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已進入2.0版，後續不排除再進階為3.0；美中經貿對抗日趨升溫，加上聯準會升息、美元升值；資金流向美國，新興市場股、匯市首當其衝，台灣股、匯市亦難置身度外。

16-21世紀大國興衰史

  由歷史經驗來看，大國的形成必然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科技上力爭主導權。君不見，16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18至19世紀後期的英國，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的美國，及至於21世紀崛起中的中國，莫不按此軌跡挺進。

進一步言之，葡萄牙藉著優越的航海技術，大量擴展殖民地，掠奪黃金、珠寶；西班牙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美洲後取而代之；但1588年的英西戰爭中，其無敵艦隊被英打敗，年年爭戰，國庫大幅耗損，經濟衰退。

17世紀，小國荷蘭崛起，進而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中心；而18世紀的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後逐漸稱霸全球，到處侵城略地，在全球建立無數的殖民地。當時，為了方便貿易，於是導入金本位制，並擔任世界銀行角色。

1914年，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英鎊海外投資達40億，占西方國家的一半。但因參與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庫漸損，財政無力可回天；進而將世界盟主拱手讓給崛起中的美國。

二戰後的美國毫無疑問是世界第一超強，經濟總量幾乎等同其他國家總和。自有人類以來，不曾出現過這麼富強的國家。

中國則在改革開放40年後，躍升為全球第二世界經濟體，無疑成為美國的眼中釘。於是，遏阻中國的崛起成了美國對外政策，川普上任後更不惜與中國打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繼續升溫

美中兩國於9月24日分別宣布，針對2,000億及600億美元進口商品課徵關稅，貿易戰升級為2.0版；川普放話不排除再對中國進口的2,670億美元進口商品課稅，屆時，將進階為3.0版的全面課稅。

不少人認為，美中兩強為爭奪全球主導權，將使貿易戰陷入長期經濟新冷戰。如美國前聯準會(Federal Reserve)理事華許(Kevin Warsh)就認為，美中關係降至冰點，相方對峙的程度，如同尼克森總統於40年前開啟兩國關係之前一樣糟，他預料，接下來10年或20年將面臨「經濟冷戰」風險。換言之，今日兩國對峙及貿易戰，已埋下日後兩國經濟冷戰的種子。

10月13日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以「下一個經濟衰退」(The next recession)為封面，若其言一旦成真，將對全球經貿及金融市場造成極大衝擊。10月20日該周刊又以「中國v. 美國，危險的對抗」(China v. America, A dangerous rivalry)為封面，顯見國際經濟學家認為，美中貿易對抗情況愈來愈嚴重。

美元飆新興市場貨幣遭殃

美國今年經濟成長強勁，也給了川普打貿易戰注入一劑強心針。由於經濟成長，失業率及通膨符合預期水準，美聯準會於台灣時間9月27日凌晨宣在升息一碼；聯邦資金利率已上升至2%至2.25%水準，年底可能會再升息，以達到自然利率為目標。而美元指數自 9月27日聯準會宣布升息後的94.894一路上升至10月17日的95.9000，升值幅度為1.06%，再度導致國際資金撤出亞洲新興市場，大舉流向美國，迫使亞洲新興市場股匯重挫。

此期間的MSCI新興市場貨幣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 Currency Index)由1,602.92走貶至1,600.54，至於印尼盾更貶破15,000元，創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20年新低，累計今年跌幅已達12%；另外，印度盧比則由72.6454貶至73.8000。

此外，市場擔心的人民幣匯率在10月8日宣布降準4碼後首日開盤跌勢加劇，一舉突破6.9，直逼7.0關卡。雖然美財政部於10月17 日公布「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外匯政策報告」中，末將大陸列為匯率操縱國，但人民幣卻續跌至6.9366。

至於台幣，則同受美元升值及外資撤出影響，10月17日已貶至30.968，貶值幅度達1.2%（詳如表1所列）。由此可知，美元若持續升值，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將升高。

憂心受影響亞洲股市重挫

美中貿易戰升級，全球股市，特別是亞洲新興市場，更是神經緊崩。日前，因彭博報導亞馬遜、蘋果等近30家企業的電腦設備遭中方植入惡意晶片，大陸生產的電子產品被視為不安全。港股於10月初的單周暴跌1,215.95點，跌幅達4.38%；而台股亦難置身度外，特別是蘋果供應鏈個股，包括台積電、大立光，鴻海等大型權值股一一中箭，成為外資的提款機。

緊接著，美國副總統潘斯發表一篇對中國不滿的演講，內容批評中國大陸在南海的挑釁行為、偷竊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迫害宗教及人權團體，企圖影響美國選舉等；被認為是川普政府對中國政策的定調，甚至被稱為「討中檄文」；美中關係惡化．更讓市場投資人緊張。

尤有進者，因聯準會升息也帶動美國公債殖利率飆升；美10年前公債殖利率一直是市場相當重要的指標，殖利率不僅反映投資人的報酬率，也意謂企業發債及借貸成本的高低。

以往的經驗顯示，當長期債券殖利率接近3%時、或是短債殖利率高於長債殖利率時，股市及債券市場將由多頭轉向空頭。今年2月5日，美股盤中一度下跌1,600點，即與殖利率升高有關。近期，10年公債殖利率由8月24日的2.817%上升至10月5日的3.2404%，創2011年來新高：徒使企業發債成本增加，引發美股三大指數由高點重挫，也波及亞股。MSCI新興市場指數(MSCIEF)今年高點下挫，累計跌幅已逾二成。

台股在10月初的5個交易日重挫超過500點，市值共蒸發近1.5兆台幣。接著，在雙十節當天，美科技股重挫，道瓊暴跌831點，創下8個月來最大跌幅，台股11日開盤跟著暴跌660點，跌破萬點行情，至10月18日，仍在跌跌不休，全球股市也一片慘綠。

總結而言，美中貿易對抗升級，不僅企業對市場不確定性升高，對金融市場的股匯市衝擊更是不容小覷，後市應保守以對，不容樂觀。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葉榮鐘(1900-1978)留下300餘萬字的著作，包括歷史紀實：《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人物傳記《台灣人物群像》、隨筆散文及漢詩集等。本文旨在談他書寫歷史與人物傳的差異性。

父親撰寫《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時，刻意以梁任公(1873-1929)和林獻堂(1881-1956)相識為政治社會運動的開端，而捨棄日本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的「同化會」。就如同書中開宗明義的凡例所述：所謂「民族」的觀念、係以文化、傳統、目的、願望等共通的心理因素為其內涵。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

《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雖以日據時期的金融體系為重點，但明確指出「清丈賦課」始於前清台灣巡撫劉銘傳，奠定了稅收的來源，日後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75-1929)只是蕭規曹隨。《台灣人物群像》一書是評價當時台人與日本殖民抗爭的主要領導人。

林獻堂在史、傳中的對比

1956年林獻堂在日本過世，1960年父親因主編《林獻堂紀念集》（包括年譜、遺著、追思錄）而重新提筆創作，當時即發表〈杖履追隨四十年〉，收錄於《林獻堂紀念集之追思錄》。1966年又寫了一篇〈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後改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收錄在《台灣人物群像》。

〈杖履追隨四十年〉一文父親道盡與林獻堂的私人情誼，文末尤以1952年父親代表彰化銀行同仁去探望林獻堂，他所贈一首詩，當時未能體會而耿耿於懷。特錄於下：「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蕭蕭細雨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其中「故園花草有誰憐」實乃林獻堂之痛，當初這些一起打拼的同志，是他無顏面對的，只好繼續漂泊異鄉到死始得歸鄉。全文細數父親追隨林獻堂40年為民眾奔走的事蹟，感懷之情溢於言表。

至於〈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筆調語法全然不同，這是父親於公的認知，對於歷史的交待。其中有一段特節錄於下：「乙未割台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林季商脱籍離台之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林獻堂字灌園）手中。」父親的目的即在指出霧峰林家是三代以來都是姪子帶著叔叔打天下的，林文察與林奠國，林朝棟與林文欽，林季商與林獻堂，因為姪子有功名，自然而然族長之職是落在姪子身上，一直到林季商脫籍返回祖國，參加孫中山的二次反袁帝制革命，才起了變化，林獻堂也才開始掌握霧峰林家的主導權。

林獻堂對父親，於私而言是恩同再造，因此〈杖履追隨四十年〉是從私人情誼為出發點來書寫。但於公而言，他在書寫《日據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時，除凸出了維新改良派梁啟超、林獻堂的貢獻，但也不忘將林文察、林朝棟、林季商祖孫三代革命派的功績記上一筆。

《日據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於1967年動筆，1971年完成，先於《自立晚報》連載，1972年出單行本，更名為《台灣民族運動史》，2000年以手稿版再現於《葉榮鐘全集》時，復名為《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稱《運動史》）。在第一章〈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濫觴〉導言中，他指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與領導者林獻堂有密切的關係，林獻堂一生的思想行動，除他生得的性格與學養外，受梁啟超的影響最多也最深，是故本篇為追本溯源起見，先由梁任公與林獻堂的關係寫起。」但他又急轉直下婉約地評論「林獻堂參加同化會是他一生被誤會受誣謗最深的一齣」，以林參加同化會「純係出自一種解懸拯溺的迫切心情」為其文過。該文也公正道出林的侷限與貢獻：

何況林氏的性格也不是硬繃繃的革命家，他的資產、地位、聲望，也會使他的行動受到一定的限制。他的思想形態，充其量也不能超過「改良主義」，這在今日雖然平淡無奇，或者已入落伍之列，但在風氣未開的當時，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我們若再進一步去檢討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他的同輩、他的同族大部分的公子哥兒都是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而他竟能獨立獨行飄然不群，也可以看出他的偉大處。……所以他第一著手和板垣伯提倡同化會，可能也是根據任公的指示而來的牛刀初試。

關於林獻堂參加同化會之舉，父親在〈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評價：「1914年伯爵板垣退助以明治維新開國元勳的身份，紆尊降貴來到新附的台灣，倡導創設同化會，當時台灣的一般知識分子（不免有點飢不擇食的氣味），莫不群起響應，林獻堂、林痴仙尤為熱心…論理林痴仙的行動，林幼春是沒有不追隨的。唯獨對同化會兩者之間意見似乎並不一致」。父親認為：在初期民族解放運動，林幼春的「民族純粹性」是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能贏得追隨者的信賴、加強向心力，更大力度的激發個人鬥爭的熱情。林幼春在民族運動的陣營，可以說是魯殿靈光、民族精神的燈塔。對比上述運動史與人物傳的書寫差異，父親評價先賢的歷史地位，在遣詞用字上可謂用心良苦，值得後人細細體會。

蔡惠如為民族運動鋪路人

《運動史》〈第三章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第二節提到「新民會」1920年1月11日於蔡惠如(1881-1929)東京澀谷區的寓所成立，席上公推蔡任會長，但蔡極力謙辭，並列舉數點，強調會長非林獻堂莫屬。

「新民會」與先前的「啟發會」、「聲應會」最大的不同處，是當天決議發刊機關雜誌。該決議案的背後原因，1917年俄國10月革命，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14條和平基礎的民族自決，1919年朝鮮發生了三一獨立運動（即萬歲事件），同年大陸發生了五四運動，這一連串事件衝擊著台灣海外留學生，促成了「新民會」後來成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指導機關凡十餘年。蔡惠如在經濟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仍拿出1,500元交給林呈祿，創辦了該會的機關刊物《台灣青年》，成為後來台灣人唯一的報紙《台灣新民報》。

父親在〈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描述：「在民國初年，惠如先生是中部地方首屈一指的領導人物，其聲望也許比較林獻堂更為顯赫。」父親在文中指出三個理由：(1)蔡惠如講義氣，重然諾、富有熱情，自然也有「雖千萬人我往矣」的衝動性，頗具東方式豪傑的風格。但台灣民族運動過去武裝蠭起，屢試屢敗，祗有退而求其次改用交涉方式，所以領袖的人格、信譽極為重要。(2)東京留學生畢竟是少數，而運動必須是能夠博得全台灣同胞的支持。(3)這種運動是需要有雄厚的資力才能夠持久，發生作用。

蔡惠如自知以上三點遠不及林獻堂，所以他願意以鋪路人的身分來促進這個運動的進展。在這裡必須提一下，蔡惠如的孫子蔡意誠，在白色恐怖時代兩度入獄，坐了23年多的黑牢。他也出資贊助創辦了《夏潮》雜誌。

1920年7月16日《台灣青年》月刊在東京創刊，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在《運動史》〈第六章台灣文化協會〉的導言有以下陳述：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三大主力。

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緣由，在《運動史》中有以下幾點論述：(1)官方記錄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編的《警察沿革誌》所載，「在島內為該運動的先驅者而奔走於團體結成的是台北市的開業醫師蔣渭水…1910年7月蔣訪謁林獻堂，協議團體組織事宜。(2)蔣謂水的回憶，在其所著〈五年中的我〉第三項〈組織文化協會的動機〉：自林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以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並提出他們所做的青年會章程和我研究。我考慮以後，以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呢，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於是計畫出來的就是文化協會。(3)醫專學生間的醞釀，據何禮棟的談話，在1920年11月間（當時他是醫專四年級生）他與同學李應章、吳海水，為避免日本官憲的干涉，不談政治，専以啟發台人的文化向上為目的擬組織一個團體，苦於沒有可做領導者的社會人士，經賴石傳的推薦而找上蔣渭水。綜合以上三點，可以確認台北醫專學生找上蔣渭水，而蔣渭水希望能有更大的影響力，又找上林獻堂，以期獲得社會更多民眾的支持。

台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行創立總會。公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總理」是孫中山國民黨所採用的稱謂，在當時的殖民統治下是不被容許的。

〈台灣文化協會〉特別提到「二林事件」，父親認為這是台灣左翼思想的起源，二林的文化演講將一個僅能容納200人的碾米廠擠得水泄不通，圍觀民眾多達3千人，促成了二林農民組合的成立。李應章、簡吉、葉陶這些當時有左翼思想的人，展開了台灣另外一條路線的社會運動，父親的目的即在留下線索，讓後人得以順藤摸瓜，由此認識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反殖民抗爭，如何演變成階級鬥爭的過程。

《運動史》敘述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的歷史的臨時大會在台中市公會堂舉開。屬於連溫卿派的大甲、彰化及由台北大批湧進會場的無產青年占大多數，他們以連溫卿為中心占據座席的中央，大有睥睨全場的氣勢…依據新章程選舉中央委員的結果，連溫卿直系11人當選…蔣渭水與連溫卿本來是共同戰線的提攜者，但因兩者思想上有不可踰越的界限…所以他也不屑留在連派旗下共事，…向來以民族主義的文化啓蒙團體的形態存在的台灣文化協會，一變而成以階級鬥爭是務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啓蒙團體。」

1927年7月10日，台灣民眾黨假台中市新富町聚英樓酒家舉辦創立大會。「1928年2月台灣工友總聯盟結成後，民眾黨的政策顯然有遷就階級鬥爭的傾向，這與立黨當時所標榜的全民運動頗有偏差。不過民眾黨對於工友聯盟的袒護與遷就勞工運動的態度，黨內的民族主義者頗不以為然則是事實。」

他在人物傳〈革命家蔣渭水〉則陳述：「民國17年（1928）在渭水先生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據說它的組織法，完全用上海總工會的章程做藍本…在那個階段，無疑地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大多數的指導者，對於青年及勞工的力量並沒有充分的認識，唯有他能夠洞察時代的趨勢。」父親對蔣渭水因同情無產階級，而造成日後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感到惋惜。

革命派的風骨不容或忘

父親於1974年赴美探親，在家兄的陪同下拜訪了在渥太華的莊生兄（莊遂性長子）。之後在給莊生兄的信裡指出，台灣人自決是行不通的，唯一的路就是「與大陸八億中國人同其運命」。國共內戰時期，麥克阿瑟一再倡導台灣國際託管論，而父親認為兩岸是中國人自家的事，容不得外人說三道四。身為出生於台灣的中國人，怎能依附外國勢力來損害兩岸統一的民族大業？

父親從美國歸來後，在戒嚴體制下分別於1975年8月、10月與12月在黨外雜誌《台灣政論》連續發表了〈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革命家蔣渭水〉，以項莊舞劍之舉對國民黨政權發出批判。同年12月27日《台灣政論》刊行五期後即被查禁。父親除了期許年輕一輩能認知、傳承先人之志，最重要的是，希望台灣青年在謀台灣出路的同時，不可或忘這些革命派的民族風骨與祖國情懷。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

少帥張學良曾是一位紈絝子弟，在聽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一場演講之後，幡然悔悟。兩人不僅結為忘年交，而且情同師生，終生不渝。

張學良雖然未曾正式進入南開學校讀書，但一直以南開學生自居，將張伯苓校長視為影響自己一生最大的人。

張學良的青年時代，俄國和日本都虎視眈眈地盯著東北這塊肥肉，伺機謀圖擴張。張學良雖然滿懷愛國熱情，但卻無力回天，因此對前途和未來有些灰心失望。加之，張學良曾患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因吐血而臥床不起數月之久。其父張作霖急忙派軍醫處長王少源給兒子治病。這位王處長不僅是一位醫生，還是虔誠的基督徒，並擔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的會長。因此，他一面醫治張學良的病，也想方設法救治他的心靈。

張學良深受張伯苓啟發

1916年10月9日，王少源邀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領袖人物張伯苓，到奉天發表題為《中國之希望》的演講，他請張學良前去旁聽。演講一開始，張伯苓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之希望是什麼？」接著他說「中國的希望不在任何黨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個中國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國」等道理。張伯苓一句「中國是很有希望的，中國之希望就是我！」讓張學良聽了熱血澎湃，情緒激動起來。

張伯苓接著說：「大家對國家悲觀失望，自暴自棄，你認為國家沒有辦法，我也認為國家沒有辦法，那麼，中國豈不是真的沒有辦法了嗎？如果大家都奮發圖強，自我勉勵，犧牲一切，為國家為大眾服務，把國家興亡的責任擔當起來，自己堅定信念，中國的前途就是我。中國就不會亡—因為有千萬個我，無數的我。你也如此，我也如此，萬眾一心，還怕中國不強大嗎？假如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可是誰也不想去奮鬥犧牲，認為我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如果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只希望坐享國家的光榮，國家它自己會強大起來嗎？若是我們多數人，自暴自棄，都坐享其成，那才真是會招來亡國之禍，這也是今日國家不強大之原因也，願大家從今日起，決心立志，說中國不會亡，有我！」這番言論，讓張學良恍然大悟，為國家盡力，人人有責，不僅要有愛國熱情，更應當腳踏實地去大膽實踐。

演講過後，張學良要求見張伯苓，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普賴得(J.E.Platt)的陪同下，實現了這一願望。一見面，張伯苓就問張學良對自己的演講何感想？張學良一五一十地說明了自己的心態變化。張伯苓很高興地鼓勵他，說他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不要自暴自棄，要奮發努力，可以改變中國的前途。張伯苓還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社會習慣是，好人坐在屋子裡歎氣，壞人在台上唱戲。如果我們捫心自問是好人之列，切不可消極地坐在屋子裡歎氣，任憑那壞人在台上唱戲。

可以說，正是聽了張伯苓的演講和當面教誨，張學良一掃從前的萎靡頹廢，振奮起精神，立志為挽救國家危亡盡自己的力量，從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張學良後來曾多次回憶說：聽完張伯苓演講後他的生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鄙人自聽此講演之後，以為行將亡之國家，尚有可挽救之希望，乃憤志讀書，痛改前非，將素日之悲觀，忽一變而樂觀」。從此，張學良與大他24歲的張伯苓成了忘年交。每次見面，張學良總是對張伯苓以師禮待之。

張學良終生感念張伯苓

1930年張學良和夫人在張伯苓的陪同下來到南開大學，向數千名師生表明自己誓死保衛祖國和家園的堅定決心。隨後，他深情地向張伯苓表示：「予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之所以有今日，亦實南開之賜」。

1990年，當有人採訪經歷了很多人生風雨的張學良，問起「先生年輕時受誰的影響最大？」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說：「張伯苓先生」。

1996年4月5日，是張伯苓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時年96歲的張學良不顧年老體邁，在萬里之外的美國夏威夷居所，揮毫寫下「桃李滿天下」5個大字，寄回南開，表達了他對恩師的感念。

1997年，南開校友決定捐建一所名為「伯苓堂」的建築，以示對老校長的紀念。當時，在美國的南開校友甯恩承借為張學良慶祝97歲大壽之機，特意請張學良為「伯苓堂」題名。當寫到「張學良題」的「題」字時，因筆劃太多，張學良就問寫「書」字是否可以，寧恩承說，「只張學良三個字就可以」。但是，張學良仍然堅持在他的名字下鄭重地寫下「書」字。寧恩承見此不禁感慨萬千：「漢公耳聾眼花，九七高齡，久已不能執筆。只因他對於伯苓先師終身敬仰崇拜，每自稱為南開學生，故勉為其難寫此三字。」  張伯苓和張學良之間所結成的忘年交，也成了令人感動的一世情。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師）

改革開放可分兩方面，一是改革，二是開放；前者的物件是國內，後者的對象是國外，主要是東亞和歐美，包括台港澳和散居歐美各國的廣大華人社會。

向東亞和歐美開放，無疑對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奇蹟，在資金、人才、技術、市場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動作用。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這裡只談兩個方面，一是1970年代初的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二是台灣1970及80年代經濟起飛的成果，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釣運是海外新五四運動    

首先是釣運。1970年代初，國際風雲突變，十年的越戰烽火以美國的徹底失敗告終，中美蘇三足鼎立的三元格局取代了冷戰時代的美蘇二元國際格局，啟動了國際大和解的進程。在此時代的背景下，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華使得中美關係解凍，也促進了兩岸及全球華人與祖國的冰封關係解凍。這時適逢惡鄰日本覬覦我東海釣魚台列嶼的自然資源而欲據為己有，旅美的台港留學生遂趁這股大和解的勢頭，發動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愛國護土、統一中國的釣魚台運動。

就本文的題旨而言，釣運做出了兩點重要貢獻，一是淡化了冷戰以來，台港海外華人長期形成的反共心態和思想，進而在歐美的反戰運動、巴黎1968年學運掀起的毛澤東熱潮下，也興起了毛澤東熱，將原被國民黨政權醜化為「禍國殃民」的「匪」、「民族罪人」的毛，褒之為「民族英雄」、「民族救星」；反之，將原被吹捧為「民族救星」的蔣介石，貶為「民族罪人」；這一褒一貶之間，對在愚忠教育下成長的台灣留美學生，不啻是一次顛覆性的思想解放大革命。

與此同時，釣運喚醒了長期處於冬眠、政治冷感狀態的海外廣大華人的政治熱情和親情，從而在兩岸和全球的華人世界中，掀起了一股認祖歸宗、回歸中國歷史文化主流的熱潮。當時盛傳1971年周恩來總理接見海外老保釣訪問團時，高度讚揚釣運是一場海外愛國的「新五四運動」，可見其重要意義。

質言之，儘管老保釣都是窮學生，但釣運確為廣大海外華人，以探親訪友、專業知識回饋、投資創業等的特殊方式，奉獻改革開放事業，提供了政治前提，鋪平了道路。

台灣經濟健將發揮了作用

另外，廣大的海外華人，特別是台港的實業金融界以其所長，為大陸經濟建設所亟需的資金、經驗、技術、人才和普及全球的市場機制，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單拿台灣來說，這時正是台灣經濟起飛時期，而三個代表人物尹仲容、李國鼎、趙耀東都以各自的方式，間接或直接地參與了大陸改開進程。

有「台灣經濟之父」美譽的尹仲容雖早於1963年去世，但他為台灣的經濟建設奠定了思想和機制上的基礎；思想上，搞出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計畫式自由經濟」思想；機制上，建立了同樣有中國特色的「加工區」模式。從鄧小平宣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和經濟特區的模式，都可以看到尹仲容的影子。

其次，有台灣「經濟發展的建築師」和「科技之父」美譽的李國鼎，推動國企民營化，啟動以外貿為主的台灣經濟。大陸的國企民營化和注重出口貿易的政策和機制，也可看到李的影子。

再就是有「鐵頭」之稱的趙耀東，1988年首先倡議「經濟援助大陸」，致使國民黨大佬們如陳立夫與蔣緯國等32名中央評議委員，提出《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畫，建立互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案》方案，強調統一中國「必須由中國人以自力達成之」。該方案在台海兩岸引起強烈的反響，《人民日報》還以評論員名義撰文高度評價讚賞。但不幸被當權的李登輝刻意扼殺而胎死腹中。即今思之，不勝唏噓！

值此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海外華人深感安慰的是，在對大陸改開期間取得的經濟奇蹟進程中起過重要作用，沒有缺席；而是以自己身處域外的方式做出份內的貢獻，無愧於作為命運與共的華族成員一份子，雖然這遠遠不如以「一生當做三生，苦幹實幹巧幹」的大陸同胞為國家崛起、富國強兵、民族振興所做的不可取代的巨大貢獻。

最後，兩年後的2020年釣運將屆滿50周年，筆者作為一個老保釣，在此呼籲海峽兩岸與釣運資料收集和研究有關的院校、機構、團體，應及早籌備隆重紀念這個改變海外華人命運的重要節日。

(作者係體制外歷史學者)

開通儀式在珠海舉行

10月23日上午9時許，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在珠海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宣布大橋開通後，消息迅速傳遍四海，港珠澳大橋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很幸運，這個時刻，我在現場。

說起港珠澳大橋，我大概比全中國絕大部分人都更早見到它的尊容。2017年7月1日，習總書記到香港參加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的慶典，專程到位於大嶼山的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地視察時，我就在現場。今年10月22日，我奉命前往珠海，報導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一年內先後造訪一座大橋的兩端，讓我與這座橋有了特殊緣份。

全長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橫跨伶仃洋，東連香港、西接珠澳。我在珠海下榻的酒店就在距離珠澳口岸約2公里處，18樓的房間窗戶朝南，可以隱約看見由人工島延伸出來的港珠澳大橋。大橋貼著海面蜿蜒向海天之際，甚是壯觀。據說從空中看珠澳口岸的建築，猶如一把伸向大海的如意。

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在珠海公路口岸的邊檢大廳舉辦。主席台下坐了兩三百人，都是粵港澳三地社會各界的代表。坐在最後幾排，身著灰色工作服的是大橋的建設者。整個儀式過程，他們是鼓掌最熱烈的人群。儀式結束後，嘉賓和媒體陸續離開，建設者們走上主席台歡呼合照，流露出無比的自豪感。

是現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對於這些身著灰色工作服的工程人員，我充滿敬意。港珠澳大橋開工建設14年，被譽為創下多項世界之最的 「現代世界七大奇蹟」。這是世界上最長、最深、綜合技術水準最高的跨海大橋，也是難度最大的橋樑公路工程。特別是深埋於海底40餘米之下，全長6.7公里的海底隧道，是由33個巨型沉管拼接而成的，各沉管之間誤差不超過5釐米。

這個可抗8級地震的「海底金湯城池」，前後建了近7年，究竟克服過多少困難，經歷了怎樣的煎熬，大概只有建設者們自己能體會。

出入境安檢程序便捷

24日大橋正式開通。上午9時，三地口岸將同時發車。8點半，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去大橋珠海口岸。孟姓司機跟我聊了一路。當他聽完我的介紹後，他說打算最近去辦個香港簽注。按孟師傅的說法，珠海像他這樣從沒去過香港的市民還不少。也難怪，大橋開通前，從珠海坐船到香港大概70多分鐘，如果算上登船、通關的時間，大約一趟就需花上兩個小時。

車開到珠海口岸區時，天下起了濛濛細雨，口岸區廣場卻是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幾位穿著紅馬甲舉著小旗的導遊，各自帶著一隊旅客排隊過安檢。我上去與一位導遊小姐攀談方知，嗅覺靈敏的旅行社借著人們對港珠澳大橋開通的新鮮勁兒，開辦了「港珠澳大橋一日遊」專案，報名的旅客還不少。

珠海公路口岸的大樓分成A、B兩區，A區是珠海到香港的旅檢樓，B區是珠海到澳門的旅檢樓。從珠海到香港出境檢驗廳設在旅檢樓三樓，進大廳前需要買票安檢。我買了一張到香港的穿梭巴士車票，便跟著排隊安檢。速度很快，加上排隊的時間也就一分鐘。由於經常出差，早已習慣了內地各機場、口岸繁瑣的安檢程序，沒想到進出此重要大橋如此快速，讓我對傳說中的高科技安檢設備刮目相看。

出境就更快了。珠海的出境口岸共有20條自助通關通道，刷通行證、按指紋就能通關。大橋管理局說最快8秒就可以自助通關，算上排隊的時間大概也不會超過半分鐘。再到最後坐上開往香港的穿梭巴士，前後不到10分鐘。

打通大灣區的任督二脈

對於從珠澳往來香港的旅客而言，港珠澳大橋為他們節約的不僅僅是行車時間，還有兩端口岸的通關時間。對於像孟師傅這樣的普通居民而言，距離的縮短和時間的減少意味著生活有了更多選擇；而對企業來說，行車時間的大幅縮短，意味著運輸成本和時間成本的下降，便利了區域內物流、人流乃至資金流、資訊流的快速流動。

區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發達的交通網絡，而重大的交通基礎設施也會對區域經濟和城市間協調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三地首次共建共管的重大基礎設施，大橋的建成相當於打通了粵港澳大灣區的「任督二脈」，既彌補了大灣區建設的交通短板，也為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據說，對大橋開通最興奮的是香港工商界。他們曾經參與締造了珠三角東岸的繁榮，現在珠江西岸也成了香港可直接輻射的腹地，假以時日，焉知珠海不會是下一個深圳？！

飛機起飛，我從舷窗又一次看到橫臥海面的那條「巨龍」。我的採訪結束了，但屬於它和這片大灣區的故事才剛要開始。

(作者係人民日報記者)

2018年9月23日，中秋佳節的前一天清晨，「和諧號」高鐵列車從深圳北站出發直奔香港西九龍站，而「動感號」列車也從西九龍站發往深圳北站。隨著廣深港高鐵全線開通，香港正式邁入「高鐵時代」。

香港正式進入「高鐵時代」

早在香港1997年回歸後的第二年，香港特區政府即開始探討進一步擴展鐵路網路的最佳方法，以因應香港人口將持續增長，以及香港與內地之間往來將日益頻繁，當時曾提出建設「區域快線」的建議。

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發布《鐵路發展策略2000》，提出下一階段鐵路網路發展的基本方案，決定加強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和珠三角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聯繫，區域快線被納入香港鐵路網路發展藍圖。

2004年1月，大陸國務院審議通過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描繪了未來十多年的鐵路建設藍圖，其中「四縱四橫」客運專線及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區城際客運系統，連接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鐵路項目，被納入國家的高速鐵路網路。

2007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十大建設，繁榮經濟」規劃，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西九文化區等一起列為十項大型工程，而廣深港高鐵被視為頭號工程。

2009年10月，行政會議批准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高鐵項目，並批准政府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要求撥款的建議。次年4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獲得香港立法會批准撥款後正式開工。2016年3月，香港立法會通過工程追加撥款申請，高鐵香港段竣工通車的計畫也推遲至2018年第三季度。

26公里與2.5萬公里

與此同時，大陸從2008年第一條高鐵京津城際鐵路開通，迅速發展形成2.5萬公里「四縱四橫」高速鐵路網，運營速度更以時速350公里引領世界高鐵潮流。經過十年的建設和營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高鐵里程最長、技術最全面、運輸密度最高的高速鐵路網。截至2017年底，大陸高鐵營業里程已達2.5萬公里，占世界高鐵總量的66.3%。高鐵的快速發展不僅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還增強了大陸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9月22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西九龍站，出席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開通儀式的致辭中特別談到：「國家的高鐵從無到有，從有到領先全球並且獲得國家名片的美譽，只是十多年間的事。」她還特別指出，高鐵香港段這條短短26公里的鐵路接入內地段後，會貫通廣州、深圳、香港三個高速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龍頭城市，除了使大灣區的快速客運網路更臻完善，更將透過京廣客運專線和杭福深客運專線，讓香港連接至首都經濟圈和長三角區域。

從兩地兩檢到一地兩檢

在香港回歸前夕，鐵道部成立了工作組制定京九直通車計畫。1997年3月，鐵道部制定《北京、上海─九龍直通旅客列車辦法》和實施細則，確定在7月1日前開通京九直通旅客列車。同年5月，京九、滬九直通車正式通行，列車在東莞站停靠約一個小時，乘客須攜帶所有行李在該站辦理內地出入境手續。

2003年9月，京九、滬九直通列車出入境手續程序，改為列車在廣州東站至深圳站區間運行途中辦理。同年10月，隨著北京西站、上海站出入境大堂啟用，乘客出入境手續在始發站及終到站辦理。而今，廣深港高鐵採取了「一地兩檢」方案，即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口岸設立香港口岸區和內地口岸區，由內地的有關查驗部門進駐內地口岸區，執法查驗辦理出入境手續。這不僅是廣深港高鐵高效營運最合理的方案，通過創造性的程序設計和制度安排，化解了香港特區發展中的重大制度難題。這一制度保障了廣深港高鐵的高速有效運營，也讓香港和內地之間在重大的跨境基礎設施專案上，找到了制度發展的空間。

2017年11月18日，廣東省與香港特區政府達成協議，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同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一地兩檢」方案。2018年6月14日，香港立法會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9月4日正式生效實施。

從20多年前的京九、滬九直通車「兩地兩檢」，到今天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案落地實施，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之間不懈的溝通和探索，通過「三步走」的程序，將「一地兩檢」方案最終轉化為香港和內地各自的法律制度，這是經過反覆協商溝通後找到的最妥當、最合理的方法，既滿足了香港和內地人民便捷高效出行的要求，也符合高鐵運營的規律，有助於發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潛力。

「一地兩檢」方案順利開啟了香港特區的「高鐵時代」，也標誌著香港特區正在經歷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歷史變遷。

(作者係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1972年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與率團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及外相大平正芳展開談判，同月29日簽署「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且廢止1952年在台北所簽訂的「中日和約」。

1978年8月12日，大陸外交部長黃華與日本外相園田直在北京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東京出席互換《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並首次面見日皇裕仁，這也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中，並向中國提供首批「政府開發援助」(ODA)貸款，開始經援中國的改革開放。

1980年5月27日，大陸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日，此為中國總理首次訪日。

1983年11月23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訪日，與中曾根康弘首相確立中日關係「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賴，長期穩定」四原則，設立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

1984年3月23日，中曾根訪中，且向中國提供第二批ODA。

1985年4月21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首次訪日。

1988年8月25日，日本竹下登首相訪中，提供第三批ODA。

1992年10月23日，日皇明仁應邀進行歷史上日皇首次訪中。

1995年5月2日，日本村山富市首相訪中，參觀位於蘆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戰紀念館；8月15日村山明確表示願正視歷史，承認侵略，深刻反省和道歉。

1998年11月26日，江澤民訪日，此為大陸國家元首首次訪日，雙方簽署「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聯合宣言」。

2001年8月13日，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參拜靖國神社；10月8日，小泉訪中，並參觀蘆溝橋抗戰紀念館，對日本侵華歷史表示反省。

2002年4月2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訪日，與小泉共同出席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中國文化年」、「日本文化年」活動開幕式。

2006年10月8日，第一次執政的安倍首相訪中，彌縫因小泉多次參拜靖國而產生齟齬的中日關係；安倍且重申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

2008年5月7日，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日，與福田康夫首相簽署《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此為中日之間的第四份重要政治文件，與1972年《建交聯合聲明》、78年《和平友好條約》及1998年《夥伴關係聯合宣言》構成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2018年5月9日，大陸總理李克強時隔8年、也是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後造成中日對立以來的首次訪日，與安倍會談，會見日皇及日本朝野政黨負責人。10月25-27日，安倍訪中，與習近平會晤，出席慶祝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周年儀式，簽署數十項「合作備忘錄」，以及商談雙方民間企業在第三國基建的合作。

在應對川普的貿易保護上，中日具有共同利益和合作契機，日本首相安倍終於實現了正式訪問中國，雙方簽署數十項協議，關係峰迴路轉，但仍須密切注意日本在「安保」方面的動向。

自從日本逕自將釣魚台「國有化」、中日關係冷凍以來，雙方磨合了好多年，直到10月25-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才實現對中國大陸的正式訪問，距上一次日相野田佳彥的造訪有7年了。為抓穩這得來不易的機遇，安倍行前坦率的說，兩國之間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在所難免，盼今後關係能邁入「新階段」。

峰會確立化競爭為協調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安倍舉行的高峰會上強調，中日關係重回正軌，要踐行「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遵循四份政治文件所確立的各項原則，妥善處理歷史、台灣等敏感問題，持續深化互利合作。安倍回應，希望雙方「化競爭為協調」，一起為國際和地區和平及維護自由貿易做出貢獻。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安倍會談時表示，兩國互為重要近鄰，應繼續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維護兩國關係積極向好勢頭，耐心推動中日關係發展，避免新的衝突產生。

中日都十分重視這次訪問，日方罕見的包括日本最大經濟團體「經團連」代表中西宏明在內，共有500位日本知名企業高層聯袂隨行，由安倍率領出席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招待會，並展開各項協議洽簽。

經貿為主多元合作交流

政治關係改善，合作就有了支撐的基礎。雙方一口氣簽署了「海上搜索救助協定」(SAR)；重啟雙邊本幣互換協定(SWAP)，規模達2,000億人民幣/3兆4,000億日圓，是前一次的十倍，有助於互相投資保障，貿易往來也可避免美元匯率風險；簡化簽證手續；證券市場合作；開設產業部長級對話，創新合作對話，進行先進技術與智慧財產權保護；重開東海共同開發談判；推動防衛首長與軍艦互訪、5年內3萬名青少年互訪等10餘項政府間合作協議。

另外，關於日本核災區10縣的食品，大陸會基於科學評估，考慮放寬進口限制；日本提出仙台、神戶兩市租借熊貓，雙方亦達成共識，持續洽簽備忘錄。但彼此都沒提釣魚台主權、慰安婦等爭議，顯示兩方皆刻意擱置敏感問題，先為氣氛加溫。

最受矚目的主要成果在經濟。兩國地方政府、民間企業、金融機構間共簽署了52項合作備忘錄，金額逾180億美元。兩邊合計1,400人參與了「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因此在第三國基礎建設方面，成績格外突出，核心是共同開發泰國東部經濟特區的城市、在歐洲投資海上風力發電，還有東協國家的智慧城市。

項目中屬「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領域的也不少，諸如：百度與松下共同開發下一代車載系統、中國外運與日本運通共同開拓「一帶一路」相關物流。可知，民間商業界還是比較靈活，尚有巨大的擴展空間。

由於大陸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甚且本身也在經援非洲、東南亞，因而安倍順勢向中國表達終止由1979年開始、迄今40年總計3兆6,500億日圓的政府開發援助(ODA)。

中日趨熱絡，川普是觸媒

這回日本會加速調頭與中國熱絡，深究背景，美國川普政府的諸多貿易保護作為可說是最佳觸媒。世界經貿至去年都還不錯，有復甦跡象，但今年起，善於鼓動民粹的川普，向各個對美貿易有鉅額盈餘的國家發動關稅霸凌，影響最大的是美中貿易戰，已引發世界整體經濟、匯率、股市的劇烈波動，日本擔心貿易被波及。這令人想起，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亦是起因於提高關稅惡鬥，那時率先點火的就是美國，導致全球貿易大縮水，現在的狀況跟當年平均40％的高關稅比起來，規模尚小，但因只是開始，未來會如何，沒有人知曉。川普政府正在破壞美國自己長年支持的WTO架構。中日在應對川普上，找到了共同戰線。

對日本來說，川普不但甩掉TPP、衝擊日本，如今還要被迫談判雙邊貿易協議。而日本從美國毀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要求墨西哥、加拿大今年9月30日重簽「美墨加協定」USMCA(U.S. Mexico Canada Agreement)的過程，領略到川普對鄰國、盟友毫不手軟的威逼。

日憂美國破壞國際分工

在美墨的談判中，美國強加「購買美國產品條款」和「薪資條款」以提高採用美製零件，而加拿大，除了汽車，還得向美國局部開放價值160億美元的農產品市場。日本汽車業、農民看在眼裡，憂心忡忡。再者，USMCA還引進禁止貶值的「外匯條款」。10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米努勤就講明，美日物品貿易協定談判會要求寫入這一項。消息一出，隔天日本股市日經指數重挫。

不少日本學者皆認為，美國的自私已踰越了國際常識。川普政府帶頭，以關稅的連鎖反應在世界築牆，這很可能會逼使各國盡量自主生產，從而減少貨貿來往，無論是威脅對進口車加徵關稅或制裁「中興通訊」事件，均可看出川普破壞了國際分工的平衡。日本需要增加中日經貿作面對美國時後盾。

安倍返日後，日媒普遍評論，中日間還有釣島海域管理、東海油氣田等很多「懸案」沒進展。確實，兩國長年積累的齟齬、問題不可能一夕全部解決，重要的是，先得培養互信，現在只是踏出第一步。

近來中日合作拍攝的電影越來越多；大陸不少足球隊如浙江綠城及廣東、河北的俱樂部都有請日籍教練教球，動畫、漫畫界跟日本亦密切交流，似乎在汲取日本文化以滋養創造力。儘管中日民調對對方的印象仍是負面居多，但民間交流持續，並有漸趨活絡的趨勢。

當然，觀察日本不能僅看安倍訪中這單一面向，更要檢視安倍所帶領的黨和政府在做什麼，尤其不能忽略安保（國防軍事）方面。

安倍「強兵」，為德不卒

因日本與美國「安保同盟」，因此還是完全聽信美方各類渲染中國增強軍力的報告，而以此為藉口「強兵」。安倍執意要為自衛隊修憲。5月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提議擬將防衛費對國內總生產(GDP)的比率，仿效北約(NATO)，由現在的接近1％提升為2％，9月新上任的防衛相岩屋毅也持相同看法，未來日本的防衛費可能倍增。

而最可看出日本野心的是，目前使用的F-2戰鬥機退役後，防衛省竟冀求與美國共同研製以美製F-22猛禽式戰鬥機的機體為基礎、搭載F-35電戰系統的世界最強匿蹤戰機，日本自詡為「和平國家」，需要這等武器？

在對外上，日本除拉英、法加入美日「印太戰略」外，海上保安廳也在協訓菲、馬、越等國的海警人員，並以ODA供應大、小艦艇，這些舉措，擺明是要在南海攪和。

如今兩韓和解，舉行過多次「文金會」、「川金會」，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有意廢核，施政重點在發展經濟，這時日本還在強化武備，很容易讓人聯想這是在針對中國大陸。所以說，安倍訪中，鋪建兩國經濟臍帶有成績，但在背後投入「安保」這麼多，總是讓人認為安倍為德不卒，與中國友好只偏重在經濟的「半套」。安倍自己也承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兩國關係的重要規則，就應多做符合「和平」的施策。

經過這次「習安會」，中日已重新樹立「化競爭為協調」、「互為合作夥伴而非威脅」、「推進自由公平的貿易」作為兩國關係的「新時代三原則」，峰迴路轉，未來能否走出一條和睦大道，就看雙方未來如何落實。

最近俄中面對美國和歐盟的巨大壓力，有不斷接近的趨勢，這不僅令西方國家關切，亦同時引發俄羅斯內部朝野的憂慮。莫斯科有意加強與東京、首爾的合作，以維持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多元外交，此看法非常值得吾人注意。

「東方2018」軍演意義

9月11日起，俄羅斯在東西伯利亞外貝加爾地區，進行為期一周，代號「東方2018」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中國、蒙古亦應邀參加，普丁總統在主持海參崴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後亦前往出席講演。

解放軍應邀參加俄軍的大規模軍演，以及習近平首度出席「東方經濟論壇」，均說明俄中合作層次深化。俄國國防部長紹亦古表示，此次參加軍演官兵達30餘萬，3,600部車輛、1,000架戰機、80餘艘各式艦艇，還有能攜帶核彈頭的伊斯坎德導彈、T-80、T-90坦克、Cy-34、Cy-35型戰機，和配帶巡弋導彈的巡防艦，規模可與1981年華沙公約組織軍演相比。

此次軍演時值美俄在敘利亞衝突日益升高，以及美中貿易戰加劇之際，因此被認為有警告美國和歐盟的意味，北約和華府也認為這場軍演根本是「全球衝突預演」。但莫斯科卡內基中心主任加布耶夫表示，軍演其實是向華府釋放「如美國持續對俄施壓，莫斯科將堅定地與美國21世紀的對手中國接近」的訊息，也顯示俄中不再視對方為軍事威脅。

此外，根據報導，日本未來亦有可能參與此項軍演，普丁在「東方經濟論壇」上，曾建議俄日加強在安全領域方面的合作。日本筑波大學中國問題專家中村逸郎表示，日本自衛隊參謀長10月訪俄時，曾討論參加未來軍演的問題，俄日在尋求經濟合作之外，也可能提升軍事層次的交流。

積極發展對日、韓關係

過去，俄羅斯遠東地區軍演經常包含對抗中國的項目，但現在卻邀請解放軍來參加，充分顯示兩國的戰略互信層次提升。當然，俄國政府也不會完全排除俄中關係惡化的可能性，不過現在必須利用機會強化兩國關係。

莫斯科之所以積極推動與北京的緊密合作，不僅是一種務實的作法，其實也是因為與西方衝突的結果。最近中美衝突情勢日益升高，莫斯科被迫支持北京，但此作法並不符合俄羅斯的亞太利益，因為如果莫斯科希望在亞太地區進行多元外交，而且避免過度倒向北京，它必須加強與東京、首爾往來。而且除了經貿合作外，還必須包括安全領域。

安倍一直致力推動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近年在不同場合與普丁晤面多達22次，建立了多項官僚溝通機制，但兩國的投資和貿易量卻一直未見增加，兩國領袖也沒有簽訂和平條約的意願。在這次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上，普丁曾提議俄日兩國簽署和平條約，但為日方拒絕。

俄日關係改善仍有障礙

在安倍訪俄的同時，俄中卻進行大規模軍演，而且這次「東方經濟論壇」的主客，由日本首相轉成今年首次與會的習近平。對日本而言，這些發展趨勢都是重要信號，但由於東京在俄日關係上有諸多執著和不肯讓步，改善俄日關係仍有不少障礙。

必須注意的是，近年來安倍不僅致力加強日本自衛隊的戰力，在軍事上的投資更不斷增加，雖然美日同盟目前仍是日本國家安全的基礎，但東京越來越有自主的趨勢。日本自衛隊的自主性當然無法與北約國家英、法相比，但根據目前的發展來看，日本維護國防安全的獨立性逐漸增強，甚至還可向遙遠的海外出兵，如派維和部隊前往南蘇丹和阿富汗等地。因此，俄羅斯希望日本勿將俄羅斯視為戰略對手，或誤以為它是中國的跟班。

雖然安倍政府致力與中國改善關係，而且目前雙方關係漸趨穩定，但根據過去的經驗，日中關係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劇烈變化。因此，日本特別關切俄中在日本海附近的軍事合作。

俄日政軍界接觸較前頻繁

為避免誤判，俄日兩國政界和軍方領袖的接觸已較前頻繁。今年7月兩國進行了國防、外交首腦「2+2」會議。紹亦古表示，俄日對話雖然透明且公開，但過程並不簡單，東京對俄羅斯在千島群島的軍事活動，以及俄中軍事方面的合作非常關切，而莫斯科對美國在日本部署全球反導系統的主要部分也感到憂慮。儘管面對這些複雜的問題，但兩國軍方人士、外交官和特情機構仍必須維持定期對話。

事實上，從2012年以來，俄羅斯與日本已在國際反毒領域展開合作，例如兩國在阿富汗、中亞培訓反毒警察、訓練反毒犬，10月兩國還在羅斯托夫市進行反毒行動。另外，東京與莫斯科還將進行一系列非官方的經濟對話，由兩國企業和學術界人士就經貿問題交換意見。此外，兩國還將發展軍事和政治領袖對話管道，希望經由這些聯繫，進而促進俄日兩國關係穩定發展。

結語

俄媒體認為，俄羅斯與中國發展合作關係固然必要，但也不能忽視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日本、韓國的往來。俄國觀察家更警告，最近美中對抗情勢日益升高，莫斯科與北京合作、交流較密切，但此種作法未必符合俄羅斯的亞太利益。

此外，俄國雖希望與日本改善關係，但兩國在和平條約及領土問題上仍無法取得共識。俄國輿論強調，日本自衛隊不僅戰力增強，而且自主性越來越高，為避免俄日雙方誤判和信號錯誤，積極推動兩國軍方和政界人士對話，甚至由企業和學術界人士進行第二軌道接觸，至為重要。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美國副總統潘斯10月4日的演講，是一個按既定計畫上演的連續劇碼，爾後自必還有接續進展。因此，美中已站在一條不歸路的起點，華夏兒女應捨棄幻想，眾志成城迎接鬥争。

潘斯連續兩個反中大動作

潘斯最近有兩個「大動作」，一是惡聲警告幾個棄台轉向跟北京建交的中美洲小國，訓斥說這樣做是不尊重老大哥，美國很不高興，會帶來後續的「家法懲治」。但這也間接透露出，美國對此一區域擁有的獨占威權已逐漸消退，揆其原因，主要應是美國不如北京一般，能承諾實惠的經濟協助／合作願景。

另一是潘斯於10月4日利用公開演講，高分貝譴責北京政權，措詞火爆敵意尖銳，頗有因積怨已久，終於忍無可忍翻臉算帳的宣戰意味。這一長逾40分鐘的口頭檄文，歷數中國如何「對不起」美國的各項罪狀，同時宣稱美國將不再容忍，中國若不識好歹知所進退，美國今後的「反擊」將巨大全面且足以終結習近平的「中國夢」，迫使中國回到美國制訂的國際秩序下。

平實觀察，川普（團隊）在角逐白宮大位期間，即已痛批歐巴馬的對中戰略政策，指責其「再平衡」、「重返亞太」等操作主軸形同隔靴搔癢，未克有效壓制中國的軍事、經濟實力持續崛起，導致中國大陸終於走到僅次於美國世界霸權的位階，在許多方面威脅到美國，更在經貿關係上「強暴」美國。

按計畫上演的連續劇碼

川普濃烈的反中、仇中論調，中方以「選舉語言」淡化其負面作用，但川普勝選入主白宮後，其「鷹派」好戰狂言與其同步配套的戰略反中作為，則推波助瀾步步進逼，實際上一直是在為潘斯此次的翻臉大戲熱場。可以認為，潘斯演講是一個按既定計畫上演的連續劇碼，現階段只是推進到兩年期限的情節初階，爾後自必還有接續進展。

川普曾做預告，他在考慮不再將習近平視為「他的朋友」，潘斯煞有其事的演講，太像是為川普的那番話「背書」。不過，總統的發言要找副總統來背書，未免有些突兀奇怪？美方難道是藉由這樣的表態，向中方傳達這是認真的警告，來糾正或補救川普一向予人顛三倒四兒戲式的胡言亂語？

另外，如果川普認為因他曾說過「習近平是我的朋友」，習就會感到與有榮焉且恃寵而驕，這未免太幼稚可笑，也不免令人反感。今天美國基於這樣的心理從事對外及國際互動，特別是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荒謬愚蠢，也會得到適得其反的結果。

對川、潘近期的怪誕言論，許多美國涉中事務資深官員、學者都不禁發出憂心忠告，認為不宜，也無必要一意孤行玩火冒險；更有人附帶提醒台北，不要因此而頭腦發熱，勇於為虎作倀，誤踩兩岸紅線，淪為川普瘋狂睹局的犧牲籌碼。不過，這種反對聲浪反而促使川普、潘斯等人惡人先告狀地誣指：北京（與莫斯科雷同）有干涉，或企圖影響即將來到的美國期中選舉的想法及作為。

煽動美國社會仇外情緒

可以認為，這種霸權流氓行徑的捕風捉影、臆測式抹黑，目的只在激發煽動選戰期間美國社會盲目的仇外情緒，俾圖利某些政黨與候選政客。川普潘斯集團為眼前利益，而漠視後續影響的炒作暴衝，所可能製造出對今後美國內外處境的各種不利麻煩，也就難怪會遭到包括同陣營內高階官員及重要媒體不留情面地輕蔑惡評，但弔詭的是，川普的民調反而因此上升，反映出美式民主正在向民粹傾斜，美國聯邦政府呈現法西斯化的凶兆。有知名作家最近在其出版的專書中預警，美國已瀕臨內戰危機。

但是，吾人綜觀潘斯演講的通篇內容，可以清楚認識到，今天美國的主流政經軍界對中國的敵意究竟是怎麼回事。簡要歸納，潘斯的「控訴狀」表明今天美國共和黨的心底聲音，認為中國大陸今天的一切成就，皆拜美國的善意協助與苦心引導之賜，但是，崛起茁壯的中國，非止頑強地抗拒美國「期待」的政治民主／自由化「和平演變」，在包括經貿盈利、智慧財產高科技競爭、全球軍事部署戰略對抗、網路情報蒐集滲透、人員交流互動間諜化等方面，對美國形成巨大壓迫與傷害，已走到美國無法容忍，必須反擊自救的程度。

美中已站在不歸路的起點

也就是說，潘思主張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與美國關係全面正常化迄今，一直都在做吃定美國損人利己、恩將仇報的卑鄙惡行。他在譴責中國大陸竟然這樣不自愛、不受教的同時，高舉今天的台灣是多麼乖乖牌，民主自由緊抱美國，並且知道「感恩圖報」。潘斯這句畫蛇添足的話，流露出他們對兩岸關係問題真實面的認知死角，徒然令兩岸中國人作三日嘔。

所以，可以研判，華盛頓川普潘斯集團所展示的此一態度，應不包含對雙方關係或許轉趨和緩的寄望。美中已經站在一條不歸路的起點。而潘斯這篇代表川普及一些美國WASP種族自大狂的直率叫板檄文，的確可以視為是要悍然片面將美中40年的「全面正常化關係」，轉軌到「全面對抗化關係」。

風雲已起、暴雨將至，覇權舞劍志在炎黃，華夏兒女須捨棄幻想，眾志成城迎接鬥爭。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