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陸交手近兩年，蔡英文的從世界走入中國的牛皮徹底吹爆，越來越被逼到角落，找不到出路。面對2018與2020兩場選戰的現實壓力，她恐怕會選擇點燃更多更大的火苗。

兩岸關係自民進黨完全執政以來，一路震盪走低，困擾著台灣人民，同樣也令蔡英文忐忑不安，不斷加強防止對岸的斬首部隊與預演措施，色厲內荏之態表露無遺。然而，外在環境的變化與主觀欲求的交織激盪，令今年台海波濤更加凶險。

中美暫時出現小拐點

2017年川普訪問中國大陸以後，中美關係出現了一個小拐點，川普開始在朝核與經貿問題上，對大陸擺出不友善姿態，也不斷增強有可能以軍事行動解決朝核問題的聲勢，連金正恩都明顯為此暫時改變了行為模式。

去年12月川普第一次國安報告，主動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聯盟，今年1月中，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立即表示，「如果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台灣旅行法》，最後得到參議院審議核准和總統簽署生效，將產生重大影響，不僅會使台海局勢更為緊張，也意味著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不在。」這話映射出大陸方面心理高度敏感的狀態，此狀態本身就有激化中美爭議的潛質。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2月7日無異議一致通過《台灣旅行法》，將送交參議院全體院會表決，在全體院會通過的機率相當高，最終要成為法律，還要經川普簽署，這又給川普增添了不少玩弄世局的空間。

川普真是能放能收，自海湖山莊之會開始，刻意稱頌習近平，不談台灣，一直以朝核為主，附帶經貿議題，作為對大陸施壓的支點，實際上，並沒有放棄打台灣牌的權利與機會。川普去年11月訪問大陸摸底之後，對朝核與經貿議題雙雙失望，於是出現明顯轉折，現在是頂著「一個中國政策」的招牌，玩「一中一台」的遊戲，令大陸暫處於下風。

大陸因此急派楊潔篪於2月上旬赴美溝通，以川普談判的作風，既然已多次公開向大陸嗆聲，要他無端退縮的機率很低，在想要的東西尚未落袋之前，結果可能並不會太快確定且明朗。目前關鍵支點在於朝核風雲，儼然已是制約東亞情勢發展最重要的變數之一，牽動中美，必會牽動台海。

蔡英文的困境只會惡化

對蔡英文而言，這次的轉折簡直是老天掉下的餡兒餅，內心肯定受到鼓舞，年終記者會膽氣頗壯，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談話，要「凸顯我們強調國防自主，捍衛台灣民主的雙重決心。」大陸隨即宣布「M503及相關航線啟用事宜」，兩岸關係似乎也因此出現了更惡化的小轉折。

從客觀形勢與蔡的主觀作為來看，蔡已經在對抗大陸這條路上越走越遠，難以回頭。同時，她已經被大格局的客觀形勢閉鎖在自作自受的小格局內，看到的只是不斷朝自己不利的方向發展的現實；而且這個現實的力道縱然會有曲折，最終只會持續增長，更加壓迫自己。

面對這種客觀上形格勢禁，且越來越沒指望的處境，她會怎麼做呢？肯定只能內捲回到自己的基本盤，先搞定內部的威脅，盼望順利連任，安全下莊。同時，目前臥榻之側已有賴清德酣睡之狀，自己與民進黨的民調持續滑落，落後賴清德10多個百分點，內心的著急與不安可想而知。

為了調動內部對她的支持力度，走上連任之路，必然要製造一些最能營造綠營空虛心靈陶醉氛圍的話題，這種政治氛圍的感受強度必須一次重過一次，才能將基本盤的支持力度持續凝聚到2020年。因此，她只會在抗拒大陸的路上越走越遠，用力越來越重，看來，2018選戰議題恐怕不會僅限於地方層次。

到目前為止，最能陶醉麻痺綠營的聖歌就叫台灣獨立。2月3日美國華府台灣同鄉會舉行新年餐會，蔡便透過預錄影片向僑胞喊話表示，「雖然民眾有時看到台灣社會『亂糟糟』，會感到煩惱，但請大家放心，無論面臨任何困難與挑戰，她都會堅持改革，顧好主權。」兩岸之爭本質上根本不是主權之爭，要變成主權之爭也行，那只有是台灣獨立建國才滿足要件，「顧好主權」就是明示將走上主權之爭的台獨道路。

蔡政府在M503事件上受到驚嚇，斷定大陸片面改變現狀，以刁難大陸航空公司春節加班機的方式回應，造成台商台生返鄉過年困難重重。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訪美求援，美國時間2月8日表示，此行主要在向美方傳達，台灣不願現狀被打破。對岸天天根據事實情況、改變現狀地發展，我們卻心存原地踏步地維持現狀，孰強孰弱，光比態度就一目瞭然。自己甘為阿斗，爛泥扶不上牆，找老美有用嗎？自己整天妄想竄改歷史，是不是改變現狀，或比改變現狀還荒唐危險？

老天也發火示警

蔡政府執政下的台灣怨氣沖天，充滿對立，不知是否天人感應，花蓮於2月6日深夜發生6.0強烈地震，有不少大陸遊客受困災樓之中，大陸立即表態願意即刻派救難隊趕赴馳援，台灣當局竟一口拒絕。

蔡英文2月9日晚透過推特(Twitter)以簡體字發文，「我們向罹難者的家屬致上最誠摰的慰問」，並強調「在人道救援上，兩岸沒有距離。」那為何剝奪大陸馳救自己人民的權利，卻接受日本的援助？日本來人固然帶有儀器，但並不比台灣已有者先進，人員也未敢深入災樓搜尋失蹤者，只是徒然演了一場展示救援儀器的空心秀。由此對照可清楚看出，蔡英文對大陸反感甚深，她所說的「在人道救援上，兩岸沒有距離」，頗有川普風格，與日本人的空心秀同出一轍。

花蓮強震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致電關心，來信即稱「蔡英文總統閣下」，並親自以書法寫下「台灣加油」，表達慰問。不數日，蔡英文為了感謝遠道而來協助救災的日本專家，在他們整裝返國前，特別準備了親手簽名的卡片，代表所有國人致上由衷的謝忱。誠於中，形於外。媚日拒中的行為，將心中真實的想法表露無遺。

由這些跡象看來，兩岸關係惡化的小轉折，更加惡化的機率將會升高；同時，蔡的除夕講話，一半以上的篇幅談花蓮震災，台灣好像只剩下花蓮與震災。說什麼「我們因為團結一致，才不會在災害中倒下。我希望，台灣人民要永遠記得患難中的真情。」意外的是，她首次「向對岸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華人，說聲新年恭喜。」卻邀台獨大老史明圍爐；聽其言，觀其行，則知言不由衷，虛情假意。

行險僥倖的弱勢者，豈能有好下場，這似乎預示了一種凶兆。難怪大年初一，台南南鯤鯓代天府抽出的國運籤為下下籤，內容為「命內正逢羅孛關，用盡心機總未安，作福問神難得過，洽是行舟上高灘」。廟方總幹事侯賢遜直言，這四句詩「沒有一句是好話」。

巴望川普，醉臥流沙

一年多來，朝核問題是中美雙方較勁重要議題之一，其過程與結果都會影響台海，這似乎又給了蔡英文一些盼望。川普會怎麼盤算，恐怕只在他心裡，沒人真正有把握。美副總統潘斯(Pence)在平昌冬季奧運會上態度強硬，但歸程時已表達美國願與北韓談談，但將同時持續施壓，態度變化速度之快與幅度之大，出乎外界預期。

如果蔡英文認為可以坐等利用川普不可為人預知的變化，隨時化移，從中牟利，摸條大魚，恐怕最終是被大魚拖下水、搆不著船的機率大些吧？川普一年之間變來變去，哪天再把台灣晾一邊或賞一頓耳光，絕不意外。想靠川普，就是醉臥流沙之上。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蔡英文給人的印象，除了清湯掛麵、套裝長褲、下鄉吃法國菜外，廣為熟知的是愛開快車，講白了就是喜歡刺激過癮的極速飆車。她執政600多天，手握方向盤，一路狂飆，聽過誰的話？就算説錯做錯，硬抝也要昭示天下。

蔡英文喜歡享受飆風快感這一點，或許特勤中心的手下們最清楚。明顯的例子是，他們想方設法：以元首車隊、汰舊換新的手法，先框住德國奧迪品牌，一式六輛一個車隊。他們對外說了一個不清不楚的理由，其實真正想要設計的是一輛最高規格、最貴、最好，頂級配備的元首用車，投蔡英文所好。這是貫徹蔡英文自私意志，最具體、極致的表現。

一意孤行奔馳單行道

蔡英文上台迄今逾600天，檢視其治理亂象會發現，原來 2,300萬人民被她綁架在道路兩邊上，只能眼睜睜看她駕駛頂級奧迪房車，奔馳在一條回不了頭的單行道上。當她享受飆車的極速快感時，任誰喊說「危險」，她都充耳不聞，叫民眾情何以堪啊。

蔡英文憑己意馳騁的「單行道」有很多條，年金改革就是其中一條。她違反憲法的惡搞、掀起世代對立、內部的階級鬥爭，把軍、公、教、警、消、勞工，全部一把火，燒上街、逼到牆角，才不管你800壯士什麼的。那個最早上場，躲在總統府內放話，保證成功的林萬億，有負什麼責任嗎？像這樣耗費600多天，不見結果的事情，大概只有蔡英文會做，竟然還喊話，說什麼「所有責任我來扛」。

「新南向」也是。2016年成立新南向辦公室，設在總統府之下，當年還不計成本編預算，大力宣導要積極推進，不料竟於今年解散，從總統府移到行政院，還是要做，真的是黃志芳要求做的嗎？誰會相信。莫怪被說「新難向」，真是一條連大門都找不到的單行道。

第三條單行道是「不當」黨產，這根本不是法律用語，法律只有「合法與非法」，然而套上一個轉型正義後，只要跟國民黨沾上邊的財產、金錢、人員，都是「不當」。

「一例一休」也是蔡英文快意遨遊的單行道。你看她派自己的表姊林美珠當勞動部長，負責監軍，揑住心頭最軟的勞工這塊肉，逼榨抽乾所有勞工的血汗權益，只是為了成就她偉大的改革意志。「一例一休」真是天底下最愚蠢的法條，試問這個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用一條「法」，管365個行業？

接著是婦聯會。拒簽行政契約後，385億資產立即被凍結，吃相難看極了，一個跑龍套的雷倩跟著敲鑼打鼓，你相信這會是內政部長葉俊榮個人的主意嗎？這也是一條把國民黨送到死亡谷的單行道。

誰敢忤逆蔡英文意志

蔡英文穿著國王的新衣，在這些「單行道」上極速地飆車，看在明白人眼裡，除了任性，還有說不出口的「愚蠢」兩個字。蔡英文一意孤行，還是有人敢在她背後放火，挑戰她，給她壓力，這個人就是陳水扁。他看小英內憂外患、民調低落，頻出奇招挑戰蔡英文意志。

今年1月，陳水扁因李登輝96歲生日，前往祝壽，被台中監獄發函，要求日後外出參加職能活動或其他活動須7天前申請，核准後再議，否則取消保外就醫。搞得阿扁揚言，要另組一邊一國新本土政黨，陳致中也批法務部長邱太三「吃人夠夠」。雖然扁家父子說這麼大聲，但是有用嗎？蔡英文除了自己，她才不在乎什麼台灣之父、台灣之子。

最不堪的應該是呂秀蓮，一直蠢蠢欲動，很想對蔡英文指點、說教，在蔡英文上任時，還拐彎抹角透露訊息「小心啊！蔡英文是很危險的。」的確，至今呂秀蓮淪落到，想選一個握有實權的台北市長，還不敢明目張膽，只敢一直舉著民進黨牌，渴盼蔡英文關愛的許可證。在民進黨內，有誰敢忤逆蔡英文的意志？

也許蔡英文真的很想拋下所有的羈絆、束縛、維安、隨扈，然後開車，盡情飆在一條不見盡頭的單行道上。

裝清純挑戰兩岸關係

這樣的場景或許也可以用來形容目前的兩岸關係。試想，裝扮清純無知的蔡英文，一手剪除兩岸的臍帶，一手專事挑戰、操作兩岸關係。

600多天以來，她的兩岸關係談話包括提出「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互動主張、「希望雙方都能一起找出兩岸互動新模式，來幫助兩岸的穩定及繁榮」、「兩岸領導人應該共同努力，展現長年累積而來的圓融政治智慧，以堅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尋求兩岸互動新模式」。她說這麼多，並沒有得到對岸迴響、沒有激起一抹浪花。身邊只剩下前陸委會主委張小月，說一些沒有溫度的官話，2017年年終尾牙上，終於出現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陪她唱了一曲「春天那耶呷呢寒」。

600多天來，蔡英文只管駕駛她的奧迪跑車，飆在當家道路上。在此，我要說句真心話：面對蔡英文，任誰說她都沒有用了，再多人民的聲音、勞工的命，恐怕都比不上她養的貓。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台灣旅行法》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接連通過，表面上看似台灣對美外交在美國國會的一大勝利，但華府不會不顧及中美關係，而且台美高層交流的限制，其實一直是美國政府的政治限制，並非法律上有禁止。

美國國會推動《台灣旅行法》，表面上是友台，其實是美國國會反中情緒的一種政治表達，是美國民間對北京在國際社會日益增加的實力，感受到過去的霸權地位遭到挑戰與威脅下，藉台灣這顆棋子，對北京表達反制的看法。台灣對美國國會若充斥盲目的樂觀，未來可能反而會自陷困局。

操弄美國會要避免後遺症

美國與中華民國在1979年斷交後，推動《台灣關係法》立法，近40年來，雙方的實質關係有很多長足的進展，但台灣當局向來不會因為雙方關係良好，就任意透過國會，更動《台灣關係法》的條文內容，因為經由國會修改法律，無非是向另外一方透露出變動的可能，對台灣而言，法條不要變動才最能確保台灣利益。

國會在反中的背景下，通過《台灣旅行法》，但是民意如流水，誰能知道美國國會風向會不會轉變。美國對北京關係的發展，過去也是在許多親中議員的支持下，加上尼克森、福特、卡特三任總統的持續推動，才讓美國決定捨台北而去，與北京關係正常化。若非卡特與國會關係不睦，台灣可能也不會那麼容易推動《台灣關係法》的立法。

高層不能交流是政治限制

美國為了履行對北京的承諾，與台北的關係降為非官方性質，雙方才以美國在台協會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兩個非官方機構，作為雙方交涉的代理機構。美國在台協會初期的確是由非國務院人士擔任，同時與我方進行交涉時，也不允許進入台灣的任何官方機構。至於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雖然在台灣是官方機構，人員皆由政府選派，但一般人無法僅從名稱判明這是代表台灣的準外交機構。

正因為華府與台北的關係是非官方關係，故對於雙方官員的交流互動，國務院設有一定的門檻與限制，這是基於政治考慮，並非美國政府有任何法律禁止美國官員來台灣，或禁止台灣高層官員去華府。

《台灣旅行法》在國會的通過，某種意義上，是刻意繞過行政部門的限制，對外宣示法律上允許雙方高層互訪，假設蔡英文希望訪問華府，台灣能夠動用美國國會的力量，迫使美國政府同意蔡英文訪美嗎？像是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的那種搞法，強力運作國會施壓國務院與白宮，讓美國政府感到不滿，這件事情成就了李登輝個人的虛榮，卻讓台灣受到極大傷害，民進黨當局恐怕也不敢如此冒險。畢竟官員交流互訪，是行政部門的自主決定，國會未必能越俎代庖。

美行政部門主導對外關係

華府與台北在1979年之後，雙方關係從最初的限制多多，到後來不僅美方官員與我政府機構互動管制逐漸減少，我駐美單位也從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改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至少讓外人一看即知這是代表台北的機構。美國政府的放寬，就是雙方實質關係的改善，但我們還是要認清，華府與北京的外交關係，是客觀的存在，華府在可見的未來，不太可能與台北復交。

華府與北京雙方因為大國競爭產生了矛盾，的確給予台北許多外交運作的空間，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畢竟在意識形態與過往歷史往來方面，跟華府有較多的交集與共同點，但儘管如此，美國仍然不會改變目前非官方關係的本質。

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美國與在亞洲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北京建立關係，這是必然的發展，早期為了牽制蘇聯，美國大量提供機密情報給北京，北京決定攻打越南之前也曾先通知華府。現在華府與北京雙方的關係當然與建交初期不同，但是，外交是政府的特權之一，國會雖可有一定影響力，但很難介入干涉，只有找到共同利益，台北與華府雙方才能低調發展實質關係。

《台灣旅行法》是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善意，可是落實高層官員互訪解禁，不只是法律問題，還得看行政部門是否願意配合落實。美國國務卿1979年後就沒有訪問過台北，這不是法律限制國務卿的行動，是國務卿基於對北京建交後的承諾，所採取的自我設限。台灣的國防部長、外交部長都不被允許到華府訪問，這也不是法律的禁止，是國務院採行的限制，是在避免台灣當局藉以營造與美國仍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假象。台灣自然不應為了高層交流的象徵意義，損及更重要的實質往來。

兩岸關係影響台美關係

台灣與美國雙邊關係的互動，與兩岸關係的好壞也有關聯。美國斷交撤軍後，美國海軍戰鬥機至少有兩次曾因機件故障，在台灣緊急降落，最近一次是馬英九總統任內降落台南基地，另一次在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當中有記載。也就是說，在特定的技術條件下，美軍到台灣是被默許的，美軍來台參與八八風災的救災工作，儘管是用人道救援為訴求，在當時還有兩岸關係較穩定，雙方有政治互信，大陸方面並未多所表示意見。

換言之，有關台美往來，兩岸關係是一個影響因素。如果北京願意容忍、諒解華府與台北發展關係，台灣自然可以有較多的空間，但若北京懷疑台北的用意是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自然會限縮台北與華府關係發展的空間。如果台北當局僅僅以為利用美國國會友台反中的氣氛，營造對台有利的法案或決議，而沒有考慮到尋求兩岸關係的改善，那麼就算美國國會多麼支持台灣，行政部門受到北京的政治壓力，也會把不滿轉嫁到台灣身上，甚至可能是事倍功半。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2月6日花蓮大地震，再次讓我們體認大自然的威力，天災一旦爆發，人力難以抗衡，此次救援機制與效率提升不少，民眾自發性的善行義舉不勝枚舉，但就整體救災指揮節度，民眾自救及搜救方法推廣方面，仍有不少進步空間。

個人軍職期間，全程參與921地震救災，後續十餘年台灣發生的空難、土石流、水災、風災等救災行動，更無役不與，2011年退役後任紅十字會秘書長。多年來親自投入大陸汶川地震、海地地震、菲律賓海燕颱風後續援建，以及日本311地震等國際救災，有關震災預防、災防教育、搶救生命、救援編組、指揮管制、災後復原、災區重建等，經緯萬端，在此不做贅述。綜合多年的救災經驗，在此僅提出簡易求救方法及整合救災指揮機制建言，供各界參考。

所謂72小時黃金救援時間，是指大樓倒塌後，瓦礫中會有若干空間讓受困者存活，如何儘早搜尋到受傷或受困民眾，是救援團體最重要的課題。台灣是地震頻發地區，政府應向民眾推廣一種最簡單的遇難求救方法，地震救援時，定可增加生還人數。

牢記SOS摩斯電碼

全民推廣遇難時發送的求救訊號是SOS摩斯電碼。這三個字母的摩爾斯電碼分別是「···」、「---」、「···」，發音是「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也就是三短音、三長音、三短音。非常簡潔明確，未經訓練的民眾也可以輕易地利用手邊的器物敲擊發出這樣的信號，或辨識救援單位發出的信號。夜間也可利用開關手電筒發出SOS訊號（三短三長三短的閃爍光），在山區迷路、海上遇難可向周邊發出求救訊號。

去年墨西哥震災，指揮官一舉手，全場立刻保持靜默。「定時」確保現場肅靜是非常重要的搜救程序、搶救生命的有效方法，當全場靜默，搜救人員、搜救犬及生命探測器才能避免干擾，搜尋生還者位置，展開搜救行動。

舉例說明：若民眾熟悉簡易的SOS摩斯電碼求救信號，震災時被壓在瓦礫中的受困者，可以利用定時靜肅時間，敲擊發聲求救，專業搜救人員可以分辨三短音、三長音、三短音，確認受困者位置；搜救單位同樣可在靜肅時段，持續敲擊三短音、三長音、三短音，讓受困者聽到，知道救援在進行中，誘導受困者敲擊回應，讓搜救人員確認受困位置。

地震救援工作不是大批人員機具擠到現場就可成功，必須整合救災指揮機制，才能統一事權，發揮精準有效的救援行動，爭取黃金72小時搶救生命。

統一指揮律定任務

首先，救災單位必須統一指揮，依專業能力，區分主從，律定任務。台灣救災權責區分應以消防為主、軍方為輔、救難團體、志工團體協力，各單位派遣聯絡官向指揮部報到，傳達指揮所命令，回報各區狀況。再來是優先災情蒐整，由警政單位、鄰、里長、社區管委會及受災戶等，掌握倒塌房屋實際受困人數，盡速清查掌握失聯民眾，運用媒體、網路及電視跑馬燈，呼籲戶籍設在災區民眾，主動向救災中心（須公告多線電話）回報個人行蹤。

現場機制方面，應統一調派空拍機、制高點觀測員，救援期間，全程監控倒塌、傾斜危樓，避免餘震時再次崩塌危及救難人員安全，嚴格律定統一哨音或敲擊信號，警告現場人員迅速撤離。另外，也應設立媒體接待中心，早中晚定時提供最新資訊，指定專責人員負責聯繫協調，這樣除可避免媒體不斷進入救援現場，影響救災進度，也可透過媒體後送各類訊息。

救災現場應分層負責、被充分授權，中央及地方、軍方應變中心，僅需負責提供所需人力、物力資源，切忌指導第一線救災行動。每天應變中心應定時會報，指定各級救災副指揮官與會報告進度，提出需求，指揮官應隨時在現場指揮調度，不宜往返參加會議。

最後則是設立行政後勤協調中心，由中心統籌災民安置，醫療救護、人員查詢等。另因救災單位眾多，協調中心應負責協調各單位膳食供應（包含規劃熱心民眾免費供應餐飲位置）、輪班休息場地規劃，這次花蓮救災，消防人員、官兵倚靠在牆邊曲捲著休息的畫面，讓人心疼與不捨，此部分有很大改進的空間。

熱心民眾捐贈救災物資，經常造成災區處理困擾，地方政府應該參考日本311震災經驗，第一時間透過媒體傳播，統一律定需求民間捐助物資，規格、品項、數量，透過媒體、網路及電視跑馬燈公告，避免捐助物資重複、規格不符，造成接收單位在處理上的困擾。助人是給別人的需要品，而非我們認為他們的需要品。

(作者係備役中將)

農曆年後，內閣改組名單揭曉，最令人眼睛一亮的是，時隔十年後，台大國發所教授陳明通，回鍋擔任陸委會主委。

陳明通被認為是民進黨中少數的「知中派」、「務實派」，在2008年卸任陸委會主委後，頻繁進出大陸，與大陸學界、媒體保持一定關係。因此，台灣不少媒體分析，蔡英文可能希望藉由陳明通豐沛的兩岸人脈，打通兩岸僵局。但國民黨人指出，兩岸破冰關鍵不在於陸委會人事，蔡英文若不坦然承認「九二共識」，誰做陸委會主委都是一樣的。美國涉台學者更以為，蔡英文用陳明通「想強硬回擊北京」。

對於蔡英文選擇陳明通，吾人不應感到意外，因為儘管陳明通務實靈活，其兩岸主張基本上與蔡英文是一致的，也因此，陳明通若不認清現實、調整立場，不論他個人多麼希望一展長才，恐怕都難有亮眼表現。

其一，陳明通曾多次說「根本沒有九二共識」，而且，從他多年前在大陸會議上稱「如果大陸堅持一中，兩岸沒得談」可知，他反對的不僅是蘇起取的詞，而是兩岸同屬一中的事實。去年10月底，他又不顧「九二共識」已獲社會較大支持，在「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上說，「台灣社會對九二共識有爭議，造成的只是相互傷害」。要如何說服大陸當局接受替代性名詞，將是陳明通的第一個挑戰。

其二，去年10月底，陳明通在同一會議表示，蔡政府想以維持兩岸「納許動態均衡」作為戰略目標；只要台灣能夠「守衡」，未來30年兩岸情勢不會有顛覆性的改變。但從大陸軍機軍艦不斷繞境、M503航線，已顯示「納許均衡」不切實際，不僅蔡政府膽破心驚，台灣民眾也成為無辜的受害者。

其三，陳明通經常把「只要中國不統，什麼都可以談」掛在口上，聽似他對兩岸交流持開放態度，其實是在呼應蔡英文的「兩岸在不設任何前提下展開對話」。只是，中共十九大報告已將「完成祖國統一」列為「三大歷史任務」之一，今年2月初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會議，又提出要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狀態」，落實對台決策部署，這說明今後所有對台工作不能背離統一目標。那麼，堅持「不統」的蔡政府，又如何與大陸展開對話？

其四，陳明通主張台灣應進一步國際化，以保護台灣的安全，這完全符合蔡英文強調的「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只是，大陸嚴正表明「反獨六個任何」，儘管美國不甘心就此放棄台灣這一顆「制中」的棋子，也時有小動作，但「台灣不是獨立國家」的立場始終堅定不移，台灣又怎能走得出去？

最後，1月24日《人民日報》的〈中華民族復興拼圖不可或缺任何一環〉指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拼圖上缺少任何一環，都不是偉大的復興；吾人以為，蔡英文、陳明通等若真愛台灣，就應把握時機，善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努力為台灣人民爭取最大的福利及權益。

台北機廠歷史可追溯至清代的台北機器局，日據初期的鐵道工場。後遷建於今日松山的現址，光復後改稱台北機廠，直到2012年才停止使用。自去年7月首度開放參觀導覽後，文化部僅在廠內舉辦了數場音樂會，未將實質的台灣鐵道文化靈魂呈現給遊客。

台北機廠前身的機器局

清代在台北大稻埕所設立的機器局，主要以製造和海防軍火攸關的槍砲、子彈，以有備無患。當時美國新聞記者戴維遜( James W. Davidson)在其著作《台灣的過去與現在》提到：台北的兵工廠（機器局）有全新的設備，包括一架完善的輾壓機在內，製造槍械已經四年，所以即使要應付持久戰，也有充足的武器；火藥廠也經常在工作，所造的炸藥聽說品質很好，在兵工廠、火藥廠及槍械修理廠三處共有大約八百人，每天都在工作，已經很久了；在新兵工廠中有新式的古魯柏大砲(krupps)及加特林(Catling) 手搖機槍、抬槍(Gingall)。後者顧名思義就是兩人抬著的火槍，它有近3米長，前面必須有一個人抬著，或者架在專門的鐵架上。

據筆者了解，上述武器在後來台灣抗日的戰場上發揮了不錯的效用，可見台北機器局在軍火工業的成就。

但是，台北機器局還主導了當時基隆到新竹之劉銘傳鐵路的興建。鐵路全線完成後，除了辦理客運，台北地區的物產（例如茶）、及從淡水、基隆港輸入的物產（例如鹽）皆可藉由該鐵路互通有無，讓台灣的經濟活絡。日據後，日本鐵道部以台北機器局作為台北鐵道工場（或稱火車工場），完成了全島縱貫鐵路的興建。

之後，工場所在的行政區域由大稻埕改為泉町（位在今台北市大同區與中正區的交界。日語稱いずみちょう，IZUMICHO）。

鐵道新工場的醞釀和興建

到了日據中期，台灣地區陸續規劃了桃園大圳、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發電所等幾項重大的新事業，使得全島經濟發展日漸興盛。雖然日據後的台灣鐵道，順利發達，但隨著產業文化的日漸興盛，客貨增加。舊時的鐵道工場，不堪再用。因此鐵道部在1928年提出了根本性的改良計畫，希望有所改進，此計畫的第一期工事就是鐵道工場轉移新事業。這個事業，對島內或日本本土的土木業者來說，等於是日月潭工事的前哨戰，所以投標競爭相當激烈。然而，因資金龐大和上述工程問題的延宕，使該鐵道部新事業也受到影響。

但在1929年7月時，鐵道部對於中崙、松山間土地六萬坪，買收契約大半完成，所剩僅三分之一。當時該轉移的建地尚在保密中。然而，據一般所觀察，其設置處，沿台北基隆間縱貫道路的松山、台北間，稍近台北中崙庄方面。隨著1928年縱貫道路的完工，從高砂麥酒會社（今台北啤酒工場）附近到朱厝崙、中崙一帶已預料為台北將來的工業地帶，人氣頓起，土地營利者食指大動。

鑑於前清以不菲的價格在大稻埕購地建台北機器局，鐵道工場轉移說又使附近地價暴漲，鐵道部每坪買收價格達到二到三日圓之譜。更有居奇者將附近土地買入，農業耕地每坪一二日圓的地價漲至三、四日圓，縱貫道路沿線地方每坪喊到四、五日圓，最高六、七日圓。

隨後，受到日月潭工事復興的刺激，自1930年度起的三年間，鐵道部繼續鐵道工場轉移事業，5月中設計完成，6、7月之交，聚集工匠興建。1933年工事完成，廠房特別注意採光通風、效率、職員保健。動力則使用電力、蒸汽力，及壓縮空氣三者。隨著1934年9月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落成，電力分送至台北和基隆。台北鐵道工場於該年及隔年安裝機械，預定在1935年7月開始作業。

1934年12月13日，早上11點，在工場的汽關室舉行起火式。出席者有堀田元交通局總長、鐵道部汽車（火車）課小山三郎、速水和彥技師等約50人，神態嚴肅，淨火由堀田總長之手點起。工場高45公尺的煙囪遂開始冒煙。

設備東亞第一的新工場

根據1935年6月當時的報稱，這座即將搬遷至松山的鐵道新工場，合併了泉町台北工場的全部及高雄工場之一部。在1929年買收建地；1931年8月於松山開工。

經過數年歲月，花百萬日圓購買的機械，加上由舊工場移設之20餘萬價格的機械和建築費共350萬日圓巨資，漸漸於58,000坪的建地內完成24棟工場，同時期台北第三高女新校區(即今中山女高) 工程也不過花了33萬日圓。此時，擁有各種最新式的設備，可說是東亞第一。

新工場的廠房，注重採光通風。場內設置的機械，引人注目的是2噸的蒸汽錘（日文稱スチームハムマー）、車床研磨機、露天吊車東、西兩座、新型車輛旋盤（或稱移車台、遷車台）三台、壓縮機等，皆是以數萬日圓的高價所購買。其中，40噸露天吊車（起重機）可很輕易地將日據時期使用的800號型（台鐵DT580型）或500號型（台鐵CT150型）蒸汽火車頭吊上。用兩台吊車也可將5D5型（疑為日據時的D51型，台鐵DT650型）蒸汽機車吊起。工場從1935年7月開始從泉町搬遷，10月底舉行落成式。

搬遷當時正逢日本在台灣始政40年博覽會（1935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此50日期間以台北市為主場地所舉辦的博覽會）。該報號稱：「不久會聽到那個大裝置─蒸汽錘的聲音了。」

台北機廠的文化靈魂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將這座鐵道新工場改稱台北機廠，讓它繼續扮演運送島內大量農產品及工業產品出海的角色。直到2012年才停止使用。

這間有80多年歷史的台北機廠，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已被規劃為鐵道博物館。但自去年7月首度開放參觀導覽後，文化部所費不貲地在廠內舉辦了數場音樂會，卻未將過去與台灣人生活密切連結的台灣鐵道文化靈魂呈現給遊客。

相對於清代的台北機器局啟用近十年後，由日本政府接收成為鐵道工場；日據後期所新建的台北鐵道工場啟用近十年後，也由國民政府接收成為台北機廠。兩者對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皆有承先啟後的貢獻。

所以，台北機廠的靈魂，必須從機廠裡面文物背後的故事，講述屬於台灣的時代記憶，例如，1889年產自英國，在台北機器局時代就使用的今台工編號145蒸汽錘，代表蒸汽時代的一個工業印記，定義了工業時代。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游禮海出生清寒，憑著堅強的毅力，追求木藝事業不遺餘力，事業有成之後再投身木藝創作，獲獎無數，卻虛懷若谷。他現已85歲，還持續創作，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創作力，成為大溪木藝界的指標人物。

一、

游禮海，1933年出生在大溪頭寮一個礦工家庭，家裡有5個小孩，日子過得很辛苦。

他父親後來轉業，在頭寮輕便車站工作，因職業傷害罹患塵肺病，在他12歲時便過世。因此他小學沒畢業就得放牛補貼家用，母子6人幾乎都在半飢餓狀況下度日。游禮海小學畢業那年日本戰敗投降，家裡無力再讓他讀書，從此離開學校，沒再接受正規的教育。

為了分擔家計，他做過記帳員、茶廠工人、加油工、藥局練習生與修車廠學徒。由於工作勞累，待遇低，他深深感受到，唯有學一技之長，才能在社會立足。當時大溪的木器店生意相當好，學徒出師後都有很好的出路，便想去木器行拜師學藝。

可是他母親要他去當礦工，因為礦工的收入高，而當學徒3年都沒薪水。母子二人商討多次，終於達成協議，他只下礦坑一年，然後就去木器行當學徒。好不容易熬過一年，總算離開礦坑，但他已16歲，當學徒有點嫌大，所以拜師過程並不順利。

二、

有位親戚認識「阿全師」，母親便託他代為說項。「阿全師」本名黃全，是大溪知名的匠師，在中央路開設「新興木器行」，是學徒最想拜師的對象，要進他門下並不容易。阿全師礙於情面，勉強收他為徒，可是只要他做些雜事。他也看出師父是在考驗他，因此格外認真學藝。

半年後他的基本工夫已十分紮實，他覺得自己應該再充實，便半工半讀，白天在木器行學木藝，晚上到私墊學漢文。學會製作的整套工法後，又去外面學設計和繪圖，不斷在木藝上求精進。

阿全師看他勤奮向學，是個可造之才，工作之餘盡量讓他自由發揮。只要有空，他就看書，從「三字經」、「千字文」、讀到「古文觀止」，這些都成了他日後從事創作時的養分。

不到三年，游禮海就學完所有手藝，順利出師。

三、

游禮海出師後，跟隨師父工作了一年，覺得自己應該到外地見見世面，因此19歲時他便隻身前往台北打天下。1950年韓戰爆發，接著又打越戰，美軍派遣顧問團進駐台北協防作戰，帶動西式傢俱的產銷，游禮海乃改習西式傢俱，又在工作之餘勤學英文。四年後已能跟上時代潮流，不再只是一個傳統的匠師。

阿全師希望他能返鄉發展，他立刻打包回到大溪，將西式傢俱的元素帶入中式古典風格，並對傳統產品加以改革，很快就做出了成績。阿全師非常看好他的未來，將女兒黃月嬌嫁給他。

1963年，游禮海創業，成立「吉美木器行」，生產新古典風格的西洋傢俱，得到很大的迴響，讓他對創業充滿信心。

可是那年9月葛樂禮颱風來襲，西洋傢俱因採膠合組裝，被洪水浸泡之後很容易鬆脫毀壞，經過這次考驗，游禮海改以實木做傢俱，逐漸發展出中西合璧的風格。

四、

「吉美」很快就做出口碑，連鄰近鄉鎮的人，都慕名找到大溪來。他能夠在業界脫穎而出，成功地打響名號，得自早年學藝時的扎實工夫，又深諳設計的原理，這正是同業望塵莫及之處。

游禮海亟思將大溪木器業發揚光大。1971年間召募了一批木工、雕花、漆藝等匠師，由他畫圖、打版，交由他們製作，再將產品外銷美、日等地，賺取外匯，全盛時期工作人員上百人，是大溪最具規模的木器大廠。當時的總統經國先生曾多次來參觀，還主動幫他在國際上宣傳。

1978年，台灣經濟起飛，「吉美」專心做內銷生意，游禮海體認到造型優美的傢俱，不只能提升生活品質，更能豐富文化內涵，於是提倡「傢俱藝術化」。當年他所製作的「紅木太師椅」，即獲得省府建設廳舉辦的手工業產品競賽第三名，成為名符其實的藝術品。

1981年代，游禮海開始應寺廟之邀製作供桌，中壢「元化院」、大甲「鎮瀾宮」、板橋「菩提院」和「法禪寺」，甚至連美國紐約的「莊嚴寺」，都指定由他製作供桌，可見其作品受重視的程度。

1990年，游禮海榮獲教育部頒發「民族藝術薪火相傳獎」、1992年連續三年獲得文建會頒發三屆「民族工藝獎」。因長期在高分貝的雕鑿環境下工作，聽力逐漸退化，乃在1998年退休，將事業交由兒子經營。

五、

退休後，游禮海與太太經常結伴出國旅行，足跡遍及大陸及歐美各國。大陸的黃山、張家界和美國的大峽谷，令他印象深刻。因為那壯闊的絕壁、粗獷的肌理，就像用鏈鋸鋸出來的。大自然的奧秘與偉大，帶給他創作的靈感和熱情。70歲那年他以此為題材，再度投入創作的世界。

2009年，他開始創作第一件山水景觀系列作品「初心」，用台灣檜木製作，以木雕寫景，以刀代筆，做出水墨畫中的皴法筆觸，將崇山峻嶺縮小為案上小品，展現了他凌厲的刀工。

游禮海創造了一個「木藝職人」的典型，是一個全能型的通人，從個人創作到經營事業，樣樣精通。在人品方面，術德兼修，知書達禮，更是個雍容大度的達人，備受同業尊敬，是名符其實的大溪之光，也是後起之秀學習的榜樣。

(作者係作家)

日前，軍方針對雲豹裝甲車的後續研改方案，提出兩棲浮游車輛的自製案。該案係針對未來國軍陸戰隊兩棲登陸、災後救援、後送補給等任務需求，以最低風險、最少成本的方式完成建案，來彌補AAV7兩棲裝甲車等昂貴且數量不足的窘境。不過，雲豹裝甲車的研發過程一波三折，氣密性又牽涉到車體結構大改的部分，實非易事。因此，筆者採擷全球各國現役裝甲車輛的特色，設計一款專門進行兩棲浮游任務的概念產品，針對此案提出具體建議。

兩棲浮游車輛的重要性

兩棲浮游車輛的重要性，為適用於登島作戰、灘岸作戰、橫渡河川、防洪救災等任務。在過去，全球各國的軍用履帶、輪型裝甲車輛，多半皆具備兩棲浮游性能，如奧地利Pandur II 8X8等。陸軍現役的裝甲車輛中，僅有V-150 4X4和AAV7具備此性能。而新加坡的新科動力公司，則有野馬(Bronco)全地形履帶車輛(All Terrain Tracted Carrier, ATTC)可進行浮游。野馬在水中由履帶推進，入水前只需打開兩個部分車體上的艙底排水泵即可。野馬前半部分的最大載重1,200kg，後半部分最大載重3,000kg，可取代先前舊型的BV-206。但此種拖拉式的全地形履帶車輛接受度較低。

過去，筆者已對雲豹裝甲車提出許多改進建議。但軍方對於雲豹裝甲車的性能提升，僅止於換裝攝影鏡頭、80/120mm口徑迫擊砲和ATK Mk-44 30mm口徑鏈砲，其餘皆維持原樣。因此，以陸戰為主的雲豹裝甲車作基礎研改出兩棲浮游車輛，首先就必須強化氣密性和防鏽能力，難度頗高。此外，車輛後方加裝螺旋槳推進器，才能以時速10~15km的航速浮游。因此，全新設計的兩棲浮游車輛，才是真正符合需求的產品。未來，在海軍籌建船塢登陸運輸艦(LPE)完工後，也可以上艦使用（已確定由台船公司以46億3576萬元獲得此標，台船要在48個月內通過海軍對兩棲船塢運輸艦各項測評後，2021年交艦給海軍。）

兩棲浮游任務的概念產品

筆者的概念產品(APC 8X8)，是針對強化浮游性能而設計。採用類似魟魚的低扁外型、一體成型鋼製/鋁合金製/複合材料製車體、12.7mm口徑機槍的遙控武器站(RWS)、多角度傾斜裝甲模組、套筒氣壓式避震器、後置或外掛螺旋槳推進器、飛彈/火箭彈來襲預警系統等項目。

其中，懸吊系統參考土耳其的黑豹系列(PARS)，將氣壓式避震器包覆在套筒內，徹底杜絕潮濕水氣侵入，也可進行車身俯仰角度調整。車艙內裝以乘員的防護安全性為主要考量，配備懸吊式防爆震座椅。後艙門採用下開式強化門軸設計，利於乘員進出並具備高度氣密性。車頭可以加裝擋水板，水阻力小並提高航速。目前已有類似本概念車輛外型的產品問世，如Iveco SuperAV 8X8等輪型裝甲車輛。台灣的裝甲車輛製造產業技術正逐步成熟，未來也可以考慮兩棲浮游車輛的市場定位，進而開發設計。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為對付日本，讓戰略情報處(OSS)與由戴笠主持的軍統局聯手合作，於1943年7月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但因OSS出現內部爭權問題，加上中美雙方在工作權責上有衝突，該所1946年7月終止合作。

美國國防部遠東戰略小組曾規劃「X島」專案，決定攻占台灣，並以「國際託管」之名管控台灣。1942年，美國海軍完成台灣島戰略測量圖，並印行《台灣財富摘要》等相關資料。美國為占領台灣後能順利統治，預定在哥倫比亞大學訓練兩千名行政軍官及翻譯。甚至有人提議與蔣中正達成協議，由美國單獨軍政管理台灣。

這項計畫隨著羅斯福採用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無疾而終，讓投入大量人力與物資的海軍極為不滿。1945年初，美軍曾在福建招攬劉啟光，組織台灣工作團赴美，準備利用將來登陸台灣之用，但該簽呈被蔣中正的侍從室否決，美方只好與劉解約。

美接收日本在台情治人員

戰後，依照開羅宣言的承諾，美國海軍協運國府人員及部隊接收台灣，並派出以「尋找美國失蹤飛行員並協助遣返日僑」為任務的「美軍聯絡組」。但OSS的「金絲雀任務小組」早已搶先抵達，他們要求總督安藤利吉設置專門組織，為美國收集台灣特定情報檔案。安藤答應了該小組的要求，讓日本官吏化裝平民收集所需的資料。

1945年10月1日，金絲雀小組擔心戴笠的人馬搶奪他們掌握的情報，決定盡快帶著資料離開台灣。陳儀政府後來發現美、日情報人員合作的狀況，下令解散日本政府在台的情報組織。但在OSS主任克拉克(Leonnard Clark)的主導下，這些情報人員轉為地下化，安藤上將「完全配合」：

中方已經下令廢除所有的日本情報組織。日本人說中方可能懷疑這些組織為克拉克工作。克拉克已告訴日方遵守中方的命令，但使他們轉為地下化，繼續為他工作。安藤將軍完全配合。

美情報機構希望控制台灣

OSS福爾摩沙站站長摩根(William Morgan)認為，台灣可以成為美國重要的軍事基地，多次向美國政府提議：

有一段時間，我們一直以電報密集傳回華盛頓詢問，如果中國落入共產黨手中，國務院似乎可以擺脫「開羅協議」，讓美國能夠使用福爾摩沙做為基地。大陸上的情勢發展並不樂觀。馬歇爾將軍已經對雙方失去了耐心，而毛澤東的軍隊正在南下。我們在福爾摩沙上留得越久，它在我們心中就變得越大越重要，大到像是非洲那樣大。

足見美國部分鷹派始終未放棄占領台灣。但摩根也提到，美國政府並不接受他們的要求︰「最後，國務院對我們許多的懇求，禮貌的建議回覆說，我們只要做好份內的情報工作即可，將外交政策留給他們。」

台灣士紳反對台獨

當時OSS針對數十位台灣菁英，詢問關於對「台灣未來」、「對國民政府及中共的印象」等問題，林獻堂、許丙、林茂生、廖文毅、陳炘、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都曾接受訪問。他們多認為台灣人樂於復歸中國，但希望由台人治台，而非日本式的殖民統治；不希望由英美等國統治，因為不同文不同種，且風俗習慣差異太大；限於地理條件，也認為台灣不宜成為獨立國家，否則在國際上難有發言權。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收錄1946年葛超智(George Kerr)訪問許丙的紀錄。Kerr直接問道：台灣是否可能獨立？或者能否接受如同菲律賓一樣，由美國託管保護的地位？許丙回答︰以台灣如此侷限的經濟而言，獨立是不可能的事；雖然（被美國保護後）島民的生活水準與一般經濟條件也許會提高，但民眾要與華南建立血緣關係的願望更堅強，不容許這種保護關係。

慫恿台人趕走「中國人」

葛超智後來在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擔任副領事，期間扶植黃紀男成立「台灣青年同盟」，致力推動台灣託管運動。當時傳言，美國企圖藉聯合國「託管委員會」，控制整個太平洋上所有主權不明確的島嶼及國家，以形成對蘇聯的完整防線。但此種主張受到蘇聯、英國等國反對，在台灣也乏人問津。

二二八事件前夕，葛超智、卡托(Robert Catto)等美國官員否定「開羅宣言」的法律地位，且鼓勵台人趕走中國人。並承諾美國會給予「強大援助」：

……有一個人要提到，那便是1947年元月，馬歇爾將軍承認調處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失敗。也就在這同一時間，在台北的美國當局人士，諸如台北領事館副領事柯喬治、美國新聞處處長卡托、以及聯合國救濟總署的佩因上校，告訴黃紀男和他的同志：「開羅宣言」由於不是一項國際條約，不能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台灣可請求聯合國進行託管，將中國人趕出去。倘若台灣人能組成一項有效的運動，以達成這項目標，美國就會願意對台灣人予以強大援助。

王添灯不為美方所動

除了黃紀男等人，葛超智也看中擁有《自由報》、《人民導報》等多家媒體，又是茶業公會領導人的省參議員王添灯。蘇新表示，卡托曾透過翻譯陳振興，請王添灯赴美新處的茶會。王抵達時，已有七八位台灣紳士在場，試探他：「台灣不能這樣下去了，最好是自治或者獨立，不知道王先生有甚麼高見？」王添灯當場表示：「今天這個茶會真有意思，原來你們都是卡爾先生(Kerr)的好朋友，但真對不起，我是中國台灣省參議會的議員，你們對我談這樣的問題，未免太失禮！」，並要陳振興轉達：「請轉告卡爾先生，說他找錯了對象！」

二二八期間，上海《大公報》記者李純青也提到，美國領事館官員在群眾中鼓掌並送香菸、糖果，還有青年上台提議讓聯合國主持公道。王添灯的女婿蔡子民更表示，葛超智說過可支援武器。葛超智僅是副領事，地位不算高，雖有上尉軍銜及情報員資歷，能否動用美軍武器值得懷疑，除非他背後還有靠山。但對某些人來說，美國願意提供武器支援，肯定是極大誘惑。此項傳言流傳甚廣，蔣經國抵台調查期間也曾聽聞，因此在密電中指出，有人向美方要求武器及金錢，結果「美允money」，未同意提供武器。

美新處製造228假新聞

二二八事件隔天便登上大陸媒體的版面，但未受重視。《大公報》、《申報》都採用中央社新聞稿，內容大致與台北的報導相去不遠。但3月3日《大公報》突然採用美國合眾社的文稿，表示已有三、四千人殞命，憲警向憤怒群眾開槍，百姓多人擬入美國領事館避難。《文匯報》更表示，這是空前的「大流血慘劇」。

報導內容明顯與事實不符，國軍甚至還沒調動，台北怎可能已有數千人喪命？且逃往美國領事館求救的是被本省人追打的外省民眾，與憲警開槍並無關連。3月4日台灣旅滬同鄉會便以此報導上書蔣主席，要求徹查慘案。

3月5日中央社新聞稿澄清，台北至3月4日為止，台胞傷亡僅約40人，反倒外省公務員及眷屬被毆傷亡者逾400人。這份聲明與報導相隔兩天，為時已晚，軍警屠殺的形象深入人心，二二八由地方事件一躍成為國際焦點。美國合眾社的這則報導從何而來？或可合理懷疑，正是台北的美國新聞處處長卡托，為了配合葛超智，而擴大宣傳二二八事件，製造美國政府干涉台灣的契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今年是台灣大學創校90周年(1928-2018)的大喜日子，卻因校長當選人管中閔的顏色不符，引起獨派的卡管、拔管鬧劇。筆者30多年前曾努力爭取恢復台大校史起點及原始校慶日，但至今尚未成功。

筆者自1980年起，擔任台中市台大校友會會刊《台大人》總編輯。1984年10月因鑑於台大校慶日期顯然有誤，乃與大學同學鄭梓交換意見，反覆考證，撰寫了〈台大校慶的正確日期：1928年4月30日〉，刊於該刊第2卷第20期，希望台大當局尋根溯源，放棄以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改制之日（1945年11月15日），為校慶日及校史起點，恢復原先的校慶日。

台大校長始終未處理

當時《自立晚報》和多家黨外雜誌予以轉載，竟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尹章義教授還把論戰始末寫進《台灣近代史論》書中。

不意拙文得到台中市校友分會及校友總會理監事的共鳴與響應，台中市分會全體理監事還為此事聯名發函給當時的台大校長孫震，請其本著泱泱大風及有容乃大的精神，接納建言，當機立斷，回復台大原本的校慶！

孫校長接到校友聯名函不久，立即於當年11月2日函覆，表示「關於建議更改校慶日一節，目前本校正進行查閱教育部檔案，藉以明瞭當時核定校慶日之詳細情形。茲事體大，自當慎重研議，並參酌其他情形，研商依規定程序辦理，詳情另將奉告。」

全體校友恭候多時，卻始終未見孫校長及後任校長「另將奉告詳情」的回函。台中台大校友分會理監事多係一時俊秀，光是近四任市長（曾文坡、林柏榕、張子源及現今的林佳龍）都是台大校友。孫校長以這種態度敷衍校友，未免令校友大失所望。記得事後不久（1985年1月28日），台中市校友分會舉辦新春聯誼會，特地邀請孫校長蒞會報告校務，也請尹章義演講為台大正史做辨正，會後聚餐時，筆者向孫校長敬酒，當孫校長弄明筆者身分後，特向筆者致意，說拙文「很有見地，個人亦很表贊同」，筆者亦立即回說「希望校長拿出魄力、當機立斷，恭候回覆久矣！」孫震校長對這一席話可能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

雖然如此，筆者卻終於1986年11月12日《中國時報》報頭下看到一則小廣告，是台大校友會總會長徐慶鐘及台大校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邱仕榮的聯合啟事：「欣逢母校41周年校慶暨創校58周年，本會舉行慶祝酒會，歡迎各界校友蒞臨同申賀忱」。校友總會此表態等於認同筆者提議，只是讓「校慶年代」及「創校歷史」同時出現在啟事上，如此和稀泥作風，不禁令人發噱。以後每年慶祝台大校慶，都是相同模式，邀請函和啟事都是「校慶○○週年及創校○○週年」並列。

應維護歷史事實

筆者當年建議，純粹站在維護歷史事實，而不在於爭台大歷史的長短或哪一天是校慶日。既然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大在1928年4月30日就已經存在，就應該尊重此一事實，幹嘛要蓄意否定這段歷史？尹章義說「討論台大校史當以史實為基礎」、「物換星移何損台大榮耀」，何懷碩也稱「台大歷史的爭辯，有人認為日據時代的一段恥辱，應該『切除』，我個人認為『恥辱』也是歷史，史實的真更重要」，可謂持平之論。

何況，正如尹章義所言，1945年11月20日，行政院第721次會議通過決議在台灣設立「國立台灣大學」，12月1日才決定聘任教育部接收特派員羅宗洛為台大校長，台大當局卻一直堅持以該年11月15日接收日作為校慶及校史起點，這既不合理，又不符史實！

台灣不少中小學慶祝百歲校慶（無不以日據時期創校日起算），甚至一些在台復校的大學，如中央、清華、交通、中山、輔仁、東吳等，也不顧中間的斷層，照樣以在大陸創校時間作為校史起點，奈何台大卻自絕於歷史！固然一所學校的學術地位不在於歷史的長短，但歷史不能任意斬斷或割裂，亦不能任意延長或縮短。

回顧當年，除了台中市台大校友分會熱烈響應外，《自立晚報》亦於1984年11月5日發布新聞「台大校慶生辰不符、校友咸盼『驗明正身』、明年應為建校57周年」，不久自立論壇全文轉載拙文，立即引發一場論戰，為時約半年，介入這場戰火的有尹章義、鄭梓、何懷碩、陳其南等人支持拙文論點，另有侯健、那廉君、諸葛更亮等人持反對立場。為此，筆者另撰有〈台大生辰之爭大事紀〉刊於《台大人》月刊，尹章義亦於該書中特闢「台大創校史與校慶之爭」一章，回述其盛況。

四月應慶祝創校90周年   

雖然自從點燃這次論戰戰火之後，個人因工作地點遠離台中，與台中市台大校友會日漸疏離。但因心願未了，乃又草就此文，以就教於社會各界人士，並期勉台大諸主事者，請務必以傅故校長「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和人類」的精神，恢宏氣度，盡早妥善處理、根本解決，並籌劃擴大熱烈迎接台大創校90周年大慶。

(作者係中學退休歷史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