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中下旬，美國聯準會(Fed)降息且大撒幣的「無上限大量寬政策」，目的在搶救「債券本位美元」免於因超額發行國債而連動崩跌：不料3月新冠疫情大爆發、4月21日美國WTI原油期貨價格成為「負油價」，美元走強，亞洲各種貨幣則出現相互競爭潮。

弱勢美元反向走挺強勢

3月23日，美國再加碼無限量大量寬措施，史無前例地購買美國投資級公司債券，同時放鬆了對美國國債交易商的風險資本限制，這當然肇致美元流動性的浮濫，而讓強勢美元趨弱，引發美國物價水準浮動。不料，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大爆發，整個情勢一時大逆轉，「美元浮濫過剩」驟然扭轉變為「美元荒」(dollar shortage)的另類危機。

小字典：「美元荒」(dollar shortage)是指1950年代初世界各國，尤其是參與二戰的國家，因為恢復性的建設而需要大量進口美國商品，對美國貿易逆差嚴重，又缺乏國際清償手段—黃金或美元。

在新冠疫情的重擊下，原本因美國聯準會「破記錄量寬印鈔救債市」而勢必轉弱趨貶的美元，因受到國際投資人的「避險保安」心理作祟，而大肆爭搶美元，反而強有力地支撐了美元的持續強勢。相對的，部分新興市場、原油出口國家，甚至南美洲的一些國家貨幣，從2020年初到5月中旬，處於暴跌情勢，這些周邊貨幣的大幅貶值，預示著這些國家正在醞釀一場新世紀、新波段的貨幣危機。

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先進國家，目前不是走向衰退，就是已經衰退，尤其是一些承擔高額美元借款的經濟體，當然更陷入貨幣大幅貶值帶來的經濟衰退威脅。

美元交易市場呈乖離現象

原本在世界原油價格劇跌，期貨原油市場甚至出現「負油價」現象後，亞洲國家貨幣已面臨「非升不可」的局面，卻因為新冠疫情全球擴散的效應，激發了國際投資人的「避險至上」心理，而紛紛大肆爭奪「最具保值信任感」的美元；以至4月下旬的國際金融市場，忽然興起一片「美元荒」投資恐懼症，金融資產投資人紛紛棄持黃金改搶美元，使得原本浮濫的美元流動性，竟大逆轉為市場搶手的「美元流動性大當機」局面。

在疫情衝擊全球經濟的擔憂下，全球投資者和企業瘋狂搶進美元；儘管經濟強權國家政府紛紛對本國經濟注入空前規模的財政刺激，而以美國Fed為首的五大中央銀行，也競相大降息和大購債，向市場挹注大量流動性，緩解美元流動性吃緊的局面。但是，國際社會普遍擔憂自己國家有可能捲入經濟大災難漩渦，以至於爭相搶購美元，以期保險保值，顯示對本國貨幣普遍不信任。這種狀況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尤其是普遍的現象。

升值與通縮夾殺亞洲經濟

這種令人意外的「全球美元荒大震盪」，當然會大大改變亞洲區域所有新興經濟體的國家金融貨幣政策。

就經濟市場屬性來看，今天亞洲國家幾乎都是世界石油能源重要的消費者，面對Fed急降息、無限量寬政策及負油價風暴，無一不在金融貨幣政策上提前做了部署，以便因應即將臨頭的「本國貨幣匯率調升壓力」及「嚴厲通縮的社會衝擊」雙重挑戰；但是，現在卻因為嚴重的「美元荒」，使得原先轉為弱勢的美元，又再度回復到第一霸權地位，以致可以大大緩和亞洲區域貨幣匯率漲升與通貨緊縮壓力。

目前及可預見的近期內，亞洲國家的金融貨幣政策已轉為「只追求彼此匯價漲升越少越好」、「能夠盡力爭得相對小貶機會更佳」，相對於美元匯率，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你漲多一點，我漲少一點」的拉扯戰。同時，亞洲各貨幣之間，將一改21世紀初以來，多回合「爭貶潮」的格局，而變成各貨幣「一定要比對方貨幣升值得更少些，或相對能夠貶得更多一點」的升貶競爭詭譎氛圍中。可以說，這一波「美元荒」，已實質改變了亞洲貨幣戰的基本格局。

美元資產份額占比會降低

當前全球美元流動性正在嚴重萎縮當中，甚至出現「美元荒」問題；其背後的根本癥結在於幾個重要變數：第一是石油美元枯竭，第二是絕大多數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的美元資產份額結構占比只減不增，第三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減少，連帶持有美元資產數額降低，第四是美國Fed在長時期超低利率政策後已將開始轉進加息新階段。

自1960年代到2010年代，全世界官方儲備幾乎大多數為美元資產，美元是國際長時期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但是，2020年3月歐美新冠疫情嚴重後，國際金融經濟市場卻乍然出現「美元荒」問題。這一現象之所以值得全世界關注，正如歐洲智庫所說，這意味著美元時代的終結。在「美元資產獨霸」持續20年後，國際政經情勢已明白顯示，在短時間內，全球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結構中，美元資產份額頂多只能保持穩定，但在不遠的未來，美元資產份額勢必持續下降。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不斷延燒，川普總統最近提出「與中國簽署100項協議，也無法彌補因疫情而已逝去的生命」言論後，5月14日接受福斯電視台訪問時更說，「現在，我不想和習近平講話，我不想和他說話。我們可以終止和中國的全面關係。這麼做的話，美國可以省下五千億美元。」此番談話，對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會有何影響，有待觀察，但在實務上卻很難實現。

回顧四年前，川普以「美國優先」、「美國再度偉大」，以及「維護美國民眾工作權」、「保障美國國家主導權」等保護色彩濃厚的反全球化競選口號，贏得許多中低階層、民粹選民的支持，成功入主白宮。主政後，他馬上展開一系列反全球化的行為，例如：關閉美墨邊界杜絕偷渡、嚴格限制來自各國的移民遷徒；重啟與許多國家的雙邊貿易談判、認為區域整合威脅美國經濟，因此退出TPP；批判氣候變遷協議阻礙美國產業發展，而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等，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舉措。

藉301條款掀起貿易戰

在川普反全球化的舉措下，其中對全球產業最為深遠的衝擊，莫過於2018年3月開始，以違反美國《貿易法》第301條（簡稱「301條款」）為理由，掀起中美貿易爭端。檢視此一期間中美貿易爭端的過程可以發現，美國先是採取加徵進口關稅進行報復作法，藉以縮小中美貿易的逆差、保護美國民眾的工作機會；隨後為更進一步延伸科技戰火，包括限縮兩國的科技交流及合作、阻礙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與併購。由於川普不斷高唱反全球化，使得部分國家附和，藉此選擇與中國的產業脫鉤，甚至認為這是他們產業朝向獨立自主的最佳機會，讓反全球化成為國際社會聚焦的熱門議題。

尤其今年元月15日，中美兩國完成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後，讓川普的反全球化意識達到高峰，甚至充分展現美國掌控中國的自信。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中國產業在疫情籠罩的威脅下首當其衝；尤其隨著疫情不斷惡化、蔓延擴散，從中國大陸、亞洲延伸至歐洲、美洲各地，形成全球燎原之勢，在重創產業的同時，瞬間似乎再度讓川普藉此主導，掀起一波與中國「產業脫鉤」，更加嚴重的反全球化潮流。

利用疫情讓美企撤離大陸

其實，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各國的產業與國家安全正遭受嚴重衝擊，川普最近研擬提出針對已撤出中國回流美國，或轉至其他國家設廠的美國廠商，提供包括支付其遷廠費用的財務協助，在無形中，似乎激發、鼓勵了各國產業考量是否應選擇與中國產業脫鉤。

然而，川普的構想，被美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攪亂，根本難以實現。亦即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透過低廉生產成本的誘發，以及配合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牽引，在極短時間內，就已發展為世界工廠；同時，隨著產業技術不斷升級，加上全球分工的潮流下，中國與各國產業之間已經呈現出相互依存的產業供應體系。其中，在亞太區域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許多跨國企業更在以中國為核心框架之下，打造形塑為區域製造及服務的供應體系。美國根本無法撼動。

此外，據美國權威機構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報告指出，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於2016年時達到高峰460億美元之後，隨著北京對資本的嚴格監管，加上美國對中國的投資從嚴審查，造成中國企業赴美投資開始顯著放緩。不過，相對陸企投資美國冷淡，美企卻在中國持續擴大對外開放下，持續加碼投資押注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例如：汽車、醫療保健、金融、生物技術等領域，2019年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增加到140億美元，超過2018年的130億美元。其中，美國電動車特斯拉(TESLA)在上海的投資，就是指標案例。

全球已建立產業供應體系

很顯然地，1980年代之後，全球所形塑頗為綿密、相互依存的產業供應體系，乃是廠商在發揮比較利益的原則下，為達成節約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及加強產品國際競爭等考量，選擇朝向專業分工的結果。

是故，川普希望利用此次新冠疫情，透過各種優惠，主導掀起一波與中國「產業脫鉤」，以調整全球產業供應體系，其最後結果勢必導致相關產業經濟效率下滑、生產成本上升及競爭條件折損；尤其，這些補貼、保護或設限，需要長期實施，其所衍生的財政負擔、經濟效率損失及市場價格扭曲等負面效應，其成本不貲。因此，從既有的經驗啟示：中美兩國產業脫鉤難成氣候。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宣布，將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一座12吋先進晶圓廠。此舉背後，不僅反映川普欲挾台積電自組半導體供應鏈的企圖，也意謂美中科技戰再起。若然，全球經濟恐將雪上加霜。

5月15日，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宣布，將斥資12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一座12吋先進晶圓廠，預計2021年動工，2024年開始量產，規劃以5奈米製程生產半導體晶片，規劃月產能為20,000片晶圓。美國商務部也同時宣布，未來美國相關技術及直接產品供貨給華為，都必須經過美國政府的許可。

其實，台積電赴美設廠的消息已傳了超過一年，從中美貿易爭端初期開始，川普政府即基於美國國防安全的考量，早就在思索半導體生產在地化的可能性。因此，台積電赴美設廠是否意謂著川普企圖挾台積電的優勢，提高美國半導體自組供應鏈力克華為？這對台積電的影響究竟如何？

川普為選情挑起科技戰

美中雙方雖於今年1月15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目前美國對陸貨加徵的關稅仍會維持，待第二階段協議順利簽署後，才有可能撤銷關稅。然而，美中第二階段貿易協議談判將進入深水區，敏感議題涉及線上交易、網路安全、取消國企補貼等重大議題；因部分會踩到大陸紅線，必定會出現較大的爭議，前景難料。目前因疫情關係，雙方未展開新一輪談判，但美國兩黨認為，未來仍應在貿易和整體關係上，對大陸採取強硬立場。

川普為避免被批評防疫不力，也基於選戰考量，於5月13日將去年5月簽署的行政命令再延長一年，這項命令宣告因應國家緊急狀態，禁止美國企業使用具國安風險企業所製造的電信設備，此舉顯然係針對華為等中資企而來。除貿易戰、科技戰外，美中還在進行一場金融戰。

美國新成立不久的「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CPDC)主席肯尼迪(Brian Kennedy)曾表示：「美中金融戰遠比美中貿易戰重要」。近十年來，中美兩國之間的金融聯繫已明顯加強。如今，在美國上市的中國股票之市值已達 1.1兆美元。中國在岸市場的自由化，也增加了外國資本的流入，當然也包括許多來自美國的資本流入。日漸趨高的金融緊密度，也衍生出愈演愈烈的金融戰。如川普政府限制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包括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下市，限制將人民幣資產納入美國公司管理的投資基準中；近期又將限制45億美元聯邦僱員和軍人退休金的基金公司，停止投資中國股票。與貿易爭端相比，兩大國之間的金融戰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的損害更加嚴重，不容小覷。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2月初《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就曾以：「美中兩國的晶片戰爭會成為主戰場」為封面主題報導；而華為事件自2018年延燒至今，其實早已宣告美中正在進行一場科技戰，而且愈演愈烈。

經多方考量決定赴美設廠

中國大陸企圖成為全球電腦晶片的要角，不斷鼓勵美國廠商移轉晶片製造技術；近年又成立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公司」（簡稱「國家大基金」）投入大筆資金，引導國產半導體產業往自主技術的方向前進，晶片戰也因而成為美中科技戰的焦點。在此情況下，台積電在這場晶片戰爭中無端被迫捲入。台積電的主要客戶包括蘋果、華為、聯發科、高通、博通、輝達(Nvidia)、超微等等；其中第一大客戶為蘋果，第二大客戶是華為，詳如表所列。

2019年10月底，《紐約時報》即報導，美國國防部官員與台積電高層私下會談，促其在美國成立半導體新生產線，以確保維持美國軍事優勢所需的先進晶片供應穩定。接著又有日媒報導，台積電再度遭到美國國防部關切，被「邀請」在今年11月美國大選前，到美國設廠生產軍用晶片，以確保美國供應鏈免受中國大陸干擾。

當時，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表示，「除非到美國生產成本降至與台灣一樣低，否則不會選擇前往美國設廠」，但美方卻沒有因此打住。劉德音又於今年4月第一季法說會指出：「赴美投資必須符合規模經濟、成本划算，以及人員組織和供應鏈必須完備3大要件」，隱約透露出將赴美設廠的訊息。

據悉，台積電2015年到南京投資設廠，主要以12奈米及16奈米製程為主，是大陸製程技術最先進的12吋晶圓廠，短短不到一年便單季轉虧為盈。華為自去年開始，要求台積電將更多晶片生產轉移至南京廠，大陸客戶就貢獻了台積電20%左右的業績。但川普政府可能進一步封殺華為，並將美國技術含量標準門檻從25%降至10%，則台積電14奈米製程供應華為將受到影響。

捲入美中科技戰有利有弊

台積電5奈米赴美，等於最新的先進製程無法提供給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研發，這是否表示華為手機供應鏈遭到美國封殺？針對美國商務部持續加大對華為的限制，華為官方日前貼出一張圖片：「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回頭看，崎嶇坎坷；向前看，永不言棄」。顯示華為有決心力抗美國來勢洶洶的科技戰。

持平而論，台積電決定赴美設廠有利有弊。利的方面，英特爾7奈米製程問題多，且客製化程度遠不如台積電，在美國設廠，台積電擁有更大的優勢，也可享受土地取得、稅制及水電等優惠。但在美設廠，成本高於大陸及台灣，影響毛利。蘋果、高通、華為都是台積電主要客戶，面對美中科技戰，台積電未來恐怕只能選邊站；若選邊站，如華為斷貨，其營收將大受影響。當前，台積電所面臨的狀況就像創辦人張忠謀所說，「台積電已經被推向美中科技戰爭前線」。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美國媒體近三、四十年變化很大，報紙印刷邁向網路刊載，但整體結構則由財團掌控，媒體隨兩黨競爭而兩極化。以《紐約時報》為例，它曾是美國為民喉舌的最大報紙，如今卻淪為兩極化中的一元。該報的政治立場較傾向民主黨，所以共和黨鮮有人問津。但即使如此，它最著名的民意投書(Opinion)欄目除了批評川普，也普遍反中。

查理沃奏(Charlie Warzel)是一位意見領袖，他接連投書《紐約時報》，談槍枝問題，也談川普防控疫情的無能。關於槍枝管制，他說儘管美國民意支持槍枝管制，但由槍枝製造商帶頭，人們往往把預防槍枝殺人的問題，轉換成自由、人權的議題；在轟動的大槍殺案後論辯的焦點總在於槍枝應安全存放、槍展賣槍是大漏洞、買槍者身分調查不足，甚至學校走廊設計不良等問題，而不敢直接指向禁槍。每年因槍枝喪命的人有數萬人，或許這個數字使美國人麻痺了。

沃奏講得很有道理，但《紐約時報》對這樣的大問題卻冷處理。該報以推行自由、民主起家，但對管制槍枝議題卻三緘其口，不起作用。讀者大概很難想像當今美國媒體被大企業影響的程度有多大？筆者敢說，金錢鐵定比伸張正義、維護民主重要得多。

至於新冠疫情，沃奏抱怨美國人對每天有數千人死亡的事實似乎都不在乎了，他比較了亞洲國家政府小心應對新冠疫情、向老百姓說真話、人民也響應、配合防疫規定，謹慎復工，而美國政府則不負責任地輕描淡寫疫情，甚至鼓勵人們上街抗議、要求早日復工。他認為，政府防疫的的態度就像對管制槍枝一樣，沒有誠意解決問題，甚至以為死者大都為65歲以上的老人，是自然在淘汰弱者。

沃奏的觀察很正確。這些現象不應該發生在推崇人道主義的美國。美國現在已有群眾抗議行動，而疫苗尚未開發出來，如果今年秋冬新冠肺炎重起，美國社會真的可能會出大亂子。

世界各地處理疫情的手法不同，以結果來看，亞洲比歐美好，大陸、香港復工的情況不錯。紐約的表現受到全球關注，但不是要效法其防疫，而是擔心華爾街會帶來世界經濟蕭條。

台灣當局緊抱美國，並與之聯手攻擊世衛組織(WHO)，這種作法非常不明智，遲早後會吃虧的。將來如新冠疫情捲土重來，全球合作絕不可免，美國醫療界、學術界早有此共識。中國大陸對其他國家的援助，從口罩、呼吸器到整座醫院設備都有，全球有目共睹，自然慢慢會改變世人的觀感。

美國的民主制度已走向兩極化，遇大事不能合作為民謀福，日後一定會遭人檢討。而美國媒體也已失去監督政府的功能和使命，伴隨著社會沉淪下去。

總之，美國能作為「為民喉舌」的媒體不多了，讀者必須廣泛、多元、仔細閱讀，不要成為一言堂的俘虜。

(作者係美國專欄作家)

自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於4月8日宣布退出民主黨總統候選提名人之爭後，前副總統約瑟夫·拜登(Joseph R. Biden, Jr.)將順理成章地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且有當選的可能。拜登在2020年第二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了《為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在川普之後拯救美國外交政策》(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文章，全面地闡述了他的外交方略。

這篇文章不僅是拜登外交政策的競選政見，也可以說基本上代表了民主黨建制派的主流想法。在抨擊川普對外政策的基礎上，拜登提出美國該如何重新領導世界的構想：第一是重振國內民主，第二是制定更加符合中產階級利益的外交政策，第三是重返談判桌。

重振美國國內民主     

文章開宗明義指出，自歐巴馬總統和他卸任以來，幾乎從任何角度看，美國在世界上的信譽和影響力均有所下降。川普貶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拋棄了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攻擊自己的情報人員、外交官和軍隊，浪費了應對國家安全挑戰的籌碼。從朝鮮到伊朗，從敘利亞到阿富汗再到委內瑞拉，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果。川普對美國的朋友和敵人發起不明智的貿易戰，損害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最嚴重的是，他背離了賦予美國國家力量和團結美國各族裔的民主價值。因此，他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修復、重振國內民主，強化與世界各地的民主聯盟。

美國引領世界進步和動員集體行動的能力始於國內，作為一個國家，美國必須向世界證明，美國不僅將以美國的力量為榜樣，而且將以榜樣的力量再次領導世界。為此，如他當選總統，將果斷採取措施，振興核心價值，鞏固美國的民主基礎，並激勵其他國家也採取行動後，他將邀請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把加強民主重新列入全球的議程。他就任第一年，將會組織主辦一次全球民主峰會，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國的精神和共同願景。他將把世界上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強化民主體制，並制定一個共同議程。

制定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

第二步，拜登政府將制定有利於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為美國人在全球經濟中成功取得支持。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貿易政策必須從國內開始，通過強化美國最重要的資產—中產階級，並確保每個人，不論種族、性別、郵編（Zip Code, 美國從郵編可以看出地區的貧富）、宗教、性取向或殘疾，都能分享國家的成功。拜登說，他將把投資研發作為基石，使美國在創新方面居於領先地位。在清潔能源、量子計算、人工智慧、5G、高鐵及終結癌症等領域，美國沒有理由落後於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

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將確保國際經濟規則對美國有利，因為美國企業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一定會獲勝。美國需要在本國製造出最好的產品，並銷往世界各地。這意味著他要取消作繭自縛的貿易壁壘，抵制全球滑向保護主義的危險局面。把頭埋進沙子裡，對貿易協定置若罔聞是錯誤的作法。

拜登認為，中國是一個特殊的挑戰，建立美國及其盟友的統一戰線，是應對這一挑戰的最有效方法。美國在氣候變遷、核不擴散及全球衛生安全等問題上，美中的利益是一致的，將力爭與中國合作。美國的經濟體量約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當它與其他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時，力量就會加倍。中國不會忽視全球一半以上的經濟力量。這將帶給美國很大的影響力，使美國能夠在從環境到勞動、貿易、技術和透明度等方面制定規則，繼續體現民主的利益和價值觀。

美國要重回談判桌

拜登表明，他的外交政策將使美國重回談判桌，與盟國和夥伴合作，動員集體行動，應對全球威脅。70年來，在兩黨總統的領導下，在川普上台前，美國在制定規則和引導國家關係、促進共同安全與繁榮等方面，發揮了引領作用。如果任由川普放棄這一責任，就會發生以下兩種情況之一：一是別國會取代美國的位置，但不會推行相同的利益和價值觀；二是沒有國家取代美國，混亂就會接踵而至。無論哪種情況，都對美國不利。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每天都提醒人們，不一致和不平衡的作法是危險的，這種作法蔑視和詆毀了外交作用。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作為總統，他將做必要的投資，確保美國軍隊能夠應付本世紀，而不是最後一個世紀的挑戰。但武力應該是最後手段，而不是首要手段。只有在目標有可行性，並且得到美國人民同意的情況下，才能用武力維護美國的切身利益。

拜登認為，美國可以在變強的同時，變得更聰明。美國開放式、大規模的作戰部隊部署，與為打擊共同敵人、攜帶情報資源馳援當地的小規模特種部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必須結束。這些規模較小的任務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都是可持續的，它們促進了美國的利益。然而，外交應該是美國的主要手段。從推動全球努力讓《巴黎氣候協定》生效，到領導國際社會應對結束西非埃博拉疫情，再到確保達成里程碑式的多邊協定，以及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這些都是歐巴馬/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所取得令人自豪的外交成就。

加強與盟國的關係

拜登說，他若當選總統，將把外交提升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首選工具。他將重建被川普政府掏空的外交使節團，把美國外交交到專業人士手中。外交也需要信譽，川普卻將其破壞。在外交政策中，尤其是在危機時期，一個國家的承諾是最寶貴的資產。川普退出一個個條約，背棄各種政策，逃避屬於美國的責任，編造謊言，已經讓美國失信於全世界。川普還疏遠了美國最需要的民主盟友，重創了北約聯盟。美國對北約的承諾是神聖的，不僅僅關乎軍費開支。北約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是自由民主理想的堡壘，是現代史上最有效的政治軍事聯盟。為了應對俄羅斯的侵略，美國必須保持聯盟的軍事能力，必須讓俄羅斯為違反國際準則付出代價，並與俄羅斯公民社會一起站出來，反對普丁的腐敗專制制度。

作為總統，拜登要做的不僅僅是恢復歷史上的夥伴關係，還要鞏固與北美和歐洲之外民主盟友的集體行動能力，重新投資美國與澳洲、日本和韓國的同盟關係，深化和印度到印尼的夥伴關係。美國需要繼續堅定地致力於以色列的安全。同時還需要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盟友納入更廣泛的民主國家網，並抓住這些地區的合作機會。

應對伊朗對美國構成的威脅，拜登認為有高明的方法，也有自毀式的方法，但川普選擇了後者。伊朗聖城部隊指揮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最近被殺，雖然除掉了一個危險分子，但同時增加了該地區暴力不斷升級的可能性，這導致德黑蘭放棄了圍繞核協議所建立的核限制。德黑蘭必須重新嚴格遵守協議，如果它這樣做，美國將重新加入該協議，並提供在外交方面的新承諾，與美國的盟國合作，加強和擴大該協定，同時更有效地遏制伊朗其他破壞穩定的活動。

對於朝鮮，拜登說，他將授權美國談判人員，與美國的盟國，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盡快展開一場持續、協調的溝通，以推進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共同目標。

要當選才能改變美國政策

拜登總結，他以上雄心勃勃的目標，沒有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共同領導，什麼都無法實現。美國目前腹背受敵，敵人希望利用美國社會的分化，破壞美國的民主，瓦解美國的聯盟。面對此種威脅，美國應該更開放，也要爭取更多國家的友誼、合作。拜登認為，美國對領導世界責無旁貸，畢竟，因為沒有其他國家有這種能力，也沒有像美國這樣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的。美國必須捍衛自由和民主，恢復信譽，以堅定不移的決心迎接未來。

今年11月的大選結果會證明，拜登所說的這一套外交政策，美國選民是否同意。而且，就算他如願當選了，拜登是否真能照著他所講的一件件實施，現在還是未知之數。

（作者係旅美時事評論員）

中美為台灣參與WHA問題互槓，日本政府挑有美國督軍的場合政治作態，對民間企業接受中國的科技產品，也設下雙重標準的「安全」界線，日本依然慣於偏袒美國。

在新冠疫情蔓延、中美激烈對立之際，日本首相安倍多次與美國唱和，支持台灣參與今年的世衛組織(WHO)年會(WHA)。5月7日美、日更領銜發起，與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澳洲和紐西蘭共8國，致函WHO敦促其接納台灣為WHA觀察員。台灣駐日代表謝長廷也屢次受訪或投書日媒稱，台灣防疫有成果，一定要參加WHA。有美、日兩大靠山呼朋引伴力挺，台灣一度對與會躍躍欲試。

然而，5月18日WHA開幕：習近平出人意表地以視訊致詞，而台灣沒收到邀請函，與會問題遭擱置，這和台美日操作的劇本完全相反。究竟是怎麼回事？

美國不在場日本就不吭聲

其實，國際間防疫會議很多，仔細端詳就可看出端倪。5月4日，為了研發新冠病毒解藥、疫苗，歐盟主導在布魯塞爾辦了一場國際視訊會議，超過40個國家的領導人、部長與會，其中有不少歐盟以外的國家。不過，率先獨自開發疫苗的美國沒有派代表與會，倒是比爾蓋茲財團、著名歌手瑪丹娜參加了。該會籌得74億歐元資金；安倍以錄影帶致意，承諾會透過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等國際機構出資7.6億歐元；大陸派大使參加、出資4,600萬歐元。

該會議是開放的、有實質作為，又沒有聯合國、WHA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限制，如果台灣防疫確為全球不可或缺的成就，那麼日、澳、英、德、法、加拿大等與會國家為何沒提議邀請台灣？從此或可看出，日本等只是挑場合，配合美國政治作態罷了。美國不在場督軍，日本等國就不吭聲了。

由此可知，美國在WHA上的作為，根本是將防疫當成工具，炒作政治。

事實上，綜觀整個日本社會的氛圍，不難發現，他們真正苦惱的是，川普會將這個世界搞成什麼樣子？該如何應對？

現在世界是「G零」時代

在戰後長期鋪建的全球化過程中，日本經貿受惠甚巨，然近年因英國脫歐、川普的「美國第一」政策，全球化已嚴重失速，如今又遇上新冠疫情，川普更煽起「反全球化」的浪潮，國家主義順勢抬頭，對延續日本經濟榮景極為不利。

長久以來，日本一直習於聽命美國的領導，但這次川普政府先是輕忽、不作為，等疫情在全美各州燎原，竟又窮於應付、自顧不暇，美國毫無伸手支援艱困國家的意志和餘力。日本輿論認為，現在世界是沒有領導的「G零」時代。

不僅如此，川普還在這個節骨眼上帶頭撕裂世界，頻拿關稅作報復貿易對手的手段，使國際通商遭到打擊，也造成世界秩序機能不全，保護主義氣勢更盛。

日本民眾對川普夸談的「注射消毒劑可淨化身體」、「吃奎寧預防新冠肺炎」瞠目結舌，但日媒社論也只會不點名、委婉地說「領導者輕視科學，一定會危及國民生命」。

大陸科技深入日本社會

而另一方面，中國總動員對抗疫情，隨後大力支援各國，留給國際社會好印象，提升軟實力，跟川普的諸多作為對比鮮明。中國外長王毅更表示，希望跟「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在公共衛生方面加強合作，構建「健康絲綢之路」。美日歐都沒有能取代中國醫療外交的有效作為，日本人看得是五味雜陳。

再者，近來中國的影響力，在日本各地方、中小企業、中堅企業內，一步步擴展；防治感染的產品、服務一覽表中，有一長串全是中國大陸的企業。例如，(1)零售業：具有AI可高速做個人認證、健康檢視，同時又能可記憶、分析顧客購物行為的商店用攝影機；(2)醫療領域：供醫院委外做遠距判讀胸部電腦斷層攝影(CT)的服務；(3)地方銀行：跟中國平安保險集團合作，做人臉、聲音認證，以AI管理風險、審查融資等業務項目，大都為AI發展出來的商業服務技術。這些顯示大陸很會從日本的「弱勢業界」找到市場。

另外，由於日本越來越多人「在家工作」，通訊量多了1.5倍，全球第三大伺服器廠商、大陸的浪潮集團亦進軍日本，其設備價格比美製的同級產品便宜兩成多。

日本終究較偏袒美國

對大陸新技術湧入社會，日本中央政府各省廳總部集中的「霞關」(在東京都千代田區)，近來出現了戲稱此類產品的新詞「新冠科技」，且立刻浮現防禦心態，響起「安全」的警訊。其負責安全政策的高官，模仿中美科技戰中的美式口吻，提出「系統維護、軟體更新依賴中國企業，風險很大」、「個資、企業重要資料，會經由中國廠商，轉到中國政府手上」等疑慮。日本官員對中國企業會有這種顧慮，卻不敢對美國企業如此質疑。企業經營的抉擇有時和政府強調的「安全」恰好是相反的。

日本領導階層當然明白美國的改變，但受制於傳統窠臼，還是得看美國臉色，這會跟民間經濟的趨向矛盾，未來這種政經之間的拉鋸會持續一段時間。台灣台積電被迫去美國投資設廠，對原本跟中美都有生意來往的日本企業亦是一記震撼彈。預料，日本商業界未來也會面臨選邊站的困擾，日本政府則會做出較偏袒美國的「指導」。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中美兩國都指責對方未能有效控制住疫情，彼此的不信任感和反感，達到雙方建交41年從來未有的程度。根據CNN分析指出，中美關係已是「史上最惡劣」，兩地的民族主義聲勢亦趁勢甚囂塵上，全球前二大經濟體「脫鉤」的跡象也越發明顯。

美指責中駭客「入侵」

世界衛生組織(WHO)網站的信息顯示，目前全球已有超過120個新冠疫苗項目正在進行，其中8個進入臨牀試驗階段。

5月13日，美國官員發布一份報告，指責與中國有關的駭客正將目標對準新冠病毒的研究機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稱，已偵測到美國的疫苗研製、治療和檢測的機構遭到駭客攻擊，但沒提供被攻擊的目標及駭客的身份。

FBI和國土安全部下屬的「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發布了罕見的聯合警告表示，「從事針對新冠病毒的醫療、藥物和研究部門應當意識到，自己是駭客活動的首要目標」。他們稱，中國對這些領域的攻擊「對美國應對新冠病毒的行動構成重大威脅」。在另一份聲明中，美國官員強調，這些網絡竊賊試圖尋找和非法獲取有關治療新冠病毒「有價值的知識產權和公共衛生數據」。

中抨擊美指控是「謊言」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表書面聲明，譴責該指控是「謊言」，並強調FBI基於「有罪推定」發出警告，沒有任何證據。

川普政府對疫情處理不當，在完成調查前，就一口咬定「病毒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削減了中國配合國際科研調查的意願。面對中國聲浪愈來愈高的「戰狼外交」，美國「以牙還牙」的策略已損害聲稱要達成的目標。在與中國互相抹黑的輿論鬥爭中，川普政府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被其他國家看作是製造問題的一方，降低了國際合作抗疫的可能。

中美關係已是對抗性狀態

中美關係曾經歷很多困難時刻，例如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6年台海危機、1998年美國轟炸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事件，以及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不過，等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4年伊波拉疫情和其他事件發生時，兩國基本上已建立了處理危機的模式，因此併肩度過難關。

面對新冠疫情，兩國如能合作防疫，當然最符合兩國的利益。但是，疫情似乎激化了長久積壓的對抗情緒，造成如今劍拔弩張的態勢。中美關係目前已不僅是競爭性的關係，而是對抗性的狀態。競爭和對抗兩者的差別在於，在競爭關係中，一方嘗試比對方更具有競爭力；而在對抗關係中，一方會企圖傷害或毀滅對方。中美正處於這樣的一場鬥爭中，導致合作的領域越來越少，對抗的領域越來越多，對緊張關係的管控力也在下降。

一山不能容二虎？

照道理說，北京和華府之間應該有檯面下的溝通渠道，可隨時為緊張的事態降溫。然而，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實在看不出中美之間有可以發揮功能的溝通管道。不少人說，若美國不是川普當政，或許在疫情開始時，兩國的領導人就會指派一位代表，作為政府的統籌者，建立解決問題的渠道。

川普、國務卿蓬佩奧，以及白宮內的「中國通」、副國家安全顧問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都認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不過，疫情當頭，當務之急應該是停止病毒的傳播、拯救世人的生命，拼命說病毒是從武漢實驗室開始，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美國目前該做的是，支持聯合國帶領的調查小組，在疫情危機過後，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川普用政治操縱政策

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一向有鷹派、鴿派之分。不過，現在看起來，愈年輕的愈傾向鷹派。而中國大陸年輕一代的外交官對美國的態度也較為強硬，一般民眾對美國也越來越沒有好感。這顯示兩國的民族主義都在抬頭。在習近平和歐巴馬時代，中美兩國關係也發生過很複雜的困難，但當時的氣氛很不一樣。

歐巴馬政府很重視中美關係，鮮少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操弄中國議題。在歐巴馬任內，主管中國政策的前白宮官員何瑞恩(Ryan Hass)，第一天到白宮上班時就被告知，要把重點放在政策，而不是政治。那是當時美國的思維模式，應該把該做的工作做好，好的政策就會產生好的政治。但川普現在卻是用政治操縱政策。

新冠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歷史會對美國和中國在因應疫情的表現做評價，其中包括是否有效保護國民的生命及復甦經濟。

拜登若當選未必會改善

美國大選在即，川普防疫不力使拜登的聲勢往上走，歐巴馬也幫忙狠狠地批判了川普一頓。不過，大概沒有人會認為，拜登若當選總統，中美關係就能回到2016年。中美關係已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即使拜登當選，中美關係也回不到2016年時那樣。

依筆者見，川普對中國不友善、強硬，但他的政策不是特別有效，也無法動員其他國家，以致他的反中舉措通常只是美國的單邊行動。拜登或許不是一個鷹派，他的行政團隊可能會更有效，但他如果持續反中，或許能動員到更多國家對中國施壓。不論美國大選的結果如何，中國都應該預做準備。

 (作者係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5月10日，南韓總統文在寅就任3周年，顧及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全解除，未舉行任何慶祝活動，只在青瓦台記者室舉行記者會，向韓國人民說明今後的施政方向。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還沒完全解除，文在寅受到4月國會議員選舉中，執政「民主黨」大勝的影響，記者會上顯得特別高興。文在寅執政三年，受到反對黨多方制衡壓力，但今後兩年將是文在寅「豐收」的季節。

將繼續推動兩韓合作交流

5月10日這場記者會，比以前任何一次都顯得輕鬆。文政府的焦點集中在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功績」及今後的經濟振作，對兩韓問題僅輕巧地一句帶過。在YTN記者的質詢下，文在寅才不得不重複既定的兩韓政策，再次強調，將繼續推動兩韓合作與交流項目。

當天，統一部部長金鍊鐵等人主持了「南北韓東海岸鐵路連接典禮」，宣示兩韓封鎖了55年之久的鐵路即將打通，方便兩韓人員交流，並開放觀光事業。這番話讓美國聽了頗為不爽，國務院立即放話，要南韓跟隨美國的棄核節拍，可見美國非常在意文在寅可能會與北韓「私奔」。

文在寅與習近平通話

在這個節骨眼上，中韓領導人的熱線電話響起。5月13日晚上9點，文在寅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邀，二人通了34分鐘電話。從青瓦台發言人姜民錫的書面新聞稿看來，文在寅與習近平互相稱讚對方的防疫成果，希望今後繼續攜手合作。習近平再次確認將於年底前回訪首爾，文在寅則強調，習近平訪韓對韓中外交關係的重要性。

文在寅上任以來，與習近平通過五次電話。就首爾與北京時差來說，兩人都是白天通電話，但只有這次例外。尤其是習近平主動要求通電話，一般認為應該有某些重要的事情要談。筆者認為可能包括以下議題：

第一、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又失蹤了。從美國CNN 4月中旬播出金正恩病危訊息開始，一直到5月1日金正恩現身在順天磷肥料工廠竣工典禮，美國才停止金正恩失蹤或死亡的各種謠言，川普也表達「希望好朋友一切安好」。

其實，自3月北韓向東海連續發射9枚短程飛彈以來，美國就十分注意北韓的動向。無論是美日軍演或美韓軍演，都是對北韓的蠢蠢欲動加以警告。近日美國更動員了各種偵察機，密切注意金正恩的一舉一動。

在朝鮮半島緊張時刻，金正恩的消息又全然中斷。南韓政治評論家崔炳默指出，金正恩很可能是要躲避美國衛星，指揮軍方準備洲際飛彈射向美國關島，他非要在11月美國總統大選前，做出一番「轟轟烈烈」，震驚世界的事。

第二、美、韓關係陷入低潮。從反對裝設薩德開始，文在寅在川普眼中，早已是「破壞美韓同盟關係的人」。美國只得使出各種壓力，其中一項就是調高駐韓美軍分攤的費用至49%，而且還是一年一簽。其間，透過7次談判，雙方都還在僵持中。

文在寅比之前任何一屆總統對美國的態度都要強硬，南韓只答應增加13%的軍費，並且是五年簽1次。這是南韓開出的最終底線，無法再讓步。文在寅知道，川普是為了選舉，討好選民。尤其，文在寅如果迎合金正恩的願望，早就應該告訴川普「歡迎駐韓美軍完全撤離南韓」。

第三、韓、日關係隨時會重新爆裂。日本對南韓的輸出限制始終不肯放鬆，安倍晉三好像在學川普。這讓南韓非常氣憤，不得不再拿出《韓日軍事情報交流協議》對付日本。美國面對韓日兩國一來一往的齟齬，感到頭痛，但又不得不扮演和事佬。

近日，南韓重演反日活動。92歲年邁的慰安婦李龍洙召開記者會，批評支援慰安婦的民間團體「正義記憶連帶」不務正業，不僅未照顧慰安婦，還將政府和民間企業的捐款任意花用，帳目不清。對此事，南韓檢方已介入調查，但「反日」與「親日」兩派相互批鬥未止。目前，日本雖未對此事表態，但本案遲早會成為韓日兩國的仇恨，這也是文在寅政府對抗日本的武器。

文想改變韓美同盟關係

外界普遍認知，金正恩手中擁核，是美國頭號的頭疼人物，其實不然，文在寅可能比金正恩更厲害，他想要改變韓美傳統的同盟關係與東北亞的政治版圖。現在有了國會的優勢，文在寅更可以大力推動他的政策。

目前可以預料的是，金正恩何時向美國本土發射洲際飛彈，以及習近平何時訪問首爾，這都會對川普連任之路造成壓力。筆者相信，蔡英文第二任期的親美政策大概也會受到習近平、文在寅及金正恩的互動牽制。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30年多前，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唸書，當時的美國被視為憲政民主的楷模、資本主義的明燈。「美國夢」所代表的是自由、和平、民主、效率及對繁榮和幸福的追求。但美國的領導地位現正快速式微。一方面，經濟榮景不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價值體系分裂、種族衝突嚴重、社會治安敗壞，自由民主的困境已全面浮現。美國在全球的獨霸地位也受到嚴峻的挑戰。

「美國夢」衰退原因

「美國夢」的衰退起因於長期的霸權和自滿。1989年以後的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宣告了冷戰結束及美國獨霸局面的出現，這卻是造成美國逐漸衰退的主因，這段看似弔詭的歷史進程，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1992年到1993年之間，我到哥大擔任訪問學者，經常在紐約街頭行走，發現許多十字路口的老店關門了，物價變得越來越高，當時媒體稱作「仕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也就是看似高雅雍容、實則飛騰昂貴。我自己清楚的感受到，在1980年代那個相對樸實、親和、平易近人的老紐約，已經一去不復返。

但當時我不知道的是，美國境內各種製造業已然悄悄的往外移動，移向勞工低廉的亞洲、拉丁美洲，這一標誌為「全球化分工」的趨勢，最後造成美國產業的空洞化，也導致失業率上升，在美國中西部和南部地區，出現普遍的貧困化現象。窮困、失業、低學歷的白人，是2016年全力支持川普當選的群眾力量，他們對全球化的抗拒與反撲，其實早在1990年代中，就由美國人種下了禍根。

九一一後走向單邊主義

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遭此巨變，紐約人心惶惶、恍如末世。美國也有如眾矢之的，隨時可能招致恐怖攻擊，出現了一種「恐懼的文化氛圍」。這也正是杭廷頓所預言的「文明衝突」，亦即基督教與東正教、伊斯蘭、儒家、佛教等文明體系的對抗，代價十分慘重。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情治系統進行重整，國內安全情勢變得嚴峻敏感。接下來，美國展開對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利比亞和其他北非國家的對抗和戰爭，至今未歇。

但小布希總統卻堅持推動「唯美國利益是尚」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彷彿回到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想打誰就打誰。其結果，導致全球紛亂，烽煙四起。美國為了追求軍事勝利付出沈重代價，但卻未能解決政治危機和文明衝突，並造成中亞、中東及北非難民不斷湧現，蔓延至歐洲，導致歐盟內部紛爭，而英國因拒絕分配難民配額及經費，最後竟然選擇脫歐之路。

由於世界各地反美情緒高漲，美國不斷增加駐外軍事基地，以抵禦威脅。據統計，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海外（不包括伊拉克與阿富汗），至少設立了800多個軍事基地，駐守美軍逾50萬人，每年的花費高達1700億美元。

換言之，當年強調自由、和平與繁榮的「美國夢」已然全面褪色。取而代之的卻是窮兵黷武、疲於奔命的龐大基地帝國。其目的旨在維持美國的獨霸地位，並打擊任何具威脅力的競爭者，以及利益衝突的潛在敵人。

資本主義倫理崩潰

到了2008年，華爾街遭逢巨變，銀行投資機構的投機與詐欺行為引發了全球的金融海嘯。但美國人對於資本主義倫理的崩潰，竟無反省之心，也未體會這是對自由市場公平秩序的嚴重戕害，必將重傷美國的信譽。

在首位非裔總統歐巴馬當選後，白人種族主義者卻心不甘情不願，對其百般刁難。許多白人官員陽奉陰違、阻撓相關政策的推動。至於國會與白宮間，也出現劍拔弩張、零和博奕的局面，導致歐巴馬成為真正的「跛鴨總統」。美國政治也由過去的多元民主、和而不同，變成兩極對立、左右對峙。白人與非洲裔、亞太裔及拉丁美洲裔之間的族群關係，也在不斷地惡化。

在2016年底的大選中，人格與作風極具爭議的川普僥倖當選總統，雖然他得到的普選票(votes)，輸給對手希拉蕊多達286萬票，但依然因為選舉人票(electors)較多(304:227)而勝選。這凸顯了美國選舉制度的困境，不但逐漸喪失正當性，「美國夢」也進一步面臨褪色的危機。

而今，文化衝突、宗教戰爭和族群傾軋正在不斷蔓延，美國單憑軍事武力已無法解決問題了。面對社會分裂、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美國政府不思反省，甚至還坐視其繼續惡化。2020年以後，又與中國展開對抗。那個安全、富裕、公正、自由的美國已一去不復返。

貧富懸殊、階級對立

根據美國「智庫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統計，從2020年年初到4月10日，在美國170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34人的財富增加了逾千萬美元。在這三個月中，巨富貝佐斯(Jeff Bezos)的財富增加到250億美元，超過了宏都拉斯全年度的全國國民所得(239億美元)。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美國失業率在4月份飆升至15%，失業人口多達2,200萬人，但在同一期間，富豪的財富卻增加了2,810億美元。而在過去30年中，富豪的財產一共增加了1,130%，相對的，財富居中位數(median)的財產卻只增加5.37%，這是因為富人控制了民主決策的機制，民主機制為富人減稅的結果。目前居美國最上層1%的富豪，平均稅率不及18％，較中產階級猶低，但卻掌握了超過42%的全國財富。

這正是30多年來「美國夢」式微與衰頹的關鍵所在。

(作者係金門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5月初，大陸退將喬良發表〈台灣問題攸關國運不可輕率急進〉文章，22日全國人大開幕式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工作報告，在「反對台獨」後接了「促進統一」，而非「促進和平統一」，在台灣引發兩岸何時統一，用什麼方式統一的討論。

喬良文章經網站廣傳及台灣媒體大量轉載、評論，引起廣泛討論，解讀各有不同，反應也不一。有人說該文是針對「勿謂言之不預」降溫；有人猜是刻意欺敵；有人質疑難道統一不再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

兩岸將於何時統一？

任何策略的規劃都得以時間為座標，兩岸統一策略尤須如此。這主要是因兩岸關係隨時受到國際形勢、中美關係、台灣政黨輪替的影響，永遠在變動中。若不能估算出一個大概的統一時程，就難以規劃出一套具體可行的統一策略。

一、沒有時間座標難以規劃方案

以大陸始終堅持的「一國兩制」為例，其核心精神在於「充分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也就是要以台灣現狀為藍圖，設計出一套方案，確保「台灣同胞在統一後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但台灣現狀一再改變，「兩制」方案難以規劃，或需要同時設計好幾套方案，以因應隨時必要的調整。

二、統一時間影響統一意願

統一時間更會影響台灣民眾對統一的認知。習近平表示「我們追求的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顯示出十足的誠意及自信，但台灣有民眾以為這代表大陸不急著統，原因可能是美國會出手保護台灣，或大陸打不贏美國，或不願意為統一破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事。

三、台灣僥倖心態並不合理

不過，這種心存僥倖、以拖待變的心態並不合理，也對自己不利，因為：

（一）統一是大陸永遠不會放棄的目標，既無可迴避，台灣方應趁大陸至今仍堅持和平統一之際，與大陸盡速展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為自己爭取到比較有利的條件，在有尊嚴的情況下，維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也不必再為台海和平穩定，或遭到軍事威嚇而擔心受怕。

（二）從這次防疫可知，美國並不可靠，而且其國際影響力正在下降中。川普為了甩鍋自己的防疫不力，也為競選連任，猛打「台灣牌」，卻不願意正式向世衛組織提案邀請台灣出席2020 WHA，而蔡英文不僅響應配合美國，且耗盡國庫展開「口罩外交」，卻換不到一張邀請函，還得眼巴巴地看著習近平以視訊方式在WHA開幕式上致詞。

為了捍衛國際社會的「一中原則」，大陸會不惜一切代價打贏每一場大小戰役，台灣有本錢跟大陸一拚死活嗎？最重要的是，蔡英文這樣做，除照顧了美國，或僅是川普個人的利益，對台灣有何好處？2009年至2016年，因兩岸關係改善，台灣連續九年以觀察員身分出席WHA，蔡英文若真在意台灣人民的健康，又何必捨近求遠？

（三）兩岸「不統不獨不武不和」，確實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但美國放棄台灣及其他盟友的紀錄歷歷在目，多年前就盛傳美國會「棄台」，或至少不再管台灣事，如川普今年不能連任，他不得人心的外交政策勢必會改變。何況，美國國力明顯在下降，遲早會自顧不暇，無力再保護「盟友」。而且，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宣布要在立法院成立修憲委員會，難道她不怕重蹈陳水扁的覆轍，成了「麻煩製造者」嗎？

（四）統一時間表並非指特定時間，或在一定期限內完成統一，它可依形勢發展而定，例如當《反分裂國家法》所列舉情況發生時，則不排除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對照該法所列舉的幾種情況及台灣目前的政治局勢，不難推測，統一的時間不遠了。

兩岸將以何種方式統一？

統一方式不外乎和平統一、非和平方式統一、經懲罰性軍事行動或威嚇達到統一目的。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它不僅貫徹「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精神，有利於兩岸同胞感情融合，有利於大陸現代化建設，也有利於亞太地區穩定。因此，即使5月22日大陸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在「反對台獨」之後接的是「促進統一」，而非「促進和平統一」，並不代表對台政策發生變化，因該段的第一句話是「要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正是大陸40年不變的大政方針。

不過，從台灣政治形勢來看，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正在流失。

一、民進黨恐將長期執政

民進黨在2020年再度全面執政。從其過去四年的表現，無人看好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尤其，蔡英文在5.20鼓勵透過修憲達成「台灣民主深化」，雖然目前看來，朝野政黨只對降低投票年齡至18歲有共識，然一旦掀起修憲風潮，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開啟，未來會有形形色色的修憲案，包括刪除「國家統一前」、「固有疆域」等提案，使台灣進一步走上「法理台獨」之路，四分之三立委通過修憲案後還須交由全民公投，屆時又將引爆統獨之爭，造成社會分裂，兩岸關係亦將走入死胡同。

國民黨作為最大的在野黨，目前有38席立委，15個縣市長，全省幾百名縣市議員，但最近的民調支持度卻只有9.2%，連自己一向引以為傲的兩岸論述都舉棋不定，若6月6日韓國瑜被罷掉，2022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籍縣市長恐怕只剩個位數，到那時，國民黨不僅無法有效制衡民進黨，更難以重新執政。

親民黨2020大選取得3.66%政黨票，失去立委席次，但每年可領取2,595萬元政黨補助金，而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新黨僅獲1.04%選票，沒有立委席次，也無法領取政黨補助金。兩黨想在下次立委選舉取得席次恐不容易。台灣民眾黨立場含糊，變來變去，目前只能以「淺綠」視之。

至於其他較小的統派政黨，缺乏資源又長期被打壓、被邊緣化，加上2020年立法院先後通過「國安五法」及《反滲透法》，除對兩岸交流極盡威脅、恐嚇、阻擾之能事，也使台灣社會充斥「統一不是政治正確」的政治氛圍，不利於統派在台灣的發展。

二、非和平方式也非依法無據

非和平方式固然非台灣人所願，也會產生不少負面效應，但若依法論法，《反分裂國家法》制定已超過15年，而從民進黨過去及未來可能所為，再加上美國國會三年多來通過各項所謂「友台」法案，5月20日國務院又批准售台1.8億美元的魚雷，這些早已違背其信誓旦旦的「一中政策」，也構成《反分裂國家法》第8條明文規定的「發生會將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情況。因此，大陸若被迫採取非和平方式，只要在過程中把損害降低到最低點，也算是依法行事，或「言之有預」了。

三、和平方式「兩制」需經協商

再以「一國兩制」為例。若採取和平方式統一，「兩制」方案須經雙方「平等協商」，規劃者必須認真聽取台灣民眾的意見與建議，多方思考台灣民眾對「兩制」的期待及要求。而且在協商過程中，為達成協議，任何一方都須有所妥協、退讓，因此在規劃「兩制」方案時，兩岸雙方均須盡可能地交換意見、尊重對方的立場，規劃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統一若採非和平方式，「兩制」方案無須經協商同意，相信規劃者為使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兩制」實踐順暢，會主動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但那畢竟不如與台灣方共同規劃、協商出來的方案，對台灣民眾來得有利。

兩岸統一將採何種模式？

「一國兩制」在台灣被長期汙名化。2019年初，蔡英文為抗拒習近平倡議的「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發明了「反對一國兩制是台灣全民共識」，更在5.20就職演講中，再次強調「不會接受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矮化台灣」。但台灣當局只忙著反對，從未介紹究竟何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為何會「矮化台灣」？若統一無可迴避，有比「一國兩制」更好的選擇嗎？

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意涵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為實現兩岸和平統一，而制定的基本國策。它的基本內涵是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大陸繼續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台、港、澳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兩制長期並存。香港、澳門分別於1997年及1999年回歸，先行實踐了「一國兩制」，而大陸對台政策始終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也表明，台灣與港、澳在統一的性質、路徑、談判主體方面均不相同，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將會比港、澳寬鬆。

二、「一國兩制」的「三個充分」

習近平多次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而他對「一國兩制」有三點新的詮釋：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他也充分理解兩岸之間長期存在著政治分歧，台灣民眾反對「一國兩制」，多半是對「被統一」、「一國」有所疑慮，所以倡議「兩岸中國人應運用智慧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來」；兩岸及早「在一個中國框架下進行平等協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小結

基於以上，可以對大陸怎麼看統一時間及方式得到幾個結論：(1)有關時間，大陸知道統一急不得，但更拖不得；(2)有關方式，和平統一是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但若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喪失，不會排除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3)統一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力干涉，民進黨當局若堅持充當美國「制中」的棋子，只會加速統一的時間、改變統一的方式；(4)唯有兩岸統一，才能開創中華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