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加強中國與非洲國家在新形勢下的友好合作，共同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謀求共同發展，在中非雙方共同倡議下，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於2000年10月10至12日在北京召開，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正式成立。宗旨是平等磋商、增進瞭解、擴大共識、加強友誼、促進合作。中非合作論壇每三年舉行一次。每屆會議由中國和非洲國家輪流舉辦。

論壇成員為中國及和中國建交的53個非洲國家及非洲組織。目前沒有參加的非洲國家為史瓦帝尼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前者為中華民國邦交國；後者與摩洛哥有領土主權爭議，不被包括中國在內的主權國家所承認）。

中非合作論壇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上通過《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規定中非雙方同意建立後續機制，定期評估落實情況。2001年7月，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磋商會在尚比亞首都盧薩卡舉行，討論並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後續機制程式》。2002年4月，後續機制正式啟動。

中非合作論壇後續機制建立在三個級別上：部長級會議每三年舉行一屆；高官級後續會議及為部長級會議做準備的高官預備會，分別在部長級會議前一年及前數日各舉行一次；非洲駐華使節與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秘書處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部長級會議及其高官會輪流在中國和非洲國家舉行。中國和承辦會議的非洲國家擔任共同主席國，一起主持會議並牽頭落實會議成果。部長級會議由外交部長和負責國際經濟合作事務的部長參加，高官會由各國主管部門的司局級或相當級別的官員參加。

除上述三個級別的機制性會議外，根據中非關係發展需要，中非雙方曾於2006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和2015年12月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升格為峰會。2006年北京峰會並決定，中非外長在每屆部長級會議次年的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政治磋商。中非外長分別於2007年、2010年、2013年和2017年在紐約舉行四次政治磋商。為共同推動落實約翰尼斯堡峰會成果，中非雙方於2016年7月在北京舉行了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尼斯堡峰會成果落實協調人會議。

第七屆中非合作論壇於2018年9月3日至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峰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時表示，「中國願以打造新時代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為指引，在推進中非『十大合作計畫』基礎上，同非洲國家密切配合，未來3年和今後一段時間重點實施『八大行動』」，全方位規劃了中非合作的優先領域和重點方向。本次峰會規模空前，這說明中非合作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非洲國家致力於建立共同市場，中國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雙方有着共同點。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當今世界，中國與非洲的合作為南南合作樹立典範，有力地維護了多邊貿易體制，我們的未來充滿光明」。

胡佛老師只教過我一門憲法課，他對憲政主義的闡述，卻深深影響了我一輩子。

當初我以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學生的身分，到大學部下修胡佛老師開的憲法課。那個年代不像現在網路發達，因此，我在上課前從未見過胡老師的真面目。

我想像中的一代學術巨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被情治人員列入「四大毒草」的胡老師，本尊應該非常高大吧？最起碼，應該充滿浩然之氣、爆發力十足。

說實話，第一眼看見胡老師走進教室時，心中有一點小小的失落，因為胡老師看起來中等身材，平常都穿襯衫與西裝褲，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就像是一般的公務員或上班族。

胡老師音量不大，他用平凡、溫和的聲音，如春風吹拂般煦煦講解憲法，但卻能產生當頭棒喝、振聾發聵的效果。

上胡老師的課之前，當然早就看過憲法，也拜讀過不少憲法書籍。我以為憲法學的講授就是一條一條解釋。但胡老師不是這樣，他再三闡述「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強調憲法的用途就是用來限制政府的權力，反之，如果內容是幫助政府擴權或集權，那種憲法雖有憲法之名，實質上絕不是憲法。

當時的震撼到今天仍然清晰。從前唸過的所有憲法法條，在這一刻全被拋諸腦後，因為所有條文都是枝節，限制政府權力才是核心。

上了幾次課之後，我主動在下課時找老師提問。胡老師遇到學生發問，回答不疾不徐，直到學生滿意而去。許多我自以為困難的問題，他總能三言兩語就解答疑惑。我問：「政治人物拿到權力後不遵守憲法怎麼辦？如果政治人物制定出擴權甚至集權的憲法怎麼辦？」又問他「為什麼堅持是內閣制憲法？」

針對第一個問題，胡老師笑說：「政治人物不遵守憲法或違背憲政主義，我只能一講再講，讓大家知道這樣不對，不然我一個老頭子，又能怎麼辦？」我原以為胡老師會說出比較激烈的回答，但他只用了一貫理性的溫和態度表達立場。

針對第二個問題，胡老師微笑說：「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先生起草憲法，他自己說他寫的是內閣制憲法。」又說：「副署之所在，權力之所在。這些在民主國家都是很明白的事情。」

胡佛不只是憲法學宗師，也是台灣政治行為經驗研究的開山祖師，我研究所一年級擔任面訪助理，在寒冬夜晚拜訪受訪者進行訪談，至今印象深刻。

胡佛後成立了中流文教基金會，探索21世紀中國人在世界的角色及地位，促進中國文化與人本精神的調適與重振，並且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增進相互瞭解。該會曾補助不少年輕學者研究經費，赴大陸進行深度交流。胡佛的過人見解及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得到大陸對台單位的尊敬。

胡佛有一次對我說：「有空常到家裡來坐坐聊聊，不要客氣。」當時我還是研究生，以為這是客套話。很久後才知道，胡老師常邀朋友學生到家裡聚會。這就是胡佛老師，平凡而偉大的憲法學一代宗師。

(作者係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9月傳來沈君山過世的消息，不勝唏噓。沈君山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他曾是四公子的翩翩文采，更因為他代表著1970年代興起的海外知識分子，視國家民族興亡為己任所引發的思潮和愛國行動。

1970年代初，美國擬將釣魚台逕自交給日本管理，引發台灣大學生自台灣光復以來，首度對強權侵凌的示威運動，留美學生的保釣愛國運動也改變了沈君山的人生方向。

沈君山充滿報國情懷

那是一場民族意識的洗禮，從此台灣留學生分成左右兩派，最終有人留在美國繼續錦上添花，有人返回台灣從內部改造國民黨或從事台獨活動，有人回大陸雪中送炭，推進改革。之後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中共與日、美建交，爆發統獨爭議。而40歲那年，沈君山辭去在普渡大學的終身教職，返台為國效力，滿腔不以勢劫、不以利歸、臨難毋苟免的知識分子報國情懷。

然而，吸收了保釣的神髓，沈君山決定以兩岸關係和族群融合為努力目標，提出革新保台，志願統一的主張。專欄名家張作錦直言，40多年前的台灣，主張「台灣不革新就難以自保，兩岸若統一需出於自願」這樣的話，不僅需要智慧，也要有勇氣。沈君山後來提出以「中華台北」名稱，讓台灣繼續能夠參與奧運，也提出以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他愛台灣，也愛大陸，這些愛護，歸於一個大中華。

革新保台在1980年代曾經是台灣知識分子的顯學之一，到李登輝時代光芒漸熄，中國國民黨也整體走向下坡。

現在提過去台灣旅美留學生在保釣之後，受到強烈民族風潮引起的啟蒙反思，感覺到猶如孤臣孽子般，那種信念備受考驗，被歧視和被拋棄的悲憤，那種義無反顧一心想要歸國報效的決心，也許只有當前這一代的留美大陸學生才會體會得到。

18大後有新一波海歸潮

從1978年鄧小平倡議改革開放，留學生進入各國大學就讀，到2016年，中國大陸留學最多的國家，依次為英19%，美18%，澳10%，日10%，韓8%，加5%，法4%，已有519萬留學生出國，313萬人回到大陸。

初期出國的留學生選擇留居的高於歸國的，因國外學術水準高，生活條件好。十八大以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16字政策，留學生數量占全球第一的大陸留學生，風潮劇變開啟了回國人數增速超過出國留學增速的現象，迎來231萬海歸的留學生，占從改革開放以來海歸總人數的73.87%。

回來的不只是留學期滿的學生，這其中有71%是有工作經驗者，包括5%的有3到6年海外工作經驗，5%的具有3年海外工作經驗，16%有創新創業工作經驗，和有61%有實習經驗。

短短兩三年，大陸留學生從留下來的多到回國的多，從量變到質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則新聞也許可以解釋部分原因，和美國與大陸之間因貿易戰開啟爭端，終於波及留學生留下來的意願。9月20日的美國之音說，最近有名列「千人計畫」的華裔科學家被美方以間諜罪名拘捕，包括通用電氣公司(GE)主任工程師鄭小清、美國氣象專家王春等。該報導同時也提及，佛州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魯尼9月13日推出《阻止高等教育間諜及竊盜法》，旨在防止外國情報機構利用學術交流項目竊取技術、吸收間諜及散播政治宣傳。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朝野，中國大陸發展或推動學生留學的意願強勁，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徵求正副教授的條件，都要求有海外工作或留學的資歷，所有在華跨國公司都有海歸條件，海歸也是大陸世界500強管理階層的骨幹，從人工智慧到雲端服務、大數據、新能源都需求海歸參與。

光是上海，就吸納了15萬海歸，創企業5千家。舉辦一次職業求才會，就來了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哥大、加大柏克萊、倫敦經濟學院等世界頂尖名校，800多位博碩士學位頂尖高的海歸人士，來參與31家中大型企業，35家跨國公司的徵才。此現象怎能不讓美國怵目驚心？

大陸吸引人才不遺餘力

而為了要吸引人才，海歸成為謀職的鍍金條件，從購車免稅，到一線城市落戶，創業資金資助，稅收和貸款優惠，利益無所不至。海歸的職稱比其在國外要高，科研啟動資金到位、住房補貼、安家費、子女學校優惠，優渥條件如水銀鋪地，無孔不入。除了北上廣，其他一線城市條件還要更好，就是要促進地方平衡，政策考慮深遠。

65%的海歸回流最在意的是薪水，67%在乎方便與家人朋友團聚，40%衝著大陸經濟情勢好，這些都是吸引海歸回流的吸引磁力。相形之下，留學國的經濟、政治或社會動盪，不利於留學生發展，加上所在國對留學生的工作或移民政策時有改變。

二戰以來美國對國力或經濟上追趕美國的國家，絕無容忍的餘地，必定想方設法抑制其發展，對日本金融破壞如此，對前蘇聯解體及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如此，如今則把矛頭對準中國大陸，並無例外。FBI將大陸千人計畫的華裔專家學者，自動納入注意對象，旅美科協會員也成為關注對象。從前水乳交融時期，所有雙方同意的學術交流、互利互惠，現在都可能成為入罪的理由，其所造成的寒蟬效應不僅波及剛剛拿到學位或剛進入職場的大陸留學生、華裔學者，不論資淺或資深，退休與否，都被嚇到。

6月1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某些敏感研究領域學習的研究生簽證，縮短至1年，每年需重新申請簽證，特別是領域屬於中國製造2025的主要產業。美國政府已不再考慮大陸留學生對於美國教育領域和經濟領域，所帶來的豐厚經濟效應。川普內閣現把國防安全當作對華政策的第一考量，揮劍斬斷學術專業高科技領域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未來還會針對華裔專業人士採取什麼樣的措施難以預料。

中國的留學史，從1872年容閎發願拯救中國，到建設中國，創新中國，一路走來，何其坎坷，也何其勵志。

(作者係前《中央月刊》總編輯)

9月13日，中華雜誌創辦人、中國統一聯盟榮譽主席胡秋原先生铜像揭幕儀式在湖北黄陂長樂園舉行。次日，海内外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研討新書《胡秋原：從抗戰巨筆到两岸破冰人》。胡卜凱在首發式上做了答謝詞。

  裴高才先生這本近40萬字，三易其稿的《胡秋原全傳》，不論在文筆、史筆、史觀、以及結構和風格上，都是一流的作品，作為胡秋原的長子，我代表胡家人，深深感謝裴先生近30年來下的苦功和努力。有了這本《胡秋原》，家父的道德、文章、愛國主義、以及他對中華文化的堅持，必然為後世傳頌。我也希望能有很多年輕人在讀了這本書以後，能聞風而起，繼續發揚愛國主義和振興中華文化。

裴先生這本鉅作中，對家父的志業、家庭、內心世界、和日常生活細節都有深入的刻畫。我在這裡做些補充。

首先，剛剛高才兄問起，家父的著作到底有多少字？家父著作的字數並沒有準確的計算過。父親有很多文章是以社論形式發表，如《中華雜誌》、《中央日報》、和其他的報紙、雜誌的社論；蔣介石有本書也是家父代筆。因此，粗略估算，父親用本名發表的著作大概至少3千萬字；加上不是用他自己名字發表的文章，大概至少有4千萬字。

其次，要談談我的母親。裴先生書中已經談到許多重點，如母親隻身帶著我們四個幼兒從北京一路坐火車到武漢，到廣州，然後從羅湖「偷渡」到新界；如母親主持家計張羅一家九口的生活，如母親在陳海萍女士協助下負責《中華雜誌》30年來的發行工作等等。父親擇善固執，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風，因此，有時會因一些學問或議題上見解的不同，和朋友爭執不下。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父親和徐復觀伯伯為某個問題在我家大吵；徐伯伯拂袖而去。透過母親的居間勸告和溝通，兩人才盡釋前嫌，言歸於好。類似的例子很多，如果不是母親，爸爸的朋友可能更少了。

裴先生這本大作中，提到「倫敦風波」(253頁)。我在這裡報告一個內幕。早年，國軍經常邀請父親去演講。因而他接觸到一些中、下級軍官。其中有幾位借機會向家父提及他們薪俸微薄；不但生活清苦，甚至難以為繼。父親聽到他們的辛酸後，自然而然的向有關方面反映，也在立法院中透過質詢，要求國防部改善軍人待遇。「倫敦風波」歷經三年，在某將軍因案被捕後，才不了了之。事後有人告訴父親：「當年咬著『倫敦事件』不放的，並非黨、政官員，而是這些軍中大員不滿你『告御狀』，暴露軍中的黑暗面，才借題發揮。高層也樂得順水推舟，希望你少發表一些言論。」這當然是不了解「威武不能屈」的蔣介石一廂情願的想法。

父親著作等身，但內容有如陽春白雪，出版以後，通常在家中堆積如山。就我記憶所及，他在台灣最暢銷的一本書是《同舟共濟》。這本書是雷震被抓了以後，島內一片肅殺之氣，人人自危，《民族晚報》的劉潔先生請家父寫篇短論安撫人心。這篇文章從原定五、六千字的社論型文章，竟然一氣呵成到五、六萬字的專書。連載期間，《民族晚報》的銷路直線上升；印成單行本後，一時洛陽紙貴，人手一冊，至少印了三、四版。對於穩定當時台灣社會情勢，有很大的幫助。

家父最受肯定，也最能代表他思想主軸和學問功力的書是《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它結合了家父的「史觀」、「文化觀」、「政治觀」和「世界觀」。可惜這本書只寫到《秦漢時代》。這本書的《中古篇》發表在《中華雜誌》上，我手邊有他口述該書《近代篇》中，《明代之中國與世界》和《明清之際》的片段。如果有年輕學者願意繼續這方面的研究，我很樂意提供家父的觀點作為參考。

最後，我想談談家父對西方思潮的態度。在《胡秋原文章類編》下，第一類是《文藝哲學科學類》，其中《類編》之六是《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思潮》，分上、中、下共三冊。它們的目錄相當於哲學系「現代西方哲學」的課程表，該有的學派和哲學家都有了。

從裴先生的大作中，我們看得出，家父和大多數20世紀初期的青年一樣，對馬克思主義情有獨鍾，從而對一般的西方思潮採取著批判態度。另一方面，家父雖然不是所謂的「傳統派」，但他的確以孔夫子「道統」的弘揚者自居。他通常能夠接受「西方文化」中和「儒家思想」相近的學說。用哲學術語來說，家父比較接近「唯心論」。如果我們從這個脈絡來了解，讀《西方文化危機與二十世紀思潮》這三大本書，就比較容易入手。

(作者係胡秋原長子)

台大出身、美國學成、橫跨地質與環保領域，跑遍美國、大陸、台灣，現為深海所「極端環境模擬實驗室」主任的周義明，娓娓分說當前美、中基礎研究的環境、大陸深海科研的策略及對台灣年輕科研人員的期待。

 「探究物質在地質環境裡的特色，然後把它應用在所取得自然界、深海或非自然界的各種樣品裡面」、「研究地質也是在寫（地球）歷史」，遠在海南島三亞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簡稱深海所）的實驗室裡，周義明主任一會拿著特製硅管，一會拿著鑽石高壓腔，深入淺出地介紹他的實驗與設備。

地質與環保都有學術成就

周主任1945年出生於新竹，1968年台灣大學地質系畢業，翌年赴美留學，1976年取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球與行星科學博士學位，同年成為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駐太空總署博士後研究員；1979年轉到美國內政部地質調查局工作。1985年以美國科學院沉積盆地研究代表團的一員，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去了河北涿縣、劉備出生的地方，與中國的地質研究所交流，也看了大陸幾個跟石油、天然氣有關的沉積盆地。

周主任說，自己當初加入地調局的時候，是美國基礎研究黃金時代的末期；1995年後美國因介入多處海外戰爭，財力吃緊，不僅諸多基礎研究都不做了，地調局還有一大堆人遭裁撤，自己雖很幸運地被留下來，但為了生存，必須改做些可應用的環保工作，譬如礦山採礦產生硫化物、黃鐵礦，與雨水混合就形成酸水，汙染環境。經此歷練，也造就了他在地質與環保雙棲的學術成就。

他特別強調，全人類面臨的問題很多，首先，人口越來越多，對自然環境破壞得太厲害，無論是石油、天然氣或礦物，資源消耗巨大，且製造太多垃圾，難以處理；其次，「深海勇士」潛航員到了海底，看到的都是塑料袋，而有些塑料袋爛成碎屑，被大魚、小魚、蝦吃掉，碎屑最後又回到我們身體裡面，這是人類要面對的問題，畢竟地球目前還是唯一的居所。

基礎研究環境大陸最佳

關於研究環境，周主任分析，在美國做研究是需要什麼（設備），所屬機構就給什麼，省掉許多自己張羅的時間，但欠缺人力，時至今日，連美國、西歐等先進國家財力、人力都付之闕如；台灣對基礎科學的投入更少，而大陸改革開放後，各方面進步的速度實在驚人。因此，儘管周主任與中研院、台大維持著定期交流，他還是認為，台灣人應善用大陸資源來增廣自己的見識，尤其是科研人員應把眼光放遠，這樣就不會被狹隘的意識形態思維羈絆。

周主任說，過去十年，大陸約有10位年輕學員到美國地調局學習，現在這些人都已返回大陸，在不同的崗位建起實驗室、教學生，深海所很多研究員都是他學生的學生，能看到年輕一代成長是他最大的欣慰。

況且，他現在擁有親自設計組建、世界一流的實驗室，可以做很多基礎研究，譬如在10000萬個大氣壓、1000攝氏度下水的密度是多少等，都是他實驗室目前進行的工作。由地質流體來看，水並非純水，其中還有各種鹽類、氣體，要做的研究還非常多。他強調訓練年輕人最重要的是讓他們學會如何科學思考，構想用什麼方法解決問題，了解如何引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周主任認為，人類對深海、外太空知道得太少，遠不如對月球的了解。他說：「我們下到深海，看到各種各樣的東西，無論是有機的、無機的，尤其是生物，會很驚訝於為何在那麼暗、那麼大水壓的地方，還會有活的東西，這跟生命的起源有什麼關係？我們現在做地質、深海研究，其實也是在為將來研究外太空的地質、海洋打基礎」。

關鍵技術必須自主研製

不過，周主任的話語也點出了國際科研角力的內幕。2012年6月大陸的「蛟龍號」潛水器成功深潛到7060米，正是由深海所現任所長丁抗主導，他整合了大陸數十個科研單位及眾多人力、物力，牽涉的技術、器材實在既多且複雜。然而，「蛟龍號」有很多零件是外國產製的，競爭者為阻止大陸持續發展，很可能會禁售這類特殊器材。這也就是為何大陸要自製「深海勇士」號、從4500米做起的原因，日後也要自建萬米深潛器，唯有自立自強，才不會被外國掐住脖子。

周主任很健談，從深海研究、「一帶一路」再到國際形勢，最後談到兩岸，他覺得，大陸不斷在失敗中吸取教訓，台灣則似乎迷失了方向，各政黨唯一在意的只是勝選，未來該怎樣根本不重要。歷史進程是有規律的，他很擔心：台灣一直這樣虛耗下去，到某種程度，想要再回頭，恐怕已經太遲了。

蔡政府自詡新南向推出二年以來已獲得不少成效，實際確是阻礙重重，不僅對東協出口比重沒有增加，反而面臨新一波的東協新興市場貨幣危機，無疑讓新南向雪上加霜。

雙印貨幣危機升高

蔡政府推動新南向二年多以來，自詡獲得不少成果；但實際確是遇到不少困境。首先，新南向要面對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南韓及日本的南向政策挑戰。根據 CRIF 中華徵信所今(5)日最新公布的調查顯示，台灣全年度出口到東南亞國家的總額雖已達 3,000 億美元，但占台灣總出口比重仍在18-19%間；而出口至中國大陸（含香港地區）的比重亦維持在40%-41%左右。換言之，新南向政策原本欲降低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但事實上仍原地踏步。此外，財政部甫公告的數據顯示，台灣在8月份對東協出口大減11.5%，創2016年6月以來最大跌幅；為何如此，最重要的因素除了台灣與新南向18個國家未簽署FTA，以及競爭對手國來勢洶洶之外，還有新加坡半導體移往香港，對台電子零組件的需求降低亦不容忽視。

再者，近期新興市場貨幣危機陰霾難除，恐讓新南向雪上加霜。新南向18國，包括東協十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不丹、澳大利亞及紐西蘭中，與台灣經貿較為密切的印尼、印度貨幣均遭重挫而處於風險中。

因受土耳其里拉及阿根廷披索重貶拖累，印度盧比自今年以來已貶值逾9.85%，近期又受國際油價上漲拖累，8月底貶至歷史新低。印尼則隨著經常帳赤字攀升、政局充滿不確定性，幣值飽受壓力；印尼盾於8月13日一度貶至 14,615比1美元，為 2015 年 10 月 5 日以來盤中新低；8月底又續貶，累積今年以來（截至9月初）已貶值了10%。由表1可看出，印度及印尼（雙印）兩國的經濟成長預測分別為7.4%及5.3%，表現強勁；但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則分別為68%及29.6%，相當高；外債占GDP比率則分別為20%及34%；值得注意的是，經常帳餘額占GDP分別為-2.3%及-3.6%，已出現赤字；物價上漲率尚不高，但印尼的外匯存底僅1,302億美元，若印尼盾持續走貶，資金外流，這存量恐難支撐。

台資銀行曝險金額不輕

據金管會統計，今(2018)年第一季本國銀行海外機構獲利達151億元（台幣，以下同），其中來自香港70億、大陸18億，合計88億元；而新南向18國僅獲利28.3億，扣掉新加坡獲利9億，僅有19.3億元。而截至上半年，國銀在新南向18國獲利為37.9億元，成長7.6%。而東協十國地區僅獲利31億元，微幅成長0.9%。由此可見，國銀到香港、大陸投資比較能掌握利基。而除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東南亞國家金融管制相對較嚴格；尤有進者，一些大型的融資案都被中國大陸及日本或韓國搶走，台灣與新南向國家無邦交，銀行規模又小，實難分一杯羹。值得注意的是，金管會的一項統計指出，因受到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危機的影響，包括銀行、保險及證券業的授信及投資東協十國的基金金額（或謂曝險金額）合計為1兆5304億元；其中，銀行在東協十國的授信、投資合計8,200億元。而保險業在東協十國共投資4,815億元；另外，證券業投資合計368.81億元。國人投資東協十國基金則有1,920.47億元。

政府對印度及印尼傾全力推進投資；特別是台印度近年來雙邊經貿投資關係穩定成長，2017年雙邊貿易總額達63.6億美元，較2001年的11.9億美元成長近6倍。中油已籌組石化聯盟前往雙印投資；還有不少台商也趨之若鶩，包括上岳科技、輝創電子日前赴印度投資設廠，計畫在印度生產醫療器材和汽車相關配件。2017年，台灣與印尼雙邊貿易金額達80億美元，年增率達15%；印尼為台灣第14大貿易國，出口值約為32億美元、進口值約為49億元，貿易比重占1.4%。據悉，國營的台水公司也要前進印尼，力麗集團更投資5000萬美元，在印尼萬隆興建染整廠，生產服飾用等布料。而金融機構則有中國信託銀行設子行，也是目前印尼當地的唯一台資銀行；其他尚有國泰世華、上海商銀及一銀設辦事處，擬搶食金融業務。坦然言之，雙印國土遼闊，人口眾多且分散，在都市以外地區金融滲透率仍低，金融業務確實有很大的開展商機；但如今兩國貨幣危機陰霾罩頂，是否會重蹈20年前，李登輝高喊南向卻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的覆轍，著實令人憂心。

觀察三個指標並要避險

至於印度及印尼是否受貨幣危機骨牌效應？筆者認為有幾個指標可觀察。(一)是否多個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匯市發生階段性骨牌重貶。(二)1998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前，印尼的外債占GDP比率尚不到60%；但當年印尼盾重貶後，快速升高至170%；有前車之鑒，未來宜觀察印尼及印度的外債占GDP比重是否快速升高。(三)美元是否再強升，資金是否撤走：美元指數4月中逐漸走升至今，也是造成新興市場貨幣貶值的重要因素。

近期，投資人因規避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導致資金持續撤出；加上對美中貿易衝突升級的疑慮，進而提高美元的避險需求；若聯準會再次升息，則美元勢必有一波升值；那麼，新興市場貨幣將會有一波重貶。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7月16日美俄兩國領導人峰會在芬蘭首府赫爾辛基舉行，川普顯然想拉攏普丁共同壓制中國和伊朗，但因美國國內強大的反對聲浪而受阻，美國國會更通過2019國防授權法案，對俄羅斯構成威脅，使兩國低迷的關係更雪上加霜。

川普意在壓制中國和伊朗

俄政治觀察家認為，在峰會上，美俄兩國領導人曾就各種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但企圖對抗快速崛起的中國則是川普此行的主要目的。莫斯科Al-Monitor分析中心國際問題專家蘇茨科夫指出，對川普而言，無論敘利亞內戰、烏克蘭危機，甚至干涉美國選舉的「通俄門」問題都不重要，如何說服莫斯科在未來美中衝突中支持華府，至少採取中立立場，恐怕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但蘇茨科夫也引述美國前國防部長助理傅卡斯(Evelyn Farkas)的說法，俄羅斯推出的美俄戰略穩定合作計畫根本無法實現，因為目前兩國間仍有太多矛盾存在。她指出，在峰會舉行前，川普就收到聯邦檢察官關於「通俄門」案的通知。而且普丁拒絕美方引渡俄國軍事情報單位人員的要求，僅同意與美方執法單位就有關案件進行合作。所以，美俄合作共同壓制中國、伊朗的構想，恐怕難以推動。

對美態度在雙普會後好轉

俄國報導顯示，雙普會談後，俄國政界對美態度出現一些變化，紛紛表示願與美方進行對話，並就雙邊關係緩和等問題展開討論。甚至連反對派也改變對美國的看法，並謂此次對話是目前美俄關係發展上的最佳情況。

俄國輿論根據俄國會領袖的看法指出，此次峰會俄美兩國領導人是以平等的地位晤面，俄媒體普遍認為，俄美兩國是世界軸心，充分顯示俄朝野對此次雙普峰會的結果，甚為肯定和滿意。此外，美俄峰會更制定出雙方未來進一步合作的方向。在新聞發布會上，雙方同意成立美俄專家委員會，負責研擬建立兩國長期合作關係發展的計畫，此委員會將由政治學者、退休外交官和軍人共同組成，以尋求美俄未來在國際舞台上的共同點，發布會上，川普更樂觀地表示，未來美俄關係發展極具潛力。

普丁再度表示，美俄關係雖有矛盾存在，但兩國仍有軍事、政治合作的空間，並籲請美方支持俄羅斯有關協助敘利亞難民返國重建家園，以及美俄共同進行掃除敘國境內地雷的建議。但是，美國國會卻堅持與俄羅斯持續進行對抗，特別是在「2019年美國國防授權法」(NDAA)草案通過後，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海莉甚至表示：「俄羅斯未來不可能成為美國的朋友。」此言一出令俄國朝野極度失望。

美俄因中東問題再度對立

不過，美國還是通過非正式管道，協助俄羅斯與以色列就中東問題盡快展開對話，以國總理納坦雅胡甚至表示：「目前在耶路撒冷與俄外長和參謀總長的會晤和對話極具正面意義。」俄專家認為，華府和耶路撒冷的主要目標是將伊朗勢力逐出敘利亞，可是，俄羅斯希望以色列能同意伊朗軍隊在距戈蘭高地100公里處駐守，但遭以方強烈反對。這顯示，美國及其盟國企圖將俄國勢力逐出中東。

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包括向戰略夥伴國家提供特別優惠條件，這主要是希望土耳其停止向俄羅斯購買C-400反導系統，改向美國採購。過去土國官方堅持不要停止此項採購計畫，但由於土耳其是北約會員國，現在不得不放棄該計畫。

此外，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還包括與俄羅斯周邊國家合作共同圍堵俄羅斯的構想，如向烏克蘭出售2.5億美元的軍事裝備，拒絕承認克里米亞為俄國領土，向歐盟提供63億美元軍援。此項軍援為俄羅斯一年國防預算的十分之一，但僅為美國防預算的百分之一，因而對俄羅斯有極大的壓力。

俄國《獨立報》觀察家奧夫契尼科夫指出，俄羅斯當前最大的威脅是被美國拖入軍備競賽，為此，俄羅斯必須尋求其他方式和戰略夥伴與美國對抗。換言之，俄羅斯必須增加美軍所沒有的先進軍事裝備，特別是供陸、海軍使用的導彈和戰艦。

美有傳統的反俄思維

根據美方報導，此次美俄能舉行峰會，最大原因是前國務卿季辛吉一改過去「聯中制蘇（聯）」的基調，而向川普建言「聯俄制中」策略。然而，川普的言論卻引起美國輿論的一片撻伐，以致他不得不改口，並推遲對普丁的邀訪。白宮新聞秘書桑德斯甚至表示，雙普會談時，川普對俄羅斯的立場非常強硬，而且會談不太可能使兩國關係立即改善，至於兩國在軍事方面的接觸未來也將逐步緊縮。這使得川普先前聯俄的構想完全變調。

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特涅寧早在2016年川普當選之初就明白指出，美俄關係的最大困難是大部分美國政治菁英，包括美國防部和情報單位在內，一向具有強烈的反俄心態，他們經常強調美國的頭號敵人是俄羅斯。他也表示，川普想任命一些對莫斯科友善的官員，但遭反彈。

結語

川普希望能與俄羅斯建立新的戰略合作關係，以遏制中國的崛起，進而說服普丁在未來美中衝突時支持華府，至少保持中立立場。這充分印證「國際間沒有永久的朋友或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但美俄之間是否有足夠的共同利益值得懷疑。

標榜「美國優先」的川普，近來不僅向中國發動貿易戰，而且取消伊核協議，製造土耳其金融危機，拒絕北韓的和平要求，擴大對俄羅斯的制裁範圍，同時還與加拿大、日、韓等在貿易和軍費分攤問題上爭執不休，近日更威脅退出世貿組織。川普這種自恃超強，四面樹敵、到處放火的行徑，對美國長期戰略利益而言，必然會因小失大。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中國大陸協助非洲各國自主發展，培養其新生力量，正是中國傳統思想「懷柔遠人、和諧萬邦」的最新詮釋，也可以說是「當代中華文明王道觀與天下觀」的具體展現。

在目前台海局勢日趨緊張，川普在全球搧風點火，不斷激化中美經貿對立態勢的情勢下，中華民族如何才能實踐王道天下、息爭止紛、均富共榮、中華一統的理想呢？

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也不是單憑過去成功的經驗，藉助「摸石頭過河」的成規就足以成事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成敗關鍵，是如何在「超英趕美」之外，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全面檢討當代西方文明的偏失，直面普世價值的各項檢驗，進而提出一整套「當代中華文明的王道觀與天下觀」，應對新一波民粹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全球性挑戰。

在此一新的理論建構下，中國必須提出細緻的戰略方針與計畫綱領。用習近平自己的話說，就是「聚焦重點、精雕細琢」，共同繪製好「精謹細膩的工筆畫」。

「一帶一路」實現建國方略

審視中山先生在百年前提出的實業計畫與建國方略，就不難發現，當時他提出的正是一份細緻的國家建設藍圖，並且強調「開放、自主、互利、均富」，這正與當前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計畫前後輝映。

習近平於今年8月27日表示，「一帶一路」是一項經濟合作的倡議，而不是地緣政治的聯盟或軍事聯盟，它不以意識形態劃界，也不搞零和遊戲。它所彰顯的是命運共同體意識，是開放包容的進程，絕不是關起門，搞小圈子的「中國俱樂部」。「一帶一路」正可說是開放、包容、互惠、共贏的國際倡議。

過去5年，中國在絲路沿線國家建設了境外經貿合作區82個，累計投資289億美元，為當地創造了24.4萬個就業崗位。至今年5月，中國已與24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16個自由貿易協定，自貿夥伴遍及四大洲，其中約有一半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中國全面協助非洲建設

9月3日，在北京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上，習近平提出了明確的主張，宣示中非之間真誠友好、平等相待。他並承諾將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的支援，其中150億元用於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低利貸款，200億元用於信貸資金、100億元用於中非開發性金融資金、50億元為自非洲進口貿易專項資金，另外，中國企業還將在3年內對非洲投資不少於100億元。

目前非洲聯盟涵蓋了53個國家，約12億人，其前身是1963年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成立的「非洲統一組織」。2002年將其改組為非洲聯盟，組成目的是發展並穩固非洲的民主、人權、強化經濟的永續發展，減少內部衝突，進而創建一個有效的非洲共同市場。

根據聯合國統計，2000年中非之間的貿易額約100億美元，2017年已成長約20倍，高達2千億美元。據英文《財經時報》，目前中國已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去年，中國與非洲的貿易，是美國與非洲貿易規模的四倍。從2000年至2015年，中國對非洲已提供約300億美元融資。

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完成了連接衣索比亞和吉布地兩國首都的電氣化鐵路，全長753公里，造價約40億美元，從設計、技術到資金，幾乎全都由中國提供，也解決了衣、吉兩國之間長期以來的運輸問題。另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第一條有軌電車，也已在阿迪斯阿貝巴通車，這條輕軌鐵路建設耗時5年，經費4億7,500萬美元，其中85％資金是來自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

在中非論壇北京峰會召開之際，從蘇丹港至查德恩賈梅納的鐵路（全長3,428公里）的可行性研究，也已通過蘇丹、查德兩國審查團的審查，由大陸國企中鐵16局集團與蘇丹國家鐵路公司，簽署其中一段總長2,407公里的鐵路建設協議，這項工程被譽為「貫穿非洲大陸經濟的光榮鐵路」，也是「非洲大陸最重要的戰略規劃項目之一」。一旦完成後，非洲內陸可藉此經由蘇丹港轉抵麥加，進行朝聖之旅。這條鐵路也將成為蘇丹與查德之間對外經貿的重要通道，兼具宗教、文化和經濟發展三重功能。

鐵路建設只是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指標性工程，還有許多其他基建項目，包括電網、醫療及衛生系統的現代化，也都由中國的融資打造。其中以衣索比亞、肯亞、坦桑尼亞及安哥拉接受的款項最多。中國目前已從專注基礎設施建設，逐漸轉向「基礎建設與發展經驗並重」、軟體與硬體兼顧。今後中國大陸還將進一步協助非洲國家培養自身的創造能力。從過去以「輸血」為主，轉為協助其「造血」，承擔起教育訓練、創造就業、增加稅收和開拓出口等各種巧實力的建構，以拓展內生與創新能力。

中國支持非洲可持續發展

長期以來，非洲大陸被西方國家侵略、殖民和剝削，傷痕累累。非盟各國現正積極擺脫殖民主義留下的陰影，包括貧困、貪腐、瘟疫、族群衝突和流血內戰等。中國大陸積極尋求與非洲國家共同發展，不僅要「授人以魚」，而且還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各種援助計畫，以支持非洲各國的可持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最大的不同不在技術與器物層次，而是不干預內政、不侵犯主權、不引進教士和牧師、也不改變當地民眾的宗教與信仰，這也就是堅持民族平等、王道天下的精神。此外，中國還積極協助各國自主發展，培養其新生力量。這正是中國傳統思想「懷柔遠人、和諧萬邦」的最新詮釋，也可說是「當代中華文明王道觀與天下觀」的具體展現。

（作者係金門大學教授）

從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到琳瑯滿目的商品，今天在整個非洲大陸，遍地可看到「中國製造」的身影及中國對非洲的影響。

衣索比亞首都變成中國城

衣索比亞是中國資金投入最多的非洲國家之一。過去20年，大陸對衣索比亞有多項援助，從鐵路、道路到公共設施等基礎建設，讓該國成長超越預期，但也帶來與非洲完全不同的風格。

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市內處處可見中文立牌，大量樓房的集合式住宅取代了原本的平房，還有建築大門口兩邊貼上紅色對聯，甚至掛起紅燈籠，呈現濃濃的中式風格。從社區設施到工業園區，從首都機場到當地新啟用的輕軌，都有「中國製造」的身影。

中國也在肯亞、迦納等國投資了製造業，這使得非洲婦女走出家門。例如，中國一間大型鞋廠僱了幾千名員工，六成是女性，從而改善了她們全家的生活。

幫忙建設首座垃圾發電廠

非洲過去20年經歷全球最快的都市化，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非洲36%的人口居住在都市，2050年將上升到50%。聯合國表示，非洲的都市化將產生海量的生活垃圾，但各城市依舊沒有對應的「垃圾管理服務」。

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西南郊，就有一座規模巨大的垃圾山，目視有30多公尺高，許多居民就住在垃圾山四周，空氣中飄浮著一股惡臭。

衣索比亞政府決定投入1億美元興建萊比垃圾發電廠，由中國電力工程有限公司（中國電工）承建。工程於2014年9月開工，2017年9月開始營運。

萊比垃圾發電廠採用的都是中國標準和技術，爐內溫度達到攝氏850至950度，經焚燒及煙氣處理設備，垃圾中的有害物質在焚燒過程中被徹底消滅。焚燒後的灰渣只有原來體積的20%，可以用作建築材料或無害填埋。

近年來，衣索比亞政府舉債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9%。因此，一些中資企業陸續縮減在當地的投資規模，令當地的鐵路項目發展緩慢。但由於美歐控制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絕不會對該國提供大額金援，因此，這次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衣索比亞與中國方面斡旋，尋求在平衡債務下繼續推展合作。

幫忙肯亞建設蒙奈鐵路

中國外交部中非論壇大使周欲曉稱，「非洲80%的基礎設施建設是由我們承建的，這並不是所有的錢都是我們出的。有些是他們自己的貸款，交給我們中資公司來承建。」

肯亞境內有一條中國資金建造的蒙奈鐵路項目，這條鐵路連接肯亞第二大城市蒙巴薩(Mombasa)和首都奈洛比(Nairobi)，是肯亞政府向中國進出口銀行借貸30億美元興建，特別培訓當地民眾參與，一路從興建到通車營運。預料需要15年的時間償還債務。蒙奈鐵路通車屆滿一年，肯亞交通部的公開數據顯示，虧損金額達一億美元，但官方否認是因修建成本過高造成。

這次在中非論壇上，肯亞繼續同中國簽署這個項目的第二期合約，金額38億美元。據估計，中國目前持有肯亞70%的債務。但肯亞政府仍然視北京為最佳金主。

中國經驗值得非洲借鑒

2015年非洲與中國的貿易總額為1,880億美元。2018年7月習近平訪問非洲的塞內加爾、盧安達、南非和模里西斯四個國家，南非以外的三國並非中國的主要投資對象。

盧安達位處東非和中非交匯處，有「非洲心臟」之稱。在外交上，積極與其他非洲國家推展「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協定」，並有意融入東非的新興鐵路網絡。這些反映盧安達在「一帶一路」中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盧安達有不少基建項目需要資金支援，卡加梅政府對北京的「一帶一路」多次高調大加讚揚，顯示其希望與中國合作的決心。

塞內加爾位處西非，面向大西洋。模里西斯則是位於印度洋西南部的島國。中國或希望尋求在這些國家興建港口，增強在大西洋及印度洋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推出五年以來，中國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兆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20多萬個就業崗位，成為帶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

非洲聯盟主席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支持中國參與非洲事務。他在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上表示，「非洲並非零和博弈。我們和中國的關係更緊密，並非以犧牲任何人的利益為前提。」

前微軟執行長比爾蓋茨（Bill Gates）於9月3日「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召開當日，在《人民日報》發文，提及「中國在改變自身的同時，也在改變世界。尤其在發展農業和消除疾病、貧困領域，中國經驗更值得借鑒。」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

梵蒂岡面積僅0.44平方公里，總人口數僅590人，但因其在全球天主教系統中的特殊地位，歷來備受各國重視。2018年9月22日，中梵就主教任命問題達成臨時性協定，標誌著中梵在建交道路上邁出實質性的一步。

主教任命是中梵建交障礙

長期以來，中梵建交道路上主要橫亙著的最大障礙是主教任命問題。中國大陸一直強調宗教政策自主，主教由大陸主管部門任命，因為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的宗教團體不受外國勢力支配，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宗教事務。而梵蒂岡則從天主教的教義出發，認為主教任命是教會「生命的核心」，堅持大陸地區的主教必須由教宗任命，故拒不承認大陸政府所任命主教的合法性。

如此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局面：對於梵蒂岡教宗任命的約計40位中國主教，大陸政府拒不承認，故而這些主教帶領的教會只能是「地下教會」；同時，對於中國政府任命的約70位主教，雖然多數已被梵蒂岡在事後追認，但仍有7位中國主教不被教廷承認，因而存在某種合法性爭議。

長期以來，中國與梵蒂岡建交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梵蒂岡不得以宗教事務為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這種干涉包括任命中國主教。顯然，梵蒂岡無法接受此項條件，這是中梵建交道路上的第一個障礙。

中梵接觸與建交的回溯

過去，絕大多數中國人信仰東方宗教，如佛教、道教和儒教等，信奉西方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人數比較有限，因此即便中梵之間齟齬不斷，梵蒂岡也沒有太大動力去積極化解。然而，近些年隨著「地下教會」的發展和活動，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迅速增多，據2014年11月俄羅斯《獨立報》援引梵蒂岡公布的資料顯示，中國的基督教徒已達到一億人，其中天主教徒接近1,200萬。相比之下，台灣地區的天主教人口已經基本飽和，不可能再增長，權衡利弊，梵蒂岡當然願意優先發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積極開拓大陸這個潛力巨大的市場。

此外，從教宗的角度看，梵蒂岡也有義務、有責任讓中國境內的「地下教會」取得合法地位。而使「地下教會」步入「地上」的唯一辦法，就是找到能被中梵雙方共同接受的主教任命方式，進而與中國大陸建交。如此一來，不僅可以使梵蒂岡更好地連接中國教區，更好地普惠、關愛中國教徒，也有助於天主教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影響力。

新任教宗方濟各基於以上認識，在其就任之後頻頻對大陸釋出善意。2013年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後，他曾向習近平發來賀電，中方也曾給予回復。2014年8月14日，教宗方濟各對韓國進行了5天的訪問，其被允許飛越中國領空。依照慣例，教宗會向飛經國的領導人發送電報表達問候，方濟各在當時的電報中稱：「在進入中國領空之際，我向閣下及貴國人民送上良好祝福，願神祝福貴國和平幸福」。教宗獲准飛越中國領空，被視為中梵關係向前邁進了一步。在此之前，教宗保羅二世訪問亞洲時就不被允許飛越中國領空，因此不得不繞行中國。

2016年中國春節前夕，方濟各又讚揚中國「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還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有著無窮的智慧」，並且表示「世界無需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權力感到憂慮」；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慷隨即表示，「希望梵蒂岡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以改善關係」。2016年底，梵蒂岡同意被其承認的主教，出席在中國召開的天主教組織最高機構會議，這一舉措被外界解讀為謀求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又一積極姿態，中國大陸也做出了友善回應。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政府對於處理中梵關係的基本原則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對改善中梵關係是抱有誠意的，並願與梵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動建設性對話和雙方關係改善進程不斷取得新進展。

9月22日，中梵在北京簽署關於主教任命問題的臨時性協議，是中梵關係史上的重大突破，這掃除了中梵建交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對於最終促成雙方建交具有實質性意義。

中梵建交勢必產生影響

雖然梵蒂岡是目前台灣17個邦交國中面積最小的，但卻是份量最重的。中梵建交必會引發台梵斷交，對於台灣當局來說，這會是自2008年以來所遭遇的最嚴重挫折，可謂「外交大地震」。至此，台灣當局亞、歐、北美三大洲的邦交國徹底歸零。

梵蒂岡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十分巨大，台梵斷交將會對台灣當局的邦交國形成帶動效應。眾所周知，台灣當局在拉美的邦交國主要是拉丁語系中的西班牙語國家，它們中的大多數因與西班牙的歷史淵源，而信仰天主教。

在目前台灣17個邦交國（包括梵蒂岡在內）中，有15個國家的主要宗教，或主要宗教之一是天主教；其中，有7個國家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有8個國家的主要宗教之一是天主教，只有2國不信仰天主教。這些國家之所以沒有與中國大陸建交，除了歷史因素及台灣當局的「經援邦交」策略之外，還與梵蒂岡沒有與大陸建交有直接關聯，因為，從宗教意識形態來說，它們與梵蒂岡屬於同一陣營，均與大陸存在宗教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甚至對抗。然而，一旦中梵建交，這些天主教邦交國很可能會改變對大陸的態度，繼而引發新一輪與台灣當局的斷交潮。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