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思潮與「後」不可分離，從「後現代」到「後共產」是一條「後」哲學的邏輯發展，觀察東西方世界發展固然要把握這個邏輯，研究後鄧小平時代中國乃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也脫離不了「後社會主義」。

當代世界思潮與「後」

當代世界思潮與「後」(post)不可分，所有的主流思潮都加上一個「後」字，例如後現代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後共產主義、後社會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後女性主義、後帝國主義、後東方主義。

誠如李歐塔(Jean-Francoi Lyotard)所指，蘇東劇變與冷戰結束後，現代理論已宣告終結，一個「後現代理論」新的需求已經到來。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也認為，一個新的後現代(post-modern)的擬象(simulation)社會，已取代生產的、階級的、異化的舊社會出現。這都說明世界已經由現代向後現代做轉變，因此世界思潮都走入「後」這個哲學概念中，其實是理論對實在的辯證表述，這不是一篇短文可以概括，本文只就「後現代」與「後共產」做個現象學上的析述。

所謂「後」指事物的終止、回拒、決裂。早在1960年代，西方世界便出現一股反資本主義、新左派、反文化的思潮與社會運動，此意味著不同於從前的另類生活方式和新文化現象出現，1990年代這種後現代現象變得更加明顯與具體，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方面，都出現「斷裂」（亦即哈伯瑪斯所謂的「合法性危機」），別的不說，就以服飾與建築美學而言，內衣外穿、外鋼骨內水泥（北京首都、上海浦東、廣州白雲、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第二航廈的建構型態，都是後現代建築）等具象展現，標誌著一個後現代新時代確實到來。

「後現代」指「非現代」，即試圖超越現代，並對現代觀點、理論、文化、生產與實踐的積極性否定。因此，後現代論述與後現代實踐可被當作「反現代的涉入」(anti-modern interventions)，可見後現代論述明白拒絕現代意識形態、風格、路線與實踐，這就是為什麼在哲學上將「後」，視為與過去一切斷裂與揚棄，可見「後」在深層意義上實指解放舊束縛，打破舊狀況，肯定新發展，構思新論述，進行新實踐。

「後現代理論」

「後現代理論」表述的世界，是一個全球發生重大變遷的世界，新科技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方式，強烈地衝擊著人們的工作、生產及休閒結構，同時也影響了人類的政治發展、社會型態、經濟結構、發展路向，尤其是當代，一個新的虛擬世界/雲端世界中的娛樂、資訊、性、政略，正重新規劃人類對時空的新認知，後現代已把現實和超現實結合起來，主體與實體相混合。

雖然傅科(M. Foucault)、李歐塔、詹明信(F. Jameson)、哈伯瑪斯(J. Habermas)都指後現代是對現代／現代性的斷裂與顛覆，但筆者對後現代的看法採取積極的概念，認為後現代接續於現代之後，雖有本體論上的斷裂，但在認識論上，後現代實為「深化的現代」，「後現代性」即「超現代性」，它是一種「新的現代性」面貌，或一種「現代性的後現代發展」。

後現代與全球化有關。在全球化下，各個市場、政略、文化間的新連續關係，以及網絡地球村中的新時空經驗，已使整個世界相互穿透，世界秩序正在全球化，各種經濟體制、社會型態、文化系統正遭受後現代新的形象、理念、文化邏輯的衝擊，在這一思考下，來觀察「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m)可以知曉它也是一種後現代現象。

後共產主義發展不一

「後共產主義」在後現代概念範疇中有其知識位置，它依附、接續共產主義，並與共產主義斷裂，它是一種原共產世界的新發展現象，但其發展面貌與路徑至今不甚確定。

後共產主義發展現象，時間不早於1989年「蘇東劇變」之前。霍姆斯(Leslie Holmes)在其《後共產主義》(Post-Communism, 1997)一書中指出，1989年初世界上還有23個共產國家，5年之後只剩下5個共產國家，它們是中國、古巴、寮國、北韓、越南，其餘18個共產國家：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安哥拉、比奈、保加利亞、高棉、剛果、捷克、東德、衣索比亞、匈牙利、蒙古、莫三比克、波蘭、羅馬尼亞、蘇聯、南葉門、南斯拉夫，都進入「後共產主義」。

如果從後現代理論指「後」即終止及斷裂，則後共產主義就是一種對原共產型態的拒絕。對後共產主義最早揭示其意涵的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他在《大失敗》(The Grand Failure, 1989)中如此說：

後共產主義是正在出現的一種新現象，後共產主義體系將是一個共產主義已消亡到其在公共政策上既非馬克思理論，亦非過去共產主義之實際可為徵候的體系。簡言之，後共產主義將是一種體系，其中連自稱「共產黨人」者都不再認真地把共產主義教義，當作指導其社會政策的方針。

後共14點模式

霍姆斯在分析「後共產主義」時，曾提出以「後共14點模式」(A Fourteen-point Model of Post-Communism)，來研究後共產主義的發展現象。14點模式如下：

1.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力圖獨立，擺脫/拒絕外在的牽制／依附。

2.欠缺容忍與妥協：在共產文化中講「階級鬥爭」，進入「後共產」仍然欠缺自由民主經驗，政治社會生活缺容忍與妥協。

3.克力斯瑪現象(Charisma)：對領袖高度期待，個人領導、菁英政治、超凡型人物活躍於「後共」世界。

4.政治犬儒主義：人民對新的政治制度，包括新法治、憲政主義都不熟悉、不信任，甚至出現政治犬儒主義。

5.反對目的論與大理論：對共產主義的理想、目的認為太高遠，甚至對共產主義權力系統也在反對之列。

6.信仰危機：原共產主義失靈，先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後以民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7.價值規範闕如：因共產主義理論規範瓦解，而導致原有道德規範的真空，後共產人民對人生價值、理想、態度無所適從。

8.歷史轉變／全盤革命：由極權轉成威權，由威權轉成民主，由集中化國有經濟轉型為市場化私有經濟，排斥前蘇聯「休克療法」，多採漸進主義，整個國家及社會都在轉型。

9.暫時性現象：後共產主義是一種暫時現象，尚在發展中。

10.發展階段論：後共產主義在發展中，自屬動態型，不是前進就是後退，很少停滯不前，須以「階段論」分析研究之。

11.不確定性：由於大規模政治經濟改革，導致社會變遷與不穩定，出現「不確定性」。

12.不安全感：因為經濟尚未好轉，財政制度未能落實，外加政治生活未制度化，人民普遍存有高度不安全感。

13.時機差錯：「蘇東劇變」(1989-1991)正是西方國家經濟蕭條時期，後共產國家得不到西方國家經濟援助，影響後共國家的發展與建設。

14.合法性危機：許多新領導人治理無能，人民不服，出現政權合法性問題。

以上1至7點屬於後共產政治文化發展共相面，8至14點屬於「後共產」初期各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殊相面。霍姆斯模式對問題現象的解釋大體沒有問題，但後共產現象從後現代理論來看，本來就具不確定性，而且各個後共國家一旦脫共／非共，會在本民族本地域的時空環境下，出現發展上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雖然東歐共產國家與前蘇聯加盟聯邦國家都深受莫斯科中心主義的宰制、史達林模式的束縛，與戈巴契夫以新思維推行改革(Perestroika)而對其衛星國的鬆綁，但在發展上，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的後共現象，不同於東歐的匈牙利與波蘭的後共現象。

因此，霍姆斯模式有其侷限性，前述變項並不適用於解釋所有後共國家的發展現象，尤其無法解釋類似後共產，但又不是後共產，且早在「蘇東劇變」前，即以改革開放／第二次革命政略，走入後社會主義的中國。

中國處於後社會主義

以霍姆斯14點模式中1至7點而言，後社會主義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現象強調民族主義，不講階級鬥爭，但講社會主義民主，有克力斯瑪現象，出現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菁英政治群，並無政治犬儒主義，有目的論（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談大理論，但講「中理論」(middle-range theory)，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並無信仰危機，反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共產主義風格（如「學雷鋒」）雖式微，但以中國儒家文化價值規範為回歸。

第8到14點，除第8點後社會主義中國已由原極權政治轉為威權政治，且以漸進主義全面發展市場社會主義外，其餘各點皆不適宜解釋後社會主義中國。

「後社會主義」不同也不等於「後共產主義」，但卻是後現代理論的邏輯範疇之一，如果霍姆斯模式要對後社會主義中國做出完整解釋，則此模式須加以修訂或改用新模式。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從貿易纏鬥迅即轉化成全世界經濟、科技主導權戰爭，中美之間這一場新冷戰，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波及效果，也有越來越發嚴峻的傾向；而台灣經濟可能被掃到颱風尾的撞擊力，尤其絕對不容小覷。

川普發動中美針鋒相對的貿易戰，甫過三個月，卻在最近這兩個禮拜時間，倏然出現美國針對中國特別聚焦於「全球科技主導地位」，展開奪權戰，並在加緊加速加劇。

川普祭出301條款

中美貿易戰的開打，始於2018年3月23日川普正式啟動「國安型加徵關稅」。這是川普早在上任之前就信誓旦旦的貿易戰標的與範圍，就在短短四個月，一路加速擴大延伸，特別是卯力針對中國。

川普政府祭出「301條款」應對中國大陸竊取美方智慧財產權、強迫技術轉移等貿易行為，於2018年6月中宣布，要對價值500億美元的大陸商品加徵25%關稅，第一批340億美元於7月6日生效，第二批160億美元商品尚待完成相關程序。

中美貿易戰再升級，繼川普宣布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貨品加稅，大陸第一時間祭出同等規模的進口貨品反擊後，美國川普政府立即又於7月10日公布新一波研擬加徵關稅的商品建議清單，對大陸輸美的6,031個關稅項目、價值2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10%從價稅。

轉成科技主導權戰爭

中美互課高關稅，看似貿易數量與貿易價格的衡平之爭，但究之根柢，背後真正的關鍵在於兩國之間礙難相容的「科技主導權戰爭」。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早在今年4月初已公布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的初步清單，但最終清單則鎖定「中國製造2025」產品，包括機器人、航太、工業機械、新材料、汽車等，不包括手機、電視等消費性電子產品。

加徵關稅清單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818個品項，包括在4月6日公布的1,333項初始清單中，價值340億美元；第二部分共284個項目，主要是經認定受惠於「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價值約160億美元。這些被加徵關稅的商品，主要是為了避免中國在太陽能板及鋼鋁產品出現產能過剩而傾銷的情況，會發生在高科技產業，以致直接傷害到美國高科技業。USTR對於有意進口中國在太陽能板及鋼鋁產品的若干美商，提供申請特定產品免除關稅的機會。

主要關鍵點是，川普政府已一再表明，不再容忍中國用不公平經濟措施，讓美國廠商喪失科技和智慧財產；《中國製造2025》計畫意圖主導高科技產業，用以進一步帶動中國經濟成長，但卻會直接傷害到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這些關稅加徵可以避免美國技術和智慧財產持續「向中國不公平轉移」。

框限《中國製造2025》

值得注意的是，5月下旬開始，川普特別聚焦抨擊中國「掠奪性科技貿易行為」，隨即完全只針對中國，片面性加徵500億美元關稅，更舉世罕見地用盜匪式要求中國立即中止「中國製造2025」計畫，並直接威脅，倘若北京堅持報復措施，將進一步加徵2,000億美元關稅，也不得向WTO等跨國組織提抗議或爭議調處。

不過，即使對川普鋼鋁關稅極感不快，且大肆反彈的歐洲及日本盟友，也都馬上居於「西方經濟強權集團」的共同立場，一致表示對「全力打壓中國科技產業化冒進趕超」的川普行動全力支持。因此，川普在6月底已公開政策宣示，針對中國加強審查所有在美國的科技投資，並逐項審查美國對華科技出口貿易的個案。

美國對中國課徵高關稅，核心重點放在「資通訊電子產品」的品項。所謂資通訊和電子廠商，包括電子代工服務(EMS)和原廠委託設計製造(ODM)在內，在全球擁有綿密的供應鏈網絡，最終產品組裝製造地不見得是在中國或是美國，可以繞道協力廠商，或第四方國家地區組裝製造，透過這種方式，資通訊和電子廠商可降低或避開今天中美互課徵高關稅，或彼此直接對衝報復措施的風險。

兩階段關稅清單中，主要包括航太、資通訊科技、機器人、工業機械、新材料和汽車等產業，但不包括美國消費者常購買的消費性電子商品，如手機或電視機。

加徵關稅以強化談判籌碼

新一波美國對中國提高關稅，旨在爭取未來兩國談判籌碼的手段。不過，美國在意的仍是「中國製造2025」計畫，最終關鍵還是未來兩國「科技主導權戰爭」。

美國認為，《中國製造2025》計畫勢必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也一直認為《中國製造2025》計畫，會讓中國國家資本運用手段不當補貼產品、直接侵害到美國商業機密及智慧財產權，並且會對大多數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製造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另一方面，美國川普政府也鐵口認定，中國的「進口替代」、「內部市場大量生產」的作為，必會造成高科技產業經濟市場機制的重大扭曲，當然也會肇致高科技產品市場的供過於求。

科技勝出才能站上制高點

1980年代後半以來，科技創新決定了哪些國家終能坐擁世界經濟市場的主導權。

特別是進入21世紀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任何經濟社會的人均GDP構成當中，固然仍有20%來自於勞動力和實物資本，但高占80%份額的最主力大宗構成，還是取決於這些先進經濟體都能自主開發創新科技，提高經濟產出的能量與速率；而過去近半個世紀時間，以美歐為主體的西方世界，在科技創新的產業開發應用，總是占居經濟強權的頂層制高點地位。

因此，任何新興國家社會今天想要在全世界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有直逼追趕西方世界民生產業科技標準的雄心，最基本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實力，能與西方社會打上一場能贏必勝的科技戰爭，用更高的科技研發創新效能效率、用更快的速度，追趕且超越。

而改革開放40年後的中國，特別是高調推動「帶路倡議(BRI)」的習近平新時代，正是今天被西方社會共同認為，中國大陸已是實力威逼西方強權的另類強權大國，當然就必須特加防範與提前打壓，以免中國太早提前勝出，掠奪西方制高點地位。

啟動於1990年代的全球化運動，在過去兩年中，迭迭出現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者，以各種形式散播貿易保護主義，尤其近一年多來「川普大逆彎」的驚世行動，以及新近的「科技保護主義」，更將改寫全球產業經濟發展的逆反圖像，令人擔憂。

保護主義傷害國際經濟

川普的新科技保護主義，對於全球經濟由復甦逆轉為衰退產生重大影響，已被越來越多跨國智庫所看壞：因為從美國到歐洲、日本，公共的債務屢創新高，財政面臨斷崖風險，這些意味著國家經濟放緩困局已不可避免，不僅政府難再用增加支出來應對；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也普遍無能為力。

在這樣的政經大情境下，許多先進國家政府，就益發可能應和川普的「科技貿易保護主義」主張，掀起世界全面性的「科技主導權」戰爭。不過，這樣打下去，最後任誰也不會是經濟戰爭的贏家。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中美貿易戰是世界經濟歷史大變局的產物，會導致全球貿易格局、產業格局、技術及市場格局、貨幣及金融格局的體系性與結構性重構，同時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規則體系的重塑。

2018年7月6日，中美貿易戰正式開啟，美國率先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中國大陸則立即對從美國進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以進行對等反制，正式開啟人類貿易史上最大規模，且影響深遠的貿易戰(trade war)。

歷史大變局與中美貿易戰

當今時代是一個歷史大變局的時代，中美貿易戰則是歷史大變局時代的產物。本文所指的歷史大變局是指全球經濟實力對比、政治權力分配與文化影響力出現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歷史影響性大規模變化的全球社會歷史現象。

世界經濟歷史大變局是世界歷史大變局的基礎和推動力量，表現為世界貿易大變局、世界製造業大變局與世界金融大變局。中美貿易戰是世界歷史大變局的產物，特別是世界經濟格局歷史性大變局的產物。

中美作為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兩國共同引領全球經濟發展，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大國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對比差距越拉越大，但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則呈現持續縮小狀態。如果不出現難以意料的突發大自然事件與社會事變，中國在經濟方面超越美國已成為必然趨勢。

中國經濟實力超越美國的過程，本身就是世界經濟歷史性變局的表現，是世界經濟發展與演化的百年變局，也就是1894年美國生產總值超過英國以來，第一次有一個新興大國，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超越並替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實力第一大國。

中美經濟規模差距縮小

任何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相關經濟指標必須達到以下六個指標：(1)經濟總量世界第一，主要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GDP)世界第一；(2)製造業產出世界第一，或者說工業增加值世界第一；(3)國際貨物貿易量世界第一，即該國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4)國際服務貿易量世界第一，即該國為世界第一服務貿易大國；(5)核心高科技產業世界第一，該國在世界主要核心高科技產業領域都居世界第一大國地位；(6)研究開發與高等教育能力為世界第一。

中國大陸經濟規模與美國經濟規模的差距不斷縮小，並顯示出前者有超越後者的可能性，這是國際社會百年一遇的歷史大變局。目前，中國雖然經濟總量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一些經濟指標已顯示有超越美國的發展態勢。

根據2017年的統計資料，中國大陸與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都超過10兆美元，美國超過19兆美元，中國超過12兆美元，中國大陸GDP占美國GDP的比重大約60%左右，但這種差距持續在縮小，如果不出現不可抗力或難以預測的大規模不確定性事件，按照匯率折算的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已經是歷史的必然。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PPP)測算的GDP，中國大陸現已超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此外，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製造業第一的大規模開放經濟體，這也是二戰結束以來，世界貨物貿易與製造業發展的歷史性變局。

資料顯示，2017年中國大陸進出口貨物貿易額達到4.1兆美元，美國的進出口貨物貿易額大約為3.89兆美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大約95%左右。同時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增加值，在2010年便開始超過美國，成為製造業增加值第一大經濟體。

當然，美國目前還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在服務貿易、高科技產業、研究開發與高等教育、貨幣及金融市場都還是第一大國，但中美顯示不斷拉近的演化態勢。美國為維護自己的超級經濟大國地位，必然會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新興大國採取遏制措施，發起貿易戰便是它對競爭對手最方便的政策工具。

經濟格局重構與規則重塑

中美貿易戰將成為二戰後全球經濟格局重構，與規則重塑的標誌性政治經濟事件。在以下五個方面表現最為顯著。

第一，全球貿易格局重構與貿易規則重塑。二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始終是全球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者。中美貿易戰則可能導致全球貿易格局的重構：一是中國替代美國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主要推動者和維護者，美國則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破壞者和阻礙者；二是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和影響力呈現持續弱化態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上升，出現大國貿易影響力與貿易能力的替代性重構；三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量持續上升，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量持續下降。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規則制定能力和規則修改能力，隨著貿易戰的持續，必然遭受持續性損害，而中國大陸則會在貿易戰中贏得主張自由貿易夥伴國家的認可與尊重，增加貿易規則的制定和修訂能力。

第二，全球製造業格局重構與製造業規則重塑。美國發起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阻止中國大陸在高端製造業的競爭力。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發展規劃的焦慮與恐懼。貿易戰反可讓中國更堅定發展高端製造業的戰略決策和信心，促使中國在高端製造業領域的投資和產業政策支持，由此引起全球製造業格局，特別是高端製造業格局的演化與重構。美國在全球製造業發展的規則供給能力與修改能力下降，中國大陸的規則供給與修改能力則會上升。

第三，全球投資格局重構與投資規則重塑。短期內，中美貿易戰必然導致全球投資資本流動的規模下降，長期而言，則可能出現投資流向發生逆轉，除美國以外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投資增加，由此改變全球投資的地理空間分布，美國在全球投資格局的地位下降，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投資中的地位則將上升。

中美貿易戰的發展必然導致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相互投資規模下降，中國對其他經濟體的投資規模必然上升，出現投資轉移，由此導致全球投資的地理空間轉移與重構。同時，伴隨著全球投資格局重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國際投資規則制定權和影響力必然持續下降，形成全球投資規則體系的重構。

第四，全球金融格局重構與金融規則重塑。中美貿易戰持續發展，可能導致長期的匯率戰、債券戰、貨幣戰及金融戰，從而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衝擊和影響，也不排斥在特定情況下，出現全球性或者區域性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由此導致美國與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上影響力此消彼長，出現全球性金融格局的重構，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金融利益及發展利益，不斷增強本幣及本幣資產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美國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壟斷性影響力則必然遭到弱化。

簡言之，中美貿易戰的持續發展，必然導致全球貿易格局、製造業格局、投資格局與金融格局的重構，同時引發全球貿易規則體系、製造業規則體系、投資規則體系與金融規則體系的重塑，形成全球經濟格局重構，以及全球經濟規則體系重塑的世界經濟歷史性大變局。

評述性結論

中美貿易戰是全球歷史的大變局，特別是世界經濟歷史大變局的產物。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戰又成為推動全球歷史變局演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可促進全球貿易格局、產業格局、技術及市場格局、貨幣及金融格局的體系性與結構性重構，也將促進全球貿易規則體系、產業規則體系、金融規則體系的體系性與結構性持續演化與重塑。最後，中美貿易戰還是中美兩個大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及貿易影響力競爭、發展模式競爭、政治權力分配競爭、文化影響力競爭的極端化表現。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認識林正杰、楊祖珺是在他們創辦《前進》雜誌時。我先認識「拒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在吳擔任《前進》總編時，我認識了林正杰夫婦。

我曾到和平東路四段尾安居街林宅吃飯，是祖珺下廚呢。二人都是政界的亮眼強棒，祖珺不但歌聲悅耳動聽，還當過電視節目主持人，文章更是嚇嚇叫，在吳祥輝離開另立門戶時，祖珺獨當一面，還讓雜誌愈挫愈勇，越禁越銷，穩居排行第一，查禁和停刊次數，與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系列不相上下。

我為前進系列雜誌撰稿，領了不少稿費。當時因擔心稿件會遭警總中途攔截，多用民間快遞寄稿，當天寄，當天到達，還可用「到付」方式，省去不少郵資。

正杰與我始終不離不棄，他擔任過市議員、立法委員。他曾在全台掀起一陣風潮，間接地促成黨外人士在1986年「9.28圓山起義」─民主進步黨宣布建黨成功，逼迫國民黨默認，進而修改《人民團體法》，解除戒嚴，承認民進黨合法成立。吾人不得不承認正杰所捲起的一陣旋風，推倒了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

正杰和祖珺的兒子取名「向前」，我覺得很有意義，與《前進》暗中相合，大陸有徐向前，台灣有林向前。

正杰後來退出民進黨搬到台東定居，我曾兩度前往台東武麟山莊拜訪。我還帶了林正杰、張富忠合著的《選舉萬歲》原版書，請他簽名。該書當年在裝訂廠時就被警總抄沒一空，只搶出一百本，好友們以一本5,000元高價，幫林、張二人分攤印刷費用。當時一位國中教師月薪才5,000多元，蒙紀萬生老師轉贈於我，珍藏至今。

正杰一次在酒酣耳熱之餘說：「祖珺還是我的最愛，可是我無法遺棄腹中的雙胞胎千金」。結果林、楊兩人終於勞燕分飛，各走各的路。

後來林正杰在台東參選立法委員，國民黨原先答應予以提名，之後又變卦，正杰只好獨立參選，不幸落選。但當年的「革命伴侶」楊祖珺特地長途跋涉，跨越中央山脈到東部上台助講，一時傳為佳話。而正杰與黃娟娟所生的雙胞胎女兒，如今已經婷婷玉立，且自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現任妻子林鳳鶯年輕幹練，純樸低調。

我曾經異想天開地期待林楊二人復合，但在一場新竹市文化中心《玫瑰盛開—楊祖珺15年來時路》新書發表會上，楊祖珺公開挖苦我說：「請把Stone嫁給林正杰吧！」

(作者係中學退休歷史老師)

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役遺址是2017年度全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18年夏，北京國家博物館展出部分出土文物。此遺址的發現不僅證實張獻忠的「江口沉銀」傳說，且更展示了明代中晚期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情況。

江口戰役被證實屬實

 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位於四川眉州市彭山區的江口鎮岷江河道內。江口古鎮地勢險要，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1646年，明末農民首領張獻忠(1606－1647)率部從成都出發，沿岷江南下，行至江口，遭明朝參將楊展用火攻襲擊，船隻被焚，大量財物沉於江底。

此段戰役，雖然清朝彭遵泗在其編著的《蜀碧，楊展傳》中有記載：「（張獻忠）率眾八萬，蔽江南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分左右翼沖拒，別遣小船載火器以攻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鋒數人，賊崩敗，反走。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首尾相銜，聚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槍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幾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沉水底。」

此戰役歷代民間傳聞很廣，但因為正史上並無有關這場戰役的記載，包括是否有沉銀，具體的地點等，遂成為歷史的謎案。

明末政治腐敗，導致社會瓦解，農民揭竿而起。農民戰爭中，以李自成(1606—1645)和張獻忠率領的軍隊規模最大。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國號「大西」，改元「大順」。

大西政權建立了各級機構，實施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大西政權建立後，與明朝的地方武裝發生過多次戰役。1646年，與楊展的江口之戰，就是其中一役。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了大批兵器，尤其是火器，為確認遺址提供了有力的佐證。而大量的船釘和船具的發現，也說明了沉船的史實。

出土文物提供實物資料

江口古戰場遺址發現了上千件與大西政權相關的文物，為人們瞭解大西農民政權（包括明代地方藩王）和其軍事制度、經濟活動（包括大量的貨幣首飾和日常生活用具）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這些出土文物的時代，從明代中期延續至晚明，地域則北至河南，南至兩廣，西到四川，東到江西。這些出土文物不僅證明了江口戰役的真實性，也對瞭解明末清初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此次出土的明代冊封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的金冊、銀冊和金寶，涉及多個王府的文物，揭示了明代宗室的封藩制度和冊封禮儀。明代有著嚴格的宗室爵位制度，將皇子王孫分為八個等級，皇子封親王，親王嫡長子之外的封郡王，由朝廷歲賜食祿，在地方設置王府，世襲爵位，享有特權。

明代對白銀採取先抑後揚的政策。明初，禁止民間使用金銀交易。中後期後，隨著賦役改革和「一條鞭法」的推行，白銀成為主要流通和稅收的貨幣。江口遺址發現的大量白銀，說明了明代中晚期白銀貨幣化的事實。此外，遺址還發現了大批刻有時間、地點、官員名的稅銀，地域涉及河南、湖廣、四川、江西、廣西、廣東。這些是明代中晚期徵稅制度的實證，也是張獻忠主要行軍路線的記錄。

出土的文物中，以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最為耀眼，是核心的文物。此印刻有「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崇禎16年，西元1643年），對考證遺址年代和狀況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此外，出土的「歲供王府」五十兩金錠(造於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是長沙府上供藩王的歲供黃金，為已知明代金錠中的最大錠型，存世稀少。此次還首次出土了木鞘，證實民間關於張獻忠「木鞘藏銀」的傳說，即將一根完整的木頭剖成兩半，中心刨空，裝入銀錠，便於運輸。

明朝晚期從盛至衰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有史學界以為，明神宗一朝是轉捩點。神宗前期在張居正(1525-1582)全面推行「一條鞭法」的改革下，出現了經濟振興，然而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局面便迅速惡化。期間，固有如顧憲成(1550-1612)在東林書院(1604)講學 ，提倡士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以及顧炎武(1613-1682)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警語，但整個官場極度腐化，難以回天。以後，內有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農民軍，外有清軍的入關，明朝便即滅亡了。

此次張獻忠的「江口沉銀」考古出土，對於我們瞭解那段歷史事實，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1971年，為了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日皇裕仁曾對首相佐藤榮作表示，基於對蔣中正的尊敬，日本政府應該在聯合國席位上支持蔣中正。但形勢比人強，在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日本就於1972年與中華民國斷交了。

日皇裕仁對蔣中正的高度善意，在近代百年來中日兩國外交史上是非常少見的。一向媚日的民進黨政府，如果知道日皇曾如此尊重蔣中正，不知有何感想？又相較於李登輝長年對日人獻媚，蔣中正則不卑不亢，格局高下立判。

陳水扁在總統任內，無視蔣中正是黃埔軍校創校校長的歷史事實，要求國防部拆除軍中的蔣中正銅像。蔡英文上台後，軍方放任暴民闖入桃園慈湖的蔣中正陵寢，隨即以此理由關閉陵寢，後雖恢復開放，但仍然不許民眾進入暫厝處瞻仰，台灣當局對蔣中正的醜化已到了讓人難以想像的地步。

日皇裕仁尊敬蔣中正

根據美國國務院今年6月才解密的美日外交關係檔案，日本對蔣中正高度尊敬，這使得日本在面對1970年代急遽變化的國際局勢時，仍考慮幫忙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

1971年6月3日，美國駐東京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描述了裕仁與日本政府對蔣中正的支持，這份電報是由美國大使梅葉(Armin Meyer)報告他與佐藤榮作在前一天進行了一場90分鐘的會談。這份會談報告的摘要，記載了裕仁與佐藤榮作認為應該讓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內。

梅葉的報告提到，佐藤榮作對於日本外相愛知揆一與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即將在巴黎會談，討論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寄予高度期望。佐藤榮作告訴梅葉，他剛剛見了裕仁，裕仁敦促日本政府堅定支持蔣中正，因為蔣中正過去對日本貢獻很多。

同年8月27日，美國國安顧問季辛吉在西部白宮(位於加州的San Clemente)主持一場日本外交會議時，由於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詹森(U. Alexis Johnson)曾任美國駐日大使，季辛吉便對迫在眉睫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詢問詹森，日本自民黨是否支持阿爾巴尼亞提案？詹森說，有許多成員支持這項提案，但自民黨不支持，因為蔣中正在戰後對待日軍的方式，讓日本人感激，也因此覺得有義務幫蔣中正。

蔣為維護一中退出聯合國

同年10月，由於蔣中正不願意接受兩個中國的政治安排，黯然退出聯合國。其實，早在1961年，為了聯合國的外蒙案與茅利塔尼亞案的爭議，蔣中正曾一度打算，如果外蒙入聯，中華民國就要退出聯合國，最後在美國總統甘迺迪承諾不會與外蒙建交，蔣中正才決定外蒙案投棄權，避免蘇聯否決茅利塔尼亞入聯，引發非洲國家連鎖效應，對中華民國的地位提出質疑，只是10年後，仍不敵國際局勢的逆流。

除一個中國因素之外，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1971年10月22日，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告訴尼克森總統，在抵華府之前，先在台北見過蔣中正，蔣中正對岸信介說，中華民國一直是聯合國最忠實的成員，他無法忍受被那些剛剛入聯，不懂得聯合國的目的，行為不負責任的國家，以表決的方式將中華民國逐出的屈辱。蔣中正此番話，顯示他決定退出聯合國，並不只是寧為玉碎的一意孤行。

另外，佐藤榮作與梅葉大使會談時，曾請梅葉轉知羅吉斯，日本政府決心信守對台灣的條約義務，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確保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內。日本政府也指示新任駐聯合國代表中川融，就中國代表權問題，向聯合國秘書長宇譚探探風向。

日本對台灣如此的情義深重，並非日人對台灣有特別的情感，而是佩服蔣中正這個人。

日本戰後在美國的影響下，與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日和約，也將駐中國大使館設在台北。岸信介雖有B級戰犯身分，但他與佐藤榮作兩人擔任首相期間，是日本與台北關係最融洽的一段時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蔣中正過去是如此寬大善待日本，贏得日本尊敬，1975年4月5日蔣中正病逝後，當時日本已與中華民國斷交，但政界仍組成了龐大弔唁團到台北，表達對蔣中正最後的感念。

日本轉向支持一中原則

其實，日人基於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並不樂見台灣為中共所有，多有鼓吹台獨的念頭，但日本尊重蔣中正，在蔣中正生前，這個想法僅止於想法，不太敢公開談論，只敢與美國人密謀。美國國務院有個解密檔案，是美國駐日大使賴世和(Reishauer)1964年12月29日從東京給國務院的電報。賴世和說明當天與佐藤榮作會晤的情況，並轉述佐藤榮作認為不能讓台灣為中共所有，日本與美國需要有一個一致協同的戰略。

佐藤榮作表示，蔣中正不可能放棄一個中國的主張，日本必須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平衡政策，但蔣中正死後，或許台灣獨立會是一個更為長久的解決方案。

1960年代的冷戰背景下，東西陣營涇渭分明，日本自然不希望台灣為中共所奪取，即便是1964年初法國與北京建交，日本當時還極力維護台灣的外交利益，但國際局勢在1970年代有了巨大轉變，北京在1971年10月進入聯合國後，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已成為必要的務實外交策略，而非意識形態之爭。

曾經主張台獨的佐藤榮作，在1972年1月6日與尼克森會面時，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政治立場也有了轉變。他說，聯合國通過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後，日本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代表。蔣中正與毛澤東都主張一個中國，所以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日本打算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佐藤榮作還告訴尼克森，如果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這會在德國、韓國、越南之外，又創造了一個分裂國家，承認台灣現狀只會製造出更大的問題。

佐藤榮作這番話，與1964年時的立場有很大的轉折。一來是因聯合國的新情勢，二來是尼克森訪中帶來的外交衝擊。日本搶先與北京建交，正是受到尼克森的影響，這使得多年來的日美外交合作路線受到質疑，佐藤榮作在自民黨的領導地位動搖，自民黨總裁寶座被田中角榮拿走。

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解決

1972年6月12日，田中角榮在東京會見季辛吉。針對台灣問題，田中角榮說，(一)蘇聯不能介入台灣。(二)應該以中國的內部問題方式解決，雖然會很花時間，但必須接受。(三)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同年9月1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對季辛吉說，對於台灣的歸屬，日本只能理解與尊重北京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沒多久，田中角榮訪問北京，9月29日，他與周恩來簽署了中日建交聲明，自此與中華民國斷絕了外交關係，這時日方已經不太提台獨的問題了。

裕仁敦促佐藤榮作支持蔣中正僅僅一年後，日本就與台北斷交。尼克森訪北京，促成美日外交路線分離，是個關鍵發展，美日雙方口口聲聲合作，私下卻是各懷鬼胎，兩方競逐與北京發展關係，這時日本也就顧不得裕仁曾經表達對蔣中正的高度善意，而犧牲了台灣的政治利益。

美、日為了自身利益，可以隨意犧牲台灣，反觀今日台灣當局處處對美日諂媚，能為台獨爭取多少政治利益？也許看在美日當局眼裡，不過如小丑一般。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七七事變的影響有三。一是國府不再對日忍讓，蔣中正負起帶領全體中國人抗戰的重責大任。二是抗戰使中國從中世紀的鬆散結構，走向近代團結的民族國家。三是中共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逐步壯大，改變了中國未來70年的命運。

自1933長城抗戰告一段落，中日塘沽協定簽署以來，日本的軍事力量正式越過長城防線進入華北。日本軍部所一手主導的華北分離自治運動就此登場，對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渠、山西的閻錫山等軍政領袖反覆威脅利誘，文攻武嚇，企圖將華北變成第二個東北。

另外，日本一方面扶植「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一方面設立華北屯駐軍司令部，不斷增強在此間的軍事力量，並廣布間諜組織，豢養漢奸集團，經常製造各種事端，逼迫國府取消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並在外交上對其讓步。

國府一面剿共一面抗日

國府此時一方面繼續加緊各項軍經建設，作長期抗戰的準備，另一方面在江西的剿共戰爭也未中斷，國府的百萬大軍繼續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堵、步步推進，冀望能早日就此消滅共黨勢力。

國府對日本的政策至1935年夏季起，由於中共紅軍被驅離江西老巢，西南各省也在中央大軍的追擊下收入中央麾下，故開始轉趨強硬。該年國民黨五全大會後，蔣中正開始將重兵逐步調赴華北，召見華北各省軍政領袖，表達中央守土的決心，嚴令切不可與日本簽訂有損國權的協定。並且屢屢對日本進行外交勸告，切莫導致中日兩大民族全面相殘的悲劇發生，共保亞洲大局，防堵赤禍。1934-1936年派遣蔣作賓、張群等人赴日訪問，邀請日本企業界來華參與投資，以圖改善兩國關係。

但早已形同軍部俘虜的日本內閣與政府，已經無力對戰爭踩煞車。近衛內閣自1936年226事變後，已經為以東條為首的軍人集團所把持，議會政治也已成了行屍走肉，裕仁天皇在立場上搖擺不定，無力阻止軍人奪權。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局呼之欲出，國府與美、英、蘇聯等國的聯繫也更趨密切。日本軍閥開始更急切地製造各種事端，加速進行華北的分化工作。自1936年起，在河北省不斷進行各種大小規模的軍事演習，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忍無可忍，也令29軍進行演習，北平周圍硝煙密布，劍拔弩張。中日兩國爆發全面戰爭，至此已不可避免！

蔣中正宣布全面抗日

7月8日，在廬山的蔣中正，得知蘆溝橋方面戰火已燃，除立即下令國民黨方面向國際加緊宣傳、外交單位發出聲明表達中央立場外，也嚴正命令宋哲元積極抵抗，絕不可喪失國家領土與主權。

9日，下令中央軍（含戰車、重砲部隊）北上石家莊、保定一線集結，並面告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務必給予29軍最大的支援。中共中央毛澤東、朱德等人亦於事變次日電請中央嚴令29軍堅決抵抗，並動員全國陸海空三軍作戰，而中共紅軍願意在蔣中正的領導下為國參戰。

17日，周恩來、秦邦憲等人飛抵廬山，與國府中央繼續商議紅軍改編為國軍序列的問題，並再度表達中共對蔣領導以及國府的支持。同日，蔣中正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表達國府對日抗戰的決心與四點基本原則：

「蘆溝橋事變推演，關係整個中國。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事變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頭，全繫於日本軍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換。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此宣言表達了國府及蔣中正的抗戰立場與決心，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就此正式展開。

20日，蔣中正返回南京，8月起與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省軍政領袖就抗戰救國大業會商。廣西的白崇禧、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雲南龍雲等人，皆表達堅決擁護南京中央與蔣的領導，願意服從軍令赴前線作戰。過去不論彼此間有任何恩怨與意見，各黨派與勢力都願意捐棄成見，中國在國難當頭之前，達成了20年內戰所沒有達到的統一與團結。

河北方面的29軍在中央全力支援及發現日軍不斷增兵的情形下，也決心與日軍血戰到底。26日日軍占領平津間的廊坊，27日日軍猛攻南苑，雙方在北平附近激戰，29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力戰至捐軀。30日平津皆落入日軍之手。29軍殘部開始向冀南、晉省轉進。

千年古都，就此要在日軍手中度過8年光陰，但全面抗戰的格局也就此確定。佟麟閣與趙登禹兩位將軍馬革裹屍，壯烈成仁，永受中華子孫的崇敬！

七七事變開啟多方面新局

七七事變開啟了多方面新局，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其一，國府長期以來安內攘外，對日本忍讓，以爭取建設時間的政策到此終結，國府及蔣中正從此負起了帶領中國度過近代民族最大危機的重責大任。

其二，中國就此形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意識，愛國主義將取代地方主義，國家的團結統一從此成為毫無疑問的最高原則。就像英法百年戰爭，激發了法蘭西民族的團結，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封建主義，中國的抗日戰爭也使得中國從中世紀的鬆散結構，走向近代團結的民族國家。

其三，國府早年的忍讓避戰政策，終於在國家遭遇強大生存危機的情況下做出了改變，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找到了機會，得以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逐步壯大。而這改變了未來70年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大陸的命運。

(作者係湖南吉首大學講座教授)

盛夏7月的台中，抬頭一望整個天空都是灰濛濛，不僅影響人們的心情，更牽動著台中市長選情；盧秀燕的民調支持度逐漸攀升，也與此有關，「空污」絕對是決定這場選舉結果的重要關鍵之一。

台中空污問題日益嚴重

盧秀燕在參選之初就表示，這幾年中部的空污問題已讓市民受不了，林佳龍市府悄悄繼續發給台中火力發電廠機組執照，她的參選如果能逼使林佳龍在所剩任期內致力改善空污，也就達到她參選的目的之一。

盧秀燕說，以前台中人常以「好山好水好空氣」為傲，而這兩年搞到這麼糟，林佳龍卻一直否認，拿出一堆數據，只會讓人更厭惡，她認為「空污議題」是全民有感的，「不用我講，罵的人比我多。」

盧秀燕認為，新的空污法開始發威，民進黨中央與地方政府無法解決電力不足問題，拿著新空污法強壓地方，直接跳過台中市制訂的管制生煤自治條例，不管台中市的天候狀況，默許中火火力全開，掠奪台中市民的呼吸權，強逼台中市民用肺發電。

國民黨在年底提出多項公投議題，其中的反空污公投就是由盧秀燕擔任領銜人，這項公投的主文是「為了改善空氣品質，你是否贊成火力發電廠逐年降低發電量，減少由火力發電廠所排放的PM2.5？」

對於盧秀燕陣營的批評，林佳龍多次強調，空污是民生議題，不應成為選舉工具，現在選民很有判斷力，不會不假思索地把錯全歸在執政者身上，而會去檢視候選人之間的對比。

不僅林佳龍會親自迎戰空污議題，現在只要在民進黨的選舉場子，包括前台中縣長廖永來、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等人都口徑一致，定調「台中火力發電廠為國民黨執政時期蓋的」，過去歷任縣市首長也從未減煤，對中火用煤許可照單全收。

林佳龍還強調，盧秀燕六屆立委任內從未有過對改善空污的問政成績，甚至不願簽署民間團體發起的空污改善承諾書。反觀林佳龍上任後，開始要求台電改善中火機組、要求因應空污降載，甚至史上首度砍生煤許可量500萬噸，這些過去做不到、沒做的，現在都做到或開始在做了。

盧秀燕還多次提及，只要她當選，一定會落實「中電不北送」的政見。林佳龍陣營提出反駁，在市府大砍生煤許可量、台中人口成長及產業蓬勃之際，今年度中電已無餘裕可北送，甚至需要「南北電中送」了。

林佳龍更批評「中電不北送」是將台中自外於台灣整體能源安全及用電分區調配之外，不僅很自私，還可能讓台中在需要外地電力支援時成為孤島。而林佳龍所提的「中電中用」，則是要求台電建構分區電力系統及智慧電網，並強化離岸風力發電的進場，是電業改革及能源安全的整體策略。

林佳龍陣營細究反空污公投提案文字，竟是減少發電而非減少污染。林佳龍認為，減少發電總量不僅造成電力不足的跳電隱憂，更反而導致電廠寧可用污染嚴重的燃煤發電，取代成本較高但低污染的天然氣發電，結果電少了，污染卻不減反增。

取消老人健保補助是罩門

台中市原本針對65歲以上的市民提供免繳交健保費的福利，但林佳龍市府設了排富條款，曾引起軒然大波，就連民進黨的市議員私下也罵聲連連；對此，盧秀燕陣營也透過民調發現，取消老人健保補助是林佳龍一大罩門，所以她在舉辦的小型說明會上場場必講，而且還把數百名志工助選員找來上課，教大家如何向市民轉述此事。

「我們要大家回去看子女的薪水單，上頭就有老人家健保的扣款項目，告訴他們這並不是二代健保喔！一個家庭有兩位長者，每月就要多扣大約1500元，這對月薪可能才三萬多的人來說，絕對是項負擔。」盧秀燕還說，她並不擔心如果林佳龍在選前選情告急時，恢復老人健保補助，「那我就拿出林佳龍以前解釋取消健保補助理由的錄影帶放給大家看。」

林佳龍勤於拉攏派系

在派系整合上，盧秀燕請到台中市另兩名國民黨籍立委江啟臣、顏寬恒，分別出任競選總部主任委員及總幹事。

外界常以「紅派少主」冠在江啟臣身上，但這與事實有些差距，他擔任盧秀燕的競選總部主委，絕不能與「紅派全力支持盧秀燕」劃上等號，尤其江啟臣與廖了以的關係有些微妙。而黑派這邊的情況則是，因為「頭人」顏清標動了，部分人「心不甘情不願」地來幫盧秀燕，有人還表示是受「媽祖」（顏清標為大甲鎮瀾宮董事長）的指示。

相對的，林佳龍陣營認為藍營的派系漸趨式微，而且派系動向不只是要看「頭人」做了什麼，更要看這些在派系裡動見觀瞻的頭人「沒做什麼」。學者出身的林佳龍早期常讓不熟的人感到難以親近，但經過10多年的歷練，與人相處有了溫度，關係也熱絡了起來。

另外，林佳龍求學時期曾以地方基層派系政治生態為研究主題，上任之初便發揮所長，透過行政區里鄰的系統，讓全市每位里長都提出里建設的「三個願望」，三年多過去，願望的「實現率」高達八成，基層口語傳播對龍市府的肯定會自然發酵。

林佳龍的幕僚認為，台中的派系不是被林佳龍瓦解，而是被林佳龍的「勤走基層」和「說到做到」拉近了。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年底選戰，藍綠雙方都高喊「決戰中台灣」，這個口號自2000年總統大選至今，一向是選戰指標，今年台中選舉結果將牽動2020年總統大選，藍綠都輕忽不得。

空污是林佳龍的痛腳

台中市長林佳龍原本連任之途順利，但自空污議題自去年底被引爆後，台中火力發電廠就成了林佳龍的痛腳，尤其是民進黨廢核四的神主牌無法動搖，甚至在7月初將核四的燃料棒送往美國，還要花9千億用於風力發電，造成全國1.2兆的浪費與支出，令不少國人憤怒不已。林佳龍在月前被公布花了7千多萬元買了棟豪宅。有民眾反映，林佳龍住家玻璃密閉品質比較好，呼吸的空氣與一般市民不一樣，難怪對空污問題無感。

《聯合報》在5月底台中市長民調發現，盧秀燕以39%的支持度領先林佳龍的32%，但有近四成選民看好林佳龍連任希望大，僅二成五認為盧秀燕會贏。有四成選民對選情不感興趣。

據了解這份民調讓盧秀燕募款能力大增，因為《聯合報》民調一向被視為公允，4年前就曾預測胡志強會大輸20%，事後開票結果也差不多。   

7月7日，前台中市長胡志強為盧秀燕助選時批評，綠色執政水果都爛掉，「交給不用心的人台中會爛掉」。7月9日，連戰特地到台中宴請紅黑兩派地方大老，黑派幾乎都到，但紅派前議長張清堂，與前內政部長、前總統府秘書長廖了以卻以私事為由未出席。餐會上，黑派大老顏清標說「大家就是要團結」。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則說，開始有落後，現在盧支持度領先。　　

盧秀燕選情如何？套一句王金平的話「原台中市算順利，原台中縣還有些『眉眉角角』，要繼續努力，若能按規劃步步穩定向前，相信還是有機會。」這句話算是十分中肯。　

國民黨智庫在6月底委外進行民調，盧秀燕獲39.7%支持度，林佳龍33%。高達76.6%的受訪市民表示會去投票。國民黨智庫召集人黃德福表示，台中市長選戰是「燕兒高飛、龍困淺灘」，林佳龍則回應「海水退了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學者包正豪認為，投票行為仍會回歸藍綠基本盤，但林佳龍民調被翻盤，反映出市民覺得林佳龍及中央都做不好。林佳龍方面也做了民調，結果林領先7-8%。

林用行政資源收編派系

林佳龍認為，台中派系早已瓦解，有大半是支持他的。林佳龍這3年多來很努力地在收編地方派系，不論是對黑派的現任議長林士昌，或紅派的副議長張清照都十分禮遇，在地方建設方面，對支持他的議員也「全力配合」，對不支持他的議員則打擊絕不手軟，充分展現民進黨與林佳龍一向敵我分明的本色。

不可否認，台中市一年預算近2千億，４年下來有近8千億預算可用，加上林佳龍善用行政資源收編敵對勢力，這也是林佳龍目前信心滿滿的原因。　

有人形容，派系是「機器」，錢是油，有機器沒有油，機器是不會動的。因此，如何啟動紅派這部老機器，國民黨與盧燕要大傷腦筋，如果這部機器不動，至少要做到如不投盧秀燕，也不投林佳龍，只投市議員里長等，盧則要打動以往不支持國民黨的年輕人，才有贏的機率。

國民黨應更積極作為

7月16日，蔡英文帶著陳菊與民進黨選對會召集人陳明文等人到台中市為林佳龍助選，並與議員們座談，議員反映大環境不好，恐拖累選情。可見選情並不如林佳龍誇口般樂觀，黨外時代的曾文波，2001台中市長民進黨籍張溫鷹，台中縣長廖永來，連任都失敗，因此台中政壇有民進黨不連任的魔咒。

不過，盧秀燕目前的選戰打法與台北市丁守中相似，都是「佛系打法」，似乎一切隨緣，不但很少主動出擊，也未與地方議員里長密切互動。如二人以為靠基本盤與大環境對民進黨不利就會當選，那就不妙了。

未來如果國民黨中央與盧秀燕能分進合擊，中央針對全國性重大政策進攻，盧秀燕針對市民關心的空污、交通、社宅與就業，提出自己的主張，不但有機會拿下台中市，外溢效果甚至能影響彰化、雲林，翻轉中台灣綠地變藍天，為2020拿下總統大選重返執政攻下灘頭堡。

盧如果今年輸了，2022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會出馬競選台中市長，到時綠營挾著執政8年的政績，並收編切割地方派系及水利會、農會等傳統國民黨支持者，江啟臣恐怕更非蔡的對手。盧是否能與江精誠合作，甚至願意承諾只擔任一屆，4年後交棒給江，以換取江全力拚戰，應是另類思考。「兵以正合以奇勝」，台中市這一局攸關重大，吳敦義、朱立倫與地方紅黑兩派都不可掉以輕心。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民進黨這次原本不想提名台北市長人選，據傳重要的理由就是，擔心柯文哲在藍綠夾殺之下依然勝出，會烏鴉變鳳凰，成為台灣政壇最大尾，具有2020直取大位的態勢，威脅民進黨繼續執政的可能。如今民進黨的候選人已經開跑多時，選戰氣氛逐步加溫，但似乎溫度慢慢都向柯文哲身旁聚集，連國民黨候選人都相形遜色，令黨內同志焦急，而有「佛系」的調侃。

7月17日，國民黨籍市議員戴錫欽利用議會質詢的機會，特別詢問柯文哲的動向，「若年底真的成功連任，成為『台灣政壇最大尾』，是否會對台北市長一職「做好做滿」？還是2020跑去選總統？」

柯文哲一反世俗常態，未保證做完任期，反倒說「盡量、盡量」、「應該還是會把它做好」。戴錫欽隨即要求柯立即正式宣告，「連任後，會做好做滿4年」，柯則回答「覺得把台北做好，台灣也會改變，不過世事難料，會盡量做好做滿。」柯如此明確表示，根本沒想迴避或有模糊。

柯文哲市長幹了快四年了，其間民調曾跌低也曾彈高，像洗芬蘭式三溫暖一樣，冷熱滋味都嚐遍了，油嘴滑舌的功夫也爐火純青了，如今似乎有點百毒不侵的能耐，嘻笑怒罵，沒人可奈他何的味道。他自己也有意這麼做吧？

台灣很多選民就喜歡他這一味，因為藍綠都確實搞壞了台灣，而且藍綠都代表體制的權威，台灣十幾二十年來真正的主流其實是反權威，柯文哲的竄起就得利於此，IQ 157的人難道心裡不清楚？

台灣近一年多的民調顯示，有穩定的40%以上受訪者同時不支持藍與綠。柯若年底真的成功連任，客觀態勢上真有成為「台灣政壇最大尾」的潛能，這是民進黨最先道出的擔憂。看如今這情勢，民進黨可能一語成讖。說不定這份擔憂，會變成大家認為是打擊民進黨的最佳著力點，衝著這個份上，柯當選的機率就頗高。

「世事難料」這句話有感歎的意涵，似乎也故意在說給某人、某黨聽，若果真如此，那就有威脅的意涵。意思就是「想當初說好的，你們不提人選，卻中途扯皮。若是哪天我真的變成了台灣最大尾，就不要怨我了！」

大家都抱怨台灣的處境這樣或那樣不好，但都享受著觀賞不需編劇的天然生活劇的樂趣。這也許是無奈的苦中作樂吧！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