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落幕，但歷史的傷口，仍隱隱作痛。慰安婦議題，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各國家受害婦女共同經歷過的苦楚。台灣高層面對日本人腳踢台南慰安婦銅像居然漠不作聲，令人悲痛！
慰安婦是日軍的性奴隸
1996年1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慰安婦調查報告，建議日本應就慰安婦問題負起法律責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特別調查員Radhika Coomaraswamy於報告中指出，慰安婦應明確被視為一種性奴隸制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胡賽因（Zeid Ra'ad Al Hussein）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稱二戰慰安婦為「日軍性奴隸制度下的倖存者」。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亦於2008年通過決議，列明「強姦及其他性暴力均可構成戰爭罪行、違反人性的罪行或關於種族滅絕的罪行」。換言之，於戰爭期間軍人向敵國人民或軍人施行性暴力（受害者多為婦女），也應屬戰爭罪行之一，而慰安婦更涉及強迫婦女每天遭受性暴力。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 2010 年第47屆會議上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1條做出決定，就婦女在預防衝突、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的作用，通過第30號一般性建議。強調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受武裝衝突影響的婦女，有權獲得同時適用於男女的一般性保護和具有一定限制的具體保護，主要防範強姦、強迫賣淫及任何其他形式的猥褻；並確認在販運婦女和女孩過程中的奴役行為、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懷孕、強制絕育，或任何其他形式同樣嚴重的性暴力都可能構成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或酷刑行為，或構成種族滅絕行為。
從以上國際文獻可以很明確的知道，慰安婦是女性人身安全、人權及國家尊嚴的議題。近些年來，無論台灣、韓國或中國大陸，皆極力向日本爭取慰安婦的賠償或道歉，並設立紀念銅像悼念在戰爭性別暴力下的受害婦女。於是，將每年8月14日作為國際慰安婦紀念日，提醒等待正義的到來，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台灣慰安婦人權運動
台灣的慰安婦人權運動20多年前由民間婦女團體發起，發掘了史料證明台灣慰安婦的存在，並協助受創的阿嬤們身心復原。隨著慰安婦阿嬤逐漸凋零，民間婦女團體於2015年拍攝完成台灣慰安婦紀錄片《蘆葦之歌》，完整紀錄阿嬤們的生命歷程、心靈受創、復健及成長的力量，也讓我們後代子孫感同身受她們曾經遭受的苦難。
但令人哀傷的是，這兩年在台灣只見民間團體為慰安婦阿嬤們對日本爭取道歉及賠償，政府的角色不見了。更令人悲憤的是，面對日人藤井腳踢民間豎立的慰安婦紀念銅像，台灣高層連一個對這段歷史傷痛該表達的基本態度，竟也蕩然無存。
慰安婦的議題，不是只有關乎阿嬤們被強迫而遭剝奪人身安全的問題。那更是關乎在那個年代的台灣歷史，是應該如何被真實看待？政府應用什麼態度積極向日本爭取慰安婦的道歉賠償並還其公道，那更關乎政府高舉的轉型正義大旗，是否有差別待遇？台灣慰安婦阿嬤們在風中殘燭之年，僅見民間發聲，豈不悲痛？
《蘆葦之歌》讓我們看見阿嬤們身心受創的漫長復原歷程，政府官員如果真正感同身受，那還能沒有立場及態度嗎？從婦女運動的角度，我們對政府默不作聲感到相當失望。
台灣慰安婦們向日本求償及要求道歉的漫漫長路上，一路坎坷辛苦，但面對始終強硬的日本政府，民間人士不曾有任何的放棄和動搖。號稱女權進步的台灣，如果政府連對慰安婦議題都如此軟弱，我們不敢奢望政府對性別暴力的社會安全建構，能有多少用心保護女性人身安全。
相較於南韓政府傾全國之力的相挺支持，迫使日本政府至少於2015年簽訂日韓協議，為此道歉，並撥款10億日圓成立基金，協助南韓的受害者，但對台灣的受害者呢？她們的權益何在？韓國政府甚至將慰安婦寫入歷史教育，融合於生活之中，讓下一代深刻記住戰爭的傷害、對女性人權的重視。反觀台灣，卻還在為慰安婦是否自願而喋喋不休，怎不令人唏噓？
如今有日本人侵門踏戶來台灣腳踢慰安婦銅像，那一腳實實在在踢到台灣女人的心裡。政府不能躲在蘆葦裡，必須站出來爭取台灣人的人權與尊嚴。
慰安婦沒有顏色
慰安婦，是一段台灣歷史的傷痛；深埋在這塊土地上的痛，是不分彼此，沒有顏色的。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站出來做人民的後盾，要求日本：
一、願意真誠地反省「慰安婦」被害人的歷史與法律責任，真誠道歉。
二、恢復被害人的名譽與尊嚴，是負起責任賠償而不是施捨。
三、納入教科書，教育下一代正確的史實，讓歷史的傷害不再重蹈覆轍，確保這樣的人權侵害事件不再發生。
(作者係華夏社會公益協會理事長)
過去一個月來的社會亂象，證明古人云「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有一定道理。
若非蔡政府對慰安婦一事軟弱無能，極力切割，怎麼會有日本右翼分子專程到台南用腳踢慰安婦銅像？若非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仗著跟蔡英文私交好，他豈敢把以「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為任務的促轉會，膽大妄為比作「東廠」？若非長官推卸責任，外行指揮內行，台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何需以死明志？若非楊偉中被黨產會聘為打手，他的溺水怎麼會有人低咕「報應來得真快」？
蔡英文對於種種脫序表現，一概說是「假新聞和謠言把選情搞得烏煙瘴氣」，所以要研議修改國安法，嚴禁「假新聞」，所幸學者專家紛紛以川普的先例，爭相警告「別讓打假新聞護航政府」，大開時代的倒車。
不論台灣亂象叢生，大陸仍按照既定計畫，於9月1日開始辦理18碼台港澳居住證，這原本是落實台商、台生長期要求的便利措施，竟被台灣當局視為「侵門踏戶」，不僅要求申請者強制報備，並擬剝奪其參與公職的權利。這公然違背了憲法所賦予「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而且對持大陸居住證者與持其他國家居留證者有雙重標準，豈能令人心服？
9月17日前後出爐的聯合報及台灣民意基金會的兩份民調，反映了民眾對蔡英文處理兩岸關係的滿意度持續下降，不滿意度持續上升。同時，兩份民調還有幾點值得注意的現象。
第一是統升獨降。台灣民意基金會發現，36.2%支持台獨，26.1%選擇統一，23.2%贊同維持現狀。這是自1991年以來，支持「兩岸統一」首度超越「維持現狀」，該會董事長游盈隆稱此為「統派支持者的一次大躍進」，並說統獨傾向在過去2年間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第二是支持維持現狀者減少。聯合報民調顯示「永遠維持現狀」雖仍是大多數民眾的選項，但該比率已逐年遞減，今年又創了新低。這或可解讀民眾從兩岸外交、軍事競爭、台經濟依賴大陸與日俱增，終於體會到，現狀其實很難維持，台獨又完全沒有可行性，不如寄望兩岸統一。
第三是對大陸民眾的好評、願意到大陸工作、創業、讓子女去大陸就學的比率，同時創下歷史新高。可見大陸給予台胞同等待遇，發放居住證，提高了台灣民眾前往大陸工作、創業與生活的意願。如台灣當局此刻把在陸生活、求學的國民列為敵人，不僅不能解決問題，恐怕將大失民心。
我們期待也相信，選民將在九合一選舉，用選票教訓民進黨，讓他們自我反省、有所收斂。我們更希望，台灣民意已至如此，所有政黨及政治人物應該認真面對、思考台灣的前途。馬英九在堅持「不統」8年後，終於在日前悟出「不怕統一」才是台灣的第一選項，對他個人或許為時已晚，但要競逐2020年大位者，豈能不慎思？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泡菜是指泡製而成的菜，是將原料浸入鹽水中泡，經乳酸發酵製成。如今，由於製作工藝的發展，泡菜是指「以新鮮蔬菜為主要原料，經食用鹽或食用鹽水醃漬發酵、整理切分、脫鹽（或不脫鹽）、調味、包裝、滅菌（或不滅菌）等加工而成的蔬菜製品。」無論如何，巴蜀地區的人們在長期泡菜製作和使用的過程中，形成了四川泡菜獨樹一幟的文化特色。
泡菜起源於三千多年前商代武丁時期，《商書說明》和《詩經》記載有「欲作和羹，爾惟鹽梅」、「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文中的鹽梅、剝和菹均為蔬菜加鹽泡漬的意思。一千多年後，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詳盡記載泡菜製作的方法。清朝袁牧的《隨園食單‧時節須知》更讚美泡菜：「當三伏天而得冬醃菜，賤物也，而竟成至寶矣」。而民國初年發行的《成都通覽》記載「家家均有」22種泡菜，這反映了泡菜在四川地區的盛行程度。
泡菜的產生主要是為了滿足人們最基本的食物需要。人們會在收穫旺季把部分蔬菜貯藏起來，以便在淡季食用，在此實踐中，人們學會了利用鹽將蔬菜通過漬或醃的方式，把生鮮蔬菜保藏起來，這是泡菜的雛形。爾後經過歷朝歷代的更迭和泡漬技術的改善，泡菜製作技術逐漸成熟。清朝時，川南、川北還將泡菜作為嫁妝之一，直至今天四川有些地方仍保留著這種習俗。
「世界泡菜看中國，中國泡菜看四川」，四川泡菜產、銷量均居全國第一，每年以15%的速度遞增。四川傳統手工泡菜之所以如此有名，是綜合巴蜀地區獨特的地理、氣候、物產等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經濟、民俗等人文環境的結果，但其關鍵還是在鹽水浸泡和乳酸發酵的製作技藝。而有沿（唇）的泡菜壇是古代製作泡菜必不可少的器具。這種泡菜壇肚大口小，在壇口外延還有一圈水槽，俗稱壇沿，壇口用倒扣的壇蓋密封，同時能自動排氣。
俗話說，泡菜成品的好壞一半取決於罎子，因此在挑選泡菜壇上也大有講究。標準的四川泡菜壇都是土陶燒製，外表面上釉。鑒別好罎子有三個步驟：一是看外形光滑美觀，無裂紋、無砂眼；二是用手指輕彈聽音，以清脆鋼音為上品，空響、沙響次之，破響的不能用；三是向壇沿注一半清水，然後點燃紙張扔進壇內後扣好壇蓋，壇沿水被吸乾的為上品。新壇還要先裝滿清水泡十天，每天換水，這個流程叫「退火」。之後倒掉水換裝木炭再放置七天，這個流程叫「補火」。經過退火、補火的罎子才能正式使用。
有生命的器物創造有生命的飲食。這些罎子沾染著煙火，沉澱著歲月，在使用中陪伴著我們每一代人的成長。它們也在記憶裡成為一面反照的鏡子，讓四川泡菜成為一個城市獨有的代名詞和文化特色，在鄉音的繚繞中講述著泡菜的歷史。
(作者係閩南師範大學歷史地理學院學生)
桃園市大溪區作為山區和平原物產流通的重要據點，靠發達的河運和鐵路建立起美麗的家園，但在1895年乙未保台時這裡卻成了殺戮戰場，本篇即在探訪該事件的始末和遺跡。
發達的河運造就市街發展
跨越大漢溪，聯絡大溪市街和員樹林庄的大溪橋原址，在1934年興建為吊橋，光復後隨著新橋的興建，大溪橋在歷經省公路局的拆除和改建後，成為今日僅供人通行的模樣，遊客可在此一覽大漢溪的風采。但在公路系統尚未完成前，河川通常是平原進出山區的重要通道。百年多前，大溪曾靠大漢溪發達的河運造就了市街的發展。大溪舊稱大嵙崁，位居北台灣最大河川淡水河的主要支流大漢溪，由山區進入平原的關鍵位置，自台北萬華上溯大約需要兩天時間，從大嵙崁順流而下則半天時間即可。
大溪除有發達的河運，19世紀末從台北到新竹劉銘傳鐵路的開通，彌補了從大漢溪上溯大溪的緩慢時程，陸續吸引了台北的官吏、客商到此設分店或造訪。如英國的魯麟洋行、德國的公泰洋行、西班牙的瑞記洋行；華僑茶商致和、英芳、鴻隆、太和、廣合、中和等商行，總計有三、四百家之多，從事附近山區生產的茶葉、樟腦等山林物產收購。而胡適的尊翁胡傳於光緒18年(1892)擔任「全台營務處總巡」時，陽曆春4月要去大嵙崁一帶視察營務，便選擇從台北坐下午一點鐘開的火車至桃園，然後換轎，走上一段「沿途平坦，路寬約1.5公尺，兩側皆植有榕樹，行走相當容易」的道路，傍晚至大嵙崁，寓於全台撫墾局，準備隔天的隘勇視察任務。
林本源等移民的入墾
在昔日大溪八景中，可攬勝三處的大溪中正公園，建在日據時期的大溪神社遺址上。它緊鄰大漢溪斷崖，公園旁建有「林本源城」，成為易守難攻的重要戰略據點。嘉慶23年(1818)，林本源家族的奠基者林平侯，鑒於其原住所新莊為漳州、泉州兩籍移民分類械鬥的要衝，屢遭波及，不勝其擾，遂舉家遷居至以漳州人居多的大溪。為了防止番禍，於道光4年(1824)在今大溪國小一帶的上街（今中央路一帶）與下街（今和平路一帶）之間，營造占地約四公頃的石城，俗稱林本源城。石城之內為林本源大厝，稱為「通議第」。
而在林本源立基於大溪前，廖、江、簡、呂已成為大溪的主要家族，早在18世紀就陸續來大溪開墾，19世紀初共同投資參與了上、下街店屋起造及周邊荒野的土地開發，累積了一定的財富和聲望。而現今大溪市郊有名的李騰芳古宅的李家和呂家，都是來自大陸漳州詔安的客家原鄉。而簡家則是屬於漳州南靖的客家裔民。嘉慶18年(1813)，這些家族在下街建立了福仁宮（開漳聖王廟）。
光緒12年(1886)，台灣巡撫劉銘傳成立全台撫墾總局，聘請林本源家族的主事者─林維源出任幫辦撫墾大臣，衙門就設在林本源城的「通議第」內。林氏身為台灣漳州籍住民之領袖，為了開墾大溪一帶的山地，先後委任林朝棟、余清勝為隘勇統領(1889-1894)。上述大溪當地家族中的李家充、簡玉和也出任了隘勇營的營官。
光緒17年，新南街(今中山路一帶)已建店屋七、八十間，成為大溪較具規模的市街。光緒20年，清政府撤全台撫墾局後，改設南雅廳於此；余清勝的統領營也設在此街。同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林維源在奉旨組織團練後，便將之前兼帶的隘勇兩營改為勁勇前後營，一駐紮於大嵙崁，一於南崁海口。隔年，「統領全台義勇」丘逢甲率領的新苗客家軍北調南崁後，在此駐守的余清勝勁勇營回防到大嵙崁。
由降日立場轉變為抗日
1895年乙未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灣部分仕紳鼓動前清台灣巡撫唐景崧在同年組織民主國，開始乙未保台的軍事行動。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內渡大陸後，台灣各地土匪四起、日軍近衛師團於6月7日入台北城。此時，林維源、林朝棟已淡出乙未保台的舞台，群龍無首。為了穩定民心，地方人士江國輝、呂建邦等在福仁宮籌組「安民局」，並與駐守大嵙崁的記名總兵余清勝等，商議於6月11日向日軍投降。降書上表達歸順之意、並希望派軍安撫地方，並附上「大日本帝國」的日本旭日大旗。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為確認該降書的真偽，下令給近衛師團，12日派騎兵隊至大嵙崁偵查。
日軍沿著當年胡傳走過的道路，到達大嵙崁對岸的員樹林高地後，遠望大嵙崁街的情景：「對岸聚集了相當多的人，其中也混雜了小孩跟女人，因為看不到持有武器者，判斷沒有敵兵」，因此便從高地下來，由於大漢溪水深難以徒涉，首先以可容納兩三匹馬的渡船，搭載到對岸。隨後，當地富豪廖秀才等自稱秀才者十數人儀容端莊，向日軍遞交名片表示歡迎之意。等全部的人都渡過河，便整軍進入市街，因為日軍騎兵的服裝呈現紅色，在偏好紅色的本島人眼裡顯現英勇強壯，福仁宮的門前聚集了男女老幼爭相觀賞。日軍進入大嵙崁市街後受到歡迎，傍晚在福仁宮舍營，隔天早上接見余清勝。
7月初，台灣府知府黎景嵩的檄文抵達大嵙崁，檄文大意是說，劉永福四方告諭俄國即將派遣軍艦掃滅日本軍艦，而劉永福將擊退台灣島內的日軍，因此需要台灣島民不分男女老幼的幫助，以擊滅日軍。接到此檄文的民眾，受到客家大老劉永福的感召，人心突然一變，成立了忠義局。不論忠義局或安民局皆一致決定抗日，以江國輝為總指揮、呂建邦為副指揮、李家充為幫辦、簡玉和為營官，共統轄1,000人，稱為「義民軍」。開始和三角湧（今新北三峽）的義軍，聯合伏擊從台北沿著大漢溪南下的日軍。
隨著日軍在北桃園地區的戰役作戰不利，樺山總督隨即在7月初從中國東北增調山根信成少將所率領的近衛師團第二旅團抵達台灣。7月12日，山根率領旅團主力─山根支隊，從台北出發，其中一隊從三角湧往大嵙崁入侵，山根旅團長所率領支隊的主力，則於16日下午1點，從龍潭攻殺到大嵙崁對岸的員樹林庄，並立刻開砲轟擊，其步兵也逼近大溪市街南方的蓮座山觀音寺一帶。江國輝乃激勵手下固守位於市街邊端的預備陣地，但到傍晚6點終於不支而散亂，與數十名手下被生擒；呂建邦、簡玉和則撤往龍潭的銅鑼圈。
躲在林本源大厝內的江排合、江次開等百餘名無辜鄉民被俘槍決。被擒的江國輝則在被押解台北途中，因在審訊中一言不發，被日軍刺死於員樹林庄。日軍入城後，為肅清抗日勢力，開始縱火燒毀大溪所有市街的店屋和民舍，直到翌日，還可以看到火苗。一個美麗的家園就此毀於乙未保台的戰火。
應建立乙未保台史蹟意象
現今無論是大溪橋或乙未戰後重建的大溪市街，都呈現出歐洲巴洛克風味。從清代開發到乙未保台的紀念史蹟，反而只能從史料上去探尋，筆者建議當地政府應建立相關的史蹟意象，讓遊客了解先民打拼所做出的貢獻。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回顧自己文學寫作生涯，著墨最深的有三個領域：金門文學、老兵文學和七等生評論。現就「老兵文學」這一區塊來看；首先，簡略爬梳自己歷年來的老兵文學篇目，以及台灣文壇、學術界有哪些討論我的文本，也順帶談一下自己作品裡的心靈依附。
自己大概是台灣文壇裡書寫老兵文學體裁廣、篇數較多的作家。在小說體裁裡，以老兵為素材的有單篇〈洞中的臉〉、〈歷史的士兵〉、〈火狼人〉、〈最後的士兵〉、〈謊言〉、〈新娘子〉。散文有單篇〈從軍營傳來的〉、〈老芋仔，我為你寫下〉、〈爆炸後的時年裡〉、〈時間迷陣的兵勇〉和採訪22位老兵集結成冊的報導散文集《隨風飄零的蒲公英》。詩有短詩集《兩百個玩笑—給那些遭時代及命運欺凌的老兵》、兩千行長詩集《在最深的黑暗，你穿著光》。
老兵文學受到文壇矚目
我第一次比較有意識地體察到自己書寫的「老兵文學」受到台灣學界及文壇矚目，是1996年在台灣師範大學「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清華大學陳萬益教授發表了一篇〈隨風飄零的蒲公英：台灣散文的老兵思維〉，文中把李敖、王文興、陳映真、陳列、王幼華、苦苓、張大春、張啟疆、廖蕾夫、黃驗等年紀橫跨30年的多位作家列為老兵文學代表，最後一位論列了我，還特別提及或許是我生長在金門戰地、長年與老兵為伍，所以文本情感尤為深沉凝重。
其次是我1995年4月29日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散文〈老芋仔，我為你寫下〉，本文收入九歌出版社《九十二年散文選》。
往後我讀到多篇討論我個人的老兵文學作品文本，如曾淑惠2000年華梵大學東方人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老兵文學研究》，其中特闢一整篇章專論我。曾淑惠日後從事教職，繼續推出多篇相關論文，如2015年發表在東南科技大學《東南學報》第40期的〈黃克全作品中的「老兵形象」〉，曾淑惠說：「書寫此一題材的作家群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克全的創作，他對老兵族群的觀照不僅跨越三種文類的書寫，而且創作的篇數居作家之冠，書寫的主題面向也能呈顯老兵族群的特質。」
2010年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的《離與苦：戰爭的延續》，也收錄了曾淑惠的〈台灣文學中的老兵形象〉，文中爬梳當代台灣文學中有關老兵的幾種書寫主題，包括思鄉懷舊、殊異生命型態、袍澤情深、性慾畸態、婚姻殘缺與生涯際遇等，闡釋了特殊時空下的老兵特質及其複雜轉折的生命境況。她指出，老兵文學呈現社會邊緣族群的弱勢心理，也呈現社會底層的問題，這是一種激憤的抗議，也是對老兵的同情與不平之鳴！曾淑惠所言，幾乎像是針對我一人所說，因為她講的這幾項故事素材我都有所著墨。
其他陸續論述的多家學者，其犖犖大者有：2005年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錢弘捷的碩士論文《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2006年12月菩提老師發表在《文訊》雜誌254期的〈風貌凋零試讀黃克全詩集《兩百個玩笑》〉、蔡鈺鑫2008年7月發表在《金門文藝》25期裡的〈老兵作家代表：黃克全的「老兵不死（十首）」詩賞析〉、陳鴻逸〈軍之例與君之史：歷史圖像下的老兵書寫—以黃克全的《兩百個玩笑》為主要探討範疇〉獲第26屆中興大學文學獎文學評論獎，該篇論文收入2021年出版的《海洋、歷史與生命凝視》一書中。
老兵文學三部曲
我先後結集了三部老兵文學完整作品：即2006年的《兩百個玩笑》，2011年的《在最深的黑暗，你穿著光》，2017年的《隨風飄零的蒲公英》。這是我老兵書寫的「老兵文學三部曲」。《隨風飄零的蒲公英》是報導散文集，我採訪了台灣北部的22位老兵。《在最深的黑暗，你穿著光》以某位參加過國共內戰的台灣籍老兵為素材的2000行長詩。以上三部文集都獲得國家文化基金會的創作補助。
2022年7月到9月，我在金門睿友文學館展出「黃克全老兵文學館」，展覽主軸是自己最敝帚自珍的《兩百個玩笑》，隨機挑選出集子裡〈第37個玩笑：周學普〉這首詩，略為說明其語境與自己當時的心境：
周學普，1949年和弟弟在南京失散。「那天晚上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圓又亮，下半夜，我睡著了，醒過來後發覺身邊的弟弟不見了，我以為他只是外出找吃的，沒想到他再也沒有回來。」「我現在最怕過中秋節了」他說。
十幾歲離開家鄉從軍的菩提老師，對這首詩特別有感觸。有一年我受邀桃園詩歌節上朗讀這首詩，下台時，他特別跟我說了幾句溢美的話，沒想到他不久後就寫了一篇精練的短評，發表在《文訊》雜誌。
我感到這件事具有某種盧卡其所說的「總體性」的意義。換言之，我的詩是一種「文本」(text)，「文本」一詞源自拉丁語詞texere，有被編織(weave)的意義，文本不等於作品。文本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尚未完成的作品，連結了作者與讀者、過去、現在與未來無限的互文及可能。就我與菩提老師來說，我們的生命與命運就此相連，總結為一體。這令我很感驚奇、感激，也很感慨。
老兵文學，且魂兮歸來！
(作者係金門籍作家)
回顧自己文學寫作生涯，著墨最深的有三個領域：金門文學、老兵文學和七等生評論。現就「老兵文學」這一區塊來看；首先，簡略爬梳自己歷年來的老兵文學篇目，以及台灣文壇、學術界有哪些討論我的文本，也順帶談一下自己作品裡的心靈依附。
自己大概是台灣文壇裡書寫老兵文學體裁廣、篇數較多的作家。在小說體裁裡，以老兵為素材的有單篇〈洞中的臉〉、〈歷史的士兵〉、〈火狼人〉、〈最後的士兵〉、〈謊言〉、〈新娘子〉。散文有單篇〈從軍營傳來的〉、〈老芋仔，我為你寫下〉、〈爆炸後的時年裡〉、〈時間迷陣的兵勇〉和採訪22位老兵集結成冊的報導散文集《隨風飄零的蒲公英》。詩有短詩集《兩百個玩笑—給那些遭時代及命運欺凌的老兵》、兩千行長詩集《在最深的黑暗，你穿著光》。
老兵文學受到文壇矚目
我第一次比較有意識地體察到自己書寫的「老兵文學」受到台灣學界及文壇矚目，是1996年在台灣師範大學「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清華大學陳萬益教授發表了一篇〈隨風飄零的蒲公英：台灣散文的老兵思維〉，文中把李敖、王文興、陳映真、陳列、王幼華、苦苓、張大春、張啟疆、廖蕾夫、黃驗等年紀橫跨30年的多位作家列為老兵文學代表，最後一位論列了我，還特別提及或許是我生長在金門戰地、長年與老兵為伍，所以文本情感尤為深沉凝重。
其次是我1995年4月29日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散文〈老芋仔，我為你寫下〉，本文收入九歌出版社《九十二年散文選》。
往後我讀到多篇討論我個人的老兵文學作品文本，如曾淑惠2000年華梵大學東方人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老兵文學研究》，其中特闢一整篇章專論我。曾淑惠日後從事教職，繼續推出多篇相關論文，如2015年發表在東南科技大學《東南學報》第40期的〈黃克全作品中的「老兵形象」〉，曾淑惠說：「書寫此一題材的作家群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克全的創作，他對老兵族群的觀照不僅跨越三種文類的書寫，而且創作的篇數居作家之冠，書寫的主題面向也能呈顯老兵族群的特質。」
2010年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的《離與苦：戰爭的延續》，也收錄了曾淑惠的〈台灣文學中的老兵形象〉，文中爬梳當代台灣文學中有關老兵的幾種書寫主題，包括思鄉懷舊、殊異生命型態、袍澤情深、性慾畸態、婚姻殘缺與生涯際遇等，闡釋了特殊時空下的老兵特質及其複雜轉折的生命境況。她指出，老兵文學呈現社會邊緣族群的弱勢心理，也呈現社會底層的問題，這是一種激憤的抗議，也是對老兵的同情與不平之鳴！曾淑惠所言，幾乎像是針對我一人所說，因為她講的這幾項故事素材我都有所著墨。
其他陸續論述的多家學者，其犖犖大者有：2005年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錢弘捷的碩士論文《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2006年12月菩提老師發表在《文訊》雜誌254期的〈風貌凋零試讀黃克全詩集《兩百個玩笑》〉、蔡鈺鑫2008年7月發表在《金門文藝》25期裡的〈老兵作家代表：黃克全的「老兵不死（十首）」詩賞析〉、陳鴻逸〈軍之例與君之史：歷史圖像下的老兵書寫—以黃克全的《兩百個玩笑》為主要探討範疇〉獲第26屆中興大學文學獎文學評論獎，該篇論文收入2021年出版的《海洋、歷史與生命凝視》一書中。
老兵文學三部曲
我先後結集了三部老兵文學完整作品：即2006年的《兩百個玩笑》，2011年的《在最深的黑暗，你穿著光》，2017年的《隨風飄零的蒲公英》。這是我老兵書寫的「老兵文學三部曲」。《隨風飄零的蒲公英》是報導散文集，我採訪了台灣北部的22位老兵。《在最深的黑暗，你穿著光》以某位參加過國共內戰的台灣籍老兵為素材的2000行長詩。以上三部文集都獲得國家文化基金會的創作補助。
2022年7月到9月，我在金門睿友文學館展出「黃克全老兵文學館」，展覽主軸是自己最敝帚自珍的《兩百個玩笑》，隨機挑選出集子裡〈第37個玩笑：周學普〉這首詩，略為說明其語境與自己當時的心境：
周學普，1949年和弟弟在南京失散。「那天晚上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圓又亮，下半夜，我睡著了，醒過來後發覺身邊的弟弟不見了，我以為他只是外出找吃的，沒想到他再也沒有回來。」「我現在最怕過中秋節了」他說。
十幾歲離開家鄉從軍的菩提老師，對這首詩特別有感觸。有一年我受邀桃園詩歌節上朗讀這首詩，下台時，他特別跟我說了幾句溢美的話，沒想到他不久後就寫了一篇精練的短評，發表在《文訊》雜誌。
我感到這件事具有某種盧卡其所說的「總體性」的意義。換言之，我的詩是一種「文本」(text)，「文本」一詞源自拉丁語詞texere，有被編織(weave)的意義，文本不等於作品。文本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尚未完成的作品，連結了作者與讀者、過去、現在與未來無限的互文及可能。就我與菩提老師來說，我們的生命與命運就此相連，總結為一體。這令我很感驚奇、感激，也很感慨。
老兵文學，且魂兮歸來！
(作者係金門籍作家)
戰國時，現今河南省焦作市已有山陽城；西元前205年劉邦設山陽縣，治所在山陽城。西元556年北齊文宣帝高洋因山陽縣富豪太多，恐危及政權遂廢。漢魏時范式及張邵、劉協和竹林七賢等，就演繹出以山陽為主的海量同源典故，古今文人頻繁引入詩文，顯示山陽早已成為他們嚮往的精神家園。
《史記》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構畫了中華文明的金三角地帶。河內地處三河之中，大致即今之焦作地區；山陽縣位於河內中部靠北，涵蓋今焦作市區。因此，別稱山陽的焦作，處於中華文明發源地的核心區域。《後漢書》中劉秀說「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也記載「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這片完富而獨不逢兵、城邑完而倉廩實的山陽沃土，自然形成獨領風騷的山陽文化。
山陽典故及引入詩文
西元220年12月10日，曹丕敬封劉協為山陽公，承諾「天下之珍，吾與山陽共之」。劉協建山陽公國居此懸壺濟世14年，產生了系列同源典故，被後人頻繁引入詩文。如南朝宋範曄「山陽其何誅焉」、晉陶淵明「山陽歸下國」、元王逢「爾其忠事山陽公」、成廷圭「無顏可見山陽公」、明程敏政「如何臣故主，貶號山陽公」等。
竹林七賢產生的同源典故最多，如南北朝庾信「唯有山陽笛，淒餘思舊篇」、顏延之「惻愴山陽賦」等；唐李白「竹林七子去道賒」、杜甫「倘憶山陽會」、孟郊「再舉七子風」等；宋陸遊「正類好鍛嵇」、蘇轍「讀書本自比嵇鍛」、姜夔「萬綠正迷人，更愁入、山陽夜笛」等；金元好問「悲來不待山陽笛」等；元耶律楚材「不如嗣宗學鍛鐵」、黃溍「不須待聽山陽笛」等；明宋濂「若非隔林鍛」、劉基「隔水風來聞鍛聲」等；清戴亨「閑吟屢接山陽宴」、邵齊燾「痛哉山陽笛」等；近現當代蕭萐父「山陽笛韻」、陳賡「依阿竹林賢」、李慶保「久念鄰笛出竹喧」、劉全水「重奏思舊章」等。
山陽典故的懷舊特徵
山陽典故都帶有懷舊意蘊、悲涼的特徵。如山陽與笛本無瓜葛，只因《思舊賦》，山陽笛才成為一系列廣為人知的文學典故。向秀漫步山陽，對嵇康從容赴死充滿敬佩卻不敢公然表達，因而寫他「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寥寥數語刻畫出嵇康臨刑前的從容鎮定。
南宋姜夔、張炎喜用山陽笛典故，就和士大夫的亡國之恨有關。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裡寫到「年青時期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他所處的時代和向秀所處的時代一樣；清何焯說「向子期《思舊賦》不容太露，故為詞止此」。他們都言向秀寫此文時備受壓抑，而出於《思舊賦》的典故「山陽笛」，也帶有不敢坦言、令人窒息的壓抑感。
古今文人嚮往的精神家園
用典是中國古人寫詩作文的常用手法，文字更為精煉含蓄，並提示作者學識標準。考察山陽典故如何被歷代文人發現並被反覆引用，可以一窺他們關於山陽記憶的某些側面。
「山陽五百年，綠竹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是李白羡慕追憶山陽時，充滿期待和豪邁之情的詩句。古人向有「五百年必有聖人出」之說，從七賢到李白恰好五百年，預示著山陽名士精神必將在唐代復活。盧照鄰「夫清風動駕，謁阮籍于山陽」、王勃「阮嗣宗陳留之俊人，直至山陽之坐」、駱賓王「醉可逃喧，自得山陽之氣」、王紹宗「山陽契侶，則命駕朝趨」。這麼多名士雲集山陽顯示山陽精神在大唐盛世的再現。
這種山陽名士精神，使得天下文人皆以來山陽沾染名士之氣、山陽之氣而自豪。杜甫力贊「山陽無俗物」；「山陽契侶」已成神交至交的代名詞。他們相信山陽會雖已過去，但留下的山陽名士精神則長存；山陽之氣可以重塑，古人清風可以重沐，前賢山陽之樂亦可以重溫。
唐盧僎「憶昔山陽會，稱觴阮林下」、任華「久阻山陽之歡」；明蕭端蒙「遙思清夜山陽會」、李時行「千載山陽會，竹林今複開」；清戴亨「閑吟屢接山陽宴」等，皆說明山陽已成友朋間歡會的代名詞。
山陽會同時也是人生聚散無常的一曲悲歌。如杜甫「倘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友人志得意滿反襯自身的垂老落寞；昔日歡宴之樂更顯今朝悲苦淒涼。再如崔峒「山陽會裏同人少」、李嶠「未展山陽會」、郎士元「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韋莊「卻到山陽事事非」，揭示山陽盛會難得重遇，山陽舊友愈見稀少，說明唐人潛意識中對魏晉風度的留戀。
山陽還暗含更深層的意蘊：山陽因七賢、山陽公、范張雞黍，衍變為承載文人士大夫精神寄託的優美，而又淒涼的文化符號。山陽是他們在官場上掙扎疲憊至極後，得以休憩身心的地方，是他們夢想中的精神家園。
曹雪芹字夢阮，周汝昌指出夢阮暗示曹對阮籍的夢想並非泛泛。曹雪芹好友敦誠贈詩中「步兵白眼向人斜」，用阮籍青白眼稱讚他不肯隨波逐流，他與阮籍有相似的才情和心境。此外，曹雪芹被比作魏武子孫，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邊的文官。當然，曹雪芹字夢阮不僅因為某種親緣關係，還在於阮籍是他心靈的知者、行為的楷模。
結語
2017年山陽故城文化研究會成立。2021年山陽區作家協會成立。筆者正在彙編的《歷代用典山陽詩文選鑒—山陽：古今文人嚮往的精神家園》，收錄海量用典山陽詩文，目的是讓更多焦作作家進一步瞭解山陽文化對古今文人的深遠影響，主動用典山陽入詩文；也期待各地更多文人多用典山陽入詩文，以增強對山陽的嚮往之情。
(作者係焦作市中學教師、非遺專案山陽城傳說代表性傳承人)
今年是國父紀念館開館50周年。該館因內有大會堂、畫廊、圖書館、演講廳等設施，外有開闊的公園廣場，加上交通便利，50年來舉辦過各類型活動，重要如蔣中正逝世瞻仰儀容，以及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和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此演講，大會堂更因具表演功能，給了正在起步的台灣藝術文化一個新的舞台。
回顧國父紀念館的創建過程，1963年老蔣總統有感於年年紀念孫中山的革命行誼，除了舉辦慶典外，還應該有一個「設施」，能永久傳揚其思想才是。經過籌備小組的商定，決定建築一座紀念館，除陳列孫中山的史蹟激勵當代之外，還要同時兼具文化教育用途。經專責辦理，1966年公開徵求建築圖樣，由王大閎建築師所設計的圖樣獲選，1968年開工、1972年落成啟用。
早期以推動孫學為任務
國父紀念館係為紀念孫中山而建，設計可看出彰顯歷史名人的用心，如大廳的國父銅像高5.8公尺，加上台座高3.1公尺，總高8.9公尺，重達16多公噸；史蹟室牆面石刻的巨幅「建國大綱」全文，長9.15公尺、寬6.3公尺，共計有1,341字。
紀念館開館之初隸屬於台北市政府管轄，而後隨社會變遷，改隸屬教育部、文化部，每個時期的任務不同，但始終持續推動著孫學的初心。
早期為弘揚孫學業務，曾在館內設置「國父史蹟宣揚專業小組」、「中國大陸實況展覽暨匪情資料研究中心」。1987年台灣解嚴，政經情勢變遷，館方調整孫學的推動策略，先於1990年出版館方第一本學術論著《中山學術論文集》；1994年開始辦理中山思想研討會；1998年開始邀請大陸學者來台，召開「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年首次以合作單位身分，與北京大學合辦「紀念辛亥革命90週年學術研討會」。
大會堂實現創作者的夢想
紀念館營運除推廣孫學研究，也自隸屬教育部時期起，擴大開設各種講座，終身教育課程。大會堂更成為台灣最具規模的演藝場所，對正在起步的藝術文化而言，不只是一個擁有2,500多席位的寬濶表演廳，滿足藝文愛好者觀賞演出的場所，更是藝術工作者實現創意與夢想的舞台。
例如，1974年美國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首度率團訪台，在大會堂表演，現場爆滿，觀眾反應熱烈。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曾說，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瑪莎，目睹「傳說中的葛蘭姆經典」。深受啟發的林懷民，1978年12月16在嘉義體育館首演他的第一部長篇舞劇《薪傳》，觀眾擠滿了體育館。林懷民之後應觀眾要求，於1979年元月在國父紀念館加演三場《薪傳》，一樣造成轟動。
京劇、歌仔戲在此展新貌
1979年，有「台灣京劇界最年輕國寶」美譽的郭小莊，創辦「雅音小集」，第一次在國父紀念館公演其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白蛇與許仙》，首場2,600張票搶購一空，其中又以年輕觀眾占大多數。郭小莊將傳統京劇結合現代劇場的創新演出，賦予了京劇的嶄新風貌，開啟了台灣京劇現代化的新思潮。
1981年，歌仔戲國寶楊麗花，第一次在國父紀念館演出《漁孃》，開啟歌仔戲登上國家級藝術殿堂、進入現代劇場的首例。楊麗花回憶，當她接到邀請，知道可以進入大會堂演出時很開心，毫不猶豫地應允演出。
歌仔戲曲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藝術之一，早期演出的劇情以闡述忠孝節義為主，因使用方言俚語，通俗易懂，十分貼近常民生活。楊麗花在國父紀念館演出歌仔戲的意義，不只因劇情呈現忠孝節義，帶給觀眾正能量，也讓人知道「原來歌仔戲也可以很精緻，可以在現代劇場演出」；更重要的是，當阿公阿嬷嬤走入藝術殿堂，軟化了紀念館的威權形象。
除了表演藝術，大會堂也是歷屆金馬獎、金鐘獎和金曲獎的舉辦場地。知名音樂人羅大佑1982年5月在大會堂舉辦個人首場演唱會，請來張艾嘉、齊豫等來賓，票房滿座，在華語流行歌壇投下震撼彈。1995年，改變台灣流行歌曲乃至於流行文化的校園民歌，在大會堂舉行兩場「民歌20年演唱會」，讓台下四、五年級生紅了眼眶。
2023將休館三年進行整修
細數這些在國父紀念館萌芽的藝文往事，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段屬於紀念館的故事，而這個屬於大家的時光盒子已訂明年休館，將針對大會堂、展場及其周邊相關展開整修工程。由於工程浩大，估計工程期可能需要三年。據知整修的這段期間，館方計畫在鷹架及圍籬放上相關網路連結，民眾可以透過手機掃描，知道工程進度，以及內部施工狀況。
「義大利之源－古羅馬文明展」於2021年春天在羅馬首展後，今年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是「中國－義大利文化和旅遊年」系列活動中的一個亮點。來自義大利多家博物館的500多件展品，全是具有極高歷史藝術價值的珍品，展現了璀璨的羅馬文明。
展覽透過豐富多樣的展品，講述了自公元前4世紀到奧古斯都時代（公元前27年至公元後14年），義大利作為政治和文化統一體的形成過程。該段時期，羅馬將半島南北的民族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民族的文化相互關聯又各具特色，並且與希臘、東地中海及歐洲地區有交流，它們之間經歷了語言、法律、宗教的融合過程。展示的主題從喪葬習俗、語言和宗教融合的角度切入，其過程也經歷了幾場戰爭。
此外，羅馬在治理城邦邊界、統一帝國疆域方面表現傑出。奧古斯都時代的義大利，如井然有序的城市規劃、四通八達的道路網路、網格形狀的農田布局，元首劃定的區域，都塑造了今日義大利的風貌。
語言、信仰的流變
幾個世紀以來，義大利半島上的各種語言，由單詞、語法句法，乃至字母的不同逐漸融合在一起。隨著拉丁語占據了主導地位，一些語言逐漸消失。目前，利用遺存的銘文和歷史語言學資料，人們能夠識破這些消失的語種，從而瞭解羅馬在不同擴張階段曾經遇到哪些族群。這些語種雖然消失了，但它們對古典拉丁語，乃至現代的語言的影響仍有跡可循。
義大利半島上的民族崇拜不同的神，有著不同的神職組織和祭祀方法。從公元前4世紀開始，隨著希臘的影響力逐漸增強，不同族群之間的宗教差異逐漸縮小，同時羅馬的宗教開始滲透到半島各地。自然，羅馬人的信仰在早期也受到這些地方族群的影響。供品是人神溝通的基礎，人們可以通過銘文瞭解敬獻者的用意，所供奉的神祗等信息。供品的類型、圖案紋樣也會透露出這些線索。部分的獻納品極具地區和文化區域的特徵。
羅馬人根據傳統將「獻祭」編入法典，這是羅馬宗教的核心要素。對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三主神的崇拜，標誌著羅馬及其政治、文化秩序在義大利無處不在，從而確保了國家的凝聚力。
羅馬人的建城儀典
羅馬人建城的儀典流傳久遠。先選好一處能俯瞰的位置後，將石頭置於地面上，以劃定用於觀測天象的神廟卜卦範圍，占卜師面朝東方，將天空分成幾個部分，以便在「神跡」顯現時進行解釋，這些神跡包括鳥類的飛行或天氣現象等。此類儀式在夜晚到黎明之間舉行，占卜師根據日出的方位，確定城市布局的主軸和中心，接著勾勒出區域的輪廓，矗立起城牆。
帝國是由殖民市（羅馬公民或盟國族群建立和居住的城市）和自治市（取得羅馬公民權的義大利殖民地）所組成。殖民市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羅馬殖民市，由人數固定的羅馬公民組成（通常是300人），作為軍事前哨，管控一片領土或一段海岸線。另一類是拉丁殖民市，由不同社群混合而成，有自己的法律、一定的自主權，也承擔軍事義務，在對外關係上同羅馬共進退。在「同盟者戰爭」期間（公元前91－88年，羅馬和古義大利盟友之間的戰爭），許多殖民市和同盟社群都被升級為自治市。這個體系確保了各社群與羅馬城盡可能的融合，這對擁有遼闊疆域的帝國來說是必不可缺的。
羅馬的擴張及走向繁榮
羅馬公民軍團組建於公元前6世紀初，當時處於君主制邁向共和制的轉型期，通過軍隊的改革、外交的斡旋和建立第一批殖民地，羅馬人在義大利聯盟（公元前295－290年）時期確立了自己的地位。羅馬人在公元前3世紀擊敗了皮洛士國王和迦太基人，其成功源於系統性的擴張政策，是一些貴族世家幾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
公元前146年，羅馬摧毀了迦太基，幾乎同時也征服了希臘。公元前107年，羅馬取消了世代參軍的要求，建立職業軍團，並把雇傭軍納入羅馬軍團。在凱撒等軍事領袖的指揮下，為爭奪國家的控制權，對立派別之間發生了近20年的內戰（公元前43－31年）。公元前31年，在亞克興海戰中，屋大維戰勝了安東尼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羅馬後即開始掌握國家大權。
由於羅馬共和在傳統上一向厭惡「國王」的稱號，於是屋大維在共和國的架構上採用「元首制」，讓第一公民同時擁有傳統的保民官、統帥等統治大權，而後代史學家將屋大維改制後的羅馬國家視為羅馬帝國的開端。
羅馬人在征服地中海地區（公元前2－1世紀），並在「同盟者戰爭」獲勝後，獲得大量財富，包括戰利品、被征服人繳納的稅金，來自希臘、非洲和小亞細亞的金、銀、大理石等各種材料。此外，貿易發達及大批奴隸湧入，使經濟、生產、社會、領土和城市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並導致文化和藝術領域在神廟、廣場、城牆、住所、別墅、墓碑和聖殿建築上產生變革性的影響。同時羅馬貴族的生活也逐步走向奢華，新興階層的住宅和別墅也蓋得富麗堂皇。
屋大維掌權後開始推動文化復興運動。公元前27年，屋大維獲得「奧古斯都」（神聖、至尊的意思）的稱號，他的新文化政策普及至羅馬人生活的各方面，文化和意識形態包容了各民族的傳統，並被納入「一統的義大利」概念中，義大利開啟了新的黃金時代。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清萍阿姨，昨晚從我爺爺的妹妹得知消息，我曾祖父於昨晚9點多去世了。感謝您給他們團聚的機會。」這是今年2月底，台灣抗戰老兵王道璜在大陸的曾孫女發給我的微信簡訊。王道璜係湖南省寧鄉市人，享年102歲。由於疫情的原因，這兩年我一直沒能再去台北的護理之家看望王道璜夫婦。聽到王老先生離世的消息，讓我又想起與他相識的故事。
98歲的老兵要尋親
我與王道璜夫婦相識於2018年10月12日。那天下午我接到一個尋親電話，是從美國回台看望98歲高齡父母的王家兄妹。他們告訴我，「父親王道璜是一位抗戰老兵，現與母親住在養老院裡，父親已無法正常表達言語，母親則患有健忘症。他們依靠輪椅、灌流質食物維持生命，渴望找到在大陸失散的長子王桐華。」
依據王家兄妹提供的父母姓名、出生日期、地址等資訊，我馬上聯絡湖南寧鄉市台辦主任周銘生及花明樓鎮的朋友，請求他們傳遞尋親消息，完成老人家的心願。不到3個小時便傳來佳音，花明樓鎮確有其人。我取得了王桐華的電話號碼。
我撥了通電話，仔細詢問了一些情況，證實他確實就是王桐華。我請他找人教他使用微信，這樣就能很快地和父母進行視訊通話，同時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王家兄妹。
王家兄妹收到資訊時非常驚訝，用懷疑的口氣問我：「怎麼會這麼快？會不會是詐騙？」我耐心地告訴他們尋親的過程，並告知已與王桐華通了電話，他們才確信我確實幫他們找到了親人。
「你要多少錢？」王家兄妹接下來就問我。「我不收錢，我是義工」，我馬上回答。王家兄妹感動地對我說：「謝謝您，真是太感謝了，您是一個好人。」
一天後，王桐華通過微信告訴我説，他想與父母親視訊見面。次日一早我便趕到了養老院，但養老院下午4點才允許探視，為了讓王桐華當天見到父母親，我一直等到下午。下午4點剛到，我快步走入養老院，找到了王道璜的房間，向老人說明了來意。王道璜、劉詠蘭夫妻驚喜萬分。我很快地與王桐華接通了視訊，當看到日思夜想的長子時，劉詠蘭忍不住喜極而泣，王道璜顫抖著喊出了「王桐華」三個字，就再也說不出話来。場面讓人心酸與感動，我也忍不住流下熱淚。
因戰爭動亂父子離散多年
因戰爭動亂，王桐華的父母遠赴台灣，他留守在老家湖南寧鄉。出生於1940年的王桐華，對父母所知甚少，只知道父母都生於1921年，父親1935年當兵，去過江蘇南京，1949年2月到了廈門、4月到了台灣，把他和一個妹妹留在老家。
「父親僅於1945年回過一次老家。1948年底母親回寧鄉，想把我們兄妹接走，奶奶不同意。在家住了10天後，母親隻身一人去找父親。」王桐華對我說起往事時不禁潸然淚下，「那個戰火紛飛、山河破碎的年代，奶奶想給家族續幾根苗兒，我們因此沒能伴隨父母左右。」
1949年底王桐華奶奶因病去世，兄妹倆由兩個叔叔撫養，他們想找到父母的期盼越來越強烈。1965年妹妹因病早逝，年僅23歲，臨死前妹妹靠在王桐華的身上，嘴裡念叨著想見爸爸媽媽最後一面，還特別交代哥哥一定要找到父母。
父母遠走台灣，奶奶撒手人寰，妹妹英年早逝，讓王桐華幾乎崩潰，唯一支撐他活下去的希望，就是找到早已失去聯絡的父母。只可惜當時兩岸間根本沒有溝通管道，王桐華苦苦等待，希望有一天能夠恢復與台灣的聯繫。
一家三口終於在香港見面
1980年一封家書幾經輾轉，漂洋過海抵達王桐華的手上，離散的父母和兒子重新接上了線。1987年台灣當局允許居民到大陸探親。可王道璜軍人出身，且年輕時身負要職，所以受到的限制比一般人多。經過多方溝通與協調，他們決定在香港九龍張姓朋友家與孩子見一面。
1989年秋，一家三口終於在香港重逢，看著上一次見面還是9歲的小朋友，現在已是年近半百的兒子，古稀之年的母親緊緊摟住王桐華，失聲痛哭。王道璜反覆說：「不要哭，不要哭，能見上一面，就是最好的結果。」說著說著，自己的眼淚也不自覺地落下。
短暫相聚一周後，王桐華和父母用家書傳遞親情。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王桐華沒有再收到父母的來信。他來信詢問，卻始終沒有得到回音。他也沒有能力親赴台灣尋找父母，只能一直期盼著父母的信件到來。原來王道璜夫婦連續搬了幾次家，根本沒收到王桐華寄來的信。另外，王道璜患了阿茲海默症，劉詠蘭也有健忘症，兩人已經沒有聯繫兒子的精力和能力了。
這一條跨越海峽的尋親路，一等又是30年。王桐華從年近半百的中年人，等成了一個耄耋老人，而王道璜夫婦更到了人生暮年。
幫助老兵父子在台北重逢
老人的鄉愁與牽掛，牽動著我的心。我們不能忘記尚存於世、且正日益凋零的抗戰老兵。70年前他們是抗日戰爭的勇士，捨生忘死，用肩膀扛起了一個轟然倒塌的時代。我們怎麼能放任他們凋零？我們又怎麼能讓老兵帶著遺憾離去？老人不能等，我們必須爭取時間，了卻老人的心願。
時隔30年，兩地親人雖在手機上視訊相會，卻不能相擁，無法觸摸。父母98歲，兒子年近八旬，人生還有多少年？我決定一定要排除萬難，促成他們見面。
2018年11月，我專程趕到長沙，協助王桐華申請辦理赴台探親事宜，突然接到王桐華打來的電話說因為家裡經濟條件不好，太太不讓他去。我當下決定自掏腰包幫王桐華買了長沙至台北的往返機票；並拜託前來台灣參加書法展的好友曾昭才先生一路照顧王桐華。
2019年1月18日，王桐華帶上了兩瓶蜂蜜，買了兩袋紅棗、葡萄乾，在好友曾昭才及其他志願者的陪同下，終於踏上了尋親之旅。當天，王桐華便在養老院再次和父母見面。一別70年的第二次相見，雙方貼面相擁，久久不願分開。
每天下午4點，王桐華就去陪父母說話，幫他們洗腳按摩。上午空閒時，台灣的妹妹王枋華就帶著桐華遊101、國父紀念館、西門町及貓空、動物園等景點。幾天後，曾昭才參加完書法展也去了養老院探望王道璜夫婦。
一周後別離的下午，劉詠蘭老媽媽握住王桐華的手，未語淚先流，「兒啊，別怨我們，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我和你爸也是不得已。我們都是快走的人了，你要注意身體。」王桐華登機回長沙前，緊緊握著我的手，含著淚說道：「王女士，真是太感謝你了，真不知該怎樣表達心中的這份感激才好！」我告訴他不要放在心裡，只是舉手之勞，也囑咐他好好保重身體。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3月4日，我前往板橋殯儀館瞻仰弔唁王道璜，送他最後一程。追悼會後，王枋華送給了我兩本父親的著作。回家後我立即捧書拜讀，驚歎王老先生的滿腹才華，字裡行間充滿著家國情懷。王道璜青年時投身戰場，抗擊日寇侵略，年老時著書立說，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並將自己的作品捐獻給圖書館。他與妻子經受百年風雨洗禮，相知相守，相濡以沫。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他們是歷史的見證者、和平的締造人，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奉獻，才有現在的美好時代。
(作者係《湖南文獻》秘書兼編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