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先後到美國和蘇聯演出，將國粹推向世界。這後面有一位重要推手，那就是張彭春。張彭春的胞兄是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他們不僅為天津南開大學創立、發展嘔心瀝血，而且為中國戲劇站上世界舞台做出巨大貢獻。

幫助梅蘭芳在美弘揚國粹

1930年，「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孟治博士邀請梅蘭芳率團前往美國演出。中國駐美公使伍朝樞在美國舉辦歡迎宴會，正在美國講學的南開大學教授張彭春應邀出席。席間，梅蘭芳表演了《千金一笑》。表演後，張彭春到化妝室問候梅蘭芳，梅蘭芳謙虛地徵詢觀看演出的意見。張彭春坦率地說，美國人並沒有完全看懂這齣戲，因為中美兩國的文化差異較大，中國人所熟知、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細節，美國人難以理解。

這番話令梅蘭芳深受觸動。他提出要張彭春賜教，把京劇更好地介紹給美國觀眾。張彭春也希望通過梅蘭芳精湛的表演技藝，使京劇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徵得南開大學校長，也是他胞兄的張伯苓同意後，張彭春慨然應允出任梅蘭芳劇團的導演。梅蘭芳接受張彭春的建議，聘請熟悉美國演藝界的希臘裔美國人喀帕卡斯(F. E. Kapaks)負責聯繫和安排劇團的演出事宜；主動與當地報刊媒體聯絡，做好宣傳報導。果然，梅蘭芳的演出還未開始，已引起美國各界人士關注。

張彭春根據美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大膽地調整了劇碼。在他看來，美國人不懂中國話，但表情動作有助於他們瞭解劇情。因此，張彭春和梅蘭芳反覆商議，決定上演《刺虎》、《貴妃醉酒》、《青石山》、《蘆花蕩》、《汾河灣》、《打漁殺家》、《霸王別姬》、《春香鬧學》等劇碼及劍舞、羽舞、杯盤舞等觀賞性很強的舞戲。

又為了適應美國觀眾的欣賞品味，張彭春建議每晚表演四個不同的劇碼，另把各種舞戲集中表演一場。同時精練劇碼，減少純交代性場次，廢除檢場等（《大公報》1930/8/30）。對經典劇碼《貴妃醉酒》，他就建議減少進酒、調情等表演次數，把演出時間由45分鐘壓縮至25分鐘，他還親自拿表計時。張彭春的改革使舞台效果奇佳。

積極向美國藝文界介紹梅

為了提高梅蘭芳的國際知名度，並為演出造勢，張彭春主動和美國著名文藝評論家斯塔克楊(Stark Young)聯繫，向他詳細介紹中國的京劇藝術和梅蘭芳的表演造詣，並贈送《中國戲的組織》、《梅蘭芳藝術一斑》等宣傳品，盛情邀請他觀看劇團的彩排。在開演之前，斯塔克楊發表了文藝評論，向觀眾介紹了梅蘭芳的藝術成就和京劇的巨大魅力，原定兩個星期售出的門票僅三天就售罄。

1930年2月16日，梅劇團在紐約百老匯49街劇院舉行首場演出。這是中國藝術家在美國舞台上的第一次盛裝亮相。演出按時開幕，準時結束，令美國人驚訝不已。張彭春一連數日擔任司幕，為梅蘭芳在美演出大獲成功付出辛勞。《申報》稱：「此次登台，戲目均由張彭春先生排定，張君對於劇學確有深切研究，尤能瞭解觀眾心理。每晚準9點鐘開演，至11點鐘止。張彭春先生司幕，時刻之準為美國劇院所少見。」（《申報》1930/3/29）

之後，梅蘭芳率領劇團又陸續到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夏威夷等地演出。張彭春不僅盡力提供協助和指導，而且每場演出前都穿著禮服，在台上用英語向觀眾介紹劇碼。平時，他還負責準備梅蘭芳舉行的座談會和歡迎會上的發言稿。對此，南開校友總會美國分會給予高度評價：「張仲述先生現正為梅蘭芳先生幫忙演劇，終日疲勞。梅先生在紐約蒙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大半皆張先生之力也。」（《南開雙周》第5卷第4期）

梅蘭芳以精湛的演技展示了中國京劇藝術的魅力，贏得美國藝術家、評論家的好評，斯塔克楊陸續發表了《梅蘭芳和他的劇團的節目》、《藝術使節》等文章，介紹中國京劇的歷史淵源和梅蘭芳的藝術成就。舞蹈家瑪麗伏瓦特金斯(Mary. F. Watkins)於1930年5月在美國《舞蹈》雜誌上發表文章，對《霸王別姬》給予很高的評價，評論家喬治西瓦倫(Gorge C. Warren)也對《春香鬧學》做了專題評論。梅蘭芳榮膺加州普蒙納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梅張再度連袂走進蘇聯

1935年，梅蘭芳應邀赴蘇聯演出，再次約請張彭春擔任總導演。張彭春表示有意願，但在南開中學和大學的工作繁忙恐怕難以分身，這時張伯苓校長以大局為重，同意給張彭春兩個月的假期，協助梅蘭芳赴蘇聯演出。

出發前，張彭春與梅蘭芳、戲劇家田漢敲定演出劇碼《刺虎》、《貴妃醉酒》、《汾河灣》、《打漁殺家》、《宇宙鋒》、《虹霓關》，以及劍舞《紅線盜盒》、羽舞《西施》、袖舞《麻姑獻壽》等。

1935年3月12日，梅蘭芳、張彭春等人乘坐蘇聯輪船「北方號」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還出版了《梅蘭芳和中國戲劇》一書，收錄了張彭春的〈京劇藝術概觀〉一文，表明蘇聯對他的重視。

在排演前出現了一段插曲。梅劇團增加了一位新團員，乃楊隆壽之孫楊盛春，是位演藝精湛的武生。排練時，楊盛春覺得張彭春是研究西方戲劇的外行，哪有資格來指導排練京劇，遂想和張彭春過過招。張彭春不厭其煩地予以糾正，直到楊盛春符合要求，張彭春才說：「好！台上就照這樣做」。鬥法後，楊盛春服氣地說：「敢情張先生還真有兩下子！」大家都笑道：「你才知道他能吃幾碗飯，連梅大爺都得聽他的，人家是外國博士，懂得洋人的脾胃。」

確實，梅蘭芳很欽佩張彭春，逢人就講：「幹話劇的朋友很少真正懂得京劇，可是P.C.張卻是京劇的大行家。」（黃殿祺著《話劇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張彭春》，中國戲劇出版社，第365頁）

梅劇團在莫斯科演出6場，在列寧格勒演出8場，場場爆滿。於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請他們在莫斯科大劇院加演一場。莫斯科大劇院是蘇聯的最高殿堂，也是眾多藝術家夢寐以求的表演場所。梅蘭芳在此演出，足見蘇聯戲劇界對其表演藝術的肯定。演出結束後，梅蘭芳謝幕18次。《工人與戲劇》認為「梅蘭芳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演出，應被視為蘇中兩國人民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話劇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張彭春》，第283頁）

此外，張彭春還陪同梅蘭芳拜訪了蘇聯著名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欽科、愛森斯坦、梅耶荷德等人，並多次和他們座談，交換經驗。這些蘇聯戲劇界著名人士對梅蘭芳的表演大加讚譽，認為梅的表演技藝具有極高的藝術水準。張彭春後來說，「蘇聯的戲劇造詣很高，他們對梅劇團做出的評價震動了整個歐洲劇壇」（《話劇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張彭春》，第285頁）。他們還參觀了戲劇學院、電影學院，以及在莫斯科歷史博物館舉行的蘇聯17年戲劇藝術展覽會，並觀摩了蘇聯戲劇、歌劇和芭蕾舞表演，從中受益良多。

中西方藝術可以相得益彰

回國後，張彭春撰寫了一萬多字的論文〈蘇俄戲劇的趨勢〉，概括此次訪蘇「一方面是想把中國的戲曲介紹到國外，另一方面，也是借此觀摩吸收外國戲劇藝術，豐富我們的民族藝術。」在南開大學課堂上，張彭春也經常向同學們講述，自己隨梅蘭芳劇團在美國、蘇聯演出的經歷和體驗。

美蘇之行，既圓了張彭春使國粹走向世界的夢想，也進一步驗證了他的藝術超越國界的理論，即中國傳統戲劇與西方戲劇儘管是在不同文化環境中孕育產生的，但憑藉著藝術的直感，異文化圈的歐美觀眾完全可以理解和欣賞中國的京劇藝術，兩者關係不是互相衝突，而是相得益彰。

（前者係南開大學教授、後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教師）

敘利亞古代文物近期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展出。敘利亞自古以來就是各種文化的交融之處，古跡多達3,500處。西元前3000年開始出現原始城邦國家，西元前8世紀後，敘利亞相繼被亞述、新巴比倫、波斯、馬其頓、羅馬、阿拉伯等政權統治，留下豐富的多種文明遺產。

舊新石器、青銅時期

早在數萬年前的舊石器時期，這裡就有人類活動，包括兩河流域（今伊拉克、土耳其東南部、敘利亞東北部）、古代敘利亞（今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和埃及等地區。古代敘利亞文化與非洲和歐洲就有交流。早期遺存以砍砸器和手斧為主，中期以石片文化為主要特徵，晚期則出現雕刻器、石葉和細石葉等器型組合。這時期也出現了聚落遺址，位於哈馬省的拉塔米涅是其代表。

1980年在阿勒頗的幼發拉底河中游發現的遺址（西元前9500－前8700年）表明具有社會組織和權力中心。西元前8000年古敘利亞開啟了新石器時代（至西元前3100年），農業和畜牧業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磨製石器普遍使用，晚期人們製作精美的彩陶，營建神廟和宮殿，社會分工明確，為之後的城邦發展奠定了基礎。兩河流域的城邦文明以哈蘇那文化、薩馬拉文化、哈拉夫文化、歐貝德文化、烏魯克文化為主要標誌。

烏魯克文化時期（西元前3500－前3100年），銅製工具得到廣泛應用，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也促進了城邦領袖和祭司階層的產生，而其城市市民的形成，大規模神廟和宮殿的出現，文字的產生，滾印的發明，陶器、雕塑、首飾等手工製品的發達，藝術的創作，標誌著人類文明的誕生。1933－1974年，考古學者對位於代爾祖爾南部的馬里古城的發掘，成果豐碩，為兩河流域在西元前3000年－前1750年的歷史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937－1938年在布拉克丘遺址的發掘發現了西元前2900年的「眼廟」遺址，出土了數千件雪花石膏製成的浮雕人偶，這些人偶凸出眼睛，可能是神廟的祭品。

西元前2000年敘利亞開啟了對外貿易，貨物經過幼發拉底河，到達沿海港口，地區間的交流發展使得敘利亞成為陸路和海路的十字路口。貿易以青金石最為著名，它產自阿富汗，被運往伊朗加工，再被送至兩河流域。考古學者在位於伊德利卜省的埃勃拉城，還發現了王室檔案館和數千塊楔形文字泥板及亞麻織物、松木、石油和木材等多種貨物，這些是埃勃拉城貿易的佐證。西元前16至前12世紀，以敘利亞城邦為代表的青銅文明開始衰落，不同民族統治的王國互相角逐，伴隨著鐵器時代的來臨。

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創造了楔形文字，它最早出現在西元前3500年的烏魯克文化時期，之後被其他民族用來書寫不同的語言，而成為流域內溝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對不同民族在文化、宗教、生產方面的融合產生了重要影響。古代各種民族都不乏占卜，如祈求能在求卜者的夢中給予啟示。古代兩河流域的人認為肝臟是心智活動之處，當動物作為犧牲獻給神時，神的思想會進入動物的肝臟，占卜者便通過肝臟的變化來解釋神的意識。

亞述、新巴比倫、波斯時期

亞述帝國對敘利亞的征服，始於西元前1094至西元前約700年。亞述帝國統治時期，大型宮殿、神廟外牆及室內牆面常用浮雕作為裝飾，描繪國王閱兵、打仗、狩獵和宮廷生活的場景。浮雕是亞述人偉大的藝術成就。

西元前7世紀，兩河流域南部的巴比倫王國擊敗了亞述帝國，開始統治敘利亞地區。西元前539年波斯居魯士二世戰勝巴比倫，統治敘利亞200多年。波斯帝國統治期間，敘利亞沿海地區開始出現希臘化城鎮和商業殖民地，如在塔爾圖斯省阿姆利特發現了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神廟的遺址。

希臘、羅馬、拜占庭時期

西元前333年亞歷山大大帝占領大馬士革，敘利亞開始希臘化。亞歷山大帝國分裂後，西元前312年塞琉古一世據巴比倫，建立塞琉古王朝，但繼續希臘化政策，包括建立希臘化城市、興建軍事塢堡或移民地、城市改用希臘名稱、融合東西方的神祗，如希臘的宙斯在敘利亞被稱為宙斯—希普希斯托斯，從而使敘利亞深受希臘化影響。

西元前64年塞琉古王朝被羅馬所滅，之後敘利亞被納入羅馬帝國統治長達600年，其文化遺產首推建築與雕塑。直到今日，敘利亞一些地區仍保留著羅馬時期城市的特徵，如帕爾米拉就有凱旋門、劇院、圓形競技場、大廣場和宮殿。帕爾米拉也因雕塑而聞名，其肖像雕塑是古代敘利亞的藝術代表之一。1980年帕爾米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西元395年，羅馬分裂為東、西兩個帝國，敘利亞由東羅馬帝國（也稱拜占庭帝國，建都君士坦丁堡）統治，直至西元7世紀，阿拉伯伊斯蘭帝國興起和對敘利亞的征服而結束。敘利亞盛行多神教，既有源自希臘的太陽神阿波羅，也有與當地神祗融合產生的哈達德神。

阿拉伯-伊斯蘭時期

西元634年雅爾穆克戰役後，阿拉伯軍隊征服了敘利亞，從此被納入阿拉伯版圖，開啟了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的新紀元（直至西元1516年開啟奧斯曼時代），在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古蘭經注釋等方面均做出重要貢獻，伊斯蘭教從此居於該地區的統治地位。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李效黎和林邁可夫婦，是中共在延安時代，毅然投身協助這個政黨在中國大陸茁壯的一對中、英夫妻檔，我在省思近來何以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內，現居頂層的人士爭權奪利、腆顏媚俗，鮮廉寡恥，毫無風骨可言，腦中常常浮現這一對夫妻的形影，特別是李效黎仗義行俠、不畏權勢、一生堅持為生民請命、勇於批判的初心。

卓爾不群的人生導師

李效黎結識林邁可時，她還是剛剛考入燕京大學的大一新生，而林邁可已接近思想成熟、是學有專精的經濟學教授和她的導師。不僅如此，原名邁克爾林賽 (Michael Lindsay)的林邁可，出身英國世襲貴族、家學淵源，祖父是蘇格蘭長老會的領袖、神學家、格拉斯哥大學三一學院院長。而父親桑迪林賽是哲學教授，曾任職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院長、牛津大學校長。

貝利奧爾學院以人文薈萃、開當代風氣之先享譽全球，曾經培養出多位英國首相和其他英國政界的重要人物，以及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文學傑出校友則有赫胥黎，經濟學家有亞當史密斯，歷史學家有湯恩比和他的叔父數學家懷特海，生物學及科普作家理察道金斯，神學家、《聖經》的翻譯者約翰威克利夫也都是該書院的校友。桑迪林賽在二戰後獲得世襲的男爵貴族頭銜。

出身這樣一個稱霸神權、教育和政界的大英貴族菁英家庭，林邁可從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畢業後，並不滿足於從事教育和科研的象牙塔工作。二戰前英國銀行集團壟斷巨資、金權控制了政經軍事，底層的工人生活困苦，罷工不斷，社會不安，知識分子不滿，以致左傾思想被視為前衛。30歲的林邁可前往司徒雷登所創立的燕京大學教書，立意跳脫歐洲的陳腐桎梏，到東方去尋找實現烏托邦的可能。

在最高學府接濟地下組織

燕京大學是20世紀初由美國、英國的美以美會、公理會、美國美北長老會和英國倫敦會等四個基督教教會，合併華北協和醫學院、華北協和女大和匯文大學，三所院校合為一體所創建。當時在北京這樣帶有歐美教會背景的大學，還有北京協和醫學院、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創辦於1919年的燕京大學，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最優美的大學之一。

當年如果說燕京大學等同於美國的哈佛絕不誇張。司徒雷登的父母皆為早期到中國傳教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928年司徒雷登校長促成燕大與哈佛大學合作，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增進中美文化交流，更奠定了哈佛大學在東亞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上享譽全球的基礎。

在主持燕京大學初期，司徒雷登不惜重金，延請中外著名學者如顧頡剛、胡適、聞一多、吳宓、馮友蘭、鄭振鐸、錢穆、俞平伯、朱自清、吳文藻、吳雷川、許地山、鄧之誠、郭紹虞、趙紫宸等任教，畢業生如冰心、孫道臨、韓素音、王世襄、黃華、費孝通、吳階平等也陸續加入教授之列，提升了燕大的知名度和學術地位。1930年代燕大就已發展成為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

司徒雷登在辛亥革命期間，曾身兼美聯社駐南京特約記者。他任燕大校長時提倡學術自由校風，注意與學生、教職員交流互動熱情溫暖。九一八事變後，司徒雷登同情學運，親自帶領學生上街遊行，對於中共的發展很自然就予以關切和暗中支持。

薰陶於這樣的學術理想和改革運動的大時代風潮，出於對日本的痛恨和對中國人的同情和熱愛，林邁可一到燕京大學，就很快接觸上中共的地下組織，此後一直藉外籍教授身分之便，在司徒雷登的默許暗助下，積極投身於抗日活動，不懼凶險仗義輸送醫藥材和通訊器材到共區。

林邁可、李效黎相知相惜

原籍山西離石城的李效黎，是出身將門的奇女子，祖父是晚清大將軍，父親李文祺早年畢業於河北保定軍校，曾經參加辛亥革命，任職軍界，因軍閥內亂厭倦殺戮辭官返鄉。李效黎18歲時因領導太原女子師範學校學運而遭通緝，逃到北平，1937年考入燕京大學，是燕京大學「鄉村社會工作」系唯一的女生。

林邁可是牛津導師制下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他也把導師制引入燕京大學。導師制屬個別指導系統，是以個別輔導為主的學院教學形式，通常學院會給學生指定一位導師，而該導師就是學生選擇科目的學者。導師制不只授業、更兼治學傳道，影響學生一生行事做人。李效黎就此因緣際會，成為英籍導師林邁可的學生，很快被他引入援助中共抗日組織發展的熱情行動中，而相知相惜，1941年李效黎一畢業就和林邁可結為夫妻。

扶危涉險、亡命共區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第二天，日軍進入燕京大學，逮捕所有美籍教職員及十餘名中國師生。在那之前，校長司徒雷登曾與外籍教師商量，如果不願意留在北平，可以跟林邁可一起開校長的車逃往共區。但在林邁可簡略地報告了游擊區的情形後，外籍教師們幾乎沒人感興趣。大家認為美國在數月內便可擊敗日本，在集中營蹲幾個月，好過在共區亡命受罪。

林邁可及時撤出燕京，1942年他們進入中共晉察冀軍區，助其組裝軍用可攜式小電台，並開班授課，培養無線電人才。林邁可後來成為八路軍總部通訊顧問，兼任新華通訊社對外廣播部顧問。李效黎則是當英文老師，並與中共軍方建立良好關係。1945年5月林邁可夫婦扺達延安，在那裏幫助組建無線電電台，拍攝中共軍民的影像，搭建中共與國際的溝通。

林邁可在共區時，已經表現出他那種牛津大學訓練出來的冷靜觀察和直言批評的態度，1944年他曾贈送中共高幹他所撰《延安哪裡有缺點》的論著，直言不諱他的看法。李效黎後來寫的《再見延安》一書，對他們在共區八年的艱苦生活，充滿熱情的回顧，卻也屢見批判。

戰後他們返回英國，即力促英國率先與中國大陸建交，過往一切從不居功。1952年繼承爵位的林邁可，成為英國上議院議員，卻因在議會批評中共領導層若干作為，不再獲得中國簽證，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得以重返大陸。

畢生樸實、追求人生真諦

1975年我和外子李慶平到華府後，結識在美利堅大學任教的林邁可教授和李效黎，常相往來。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應邀，到他們座落在Riverside Rd 的白色老屋吃飯，陳年的地板已經磨得泛白，陳設簡單、沙發老舊，林邁可就像和藹可親的爺爺，和外子娓娓談他關心的大陸人民生活狀況。雖然熱愛中國，也支持中共，但林邁可對「文化大革命」中的諸般舉措非常反感。

剪著平直短髮、身著布衣及膝裙的李效黎，挽個藤籃，要我陪她到後院拔菜。我很吃驚地發現，歲數已長的李效黎在中午炎炎日頭下，還可以蹲在地上不顯吃力。她的手掌粗大、手背青筋骨節隱現，拔菜動作俐落，完全不是一般人想像中養尊處優的男爵夫人的玉手，而是做慣粗活農婦的一雙手。額角淌汗，李效黎在廚房拒絕幫忙，親手炒了幾道時蔬。一邊做菜一邊告訴我她在邊區和延安八年的扎實生活，我順著她的話語，好像穿越到三十年代的延安，渾然忘卻我自己初來時所持「她在曹營、我在漢」的自惕心。

1979年北京與華府建交，1月1日建交當天，華府有一場來自各州華僑與留學生聯合舉辦的支持中華民國的示威。我走在黑壓壓一片高歌「滿江紅」的隊伍中，跨過華府中國城。想著釣魚台被日侵占，台灣學生不能正常宣洩憤慨；美方多年來一口一聲和我們同屬民主自由陣容，卻背信棄義和我們斷交；美國特使赴台逕行通知，座車遭受國人圍抗，居然要求我方道歉；如今飄洋渡海來追美國夢的我們，卻如同李伯大夢告一段落，現實中唯有象徵式地繞市數條街、吶喊示威遊行以抗議屈辱而已，無力回天。

就在此時，我一眼看到一張「台灣要獨立」的標語，新貼在停車場的斑駁牆面上。新愁舊忿、內外交逼，此時就全化成一股義憤，年輕的我紅了眼睛，衝出隊伍就待要去撕下它。

「不要撕！」瞬間當頭棒喝，把我拉回另一個維度的，就是矮小的李效黎。天寒地凍，白髮蒼蒼的林邁可夫婦竟然也來參加遊行。「你可以不贊成他們的作法，但一定要容忍他們表達的自由，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想，才能找出處理問題的方法」。李效黎在一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歌聲中、用喊的方式說給我聽、這一幕牢牢藏在我心深處。

李效黎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因大陸改革開放，常回北京。1994年林邁可過世後，她在北京住了很長一段時間，2010年在華府離世，結束了她行俠仗義、豪氣干雲的人生，但她的守正不阿、敢作敢為、辛苦甘之若飴的知識分子風骨，揆諸當世，更教人難忘！

（作者係前中央月刊總編輯）

1960年代越戰期間，美軍與蘇聯的裝備輪番在戰場出沒，其中制空權與制地權的爭奪，成為雙方你來我往的焦點。隨著當時航空兵器的發展，戰機逐漸進入到第三代的時代，F-4幽靈戰機成為當時美國海、空軍的代表，半世紀過去了，該戰機依然在服役，持續擔負著爭奪空優的任務。

開發背景

越戰時期的美軍為有效進行裝備開發，美國國防部期待能透過空軍、海軍與陸戰隊的共同採購，降低研發成本，在此背景下，美國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著手開發第三代戰機，F-4幽靈戰機便在該背景下誕生。

F-4戰機的服役，不但是第三代戰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歷史上美軍首個跨軍種使用的機種，1960年開始服役，1963年美國空軍正式採用，1970-1980年代為美軍的主力戰機，後來隨著F-16與F-15戰機的服役，漸漸退出美軍第一線，但因性能優異、機體結構韌性強、飛行速度快等優勢，仍在世界各國服役。該戰機是一款雙發動機戰機，機身結構大量採用鈦金屬，以達到快速攔截敵機的目的。

性能概述

F-4戰機由兩名飛行員操作，後座為雷達官，機體長約19.2公尺、寬約11.7公尺、高則為5公尺，空重為13,757公斤，最大飛行重量為28,030公斤，發動機為兩具奇異公司的J-79GE-17A發動機，最大飛行速度為2.23馬赫，巡航速度為每小時940公里，最大飛行距離為2,700公里，作戰半徑為680公里，具有空中加油的能力，可有效延長飛行時間。

基本的武裝包括一門20mm機砲，備彈為640發，機腹與機翼下擁有9個武器掛點，能攜帶短程空對空飛彈、麻雀中程空對空飛彈、航空火箭彈、鐵殼炸彈、雷射導引炸彈等，依據作戰任務需求進行調整，從最基本的制空作戰、對地打擊、地面防空壓制任務等，F-4戰機均能勝任，因性能多元，服役至今獲得超過5,000架的產量。服役國家除了美軍外，還有日本、英國、德國、南韓、伊朗、以色列、希臘、澳洲、埃及等國，其中美、英、日已讓F-4機隊除役，剩下的國家皆以性能提升作為延役方案。

F-4戰機的型號分別有A、B、C、D、E、F、G等，從F-4C開始具有攜帶反輻射飛彈的能力，固可執行防空壓制任務。為改善F-4戰機視距外空戰能力，從F-4F戰機開始具有攜帶與發射AIM-120中程主動空對空飛彈，大幅強化原本的空戰實力，因原先的麻雀中程空對空飛彈仍為「半主動雷達導引」，在空戰中仍會影響戰機的機動性與安全，在安裝全新的中程空對空飛彈後，F-4F戰機進入全新時代，大幅強化視距外制空作戰的能力。

因F-4戰機性能優異，兩具發動機中若其中一具失效，仍可以一具發動機進行飛行。因機身較為龐大，機腹下方能攜帶大量炸彈，較為擅長對地打擊與視距外作戰。早期的F-4戰機並未有纏鬥的訓練科目，但為因應戰場上的需求，以及越戰早期大量的F-4戰機遭到擊落，後期的F-4戰機特地安裝了機砲，使F-4戰機成為具有近距離纏鬥與視距外作戰能力的戰機。

作戰紀錄

在越戰時期，美軍認為F-4戰機攜帶空對空飛彈便能勝任空戰任務，殊不知沒有裝配機砲的F-4戰機，被北越空軍與蘇聯戰機打得落花流水，之後美軍逐漸安裝機砲於F-4戰機身上，才逐漸將快要失手的空中優勢扳回一城。

大致上，F-4戰績與敵軍在戰場上互有輸贏，舉例而言，美國空軍在1960年代末期，F-4C戰機透過機上的短程空對空飛彈擊落米格17戰機，但因米格21的機身嬌小，迴轉半徑小，也擊落了當時美軍駐南越的F-4戰機。即使F-4有被擊落的紀錄，但依然是美軍當時駐守東南亞最為重要的機種之一，主要的任務乃為制空作戰與支援南越的地面作戰。

在真實的空戰中，F-4戰機以攜帶4枚中程空對空飛彈、4枚短程空對空飛彈進行任務；若以對地轟炸任務來說，機腹下以掛載雷射導引、鐵殼炸彈、油氣彈為主，僅攜帶四枚空對空飛彈進行反制，F-4戰機唯獨不攜帶反艦飛彈，制海作戰的任務交由攻擊機執行。

進入21世紀後，F-4戰機因參與戰爭的機會大幅減少，作戰任務多由新一代戰機執行，最近一次空戰為2012年由土耳其空軍操作，在執行空中巡弋任務時，遭到敘利亞防空飛彈擊落，為F-4戰機最後一次的作戰紀錄。

F-4戰機從開發到服役超過半世紀，是當今全球第三代戰機的代表之一，因本身發動機動力強韌，在執行高速攔截、對地打擊、防空壓制等任務皆有優異的表現，許多第四代戰機，在研製時都參考F-4戰機的優點，轉而成為開發下一代戰機的重點，包括高速攔截的能力，由後來的F-15戰機吸收，成為美軍高空攔截的主力；對地的優勢能量改由F-16戰機吸收，成為F-16戰機的一大特點。

隨著大量四代機、四代半戰機快速服役，現已有大量F-4戰機除役，少量服役的機隊以改良電戰性能、機身強化、換裝新一代空對空飛彈等作為延役的方案。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俄烏戰爭中，俄國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遭兩枚海王星反艦飛彈擊沉，震驚全球。其實，反艦飛彈常以極低高度貼海飛行，造成目標船艦雷達偵測困難，而錯失攔截的機會。過去，相關戰爭中也曾發生船艦遭反艦飛彈擊沉或擊傷，如英國海軍雪菲爾號和美國海軍史塔克號等，這也凸顯了近迫防禦武器系統(CIWS)的重要性。限於篇幅，本文僅介紹俄製產品。

AK-630近防砲

AK-630配備1門6管30公厘口徑旋轉機砲，射速3000發/分鐘，有效射程2.5公里。AK-630由船艦雷達導引，主要對付海面上的目標，而非空中或低飛的目標。先前，俄軍船艦在波斯灣執行護航任務時，常以步槍、重機槍、AK-630等對付海面上的索馬利亞海盜船隻。AK-630另有AK-630-2衍生型，採用2門6管30公厘口徑旋轉機砲，火力加倍。

不過，莫斯科號上僅配備AK-630，並未配備更先進的近迫防禦武器系統，這也是該艦遭海王星反艦飛彈擊沉的主因。目前，俄國海軍的新造船艦，均已換裝Kashtan-M。

Kashtan-M武器系統

Kashtan-M彈砲合一系統(北約代號CADS-N-1)，專門對付次音速反艦飛彈和巡弋飛彈。Kashtan-M配備射控照明雷達、2門6管30公厘口徑旋轉機砲、8枚9M311K巢鼬短程防空飛彈等武裝。巢鼬為二階段(二節式)彈體，全長2公尺、彈徑15公分、全重30公斤、高爆破片彈頭重8公斤、固態燃料推進、有效射程1.5~8公里。巢鼬由指令(訊號)導引、半主動雷達導引或紅外線(IR)追熱導引，可同時追蹤多個目標。

Kashtan-M可有效攔截數十公尺至數公里外的海面飛行目標，或其他低空飛行目標。Kashtan-M可獨立作業，也可配合船艦雷達提供資料鏈作業。若和其他各國的機砲、飛彈系統相較，Kashtan-M防禦效能更為強大。(請參考附表)

Palash Palam武器系統

Palash Palam彈砲合一系統，沿用Kashtan-M的武裝配備，但射控照明雷達改為紅外線(IR)偵測搜索的光電球裝置，以因應雷達截面積(RCS)微小的匿蹤目標。近來，由於挪威海軍打擊飛彈(NSM)和美國AGM-158C聯合空對面遙攻飛彈等產品，均屬匿蹤外型設計，可有效反制雷達偵測。因此，Palash Palam改用光電球裝置，可大幅提升對匿蹤飛彈的偵測性能，進而有效攔截。

Pantsir ME武器系統

2017年國際海事防務展(IMDS)上，俄國展出Pantsir ME彈砲合一系統。Pantsir ME換裝相陣雷達模組和紅外線(IR)偵測搜索裝置，可大幅提升對所有空中目標的偵測效果，進而有效攔截。

金剛石(Almaz)設計局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什利亞赫滕科(Alexander Shlyakhtenko)向塔斯社(TASS)表示，2018年開始進行地面測試，再來進行船艦測試。未來，Pantsir ME將取代Kashtan-M，為最新服役的產品。

TOR-M1/M2砲塔模組

TOR-M1配備垂射系統(VLS)和雷達系統，具備多目標接戰性能。TOR-M1砲塔後方C波段搜索雷達的最大搜索距離25公里，而砲塔前方K波段相陣雷達的最大追蹤距離也是25公里，可同時追蹤48個目標，鎖定10個目標。對於低空戰機、攻擊機、巡弋飛彈、空對地飛彈或聯合直攻彈藥(JDAM)等，均能有效攔截。TOR-M2的C波段搜索雷達由網狀改為平板型，並更新座艙內的雷達顯示器。

TOR-M1的垂射系統(VLS)是放在砲塔頂部中央，由於下方砲塔環可容納發射箱的長度，砲塔可以360度旋轉，方便前端的相陣雷達作業。TOR-M1可導引2枚飛彈攻擊1~2個空中目標，垂直發射系統以2個發射箱單元為主，各裝填4枚短程9M330型(北約代號SA-15 Gauntlet護手)飛彈，以乾燥空氣密封裝填。

9M330型飛彈採用冷發射(先彈出再點火)來縮短發射時間，以應付飽和攻擊。最大射程12公里，最大射高8公里、最大航速2.8馬赫，最大機動超過30G。9M330型採用主動雷達導引，高爆破片彈頭可以接近引爆摧毀目標，可擊落飛行速度在700公尺/秒以下、機動性10G的目標，單發命中率在70%以上。而後續9M331型改用主動雷達導引或紅外線(IR)導引，彈頭加重，攔截性能更佳。

俄烏戰爭時，俄羅斯巡邏艦直升機甲板放置TOR-M2砲塔模組，以強化防空性能。TOR-M2砲塔模組已配備雷達導引、射控系統和防空飛彈，可獨立作業，並不需要船艦雷達提供資料。因此，成為另類的近迫防禦武器系統。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新冠疫情發展迄今已32個月，病毒不斷變異至現在的Omicron型，傳染性快，症狀輕微或無症狀，有流感化的趨勢。全球累計有5.9億人染疫，643萬人死亡，死亡率1.09%。其中以美國居首，9,000萬人染疫，105萬人死亡。台灣今年5月開始的這波疫情傷亡慘重，累計有超過500萬人感染，超過9,600人死亡，死亡率0.19%，成效極差。

美國CDC更新防疫指引

8月12日，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更新防疫指引，由於目前新冠疫情與大流行時相比，重症、住院及死亡的風險下降許多，建議全面取消隔離及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只須注意新冠病毒所引發的重症即可。專家認為「已不需要再讓疫情嚴重干擾日常生活」。除了療養院、監獄與遊民收容所等高風險場所外，包括校園等地都不建議再密集檢測找出無症狀的感染者。對從未接種新冠疫苗者，如果與病毒患者接觸過，無需居家隔離，建議改為佩戴口罩10天，並且在第5天接受檢測即可。

美國雖然看起來已恢復正常生活，但外國人入境美國，仍需準備疫苗接種文件，證明已接種兩劑WHO認可的6種疫苗，不包括台灣國產高端疫苗，才能順利入境美國。

天花病毒再現人世

2022年5月中旬，歐美國家爆發猴痘疫情，在英國已形成人傳人的社區感染。

猴痘最早是1958年在丹麥哥本哈根一個製造小兒麻痺疫苗的實驗室裡被發現的，它和天花病毒同屬正痘病毒屬，因此使用對天花的免疫也可以用於猴痘免疫。預防猴痘最好的方法，是避免與帶病的動物接觸。

天花病毒早於1980年從人類絕跡，那猴痘病毒又是從何而來？詭異的是，美國訂購了1.9億美元的疫苗以應對猴痘。2021年3月，美國FDA突然宣布，批准一批治療天花的片劑和口服液劑。研發該藥物所需的天花病毒又從何而來？同年11月，微軟的比爾蓋茲就提及天花病毒將在十個機場散播，他如何未卜先知想到此議題？11月16日，美國默克實驗室內被發現私藏有15個小瓶的天花病毒。11月20日，美國給駐亞太的美軍部隊分配天花藥物。美國怎麼會預期到天花即將大爆發，難道它是始作俑者？

更詭異的是2022年1月21日，一輛裝有100隻實驗猴子的卡車在美國賓州發生事故，其中有4隻逃脫，該些猴子來自西非模里西斯。隨後，G7峰會中要求做天花病毒演練。這些都顯示，美國預期猴痘或天花即將登場。

猴痘疫情全球大爆發

從柯林頓政府到小布希政府，美國一直在研究、實驗生化武器，它在海外有336個生物實驗室。俄烏戰爭爆發後，亞述鋼鐵廠的生物實驗室為俄軍所獲，發現新冠病毒、猴痘病毒都是美國研發的生物戰劑。

3月10日，俄羅斯國防部發布消息，美國在烏克蘭建立和資助的生物實驗室，對蝙蝠冠狀病毒樣本開展過實驗。俄國發言人科納申科夫稱，五角大樓資助烏克蘭進行生物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秘密傳播致命病原體的機制，旨在通過在烏俄及其他鄰國間的野生遷徙鳥類傳播病原體。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羅斯不排除在《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約》框架內，針對美國在烏克蘭所進行的生物研究啟動磋商機制。

此次猴痘疫情爆發如洪水四洩。截至8月5日，已有87國通報有猴痘個案，總病例突破26,000例，WHO宣布猴痘已列國際公衛緊急事件，美國是全球患者最多的國家，高達7,100人，因此也發佈了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6月24日，台灣出現首位境外移入者，7、8月又各有一位境外移入。專家指出，目前全球累計有81例兒童感染者，代表猴痘感染途徑並非只有性行為，恐怕有更多可能性。

北韓完全控制了疫情

中國對Omicron BA.2亞型病毒採取了嚴格的封控措施及清零政策，在指定地點集中隔離；而北韓施行的嚴格封控措施是全員居家隔離。8月11日，金正恩宣布北韓徹底消滅新冠病毒，並且取得防疫戰的勝利。當天起，北韓將「最緊急防疫體系」降級為「正常防疫體系」。金與正表示，確診期間，金正恩一度高燒病重。她將北韓疫情歸咎於南韓的傳單散播了病毒。朝中社表示，三個月內，北韓有477萬多發燒患者治癒，死亡74人，致死率為0.0016%。目前已無發燒病人，全國限制令全部解除，無須戴口罩，並有圖片顯示民眾參與水上樂園活動未戴口罩。

台灣防疫成績特別差

反觀台灣相同的狀況，今年4月底疫情大爆發，5月27日達高峰，每日新增患者9.5萬人，然迄今三個月後，每日新增患者仍高達2萬人左右，死亡人數超過9,600人，死亡率0.19%。

美亞各國現均面臨Omicron BA.5的侵襲，最近7天的新增確診數，日本為20萬，韓國12萬，美國11萬，土耳其為6萬，台灣9、10月將面臨新一波的BA.5侵襲，此次疫情不容小覷。

不論是醫療條件或疫苗施打覆蓋率，台灣都比北韓好，然防疫成效卻如此差。只能說陳時中防疫無心又無能，他怎麼還有臉選台北市長？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

8月上旬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迄今餘波盪漾。中國大陸認為該行嚴重違反了一中原則及侵犯主權，因此劃定台灣周邊海域6個地區，對台進行軍事演習，而該6個地區皆為台灣維持對外往來，特別是煤、原油與天然氣等能源輸入的重要航道及港口，能源安全議題再度成為各界關心的焦點。

此次中國大陸對台進行軍演，讓過去以來推動的「非核家園」能源政策，包括再生能源發電占比20%、燃氣50%、燃煤30%目標，所呈現出來的脆弱性或風險性暴露無遺。其實，在此之前，不論是歷年「全國工業總會」所公布的產業白皮書，或是近年「在台美國商會」所發表的白皮書無不指出，他們對台灣現行的能源政策，尤其是電力的供給安全極為擔憂。

淨零排放為全球追求目標

2021年11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高峰會議(COP26)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同時，全球接近50國承諾，2050年將達成「淨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的目標，建議必須將核子發電納入其能源政策的一環。

依筆者看，不論是贊成核電持續運轉以避免陷入缺電危機，並達到減少排碳降低空污的論述，或反對核電持續運轉，充分利用再生能源，加速落實「非核家園」的訴求，皆言之有道、論之有理；卻忽略了將核心聚焦於台灣如何在既有的環境及條件下，找到最合適的能源配比，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台灣受到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等先天條件的限制，勢必影響能源政策轉型發展的空間。政府為了落實「非核」政策轉型，將能源配比完全集中於再生能源、燃氣、燃煤發電，完全忽略了在推動發展這些項目的過程中，除了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外，更應重視其所涉及的土地、運輸、儲存、天候、海象等環境因素的風險。

先天限制難以落實非核

先從太陽發電來說，由於台灣幅員狹小、土地不多，根本難以提供較大型面積的冗餘空間作為太陽能的發電場域；尤其在夜晚、陰天或陽光輻射不足下，根本無法進行發電，更加降低其使用效率。從各國經驗顯示，一般不太可能完全利用太陽能作為基載發電；此外，使用如此之大面積電板，如果未來其後續回收廢棄器材無法妥善處理，反將造成更嚴重的環保問題。

再就風力發電而言，台灣發展「陸域」風力發電以來，除了涉及低頻噪音問題之外，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在一年中可以透過風力發電的天候低於120天，其容量比率僅有30%。雖目前政府利用全球主要「離岸」風電廠商來台投資的機會，促進技術生根發展離岸風電政策，在一年中透過風力發電的天候或許可以高於120天，但估計其容量比率僅有40%左右。亦即不論陸域，或離岸海域推動風力發電，仍需要克服噪音及天候限制。

再者，天然氣(LNG)發電方面，台灣缺乏自產天然氣，必須透過進口，經由接收站供應，不論是進口所存在的國際因素，或是在興建LNG接收站時不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都會提高電廠投資的風險。例如：台塑公司曾經規劃在麥寮南邊公用碼頭設置LNG接收站，由於與碼頭原始核准的用途不同，造成擱置；台灣中油公司已通過環評審查在大潭興建LNG接收站，但受到環保人士的不斷抗議，被迫研擬替代方案，導致興建進度延宕。

此外，燃煤發電方面，目前燃煤電廠已達到超臨界機組的地步，其技術進步頗快，卻無法否認，燃煤發電所形成的增加空污，是PM2.5的重要來源之一。雖燃煤發電具有供應穩定、價格低廉的優勢，但若比較燃煤發電與燃氣發電的排碳，一噸燃氣發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是一噸燃煤發電的約60%，以溫室氣體減量排放的立場加以評估，顯示燃煤的排碳相對較高，與全球正在推動的「淨零排放」目標背道而馳。

採最適配比降低能源風險

回顧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在衝擊全球經濟的同時，許多先進國家依據其所具有的環境條件，開始調整能源結構，除提高既有水力、燃煤、核能等能源發電效率外，也透過最合適的能源配比規劃積極發展，包括：天然氣、太陽能、風力、地熱、潮汐等多元能源發電，以降低能源的風險。另一方面，從此次俄烏戰爭造成的能源衝擊中可發現，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考量下，先進國家並未排除核能作為基載發電。

很顯然地，台灣推動再生能源發電取代核能發電，其實存在著先天的困難，加上進口燃氣發電，更極易受到地緣因素、戰爭等國際因素的影響。因此，在能源政策的選擇上，與其淪為民粹盲目追求「非核」的夢幻願景，不如務實地評估在既有的環境條件下，借鏡先進國家的經驗，重新規劃包括燃煤、核能等發電在內的最適合能源配比，採取循序漸進的發展，以建立能源安全，也能確保經濟持續成長。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022年第二季開始的全球貨幣緊縮政策競賽，已從美國發起，影響了所有OECD成員國金融貨幣政策與策略抉擇，歐盟國家已自第三季跟進緊縮，日本成為OECD國家中唯一持續低利率國家。今年這回合全球貨幣緊縮競賽潮湧，表示全世界將再也沒有便宜錢可用了。

便宜錢始於日本量寬政策

便宜錢會在全球金融市場氾濫成災，始於1990年代末的日本量寬政策。

全球首開貨幣量化寬鬆政策對付通縮的，正是2000年代初的日本銀行(央行)，而自2012年底開始實施的《安倍經濟學》，實質上也就是量化寬鬆政策的領頭雁；美國聯準會(Fed)主席柏南克針對2008年開始的世界金融海嘯危機，正式追隨日本央行，也採行量化寬鬆手段應付金融缺口危機，在實施三次後，於2014年10月結束。聯邦基金利率則自2008年12月16日起，一直維持在0.25%，2012年11月起，Fed開始了第三輪量化寬鬆。

2012年11月起，英國也以量化寬鬆政策來減低金融危機衝擊；2015年1月22日，歐元區決定由歐洲央行在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間，實施歐洲版量化寬鬆政策，2015年12月4日再將QE延長至2017年3月，並調降基本利率，從負0.2%下調至負0.3%，將量化寬鬆期限延長至少半年，每個月維持購入債券600億歐元不變，總規模擴大至1.5兆歐元。

便宜錢迸發通膨是必然的

從2000到2021年的20多年間，在美國獨創「現代貨幣理論(MMT)」的聲援下，世界五大央行相繼多回合採取QE貨幣量化寬鬆行動，早已讓先進國家社會到處可見「錢潮淹腳目」，更因為基本利率從1981年的20%，一路下跌到零利率，甚至降到負利率，益發讓早已淹腳目的錢潮，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便宜錢」，到處氾濫成災。而美國總統川普及拜登二人同氣採「金融大印鈔猛救市」，疊加「財政大撒幣狂紓困」，又大方釋放了6兆美元，讓原已氾濫成災的「便宜錢」更加難以收拾。

2020年Covid-19疫災爆發後，全球流動性和信用緊接著QE大幅擴張，主要源頭還是來自美國政府的印鈔救市，以及直接刺激紓困的財政擴張，在此過程中，Fed提供了充裕的流動性保證，而大規模撒幣紓困的財政刺激，在保護美國國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同時，也帶來了流動性和儲蓄過剩。因此，2022年第二季起，美國採取激進緊縮，也就成了勢所必然的政策。

便宜錢快速消失關鍵因素

倘若採用世界主要央行資產負債表變化的現況，作為衡量全球流動性的關鍵指標，則此指標自2022年7月以來已出現年率轉負的趨勢；多數國際測算認為，年率轉負趨勢將繼續向下，此次下行轉折點恐怕得到2023年2月才會出現。

除了全球流動性關鍵指標出現年率轉負之外，另有幾個可能會對沖或加快「全球便宜錢」消失速度的因素，值得密切關注。

對沖因素有三：一是美國國民超額儲蓄及金融體系內依然充裕，二是歐洲央行推出新的防制金融分化工具(TPI)，三是中國財政刺激力度和非金融私人部門信用擴張程度。另一方面，會加速「全球便宜錢」消失的主要變數是，日本央行多年堅定奉行的「殖利率曲線控制」(YCC)政策可能會出現邊際變化，同時美國Fed為紓救經濟滯脹的窘局，很可能在大加息打通膨後，再度轉回量寬政策，這些都會有助於緩解當前「便宜錢」即將逐步趨於緊張，甚至消失的局面。

這一態勢的扭變與否，端看美國Fed是否能順利有效「穿過」越來越形艱困的「完成化解流動性過度氾濫的貨幣緊縮任務」及「避免經濟衰退到來」的雙重窄門。

目前看來，全球的「緊縮競賽」似乎還沒有停歇的跡象。2022年6月，美國通貨膨脹率再度創下40年來新高記錄後，美國Fed在2022年7月底已再次加息三碼(0.75個百分點, 75 bp)，各方更預計Fed在9月還會再一次加息75 bp，甚至有美國鷹派議員贊成採用「提前大幅加息策略」，年底前讓美國基本利率升至3.75%至4%。

貨幣緊縮讓便宜錢消失

不僅如此，歐盟國家及主要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近期也紛紛跟進加快緊縮：韓國於7月下旬首次加息50 bp，這是自1999年以來最大幅度加息；菲律賓也加息75 bp，是2002年以來該國央行轉向對抗通膨的最激進舉措；新加坡也採緊縮政策以應對通膨。

盱衡當前全球採「加息週期政策」的央行占比已達76%，這是1946年以來的最高記錄；更值得注意的是，連作為全世界「負利率」和「便宜錢」最後陣地的日本央行，也不排除調整其多年來的YCC政策。看來當全球國家都扈從美國Fed的行動，紛紛加入貨幣緊縮競賽，世界就再也沒有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便宜錢」可繼續使用了。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蒸汽機時代(1765年起)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生產力與國力大增，成為日不落帝國，英鎊也就水漲船高，順勢成為國際貿易最通用的貨幣。內燃氣時代(1886年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的國力顯著上升，直追英國，1900前即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二戰後的電氣化第三次工業革命(1950年起)，美國成為超級強國，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最通用、外匯儲備份額最高的貨幣。不過美國生產力已走過巔峰，美元霸權損人不利己的狀況越來越明顯，勢必難以為繼。

美元成為世界貨幣

二戰期間，美國本土未受戰火波及，生產力扶搖直上，成為世界各國軍需民用產品的主要供應者，建造了147艘航母、32萬架飛機、28萬輛坦克，生產力旺盛。戰後美國協助歐洲重建，美元隨著美國產品的交易，在全球各地產生需求，政府黃金儲量占全球央行儲量的75%，因此1944年有44個國家參與不列頓森林協議，綁定國與國之間交易黃金1英兩兌換35美元，成員國貨幣與美元按固定匯率掛鉤，確立了美元作為國際貿易計價的主要通貨，連同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美國領頭重建國際秩序的貨幣與金融環節，顯示美元體系是當時基於綜合國力的市場選擇結果。

但是，經過韓戰、越戰，美國軍費支出龐大，國力頓挫，美元貶值，各國紛紛賣出美元購入馬克、日圓，嗅覺敏銳者如法國的戴高樂，曾將外匯存底的美元兌現黃金，並且運回法國，法國央行因此成為世界儲金量第二名，美國政府的黃金儲備大量流失，迫使尼克森總統於1971年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徹底成為國家信用的貨幣，依靠的是政府制度和國家主權信用。

不過，因各國已經習慣使用美元交易，美國也體會到鑄幣權的好處，於是軟硬兼施綁定石油交易以美元計價，並且讓各國作為美國的原料供應商及終端產品的市場，不服從者就以武力威嚇，以致美元占儲備貨幣比重於1977年達到80.3%的最高點。政府官員與企業、尤其是軍工複合體緊密結合，賺取各種差價。結果產生很多後遺症，政府強將其好惡加諸於企業，動輒制裁、限制、干預、介入，限縮了企業的活力，美國人民從此好逸惡勞，逐漸放棄生產事業，專注在從事金融操作及維持強大軍力，以印美元躺著買各國的產品。

美元氾濫致全球經濟動盪

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國國力持續上升，但也受到日、德工業崛起的挑戰，日圓與馬克的占比提升，美元占比到1990年只剩50.6%的半壁江山。1991年蘇聯解體，華沙公約組織解散，美元儲備地位快速上升到1992年的55.3%，2001年的72.7%。此後歐元出現，北約大肆向外拓展，又經歷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兵鋒所至，生靈塗炭，美國軍費也大幅擴充，人民沉醉於金錢操作，經濟結構高度金融化，引爆了2008年的次貸危機，美元份額下降至60%。而美國兩黨只想討好選民，顧不得長治久安，所以採取印鈔救市，兩個月就印了上兆美元，量化寬鬆就這樣起了個頭，大量增發貨幣和國債，總想成功轉移通膨成本，由世界各國買單。中國當年就釋出4兆人民幣購買美債。美國聯儲會扮演世界中央銀行的腳色，卻不用受任何國家的約束，凸顯了美國的霸權性質。

2020年新冠疫情嚴重影響生產與物流，經濟衰退，美國仍以量化寬鬆應付。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美國帶頭對俄國嚴厲制裁，而且繼續量化寬鬆，在38個月內印鈔達36兆美元，聯邦債務總額30.5兆，占GDP 的129%，用於進口糧食、能源、原材物料。美國的如意算盤是向那些出口國家轉嫁其通貨膨脹的代價，不顧美元的保值性，美元占儲備貨幣比重下降到今年的58.8%。

美國這次無法再向外轉嫁

但是，美國這次無法向外轉嫁，通膨也就落在自家，今年 6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9.1%，為40年來最高。為遏制通膨，美國聯準會只得連番加息，現已累計至2.25%，創下2000年以來加息最大幅度。通膨、資金外逃、國債違約，已經拖垮了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尼泊爾、埃及等國的央行與政府。而歐元區的CPI升至8.6%，首次與美元兌換成為1:1，三分之一的歐元區國家政府債務超過GDP的60%，違背了馬斯垂克條約。

2008年歐巴馬政府的刺激經濟計畫是7,870億美元，加上之後飽受全球詬病的4輪寬鬆，也不過投出1.4兆美元，此次拜登政府拋出5.4兆，加上川普任期內的3.2兆美元，合計近9兆美元，對於全球市場的衝擊超猛。美國財政部6月公布，外國債主持有美債規模降至7.455兆的低點，前十大外國債主均呈減碼，其中日本拋售139億，中國362億，一年來中國累計減持1,008億美元。

美國帶頭對俄制裁，降低了全球7%的石油供應，美國油商將國內用油倒賣給出高價的外國，導致國內油價升到了14年來的最高峰。美國印鈔，高額補貼失業者，2021年底美國的勞動參與率為61.9%，相較2020年初的63.4%，減少了400萬勞動者。美國的港口、貨運等低端勞動力不足，使得港口積壓問題長期不能解決，堆疊成惡性通膨。

各國應自由選擇交易貨幣

俄羅斯將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大宗商品改以盧布結算，又允許俄國公司與土耳其、印度、伊朗等國建立本幣結算體系，拉脫維亞宣布恢復從俄羅斯購買天然氣，向中間公司支付歐元，該公司再以盧布向俄國購買天然氣，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也將跟進。菲律賓、奈及利亞等國已宣布加入俄羅斯的SPFS系統，並使用本幣結算。

中國、伊朗的石油貿易已通過人民幣進行結算。中俄貿易也通過人民幣進行結算，沙特等中東國家也逐步開始加入人民幣石油結算的體系，澳大利亞也開始用人民幣交易鐵礦石。美元的方便、好用性質將持續下降，總會有一天信用崩潰，全世界的債主會追著美國還錢，反噬的力量會徹底葬送掉美元的價值與美國的經濟。

如何讓地球上的80億人得到溫飽與安居樂業，「單極說」主張美國維持獨大獨強的優勢，方可繼續維持世界秩序；「扁平說」則認為，世界是扁平的，既然沒有一個全球性的中央銀行，所以本來就沒有全球的貨幣，各國應就其方便選擇交易貨幣，就算回到黃金本位，也不是壞事，特別凸出某一貨幣最終會害人害己。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系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蔡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漸行漸遠，但經貿依存度卻未減反升。裴洛西來訪後，兩岸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大陸祭出經濟制裁，並舉行大規模軍演。若制裁及軍演成為常態化，甚至廢除ECFA，台灣恐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裴洛西在8月初訪台後，大陸為表達不滿，舉行前所未有的封島式實彈軍演，推升兩岸地緣政治風險上升。高盛追蹤地緣政治風險的「海峽兩岸風險指數」急升至80。令人憂心的是，除軍演可能成為常態化，大陸從去年開始禁台多項農產品，這次又要求所有輸陸商品要標示「中國台灣」，甚至連加工品都不得銷陸，還有暫停對台出口天然砂。

衡諸目前這些制裁措施，影響雖談不上嚴重，然只是開端。裴洛西前腳一走，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Ed Markey）又於8月14日率團訪問台灣，大陸除了持續軍演，後續的經濟制裁恐將擴及更多產品，實不容小覷。

台積電被迫選邊站

眾所週知，半導體早已成為美中競逐的戰略重點，裴洛西來台前，美國國會通過晶片法案的目的，無非是希望在經濟、軍事力量及科技領域均壓倒中國大陸。據悉，在該法案中，也另特別規定接受補助的國內外廠商，在10年內不得至中國大陸設廠；換言之，台積電在南京的16奈米廠也不得擴廠。而護國神山台積電在美中都有設廠，但大陸市場占台積電的比重，已從20%降到10%左右，未來業務比重也將越來越小。此次再度被推上火線，明顯被迫選邊站，實屬無奈，但美國藉台積電抗中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再者，軍演所在的台灣海峽為重要國際航道，一年有50%的貨輪經過，不少船舶及飛機航班被迫延期與繞道，船期耽誤導致成本上升，長此以往，全球供應鏈將雪上加霜。標準普爾全球評級最近報告指出，台海危機影響層級擴及國家主權，政府評等、科技企業，和金融業。科技供應鏈在兩岸緊張局勢升級下，曝露出最為脆弱的一面，不僅影響亞太其他地區，還可能加劇全球技術貿易流動的限制。軍演造成供應鏈中斷的代價高昂，台灣企業恐面臨信譽惡化的連帶損失、資金相關的信貸狀況新增不利因素、為避開軍事演習所要付出更高的貨運保險費或更長的航線，從而壓縮利潤空間。

兩岸依存度高制裁將傷台

持平而論，兩岸風險升溫，對台經濟影響極其不利。如表1所列，去(2021)年台灣對大陸（含香港轉口貿易）出口比重已上升到42.3%，出口總額達1,888.77億美元。其中，出口到大陸的商品中，電子設備及其零組件占比逾6成為最多。據大陸海關總署最近公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兩岸進出口總額達到1,652.3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9.5%，台灣對大陸享有的貿易順差約79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此外，1991至2020年，台商在大陸累積的投資金額達1,924.2億美元，核准金額占對外投資比重的55.5%。足見，政黨輪替後，台灣對大陸的經貿依賴有增無減。

據投審會數據，台灣赴陸投資額近幾年呈現下滑趨勢，2015年仍有109億美元，但2016年後未有超過百億美元，其中2019年投資額僅41億美元，創近10年最低紀錄。陸資來台投資額雖與台灣官方數字不盡相同，但趨勢也是轉冷，自2018年後，投資額便未有超過2億美元，此與蔡政府設置障礙，導致投資額難以提升有關。兩岸投資不對等，資金嚴重向大陸傾斜，絕非台灣之福。

外資出走內資也動搖

8月2日，裴洛西訪台前夕，外資大賣台股，徒使台股盤中一度重挫300點、一天匯出逾10億美元，新台幣匯率貶破30元關卡。若大陸在台海軍演常態化，為規避地緣政治風險所帶來的傷害，勢將引發外資企業出走潮。外資目前持有台股市值近4成，一旦外資出走，台股將難有起色，台幣恐加速貶值，甚至也有部分內資企業擬外移。

此外，MSCI明晟所公布的最新季度調整結果，台股權重再次「兩降一升」，粗估外資流出約新台幣73.5億元，以「全球新興市場指數」觀察，權重調升最多的是中國大陸及卡達，各增加0.27%及0.03%；而本次權重調降最多為台灣，無非也是一項警訊。近20年來，不僅內資投資台灣成長減緩，連僑外投資、陸資來台亦寥寥無幾。外人直接投資(FDI)更是每況愈下，自台撤資者也不少。FDI指外國企業到本國進行實體投資，一般可由外人投資流入、外人投資流出或外人投資淨流入觀察。最常見的模式為跨國併購案、私募股權投資。

台灣2021年的FDI僅74.76億美元，較前一年下降18.24%，為2016年以來最低，僅及南韓295.1億美元的四分之一、香港1,407億美元的5%；亦不及越南的197.4億美元、泰國的195億美元、馬來西亞的131.5億美元，以及菲律賓的105.2億元美元。一旦外資來台投資意願降低，內資也會有疑慮，甚至考慮外移，則投資動能必然減少，實不利於經濟成長。主計總處甫公布的第2季經濟成長率概估為3.08%，低於先前預測的3.31%，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僅能保3。地緣政治風險將為經濟埋下變數。

ECFA若停止台灣將受害

值得注意的是，ECFA至今生效12年，台灣早收產品出口至大陸，累計已減免88億美元的關稅，遠超過大陸的8億美元。去年台灣早收產品對大陸出口252億美元，約是大陸的3倍，台灣坐享較多的貿易紅利實無庸置疑。若大陸進一步停止ECFA，那衝擊絕對不小。綜合以上分析可知，兩岸合則兩利；否則，台灣未蒙其利卻受其害，最終受苦的還是人民。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