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慣用親信，對美關係這麼重要的外交渠道，內舉不避親，蔣中正親派國民黨權貴孔祥熙，擔任蔣的駐美私人代表，跳過大使館與美溝通，這在中國外交史上，可說是獨特的創舉，影響數十年的對美外交關係。

蔣曾想派孔為其駐美代表

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後，1947年初回到美國，中美關係陷入低潮，蔣中正突發奇想，在1948年派孔祥熙擔任他在美國的私人外交代表，以便在大使館之外，能夠強化對美工作，當時因孔家仗著皇親國戚的特權身分，違反政府經濟管制政策，在上海囤積居奇，爆發弊案，一時引發各界不滿，使得孔祥熙使美案被迫中止。

國府遷台後，孔家仍為蔣中正在美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下管道，除了掌握美國政壇動態，更重要的是，策動美國國會協助國府，這種透過國會運作的外交模式，影響深遠，至今仍可見其效果。從蔣經國時期對美國會運作《台灣關係法》，到現在服膺台獨的民進黨政府，都要透過過去國民黨政府打下的美國國會基礎，運作許多友台法案，可見蔣中正早年遠見，影響台灣與美國關係數十年。

蔣中正對家人十分信任，儘管孔宋兩大家族過去曾有不少非議，蔣依然信任、倚重孔祥熙與宋子文兩人，宋子文卸任行政院長後，蔣允許宋擔任廣東省主席，粵系將領向來與蔣關係不睦，宋子文到廣東，不無為蔣安定後方之意。孔祥熙當時的風評，有如今日時下的金牛，但蔣仍希望重用孔祥熙，在美打開局面，爭取美援，贏取內戰。

孔家憑仗與蔣中正的姻親關係，自恃皇親國戚，不遵守政府法令，大發戰爭財，在內戰戰火頻仍的當下，鬧出全國皆知的揚子案，初始蔣還不信孔家會犯案，認為是有心人士惡意造謠中傷，直到看到證據才大發雷霆。揚子案發生後，不只全國非議，蔣向來信賴的陳布雷又選在此時自戕，蔣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取消了孔祥熙派駐華府擔任他私人代表的安排。

孔家憑特權囤積居奇

根據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下稱蔣稿本)的相關記載，1948年10月蔣在東北為內戰籌畫奔忙，他曾在3日電告上海市長吳國楨，請他轉告宋美齡，已從瀋陽回到北平，數日後回南京。蔣對逐漸惡化的戰局缺乏正確的認識，反而認為東北錦州戰局穩定，遂於8日搭中美號專機離開北平，卻不是如原先所說的回南京，而是前往上海，因為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在上海爆發了揚子案醜聞，蔣經國打算依法懲辦，卻受到宋美齡的壓力，蔣中正便轉往上海處理這個頭疼問題。

10月9日，蔣經國自無錫趕到南京，親自向父親說明案情，但蔣中正可能太過相信孔家，或受到親信的欺瞞，並不完全相信蔣經國的說詞，可見得蔣聰明一世，也有糊塗一時的時候。

根據蔣稿本的記載，蔣聽了兒子對案情的陳述後說，經濟本為複雜難理之事，而上海一地更是全國市儈奸商薈萃之處，詭詐欺罔無所不用其極，故處理尤為不易，即如孔令侃揚子公司囤積一事，尚無確鑿明證，反動派即借題發揮，強欲陷之於罪，否則即謂主辦者徇情縱庇。

蔣藉孔祥熙鞏固對美關係 

揚子案未完，東北戰事開始惡化，與錦州戰事成敗息息相關的塔山因國府部隊擅自撤離，為共軍攻占。另一方面，蔣中正苦思打破對美關係低潮，10月15日函告馬歇爾，孔祥熙為駐美私人全權代表，以便隨時取得聯繫，希望馬氏能惠予多方面協助。

蔣中正派孔祥熙為私人代表，起初受到美國國會肯定，10月31日美參議院分配審查委員會主席勃里奇電稱，歡迎孔祥熙為蔣的私人代表。這時蔣才電告駐美大使顧維鈞，已經派孔擔任其私人駐美代表。蔣對顧說明，孔祥熙的任務是從旁協助，對於經濟與軍事援華，孔祥熙在議會方面間接活動，當較自由。

蔣藉私人代表進行美國國會遊說的想法尚未正式開展，就因揚子案被打破了。

孔家違法鐵證如山

11月4日，蔣中正終於親眼見到孔令侃囤積奇貨清單，蔣為之痛心不已，根據蔣稿本，當9月下旬政府頒布經濟緊急處分令時，孔在上海所經營的揚子公司曾囤積大批物資，匿而不報，後潛赴美國逃避刑責，引起民憤。蔣在日記寫下，黨報社論對他與經國肆意攻擊，毫無顧忌，全受孔令侃父子連累也。人心動搖怨恨，從未有今日之甚也。之前對美援尚有一絲之希望，而今已矣。

蔣中正本來寄望孔祥熙幫他在美國運作援華，但孔家鬧出揚子案這樣的醜聞，這時孔祥熙在美國恐怕不容易獲得美方認可，蔣對爭取美援感到灰心。11月12日，外交部長王世杰對任命孔祥熙為駐美代表，也表達了反對意見。蔣認為這是由於孔祥熙招搖，不知自重所致，徒令他為難。蔣這時請顧維鈞轉告孔祥熙，先前要交給馬歇爾的介紹信不必交，不必以蔣的私人代表名義在華府設立辦事處，不必與杜魯門、馬歇爾正式接洽，以免外人注目。

由於孔家的貪念與投機，又一次讓美方看到國府腐敗的一面，使蔣中正損失了一個爭取美援的機會，只好讓宋美齡代替孔祥熙赴美。11月25日，宋美齡表達由她前往美國，爭取美援。這時的杜魯門政府已對國府失去信心，沒有給宋美齡好臉色看。1948到1949年之交，國府連續在東北與徐蚌會戰失利，內戰惡化，國府在1949年底遷台。

蔣又重用孔家在美勢力

1950年3月，蔣中正在台灣復行視事後，孔家爭議仍然纏繞著蔣，但蔣又重新運用孔家為其在美國的私人外交管道，只不過不是孔祥熙，更不是孔令侃，而是孔祥熙的另一個兒子孔令傑。根據蔣的英文秘書沈錡回憶，後來擔任外交部長的沈昌煥，來台後受蔣重用，但因沈常批評孔宋豪門，不為宋美齡所喜。

沈錡的回憶足證蔣的親信幕僚亦不滿孔家人對國家的危害，但孔家與官邸關係深厚，蔣難免為私情所惑，很難公正看待。有一次，蔣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脾氣，因為《新聞觀察》刊登孔祥熙歸國之謎的報導，令蔣非常不滿。

沈錡回憶，1950年代蔣中正宴請訪台的美國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參議員竇克遜、麥格努森，這兩人與孔家有交情，孔令傑陪來，麥格努森對蔣盛讚孔令傑在美國遊說工作做得好，勝過大使館。孔令傑經常安排美國議員來台灣訪問，拜會蔣中正，搞得非常隆重，官邸的茶會、小宴、餐會不斷，蔣中正還向他們介紹全體閣員，許多人認為不妥，張群與葉公超曾出面要求蔣取消這類活動。沈錡也轉述駐美大使館武官皮宗敢的說法，孔令傑不露面而有權，常引起顧維鈞大使不滿，顧有時說，美國人不知道究竟是誰代表中華民國。沈昌煥也曾對沈錡抱怨，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與美國議員訪華，政府特地把孔令傑叫回來，好像台灣無人招呼他們一樣。

蔣中正因宋美齡之故，無法冷靜對待孔家，引起許多是非，當時《新聞天地》批評孔宋誤國，沈錡說，蔣中正大概聽了宋美齡的訴苦，決定處分《新聞天地》。宋美齡不時幫外國人向蔣中正說項，沈錡回憶，蔣與陳納德為了民航空運隊(CAT)的事情鬧翻，陳納德找上宋美齡幫忙。

軍事機密均由孔家經手

儘管孔家多年來名聲惡劣，蔣因宋美齡的關係依舊信任，連最機密的軍事計畫，都委託孔令傑向美傳達。沈錡回憶，蔣中正要他將K計畫（開案）密封後送回，他想可能是要請孔令傑帶往美國。蔣也曾索取重慶時代美國大使館政治顧問拉鐵摩的卷宗，又要大陸與台灣的兵力比較資料，要得很急，也是為讓孔令傑帶去美國。連台灣鬧出吳國楨案，也是由孔令傑對美傳話。

當時孔家人幾乎是地下外交部，除孔令傑奔走台美之間，按照沈錡的說法，蔣中正的外交晚宴如宋美齡無法參加，就由孔祥熙的大女兒孔令儀代表宋為女主人接待外賓。

華府雖有中華民國大使館，但蔣中正真正倚重的仍是孔家人。蔣曾在日記留下透過孔令傑掌握美國政局的訊息，1968年11月16日蔣在日記稱，與孔令傑談，助尼克森當選，只為友誼，而非別有所求。蔣知尼克森的行事風格，擔心過度靠攏尼克森，會引起民主黨反彈，他又在日記寫下，提醒孔令侃、孔令傑兄弟，對尼克森勿太親熱，以防民主黨左派設法報復。

不料，蔣擔心的民主黨報復並未發生，反而是尼克森當選後，華府開始向大陸招手。孔家人對美國的影響力不小，根據馬英九任內一位國安首長的說法，當年他們在蔣經國掌權的時代，要代表台灣推動美國國會遊說工作，想要約見共和黨參議員高華德，高的辦公室還反問此事是否有問過孔令傑，孔知道此事嗎？

孔家十足權貴家族

即使國府退守台灣，孔家人在台灣還是享盡特權。沈錡回憶，蔣中正下條子，要求外交部為孔令儀辦外交護照，孔令儀一介平民，卻能在管制出入境時代由政府發給外交護照出境，這種特權是許多國民黨高官都無法享有的。外交部長葉公超曾向沈錡抱怨，宋美齡交辦有五個佣人要出國，孔令儀帶一個，孔令傑帶一個，美國總領事游建文帶一個，都是要給孔家用的，另外二人由誰出面還未決定，他怕監察院找麻煩，當時又有人向他檢舉孔令侃與大陸通商，讓他大傷腦筋。

沈錡回憶轉述宋美齡英文秘書孫沂方的說法，孔令儀、孔令偉兩位小姐難伺候，她們亂帶秘書隨員，來台灣入境需要保人，都要找他當保人。蔣礙於私人情面，且需藉助孔家推動美國國會遊說，只好任由孔家予取予求。

駐美大使館問題不少

蔣中正倚重孔家人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大使館問題也不少。蔣的美國友人蒲立德當他的面說，一年內四次打電話給顧維鈞，都在上午10時45分到11時之間，從大使到公使參事沒有一人在館，問小職員大使在哪裡，也沒有人知道。吳國楨在美國發表反政府的談話後，電告大使館，仍找不到人，兩小時後大使館一等秘書顧毓瑞回電，回說不能告知大使在哪裡。後來蒲立德調查發現，顧維鈞帶著姘婦在波多黎各的聖璜市希爾頓飯店玩樂8天之久。蒲立德也對蔣說，游建文被美國情報局收買，美方先收買了游的小姨子，再拉游建文。

隨著蔣中正年老體衰，蔣經國由國防部長轉任行政院副院長，進而擔任院長，乃至當選總統，在這個權力轉移的過程中，蔣經國開始與宋美齡爭奪對美外交工作的主導權。

對美國會遊說被發揚光大

蔣經國逐步將對美外交工作收回到自己手上，他在華府大使館增設國會組，把對國會遊說聯絡工作放回外交體制中，這個安排在當時也是開了先河，因為其他國家大使館設有政治組，卻沒有國會組，前後負責的有仉家彪、程建人、袁健生、沈呂巡、馮寄台等人。李大維在台美斷交時還只是留學生，後來也加入這個工作團隊。這些人也陸續在外交、政壇上占有重要地位。

蔣經國建立的大使館國會聯絡工作，在與美國斷交後發揮了很大的效果，《台灣關係法》是在友我議員支持下完成的，但這一切的開始，都源自蔣中正決定對美國會進行遊說工作。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編按：簡永松先生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出獄後經由不懈的努力及聰明才智，成為成功的企業家，但他始終不忘初心，支持人權，參與統一運動，並好讀書、寫文章，亦為本刊的作者。

2019年10月9號的凌晨寅時，我的父親簡永松在睡夢中安詳地離世了。站在他床邊的我，心中滿是不捨，但我知道是放開手、說道別的時候了。

我的父親一生選擇的路滿是孤獨、寂寞、艱困與挑戰。20歲時，為對抗蔣家專制政權，他坐了6年8個月暗無天日的黑牢。

出獄後，父親在求職過程中處處碰壁，被迫自行創業。他先創立聯盛機電公司，營運步上軌道正要起飛時，卻於1991年不幸遇上澎湖旅遊海難，18位員工傷亡。

2000年，創立喬美公司，傾力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又因台灣官僚體系顢頇無知，不瞭解網路時代的發展趨勢，父親為了應付無窮盡的法律訴訟，消耗了大量的體力及精神。

後來由喬安公司推出的第一項產品「安家30專案」，萃取了民間傳統互助會的精髓，結合網路機制與系統化管理，幫助了許多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取得保障的老、弱、殘、疾，父親希望能因此使台灣達到「老有所終」的境界，也為社會大眾創造更良善、健全的金融環境。

父親晚年因罹患糖尿病引發視網膜病變，造成這幾年眼睛幾乎無法視物；加上15年前因肝硬化到長庚醫院換肝，這些大小手術對他肉體所造成的折磨，可以說是人間少有，但他都默默忍受，極少抱怨。即使在病榻中，他仍思考著公司的營運方向，只是，這些病痛折磨終於使他倒下。

小時候，他嚴父的形象讓我心生敬畏大於喜愛。他教導我的方式，是帶我上景美住家的仙跡岩撿垃圾，做環境清潔；參與國際特赦組織，上街頭發傳單，聲援國際政治犯等，這些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動，都需要面對人群，讓個性一向害羞的我常無所適從，不知道他為什麼老是要求我參與那些活動，更不了解他為什麼總是喜歡不平則鳴。對於父親曾經是一個政治犯，我更不知道該如何向旁人解釋，也從來不敢向人提起，一度還引為羞恥。

直到我成年後，才漸漸明白父親參與的那些抗爭，都是光榮的印記，是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紀錄。他這幾十年來始終未忘記他的老同志，甚至竭盡一切努力，找尋無辜的受難同志及其後人。2000年12月，他在綠島人權紀念碑周年慶致詞的最後一句話是：對於白色恐怖的災難痛苦，我們可以原諒，可以寬恕，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一旦忘記，它還會再來。

七年前，我進入喬美公司工作，近距離觀察父親待人處事時，才算對他的個性有所了解；看到他對事情敏銳的判斷力，知道他有現今的成就絕非偶然。

父親自幼喜歡讀書，即使視力不佳後，他也總是拿著放大鏡看書，提筆寫文章。在他人生最後幾個月，即使躺在病床上極為痛苦，他仍與來看他的同志談如何使台灣更公平正義，如何進一步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

父親啊！請別再為我們擔憂，您已為喬美公司奠立基石，我們會依照您的遺志繼續帶領喬美公司，在台灣金融科技領域上發光，照福更多社會大眾。

我的三歲女兒簡潔現在常會提起阿公，想找阿公玩，想要阿公帶她去吃冰淇淋，但畢竟她還年幼，過幾年後她對阿公的印象終將會逐漸模糊。沒有關係的，我會常跟簡潔提起她阿公，帶她去看綠島的人權紀念碑，告訴她阿公追求自由民主的事蹟；告訴她阿公的創業歷程，告訴她阿公一生劍及履及，「追求公平正義，百折不撓，永不放棄」的社會主義精神。

(作者係簡永松之子)

葛超智在《被出賣的台灣》裡痛斥陳儀政府效率低落：「日本人只要僱用18,300人就能推動的行政工作，陳儀的政府卻需要43,000人。」而李筱峰等綠營學者也經常批判光復初期外省公務員大批空降，導致台灣人失業，苦不堪言。但仔細核對史料，即會發現數字被錯置了，完全不可信。

光復後國府未迫害本省人

南一版高中一年級歷史教科書中有這麼一張附圖(見圖一)說，光復後公務員的人數比例；台籍從原本47,000名減至不到1萬人，名額大多被外省人占走，造成許多台籍家庭陷入困境。

這種論調在台灣流傳已久，幾乎已成定論，加上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初，便從查緝走私香菸的誤傷事件，被引導發展成為省籍衝突，外省人在台灣因此背負原罪，該事件在陳水扁執政時期，由國史館長張炎憲定位為「政府刻意消滅本省籍菁英」的陰謀。

錯置數字造成嚴重誤解

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名著《悲劇性的開端》中，也引用長官公署的人事資料，做出光復初期台灣公務員職缺多被外省人占據，導致各種悲劇的結論。該數據顯示台灣光復本省籍公務員被開除大半，見表一。

隨即不少學者附和其說，指責執政的行政長官陳儀與其背後的國民黨政府冷酷無情，甚至有故意迫害台人之嫌。

但，事實是否如此？答案是否定的。參閱圖二可以發現，表中本省籍與外省籍的數字被錯置了，導致所有論述雞同鴨講，甚至胡說八道。作者或許因為失誤，或因其他用意錯置史料，其後引用的學者們也都未曾檢視原始史料，因此一錯再錯，最終想像出此種與事實背離的概念。

台灣有戰後殖民地症候群

戰後部分台人歡欣鼓舞，認為回歸祖國可脫離被殖民的身分，卻赫然發現情況遠不如想像中美好。日本的國力與現代化程度都非當時的民國可比，制度的完備、官員的素質也有差距。

此外，客觀環境極差，戰後世界性通貨膨脹，台灣自身的電力系統與工廠60%以上在空襲中炸毀；加上台灣各種產業依附日本，導致原料、技術、市場通通要重新規劃並建設。只是，中國大陸尚且百廢待舉，還處於內戰，國府根本無法給予台灣任何支援。

日據後期，「皇民化運動」在教育方面下了工夫，台人受日式小學教育的比例達到八成以上，加上管制中文與傳統信仰、習俗的結果，光復後不少台灣人不通中文，只能講日語和台語，僅能與福建人溝通，這造成國府統治上很大的困難。

更多人不能接受的是，留用日本技術人員與空降的外省高層。許多本省人認為日本人離開，可以分配到留下的利益，至少身為同胞該享有平等權利。但事實上，很多企業或工廠一時離不開日本人的管理與技術，而不少台籍公務員不通中文，任職困難。

更重要的是，政府負擔不起原本的行政規模，將總額8萬多的公職砍了近半，雖然台籍公務員仍占多數，但一口氣開除約2萬人，必然造成眾多家庭經濟陷入困境。但原因並非外省籍公務員的排擠效應，自然也不會是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嚴格來說，外省公務員大量任職於台灣，應該是在1949年之後。

事實上，光復初期，願意到台灣工作的外省人不多，1945年12月20日《民報》報導軍人持械恐嚇民眾，但也附帶說明，因為軍人月薪兌換台幣後僅30元，只夠剪一次頭髮，雖然食宿能在軍營中解決，但難免有其他花費；1946年3月12日，一位外省籍公務員表示被迫調到台灣，月薪830元台幣，伙食至少就要600元，洗衣服也要100元，剩下的根本不夠度日，囊中永遠空空。

汙衊外省人以達政治目的

「外省人」一度被本省民眾視為空降的特權者，但事實上獲得利益者絕非多數。而這批1949年撤退來台的軍民，理論上是對祖國感情最濃厚的群體，但在白色恐怖時期，有不少外省人無辜受害，造成其中不少人對國民黨抱持敵意，後來轉而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創建初期的發展策略是製造族群對立。《新潮流》雜誌上便提過：台灣閩南人占七成，只要在閩南人中得到七成的支持，便可在選舉中立於不敗之地。於是，批判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重要官員都是外省權貴、特權分子，靠吸取本省民眾的血汗獲取利益，這或許正是外省人幾十年來在台灣受到輿論圍剿的主因。

至於葛超智在《被出賣的台灣》的敘述，與上表比對後可得知純粹是胡扯。該書無論在公務員的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對柯遠芬議會發言、葛敬恩貪污事件的論述，都與美國國務院及我國檔案資料不符。誠然，該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是否真實，意義不大，從朱浤源教授的研究裡便可看出，該書的錯誤至少有六、七十處。這樣一部作品卻影響台灣極深遠，甚至多位教授採用此書作為授課教材，不禁令人搖頭。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教師)

在台灣，凡是五年級出生以前的朋友，皆應聽過由秦孝儀作詞的《蔣公紀念歌》，其中一段如此寫：

重慶精誠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使百萬之眾輸誠何易

使渠帥投服復皆不受敵之脅從

使十數刀俎帝國取消不平等條約而卒使之平

使驕妄強敵畏威懷德

至今尚猶感激涕零

……

對台灣民眾而言，大陸雖有成千上百的名城，但若論在當代中國史上，最能呈現兩岸之間不絕如縷政治與歷史關係的，莫過於南京和重慶。南京是中央政府撤遷來台時的首都，但重慶卻是蔣介石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臨時首都，從1937年至1945年，蔣在這塊屬於巴蜀大地的重慶居住了8年時光。根據統計，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的5年間，日本對重慶進行218次轟炸，出動9,000多架次的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

在重慶大轟炸裡，死亡人數高達1萬人以上，超過1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分繁華地區被破壞，就是這種中國人民在受盡苦難與折磨後，仍堅持抗日到底，並抱持著以寡擊眾，化不可能為可能，以空間換取時間，爭取到最後的勝利。世人譽之為抗戰精神，亦可名為重慶精神。

根據統計，1949年大陸約有200萬軍民撤退來台定居。其中重慶來台者20萬名左右，假若再加上抗戰時期曾在重慶工作與居住的各省軍民，人數恐怕更不可勝數。重慶精神絕對不是一個虛幻而美麗的詞藻，而是用血與肉所築起的長城。根據國民政府當時成立的「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在抗戰中，軍民死傷3,500萬人，財物直接損失1千億美元，間接損失5千億美元。

中國人用3,500萬條生命，拼到了最後的勝利，從而光復了台灣，讓台灣同胞重回中國的懷抱。經過了數十年的拼搏，光復後的台灣打造出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贏得世人的尊敬與推崇。在台灣慶祝光復74周年之際，吾人不得不歸功於重慶精神再現台灣。

反觀1997年重慶升格為大陸的直轄市後，奮起直追，經濟成就突飛猛進，尤其是開通中歐鐵路線，積極向外拓展，其拼鬥的精神，彷彿時光重現，繼承了抗戰精神。兩岸同胞一衣帶水，同根同源，思維更是不謀而同，當台灣和重慶為生存尋求出路時，所憑恃的方法與精神，更是英雄所見略同。飲水思源頭，台灣光復不能忘記重慶的犧牲，台灣奇蹟更須銘記重慶精神。

(作者係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

去年初，客委會客發中心委託尖端軍事科技雜誌社，製作客家抗日三傑的紀錄片。我們遂在去年暑假南北奔波採訪抗日後代，並追循其抗日遺跡後完成該片。影片終於在9月公開首映，重現台灣硬頸精神。

2019年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下稱客發中心)特別製作的「1895乙未戰爭紀念影片」，9月27日在苗栗的客家文化館首映。影片中客家抗日三傑的後代獲邀蒞臨現場，還邀請國立台灣博物館、台大歷史系等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透過座談、影像等不同觀點，一同了解這段歷史。當天，筆者以貴賓身分受邀出席；其他抗日義士後代在後學告知下，也參與了該活動。影片播放時，參與該紀錄片劇本創作的筆者感到與有榮焉。

客發中心去年初就有請抗日後代來講自己祖先故事的構想。之後他們在網路上看到了尖端軍事科技雜誌社在2017年開始，所製作的一系列乙未戰爭紀錄片，全集敘述平實而有深度。於是就找該雜誌社製作，一樣由筆者撰寫劇本，開始了該紀錄片的籌畫。客發中心這次未找同屬客委會的客家電視台製作該20分鐘的客家紀錄片，反而找尖端軍事科技雜誌社製作，就是對專業的肯定。

影片製作當時，我們南北奔波的追循當年客家抗日三傑的足跡，包括古戰場，由社長畢中和在現場詳細解說志士抗日的過程，並配合古戰場的空拍，讓觀眾能置身現場，感同志士的勇敢和艱辛。我們還遠至屏東訪問他們的後代，讓現場觀眾能透過後代活靈活現地介紹其先祖抗日的史實，認識乙未戰爭。筆者也藉此機會，獲得第一手資料。

客家三傑抗日的史實

為了訪問吳湯興的後代，我們一路驅車來到位在苗栗銅鑼的渤海堂。渤海堂為吳氏第二大郡望，現今福建吳氏後裔大多出自渤海堂。所以不只吳湯興，當時1895年的抗倭名將吳彭年，也是近現代史上來台著名的吳氏子孫。

吳湯興的家世，根據「吳氏相歧公派下族譜」記載，14世祖吳相歧於乾隆年間(1735-1795)來台，在銅鑼樟樹林庄開基立業，昌明公次女吳秋妹招湯四（別號悅來）為夫，所生的長子譜名興官，過繼給昌明公長子仕能公為嗣，以承鼎吳姓，為因應科舉才改名湯興。湯興育有三子：海坤、海榮、海山，海山奉節過繼黃氏舅門，裔孫現散居中壢、台北、汐止等地。

吳湯興少年入泮，為前清生員(秀才)。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官紳成立「台灣民主國」抗日。出身苗栗銅鑼的客家子弟吳湯興，隨即和同樣是銅鑼出身的生員邱國霖、吳鎮洸等人在鄉招募義軍，號為新苗軍，矢志抗日。5月29日，日軍近衛師團登陸澳底，乙未戰爭遂起。6月中旬，台北城失陷，吳湯興召集眾人祭旗，面向北方發誓：「是吾等效命之秋也。」眾人皆起而應和。當時，徐驤起義於苗栗頭份，姜紹祖起義於新竹北埔，簡精華起義於雲林，各率領數百至數千人，吳湯興皆派人送信邀請合作抗日。

6月15日，吳湯興領軍500名與姜紹祖部共同北上支援時，於桃園的楊梅遭遇日軍，兩軍合力攻擊，日軍稍有退卻。其後日軍攻下新竹，圖謀順勢南下。7月10日，姜紹祖首先在反攻新竹城的戰役中犧牲。苗栗知縣李烇與吳湯興商議戰情後，派遣徐炳文赴台中告急，而徐驤力守頭份，日軍無法前進。在台南的幫辦軍務兼黑旗軍首領劉永福，乃命幕僚吳彭年誓師後，北上支援抗日軍。

8月8日，日軍大隊從新竹南下，不久攻陷要地尖筆山。日軍乘勢攻苗栗，該地無城不易防守，吳湯興、黑旗將領吳彭年僅能憑西郊的營頭棟(頂)抵抗，後俱退入彰化。8月24日，日軍涉大甲溪，破葫蘆墩（今豐原市），次日攻破台中。26日，吳彭年分派各隊任務，以吳湯興、徐驤合守八卦山。28日黎明，日軍偷襲攻山，特以一部隊直撲黑旗營。吳湯興迎戰，徐驤也奮勇禦敵，而砲火甚為猛烈，支持不下，吳湯興因而陣亡。其妻聞訊後也投水死。徐驤則轉進到南台灣繼續抗日，最後在曾文溪犧牲。

其他不能遺忘的名單

除了製作影片，客發中心和台灣博物館合作，復刻台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作為館藏。筆者想到前年10月在拍攝乙未戰爭紀錄片時，發現在新北客家文化園區所展示之台灣歷史博物館提供的苗栗地區抗日名冊，可見還有其他被遺忘的名單，希望當局也能和相關單位合作，找尋其後代現身說法，讓觀眾，尤其是年輕一輩，對這段歷史有較客觀和深刻的認識。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美中貿易糾葛加速了跨國企業轉單或移轉基地，導致全球投資區域位移及產業生態體系重組，台灣如何排除投資障礙，積極協助台商回流，藉以加速產業結構轉型，進而再造台灣經濟體質，勢必是朝野政黨在2020總統大選辯論時聚焦的核心議題，甚至可能左右大選勝負。

依據經濟部投資台灣事務所的資料統計顯示，截至今年10月上旬為止，台商回流投資共計核准146家，累計承諾投資金額達6,152億元，預估至年底時可以突破8,000億元大關。儘管稍早之前主計總處指出，若能在落實台商回流投資帶動，加上受惠美中貿易爭端跨國企業轉單的效應，今年台灣經濟成長預估為2.46%，明年則是上修至2.58％，其亮麗表現位居亞太四條小龍之首。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快速

然而，許多學者專家不約而同指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於2001年11月在卡達首都杜哈(Doha)舉行多哈回合貿易談判(Doha Development Round)，幾經努力，最終仍於2008年7月29日正式宣布破局後，現又面對美國重掀貿易保護主義，不但已造成全球貿易量值的萎縮，更導致各國經濟成長下修，這除了使全球各國無不設法排除內部障礙，加速推動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外，更開始積極尋求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藉以重新構築打造多元出口的管道，進而降低貿易保護的衝擊。

亦即在美中貿易爭端氛圍下，若能透過區域大型自由貿易協定，在達到分散市場風險的同時，可以在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保障等相關領域上獲致相當基本利益，讓經濟因應貿易爭端能產生緩衝的積極效果。其中，以近年以來組織發展最快、成長最大的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包括：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之後，由日本主導將TPP 更名為CPTPP，11個會員於去年12月簽署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以及在中國大陸主導下，16個會員逐漸達成共識，即將於明年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兩個組織，其未來發展方向更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

台灣既有優勢逐漸衰退

與此同時，雖然台灣對外貿易金額持續增加、曾經是全球第14大貿易國家，但成長速度頗為緩慢，現在已下滑為第18大。此意味著，並非台灣經濟沒有成長，而是產業結構轉型相對緩慢，加上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金額數量占比極為微小，使得台灣在全球市場競爭中既有的優勢逐漸衰退，貿易占比從最高2001年的2.34%，逐年下降為近年的1.70%左右。

畢竟，台灣受到先天資源條件不足、國內市場規模相對狹小的限制，面對國際政治現實環境及外交孤立的氛圍，拓展貿易是促進經濟成長與維持國家生存發展的不二法門。

依據資料統計顯示，目前CPTPP及RCEP相關國家分別占台灣對外貿易金額的25%及59%，如果台灣無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未來勢必非常不利台灣參與區域內部產業競爭。

尤其，台灣在全球許多產業生態體系上扮演了關鍵角色，若能順利參與CPTPP，甚至突破障礙更進一步參與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將有助於產業加速轉型，進而促進台灣經濟持續成長。

台灣難參與多邊貿易協定

無庸置疑，長期以來兩岸關係糾葛矛盾，始終是台灣參與國際舞台難以跨越的門檻，導致台灣過去20餘年以來，未能與任何一個稍具規模的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的FTA覆蓋率迄今不及一成，落後於南韓FTA覆蓋率的七成。不過，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在亞太各國積極尋求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同時，台灣內部卻又彷彿置身於國際現實環境之外；加上2014年3月以「反服務貿易協議」為名義所引發的「太陽花學運」，造成兩岸已簽署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後續相關協議諮商談判被迫中止，尤其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後，始終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兩岸發生意識形態對立，台灣更別奢求參與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因此，未來若要台灣經濟持續成長，尤其面對美中貿易爭端迄今未歇，導致全球投資區域位移，以及產業生態體系的重組，朝野政黨唯有致力化解意識形態糾葛，從追求台灣整體利益的基點出發，齊心共謀促進兩岸關係朝向和平穩定發展，同時透過智慧策略和優勢條件突破既有囿限，以綜效化、極大化台灣取得參與CPTPP、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平台的利益，為台灣開闢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這些不但是台灣當局宏觀布局判斷的嚴苛挑戰，而且是必須承擔責無旁貸的重要使命。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從6月初修訂《逃犯條例》抗爭至10月4日訂定《禁止蒙面規例》(簡稱「禁蒙面法」)，香港陷入混亂，由於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消費、投資活動趨向保守，在貿易戰及示威抗爭效應的雙重衝擊下，經濟恐陷入衰退。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8月香港銀行存款，大幅減少近1,111億港幣，創下2018年5月以來最大跌幅，另外，香港8月外匯存底也比7月減少156億美元，創31年來最差紀錄。高盛集團發現，今年6月到8月，香港有高達40億美元的資金大舉轉到新加坡，但只占香港本地美元存款結餘規模不到1%，幅度輕微，「禁蒙面法」後是否增加仍有待觀察。

其實，資金喜歡到香港的原因就是資本進出完全自由；因此，若未來管制資本進出，則資金大量逃亡的後果不堪設想。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若抗爭活動走上不歸路，經濟還撐得住？

恒生指數跌逾2000點

恆生指數在去(2018)年1月29日盤中曾創下33,484.08點歷史高峰；但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跌逾2,000點。10月4日「禁蒙面法」宣布後，恆生指數曾一度重挫500點。據報導，以港鐵為例，單計客運業務及車站零售設施收入，封閉所有車站一天便會損失約7,250萬港元。自港鐵出現「721」元朗站衝突事件、經常封站及成為示威者攻擊目標後，股價自前波高點下跌至今，累計跌幅已達22%，足見其影響之大。若抗爭愈演愈烈，外資失去信心撤資，是否會再跌個二成至三成呢？值得再觀察。

聯繫匯率制度備受考驗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自1983年10月17日開始實施的固定匯率制度，港元以7.75至7.85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勾，也是全球中極為特殊的一種匯率制度。香港曾歷經大風大浪，1997年10月，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成功狙擊泰銖後，又將目標轉向港幣，但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力抗下，三次進攻均未能摧毀港幣，聯匯制度仍然未受影響。近幾年，即使歷經全球金融海嘯、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和美元升值、升息等負面衝擊，港幣均能守著釘住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平安度過一波波的國際財經動盪。

反送中後，受股市及資金流動較大影響，港幣異常動盪；但香港金管局強調，香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流動資金充裕，資產質素良好，有能力應對不同衝擊，維持香港貨幣及金融穩定，似乎已確認聯繫匯率制度不受動搖，也讓聯繫匯率制度將走入歷史的傳言不攻自破；此外，香港財政司司長強調，香港不會實施外匯管制，但其考驗將接踵而來。

房地產價格鬆動

香港長期以來的高房價，讓不少民眾望屋興嘆，一股怨氣也反映在「反送中」的抗爭中；但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動盪不安，必然會衝擊房地產市場行情。

據聞，有許多香港買家開始在多倫多、溫哥華及倫敦等地尋找房地產；香港房價在6月下跌0.3%、7月下跌0.10%後，於8月更下跌1.37%，不僅高出前兩個月，也創2018年12月以來最大跌幅；9月的房價可能會看到約2%的跌幅。若未來局勢難控制，房地產跌幅恐再擴大。

經濟成長衰退隱憂浮現

受貿易戰及反送中抗爭影響，消費及投資大幅減少，進出口及貿易增長明顯衰退，陸客訪港人數亦跌逾四成；香港的總零售額成長率自今年2月開始呈現逐月衰退，甫公布的8月份數據顯示，香港當月零售業績年減23%，創史上最大單月跌幅；第1季零售總額年減1.1%，第2季年減4.2%，「禁蒙面法」更激化港府與民間衝突，預料香港零售、旅遊、交通行業將繼續承受壓力；第3季可能大幅減少。繼2019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跌落0.6%後，2019年第2季僅微增長0.5%；第3季及第4季可能出現負成長。

香港政府對2019年香港GDP實質增長的預測，由5月的2%至3%下調至0%至1%。星展銀行、國際信評公司「惠譽」及香港大學均預估，香港今年度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為零；遠低於前(2017)年的3.8%及去(2018)年的3%，將是2009年(-2.46%)金融海嘯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惠譽於9月6日宣布，將香港的信貸評等從AA+調降至AA，展望亦為「負面」，係惠譽自1995年來首次調低香港的信貸評等；香港經濟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成長有衰退隱憂，應是不容置疑的。

香港應盡速恢復社會秩序

美中貿易戰及抗爭高燒不退，確實已對香港政治、社會、金融及經濟造成衝擊，讓東方明珠光環逐漸暗淡。然而，羅馬非一天造成，香港歷經多次金融危機、「97回歸初期的失落」，2003年SARS衝擊等重大事件，均能重新站起來。眾所周知，香港無外匯管制，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及亞洲的主要資本市場。2018年香港是僅次於倫敦和紐約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在亞洲排名第一，也是全球第8大商品輸出地及第15大服務輸出地。

另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於2018年吸納的直接外來投資達1,157億美元，全球排第3位，亞洲排名僅次於中國大陸的1,390億美元。而國際結算銀行三年一度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是亞洲第2大和全球第4大外匯市場；亦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占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79%。今年由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及世界經濟論壇(WEF)所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分別為第2名(僅次於新加坡)、第3名(僅次於新加坡及美國)。

綜合而言，香港目前的國際競爭力仍強勁，金融中心地位短期尚可保住，但貿易戰及抗爭活動對香港轉口貿易造成了重大影響，導致消費萎縮及投資信心低迷，也抑制了經濟增長，經濟儼然已呈明顯衰退。一旦政治及經濟社會危機未解，復行資本管制，勢必造成外資恐慌性大撤資及流動性風險，則不僅僅是經濟，連金融中心地位都將岌岌可危。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10月8日，美國聯儲會(Fed)主席鮑威爾(Jay Powell)表示，Fed決定恢復購買國債，擴大資產負債表，以防範短期借貸市場脫軌混亂的局面再出現；Fed此次恢復購買國債雖不同於2009年金融海嘯時的量化寬鬆政策，但也會引發經濟強權格局板塊大挪移。

川普推特治國三年，讓美國財政斷崖問題激化，貿易戰自傷經濟、嚴重衰頹，逼使Fed不得不再度啟動應對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的「印鈔救市」貨幣量寬手段；由於即將放出的鈔票數量龐大，不但會改變美國本身內需經濟的演變態勢，也會對全球貨幣戰爭帶來重大衝擊，在在引發全球政經社會的關注。

美國經濟損害程度加大

最近多方經濟數據顯示，貿易戰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猶豫不決，美國大型企業廠商的整個業務計畫往往一瞬間就被川普推文推翻，貿易戰持續的時間越長，對美國經濟的損害越大；美國ISM公布2019年9月製造業PMI已創下2009年6月以來最糟糕的單月數據，服務業PMI則是降至3年來最弱點；失業率雖跌至50年低點，但民間企業工資成長也在9月繼續向下減速放緩，非農就業總人數成長從2018的每月22.3萬人，放緩至2019每月16.1萬人，尤其從2019年1月的30.4萬人減速至年底的5萬人，意味美國失業率即將向上挺升。

最新數據更顯示，美國經濟放緩趨勢正在加劇中。由於經濟前景黯淡，10月11日紐約Fed已將今年第4季GDP成長預測值大幅調降至1.3%，遠低於先前的預測值1.8%，顯示客觀情勢緊迫，已到了聯邦政府必須出手干預的地步。

「借新債還舊債利息」破滅

從1980年代雷根政府後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盤算：「自己任內，最好每年都可以借1兆美元來收買選民，任期結束時，最好一分錢都不用再借，可以讓政府財政赤字降為0」；而川普政府開始在沒有任何經濟衰退，沒有任何額外戰爭開支的情況下，依然大肆借貸，推高聯邦公共債務直逼25兆美元之鉅；逼得美國聯邦財政斷崖，從2025年起將進入「借新債還舊債利息」的陡峭階段，成為國際市場上一場貨真價實的龐氏騙局。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政府債務/GDP比例，一直呈現下降趨勢，但從雷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政府赤字成為常態：此後老布希增加了1.55兆，柯林頓增加了1.4兆，小布希增加了5.85兆，歐巴馬增加了8.59兆，川普到目前為止增加了4.8兆。除了柯林頓政府時期，幾乎每一屆政府都帶來公共債務的飆升。

「川普債務膨脹」飆速

事實上，截至10月9日，川普政府公共債務總額已直逼23兆美元，債務膨脹速度之快，已遠超過美國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此前官方智庫機構即預估，到2026年聯邦債務會逼近45兆美元，對美國GDP占比將接近250%，或可與全球超高公共債務國家日本一較高低；然則，照川普主政三年期間的公共債務增加態勢，美國公共債務總額會提前突破45兆美元，亦即暴增2.1倍。

從1980年代後半起，美國聯邦公共債務總額一直高占全球國債市場規模的1/3；而美國聯邦政府1988年需要支付的利息高達2千億美元，2018年增至5,230億美元，而據美國財政部估測2019財年利息將達7千億美元，足足是1988年的3.5倍。2018年全球第20大經濟體瑞士的GDP是7,055億美元，第21名的波蘭GDP只有5,858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聯邦政府每年公共債務的利息應支付額，遠高於全球180多個國家的經濟量體總額。

不得不啟動資產購買計畫

自今年9月起，美國經濟情勢驟然逆轉，財政斷崖危機也幾乎同時直線垂墜，這也就是為何川普屢屢重話批判Fed主席鮑威爾若不配合，會拖垮「美國第一」乃至「美國再偉大」願景的根本原因。鮑威爾在主客觀壓力下，不得不由鴿轉鷹，宣布啟動資產購買計畫，複製柏南克所創立的「印鈔救市」套路回應川普，也「預防性」回應國內外經濟大情勢的變化發展。

9月底，紐約Fed銀行已領先向「短期借貸市場」投放數十億美元，用以緩解美國主要金融市場在9月所出現的資金壓力，同時透過銀行業「回購協議」將隔夜拆借利率推高至最高水準的10%；這些短資投放措施，讓所謂的回購利率回復到正常區間(1.8%左右)。不過，市場策略師認為，在欠缺永久性解決辦法的情況下，這種隔夜拆借短資不足的市場壓力會持續出現。

美國金融市場事態已顯示，一旦遇有銀行體系缺乏足夠數量準備金，很可能導致貨幣市場利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其立即可能產生的效應是貨幣市場利率波動性，會阻礙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也因此，Fed決定近期就要逐步增加準備金供應。

要增購3千億短期債券

Fed在10月8日宣布首先採行的措施，就是優先恢復資產負債表的「有機擴張」：定期購買資產，開始增持證券(國債)，保持適當的準備金水準，用以匹配川普政府增高公共債務的美國本身內需經濟新情勢。同時，也在10月降息25個基點，防範因美中貿易戰、英國脫歐及其他地緣政治問題引發的諸多變數衝擊。

而Fed「適當措施」的目的，就是共同達成「支撐GDP持續成長」、「強勁的就業市場」及「通貨膨脹回歸2%」的政策性對稱目標。

跨國智庫機構認為，此次鮑威爾公布的「有機擴張」策略，「準備金供應」的增加速度，可能不足以解決當前國內市場的迫切問題，因此建議Fed最好在未來6個月內，增加購買2千億至3千億美元的短期債券，才更能具體奏效紓解「川普財政窘境」。

簡言之，鮑威爾在貨幣數量戰略上，首先「恢復購買國債」以優先恢復資產負債表的「有機擴張」，而在貨幣價格戰略上則將繼續採取「適時適度降息」。

鮑威爾的兩路並進策略，預計將對世界金融經濟市場，包括國際匯率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乃至全球金融服務業市場的資金流動產生重大震盪；而因此衍生的「川普弱勢美元政策時代」全面性開展，恐怕更將引發全球經濟強權格局板塊的大挪移。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急急律令的教改2.0─12年教育新課綱上路，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教改2.0不啻宣告台灣教改20多年，已是一筆需要翻頁的爛帳。但令人憂心的是，這波教改2.0，究竟會與過去教改的弊端決裂？還是讓弊端變本加厲？

教改：向美國朝聖的浪潮

在教改和教改2.0時代以前的台灣教育，是以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為目標，其中首重的是德育，這是當時全人教育的「素養」。「素養」即平素的修養，其中隱含了道德和價值的觀念。

但新課綱所謂的「核心素養」，其實是一種「識能」，是competence、ability或literacy的舶來概念，與中文的「素養」涵義不同。前者無論是指傳統的讀、寫、算或辨識能力(conventional literacy)，還是指功能性的家庭、社會或經濟活動的基本技能(functional literacy)，都與道德或價值層面無涉，都無所謂好壞或善惡，即都不是中文意義的「素養」。

教改源自舶來的現象，並不是現在才開始。自從廢除聯考的教改「多元入學」以來，台灣的升學制度就不斷往美國方向靠攏。相關知名人物從李遠哲到葉丙成，無不是由台大而留美的博士，無不是好為人師而伸手翻轉台灣教育的理工科菁英。如今新課綱的「翻轉教育」，其誘因仍然是從台灣頂大到美國名校的申請入學所需，使人看見冷戰時代「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升學套路和思維，依舊盤據台灣教育的領導位置。即使教改2.0多加了「素養」的高尚詮釋，但本質上還是向美國朝聖的教育模式，所以申請入學便成為升大學的主流。

過去為擔心申請不進大學的窄門，而廣設大學以招攬高中生多元入學，卻導致「大學高中化」，以及升學分布上的貧富兩極化。民間教育團體因而抨擊台灣的「教育資本主義」猖獗，這是上一波的教改後果。

教改2.0更把多元入學的套路和思維伸向中小學，比如因應大學選才將50%的成績比重放在高中生的多元課程和學習歷程檔案，而綁住高中端要廣設與大學18學群相對應的選修課─這是升學主義教育結構的強化，而非相反。18學群的分類方法，原來自對就業市場的分析，未必切合學術性質或知識結構；但高中端多元選修課程的教學活動規畫表，卻被規定要勾選能迎合18學群的項目─這是進一步框限高中生從屬市場化、技職化的社會分類方法，而非接受普高階段的義務教育。

通過技職化、市場化與美國化的識能教育，可以讓未成年人提早「各安其位」。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主張大學端各科系，比如電機、生醫、商管、藝術、設計等，通過培訓全台灣的高中老師，以介入島上所有明星高中與社區高中的選修課程。這種想法，已見諸新課綱標語式的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葉丙成對中學生說，建立自己的「工作大菜單」，以便找到人生中的「天命」。第108期《親子天下》更以「108課綱元年如何選對理想大學」為封面標題，全面宣揚台灣新課綱如何對應美國名校「翻轉浪潮」下的招生條件信息。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話來說，新課綱這種布局是在教育體系上進行對美國的「朝聖之旅」。

素養學：教育文創新產業

為配合這種新課綱導向，升學與校內的評量都被要求情境化、整合運用能力、跨領域和跨學科的「素養導向命題」。但這跟撰寫小論文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從三面九項的成效和翻轉成本來看，其CP值還不如論文習作。那為何不推動所有的評量都論文化？難道「素養學」只是不便明說的教育市場新商品？

「核心素養」的主張者，比如葉丙成與作家黃國珍等人，大力宣揚一種「素養閱讀」；而新課綱趕在2020選舉年前夕上路，也以「素養導向」為訴求；至於各式針對中小學教師和家長的「素養研習」、「素養座談」，有如雨後春筍；雜誌上，葉丙成與黃國珍經營「閱讀素養線上學校」的商品信息，輕易進駐茫然家長的心房；還有臉書上各類素養補習、素養題庫的商品廣告，更展現了蓬勃生機。

葉丙成在某中學的一次講座上，稱揚某位中學老師花了三個小時寫出一道「素養題」；然而這在資源、條件與大學端不成比例的中小學端，其實無法成為通例。教改2.0只想片面改變中小學的課程和命題，要求中學老師進行大學化的識能教育和評量，卻不顧及中小學老師的實際工作時間，至少半數是放在學務和總務方面。「三小時出一題」，正反映中小學端老師的命題限制，以及跨境跨科「素養題」自以為是的品質風險。

也就是說，教改2.0急於改人而昧於改制，勤於治標而拙於治本，形成學校人力和資源的不對稱透支，乃至結構性的掣肘。這顯示教改2.0忽視20多年來，廣設的大學和高中有越來越多缺額，而學生的基礎和素質卻每況愈下的事實。在素質上已經「大學高中化」的條件下，卻在課程、教學和命題上要求「高中大學化」，而不針對大學數量過多之類的教改弊端進行結構性調整。如此緣木求魚的教改，使得整部新課綱看起來就像理工科文青的碼字作品。

相較於大陸，台灣學生的基本學能和競爭意識低落，這是連學生自己都明白的實況；但教改2.0似乎閃避教育基礎和結構的改善，而轉向超英趕美式的選修課程和跨學科評量來著力。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劉棟認為，大多數中學生應首先做好基礎知識的學習，而不是捨本就末地在基礎知識都沒有掌握好的情況下，去追求所謂的跨學科學習。否則，憑此來進行跨學科的學習，至多是在形式上生搬硬套不同學科的內容而已，恐會產生很多的誤導。

新竹清華大學榮譽教授李家同也有相同看法，他說中學教育應該強調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本學問。以目前情況來看，新課綱的教育政策和甄試辦法是在背道而馳，使得學生努力地學花拳繡腿，而不能腳踏實地在基本學問上下功夫。

AI新人類：教改新使命

究其實，以「素養導向」為訴求的新課綱，其「核心」是資訊科技。比如在參採高中生修課紀錄方面，全台灣約三成的大學校系會參採程式語言和演算之類的「科技領域」。此外，教育部門還增設「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使得部分大學如成大和交大的資訊工程相關科系，對於申請入學的考生只錄取APCS合格者。

在所謂「2019教育創新國際年會」，匯集了50名跨境講師，包括台灣的葉丙成、藍偉瑩、陳慕天等人，為新課綱廣告「素養深學習」，直說「邀您一同打造AI時代的新教育、新人才」。這說明新課綱訴求的核心素養，不過是AI發展下的教育說帖。那麼所謂「AI時代的新人才」，只能是家境和資源搶先掌握或補強AI素養的學生；外界憂慮新課綱將進一步惡化貧富與城鄉差距的問題，其真正源由在此。

所謂「核心素養」，並不是一種學術語言，而是職業導向的信息語言，或說是AI語言。它強調「自我探索」，原是因應AI改變就業市場的預期，故而其訴求是培養信息化的新人類。這種新人類能從大數據中進行資料探勘，並通過深度學習而具有較強大的特徵萃取力。因此，所謂「素養導向命題」，也就是將考題大數據化，以驅動「智能機器人」進行資料探勘和特徵萃取的意思。

葉丙成四處宣傳牛津大學某論文數據，說未來將會消失47%的職業。於是，被失業焦慮綁架的聽眾，自然心甘情願接受新課綱的救贖，以便自我改造成數位化的「智人」，而不再是教改前的「全人」。

因此，面對教改2.0，當學界或教育界有人疾呼歷史教育要根據前因後果的脈絡來施行，或者「去中國化」是不道德的台獨教育時，就和那些包括學生代表在內的課審委員與新課綱主張者處在不同一個頻道上。在後者看來，包括人類信仰或感情，所有存在都是可移植的跨境、跨領域、跨學科的信息材料；所謂「台灣史脫中」或「中國史入亞」等爭議，只是數據處理的問題，而不是可否移易的原則或價值問題。也就是說，在程式語言的世界裡，只有0和1如何組合的問題。至於人倫等意識形態，屬於不同的語境，智能新人類對其無感。

學校重新定位民族與階級

英國的教育社會學家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深信，某些社會群體清楚知道學校教育並非中立的，它預示著家庭在物質上和話語上的權力。這些群體藉此以改善子女的教育進步，並使他們脫穎而出合理化。他又認為，在所有的現代社會裡，學校是一個書寫和重新書寫民族意識的主要機制，將一個共同的生物基礎轉化成特定的文化意識。審視台灣自上世紀末以來的教改，在貧富分化與民族認同的趨向上，完全證實了伯恩斯坦的論述。

在政治、社會、經濟沒有更公平與進步的當前條件下，教育上的階級分化與美國附庸性，將是教改2.0必然延續乃至強化的結果。

(作者係中學國文老師)

一個17歲的小小兵，吃不飽，瘦到連槍都舉不起來；他被打到受不了，作了逃兵。小逃兵走投無路，餓得在街頭撿東西吃，成了遊民。好不容易做了小工，有吃有住了，但不堪被當傭人，最後仍回到軍隊作小兵，卻又天真爛漫寫信「自首」，跟原本的連長道歉當時「不辭而別」，並老老實實報告他現在某單位，淳厚的傻小子因此變成通緝犯。他只好改名，卻又在24歲因病被列「老弱殘兵」，強制退伍。他無家可回，但沒有自暴自棄，找到工作，並準備考大學；第一次落榜，第二次數學零分，但其他科目甚好，以28歲高齡考上第一志願，政大新聞系。但災難還沒結束，他大二時被指高中學歷有問題，教育部勒令退學，最後留校察看。

這個小小兵，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魯蛇」。誰也想不到當年的魯蛇最後做了《聯合報》總編輯、社長，健筆如椽，僅評論文字逾百萬字，出了13本書，在84歲時得了總統文化獎，85歲獲頒二等景星勳章，88歲出版20萬字的生平回憶記事《姑念該生》。

張作錦先生，我們在報社稱他「作老」，直到現在他走路都像個小小兵，快速敏捷。他身分證上的生日是「4月4日」，兒童節。就跟他的高中文憑一樣，他的生日也是「時代產物」，他不知道自己生在哪一天，他說，選兒童節，只是因為好記。我覺得不僅如此，那是一個在軍中屢遭責打的孩子想爹娘。他對父母的孺慕之情，終其一生「相思無從寄」。

這個孩子一次兒童節都沒有過過。作老也不願意過生日。

作老六歲就成了孤兒，父母直接、間接死在共產黨手上，他一生的心情就是「孤臣孽子」。那時沒有「亡國感」這個詞，而「亡國感」卻是每天壓在肩上、心上的日常。

誰與斯人慷慨同

「亡國感」，現在被網友戲稱「芒果乾」，當年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是死生大事。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毋忘在莒」、「臥薪嘗膽」，從總統到小學生都拳拳在心，就是這種強烈的亡國感，上下一心，自強不息，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易經「乾乾夕惕若厲」是那個時代的精神，也是作老一生奮勉憂懼的寫照。我們曾經輝煌，李登輝承繼蔣經國留給他的總統職位時，正是「台灣錢淹腳目」，而現在三度政黨輪替，不論是政治民主或經濟民生，我們愈來愈好了嗎？仍在「自強不息」嗎？

這幾年，作老有些力不從心了，但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希望「江山勿留後人愁」。2015年，他終於決定結束長達27年的專欄「感時篇」，發表〈告別讀者〉時，一個讀者打電話給《聯合報》編政組，哭著說，「我們了解什麼是灰心，但是，請張先生不要停筆」。作老這個孤臣孽子最後一本時論集是《誰說民主不亡國》，亡國感直接入題了，「心所謂危」已到何等深切。

作老瘦弱，筆下卻有千鈞之力，厚重，哀傷，讀他的書總像被人一下一下搥著胸膛。我跟作老相差近30歲，初讀他的舊作時，還不認識他，忍不住驚嘆，這是什麼先知先覺的高人。台灣現在的問題，他在二、三十年前早就直接指出了，很多讀者因此推崇他，他卻毫無「吾道不孤」之感，他說「作為作者，哀矜勿喜」，他憂心忡忡，「台灣幾十年的政治、社會問題，絲毫未改，這是衰亡之兆，而覆巢之下，孰能倖存？」

作老是快筆，但這本回憶錄卻歷時4年，是他一生最艱巨、漫長的寫作工程，內容和他實際人生相比，簡約過甚，一因他謙抑，他認為「斯人也，小子也」，怎能「托大」寫回憶錄？即使書成，他堅持不肯在書名用「回憶錄」三字。二因他長年做總編輯的性格。在《聯合報》，丟掉的稿子比刊出的多得多，他對自己記憶體的資料，「選稿」、「核稿」甚嚴，一度認為撰寫本書根本是「棗災梨禍」，寫寫停停，若非各方好友勸勉甚殷，幾乎不能終篇。三因他不願道人之短，就算有所謂「內幕」，點到即止。還有，那個家破人亡的時代，多少創傷，年少時即已封存，老時尤不能觸碰。

鄉關何處

「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他的「土」是整個大中國。翻攪這幾十年的回憶，其實沉重。做為他的主編，我看著他受的折磨，經常不忍。

家在哪裡？

認識作老的人，都知他的性格堅毅，但我看過他流淚。

他在寫〈許倬雲的三次眼淚〉前，我先聽他說了。其中一次，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許倬雲家住長江邊，那天，許多小兵上岸，川流不息，許媽媽把小許倬雲放在門前石獅上，自己忙著替他們燒開水，媽媽告訴許倬雲，「那些孩子從這裡走過之後，可能再也回不來了」。中日那八年極慘烈、極不對稱的戰爭，中國的「血肉長城」就是一個個這樣的年輕人用父母給的身體堆起來的，中國因此沒有亡。長大之後成為中研院院士的許倬雲，在跟作老說這段往事時痛哭流涕，作老在跟我說時也滿臉淚痕。

沈君山和作老相交半世紀，兩人往返書信如赤子。沈君山第二次中風後，曾在聯副發表〈二進宮〉，公開他已交給律師及親人的遺囑，聲言絕不要無謂的急救，但在第三次中風倒下後，臥病11年，遺囑竟不能執行。這樣一個風流倜儻的瀟灑公子，這樣一個在二次中風之後仍「尚思為國戍輪台」的血性男兒，半生奔走兩岸，三見江澤民，想為中國「一而不統」鋪路，不料最後竟不能為自己生死置一辭。「悵望千秋一灑淚」，作老每到醫院或赴新竹寓所探望他，往往掩面失聲。

永遠的記者，一生的使命

作老喜與文人相交，所謂文人就是知識分子，以前知識分子不是指高學歷，還講究氣節、操守、人品。作老對他敬仰的知識分子，幾乎是執弟子禮，經常親訪或邀稿，替《聯合報》在學界建構了龐大的人脈網，並創設「專欄組」，將《聯合報》一舉推升到成為知識分子的公共論壇，一改當年以社會新聞為主要報導題材的媒體現象。

作老即使當過總編輯、社長，在拜訪大陸紅學專家周汝昌時，親自採訪、撰稿，從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膝上擺著筆記本，身體前傾，神情之專注興奮儼若中小學生。那時他已73歲。

作老一生只有一個工作：新聞記者。他認為總編輯只是暫時的行政職，終生職是記者。記者不是職業，是職志；不是一時的工作，而是一生的使命。總編輯卸下行政職，就應回到記者本業，或輔佐現任總編輯，這些珍貴的資深人才應該一直留在戰鬥崗位。他始終不認為這想法是「不食人間煙火」，30年前的建言未被採納，仍把它寫入「生平記事」，這已不是「若有憾焉」。

作老72歲退休，73歲去北大「遊學」。他常說，他一生最嚮往的生活是「青燈黃卷」。他自小失學，對知識的渴望、崇慕，貫穿一生。他視力很差，讀書費力，隨著年紀愈長，閱讀愈困難，他發明了一種「張氏大字本」，把剛買的新書拿去影印放大兩三倍後再讀，這種大字本，他有四、五十冊。他一直希望出版社能出大字書，這也成了他未了的心願。

作老「任謗」，有時，旁人替他氣得跳腳，他卻如局外人。他當年為報社做了許多改革，當時第三版幾乎都是以犯罪新聞為主的「社會新聞」，閱讀率很高，但是，作老認為應讓重要版面轉型為各種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這在當時是嶄新的觀念，而那些當年被作為議題設定的深度報導，不像現在如狗吠火車，那些報導對當年民主、民權、民生、民智，都發生極大影響力。但這種改革不免影響了專跑警政新聞的記者見報率，有人至今仍恨恨不休，而作老早已「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了。

曾任《聯合報》21年總主筆的黃年先生，從實習記者就和作老共事，他形容作老是一個「上上下下，人前人後，為人為文，表裡如一」的人，這幾字甚平淡，做來甚不易，而作老自然而然，不費吹灰之力，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人。他是《聯合報》唯一一個退休後還有自己辦公室的人，可見報社對他的禮遇，他在辦公室寫作不輟，成為第一個拿到總統文化獎的媒體人。這位白髮蒼蒼的老聯合報人，至今仍搭公車上下班，進出報社和一般同仁一樣佩戴員工證。如果早上在報社一樓聽到超商小七的小姐高聲喊著「大哥，你的中熱拿好了」，那位快速躬身上前去拿咖啡的「大哥」，常常就是作老。

心血肉相連的那種疼

作老喜讀田園詩，他曾以陶淵明為例，無論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園田居〉，文中滿滿的「人」，而且是「他人」，不是「自己」這個人。作老的回憶記事也很少自己，以事為主，從事看到那個時代；寫到人，也多是友人，而提到友人也多和那個時代的事有關。最後，在我再三催問家庭細節下，他寫了〈三個媽媽誰是娘〉，那是他一生的大哉問，家園和國家「心、血、肉相連的那種疼」，躍然紙上。

他連徬徨都不是一家一人而已。他的心裡沒有自己這個「人」，而恰恰是因為這樣，成就了他這樣一個人。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