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2020年總統大選迫近的壓力，民進黨不僅內部上演蔡賴對決改打延長賽的荒謬劇，蔡英文說初選是一場捍衛執政價值的選擇、初選一定會分裂；等到中執會決定延長初選後，蔡英文又說，「民調會讓黨分裂」，全然耍賴。

民進黨不僅初選如打爛泥仗，閣揆蘇貞昌不顧外界觀感，大動作撤換公營金融董座，讓中華電信董事長鄭優「被退休」；更放縱國家傳播委員會(NCC)連續重罰特定媒體，儼然促轉會第二，引爆在野黨痛批是東廠再現。蔡英文執政三年來的執政價值完全不堪檢驗。

蔡為初選卡賴、醜態百出

蔡英文說初選是一場捍衛執政價值的選擇，而不是自我否定執政的選擇，然而，不但對手賴清德直指此舉是對民進黨的嚴重傷害，更否定了民進黨自創黨以來所堅持的民主價值，引發民進黨元老退黨抗議。為拱護蔡總統爭取連任，整個蔡政府從國安體系、外交部和陸委會不斷把兩岸關係拉向衝突的火線，陸委會提出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之3修正案，不僅破壞行政、立法分權倫理，也嚴重牴觸一般立法的基本準則。

原已被外界譏諷為「敗選者聯盟」的蘇內閣，竟然再派民進黨雲林縣長落選的李進勇出任，提出形同將公投打「死窂」的公投法修正案；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NCC主委「被請辭」後，竟以更粗暴的手段，藉公權力箝制新聞及言論自由。看來，蔡政府只要權力，且要得不擇手段。

面對民調始終沒有起色，蔡英文在習近平發表「習五點」談話後，自我虛擬成「辣台妹」，不斷藉由拉高和大陸對抗的分貝和動作，拼搏網路聲量。遺憾的是，身為國家元首，以網紅「搏眼球、搶曝光」的短線手法炒作出來的網路聲量，很快就被陸委會主陳明通一句「禽獸說」，引爆鄉民怒火燒光光。

馬英九總統第一任，國民黨在立委掌握了近四分之三的絕對多數，然而，當時他以全民總統自許，充分展現對權力的自我節制，為兩岸關係扭轉了扁朝瀕臨衝突邊緣的險境，以「九二共識」開創了兩岸兩會協商機制，並且頂住了藍營的不滿，和日本協商，獲得我方在釣魚台海域的漁權。但口口聲聲批判馬政府保護主權不力的的蔡英文，不斷藉由外媒訪談和美國華府智庫視訊的機會，大肆攻擊中國大陸，極力拉攏美日，卻在日方取消我方釣魚台漁權時，完全拿不出辦法；批判馬政府兩岸「外交休兵」是投降主義，上任三年不到卻搞丟了五個邦交國，並且讓對岸可以打壓台獨之名，軍機艦頻繁繞台，甚至越過海峽中線，但蔡英文只知一味訴諸國際支持，要求民眾體諒她的苦心。

為拼初選不惜挑釁對岸

蔡英文對大陸軍機飛越中線指示「強制驅離」，引發退將批判；陸委會不但無法當促進兩岸穩定交流的機構，為求貫徹綠營的政治意識形態，還甘冒外界批評，對韓國瑜訪問港澳深廈，既揚言要開罰50萬元，又要修改港澳關係條例，增列縣市長赴港澳規定的「韓國瑜條款」，無視此舉會引來港澳政府降低和台灣交流層級的後遺症。

陸委會全力配合蔡英文硬扣「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的定位，不斷升高反中分貝，甚至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之3修正案，以建立民主防護網，強化兩岸互動可能影響主權的配套監督機制。表面上是以守護台灣安全及整體利益為由，實際上，卻明顯違反立法應遵守的法律安定性、程序正當性，法制調和性、語言明確性，以及人民可接受性等多項基本原則。

民進黨仗著在立法院擁有絕對多數，企圖便宜行事，制定遠比修憲更嚴格的條文，替兩岸政治性協商載上手銬腳鐐，擺明就是「卡藍條款」，讓國民黨2020年就算重返執政，兩岸政策也寸步難行，同時遏殺了未來兩岸的政治協商。更離譜的是，蔡英文指示要限制大陸主張武統和「一國兩制」的學界人士訪台，不但自斷和大陸二軌溝通的機會，也幾乎斷絕了民進黨執政縣市和大陸私下往來的機會。

蔡執政價值會被選民唾棄

民進黨憑恃立法院多數，強行運作年金改革等多項非議法案，蔡政府只知反中、去中、正名，全然無視民眾希望拼經濟、顧巴肚的哀求。為掃除明年大選可能的反對聲音，讓媒體形成寒蟬效應，閣揆蘇貞昌竟然赤裸裸批判原應超然中立的NCC，導致主委請辭。

民進黨黨政要員集聚紀念鄭南榕，但NCC卻在做當年警備總部打壓媒體的事；當賴清德呼籲打一場具民主典範的黨內初選，黨中央卻做出有利於蔡英文，初選協調延長的決定。整個府院黨儼然已化身為蔡英文爭取競選連任的競選總部，網民戲稱：如果媒體不聽話，就罰到你聽話；如果和制度不符合，就修法修到合；如果辦法不利連任，就改到穩贏為止；如果這就是蔡英文的執政價值，相信很快就會被選民唾棄。

(作者係本刊主筆、資深媒體人)

五四運動是一場決定未來中國命運和走向的文化思想鬥爭。當時引領一代風騷的馬克思主義、杜威主義、孔子學說爭芳鬥妍、劍拔弩張，各不相讓，最後一心謀求人民福祉的中國化的馬可思主義以仁者無敵勝出。

超邁千古的五四文化革命

五四文化革命(1916-1921年)是中國思想史上另一頁百家爭鳴的華麗詩篇，華族沉潛千年之久的豐富想像力、創造力，又一次充分爆發出來；其間，不論在規模和內容上，都超邁先秦的百家爭鳴。雖然這時中外各種主義學說思想，雜然紛陳，萬流競進，但引領時代風騷的主要還是馬家（馬克思主義）、杜家（杜威主義）和孔家（孔丘主義）三家，而這三家思想的互動交鋒，精彩紛呈；但由於這是一篇短文，篇幅有限，只好集中論述馬、杜兩家的文鬥，而且限於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兩個領域。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場持續六七之久的三家文鬥，錯綜複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分有合；有同有異。平常是稱兄道弟的朋友，以禮相待，論戰時卻橫眉冷對，毫不相讓。當時的兩個領軍人物李大釗和胡適之間亦友亦敵的關係，就是個範例。

五四初中期，杜家胡適、周作人與馬家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樹人），聯手發動文學革命、道德革命，猛烈攻擊孔家的文學道德堡壘；末期，當戰場轉移至兵家必爭的社會和政治領域，即化友為敵，針鋒相對。

在此過渡時期，杜家在馬、孔兩家的鬥爭中，充當了一個仲介角色；質言之，杜家的胡適、周作人，大力引介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把當時人們的思想從孔家綱常名教的羅網中解放出來，然後再在嚴峻的內憂外患交迫下讓位給馬家；於是馬家取代杜家，成為後期獨領風騷的思想流派，有識之士、有志青年視之為進步革命思潮，趨之唯恐不及。

百年後重溫往史，李大釗在這個重大轉折中，無論在思想理論上、人格風範上，都對當時和其後的中國思想啟蒙、社會走向，起了超過陳獨秀、胡適和魯迅不可取代的關鍵作用；質言之，就是他從歐俄引進、宣講馬克思主義，將之中國化，並培養了許多承其衣缽的好學生，例如新中國的開國元勳毛澤東、周恩來等，迎來了中國的新紀元。

三家文鬥的兩組參考系

三家的文鬥，錯綜複雜，內容繁富，為了便於理解和論述，特化約為兩組參考系：一是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杜家推崇個人價值，集體價值寓於其中；反之，孔家和馬家則推崇集體價值，個人價值寓於其中。二是理性與德性。杜家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德性附屬於理性；反之，馬家和孔家則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屬於德性。於此可見，三家的思想體系中均含有個人價值和集體價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們在三家的思想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先後位序、內在的有機組合，相異而已。

在承平時期，三家本可以像以往儒、釋、道三家一樣，和平共處，互融互補；但是，在五四這個風雲激盪的多事之秋，救亡圖存的迫切時代要求和任務，將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在文化思想領域，展開了一場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全盤否定論敵的惡鬥奇觀。

一個基調，雙重變奏

抑有進者，雖然三家一致接受民主與科學（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五四文化革命的基調、主旋律和時代精神，但有各自的版本，所以到了五四末期，馬、杜兩家從聯合走向分裂，一個基調衍生了三重變奏；杜家的胡適，高唱自由與人道，馬家的李大釗則高唱正義與平等，孔家（新儒家的梁漱漠可為代表）則依委於馬、杜兩家之間，基本上回家藩籬，原地踏步。

在與馬家聯手攻擊孔家時，杜家的自由與人道的變奏成為時代的強音、主旋律，但隨著國難日深，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任務壓倒一切，國人的注意力遂從文學、道德的領域轉向社會和政治領域，馬家正義與平等的變奏遂成為時代的強音、主旋律。

（一）公天下的王道理想

如上所述，三家文鬥的一個主戰場是政治文化，也即環繞著終極文化的理想、價值範疇，展開論戰。馬、孔兩家信奉「公天下」，杜家信奉「私天下」。「公天下」的理想價值，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源遠流長，源於《禮運大同篇》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也即「公」字當頭的大同世界觀、終極價值；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由仁導出來的王道政治的最高境界。積澱深厚，構成了有別於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徵，中華文明的基因，因而具有內在本能性的反應機制，決定中國民族的價值取向，喜惡偏好，從而制約面對引進的各種思想流派時選擇的結果：合者納之，不合者拒之。

所以，在任何情況下，縱然在近現代面臨歐俄文明的猛烈碰撞，也絕不能丟棄，否則中華文明勢將無以自立自強自榮於世界文明之林，必將如德國哲人赫爾曼凱澤林(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預言的，中國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徵，將會走向崩潰。

五四及其後的歷史證明確實如此。例如五四中後期，李大釗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裡正式宣告，接受馬家共產主義標舉的公的世界觀和終極價值，直接上承孔家衛道士康有為的《大同書》、美國化的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從而承襲了中國政治文化世代相傳的「公天下」大道、王道。

質言之，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改造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概念，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場合使用了不同名詞，如庶民、平民、勞工、無產階級等，但均表達了一個共同信念：即未來的世紀是無產階級的新紀元。因此，他的「天下為公」是為了廣大的現代無產階級（即勞動人民）謀求幸福，從而使公天下的大道，從立足於落後的農民群眾基礎之上，轉而立足於現代先進的勞動人民基礎之上，成為王道仁政的現代版。這是他在本質上有別於康有為、孫中山「公天下」的地方；前者服務於地主階級的利益，後者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

最後，李為公的世界觀重新界定了傳統「天下」的內容和範圍，雖然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但並未因此而陷於狹隘的民族主義。他熱烈鼓吹打破國界、族界、種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建立世界聯邦，共進於自由、平等、互愛的仁者大同世界，這是何等博大的仁者心懷！

反觀胡適的杜家卻反其道而行，標舉「天下為私」，視「私」為其終極價值，把個人價值放到絕對的地位，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鼓吹個人價值的思想學說大量引進中國，奢望它們能在中國文化土壤裡生根。這對中國文化是完全陌生的，加上當時中國的文化生態和政治生態，完全不利於個人主義世界觀的滋長。這是將自由主義整合到中國文化裡的先天性障礙。海內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都是一些中國文史素養深厚的學者，人們眼中的碩學鴻儒，何以明知故犯？誤國誤民，何以自解？

（二）根本解決論vs.改良論

三家文鬥的另一個主戰場是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和習俗問題，如勞工（礦工、人力車夫、雇傭）、女權（纏腳、戀愛、婚嫁）、吸毒、自殺、傷風敗俗（迷信、風水、懶惰）、崇洋媚外等具有腐蝕性的社會病態現象。對於這些老大難的問題，胡適主張走美國人的路，搞紳士式的「點滴改良」，稍安毋躁，一切慢慢來；李大釗則主張走俄國人的路，搞壯士勇者的「根本解決」辦法。具體而言，1917年至1919年在李大釗和胡適之間，針對人力車夫的問題，爆發了一場著名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這次對決，是胡適主動挑起的。1917年7月，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擊社會主義，責問李大釗「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我們還要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

事實上，強調改變世界的馬家信徒更著重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所以這不是兩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焦點是兩家的思維方式。胡適的思維是形式思維，他將人力車夫這類具體的社會問題孤立起來看待，不去聯繫造成這些問題的外部原因，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日益加劇的侵略壓迫，如果連基本生存都成了問題，哪有時間讓你慢慢解決；同時還有嚴重的內部原因，就是軍閥連年混戰，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政治極端腐敗，顢頇無能、法制不健全，縱令有好的對策，也難以落實，不了了之。

因此，李大釗根據他的上下唯物辯證思維，即下層的經濟基礎決定中層的生產關係、上層的意識形態，得出的結論是：當下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是枝枝節節的小問題，而是農耕文明的結構、前提、價值觀都落伍過時，老舊不堪；就是像座摩天大廈，問題不斷，已不宜居住，這已經不是修修補補的小問題，而是必須按照工業文明的套路重新設計，整個砸爛另起爐灶的大問題。一旦這個根本問題解決了，其他枝節問題都將一一迎刃而解。

胡適還犯了個語病，明說不談主義學說，但杜家的實用主義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主義和學說，所以這場爭論本身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說，胡適名為討論問題，實則借此次文鬥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鼓吹改良。他還特別敦請他的老師杜威親自來中國助陣。同時，英國的思想界權威羅素也被張東蓀請到大陸來從旁幫腔壯膽，鼓吹改良的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社會主義。當然，俄國人也沒閑著，派來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協助李大釗、陳獨秀組建中國共產黨。於此可見，中國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國革命也是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

總結而言，這次論戰展現出李大釗關懷民瘼的仁者心懷；子曰：博愛之為仁，此之謂也！

毛澤東周恩來完成李志業

李大釗對當時中國社會特殊國情的認識和分析，富有極其深刻的預見性，他基於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證也極富於哲理性、原創性。在他的啟蒙和引導下，五四後期體現仁道的社會主義思潮後來居上，逐步取代了杜家自由主義思潮和孔家的新儒家，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主流。此後的中國社會，正是朝著他在社會的革命實踐中，用鮮血劃出的「公天下」和「根本改造」的大方向前進，而不是朝著胡適在象牙塔裡用墨水劃出的方向前進。仁者無敵！

李大釗的好學生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的第一代開國領導人，經過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武鬥，奇蹟般地完成了他的志業。從此，神州免於陸沉之禍！從此，白首之中華，脫胎換骨，成為「青春之中華」！從此，中國強勢崛起，傲然立於東亞和世界之林！值此五四百年之際，飲水思源，我們能不感戴前賢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豐功偉業？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五四運動到今天整整一百年了，五四運動所提出來的兩個口號，德先生與賽先生，也就是民主與科學。對於這兩個目標，今天實現了多少？跟五四運動連接在一起的新文化運動強烈批判儒家思想，今天又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民主是世界人民追求的目標，也是海峽兩岸揭櫫的共同願景。台灣從1950年開始實施地方性選舉，1992年立委全面改選、1994年省長選舉、1996年總統直選，民主制度已大致建立，但運作到今天卻出現許多問題。政黨為了爭取勝選強調彼此之間的差異，而不注重國家應該如何建設。政治人物只看選舉的勝負、猛開支票，卻不在意以後能否兌現。

海峽兩岸政治體制比較

在更基本的層面，1947年制訂的憲法本來帶有一些內閣制的精神，而李登輝主導的修憲，嚴重改變了憲法的性質。1994年的第三次修憲，讓總統發布人員任免命令無需行政院長副署。1997年的第四次修憲，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無需經立法院同意，把行政院長變成總統的幕僚，完全破壞了原有內閣制的精神，造成總統有權無責，而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狀態。1995年制訂的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只要簡單多數、不需要過半就可以當選總統，更造成重大憲政問題。像陳水扁在2000年以39.3%就當選總統，而如果有第二輪投票的話，結果將完全不同。這種少數總統的情況在2020年可能重演。

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協組織，逐漸有了一些建言的功能，可是其一黨專政的性質仍然與西方的民主有一定的差距。五四運動之後一百年，在德先生方面，海峽兩岸的體制都仍須同胞繼續努力。

西方民主體制出現大問題

雖然民主是大家都期待的目標，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卻並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直接了當。因為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近年來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一）美國

以號稱民主標竿的美國來說，基本上實行的是兩黨政治。共和黨努力宣揚自由經濟，要發動人民的企業家精神，降低政府干預，減低賦稅。而民主黨則主張社會公平，認為政府應該保障低收入者的福利，有錢人應該多納稅才能保證社會正義。這樣的政治主張原本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這種競相減稅而又有大量開支的情況下，美國政府預算出現了巨額赤字。每年的財政赤字約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導致美國國債現已超過它的GDP。多年來重金融、輕實業的結果，造成美國的產業逐漸空洞化。美國的國際貿易，如果包括貨物與服務，近年來每年赤字約在5千億美元左右。如只算貨物貿易，則赤字會有7、8千億，2018年甚至達到了8,912.5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二）歐洲

實行老牌民主政治的歐洲國家有些甚至情況更糟。政黨在競爭之下，為了選票，常開出許多討好選民的福利支票，到後來無以為繼，導致經濟長期不振，眾多年輕人失業。這種情形在歐豬五國尤其嚴重。

（三）亞洲

從反方面來看，二戰以後能從經濟落後的狀態走上振興之路的，首先就是東亞四小龍的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而這四個地區在經濟起飛的年代，都沒有真正地實行民主政治。

另外，如果比較中國大陸和實行民主體制的印度這兩個大國，大陸在經濟發展和公共建設方面的成績都遠遠超過印度。亞非拉的開發中國家，因為照搬民主制度而導致經濟不振、國家混亂的例子更是多得不勝枚舉。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究竟能否作為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成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連美國都出現嚴重的政經問題，使得這個爭議更為激烈。

面對這個問題，可能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因為當作一個政治理想，民主固然是世界人民長遠的目標，但對開發中國家來說，一個比較威權式的政府，如果能夠選賢與能、讓經濟迅速發展，在一定的時間內的確有其階段性的優勢。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迅速發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不過，我們不能因為這種威權體制有其階段性的功能，就否定人類長遠的民主理想。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因為民主是人類長遠的理想，就無視民主政治當今呈現出的嚴重缺失。如何在這兩種極端體制中達到比較理想的平衡，才是當今世界政治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五四運動提出來的德先生，到今天仍然是一個難題。

兩岸科技均有非凡成就

至於在賽先生方面，經過一百年的努力，海峽兩岸在科技方面都已有令人振奮的進步。

（一）大陸

根據「科技引文索引」(SCImago)的資料，工程論文的數量，大陸在2007年已超過美國。最新數據的2017年，大陸的工程論文有160,729篇，美國有86,125篇，大陸已是美國的1.86倍。在更深一層的物理和天文方面，大陸在2013年也超越美國，到了2017年，大陸的物理和天文論文是美國的1.39倍。除此以外，2017年大陸在數學、化學、材料、計算機這幾個方面的論文數量都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位。2018年11月的最新報導，在世界500台運算最快的超級電腦中，大陸以227台遠遠超過美國的109台。最近大陸在量子計算、月球探測和5G通訊等方面的科技成就，更受世界矚目。所以，大陸現在已是可以與美國並肩的科技強國。

（二）台灣

至於台灣，在科技方面的表現原來也不差。像是台灣半導體產業所占的世界比例，就遠遠超過台灣人口。台灣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在世界上也居於前列。可惜近年來因為政治的影響，經濟發展停滯，連帶科技論文的排名也退步了。2010年台灣在工程方面的論文數量，可以排到全球第10位，2017年退到第16位。在物理/天文方面，2010年排名第13位，2017年退到第18位。

（三）國人對待科學的態度

在國人對待科學的態度方面，大部分人都對科學持贊成的態度，幾乎沒有公開反對的，這應該是五四運動的成就之一。但是，這並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對科學沒有意見，事實上隱藏的問題還很多。常常有人以批評「科學主義」為名反對科學。他們把「科學主義」帶有貶意地稱為是不恰當的使用了科學，或在不適當的地方應用了科學，認為這些主張超越了科學的範圍。由於科學必須要以事實來驗證，而驗證的過程總會有一定限制。但是，這並不代表在科學還沒有達到確定的結論之前，就可以任由其他沒有根據的主張胡亂宣示，然後說這是科學管不到的。這種情形以科學和有神論宗教之間的衝突最為顯著。

其實，科學方法並不限於自然科學，在其他領域中照樣可以應用科學方法。譬如對歷史的研究，也是先決定課題，然後收集文獻和證據，提出假說，最後予以驗證。這種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是完全一致的。歷史的研究如此，其他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也都類似，只不過驗證的精確程度有些差別而已。因為歷史是不能做實驗的，其研究成果的精確度，當然不如自然科學。所以，科學得到的知識固然有限，但科學方法的應用範圍卻是沒有限制的。這跟大陸在經過文革之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趨向完全一致。

五四對儒家思想批判過分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有一個很強烈的成分，就是對儒家思想的批判，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到茅屎坑」，甚至主張「全盤西化」。現在回顧起來，五四運動當年的反傳統實在是過火了。因為當時國家的處境艱難，隨時有亡國的危險，因此一般人把「救亡圖存」當作是最高的考慮，有些飢不擇食。

儒家思想並不是不能檢討，但說要「打倒孔家店」實在是太過分了。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儒家思想中的絕大部分對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都是有益的。這從近年來凡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不論是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越南，在經濟發展上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在五四運動的年代，因為有救亡圖存的壓力，對儒家思想批評過甚，現在到了應該省思的時候了。

回顧歷史，跟新文化運動這種激烈反傳統的態度非常不同的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從1868年開始，到了1895年一戰勝清廷，1905年再戰勝帝俄，成為世界的強權之一，不過短短30多年。日本在明治維新中並沒有廢除儒家思想，也沒有中斷其歷史傳統。足證五四運動時期的反傳統、反儒家思想，其實是沒有必要和根據的。

儒家思想跟科學沒有衝突

有人批評儒家思想不利於科學發展，長期研究中國科技發展史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認為，在科學發展方面，儒家有兩種矛盾的傾向，儒家的理性思想反對迷信，有助於科學的發展，但儒家思想過於關心人事，過於強調倫理道德至上，比較不關心自然事物，則不利於科學的進步。這樣的論斷有一定的道理，是比較公允的。但如果跟西方的希伯來─基督教傳統(Judeo-Christian tradition)比起來，儒家思想至少跟科學沒有衝突。

儒家的理性精神使中國在歷史上避免了西方國家層出不窮的宗教戰爭。事實上，儒家傳統中並不缺乏具有科學精神的人物，像是孔子就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荀子也強調不信鬼神，集理學大成的朱子主張「格物致知」、「即物窮理」，他們的主張都有著很強的經驗論傾向，與科學的實證精神非常接近。五四運動中的激進派，沒有看到儒家思想追求理性的一面，反而認為儒家思想反動，這些指責都太過分了。

中國還需加強軟實力

五四運動過去一百年了，當時的中國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現在的中國則已大不相同。大陸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不遠的未來，其GDP將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台灣的經濟發展雖然近年來幾乎停滯，成了四小龍之末，但2018年的人均GDP仍有25,004美元，屬於已開發的經濟體。如果以購買力平價的人均GDP來衡量，台灣的實際生活水準在世界上更屬於先進的行列，甚至超過英國、法國和日本。

從五四到今天，百年來中華兒女的艱苦奮鬥已經有了豐碩的成果。不過，中國要達到完全的崛起，除了經濟實力之外，還需要在政治主張和人文理念這些軟實力方面，提出可以為世人敬重的模式。只要我們繼續努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該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圓滿實現。

(作者係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

百年前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得知歐戰後的凡爾賽和會，將山東權益從德國轉讓給日本，群情激憤而後有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愛國運動，又激起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成為民國史上重要的史事之一。

重要的史事必有重大的影響，五四的影響確實深遠，百年來每逢五、或逢十，幾乎都有紀念大會。過去論者大多正面評價五四，諸如白話文的普及、新文學的蓬勃、國族的覺醒，以及科學與民主的提倡等。然而，百年後的今天應該可以更清楚看到它消極的影響。

五四是一場啟蒙運動？

五四通常被視為是一場解放思想的啟蒙運動。美國學者薛華芝(Vera Schwarcz)認為，五四啟了中國封建之蒙，使中國從三綱五常的社會解放出來。李澤厚也認為五四是啟蒙的，但由於與救亡的反帝運動合流，先是「相互促進」，後因危機感，迫使「救亡全面壓倒了啟蒙」；「個人自由人格尊嚴之類的思想」在「鋼鐵般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之下，「都變得渺小而不切實際」。李氏將此一社會思潮的格局，稱之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其實，救亡與啟蒙在意識形態上是相悖的，因救亡實具有浪漫主義情調。從19到20世紀所瀰漫於西方社會者，屬浪漫主義而非理性的啟蒙精神，而當時中國社會自西方所接受者，也正是這種浪漫主義的餘緒，而非理性啟蒙精神的真傳。

啟蒙思潮強調科學與理性

啟蒙思潮興盛於18世紀的歐洲，強調科學與理性。法國大革命號稱啟蒙的「女兒」，實與其「母親」漸行漸遠，至19世紀中葉歐陸革命風起雲湧，使得講究理性、認為個人主宰人生、理性可以照亮個人知識以及倫理的啟蒙精神，被講究意志、權力、群眾及國族主義的浪漫精神所取代；浪漫思潮遂盛極一時於20世紀，認為理性作為分析工具，不足以理解知識之源；若欲獲此，需要直覺、靈感、想像與同情；浪漫主義強調知識裡的情感因素，喜好毫無拘束的自然表達，故視任何規範為障礙。

浪漫氛圍的影響波及到文藝、哲學與政治各方面。震驚世界的1848年革命發生後，歐洲進入群眾、意志與權力時代，既有的倫理與美學準則遇到挑戰，啟蒙已入窮途。浪漫思潮中的一個大潮流便是極富熱情的、19世紀已盛行的國族主義。歐洲自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有一重要的歷史轉折，在此百年間，革命一詞不絕於耳。這在思想層面上是對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反動，拒斥學院、擁抱「大眾」。時潮趨向意志、情緒、民主、權力、回歸原始的浪漫風潮，認為文明污染了人性。追求感性的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Rousseau, 1712-1778)，被視為浪漫運動的先知。

浪漫風潮以感性為主

浪漫風潮開啟了以感性為主的文化，與理性文化針鋒相對，可稱之為一場文化革命：它就是要革「普世倫理價值」之命、革「科學實證」之命、革「普世人文」之命。誠如西班牙藝術家哥雅(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所說，浪漫乃「理性沉睡後生出來的一個怪獸」。哥雅所謂的怪獸，是指藝術上的幻想與想像，但亦可泛指整個反理性的文化氛圍。

浪漫風潮對現代西方影響深遠，並非沒有有識之士洞悉其弊，如班達(Julien Benda, 1867-1956)於1928年出版的暢銷書《知識份子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聲討了知識階級對理性與普世價值的放棄。

班達之後，美國哈佛大學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文評家莫爾(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共同發起「新人文主義運動」，提倡回歸古典、重視教育、強調道德的養成與行為的端莊，以古典主義與當時流行的浪漫思潮針鋒相對，針砭奇特的、強烈的、誇張的、情緒的浪漫主義，貶之為「浪漫的憂鬱症」(Romantic Melancholy)。白璧德更視浪漫主義的始作甬者盧梭為狂徒，其名著《盧梭與浪漫主義》(Rousseau and Romanticism)抨擊尤力，指浪漫主義為西方文明的頹廢之源，因其拋棄準則、逾越界線、嘲諷習俗。

白璧德擒賊先擒王，因盧梭乃浪漫運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說：「攻防盧梭可等同抨擊或守護浪漫運動」。這一派新人文主義者面對現代物質文明的興起和中下層社會的質魯無文，擬以教育為手段、以文學為工具，挽救浪漫主義的頹風，提升大眾的行為規範與社會融洽度。

白氏欣賞儒家所倡的君子之風、道德規範與對教育的重視，引孔子為知己，因此更令白氏的中國門生梅光迪、吳宓等感動不已，益增對儒學的信心，深信中華古典與西方古典有可以相通之處，遂欲將儒學融合於新人文主義之中，而成為「儒家人文主義」(Confucian Humanism)。然白璧德在西方已難對抗浪漫主義的狂潮，梅、吳回國後，雖一再宣揚新人文主義，更不能撼動當時激情的、浪漫的新文化運動。

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認為政治尤其需要理性，意見須紮根於堅實的證據，然即以穆勒的威望也難以挽瀾。現實的客觀環境，如慘烈的歐戰造成難以估計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已充分突出人類的野性，引發西方文明危機的呼聲，本應造成西方社會的惕怵反省，但浪漫風潮仍難以遏止。

西潮是西方的浪漫風潮

從上述西方的思想背景可知，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迎接的西潮，顯然就是流行於西方的浪漫風潮。薛華芝在其書裡提到，西歐的啟蒙導致法國大革命，而中國的辛亥革命卻導致五四啟蒙，但她對此一逆反現象並無解釋。其實她所謂的啟蒙，在晚清已略見端倪，多少影響到辛亥革命的發生。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國運並未好轉，危亡無日的情勢並未改變，甚至每下愈況，救亡與持續革命勢所必至。當時的「思想氣候」(climate of opinion)仍然是隨國族主義之勢，而追求更深入的革命，包括思想與文學在內；時代的「思想氣候」是：不僅思想與文學需要革命，連文學形式也需要革命。這固然與時勢密不可分，而誰能說時勢中就沒有情緒主宰的浪漫心態？

新文學的作家們也是感情的宣洩多，理念的追求少。李歐梵研究五四時代的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諸人，統稱之為「浪漫時代的中國現代作家」，可以旁證：五四是一場不斷推動革命與救亡的浪漫主義新文化運動。對舊文化的強烈批判也是因救亡而起，認為中國若不從「封建」威權體制中解放出來，就無以立足於現代世界，更不能追求富強。此一強烈的文化批判態度，並非基於理性，而是基於激情，諸如「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桐城謬種」、「選學妖孽」、「萬惡孝為先」等口號，足以窺見此一運動非理性的、激情的一面。

革命的本質絕不屬於啟蒙而屬於浪漫。五四愛國運動的底蘊是在外力刺激下引發出來的強烈愛國主義，其核心是在19世紀已盛行西方的國族主義，由此產生的新文化運動自然具有不能磨滅的浪漫色彩。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呈現的也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啟蒙精神，而是感性的浪漫激情。

崇拜科學無助於科學發展

五四不是高喊「科學」與「民主」嗎？科學與民主當然需要理性，也最能代表啟蒙精神；然而，五四時代所宣揚的科學，並不是真正的科學，他們更看重的是以科學及其所蘊含的價值來抨擊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他們冀望用科學的世界觀來取代傳統中國的生命哲學，無異將有限的科學原則無限擴大視為文化公理，欲以囊括宗教、社會、心理、物質、生理諸方面的知識，認為唯科學為不二法門。視科學為萬能，信仰之、慕拜之，世稱「科學主義」(scientism)，實乃偽科學的流亞。

在現代社會中信奉「科學主義」的人，一般被認為是不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浪漫的人文主義者。因為將科學過度地應用到無法由科學方法驗證的事物，或以科學為無所不能，直將科學當成偶像來崇拜，就是一種反科學的浪漫態度。

曾執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郭穎頤，曾論述科學主義在現代中國的興起，他認為中國當年由於科技落後而挨打，形成一種對科學熱情，特別高漲的社會文化心態。五四要角如胡適、陳獨秀、魯迅、吳稚暉等皆非科學家，但都相信科學萬能，相信科學為現代價值的全部，他們身為領導者，以其反對宗教、反對民間信仰、反對傳統價值的立場，最後形成五四思想遺產中的「物質一元論」(materialistic monism)。郭教授認為，科學主義從五四發軔，經過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變得更為肆行。一味地崇拜科學的社會風氣影響雖大，但並無助於科學本身的發展。

民主成了非理性民粹主義

綜上所述，五四所提倡的科學乃是科學主義，熱情多而理性少，實因運動的領導者多止於冀望科學來解決中國的落後問題，而少有對科學發展進行規劃的能力。

科學一旦被大眾訴諸為信仰，遂成為一種密教，便偏離了其作為啟蒙精神的原來定位。至於民主，也像科學一樣被崇拜，同樣被視為救治中國政治病的萬靈丹，人們將之作為抨擊傳統專制的利器，在一個缺乏民主理念與實踐的國度，不經理性思考與批判，也未考慮襲用西方制度的條件與可行性，但憑仰慕的熱情一廂情願擁抱，仍然是浪漫情懷。

其後果是，真民主的鴻鵠未至，非理性的「民粹主義」(populism)「惡鷹」卻已盤旋而至，以此視角窺之，我們所熟知的新文化運動之本質，本來就多浪漫而乏啟蒙精神，無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也。

（作者係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行政院長蘇貞昌批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什麼都不管」，NCC馬上對中天新聞台開罰。NCC這種以偏頗的態度處罰、干涉特定電視台的行徑，嚴重違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原則。

言論自由重挫的怪現象

台灣言論自由，近日面臨諸多離譜「打著民主反民主」、「打著言論自由反言論自由」的怪現象，嚴重斲傷言論自由：

怪現象之一：NCC大力箝制言論自由。2019年3月27日，NCC召開第848次委員會議，以中天新聞台報導韓國瑜訪星和鳳凰雲的新聞為由，除開罰100萬元外，並以報導韓國瑜的新聞比例過高，認為不利民眾常態資訊獲取，妨害知的權益，祭出5項改正措施，並表示屆時如不改正，必要時將命其撤換新聞部主管。

此事震驚國內：一則，《衛星廣播電視法》對新聞報多少就是太多的比例，並未有明確規範，NCC副主委翁伯宗的回答不斷跳針，無法說出何謂「過多」？權以「民眾大量檢舉」入罪，明顯是濫權。再則，政府恐嚇並置喙一家民營電視台的人事，更是匪夷所思；三則，觀乎三立新聞亦有類似「異象，賴清德接閣揆天空出現巨龍紅光」，三立卻沒事，這是典型「選擇性辦案」。

NCC在4月10日因為中天新聞「文旦事件」，對於一個現場直播的節目，以柚農口誤，主持人雖在2分鐘內做出「柚農口誤」的澄清，中天新聞其後陸續做了6次澄清及說明，NCC仍以「假新聞」裁罰中天100萬元。NCC處罰媒體內容的適當性相當可議，儼然成了箝制言論自由的打手。

怪現象之二：台大與政大一小部分學生發起校園餐廳禁播中天新聞的活動。理由是彼等認為中天新聞「偏頗」。姑且不論中天新聞是否偏頗？中天新聞是合法成立的電視頻道，也是新聞頻道，有其新聞專業條件，何以有些人認定「偏頗」，就可以要求以公投方式禁播特定頻道？更何況誰能認定「偏頗」？如何論定？言論自由是可用多數決來認定？這些頂尖大學一些學生冠冕堂皇稱「道德勇氣」，正是坐實用自己的自由，踐踏別人的自由。

言論自由最基本的概念是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些學生懂得言論自由的真諦與相互尊重之道嗎？

怪現象之三：不轉台就給負評的白色恐怖再現。近日台灣社會一批有心人士在臉書上發起「新聞頻道轉台運動」，彼等號召網友利用地圖標記全台小吃店、餐廳看哪一台新聞，是否可以轉台？甚至在網路上表示「如果店家固定頻道，就發起罷吃行動，並且公布店家行號與地址。」

有店家就因為「看不停的韓天台（中天），被給了負評。」有店家表示：「東西不好吃被負評沒話說，怎麼可以因為看中天電視頻道就給負評？」中鋼員工餐廳也受池魚之殃，無奈地表示「新聞頻道是採聯播方式」。台灣社會曾幾何時墮落到此等霸凌他人的地步？所幸社會正義之聲仍存，網路上韃伐這種離譜行徑的聲音不絕於耳：「我的電視我轉台，你的電視還是我轉台。打著自由大旗妨害自由，列名單貼標籤真的很棒。」當前社會上竟還有亂貼標籤、管別人看什麼節目的行徑？這豈非思想檢查與白色恐怖？

民主社會重視自由表達

民主者，人民作主。民主的真諦在於言論市場的自由表達，由人民自己決定要接受何種概念，如果想以禁播特定言論、特定新聞媒體、或以打擊「假新聞」來箝制媒體，都是否棄了民主精神。禁止校園餐廳、社會的各式餐飲店中播出特定的頻道，或許是基於部分學生、社會人士非常「反對」、「不喜歡」特定媒體的內容，又擔心別人看了會受到影響而相信，所以想要強制禁止播出。無論理由為何，其表現出來的正是自由言論的天敵─新聞審查、霸道獨裁、唯我獨尊的偏狹、自專思維。一群人因為怕某種思想、或討厭某種言論影響他人，而採取的方式是霸凌手段，那其實就是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敵人。

今年4月7日是鄭南榕過世的30周年，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蔡政府還訂定了「言論自由日」；諷刺的是，蔡政府全力針對「數位通訊傳播法」、「廣播電視法」、「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等8法進行修改，妄圖全面性、鋪天蓋地的以「打假新聞」之名，行箝制媒體之實，製造言論表達的寒蟬效應。

過去戒嚴時期拼命爭取言論自由的民進黨，已完全拋棄了「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更不知道民主時代企圖管制「假新聞」的愚蠢與不可思議。當局首先應定義何謂「假新聞」，設定好誰來認定「假新聞」。但從NCC對特定媒體兩度開罰的內容觀之，官字兩個口，官威浩大，早已違背民主社會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民進黨政府背叛了言論自由的價值觀，化身為與當年批判對象相同的角色。

(作者係大學副教授)

25年前的1994年4月10日，人本教育基金會、主婦聯盟等團體發起教改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四大訴求，同年6月「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開始了大規模教改。

一般以為1994年是台灣教改的起始。其實在1994年之前的10年內，許多政府與民間的教育改革活動已在進行，包括：1984年起實施「大學通識教育選修學分」；1985至1987年9所師範專科學校改為學院；1990年3所私立專科學校改制學院；1985至1994年修訂《大學法》；1985至1995年新訂《教師法》；1988至1994年修訂《師範教育法》；1989年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成立；1990年開始「國民中學畢業生自願就學輔導方案」；1989至1992年成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研擬《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並於1994年舉辦「學科能力測驗」，且開始「大學推薦甄選入學」。

1994是教改狂飆元年

現今回顧，1994年是台灣教改狂飆的起始。當年1月5日，新《大學法》公布施行，大學「校務會議是最高決策會議」，開始由遴選委員會遴選校長（後來許多大學亂來）。2月7日，《師資培育法》公布施行，師資培育多元化（後來「教育學程」設置浮濫）。

1月8至9日，台灣研究基金會、澄社與人本教育基金會合辦「全國民間教育改革會議」。4月10日，教改大遊行後成立「四一○教改聯盟」，對各方強力遊說。

6月8日，立法院教育、法制委員會一讀通過《教師法》草案中有關學校設教師會的條文，導致1995年後中小學校園裡教師會、家長會與行政部門互相傾軋的亂象。6月9日，立法院通過「二年內全面開放審定本教科書」，於是開啟「一綱多本」時代。

9月21日，行政院教改會成立，置委員31人，李遠哲擔任召集人，各方寄予厚望。

1994後教改亂象叢生

總的來說，1994年以來的教育改革是政治領軍、主事者更迭頻繁（政黨三度輪替只是原因之一）、理念錯亂、政策不銜接的亂局，直至當前。舉要如次：

當年的「教改」是與修憲「政改」同步進行的，其基調是「去中國化」。人民直選的李登輝總統於1996年8月提出「心靈改革」。

同年12月，在教改會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裡，李遠哲在序文中明顯呼應，寫說「教育改革是心靈改革的治國大政」。

接著，1997年國中開始推行「認識台灣」課程。之後，國小的「生活與倫理」課去除「倫理」，國中的「公民與道德」課去除「道德」，而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心靈改革」逐步造就了缺少文化認同的空心世代。

1996年6月，當局任用甫於前一年返台當成大校長的吳京，換掉「師範體系」的教育部長郭為藩（後來郭與前任的毛高文部長一起「外放」，以利「消除教改障礙」）；吳於是大展宏圖，「每日一驚」，說「教育部就是教改部」。1998年2月李遠哲等人乃再運作由林清江取代吳京。又，《總諮議報告書》建議成立「教育改革推動委員會」，於是自1998年初到2000年5月，劉兆玄得以行政院副院長主持「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掌握大權。李、吳、劉、林這幾個人的理念與作風全然不同，各行其是。

原本郭為藩部長建議請李遠哲主持教改會，是希冀抵擋「廣設高中大學」的壓力。不料，李卻極力主張以綜合高中取代技職學校，而且呼籲廣設「四年制大學」。

查台灣的四年制大學（包括大學及學院），1993年時共51所，到2003年竟擴增為142所。同時期又廣設碩、博士班。廣設高中、大學的後果極為嚴重：高等教育資源稀釋，技術教育崩壞，學生水準低落。

教改欲速行，教育更沈淪

在位20個月的吳京部長罔顧《建議書》的「漸進」建議，大幅擴增大學「推薦甄選」名額，並推動申請入學。將《總諮議報告書》束諸高閣。在位16個月的林清江部長更激進行事，推動於2001年全面施行「九年（不）一貫課程」（以「十項基本能力」取代「五育」）─其理念與作法全不見於《總諮議報告書》；又推動「基本學力測驗」(2001)，「廢除高中聯考」、「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2002)等都倉促成案。

此後種種，包括課程改革（例如減少國文課，取消「中國史」等），課綱、入學方式、師培制度等的草率變革，不在此贅言。總之每過幾年，當局就會換一批學者專家，把學生當成白老鼠做實驗。更有好多「教改販子」遊走於教育部與立法院之間，暗地串通勾結，推波助瀾。然而，幾乎每一次改革都弄得民怨載道，而學生的競爭力每況愈下。

至於2007年開始醞釀，預定2019年起要全面實施的12年國民教育，更是過程曲折詭譎，充滿政治考量。其後果已可預見：補習班更猖獗，私校更興盛，優秀中學生大量出走。如今「108課綱」即將推行，教科書到現在還未編定；至於相關的大學入學方式，則尚在各方角力爭論中。

以上種種，豈能不令教育界人士感慨萬千！

（作者係東吳大學名譽教授）

過去幾個月來，蔡英文因2020總統大選民調落後，賴清德又堅持不退出民進黨初選，透過府院提出修法，對兩岸政治議題協商設置立法院雙審議及人民公投超高門檻，並高調驅逐、限制主張「武統」、「一國兩制」人士離台、來台，更以「辣台妹」姿態叫囂：中國干預台灣選舉，製造韓國瑜、郭台銘神話，且要美國人為此背書。

據報，蔡英文的「反中」強勢作風，已使她原先大幅落後於賴清德的差距縮小，但民進黨初選戲碼最終如何落幕，小英是否能如願「捍衛執政價值」，尚是未知之數，唯一可確定的是，這一場被綠媒形容為「台灣保衛戰」的選舉，還未正式開打，就已讓台灣人民付出極慘痛的代價。

首先，台灣喪失了一向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價值。蘇貞昌及陳明通僅憑一紙宣傳海報，即驅逐了尚未開口講話的大陸旅美學者，還洋洋得意地說是「預防」成功，這既是對鄭南榕「追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極大諷刺，更違背了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只有當言論構成「明顯且現實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時，才能被禁止。

和平統一是大陸40年始終不變的政策，而「一國兩制」是為確保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的方針。如有學者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不能完全排除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那也只是他個人的臆測，怎會在台灣構成「明顯且現實的危險」？再說，民進黨政府形容「一國兩制」是「劣質產品」、「不會有市場」，那又何必對有人宣揚「一國兩制」戒慎恐懼？

其次，有關修法提高政治議題協議的門檻，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解釋說，「修法護主權是對『一國兩制』的必要反制」，以避免今年初「習五點」提出後，大陸的統一進程已具體化，台灣社會有被分化之虞。

習近平今年初提出的「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除重申「一國兩制」在台灣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能充分照顧台灣民眾利益的安排，也呼籲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展開協商，這樣的呼籲，其實早就見諸於大陸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及文告中。

當然，蔡政府之所以防範過當，或許是因為還記得，2001年扁政府上台一年後，台灣數家民調顯示，有三到四成民眾願意接受「一國兩制」，當時扁政府立即無所不用其極地詆毀「一國兩制」，國民黨也因中華民國定位情結，反對「一國兩制」，才使得「一國兩制」被汙名化至今。只是，18年後的今天，政治更混亂，民生更艱難，藍綠及統獨更對立，人心怎能不思變？蔡政府又豈能再壓制社會討論統一及「一國兩制」的空間？

有論者批評，郭台銘所提的競選主軸「和平、安定、經濟、未來」了無新意，其實「未來」二字大有學問，它不僅超越了「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也等於直接向2300萬台灣人民喊話：台灣的未來在哪裡？如何能確保自己及子孫有和平安定、經濟繁榮的未來？自己的命運自己顧！

美中貿易戰協議簽署一再往後推遲，越發顯得這場兩強經濟大戰難以和解，而種種跡象顯示，美中雙方聲稱願意談判達成協議，竟然像是共同宣告，兩強即將進入新階段的經濟戰。

兩強新階段大戰已開打

美中貿易戰始於2018年3月22日川普針對中國6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用以「懲罰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秘密」。這純粹是美國單邊貿易保護主義發動的「關稅壁壘戰爭」，更將戰線擴大波及所有美國的對外貿易夥伴和盟邦，但是不到一年時間，戰線又進一步延伸為美中科技戰乃至金融貨幣戰。

這讓我們看到，這一年多來越來越趨尖銳的貨品貿易對壘，其實只是世界兩大經濟強國為爭奪全球霸權地位開啟的序幕儀式。近期已轉進為產業科技戰、軍事科技戰及全球製造業第一強權之戰。或許到了2035年，更將演成「世界霸王爭勝」的政經軍對峙大冷戰格局。

從關稅戰切入科技戰

5月15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隨後美國商務部宣布禁止美國企業將產品技術賣給中國電信設備大廠華為。之後，商務部又宣布給華為90天豁免期。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則在深圳總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我們準備好了，我們不需要90天豁免期。」

在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之際，川普政府鎖定中國華為再出一記重擊，繼禁止美國電信網路使用華為的設備後，又宣布禁止華為在未取得特別許可下採購美國關鍵技術。

川普這記重拳，恐讓依賴美國供應鏈的華為許多產品在海外難以銷售。這項行政命令是川普封殺華為的第一招，他所引用的是國內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授權美國總統規範商業活動，以應對威脅美國的國家緊急狀態，而不是WTO的國際條規法制。

華為的主要供應商在亞洲

美國商務部隨即宣布，將華為技術及其68家附屬事業列入出口管制「企業清單」，亦即未來華為採購美國的零組件或技術，必須先取得美國政府的批准。

此管制清單一出，立刻引發連鎖效應。華為的軟體、零組件、晶片供應商懼怕牴觸美國的禁令（該禁令適用於內含美國軟硬體技術25％以上的產品﹚，紛紛迅速打退堂鼓。譬如：Google終止與華為的合作關係，未來不再向華為手機提供Android 系統，這對大陸的使用者沒有影響，但會使得華為手機等產品未來的海外銷售大幅減少。日本軟銀集團旗下的英國晶片設計公司ARM，也停止向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HiSilicon)供應晶片支援技術，勢必會影響未來5G技術的發展。其他宣布與華為終止合作的公司還有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等。華為鐵定受傷不輕。

該禁令類似2018年對中興的禁令，但也勢必對華為最主要的美國供應商─高通和博通等的股價造成衝擊。

不過，根據美國高盛等跨國投資銀行的資料顯示，華為的70家主要供應商中，有6成總部設在亞洲，在日本至少跟100家公司有商業來往。排名前10的供應商幾乎也都是亞洲企業，美國對華為的禁制措施，對包括台灣主要大型生產廠商在內的亞洲企業，均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華為2018年營收額7,212億美元，智慧手機的產量約為2億部，居世界第3位，除了智慧手機之外，華為生產5G通信設備等，全年採購的半導體和光學零組件高達700億美元。

在華為的對外採購額中，占比最高的是鴻海精密工業旗下的富士康工業互聯網（FII），約10%，FII公司專門負責組裝通信設備等，其中華為的業務占營業收入一成左右；台積電也是華為的重要半導體供應商。

川普希望美中能繼續磋商

川普強調，調高針對性進口關稅，可從中國取得千億美元關稅收入，他這種說法遭到美國經濟學家批評，根本是個完全錯誤的觀念：因為被調高的進口關稅，不是由中國政府或中國企業支付，而是由進口中國貨的美企或在美國註冊的進口商買單，最終所因此新增加的成本，還是悉數會轉嫁給美國消費者，結果美中雙方都受到調高關稅的衝擊。

更值得正視的是，美國進口中國的貨品，電子產品占三成，機械產品約占四分之一，民生經濟貨品也占三成，前二者會大幅墊高美國科技製造業的生產成本，後者則大幅拉高民生物價，減損美國國民的經濟福祉。

因此，也就在5月15日當天，美國財政部長梅努勤在國會表示，他很快就要前往北京繼續與中方進行經貿磋商，不過，他並沒有透露行程的具體日期，只強調「會在近期的某個時間點前往北京，繼續磋商，美中之間要繼續談，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儘管川普堅決否認經貿磋商已經破裂，甚至還表示歡迎北京購買美國的農產品，並聲稱有預感很快會與中方達成協議。

此外，川普和習近平應會安排6月27-28日在日本大阪舉行的G20峰會上會面，各方咸認為那將是雙方最高層緩和緊張局勢的一個機會；或許透過這次川習會，美中兩國可以產生一種長期、有效的方式，重新確立兩國的經濟關係。

美中關係將進入新冷戰

美中貿易戰終於走到第一個重要轉折點上。目前看起來「高關稅壁壘爭端」有趨近於達成《美中貿易協議》的可能性，但是，面對善變、率性的川普及堅決應對的習近平，任何人都難以預測未來的互動走向。

不過，從去年3月22日川普啟動美中貿易戰直到今年5月15日，雙方對打、過招中，可以看到，「關稅壁壘戰爭」僅是前菜，甚至第一波戰端從開始就已擴大波及所有美國的貿易夥伴盟邦；但是，自從去年9月的第二波戰端啟動，已正式開口直指要全面箝制「中國製造2025」產業政策計畫，甚至要防制「人民幣國際化」的進行。也就是說，不到一年時間，美中貿易戰的戰線，已延伸為美中產業科技戰，以及全球製造業大國地位的爭奪戰，乃至於金融貨幣戰等領域。

因此，可以說美中雙邊關係已無法「雙贏合作」，目前川普所採取的是極限施壓、零和博弈，主要目的就是要衝垮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

尤其從華為孟晚舟事件到5G基礎建設爭霸戰中，美國朝野乃至歐盟、英國、日本等盟邦都清楚意識到：中國在智慧科技領域領先美國，也超越了英國，日本等先進科技國家。尤其是，中國結合俄羅斯的科技能力，在軍事應用科技上的發展，已嚴重威脅美國的霸權。

因此，2019年第二季，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已快速形成了「全美共識」：必須出手壓抑中國大陸，才不至於危及美國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以致從5月起，川普開始在貿易、科技、軍事、地緣政經等層面，對中國進行全面壓制，美中關係快速進入全面新冷戰。

據跨國智庫估計，從今年下半年起，川普將會加大發動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文攻武嚇」，而南海爭端、台灣問題，中近東地緣政經衝突，以至於中亞、西亞、東歐與北約之間的摩擦，更會使美中兩強權在2035年內，正面上演類似於美蘇冷戰60年的霸權爭奪戰格局。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南市北門區以南鯤鯓廟的王爺信仰享譽全台。北門潟湖早期為「倒風內海」的一部分，自清代開始沿岸便開闢鹽田，1895年這裡也發生了一段壯烈的抗日事蹟。

北門鹽田和潟湖歷史久遠

北門的南鯤鯓代天府，是台灣王爺的故鄉，也是重要的鹽鄉。這裡一帶的鹽田是屬於清代的瀨東鹽場，產曬到2000年，因此當地鹽工有豐富的曬鹽技術，故常被其他新闢的鹽田聘僱去工作，成為許多鹽村居民的「原鄉」。如今廢曬的鹽灘，自然轉換為濕地，成為水鳥的天堂。只剩創設於清嘉慶23年（1818）的井仔腳瓦盤鹽田作為觀光用途，成為台灣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瓦盤鹽田的結晶池，以甕片鋪成，較容易吸收太陽短波的輻射熱，生產出的鹽粒細小而潔白，適合精製，在收鹽之後，略為沖洗即可引入海水繼續使用，既省工又省時。

北門潟湖從北門海埔新生地南岸延伸到馬沙溝庄北（將軍溪南岸）。西側是狹長的王爺港汕，沙洲外面就是台灣海峽，面積約有600公頃。這片內海是沿岸「蚵寮」等村庄居民的潮間帶漁場，早年可在此拾貝、挖蛤、捕撈魚苗，後來飼養「吊蚵」、掛定置網，目前已成為吊蚵場。北門潟湖在白露過後，秋風漸起時，也是賞鳥的好地方。黑腹燕鷗在10月至翌年4月過境此地時，最盛時期可達3萬隻以上；每至夕陽西下，便成群結隊飛回潟湖過夜，先於上空盤旋飛舞，有如跳芭蕾舞，再以極快的速度俯衝棲息於蚵架上，吱吱喳喳的鳥叫聲，與波浪、海風合唱，蔚為自然奇觀，生態家認為，這是訓練亞成鳥飛行技術的行為，亦兼有共同警戒以防止被獵殺的意涵；直至夜幕低垂，熱鬧的鳥叫聲，才會逐漸停歇。

而被八掌溪和急水溪2條大河所夾住的雙春庄 ，形成了「海汕洲」地形；由於自然景觀獨特與生態多樣豐美，當局乃在此規劃「雙春濱海公園」，大抵於2001年完成各項休憩基礎工程 ，並在潮溝栽種多種紅樹林，幾年後樹大成林，成為潮間帶貝類和小螃蟹的新家。

壯烈的抗日事蹟

北門潟湖和雙春庄的「海汕洲」，為清代方志中「倒風內海(港)」的殘跡。6座仙山般的沙洲，像斷線的珍珠，從八掌溪一直散落到曾文溪；所以北門舊稱北門嶼，和南北鯤身「皆沙阜堆聚」。而南鯤鯓代天府便是最早於清康熙元年（1662）落腳在「南鯤鯓」沙汕，因廟內主祀李、池、吳、朱、范等5位王爺，又稱為王爺宮。後遭海浪吞蝕，於清嘉慶22年（1817）移建於現今廟址的「槺榔山虎峰」，槺榔即俗稱的台灣海棗。

1895年乙未戰爭日軍侵台時，倒風內海(港)已逐漸縮小為王爺港，即因「蚵寮」一帶有奉祀王爺的南鯤鯓代天府，故日軍也稱在此的抗日據點為「王爺頭」，也因王爺信仰的蓬勃發展，這裡衍生了一段壯烈的抗日事蹟。

1895年10月10日，日軍混成第4旅團登陸布袋嘴後，駐守台南的台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命翊安軍3營前往位在鹽水港（今鹽水區）到霄（今佳里區）之間的學甲（今學甲區）守衛。日軍占領鹽水港、鐵線橋（今新營區鐵線里）後，劉永福再派駐屯於台南附近的武毅右軍、鎮海中軍前往八掌溪畔的渡仔頭庄前線。並令李翊安統領翊字軍左、右兩營，配合6營義軍約3千人在王爺頭迎擊日軍。王爺頭位於往台南的海岸道路要衝，前面有急水溪，有寬闊的平野可供作戰，另外還有十幾條為防海潮及分割鹽田而設立高約兩、三公尺的土堤，所以是宜攻宜守之處。

10月17日，日軍決定派海岸支隊於翌日攻擊該根據地，以掃清旅團南進路上的一大障礙。這支日軍在甲午戰爭時未參加山東戰場的作戰，此次終有發揮之地，但因戰場離海岸較遠，在沒有海軍的掩護下，只能和抗日軍短兵相接，面對前所未有的激戰。18日，日軍海岸支隊步兵從鹽水港出發正面進擊，並以兩步兵大隊近4千人等經鐵線橋，擬向西進至4千公尺處渡過急水溪，以逼近翊字軍的側背。日軍遭遇苦戰後，得以渡過急水溪進至南岸，突入翊字軍炮兵陣地的側背面。日軍從軍記者讚歎：「其砲兵直至我兵突入陣地時尚不退走，砲手六名終死在砲側，雖爲敵人，其勇敢真值得賞歎，可稱爲日清(甲午)戰爭以來未曾有的勇兵。」

林崑岡率義軍英勇抗日

值得一提的是，率義軍參與該役的統領—林崑岡(1832-1895)，原籍福建省晉江縣，祖先渡海來台，先住在北門嶼，後定居於台南市將軍區的漚汪。林崑岡先學文後習武，為庠生，性尚武好義，熱心公益，喜為人和事解困。當1895年9月初日軍在嘉義縣大莆林（今嘉義大林）性侵當地婦女的事件傳到忠正不阿的林崑岡耳裡，他憤而誓師，要揮軍與日軍決一生死。10月1日，十八堡（今嘉義縣城以南、曾文溪以北）的耆老紳民，在劉永福的號召與勸誘下，集結在現在的新營區立誓約章，推舉沈芳徽為盟主，林崑岡為前敵總統領，著手準備武器糧餉。

10月11日，占領鹽水港的日軍南進時，便遭到林崑岡所率領的義民激烈抵抗。後來他感於前線抗日軍勢力的薄弱，向劉永福請命，將位在學甲駐守的翊安軍三營並抽出砲隊前往渡仔頭庄。退守後，再將砲隊配置在鯤鯓廟所在的槺榔山虎峰，讓日軍又再次陷入苦戰。

王爺頭戰役抗日軍撤守後，林崑岡率軍退守今台南市學甲區的竹篙山，與日軍隔著急水溪緊張對峙著。漚汪庄的耆老曾謂：「參與竹篙山之役的我方義勇軍，將近數千位，日據時期北門郡所屬各鄉鎮（北門庄、學甲庄、將軍庄、佳里街、西港庄、七股庄）的青年男士幾乎都要參與，不然就得擔任後勤工作。擔任後勤者，以及住在山區者，天未亮，就以牛車運送米糧到竹篙山，另外像住在青鯤鯓、馬沙溝等海邊的民眾，則挑著魚貨前往。林崑岡的部隊在竹篙山與日軍對峙3天3夜。」

林崑岡烈士成仁後，竹篙山附近的居民以「竹篙山之神」紀念他的忠貞愛國精神。現竹篙山上有忠神殿給予紀念；現漚汪文衡殿2樓設置抗日烈士林崑岡紀念館。林崑岡成為昔日北門郡六鄉鎮最受景仰的歷史人物，在台灣史上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

先民保鄉衛民精神不能忘

北門無論是鹽鄉情調、王爺映像，或豐美多樣的自然生態，在在給人驚豔。也有因飲水關係而多罹患烏腳病，最後留下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供後人憑弔。而先民在1895年寄託王爺信仰，所展現出的民族大義、不屈不撓的保鄉衛民精神，更不應該被忘記。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兩岸三地知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魏海敏，於8月12至14日三天，在新開幕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連演《洛神》、《霸王別姬》、《穆桂英掛帥‧捧印》等三齣經典好戲段子，精練展現京劇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之「梅派精髓」。

魏海敏出身海光劇校，個頭適中、扮相美、嗓音好、聰穎、亮眼，集各種好演員條件於一身，總括一句話，就是傳統戲曲界，被人欣羡為「天生祖師爺賞飯吃」的好角兒。她演傳統老戲，也演新編京劇，是表演藝術界最知名美麗的馬克白夫人、也是作家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2007年榮獲國家文藝獎肯定，實力毋庸置疑。

1991年拜師梅葆玖

魏海敏最被佩服、最被樂道的是，她在海光國劇隊時期，已是京劇迷心目中的第一名旦。不過因為自身追求完美性格使然，她老覺得自己所學不足。1991年兩岸開放，她就到大陸，拜梅蘭芳之子梅葆玖為師，成為梅派嫡傳人梅葆玖的入室弟子，潛心研習梅派藝術。

北京「梅蘭芳紀念館」有一面刻著梅門弟子的牆板，「魏海敏」三字就在第三代傳人第一位。梅葆玖2016年辭世，但梅派藝術長存。魏海敏此次演出主題訂為「在梅邊之緣」，正是情懷跟隨在梅葆玖身邊學戲的種種，紀念拜師31年師生緣。

魏海敏此次精演的三齣梅派戲段子，其中《穆桂英掛帥‧捧印》更是梅蘭芳生平最後一齣戲。抗日戰爭時，梅蘭芳為了不替日軍演戲而蓄鬚明志，多年沒演新戲，直到1959年才推出《穆桂英掛帥》，而「捧印」這一折，「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是年近半百的穆桂英，擔心自己無法擔起統帥重任，接下帥印後有一大段惶恐不安的「九錘半」表演，最後一個大甩袖穩穩托舉印信，掀起天風海濤氣勢。對穆桂英而言，保家衛國是使命責任，對梅蘭芳而言，投射了藝術創作是他一生的價值。就在梅蘭芳為自己量身打造出這齣戲的兩年後病逝了。

為了在傳統與創新間，突出傳統韻味，魏海敏做了小小的跨界合作演出。她在每場演出前，各加了一小段引子，做為破題，第一天是「舞者張逸軍的舞蹈《洛神引》」。第二天是「采風樂坊演奏《虞兮夢》」。第三天是「台北曲藝團評書《楊家魂》」。三段前引各約20分鐘。這樣的破題式引導演出，令觀眾耳目一新。

演出同時，還展出魏海敏在疫情期間學習手繪的「京劇水墨人像畫」5幅。京劇水墨人像畫是透過電腦將劇照描出線條與輪廓，再用水墨上色。5幅畫作，有這次演出的3位主角，再加上《金鎖記》的曹七巧、《鳳還巢》的程雪娥，都是她深受歡迎的戲中角色。

北藝中心吸睛但負評如潮

此次演出，魏海敏除了回顧在梅葆玖身邊幾十年所學，同時也將好戲作為台北表演藝術中心的開幕獻禮。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自籌建開始即經歷許多困難，終於2007年成功編列經費、啟動行政流程，辦理國際競圖，2012年動工，前後耗時10年，於今年3月中旬啟動試營運。

位於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上的北藝中心，由世界知名建築大師庫哈斯(Rem Koolhaas)設計，自興建以來，一直受到外界高度關注，特別是外觀的球體造型，十分奇特，被取了各式各樣有趣的綽號，像是皮蛋豆腐、貢丸米血百頁，由於外觀奇特及內部設計新穎，2021年被CNN評選為「全球最具顛覆性8大建築」之一，以及TIME雜誌「世界100大最佳景點」。

北藝中心斥資60幾億打造，量體大，一樓廣場開放留給大眾，內部有一座1,500席的大劇場外，另有兩座800席的中廳院，其中一廳為鏡框式舞台，另一廳則為可以調整舞台區及座位區的實驗劇場空間。

號稱國際級場館的北藝中心，自公布設計圖、動工以來，即受到高度關注，而今已成為台北市著名地標性建築，也讓表演藝術界多了一個亮麗的表演場地。但它自試營運以來就爆出不少問題，例如座椅太小、座位前後排間距過窄、劇場內階梯過陡，對中高齡或行動不便者極不友善；才開幕沒多久，部分座椅就破損了。

這次演出時，劇院還廣播「為了補救座位破損問題，每週會更換一排座椅」。此外，高樓層部分位置區，竟出現機器運轉嗡嗡聲，雖然不至於很大聲，但只要鑼鼓稍歇，便會聽到嗡嗡聲，這樣的低頻干擾實在惱人。

北藝場地雖令人詬病，但看著台上魏海敏努力將畢生鑽研梅派藝術、型塑梅派角色的心得，用更大胸襟經營梅派藝術舞台，讓更多人知曉梅派戲，傳承梅派經典，她這份虔誠用心已然感動人。至於那些破損的座椅、難走的階梯，找廁所像走迷宮的困惑尷尬，就不去理它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