八次科學考察，圍繞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開闢了冰雪、水文、氣象、海冰、生物、生態、地球物理等諸多領域研究。中國科學家已經成為「從知識到行動」北極全球科學合作的主力軍，為北極治理的知識積累和制度完善做出貢獻。正是由於這些貢獻，2013年，包括美國、俄羅斯、加拿大及北歐五國的北極理事會，批准中國成為正式觀察員。

除了參與北極理事會等區域層面的國際合作外，中國在一些政府之間和專業性國際組織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北極治理提供了全球合作的大環境。

北極問題具有全球影響

北極的問題發生在北極，卻具有全球影響，例如北極冰蓋融化，會造成海平面的整體上升。而全球其他地方的環境保護和動植物保護行為，也會促進北極的治理。中國積極推動各國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促進氣候變化問題的全面解決。中國建設性地參與國際海事組織活動，與相關各方共同推動「極地水域船舶航行準則」的制定，積極履行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船舶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等責任，尋求全球一致的海運溫室氣體減排解決方案。

白皮書提出，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原則是「尊重、合作、共贏、可持續」，在極地和平穩定的基礎上，宣導北極開發利用的可持續發展，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擴展國際合作，實現共贏。中國尊重涉北極的國際法律框架和主要治理體系，尊重北極國家在北極的主權和主權權利，同時希望北極國家能尊重非北極國家依照國際法享有的各項權利。我們也尊重北極原住民的關切。中國政府將通過平等互利的國際合作，共同認識北極、發展北極、保護北極，承擔國際責任，實現互利共贏。

中國北極政策正式成型

為應對全球性挑戰，中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全球治理理念。治理的核心思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治理的具體路徑和目標包括：(1)在互信、平等、協作的基礎上追求和平和共同安全。(2)以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參與全球經濟治理。(3)同有關國家共同維護海洋的安全穩定和經濟生態平衡。(4)以平衡、綠色、可持續為理念，建設全球資源─環境的治理生態。(5)承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責任，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目標。

白皮書的發布標誌著中國北極政策的正式成型。它體現了一個全球大國對極地和平和環境的責任，對國際條約的遵守，對國際義務的履行。

未來中國將發揮外交、經濟、技術和市場容量的優勢，在維護北極地區安全、利用北極資源、平衡北極域內外國家利益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在全球治理平台中，中國正以一個極地事業的參與者、貢獻者的身分，為北極的環境治理、生態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自己的貢獻。

(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台北八景之一的「屯山積雪」，歷年來吸引不少台北人追逐。不管透過哪種交通方式拍攝到的陽明山雪景，都是歷盡塞車之苦和徒涉之勞。但是，登高健行活動可磨練意志和身體，如再加上賞雪的誘因，未嘗不是一件愜意的事。

2018年民眾的登高賞雪

舊稱草山的陽明山，主要由標高近一千公尺的大屯山山脈所構成，最高峰是七星山。這裡有古書所稱台北八景之一「屯山積雪」。在2017一整年，台北的平地沒有少於十度的低溫，還算暖和。但一到了2018年年初，天氣乍暖還寒，且快進入立春時，連續5天寒流來襲，民眾不免發出「春天哪會這呢寒」的怨嘆！但還是有不少民眾紛紛上陽明山等待下雪的機會。通常降雪至少要在冰點（0度）以下，加上降雨才有機會看到。於是，筆者於2月5日(周一)清早先搭捷運到新北投等待，等到電視即時新聞播出標高800公尺的高山已有積雪，便決定從標高465公尺的北投清天宮出發，順著以前走過的山徑往積雪處邁進。途中遇到的山友，有婆婆媽媽及帶孫子的阿公阿嬤。筆者不時詢問下山的山友山上的雪況。得到「二子坪遊客休憩中心和面天山正在飄雪，積雪不淺」的資訊，便腳步加快往目的地前進。

在接近二子坪時，終於看到山徑已堆起6公分的積雪，天空也不時飄著雪花。筆者興奮的掬起一堆雪，放在臉上碰觸或用手觸摸感覺。到了二子坪遊客休憩中心時，看到的是一片銀色世界。休憩中心屋頂的積雪，還不時的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般散落地面，可見這次寒流帶來的下雪量不比前年初的霸王寒流少。

拜科技之賜，民眾手上的數位相機、平板、手機，皆能快速地拍下當前的美景。也因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所規劃完善的大眾化登山步道，民眾要在一天內登高賞雪並不困難。人們總是喜歡在安逸中尋找刺激，又希望在驚險中渴望平安，究竟以前的台北人，他們的登高賞雪的經歷是如何呢？

1901年初的雪中講學

日本據台初期，來台的日本人覺得這裡的冬天如同日本的三、四月。但在1896年12月23日早上，首次看到大屯山頂被白雪覆蓋住後，覺得很珍奇，真不負「屯山積雪」的盛名。當時台灣本地的學生尚未親身經歷相當程度的大雪，只能從前人所做的詩文中體會草山下雪的情境；同時也缺乏「雪並不等於冰」的常識。讓學生於實地掬雪觀察，對學生來說有很大的啟發，同時也可做耐寒的訓練。於是，在1901年2月5日台北師範學校（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舉辦一場登大屯山的雪中講學。當時因淡水線鐵路要半年後才通車，學生（年紀約13-15歲）於當日早上五點集合隊伍，往七星山行軍。經劍潭至北投，踏上二尺有餘之積雪。攀登七星山頭後，在滿山風雪裡踞座，給學生說明降雪的原因，雪的實體。在此吃完中飯後，再從劍潭的街道，回到大稻埕的學校，此時已經下午五點。對於如此稀少且令人不習慣的行軍，所幸往返的學生並無一人受傷，平安就是福。

不讓師範學校專美於前，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台北市立大學）也於隔天舉行兩百餘名學生雪中登高的活動。台灣本地學生在七星山放眸遠眺並「掬白雪，驚喜交集」。此後雪中登高成為兩校的傳統。隨後，總督府醫學校（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也加入行列，以擴張眼界。

1917年的賞雪列車

到了1917年1月9日大屯山一帶降雪，隔天天氣突然晴朗，可遠望七星、大屯白雪皚皚的雪景。台北附近的小、公學校的小學生紛紛組織數百人的賞雪登山隊，鐵道部遂於淡水線加開台北往士林、北投的賞雪列車。同時，另有台北中學校（今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數十名，點火把於夜裡登山，他們在七星山白雪皚皚的雪景及滿月的襯托下，讚嘆大自然之美。從此，登山賞雪成為台北都會人重要的健行活動，也是不分老少的全民運動。

雖然草山降雪並不多見。但據1936年3月初《台灣日日新報》的統計，日本領台41年期間，草山降雪的次數已達到31次。且一年降雪兩次的紀錄，至該年已達到第四個年份。1922年11月22日創下最早降雪的月份。1936年的3月1日則是首度降下了春雪。而該年1月18日的降雪，更讓標高641公尺的竹子湖一帶積雪三寸，遊客紛紛搭起日人所稱的雪達摩（佛教「達摩祖師」），也就是我們現今所稱的雪人玩賞。此時，《台灣日日新報》登出廣告，賞雪和溫泉─大屯、七星山積雪的絕景僅在大屯飯店。可見賞雪帶來的經濟效益。

1967年底的雪嶺驚魂

1967這一年的冬雪下得很大，七星山一帶積雪兩天，深達尺餘。也使得標高六百公尺以上的地方，都蓋上一層薄厚不同的白雪。陽明山竹子湖，12月29日從清晨至深夜11時，大雪紛飛，漫山遍野，放眼望去，一片銀色世界。

1937年成立的竹子湖測候所成為第一個把雪訊傳到台北的單位。當報紙上登出「大屯山下雪」的新聞時，吸引不少台北民眾於12月31日（周日）上午搭淡水線火車去北投，準備登山賞雪，一名建國中學的學生和其朋友也在其中。但他們並沒有走大路到竹子湖賞雪，反而選擇從北投上山，翻越二子坪後 直攀大屯山主峰。然而，連日下雨的山徑崎嶇，加上寒風細雨，讓他們的行程延誤。於是，建中生一行和台大學生，及其他一樣賞雪迷途的民眾共二十餘名，在一大片無燈火的林子裡受困一整夜，破滅了銀色的憧憬。在此冰點加上午夜的危急時刻，他們忍受著饑餓和寒冷苦鬥，深怕失溫而長眠不起，只能互相取暖和打氣，這一晚上就好像一個學期那麼長。但這一夜的困頓，並未絲毫抑制建中生一行對雪的高昂慾望。他們在天亮後，繼續攀登大屯山，一面沿途拾取路旁的雪塊放進嘴裡解渴。直到當天中午，才被竹子湖當地派出的搜索隊尋獲。

延宕多時的北投纜車興建

1967年屬陽明山管理局的台北縣北投鎮、士林鎮納入剛升格為直轄市的台北市轄區。1989年，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管理局）建議以「空中纜車通道系統」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的交通工具。1998年，市長陳水扁同意原則BOT方式開發，由北市府接辦後續工作。起點為北投公園，以便利賞花和賞雪的民眾。不過，自規劃以來，由於對環境及古蹟可能造成影響，引發環保團體的抗議，以致延宕至今，懸而未決。雖然藉由空中纜車，有時會在竹仔湖櫻花綻蕊之際，近距離接觸大屯山頂的積雪。但如果能同時考量台北人登高賞雪的傳統，未嘗不是一件愜意的事。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在2003至2015年期間，台灣交通事故死亡總數為29,894人，遠高於美軍在伊拉克同一時間的陣亡人數(4,495人)。而2017年台灣因車禍死亡人數更超過2,800人。日本媒體甚至用「殺戮戰場」來形容台灣的道路交通。究其原因，台灣讓大小型車輛混合行駛，加上大型車輛肇事率偏高，才會有如此慘烈的結果。

大型車輛肇事的主因

從過往經驗可知，一般大型車輛（如大客車、遊覽車、大貨車、貨櫃車、砂石車等）肇事的主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一)駕駛人經驗不足：駕駛人年齡有愈來愈年輕的趨勢，駕駛習慣未成熟，欠缺大型車輛發生意外時的處理經驗。此外，疲勞駕駛或酒駕都容易發生意外。

(二)車輛保養未確實：以台灣的交通環境而言，大型車輛的保養維修絕對不可輕忽。但是，在駕駛人和業者「省錢省事」的心態下，往往容易疏忽這些事項（如煞車性能、胎紋檢查、輪軸檢查、貨物綑綁固定等），而造成嚴重的車禍事故。

(三)道路交通設計差：台灣的道路交通，號誌繁雜、人車混流、大小型車輛混合行駛的狀況，屢見不鮮。加上道路護欄設計不佳，容易讓大型車輛肇事時，衝往對向車道，而造成更嚴重的車禍意外。陽明山仰德大道車禍，就是大型工程車輛在輕微下坡路段，因煞車過熱失靈而連續追撞其他車輛的實例。（見附表）

降低大型車輛肇事方法

要有效降低大型車輛肇事，相關單位可以參考國外經驗(如德國、瑞典等)，儘速建立正確的大型車輛管控機制。

(一)德國和瑞典車廠，針對駕駛人發生打瞌睡和酒駕等情事，研發出大型車輛行進時的偵測/管制系統。例如：(1) 瞌睡預警系統。以駕駛眼皮跳動次數為測量基準，一旦偵測到駕駛人在某段時間眼皮未跳動，立即改為自動駕駛或關閉引擎停車。(2)酒測系統。以駕駛人呼吸的空氣成分來分析，一旦偵測到駕駛人的酒精濃度超標，立即關閉引擎停車。

(二)德國和瑞典車廠，近來針對大型車輛的追撞意外事故，也提出相關對策。例如：加裝自動輔助煞車系統，可依照雷達偵測前車距離而自動煞車，避免追撞。

小型車輛的自保之道

面對台灣日益險峻的道路交通，除了有效管控大型車輛之外，小型車輛也必須有自保之道。

愈來愈多的車主在選購汽車時，會注意安全配備的選項。此外，各車廠針對不同速度、角度、狀態的撞擊測試，也逐漸追上歐盟、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測試標準。近來，也有國內車廠針對小型車輛的抗撞性能不佳，提出相關對策。例如：(1)重新設計車架，強度更高且重量更輕。(2)採用硬度達750MPA~900MPA的高硬度鋼材，或1000MPA~1500MPA的硼鋼，來增加車身結構剛性。(3)安全氣囊、防鎖死煞車系統(ABS)、循跡防滑控制系統(TCS)、車身穩定控制系統(VCS) 等，也引進新車研發的選項。

不過，就算小型車輛大幅升級主/被動安全項目，駕駛人習慣還是相當重要。筆者建議駕駛人應注意以下幾點：(1)切勿緊跟大型車輛行進，避免因大型車輛駕駛人的視線死角，而擦撞肇事。(2)切勿任意切換車道，尤其小型車輛在大型車輛之間，往往容易形成「盲區」，而追撞肇事。(3)在高速公路發生事故時，請盡快下車離開車道，避免後車追撞。(4)要隨時注意精神狀態，避免疲勞駕駛或酒駕。

結語

其實，無論車輛的安全科技再周全，行車安全最後還是歸因到駕駛人本身。因此，有好的駕駛習慣和狀態，配合安全的車輛結構，才是真正的自保之道。

(作者係「聯署要求建立國產車安全評鑑規範」管理員)

三年前，BBC在日本拍了一部紀錄片The Great Japanese Retirement，台灣譯為《借鏡日本：人口老化的警示》。影片中許多没落小鎮：小學像廢墟，公園中人煙稀少，鞦韆生鏽，街上看不到小孩，監獄裡關著不少老人。台灣人口老化又少子化已是共識，那麽上述情景，可是我們明日的寫照？

台灣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根據內政部資料，台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2017年2月底是313萬多，占人口比率13.33%，14歲以下幼童約為310萬，占人口比率13.31%，第一次出現老人人口超過幼童的現象。一年後，老人占人口比率為13.55%，而幼童為13.22%，老人多出約8萬，相對是「高齡社會」了。

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堪稱「趕英超美」，也快過有「長壽國」之稱的日本。據此推測，我們在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也不算誇大。

人口老化快，說明老人長壽，也證明社會福利好，尤其是健保制度。我見過許多從國外回來定居的老人，健保是誘因之一，甚至是最大誘因。這讓我想到，除了鼓勵多生育，其實開放移民也是好辦法。美國和加拿大歡迎移民，結果吸收了各國的精英，國力蒸蒸日上。新加坡是彈丸小國，人口600萬，其中100萬是移民，這是小國保持國力旺盛的原因。

台灣自我封鎖不願改變

反觀台灣，對外來人口層層設限。我知道一位天主教神父，年已90，在台奉獻一甲子了，臨終前不久才獲入籍。台灣自我封鎖，尤其歧視陸配。外籍配偶4年就可入籍，大陸配偶要6年，有必要區別對待嗎？結了婚就是一家人，同心合力建設台灣多好。我們也該歡迎各國留學生，更歡迎畢業後留下來，他們可以是建設台灣的精英呢。

談到台灣人口老化，朋友感歎：豈僅人老，房子老，街道老，學校老，整個台灣都老了！

誠然。我遷入老人住宅前，租住一間公寓，屋齡40年了，沒有電梯；整條巷弄的房子大同小異。因和房東關係良好，一直勸他們參與「都更」，也代表他們參加討論會，結果是失望。台灣重視個人產權，若有一家不同意，一切免談。越老的房子成本越低，如今重建還要補一筆錢，許多人不肯掏腰包。當然，若是政府擇地拆建，免費領回一間最好。問題是，政府機關的屋齡也越來越老舊，還自顧不暇呢！

自從台北101大樓撐起世界最高樓(508米)稱號以來，台灣就沒再聽到什麼大建築。前幾年它已被上海中心大厦，即「上海塔」(632米)超越，如今不知落到什麼名次了。

教育、經濟都令人堪憂

十幾年前我擔任南投第一屆駐縣作家，在南投住了一整年。期間參觀一間偏鄉小學，學生11人，校長、教師和員工合計僅15人。去年參加南投縣另一間小學畢業典禮，畢業生5名。這些學校都很老舊，但是校長和老師倒是悠哉遊哉，沒人抱怨一名老師面對一間教室中僅有一名學生的景象。

大學也一樣。台灣大學多年不建新館，世界排名也直線下滑，連聘個校長都上不了任，還能指望它帶領台灣的高端教育？

經濟更不用說了，企業名牌說來說去就是鴻海、台積電，上世紀創造的「經濟奇蹟」稱號都成歷史了，哀哉。企業萎縮不振，青年或低薪或失業，前途渺茫。西進大陸是好出路，但民進黨政府偏偏「反中仇中」，反而提倡新南向。馬英九時代西進同時，也推動南進，只是後者了無績效而已。蔡英文無視前車之鑑，僵持近兩年，才於最近悄悄撤掉南進辦公室，治國無能可見一斑。至於「仇中」導致陸客不來，旅遊業哀鴻遍野，每天都有旅館關門，經濟一片愁雲慘霧。

台灣民主已淪為民粹

由於民進黨掌控了立法院多數席次，蔡英文可以為所欲為，可惜執政、立法效果不彰。「一例一休」連著修改兩回，還遭勞工日夜抗爭，只能長期以拒馬環繞總統府，形同自我圍困，創總統府先例。面對人口老化，政府一邊要投資長照計畫，但年金改革又減縮老人退休金，豈不矛盾？立法濫權的結果是，台灣人引以自傲的民主已淪為「民粹」，等同專制獨裁矣！

有人推算，蔡政府唯一的「政績」是，藉口「轉型正義」沒收了國民黨黨產，還干預婦聯會和國語日報等。這種清算鬥爭，儼然大陸的「文革」，只是事隔一甲子後居然在台灣上演，恐怕連大陸人看了也傻眼吧？

面對台灣人老地荒，政府又顢頇失能，人民該怎麼辦？

大概只剩下自救一途了。台灣加油！

(作者係作家)

歷經20年舖天蓋地的教化，台灣社會已約定俗成地藉228事件，將戰後初期惡性通貨膨脹歸咎於陳儀政府的接收無能，從而解構台灣回歸中國的正當性，今年(2018)也不例外。

日前紙媒報導國史館舉行由該館、台灣文獻館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整理出版的《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海外檔案選譯》新書發表會，書中「街談巷議」章節披露美國檔案，稱當年一位40歲擔任車伕的台灣民眾說「日本政府就像一隻狗，它會吠會咬，但可以保持和平與良好秩序。中國政府就像一隻豬，只會睡跟吃，但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僅在二個月前，由台灣大學校史館策畫、台灣大學圖書館出版的《六四事件與臺灣大學》一書中，訴稱戰後初期國府在台施政種種罪狀，加劇了惡性通貨膨脹，筆鋒一轉，盛讚二次大戰期間物價統制相當成功，1940-1944年平均物價上漲率都在1%以下。以三大公立專業文史館外加台灣大學的公信力說法，可說由不得台灣社會不信。

但歷史真相是，日帝戰敗前台灣物資匱乏的各地商店貨架上都空了，但日帝是動用國家暴力實施嚴酷糧食物資配給與物價管制，防止社會信心崩潰。台灣光復後，日帝蓄意立即放棄對糧食的嚴厲管制，使糧食消費驟增，消耗極度匱乏的米糧，使台灣往後陷於長達一年缺糧近半的大饑荒。

與此同時，瞞著國府，日帝私運了兩架飛機的巨額貨幣，向在台日人發放，俾渠等大肆採購市場上極度匱乏的米糧等各項物資，製造超級惡性通貨膨脹，使台灣物價早在國府陳儀抵台前就上漲20倍，陳儀來台後四個月飛漲50倍，1946年夏物價更狂漲100倍。

大量史料檔案證實，當時只有日帝的綜合國力，才有能力精心策劃發動這樣毀滅性的經濟戰，使1946年台灣陷於大饑荒及通貨膨脹100倍的經濟崩潰狀態。但是，部分國府官員的貪污，使獨派學者得以選擇性的定論是國府官員貪污造成當時台灣的經濟崩潰，從而掩蓋了日本發動經濟戰真相的罪行。

當時台灣本省人有600萬人，在台灣的外省人1.3萬人，僅占台灣總人口的0.02%，主要是軍公教，其中軍人散布在各軍營據點，公教人員散布在主要城市，至於二線城市及鄉鎮農村則很少見到外省人，故即使有所謂的文化衝突、省籍矛盾和政治矛盾，也僅a限於公務部門或政治人物領域，對600萬台灣人的影響應是有限。試問在全島本省人的熱情狂歡慶光復、0.02%外省人忙於戰後接收、遣返日僑日軍、復原重建、辦理民主直選、向內地調糧解決糧荒等情境下，怎可能造成228如此激烈事件？但是，惟有全面缺糧及百倍超級惡性通貨膨脹，方能影響到600萬的每一個人，而且是切膚之痛。

「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透過黨的十九大，走入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領導核心的中共「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是指「習近平思想」。兩者不同，但互有聯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套句習近平在政治報告中的話，「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耀，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注意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義理

換句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說明了這個社會主義有以下特殊義理：(1)它不但使貧弱的中國站起來、富起來，而且強起來，並且還讓苦難的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2)它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後現代版，亦即馬克思主義有「強大生機活力」，絕不是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家所謂的「社會主義死亡論」。(3)它在發展理論上就是中國模式，在理論與經驗上，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道路選擇。

這麼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21世紀新時代的社會主義，而且它在中國的發展與實踐，已經由理論概念建構成發展模式，並且以中國模式型態，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有別於以「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為模式基礎，走向國家現代化的新發展理論與模式。

從比較政治學知識角度窺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概念、理論，到形成國家發展模式、新型社會主義道路，是政治發展理論知識上的創新，它不是二、三千字所能概述，但大文章可以分成幾個小專題加以分次評析，這篇文章就是在這種思考前提下寫出的。本文僅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新時代社會主義的知識角色，去駁斥西方知識流派所謂的「社會主義死亡論」。

蘇聯解體非社會主義無能

西方傳統觀點，尤其是海耶克(F. A. Hayek)（見其《到奴役之路》），認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不可行」。馬昆德(D. Marquand)指謂，蘇聯解體意味社會主義「無能」，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帶來人類科技進步與社會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實自蘇聯解體以來，至於俄共政治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哈伯瑪斯(J. Habermas)、霍姆斯(L. Holmes)、布朗(F. Brown)、甘迺迪(F. Kennedy)，均執這種看法。柯茲(D. Kotz)甚至以數據指證，1928—1975蘇聯經濟增長速率超過美國，可見不是「計畫經濟不可行」，換句話說，計畫經濟並不是蘇聯解體的內在主因。那麼蘇聯解體的主因到底是什麼？霍姆斯在其《後共產主義》大著中直指，是俄共與國內其他政治集團結盟，尤其是葉爾欽對著戈巴契夫搞兩個中央，趁機奪取政權，解構蘇聯。

難道是社會主義無能？也不是。柯茲調查指出，前蘇聯社會人民有10%贊成戈巴契夫改革前的社會主義，36%認同民主社會主義，23%主張瑞典社會主義，總之，整個前蘇聯有69%的人民依然擁護社會主義。至於蘇聯高層，也只有26.7%贊成資本主義社會型態，但是，這批政治菁英手中握有離開社會主義，實現轉向資本主義的權力。

蘇聯解體既然與社會主義沒有直接關係，那東歐共產集團崩潰，是否與社會主義有關？答案有兩個：一個是「馬列主義」（一個變種的、教條的、異化的社會主義，實指史達林主義）在東歐的去勢。東歐共產國家，除南斯拉夫，都以馬列主義為政治意識形態，東歐一旦其官方意識形態去勢，其政權不瓦解也很難；另一個是「史達林模式」的失敗。除了南共實行「南斯拉夫模式」外，「史達林模式」是東歐共產國家的主模式。「史達林模式」的失敗，不能說/不等於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終結」或「死亡」，因為，不論是馬列主義或是史達林模式，它們的社會主義性質與內涵，都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迥異。

社會主義未終結或死亡

蘇東波巨變確是20世紀結束前世界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充其量它意味著「歷史的共產主義」之失敗，但不等於社會主義走向終結，更不等於社會主義已經死亡。福山(F.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馬昆德(D. Marquand)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展開史詩般地鬥爭結束了，資本主義成了贏家」；達倫道夫(L. Dahrendorf)所謂「社會主義已經死亡」等論述與言說，都是簡單地以「蘇東劇變」作為經驗檢證，但蘇聯與東歐終究僅是冷戰時期「共產世界」的一部分。

亞里斯多德說過「部分不等於全體」，即使「各個部分加總起來也不等於全體」，因此福山等人的論述，在邏輯上犯了「過分簡單化」的謬誤(Fallacy of Over Simplification)。事實呈現的是，社會主義在東歐國家的經驗是蘇聯模式在東歐的失敗，尤指史達林模式在東歐的終結，根本不是、也不等於「社會主義已經死亡」。

不錯，社會主義一直受到資本主義的圍剿/圍堵，但毫無疑問的是，社會主義從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出版《資本論》以來，也一直批判/挑戰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面鏡子，沒有社會主義，尤其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老早自掘墳墓。

同理，沒有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便沒有俄國的十月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一聲砲響」也不會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便不會有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社會主義的實踐與創新，更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現，可見社會主義與現代中國不可分。十月革命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勝利，但蘇聯解體/蘇東劇變充其量是俄式共產主義的失敗，並不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終結或死亡。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

「社會主義死亡」恰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一樣，是西方世界政治言說下荒誕的「陰謀論」。西方國家自1950年代起，便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圍堵」，蘇東解體後，西方世界自認對共產世界圍堵成功，於今眼看社會主義中國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霸權加速遏制中國，非讓社會主義中國崩潰乃至死亡不可，可惜，不論是政治陰謀或是軍事、經濟行動，都未能得逞，原因無他，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轉型，30年前中國已經脫離俄式共產主義，放棄史達林模式，改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構中國模式，於今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然進入新時代，正以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與制度的態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引領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

總之，蘇東劇變既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無能/死亡，也不能反證資本主義的優越/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經驗，不但說明這個主義途徑把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以及在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後GDP一直以二位數數速率增長，即使2017也在6.9%即為明證）與社會建設（例如現代化高速鐵路為世界第一）上，要比資本主義來得快速與有效。

至於社會正義，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因資本主義之不公不義而出現在人間，中國大陸在脫貧與減低貧富差距上所做的努力與成效，連未來學家大前研一、拖夫勒(A. Toffler)都豎起大拇指，對社會主義中國按「讚」。

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實存在」的事實，雄辯式地反證社會主義不但沒有終結，更沒有死亡，而是與時共進，繼續發展，甚至以轉型/創新的態勢更加茁壯，走向未來。新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了新的歷史定位，也辯證地否定「社會主義死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