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冬奧出現的朝鮮半島和平，究竟能否延續？各方關注，從潘斯搞砸美朝密會之約，安倍促文在寅盡快恢復美韓軍演，可知阻力未必來自北韓，而是在南韓盟友的美日。

由韓國主辦的平昌冬奧，南北韓擱置宿怨而組聯隊、舉「半島旗」一同出場，是本屆大會運動競技之外，最受全球矚目的大事。不過，有人為南北韓一家親歡呼，卻也有人大潑冷水，乃至不惜在場外上演外交戰、軍事布陣角力戰，兩個扯首爾後腿的，一個是當今超級強權美國，一個是自稱「和平國家」的日本。

美日強力向文在寅施壓

由於北韓參加冬奧的代表團由最高人民會議常委會委員長金永南及宣傳部第一副部長、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領軍，一定負有政治任務且會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談，大秀和解戲碼。代表美國參加的副總統潘斯2月7日就先到日本，與首相安倍晉三定好對策，聲稱必須面對北韓開發核武、飛彈的威脅，不為其「微笑外交」所動，也不允許北韓的政治宣傳綁架冬奧，且要繼續組織國際社會對北韓施加最大的壓力。

翌日，潘、安分別與文在寅會面，都敦促切勿對北韓讓步太多。文在寅承襲前總統金大中、盧武鉉的路線，確實對北韓較友善，對突如其來的平昌和平熱切期待，他說「南北韓關係的改善與對話，必須跟（北韓）非核化連結」，並不遮掩願與平壤對話的企圖。基於日本外務省認定文在寅政府的本質是「親北韓」的，安倍更是露骨地嚴防文在寅輕易受北韓邀請，他對文說「為了對話而對話，沒有意義」。更令人驚訝的是，安倍要求南韓在平昌冬奧、冬帕運（3月9-18日舉行）後，盡快恢復美韓聯合軍演。這引起文在寅的反彈，回應這是韓國的「內政」。日本明知北韓向來對美韓軍演非常感冒，也容易刺激北韓再射飛彈等，竟還如此建議，足見日本對南北韓和解的戒心之深。

開幕式上，潘斯、安倍跟北韓代表團的座位近在咫尺，但雙方毫無互動，在南北韓聯合運動代表團出場時，潘、安都沒有起立、鼓掌，這動作無異是在對兩韓的民族和解潑冷水。

美國政府對北韓的態度，川普自己講話就反反覆覆，一會「與北韓談判是浪費時間」，一會「適當時期及情況下，跟北韓對話是開放的」；國務卿提勒森則說「準備無條件進行對話」，外界無從確知美國究竟打什麼主意。

潘斯設計破壞密會之約

就在冬奧接近尾聲時，美國官方證實，在南韓斡旋下，美國與北韓最高領導階層本已講好，2月10日由潘斯跟金與正兩方各三人，在南韓總統府密會，只是潘斯連日在各種場合抨擊北韓核武野心、侵犯人權又會見脫北者，令北韓不滿而臨時取消密會。外界普遍認為，美國平白錯失與北韓當面溝通的機會，同時也曝露了美方表裡不一，美國與北韓有秘密管道，只不過美國的態度自失誠意和立場，恐怕和北韓結下更深的心結，而且跟文在寅的想法存在很大的落差。

而這期間，繼日本之後，美軍也承認在籌備朝鮮半島發生戰爭時，包括駐韓美軍眷屬在內的非戰鬥人員撤退計畫。但最尖銳的訊息還是，2月15日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電子版，引述熟知川普軍事措施的前美國情報官員的話報導說，川普政府對北韓發動先制攻擊之前，可能會先進行網路攻擊，半年多來美國政府與日、韓等國家正在進行網攻的初步準備，包括設置可切入北韓網路環境所需的光纖纜線、遠距操作的據點等。此外，美國政府還布建對北韓的諜報活動，投入數十億美元的資源，進行監視、竊聽電話、電子訊號，及收集衛星影像畫面。為了分析北韓情勢，集結軍事情報分析家，並招募、培訓懂韓語的秘密情報人員。這足以反證為何川普政府會輕率破壞密會、打壓難得的和解契機，原來它私下在磨刀霍霍。

日本在場外的動作並不亞於美國。陸續宣布：在2020年成立網路、宇宙(太空)司令部，把網路、太空視為陸海空之後第四、第五戰場，新單位隸屬於防衛相之下，與現在陸上、海上、航空自衛隊、位階相同的部門。

自衛隊正在三澤基地組訓新機隊，近期要編制54艘護衛艦、22艘潛水艦體制，還打算引進魚鷹運輸機。3月剛剛在長崎相浦營區正式部署等於是日本版海軍陸戰隊的「水陸機動團」兩團、2100人，但自民黨已規劃，到2021年要增加到3個連隊，總規模達到3000人。日本整軍快速、密集的程度可想而知。

美日私利妨礙朝半島和平

美日不約而同在朝鮮半島周邊增加軍事和情報部署，而且顯然都對文在寅與北韓接近不以為然。戰後美國利用冷戰、韓戰在日、韓駐軍，延伸國家經貿、安全利益，牢牢掌控著日、韓兩國，如果兩韓和解、統一，還需駐韓、駐日美軍？而日本要牽制中國崛起，處心積慮在東北亞「復權」，保持區域緊張，有利於其在國內為修憲、自衛隊建軍的輿論鋪路。金正恩遣親信、親人來談，連美國中情局都認為他是認真的，就算有權謀，難道美日沒本事將計就計，讓金上談判桌？因此，追本溯源，恐怕是美日不希望南北韓和解吧。

國際政治是非常骯髒的，當朝鮮半島和平曙光出現時，強權國家為了私利，不見得願意順水推舟，甚至還會刻意吹來烏雲。朝鮮半島如此，台海兩岸本質上也同樣一直蒙受著這類困擾。

(作者係本刊主筆)

藉着平昌奧運，兩韓好像分別很久的戀人一般，趁機相互熱情擁抱，讓世人看了又是祝福又是憂慮。祝福的是，希望日後不要再吵架，攜手安和過日子；憂慮的是，不要奧運會後又回到舊日，相聚變成不如不見。

此次南北韓透過國際體壇盛會，把朝鮮半島緊張氛圍頓時轉變成握手言歡，共同促成「和平」舉辦平昌冬奧目標，這當然要歸功於南韓總統文在寅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意志。世人應給予肯定與掌聲。

兩韓僅完成第一階段任務

惟憑良心說，文在寅與金正恩的驟然牽手和好，只能說只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而已。正如，2月17日，文在寅訪問奧運採訪中心時向國內外媒體記者所說的，平昌冬奧最重要目標之一是成功舉辦「和平奧運」，並且讓全世界看到女子冰球兩韓合組一隊、選手共同入場，以及啦啦隊共同聲援等。對於這些成果，文在寅深感滿意。然而，文在寅和金正恩的第二階段路程，卻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是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壓力。美國總統川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認為，兩韓在高階會談所達成的「韓民族問題由韓民族對話、協商解決」協定，已清楚說明兩韓統一事務應由韓民族自行解決，美日深恐文在寅與金正恩合力，打破美韓日同盟關係。

尤其，美國與日本主張，金正恩派出500多名藝術團、跆拳道示範團及美女啦啦隊，參與平昌奧運賣力演出，根本就是戴著「微笑假面」，企圖挑撥離間美國和南韓的同盟關係、暫時爭取時間趕製新型洲際飛彈，以及脫逃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制裁與孤立等，心懷鬼胎。安倍甚至利用韓日高峰會談機會，當面向文在寅警告：小心金正恩笑裡藏刀。

美國副總統潘斯出席奧運開幕式後，2月12日向川普簡報南韓之行，確認北韓高階代表團長李善權直接告訴南韓統一部長趙明均：「北韓製造核武與飛彈係針對華盛頓，而不是首爾，請南韓放心。」顯然，兩韓是一家人，根本沒有把美國放在眼裡。

美國在玩兩手策略

近日來，美國一手攻擊北韓，另一手報復南韓，兩手策略越來越明顯。2月17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國際安全會議上表示：要動員一切手段，對北韓金正恩政權施加壓力。美國非要把金正恩一個鐵棒打倒不可，否則不會罷休。看來，川普與金正恩坐下來談一事，尚有諸多障礙。

文在寅原想藉着平昌冬奧舞台，安排美國和北韓有機會自然接觸，沒想到不僅事與願違，反而換來美國經貿報復。先對韓製洗衣機賦予重稅，再來對鋼鐵製品加以53%關稅，讓南韓鋼鐵公司苦不堪言。更嚴重的是，川普要把南韓GM汽車工廠搬遷至底特律，甚至要廢棄施行6年多的美韓FTA協定。

南韓政府對此當然不服氣，認為美國將安保問題與經貿問題混為一談。2月19日文在寅主持首席幕僚會議時立即指示，美國對於韓製鋼鐵產品等採取進口限制措施，南韓要用向WTO控訴等手段予以積極因應。

目前看來，美國與南北韓三角關係，恐怕還要中國和俄羅斯出面作和事老。中國方面早已表態，希望美國與北韓先坐下來談，才能逐步找出解決北核問題之道。川普與文在寅更盼望，習近平積極出力。俄羅斯國會議員組團訂於4月訪問北韓斡旋，甚至德國外長也給俄羅斯加持說，解決北核問題，絕對少不了俄羅斯的角色。

在在說明，文在寅從平昌冬奧開出的和平號車子，已在國際間發生效應，而且在南韓國內也獲得大力支持。據2月15日南韓民調機構RealMeter所做調查顯示，有61.5%韓國人贊成舉行第三次南北韓高峰會談，僅有31.2%反對。更令文在寅興奮的是，去年5月9日僅以41.1%得票率當選總統的他，近日南韓蓋洛普所做民意支持率維持在63%左右，比歷屆任何總統都高。

文在寅面臨不少課題

此刻，文在寅正在放慢腳步，衡量冬奧後，南韓如何能把和平號車子持續往前駕駛下去，還面臨不少課題。其一、如何說服金正恩放下手中的第7次核試和新型彈道飛彈不再挑釁。其二、派遣特使分至美國和北韓，安排舉行川普和金正恩會談事宜。其三、促進多邊會談，獲得國際社會支持。其四、先行開展離散家族晤面等兩韓民間交流的活動。其五、舉行南北韓軍事會談，來調解非核化問題。

過完春節，南韓進入忙碌的選舉季節。文在寅深知2000年與2007年金大中和盧武鉉，分別前往平壤，與金正日召開兩韓會談後，在地方選舉和總統大選雙雙落敗。文在寅不希望這種慘痛的教訓在他手裡重現。

對南韓現任總統和執政黨而言，兩韓問題始終不是有利的變數。文在寅是否能扭轉這種趨勢，6月13日南韓地方選舉的結果，答案即將揭曉。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川普上任後首份國情咨文的主題是「建立安全、強大和自豪的美國」，而CNN等一些美國媒體卻指責，川普在其執政第一年，就把亞洲「拱手讓給中國」。果真如此嗎？美國能重返亞太嗎？

近來川普政府對中國政策出現不斷強硬的勢頭，繼2017年年底提出「印太戰略」構想，2018年初又將中國和俄羅斯定位成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挑戰美國利益、經濟和價值觀的對手。之後，川普在出席達沃斯論壇期間更主動透露，如果條件可以，美國將重新談判TPP。

正當此際，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旗下的網路新聞雜誌《中參館》(ChinaFile)，最近與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探討了中國是否對美國構成威脅這個問題。結論是，理論上，中國可以對美國霸權構成生存威脅，但事實上，中國還不是美國霸權的立即威脅。

尚非立即威脅但威脅增加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負責海洋策略的霍爾姆斯(James Holmes)認為，中國與俄羅斯並不對美國霸權的繁榮與安全構成立即的威脅(immediate threat); 但是一個逐步增加的威脅(incremental threat)。

霍爾姆斯指出，自從二戰以來，美國自視為海洋商貿自由體系的護衛者，在歐洲和東亞駐有軍隊，而且依靠同盟關係保障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但北京與莫斯科則在黑海和南海，按照其利益修訂海洋自由規則。如果他們成功達此目標，美國將失去在亞洲的戰略地位。

蘭德公司高級政策分析師莫里斯(Lyle Morris)指出，從軍事理論上來說，威脅是能力與意圖的結合。從這個角度來看，無疑地，中國與俄羅斯對美國霸權構成最大的生存威脅。中俄兩國不僅有能力在與美國爆發的區域性衝突中獲勝，在很多情況下，也有與美國軍隊對陣的政治意願。對於中國而言，這些情況包括台灣、朝鮮、日本（東海爭端），以及南海爭端。

莫里斯說，中國無視2016年7月國際仲裁庭在南海問題上的裁決，繼續通過建設島礁鞏固其對南海的控制，威脅到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並影響其他爭端方；若中國未因此受損，北京將是贏家。但他認為，國防戰略是美國國防部職責的體現，本該制定遏制所有威脅的戰略，並在軍事衝突中取得勝利。而國務院和白宮則當然會繼續在可能的情況下，在與中國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上進行合作。

川普中國政策為何轉硬

川普和習近平的蜜月關係在2017年11月川普訪問北京期間達到高潮，之後不久，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就開始逐漸強硬，何以如此？

川普的亞洲行後，亞洲的許多國家都調整了對中國的政策，像新加坡、越南等都和中國重歸於好。中國在這樣一段時間內也調整了其亞太地區的政策，挽回其在亞太的地位，這對美國鞏固亞太霸權的地位是不利的，令川普感到中國真正的威脅來了，所以重新提出對中國的強硬政策。

若打貿易戰將雙輸

經貿戰最能感受到美中之間硝煙瀰漫的緊張關係。有人從種種跡象判斷，美中貿易戰迫在眉睫，但我認為美中貿易戰不太可能，因為經濟全球化之後，中美之間的利益越做越大，經貿已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美國如果想把中國打敗，肯定會雙輸，也就是傷敵一千，自傷八百。另外，當美國要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時，許多大企業的領袖巨頭必定會站出來反對，國會內部也比較難通過。

美國可能無法重返亞太

在出席達沃斯論壇期間，川普主動透露說，如果條件可以，美國有可能重談TPP。道理很簡單，如果川普任令亞太被敵對勢力取代，比如由中國和朝鮮控制，那麼「安全、強大和自豪的美國」從何而來？川普必須重返亞太，但川普要求對TPP重新談判，而非簡單的重返，這恐怕很難得到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的同意。除非川普放棄對TPP原有的尖銳態度，按照歐巴馬排好的規則，美國應很難回到TPP，或通過TPP重返亞洲。

除重返TPP，川普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態度也很重要。中國加入WTO後，美國承諾而未能兌現的條件很多，美中關係應在WTO進行重新博弈，但川普沒有這麼做。

原來歐巴馬時期打造的TPP，是對中國的一個經濟包圍圈，好不容易談了幾年，才把14個國家攏在一起，成立了一個經濟上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來包圍中國。結果川普一上任就把它廢了，這使得美國的盟友都感到很失望，是美國經濟上一個崩潰式的失敗。川普幾經衡量後覺得不甘心，想要修改其政策，這樣即能實現他在選舉時對人民的承諾，符合美國的利益，也能撿起這個經濟上對中國的包圍圈。川普這段話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要回頭已不容易。因為美國對中國編織的經濟包圍圈，已經快要被中國的「一帶一路」衝垮，故川普很難實現「亞太再平衡戰略」。                

誠實競爭才是王道

直白說，中國不是美國霸權的威脅。但中國應該意識到，美國充斥著「中國人吃了美國人的營養午餐」、「美國的霸權受到威脅」的情緒，這不僅僅存在於美國官方或只來自華府。

美中爭雄，誰會是最後的贏家呢？中國已崛起，而且實力越來越強，影響力越來越大，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中國會贏得對美國的優勢，特別在亞太地區。中美兩國目前各自帶著深不見底的自豪感，但歸根結底，進行誠實的競爭，才是王道的國際政治遊戲規則。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

達沃斯(Davos)是阿爾卑斯山系最高的小鎮，人口13,000左右。這個瑞士小鎮舉世聞名，不全是因為它是滑雪勝地，而是因為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又稱Davos Forum)在這裡舉行。

達沃斯論壇歷次均聚集了各國元首和政府領導人、國際組織、工商業鉅子、學術巨擘、主流媒體等，討論世界所面臨最緊迫的問題。2017年會和2018年會，分別邀請到中美兩國元首習近平和川普出席並發表主旨演講，兩人都是第一次以國家元首身分參與論壇，因此，人們很自然地會比較兩人的風采和格局。

習近平提出「中國方案」

2017年會有超過100多個國家的3000多名政商界代表與會，規模創歷屆論壇之最。年會的主題是「領導力：應勢而為，勇於擔當」。習近平應邀在1月17日開幕式上，發表了「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主旨演講。

在全球化廣受質疑，國際經貿體制面臨嚴峻挑戰，人們對世界經濟前景充滿疑慮的時刻，習近平從全球視角的高度，闡釋中國的經濟全球化主張，回答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和面臨的挑戰。

習近平開宗明義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中國曾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有過忐忑，但中國敢於到世界市場的汪洋大海中游泳，且學會了游泳的各種技巧。因此，中國既是全球化的參與者，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及貢獻者；中國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維護開放的貿易體制，努力使世界更多國家和人民享受自由貿易的好處。

習近平認為，當前經濟領域的三大矛盾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一是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滯後，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三是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球仍然有7億多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這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一些國家社會動盪的重要原因。

對於如何解決三大矛盾，習近平提出了「中國方案」：第一、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第二、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每個國家都有發展的權利，同時都應該在更加廣闊的層面考慮自身利益，不能以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第三、要下大力氣發展全球互聯互通，讓世界各國實現聯動增長，走向共同繁榮；堅持與時俱進，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

習近平通篇演講雖側重經濟全球化的矛盾和挑戰，但貫穿其間的是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思想。

川普重在招商引資

2018年會的主題為「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強合作」。川普應邀在1月26日的閉幕式上，發表「把國民放在心中」的演講。川普講了15分鐘，其中近10分鐘大談他的政績，包括美國經濟增長、股票屢創新高、投資環境優化、就業率上升等。他自詡為商人總統，是美國的啦啦隊長。他沒有提出建設性的主張，但相比他過去對國際貿易的負面態度，此次提及「美國優先不意味著美國孤立」，是較為積極的信號。

川普畢竟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總統，因此，與會者充滿了期待。他們要知道，川普會以他好鬥的個性指責全球精英，還是會換一種不同的語調來對話。事實證明，川普是來做生意、來招商引資的，而不是來吵架的。他從頭到尾看著電子提詞機照稿宣讀，語調內斂而不張揚，像一個商人，而不是直言不諱的民粹主義者。

川普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息，美國正在恢復競爭力，現在是時候投資美國的未來，「美國是做生意的地方，來美國吧！你能夠創新、立業和建設。」他說，現今的自由貿易規則是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起來的，當時美國的經濟利益植基於其他國家經濟的成功發展。川普對這個貿易體系並不滿意，他質疑多邊貿易體制對美國既不公平也不互惠，因此，他一上任就退出TPP，並堅持重新談判《北美貿易協定》。

習川二人格局不同

嚴格來講，川普並沒有提出如何加強國際合作的建言。有人甚至認為，他的演講不切合主題，因此他講完後大約只有20至30%的聽眾鼓掌；而習近平演講完畢是全場起立致敬。川普的演講聚焦美國，在招商引資及宣揚「美國優先」方面，他算是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但希望他就構建長期穩定的國際秩序，並共同解決全球經濟領域所面臨問題的期待卻落空了。

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放眼世界，把它看成是一個「地球村」，是休戚與共，而非我贏你輸的零和遊戲；川普則仍把世界看成是羅馬的鬥獸場，我贏你輸、你贏我輸的殊死搏鬥。習近平思想是新時代的新啟蒙，而川普則仍然停留在冷戰時期的舊思維。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2月14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帕克蘭市一所高中發生17名師生遭槍殺的重大槍擊案(Mass Shooting意指至少死亡4人以上者)。這已是美國今年以來發生的第6起校園槍擊案。

槍擊所在地為佛州一個標準安定、祥和的小城鎮，而今發生如此嚴重的事件，足證美國文化中有暴戾之氣。這都是因為槍枝管理法形同虛設，以致槍枝氾濫，成為美國的恥辱。如此暴力的社會，還能自許為文明之國嗎？

美國擁槍者世界第一

根據2017年估計，每一百位美國人就有88.8支槍，這表示在美國幾乎每一個成年人都有一支槍。世界第二高的紀錄是經常處於內戰的葉門，每一百名葉門人有54.8支槍。當然，這不表示每一個成年人都真的擁有槍枝，但根據民調，60%持槍者擁有兩枝以上的槍，去年10月1日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發生的槍擊案，凶手擁有27枝槍，是足可裝備一個排的火力。

各州的槍隻管理法不盡相同，人們容易鑽漏洞跨州購買槍枝，然後攜槍回家，在此情形下，就有下述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是校園槍殺案年有增加。其二是被槍殺死亡人數每有增加，此次佛州校園槍擊案與去年發生在賭城的兇手，均手持半自動步槍，甚具殺傷力。其三是主張嚴格管理槍枝者與擁槍者，在共和及民主兩黨的遙控下，互不相讓，無法形成社會共識。

槍枝取得容易造成災難

美國槍枝泛濫的起因來自幾個面向。首先是銷售管道多元，有槍枝特賣店、當鋪、大型販賣場，甚至可以郵購買槍，或在周末推出特價便宜貨，更不用說黑市，連稅金都省了。其次，顧客只要有錢，可以選擇長槍、短槍、半自動步槍、手榴彈、炸彈、軍刀、獵槍等各式武器，還有尊貴的古董槍可作為傳家之寶。至於槍枝執照，一般僅需40美元，比駕照還容易取得。這都是政府為刺激經濟，而服務顧客的「善行」。槍枝宣傳品上更印有「Guns Don't Kill People, People Kill People」等字眼，令人看了不能不買。

在如此容易取得槍枝的環境中，槍枝持有率年年增加。近年因槍擊案而喪生者，每年多達三萬人左右。槍手的年齡也有下降的趨勢，此次佛州槍手只有19歲即為一例。槍擊案造成人人自危，更多人想擁槍自衛。於是持槍者大增，槍擊案也隨之頻頻發生。惡性循環，伊於胡底。

NRA勢力龐大

美國槍枝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成立於1871年，總部位於維州Fairfax城。早期是以射擊運動為主的俱樂部，之後逐漸與政治掛勾，成為一個以選舉為手段，收買民意代表的遊說社團，每年花大把銀子灑向國會及州議員們，要求他們支持擁槍立場，經費來自會員及武器製造商、經銷商等集團。該協會目前約有五百名工作人員，直接與五百萬會員通氣，並可間接影響一、兩千萬愛槍者。

曾經演過《十誡》、《賓漢》的大明星查爾登赫斯頓(Charlton Heston)，擔任過NRA主席，他個人聲望擴大了該會影響力，成為訂立槍枝管理法的最大阻力。

歷史上共有8名總統是該會會員。2017年川普曾參加在亞特蘭大舉行的NRA年度大會，並發表演講。NRA的會員們多為川普的忠誠支持者。

擁槍有其歷史背景

持槍在美國歷史占有重要地位。他們的先人在400年前到新大陸屯墾，需要武器與野獸及印地安人搏命。之後再以武器擊敗英法西等國，成為美利堅共和國。再加上美國早年地廣人稀，戶間距離以里計，又缺乏警力，只好靠武器保衛自己的家園。因此，美國憲法修正案第2條就明文宣示「人民有攜槍的自由」，今日任誰也搬不走這塊巨石。

如今欲禁止數百年的習俗，當然會引起反彈、恐慌，這也是為什麼反對禁槍的理由。

擁槍自由竟成濫用槍枝

槍枝氾濫是一個集法律、政治、習俗、傳統、感情於一身的複雜問題。儘管槍枝泛濫造成社會不安，但擁槍者認為擁槍可以射擊、狩獵、自衛，有百益而無一害。不過最重要的是，美國槍枝泛濫之所以成為無解的難題，是因為美國人對於自由的詮釋無法統一。擁槍者認為擁槍是自由的象徵，而在美國一談到自由，就無人能擋，擁槍者據此不退。

不過，重大槍擊案一再發生，奪走太多無辜的生命，終於有來自不同州、不同政黨的參眾議員表態，主張訂立更嚴格的管理槍枝法，例如規定購買者應接受更嚴格的背景調查、聯邦建立資料庫控管槍枝，以及禁止買賣攻擊性武器。但這些意見會不會最終成為法律，無人可知。

(作者係中美文化經濟協會榮譽理事長)

戴瑞明，1934年出生於浙江嵊縣，幼年滿受日本侵略戰爭之苦，1949年隨軍隻身來台，1961年以高中同等學力考進台灣大學外文系，為「鵝媽媽」趙麗蓮的得意門生，畢業翌年考上美國政府東西文化中心獎學金，進入夏威夷大學美國研究所，就學期間曾至明尼蘇達大學研究外交暨新聞、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國際關係，1968年取得夏威夷大學碩士學位，隨即返國出任外交部北美司專員。 

戴瑞明曾任政府諸多部門及國民黨要職：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三等秘書 (1971)、駐美大使館三等、二等秘書 (1972-75)，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宣傳處長、主任秘書、副局長 (1975-87)，國民黨中央委員、文工會主任 (1987-1989)，總統府秘書 (1989)，外交部顧問兼研設會副主委 (1990)、駐英國代表 (1990-93)，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國家統一委員會執行秘書、國統會諮詢委員兼召集人 (1993-96)；駐教廷特命全權大使 (1996-2004)，2004年退休。

服務公職期間勳業卓著，曾獲中央級公務人員保舉最優人員 (1969外交部、1977新聞局)、一等大綬景星勳章 (2004)、教宗頒授庇護九世大綬十字爵士勳章 (1997)，並獲天主教輔仁大學頒發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2004)。

公餘並在大學院校授課，台大外文系兼任講師 (1969-71)、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兼任教授 (1986-87)、政大國關中心顧問 (1993)、三軍大學榮譽講座 (1993)、戰爭學院榮譽講座 (1994)。退休後，經常赴各大學演講，傳授經驗，並撰文評論時政、國際形勢。

現為趙麗蓮教授文教基金會董事、中華民國孔孟學會理事、中美文經協會常務理事、兩岸統合學會顧問。

問：近日媒體報導教廷與大陸即將簽主教任命協議，因而被視為中梵建交的前奏，您曾擔任駐教廷全權大使7年半，請問您怎麼看這問題？

答：我是1996年9月初到任的，這類訊息當時就已傳聞多年。當然這一次是中梵兩邊的態度都有轉變，令人感到梵蒂岡與北京「復交」的時機似已成熟，因而擔心中華民國政府恐即將失去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其實，據我了解，梵蒂岡一向自許為「宗教實體」，關懷的是全球各地的天主教徒，不注重世俗國家關切的軍事影響力、經濟利益；他們以「人類團結、世界和平」為普世價值；外交對他們而言，只是希望有助傳揚福音，吸收世人皈依天主。

天主教早在16、17世紀即到中國傳教，後因教廷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的習俗，拓展受阻，甚至數度遭清廷「禁教」。1922年「宗座代表」剛恆毅來華深入了解中國文化，說服教宗庇護十二世解除中國信徒「祭祖祭孔」禁令後，才有了轉機。

1942年中梵建立外交關係，教廷在南京設立「教廷駐中國大使館」。1949年中共「建政」後，驅逐外國傳教士及教廷駐華黎培里公使。稍後「教廷駐中國大使館」不得不搬到台北，而大陸則成立獨立自主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俗稱「地上教會」。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決議案，教廷立刻召回在台北的大使，之後一直由「臨時代辦」代館迄今，旨在向北京示好。教廷因恐其所訓練出來的神父及秘密任命的主教逐漸凋零，一直積極與北京政府保持來往，希望早日與北京關係正常化。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天主教21世紀傳教的重心在亞洲，而亞洲以中國為首要。1998年10月底他對前往訪問的李前總統夫人曾文惠說：「台灣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都是兄弟，應該透過對話，謀求和解，達成和平」，現任教宗方濟各因認同利瑪竇傳教「在地化」的理念，對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更加積極。

問：那您認為中梵未來一旦建交，台灣當局及民眾應抱持何種態度？

答：了解教廷與任何國家、地區保持關係都是為了達到其傳播福音目的，我們應該以平常心來看待這個問題。大陸目前有100多個教區，台灣只有7個，為了照顧大陸眾多的信徒，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是教廷長期不變的目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過去中梵雙方僵持不下的爭議是，教廷堅持只有經它任命的主教才是「合法的」，而大陸教會經由選舉產生的主教是「非法的」。不過，現任教廷國務卿帕洛林受命教宗，不再堅持主教非經教宗任命，也可找出雙方共同接受的方式，大陸的教會不再分「地上地下」，彼此共融合一。有此轉變，中梵之間確實出現了以往沒有的交集。但雙方仍有諸多細節需要協商解決。

如果教廷未來要將「教廷駐中國大使館」搬至北京，我們應理解這不是一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建交」或「斷交」，因為在教廷心目中，「中國」只是「普世教會」的「一個教省」，包括大陸、港澳、台灣在內。他們想去大陸宣教，便於為大陸上更多的信徒服務，並不是跟哪個政府作對或「背棄」台灣。我相信台灣的主教、神父還是會照常繼續傳播福音，教廷也希望兩岸的信徒能共融合一。

還有一點，歷來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館都是「教廷駐中國大使館」，而梵蒂岡的外交名錄上把我們也一直列為「中國駐教廷大使館」，稱我為「中國大使」。我曾三次去教廷國務院，要求他們改成「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但他們認為易名予外界以教廷製造「兩個中國」的印象而婉拒了。此外，在台灣的主教團1998年向教廷提出正式請求，將原來的「中國主教團」改為「台灣主教團」，結果教廷要求英文名稱改成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反而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可見，在國際上，形勢比人強，弱小的一方不得不遷就。

問：您是外交健將，對參與過的哪項外事工作，印象特別深刻？

答：我30多年的外交經驗，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現場親睹我們被迫退出聯合國的那一幕，深感國際風雲變化的詭譎，歸結出兩點結論：第一是「聯合國是大國的工具，小國的論壇」，第二是「大國制定政策，小國適應政策」。國際政治極為現實與殘酷，加上中華民國的特殊境遇，因此，基本上我們的外交工作極具挑戰性，經常得運用智慧在夾縫中，開闢出可行的途徑。

說到個人比較滿意的外交工作，我可以談談在1990至1993年擔任駐英代表期間的幾件事。

首先，當時駐英機構名稱為「自由中國中心」(Free Chinese Center)，予人以「流亡組織」的印象，就像二戰期間戴高樂在倫敦的「自由法國」，很不恰當，但英方為了避免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堅持不能用中華民國、台灣等字眼。後來我從新加坡與北京建交後允許我方使用「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ingapore)的案例找到靈感，於是我向英方建議允我方使用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這個名稱，因為前三個英文字的意涵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間的。我推測大陸對此名稱應該可以容忍。果然歷時兩年多的努力，駐英機構於1992年4月15日改成「駐英台北代表處」了。英國開了先例，駐日、駐美機構先後於1992年底與1994年9月獲得駐在國政府同意易名，但被要求改為駐日、駐美「經濟暨文化」代表處。

其次，華航、長榮很想跟英國通航，早就派人在英國活動，卻始終沒有進展，英政府希望我出面協調。當時香港還未正式回歸，英方擔心與台灣通航會得罪大陸，節外生枝。但我向英政府表明，支持香港繼續穩定繁榮是我們的目標，通航不會對香港回歸產生任何不利影響，終於達成台北倫敦通航的協議。1993年3月29日長榮與英亞航正式通航。

再其次，我促成了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及銀行家辜濂松，前往倫敦拜訪柴契爾夫人，當時台灣外匯存底世界第一，柴契爾夫人對台灣很有興趣。我趁機提出邀請她前往台灣訪問，她欣然同意，於1992年8月底訪台。

經過柴契爾夫人從旁協助，英方派出大使級的外交官以外調方式擔任駐台代表，自此英國代表都出身外務部，英我雙方雖無正式邦交，但彼此都是外交系統的代表，可以照顧到雙邊全方位的關係。這幾件事讓我體會到，處理台灣的對外關係，必須低調，也必須多考慮大陸的想法及立場，讓對外關係跟兩岸關係取得平衡。

問：在外交界的前輩中，您特別推崇哪幾位？他們有哪些特質值得效法？

答：我們優秀的外交官很多，而顧維鈞、蔣廷黻、葉公超是我最佩服的三位。他們那一代外交家都有強烈的愛國心與使命感。顧大使致力撤銷列強與清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爭取中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平等。1943年中美、中英簽了新約，這是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上千萬條性命換來的結果。

1919年，顧維鈞在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嚴正表示，中國派人參加了對德作戰（少數軍人和14萬華工），是戰勝國，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理當歸還中國，不應轉交給伺機侵占的日本，對中國實在不公平。他因此拒絕簽署巴黎和約，是第一位敢向列強說「不」的中國外交官。一戰、二戰後的和平會議，他都代表中國參與，聯合國憲章裡有關「正義」的文字，是經他要求加進去的。他認為「沒有正義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

蔣廷黻大使的貢獻則是在國府從大陸撤守，處境艱困時期，竟能運用智慧與外交技巧，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控訴蘇聯侵略中國案」。

1949年國府遷台，葉公超臨危受命出任外交部長，先後於1952年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1954年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得台灣的生存發展得到安全保障。1958年他出任駐美大使，很快就安排艾森豪總統來台訪問，這是首位到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訪問的現任美國總統。台灣當年能轉危為安，葉公超樹立的外交基石功不可沒。

問：您經常就兩岸問題提出真知灼見，請問您是否認同錢復部長「兩岸關係高於外交關係」的主張，請問您認為台灣應如何脫離困局？

答：我十分贊同他的卓見。台灣有很多人喜歡用「獨立」一詞，來掩飾他們的分裂行為。我認為台灣要脫離困局，首先要釐清幾個觀念。

第一，從法理上講，台灣從來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也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中華民國憲法始終是「一中憲法」，主權及於全中國。

第二，現實上，台灣不可能獨立。當今承認大陸的有170多個邦交國；承認我們的只剩20個小國，如果把國號改成「台灣」，恐怕連這些小國都保不住。

第三，我們必須認清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民進黨當局堅持台灣要有「主體性」，主張從中國分裂出來成為「台灣國」，追求「一中一台」的目標，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因兩岸政經實力、國際影響力明顯此消彼長，台灣終究還是得與大陸連結合作才有前途。

第四，民進黨當局應承認「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本質是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我們並不吃虧。兩岸有此共同政治基礎，關係才可能好轉。

鄧小平除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外，更重要的一句話是只要台灣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國旗、國號、國歌。因此，我認為解決兩岸問題應該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兩岸先承認兩岸目前是一個國家內的兩個治理當局。其實，陸委會前後任主委王郁琦、夏立言，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晤談多次，連馬英九與習近平都以兩岸領導人身分在新加坡見了面，這其實就等於已默認對方「政府」存在的事實，平等相待，這是大陸方面與時俱進的務實作法。第二階段是展開談判，認真地尋求彼此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妥協讓步的。諸如雙方同意用「中國」作為國名，再進一步商談將來終極統一的路線圖。可惜，馬英九啟動太晚，勉強做到第一步，便沒有時間繼續走下一步，第二步恐怕連想都沒想過。

另外，在對外方面，依聯合國2758號決議，1971年後大陸代表中國，但其實大陸可以主動推薦我們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當「觀察員」，讓台灣的聲音可以被國際社會聽到。我認為這對大陸也是有利的，因為它凸顯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在國際運動會上，我們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參加，正反映兩岸的現狀，沒有「被矮化」的問題。

問：最後，作為資深外交官並擔任過國民黨要職，請問您為什麼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答：我小時候目睹日軍狂轟濫炸、殺人放火，百姓生活悽慘，因而立志想當軍人保家衛國，希望中國人不要再被外國人欺侮。國共內戰時又看到「中國人打中國人」，令我對戰爭深惡痛絕。所以特別希望中華民族要復興，國家要強盛，要達此目的，兩岸必須要團結、要統一。2004年1月8日，我向當時的教宗辭行時，他希望我退休後，繼續「宣揚和平、促進和平」，也因此，凡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的事，我都樂於貢獻一己之力。

作為外交官，我深知外交講的是實力，美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利用台灣作為牽制中國的棋子，是靠不住的。我認為，我們應該及早與北京展開對話，深化兩岸交流合作，讓兩岸的經濟互利共榮，另一方面要掌握有利時機與大陸協商兩岸統合的問題。孫中山先生曾說「和平、奮鬥、救中國」，我認為今天該是「和平、奮鬥、興中國」的時候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應是海內外所有華人的共同責任，值得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台灣媒體每天渲染「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卻沒人關心台灣究竟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有多深？而這些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台灣獨派人士談及許多問題時，都喜歡說「中國因素」（China factor，主要指大陸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力）在影響台灣，究竟「中國因素」一詞從何時開始引入，恐怕難以考究，但至少從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我們就看到了這個詞彙出現。只不過，台灣難道就只受到大陸的影響嗎？台灣島內難道沒有其他「外國因素」嗎？況且，真正影響台灣最深的，應該不是「中國因素」，而是「美國因素」吧？

不是盟友的盟友

過去冷戰時代，由於台灣身處反共陣營，因此一切的教育方向，都把美國與西方世界視為朋友，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從歷史上來，看恐怕不是。

自1853年起，美國水師提督培理(Matthew C. Perry)、駐寧波領事哈利斯(Townsend Harris)、駐華公使巴克(Peter Parker)等，都曾先後主張美國政府應該占領台灣。而第一位實際動手者，則為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德(C.W. Le Gendre)，在他的帶領下，發生了日本人侵略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即使在台灣光復回歸中國後，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依舊極力推動台灣託管運動，希望將台灣控制在美國的勢力範圍下，可見美國覬覦台灣早就其來有自。

更不用提美國在二戰時期，為了自身利益與蘇聯簽訂《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的權益。戰後又以莫名其妙的「剩餘主權」名義，將琉球片面交給日本，同時片面移交的還有釣魚台的「行政管轄權」，刻意埋下日後使中日衝突的導火線。到今天為止，美國都未放棄控制第一島鏈的野心，利用《台灣關係法》與對台軍售，不斷挑撥兩岸的衝突與矛盾。

台灣的美國因素超乎想像

台灣媒體每天渲染「中國因素」，說大陸如何影響台灣的媒體與政治，但似乎沒人關注台灣究竟受到美國的影響有多深。前總統府國策顧問溫哈熊上將，就回憶蔣經國晚年時接獲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北單位，買通了國軍的十個將軍，蔣經國對此也只能歎口氣，拿這些人一點辦法都沒有。

如果連將軍都可以被收買，那美方能在陸軍理工學院（今中正理工學院）中，吸收張憲義成為他們的特工，也就不讓人意外了（提姆‧韋納的書《CIA罪與罰的60年》中提到，張在軍校時即被吸收，而張則自稱是在回台到中科院任職時才被吸收）。蔣經國時代美國都可如此直接插手台灣，那往後幾任的台灣領導人受美國控制的程度，自是只有每況愈下的份。

前總統陳水扁甚至直接向美國「陳情」，表示自己是「美軍政府（在台）代理人」，並且任內「聽命美國在台協會(AIT)指示行事」，連貴為總統的陳水扁都必須聽命AIT的指示來行事，那其他政治人物自不在話下。從維基解密所解密的電文中，我們可看到台灣藍綠政治人物，都與美方有所接觸，提供的「情資」遍及各個領域，美國對台灣黨政軍的影響力不言可喻。

美國造成世界遍地烽火

台灣在狹隘的冷戰反共教育帶領下，全體人民都活在美國建構的世界觀內，除了美、日及西歐以外，世界其他地區都不在島民們的關心之列。

其實，台灣人倘若能放眼世界，看看伊朗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看看越南總統吳廷琰(NgôĐDình Diem)，看看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看看智利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看看巴拿馬總統諾瑞嘉(Manuel Antonio Noriega)，就會發現他們倒台、失去人身自由或喪命，都與美國脫不了關係。

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原本與美國關係融洽，只因之後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就翻臉不認人，立即將之推翻，完全不顧他們是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也不在乎發動政變者是否真的是「自由民主」的信仰者。近幾年來，世界各地所發生的顏色革命，相比於這些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政變歷史，其實並無太大差異，只是把鮮血淋漓的本質，包裝更好、掩飾得更美罷了。

應認清誰是我們的兄弟

美國一切的作為，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台灣不該一廂情願地以為美國會「保護」台灣。任何時間，只要保護台灣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或損失超過利益時，台灣就會被拋棄。

國際政治本來就不講啥自由民主、仁義道德，一切都是利益考量而已。只有自己的同胞才會對你讓利、給你優惠。台灣民眾只要願意跳出冷戰反共的世界觀，即會知道台灣真正的兄弟，其實是一海之隔、血濃於水的大陸。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花蓮地區發生強震，造成17人罹難、財產損失無數。大陸當局先主動向泛藍執政縣長表達協助救災意願，但民進黨當局卻以台灣擁有救援人才、設備為由婉拒，但同時又接受日本援助，因此失去緩解兩岸關係的機遇。

大陸不願與民進黨協商

首先，大陸當局跳過民進黨當局，直接與泛藍縣長對話的原因，在於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又對日本首相稱呼蔡英文「總統」表示抗議，「日方借賑災慰問之名在國際上公然製造一中一台」，日方後允其所請而卸除「總統」稱謂。相對於1999年江澤民執政時期，台灣發生921大地震，各國紛紛馳援台灣，大陸外長唐家璇在聯合國表達感謝各國協助「中國台灣省」，也是立基「一中原則」。

值得關注的是，台灣婉拒陸方協助，卻謂日本有先進生命探測儀，而接受日本救援。事實上，大陸對於救災已擁有先進技術與裝備，經驗豐富，且此次罹難者有多位是陸客，台灣當局應可同時接受大陸與日本救援隊。這樣不僅可以破除「聯美日以拒中」標籤化的效應，也可創造「親美友日和中」的戰略效果。然蔡英文當局捨棄陸方與日本同時協助救災，反而提出日方設施略勝一籌，如此對比，顯未顧及和平崛起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

民間社會高度理性與自制

其次，民進黨「聯日拒中」易被解讀連結外力以抗中的意涵。對於大陸國台辦的慰問與關心，台灣陸委會回應宣稱，代表政府對美日等國家的關切表示感謝，但卻婉拒大陸派人救災。誠然台灣具有成熟的救災治理及天然災害處理能力，並無欠缺設備、技術和援救人員，類似規模的震災應能獨自處理。然「災難政治學」一旦與敏感的國族主義相連結，恐使得原先單純的技術救災轉變成政治性意涵。

台灣當局婉拒陸方協助，最終使陸方的主動協助僅侷限在口頭慰問、祈福祝禱及捐款協助，並無人員、裝備設置與技術援助，實際上對賑災效果影響有限。但是大陸民間及官方組織，仍然為花蓮震災捐款及祈福。例如繼中國紅十字會之後，大陸海協會和福建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分別捐贈100萬元人民幣。儘管大陸網民仍有人把台灣從「寶島」改稱「奪命島」；甚至批評「蔡政府正踩在罹難陸客的屍體上，上演台日親善的走秀場」等言論。總體而言，大部分言論仍以生命關懷角度出發，體現生命價值的可貴；當網民冷嘲熱諷時，反被批評過當及不適切，例如「統帥倒塌」被喻為蔡英文作為「三軍統帥」領導無方等。

人道關懷高於政治立場

再者，兩岸民族主義發抒已具有一定程度成熟性及節制性。大陸網絡社會暫停或減少許多對台灣的批判，大陸微博關注地震的人次一夜飆破28萬。黃曉明、范冰冰、李冰冰，以及金馬影后馬思純等知名大陸明星，也紛紛發文祈福。這顯示當兩岸社會面臨天然災害時，人道主義關懷及民族情感會躍升，壓抑了極端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批判，「以人為本」的生命立場、民族主義情感高於政治立場。大陸當局與民間社會基於「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的同胞情，從官方到民間都及時伸出援手，紛紛慷慨解囊或表達捐助意願。台灣媒體不僅給予忠實報導，也不吝給予讚賞。

救災期間，眾多大陸網絡社群網民為台灣民眾祈福，原本甚囂塵上的仇台言論頓時減少收斂，這顯示大陸理性公民社會勃興與成熟，人道關懷跨越政治藩籬分歧。鑒於2016年7月陸客火燒車死亡25人，當時蔡英文並未探視慰問，備受兩岸民眾質疑欠缺基本人道關懷，此次蔡英文不僅探視受傷住院的陸客，還首度用簡體字發推文，向遇難陸客家屬表達慰問，並承諾盡最大努力搜救，這些表現讓她在陸媒中難得地獲得正面報導。

兩岸輿論報導趨向客觀

最後，兩岸媒體輿論呈現一定程度客觀性，減少對彼此「標籤化」的作用。台灣領導人蔡英文關心陸客之舉措，大陸輿論亦給予正面形象報導。《人民日報》海外版官網「海外網」正面肯定《蘋果日報》、《自由時報》等報導大陸民眾對震災的關心。而三立新聞關注失聯陸客的下落也獲陸媒肯定。這種實事求是客觀的衡平報導，呈現理性公民社會的特點。

總體而言，花蓮遭遇強震，大陸當局與民間社會基於「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同胞情，從官方到民間皆及時伸出援手。網絡社群也在網路平台為台灣民眾祈福，一時仇台言論難以為民眾所認同。災難期間，大陸民間社會強調人道主義的生命關懷凌駕於政治原則，這顯示大陸健康理性的公民社會勃興與成熟，以及濃郁民族主義關懷之情。兩岸當局若能積極正向營造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體意識，連結兩岸公民社會發展，建構以兩岸公民社會為本位的兩岸政策，勢必能落實「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兩岸政策。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認為，民進黨推行挑釁兩岸安全關係的大陸政策，原因之一是誤判當前世界大國關係格局演變的趨勢。由於民進黨無力改變大陸是主導兩岸關係重大因素這一格局，民進黨的對抗立場，只會殃及自身。

引言

 2017年兩岸一方面存在「冷對抗」，機制停擺，交往與交流出現收縮。另一方面，大陸仍是兩岸關係的主導因素。整體上，兩岸關係基本可控，經貿關係保持常態，順利舉辦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兩岸文化創意發展論壇」等大型活動。此外，在涉及兩岸民生方面，大陸加強了惠台政策的推進。

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可從兩個層次進行觀察。一方面，民進黨否認「九二共識」及一個中國原則，破壞了兩岸原有的政治基礎。但在兩岸最為敏感的主權爭議、統獨公投和修改憲法方面，保持暫不攤牌。以跟大陸堅持強調的，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需要蔡英文承認「九二共識」的立場，形成對抗。

民進黨台獨政策的另一方面，是通過挑釁兩岸安全，以強化台灣安全。最突出的例證如圍繞M503航線，民進黨拒絕大陸增加春運飛台班機，聲稱對福建與台灣之間的小三通將提供軍機護航。春節前，在花蓮地震救援政策執行方面，民進黨拒絕大陸願提供援助的提議，卻接受日本提供的援助。

本文提出，民進黨挑釁性的大陸政策警示我們，過去兩岸關係中迴避討論兩岸安全議題的情況，到了應該改變的時候。釐清兩岸關係發展與兩岸安全的關係，十分必要。這有助於說明，2017年以來，西方國際社會炒作「中國威脅論」的聲浪不斷增高，美日聯手加大對台海事務介入等，是短暫的現象。大陸對台政策才是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長期力量。目前兩岸關係出現的對峙呈螺旋式上升的態勢，將加劇民進黨內部的分化。減少對抗性，調整大陸政策，回到一個中國立場，應成為民進黨的選擇。

民進黨挑釁兩岸安全

兩岸之間並未結束內戰以來的敵對狀態，因此，兩岸存在安全關係。國民黨執政時期，國共合作及兩岸準備進行政治談判，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兩岸安全之間，保持了平衡。

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受到挑釁。目前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出現分裂現象。國民黨在堅持一個中國，組織對民進黨台獨路線的反攻方面，成效甚微。在參與2018年縣市長選舉，為重返執政進行戰略布局方面，仍不看好。

民進黨除了加緊對國民黨的政治與經濟追殺外，其政績主要是利用在立法院的優勢，通過「促轉條例」和「公投法」，並降低公投門檻。這些舉措增加了民進黨在兩岸關係方面，借公投打擦邊球，觸及兩岸底線的風險。

此外，由於國民黨潰不成軍，民進黨的大陸政策調整為在兩岸安全關係上發難，試圖增強美台安全關係。但民進黨對兩岸敏感的主權爭議、統獨公投和修改憲法議題，策略上迴避攤牌，保持「隱而不發」，隨時可「發起進攻」的姿態。在此情勢下，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從「軟性台獨」向「法理台獨」循序漸進，隨時準備挑戰兩岸歷史聯繫，對兩岸政治與社會「進行切割」。

民進黨對兩岸安全態勢的挑釁主要體現為：

一是突出所謂「台灣正當性」與「台獨合法性」。2016年520以來，蔡英文當局除了不承認「九二共識」，堅持「反中」立場外，其大陸政策主要是以所謂「台灣正當性」為旗號，對大陸融合發展的對台工作方針進行抵制。二是在兩岸安全上興風作浪，製造兩岸關係緊張。除了泡製共諜案，推行國艦國造之外，主要方式是挑戰兩岸安全，配合美日，鼓譟「中國將武統台灣」。這條挑釁路線在2018年春節前後，以M503航線為中心展開，達到高峰。幾乎突破蔡英文自己承諾的維持現狀底線。

營造兩岸安全緊張態勢的主要原因，一是民進黨決策層認為，這種政治氛圍有利於綠營在中期選舉中造勢，有利於綠營長期執政。二是以為將兩岸對峙升級的作法可以喧賓奪主，顯示民進黨未來大陸政策的走向，有可能成為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因素。這是一廂情願。

台灣愈加成為美國籌碼

上述民進黨大陸政策的取向，起到了配合美日，對中國邊疆和海疆加強干擾這一戰略意圖的作用。但美國對台政策的實質，仍然是把台灣作為籌碼，通過對民進黨加持，在中美關係裡增強美國討價還價的地位。民進黨把台灣安全寄託於美日的干涉，不僅是空想，而且會加大台灣被作為籌碼進行交易的危險性。這也是台獨政策天生具有的局限性，民進黨無力擺脫。

2015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前訪美，美國一名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曾公開說：我們與蔡英文進行了建設性對話。其目的是釋放「美國支援民進黨」的信號。蔡英文當選後，隨即發生川普利用未就職的身分進行「川蔡通話」。2016到2017年間，美國對台政策涉及兩岸安全關係的特徵，更加突出。如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突出美國與中國的競爭關係，還單獨列章討論大陸軍事現代化進程及對海峽局勢的影響，散布「台海軍事壓力論」。又如美國國會通過美國軍艦停靠台灣港口的提案，參議院外委會和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等。

美台關係互動加強，給極端台獨勢力鼓吹「中國威脅」提供契機。2017年7月，前美聯社記者溫逸德(Peter Enav)在台獨大佬辜寬敏主辦的台灣和平基金會旗下的Taiwan Sentinel網站上，發表題為「槍口下的台灣，緊急呼籲救援行動！」（Taiwan Under the Gun：An Urgent Call to Action）文章，宣稱「武統台灣條件已日趨完善」，「預估大陸2018年下半年可完成武統的部署」，渲染「兩岸必然產生軍事衝突」。顯然，美國對台灣的加持，目的在於「使兩岸之間的緊張氣氛繼續發酵」。民進黨也積極進行配合，推動所謂「美台在軍事上的互動和合作」。

日本方面，日本鼓吹「中日對抗，不可避免」。蔡英文當選總統後，安倍親自就台灣加入TPP問題致信蔡英文。民進黨則強調台灣社會「在感情上更加趨向日本」。

民進黨不惜加劇兩岸緊張局勢，試圖通過強化美日因素對兩岸安全關係的影響，為民進黨的執政狀態加分。其悖論是：民進黨進一步喪失其在兩岸關係中的地位。此外，增加了台灣成為美國籌碼的危險性。

在兩岸關係上更加被動

最近，美國對中美關係釋放進行調整的信號，美國在地區安全和台灣問題上投機的本質，一覽無遺。這裡主要強調，大陸對任何台獨分裂勢力進行堅決打擊的政策，是一以貫之的。在大陸不放棄選擇武力統一的前提下，兩岸關係處於衝突狀態，只會加劇民進黨自己的執政危機。

近期大陸對台獨分裂勢力的打擊，可分為兩個階段，從兩個方面進行觀察。其一，去年12月8日，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在華盛頓解讀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時，針對《國防授權法案》，要求國防部評估美國軍艦到台灣訪問的可能性的挑釁行為，用清晰、果斷的語言表示，美國軍艦抵達台灣高雄之日，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之時。李克新還指出，「感謝」美國國會，給了我們使用《反分裂國家法》的機會。

其二，今年2月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針對《台灣旅行法》，美國國會無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挑釁作法提出嚴正交涉時，強調該法案並沒有法律約束力。點出了鼓譟一時的所謂「美台互動關係的提升」，並沒有增加美日在兩岸關係中「動武的合法性」。

美國的反應，是通過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董雲裳在國會作證，宣稱「美台無官方關係」。日本的反應，是由安倍本人親自出面，主張加強中日關係。在中國大陸綜合實力大幅上升，以朝核問題複雜化為標誌的，東亞地區安全格局起伏不定的背景下，美國的立場是從美國利益出發，考慮如何將民進黨治理下的台灣，作為一籃子交易的籌碼，美國絕不會簡單地為民進黨的台獨立場加碼。從川普商人的特質來看，「增加變數」有可能成為美國對台政策的新特徵。民進黨看不到美國對台政策這種趨勢，只會在兩岸關係中進一步失去地位。

結語

民進黨挑釁兩岸安全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中美勢均力敵的格局，決定了雙方的矛盾不會出現根本性激化。川普政府對台政策的「加持」，時間與效果必然有限。此外，民進黨雖然勝選，但不能主導兩岸關係，說明自身的台獨政策也有局限性。這種情況下，兩岸對峙繼續升溫，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民進黨內部的分化。因此，民進黨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解決自身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沒有地位。遺憾的是，民進黨至今不能認清這種形勢。

落筆之時，傳來美國國會「台灣聯線」將率團訪台的資訊，而蔡英文藉春節講話向「對岸朋友問好」。筆者以為，挑釁兩岸安全，必然殃及自身，調整大陸政策，回到「九二共識」，才是明智的選擇。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台灣缺電與空污的問題十分嚴重，從以下數據則可略知一二。

一、缺電

台灣法定備用電容量為15%，自2014年以來備用電都在15%以下，2016年更降至10.4%。2017年8月21日前的232天中有198天備載容量低於10%，表示「供電吃緊」，其中69天低於6%進入「供電警戒」階段。「備用電源」低於3%，即「限電警戒」的天數，2013年1天，2014年9天，2015年33天，2016年80天，2017年上半即有66天。

造成近年台灣供電日益窘迫現象的原因在於「非核家園」進程太快，先是核四封存不運轉，再是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核一1號廠及核二2號廠歲修後禁止恢復運轉至今。核電原占台灣供電20%，目前降至8.4%，已減少供電11.6%；加上每年用電平均成長1.3%；再生能源開發進度又很慢，因此電源供應不足。

二、空污

政府應變的措施是增加火力發電供應量：(1)大潭燃氣發電機組自6部增至10部；(2)新增大林燃煤機組(80萬瓩)； (3)通宵燃氣機組(89.3萬瓩)；(4)大林新2號機組，預訂2018加入運轉。再者，將老舊的協和、通宵電廠延役2年，大林兩部燃油機組，及一部燃氣機組延役一年。因此，排碳量將持續增加。

目前台灣發電燃煤占33%，燃氣占42.5%，核電8.4%，再生能源4.4%。現在政府能源轉型計畫2020年燃煤電力將增至50%；日後再生能源起來，再逐漸降至30%；燃氣到2025年要增至50%；其餘20%是再生能源。

問題在，燃煤發電每度電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排碳係數0.9，新增超臨界燃煤機組排碳係數0.76)，燃氣機組排碳係數0.33～0.38；核電則為0；更嚴重的是，燃油火力發電機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燃煤機組的4.4倍，排放氮氧化物是1.3倍，協和等燃油機組還要延役嗎？

在當前能源政策下，台灣增加火力發電後，2017年一天平均增加4,566萬公斤排碳量，2018年預計再增加4,680公斤/日；排碳量兩年增加13.5%；此與《巴黎氣候協定》的「國家自主減排貢獻」相違背；台灣承諾以2005年為基點，2030年減少排碳二成。英、法均已宣布，在2025年前後全面關閉燃煤發電廠。

三、風險

非核家園的代價就是要增加排碳量。台灣目前夏天缺電，冬天又因為季節風向，加深空污問題。地方政府受制於民意，台中市2018年要減少台中火力發電廠生煤用量24%，將減少45億度發電量，計畫啟用燃氣發電補充。燃氣雖然比燃煤排放較少的二氧化碳，但是將增加39億元發電成本。高雄興達發電廠也跟進要減少20%燃煤量。因此2018年電力供應會更加吃緊。

台灣燃氣發電供電比例已達42.5%，高過美國的32%，日本25%，德國10%，日後還要繼續提高到50%，不僅成本增加，更大的風險是供應與儲存問題。

天然氣發電成本是燃煤發電成本的2.5倍，是核電的4～5倍。且台灣天然氣完全依賴進口，僅兩條輸氣管輸送風險太高，易受外界挾制。台灣天然氣庫存僅1～2周，夏天只有7天。

(作者係金融機構退休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