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於2001年的法藍瓷，今年剛好滿15歲，特於日前舉辦「山水‧綻放」主題暨新品發布會，發表以故宮博物院鎮院三寶－北宋巨碑山水畫《谿山行旅圖》、《萬壑松風圖》與《早春圖》為創作的限量瓷品，展現品牌新藝術。

為時代留下紀錄

匠心獨具的「故宮三寶」瓷瓶，首度於台灣亮相。法藍瓷設計團隊突破陶瓷在形、色與質的囿限，創新呈現國畫水墨獨特的筆法，無論是《谿山行旅圖》質樸渾厚的「雨點皴」、《萬壑松風圖》氣勢剛勁的獨特筆墨「斧劈皴」，或是《早春圖》呈現雲霧飄渺之景的「卷雲皴」和「蟹足枝」，透過細緻雕塑技法和濃淡層次的彩繪表現，賦予經典當代新生命。

從郎世寧作品、與Steinway合作的日月相映鋼琴到「故宮三寶」瓷品，法藍瓷不僅傳承中華文化，更賦予它新的生命，豐富我們的生活。

「如果問我法藍瓷能為後代留下什麼？我們要留下的，就是時代的紀錄。」法藍瓷總裁陳立恆表示，創作時總不忘打造從古到今、從中到西、從傳統到現代，承載當代科技、人文精神與藝術涵養的作品。「如過去的山水畫是平面、黑白的，很多作品在時間流逝中已看不到原樣，法藍瓷就是希望重新展現作品的原貌。」

三寶之一的《谿山行旅圖》為北宋畫家范寬的代表作。范寬筆法質樸渾厚，尤以「雨點皴」著稱。《谿山行旅圖》以巧妙構圖呈現山水磅礡意境，更在尺寸極為渺小的限制下，活靈活現描繪人物、馬匹。在法藍瓷設計師眼中，《谿山行旅圖》占畫面三分之二的遠景主峰，是這幅畫中最獨特的部份，因而設計時，瓷瓶取畫作巍峨壯闊之勢，傳遞自然界堅強意志及極高無華的意涵。

李唐繪畫的《萬壑松風圖》，畫中泉水泊泊，松林蓊鬱搖曳，生動的筆墨讓人如臨真境。據考李唐創作此畫時已高齡，但是獨特筆墨「斧劈皴」氣勢雄偉剛勁。設計師為呈現毛筆側鋒幹筆擦刷而過，岩石質感的陽剛氣勢，以松綠褐色彩色表現蓊鬱，雕塑上強調幹刷效果，創造鬼斧神工的山勢氣魄。

郭熙繪畫的《早春圖》運用渾厚清潤筆墨，展現遠中近的S型全景山水，描繪初春瑞雪消融之時，萬物復甦之姿。設計師以一襲秀美的華服衣領開襟瓶口，讚揚畫家的多才多藝，運用極細輕薄的雕塑，表現郭熙獨特筆墨的「卷雲皴」和「蟹足枝」，呈現雲霧飄渺之景。

文化立足全世界

回顧法藍瓷創立以來，在中華文化沃土之下，逐步萌芽蘊育茁壯。從最初的創意設計、市場測試、產品行銷、銷售服務，是一條龍的產業鏈。成立第二年發表「蝶舞系列」就勇奪「紐約禮品展」「最佳禮品收藏獎」，不但是第一個得到此獎的華人，還打敗一起角逐的施華洛世奇品牌，後來哈佛管理學院還把法藍瓷當作個案教材。

法藍瓷成立時間雖然不如Wedgwood等歐洲瓷器大廠歷史百年以上，但是融合東西美學的優雅時尚，結合工藝和科技，馳名中外，廣受政商名流喜歡。2009年G20高峰會，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見美國總統歐巴馬時，即選用法藍瓷花瓶做為贈禮。目前產品遍布全球56國，逾6000個據點。

談到市場，陳立恆坦言，去年除了美國成長，其餘市場幾乎都沒賺，大陸受到打奢衝擊，營收衰退2位數；台灣受到不景氣波及也衰退不少。今年法藍瓷將從過去的大眾行銷走向分眾，透過大數據分析客戶喜好、消費模式，以便精準行銷。另外，內部也實行撙節，過往設計師設計的每一個作品都打樣，現在要確定適合市場的作品才會打樣。

在發布會上，法藍瓷特別安排舞者以翩翩舞姿引領觀者穿越千年時空，品味瓷藝風采及恆遠人文情懷。在悠揚樂聲中，在浩瀚山水間，在峰巒秀起的千態萬狀間，開創令觀者思考且遨遊其間的人文空間。

古人云：「詩無達詁。」詩歌的鑒賞，可以超越字詞的訓詁，在想像的意境中飛翔；小說的解讀，更有無限豐富的空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名句，是極富哲理的；但不應該反過來說：「要識廬山真面目，必須置身此山外。」正確的態度是─既要深入其中，對文獻、文本做充分的把握；又要超乎其外，「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旨趣，在自然景象會隨觀察點的轉移而改變。文學作品的批評與鑒賞，如果換一副眼光，換一副心腸，也會有與前人不同的發現。新發現不一定超勝前人，但畢竟在多元詮釋中增添了一元，這就是對學術的貢獻；至於各元間的精粗高下，則有待於歷史的檢驗與去取。

《儒林外史》的諷刺

以《儒林外史》為例，文學史的定位是諷刺小說；支撐「諷刺」說的，有兩個著名的細節：兩莖燈草，一個蝦丸。

嚴監生臨終，伸著兩個指頭，眾人猜度心事，皆未說中。趙氏道：「你是為那燈盞裡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挑掉一根燈草，他方點點頭，嚥了氣。嚴監生於是成了「慳吝」的典型。如果換一副心腸，節省一點能源，減少一點污染，又有什麼不對呢？

范進中舉，去拜見高要縣知縣湯奉。聽說范進母親見背，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不舉杯箸，知縣忙叫換了磁杯象牙箸；范進又不肯舉動，直到換了竹子的才罷。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後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丸子，方才放心。范進於是成了「虛偽」的典型。如果換一副心腸，遵制盡禮也要看環境，在老師的席上，可以要求更換杯箸，卻不好要求重辦素酒。在廣東、福建酒席上，蝦丸子算是清淡的了，在貴重的燕窩中揀了一個蝦丸，表明他確能節制盡禮，「情偽」云云，實難服人。

想要解決《儒林外史》的定位，首先要從大處著眼，問一問為什麼題名「外史」？答案是：對應於正史之《儒林傳》。正史自《史記》起，即設有《儒林傳》，傳主是「以儒學登用，林立朝右」者，事略是明其「專門經訓授受源流」。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說：「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吳敬梓「以《史》《漢》才作為稗官」，將「儒林」群體作為描寫對象，繼承史家「不虛美，不掩善」、「寓褒貶，別善惡」的傳統，對善的旌揚和對惡的鞭笞，構成了《儒林外史》的兩極。書中對至善之人如王冕、虞育德、杜少卿、沈瓊枝的旌揚，是讀者所不應忽略的。

胡適與潘重規的紅學

說到《紅樓夢》，「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情況就更突出了。不但眾說紛紜，而且肝火甚旺，從古到今，層出不窮。

如要釐清紅學的糾葛，不妨詢問一下：都讀《紅樓夢》，都講《紅樓夢》，「紅樓夢」三個字是什麼意思？是在「紅樓裡」做了一個夢？還是做了一個「有關紅樓」的夢？

前人的答案多半是傾向於後一個：《紅樓夢》寫的是一個「有關紅樓」的夢。問題在於，「紅樓」的寓意又是什麼呢？有兩位大名人給了答案。

一是胡適的：「紅樓」是富貴人家之所居；《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一是潘重規的：「紅樓」是朱樓；《紅樓夢》就是《朱樓夢》，作者是反清復明的愛國志士，《紅樓夢》是「紅樓血淚史」。

我們且來換一副眼光，換一副心腸，對他們的觀點作一點評論。

胡適1921年作《紅樓夢考證》，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他的假設，大膽在哪裡？在不了解曹雪芹的情況下，判定《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

什麼是自傳？作者寫出自己的生平，還原一個活生生的自我。如果將《紅樓夢》作者生平考證清楚了，對照小說情節又完全或大部分合轍，如《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確有吳敬梓的影子，說《儒林外史》有自傳因素，就會令人信服。但胡適採用的卻是類比法：曹寅有個親生兒子曹顒，又有個過繼來的兒子曹頫。曹顒無子（有人說曹雪芹是他的遺腹子），曹頫有沒有兒子？不清楚；胡適卻說有，並且就是曹雪芹。曹頫算是曹寅的次子，做過員外郎；對照《紅樓夢》裡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員外郎。所以，賈政即是曹頫；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曹雪芹「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所以，「《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則是當日曹家的影子」。他的「小心求證」就是如此簡單！

在胡適考證《紅樓夢》30年之後，「第一次有人否定他全部的學說」，他就是「堪稱為一大家」的潘重規。他批評「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員外郎」，從而推定賈政即是曹頫、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的邏輯說：賈政還任過學差，員外郎的官職，遠不及學政之高貴清華，但遍查清代史料，從無曹頫任學差之事，哪裡談得上自傳呢？退一步講，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做到員外郎的有哪些？他們的次子又有哪些？在數位化異常發達的今天，只要稍稍搜索一下，立刻能得出上千個人選，難道都是《紅樓夢》作者嗎？尤為要緊的是：曹家的極盛時代，是在曹寅江寧織造之任上，而號稱曹頫之子的曹雪芹，根本趕不上曹家的富貴繁華，怎麼可能「備記風月繁華之盛」呢？

「自傳說」的最大弊端，在無助於《紅樓夢》的詮釋。胡適由此推定「《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固然很煞風景；「自傳說」的繼承者們，竭力強調家庭衰敗對曹雪芹的影響，甚至說成是《紅樓夢》內在驅力。但出身「包衣下賤」的曹家，因充當皇室耳目而「飫甘饜肥」，並無多少令人欽羨的光輝；曹家的得罪抄沒，更算不上真理和正義的失敗，不值得為之灑下同情淚。

潘重規認為紅樓是朱樓，《紅樓夢》就是《朱樓夢》，有沒有根據呢？有。第52回有真真國女子「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的詩。潘重規的研究方法，是將《紅樓夢》看作運用「隱語」抒寫亡國「隱痛」的「隱書」，它是民族血淚鑄成的。如寶玉說「除明明德無書」，表示明朝才是正統；賈寶玉代表傳國璽，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寶釵影射清室，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取政權，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興亡；賈府指斥偽朝，賈政指斥偽政。結論是：《紅樓夢》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書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40回也不是高鶚續作。

評胡適對潘重規的反駁

潘重規的意見遭到胡適的強烈反駁，以為「還是索隱式的看法」，「還是猜笨謎的方法」。他的反駁對不對呢？

第一條，「還是索隱式的看法」。索隱，是傳統文化的正宗，司馬貞有《史記索隱》，與裴駰《史記集解》、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三家注」，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紅樓夢》明確宣示「真事隱去」，將隱去的事相「鉤索」出來，不是很對頭嗎？考證派也好，索隱派也好，探研的都是小說「本事」，即素材來源。作家、版本、本事，是小說考證的三大支。由本事考證的歧義，方派生出作家考證與版本考證的歧義。蔡元培早就指出，《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光緒18年(1892)，25歲的蔡元培中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感受應是有跡可循的。

大家都知道《桃花扇》戲裡有忠臣，有良將，也有奸臣，也有壞蛋。他們都在忙什麼呢？阮大鋮想投靠復社君子，侯方域等卻拒之門外，把他弄得很狼狽。「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史可法也好，左良玉也好，乃至馬士英也好，阮大鋮也好，都為滿清南下開闢了道路。不管主觀動機如何，不管道德品質如何，最終的結局就是這樣。試體會一下，以《桃花扇》人物的立場，這種懊悔會出自何人之口？阮大鋮的？還是侯方域的？我以為是後者。所以我讚賞潘重規的意見，《紅樓夢》是民族血淚鑄成的。

第二條，「還是猜笨謎的方法」。恰如胡適所指摘的，「舊紅學」確有穿鑿附會之弊，將形象與情節棄在一邊，因而走向了文學的反面。我贊同潘重規對作者政治態度的判斷，卻不贊同簡單地從字裡行間去「破譯」。

對「紅樓」的新解

回到正題上來，《紅樓夢》的「紅樓」是指什麼呢？請看，「紅樓夢」三字，出於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其《紅樓夢引子》曰：「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就點出了「紅樓」與「風月情」的內在聯繫。大觀園的少女，除了林、薛、史，餘者不是姊妹，就是丫鬟，寶玉和她們之間的感情，是不能稱作「風月情」的。還要注意一個史實：在書名改定的過程中，題為《金陵十二釵》的恰是曹雪芹本人。「十二釵」的典故，見《情史》卷七「情癡類」明末名士王百谷的一段話：「嘉靖間，海宇清謐，金陵最稱饒富，而平康亦極盛。諸姬著名者，前則劉、董、羅、葛、段、趙，後則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從「金陵十二釵」或「青樓十二釵」，可知紅樓就是青樓，《紅樓夢》就是有關青樓的夢。

再請注意《紅樓夢》作者的申說：「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試想，「我之負罪固多」與「閨閣中歷歷有人」是不同性質的事，為何說「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原因就在二者確有內在聯繫。作者之負罪恰在「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沉緬於狹邪之遊。作者若不綢繆北里平康，何能結識「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呢？如果出於「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的考慮，將此事隱而不言，豈不使「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的「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併泯滅了麼？

那麼，青樓十二釵與「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民族之感，又有什麼關係呢？

台灣學者王成勉的書中提到，清人入南京時，明朝共有23個總兵、47個副將、86個參將遊擊，以及238,300多明軍投降，其中包括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侯方域等名士勝流。相形之下，與之交往的曲院諸姬，如馬湘蘭、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顧橫波、卞玉京、寇眉、陳圓圓等「秦淮八豔」，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氣節。《紅樓夢》充溢著作者強烈的自譴自責，和對「所有女子」的敬佩之情。作者鄭重回答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亦即小說的所取題材問題：《紅樓夢》寫的是「當日所有之女子」、「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作者的創作意緒發端，並不起於家庭敗落後對繁華舊夢的懷念，而起於「歷過夢幻」後對「所有女子」的追憶。如果寫的是家庭生活的經歷，以「當日所有之女子」稱呼自家姊妹親戚，顯然是不恰當、不適宜的；「一一細考較去」尤不像是對待朝夕相處親人的口吻。

那麼，為什麼在《紅樓夢》看不出青樓的痕跡呢？

第一是幻化。「賈寶玉神遊太虛境」，實脫胎於唐代張鷟的《遊仙窟》。這篇賦體小說，自敘奉使河源，日晚途遙，行至一所香風觸地、光彩遍天的神仙窟。主人崔十娘，先以詩書相酬，調笑戲謔，又相邀登堂，親彈琵琶，備極綢繆，止宿而別。正如侯忠義所說：「把妓院虛構成『神仙窟』，那統統不過是『假語村言』。」《遊仙窟》與太虛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所不同者，太虛幻境為《紅樓夢》故事的隱括耳。

第二是淨化。《紅樓夢》將秦淮舊院的所有痕跡統統抹掉，虛構了一個「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賈府者，「假府」也。寧國公賈演，長子賈代化，長孫賈敷，隱含「演化」、「敷演」（衍）、「敷化」之意。大觀園只是秦淮舊院的變形，無非多了一堵牆而已。瀟湘館、蘅蕪院、秋爽齋、綴錦樓、蓼風軒、稻香村所構成的女兒王國，如眾星捧月擁著寶玉一人，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就是紅樓格局的寫照。賈府中的女兒皆按年齡排次，是從舊院「呼以女弟女兄為之行第」襲來的；男子卻各房另排，且多稱「二爺」，賈璉為「璉二爺」，他哥哥是誰？書中並未說明，可知亦是舊院習俗。

至於《紅樓夢》書中的民族主義，主要體現在情緒的宣洩，包括潘重規「破譯」的「隱語」，但最主要的卻是「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的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明清鼎革，時人稱作「天崩地坼」。《紅樓夢》作者補天無望，卻寫了勇補孔雀裘的晴雯，以寄託自己的情思。孔雀裘後襟上燒了一塊，能幹裁縫、繡匠都不認的，更不敢攬；唯獨晴雯看出是孔雀金線的，抱病將裡子拆開，用界線之法依本紋來回織補，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絨毛來，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聲，就身不由主睡下了。這麼一位好女子，卻因「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作者怎能不掬一捧辛酸之淚？「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就讓我們慢慢地去解其中味罷。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2016年，離立春尚有旬日之時，霸王寒流侵襲全台。陽曆1月24日凌晨坪林地區下了八小時的瑞雪，積雪達15-20公分。當地茶農滿面笑容迎接這場雪。雖然春茶產量稍降，但因雪能肥沃土壤，冷度可凍死病菌蟲害。反而讓春茶更加甘醇清香。當地八、九十歲的老人表示，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情景。但筆者在1901年2月6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發現，當年2月初的寒流，造成坪林尾的平地積雪6公分，地方以為珍奇。可見百餘年前坪林便有大雪紛飛的景象。本篇即以此為引子，給讀者介紹少為人知的坪林。

坪林於開拓前森林密布，四面環山，中為平坦林地。由於地形上林木由高山向平原傾斜，以傾斜尾端建莊，因此以「坪林尾」為名。坪林是福建省泉州府安溪人聚集的地方，據說大部分自今天的新北市三峽區移居至此，除了承繼安溪原鄉的製茶技術，其實來自原鄉的染布業也一度在此興盛過。至今，在坪林老街上，依然可尋找到當時染布用的碾石。

碾石是早期碾布的工具。明朝(1368－1644)宋應星《天工開物》稱它為「碾石」，又稱為「砑石」。碾布時，把上軸的布放置踏櫃，一人拉布，一人手握橫木、腳踏砑石來回碾動，使布匹平整光滑。而當時的藍染過程中，首先把要染色的白布，用薯榔和動物的骨膠一起煮，使布先染成淺咖啡色，以方便浸染，此一程序可稱為「打底」。薯榔的形狀就像大顆的地瓜，目前在坪林山區，還可看到此植物。當時製染料的主要植物是當地人稱「大菁」的菁樹，因幹葉形大，在一些南向有遮蔭的山地長得特別好，故名。又稱「山藍」。

在製造藍染的過程中，將菁樹倒入大坑中，任其自然發酵，當枝葉腐爛，汁液流出後，再丟入大木筒裡加水加以攪拌使其完全溶解，就可以用來染布了。然後將染色後的布，挑到北勢溪邊用溪水漂洗，把多餘的染料洗掉。因為染料由植物製成，所以並不污染水質。若要製成染料外銷，就要再加入石灰，染色素與石灰沉殿後，去除多餘的水分，剩下的糊狀物就是「菁靛（殿）泥」。浸水後的枝葉投向田園供肥料，其根株可做為燃料。染料外銷的地點多在中國大陸沿海福州、蘇州、上海、天津所製綢緞及其他的染料供應。

菁樹在中國大陸很早就有栽培。如戰國時期的思想家荀子（西元前313年－前238年）《勸學篇》中的「青（菁），出於藍，而青於藍」便是二千多年前荀子在目賭藍染過程中不可思議的變化，所發出的謂嘆！因此植物耕作容易，製法簡單，需求廣大，為台灣重要的經濟作物。最早的文獻記載，起於同治10年(1871)《淡水廳志》：「菁澱有園菁、山菁兩種，淡北內山種之，常運漳泉南北發售」。淡北指的大約是現今的新北市。日據初期隸屬深坑廳的坪林，大菁栽培的情況，據1907年12月13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深坑廳下之產茶地，從前概係大菁栽培之地。係我寬永（1624-1643）年間，始為試植，後漸次發達。自文山堡（轄域即今新北市新店、深坑、石碇、坪林、烏來、台北市文山區）一帶傳播於山腳各地方。至嘉永萬延(1803-1815)左右，台北之北郊清國人，組織資本會社，以四五十萬圓之資金，貸與農民。一年之製藍額，達一千四五百萬斤之多。因不加肥料，逐年產額減少。後為製茶侵入，故其產額漸減，僅充一地方之需用而已。又近年某內地人（日本人），於大湖桶庄，給請官地，栽培大菁。及著手製藍，於（明治）30年(1897)中，產生七千餘斤之藍。邇來雖有計畫擴張事業。因有事故，遂為中止。」

以上文獻所指的「大湖桶庄」，位居坪林鄉北勢溪東面山中。因菁靛製造多為河邊及池塘之旁，且為竹林半蔭處，以取炎夏汲水及納涼之便。故只需要露天的場所即可。又坪林不像三峽可利用淡水河之便，運進布匹染色，外銷染料。只能利用台北至宜蘭的淡蘭古道運輸。因大湖桶庄到宜蘭、台北、坪林尾等處都相當方便，所以有大湖桶庄比坪林尾庄還要熱鬧的說法。是當時來往商旅中午打尖（吃飯）的地方。也因此處為一置高點，房屋上的槍眼等防衛設施也很完備。

馬偕牧師等人曾於1875年4月26日從三重埔（今台北市南港）出發，經深坑、石碇抵達粗坑（今坪林大粗坑一帶），並在此過夜。第二天一早出發，經湖桶(O-Thang)，在天黑時至頭城，最後在宜蘭頭城雇河船，半夜時抵達三結仔街（今宜蘭市）。1904年日本人至實地繪製的《台灣堡圖》，尚有大湖桶庄此地名的出現。不久，大湖桶庄竟成了一片荒煙蔓草。附近村落流傳至今的鄉野傳聞，指稱此地曾遭日軍整個滅村。但是，此事件並不見於日方史料的記載，不過，可從以上文獻所指原本於1897年繁盛的大湖桶庄製藍產業卻因某事故而中止來看，當時的慘案極可能發生於1904-1907年之間。按，曾於1896年1月，結合台北、宜蘭抗日義士襲擊台北的當地土豪鄭文流，家中從事茶及青（菁）靛製造，家產兩、三萬。隨後潛伏在坪林山區，神出鬼沒，繼續與裝備優越的日本軍警周旋到底。1898年鄭文流等於現今茶業博物館所在的水聳淒坑接受日人招撫，隨後又從事舊業。1904-1905年當時的日本正為和俄羅斯的戰爭搞得焦頭爛額，如在此時機台灣又發生亂事，日方是有可能以「滅村」的激烈手段來去除這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1998年，一位署名「東山老人小嬰兒」的汐止人士在大湖桶遺址立下「湖桶義民碑」，當時商旅來往的古道，於光復初期尚有鄉民來往。現今除了湖桶古道在鄉公所規劃下成為一條踏青的道路。其他往台北、宜蘭的古道已極少人在走。反觀現今來往於台北、宜蘭只需不到一小時的北宜高速公路，時常車水馬龍。當初在坪林境內所開闢的雪山隧道已打斷萬年水脈，不僅讓翡翠水庫集水區的水源變少，也讓坪林當地的山泉水變少。至今，以水流聲音大聲而命名的水聳淒坑在當地已成絕響。筆者希望此文讓現代人知道飲水思源的可貴。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中華大地是個多民族相處、共生、共發展之地，從遠古的年代開始就是這樣的。過去人們認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在黃河流域。但是，這些年來的考古發掘，似乎表明中華的古文明固然定型在周朝，但它的起源，實則聚匯了幾個更為早期文明的精華。即便是一些長期「侵擾」中原地區的遊牧少數民族，在歷史的進程中，也起到了和中原文明既相互融合，又互增添生機的作用。這個多民族融合的過程，貫穿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直到今天還在持續不斷。這當中，漢、藏民族的歷史關係尤為久遠。

大家熟悉的唐文成公主進藏的史實，已經成為經典的歷史記憶。青海湖畔的日月山是當年文成公主進藏的所經之地，現在每年吸引著眾多的遊客。而作為這方面歷史遺存的見證，體現漢藏關係有名的文化景點也不少，舉如拉薩的大昭寺、青海的塔爾寺、雲南迪慶（現名香格里拉）的松贊林寺，以及承德外八廟的普陀宗乘之廟等。然而，具有同樣歷史文化意義，位於青海西寧郊區的瞿曇寺卻少為人知。

歷史悠久、建築宏偉

瞿曇寺是一個很獨特的藏傳佛教寺院。該寺院俗稱「小故宮」，與北京的故宮相仿，但卻早於北京的故宮。由於該寺地處山區，交通不便，因此，知道的人少，去過的人，就更少了。按瞿曇寺始建於洪武25年(1392)，至宣德2年(1427)落成，總共修建了35年。

它的建築年代早於故宮，歷經600多年，至今保存完好。從建築形式講，瞿曇寺是北京故宮的翻版（準確地說，應為北京故宮是它的翻版，但故宮的太和殿曾經毀於大火，又復建過），且為木質結構，可謂建築宏偉，讓人歎為觀止。幾年前，大修故宮前，北京還派了專家來到瞿曇寺，仔細觀摩，考察一番它的結構，以為參考。此外，尤令人感興趣的是它的歷史，實則反映了600年前中原王朝和青海地區少數民族間的親密關係。

話說元朝末年，隨著元朝的滅亡，青海邊疆地區異常混亂。當時青海的三羅喇嘛眼看局勢最終還是要定於朱元璋，他不忍生靈塗炭，便憑藉其聲望，招撫藏族部眾歸順明朝，使得青海地區結束動亂。有鑒於三羅喇嘛的功勞，朱元璋順應了他的請求，建寺賜名，於是有了瞿曇寺。

體現政教合一紐帶

瞿曇為梵文譯音，是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的姓氏和尊稱。明太祖將該寺命為瞿曇寺，可見其重視的程度。以後，明朝歷代皇帝，包括永樂、洪熙、宣德，都對該寺扶持有加，擴建寺院，頒敕諭，賜田地，施佛器。可見瞿曇寺不是一般的，而是和中原皇室關係緊密的寺院。因此，它雖為藏傳佛教，但整個建築卻是漢傳的風格。總之，瞿曇寺起到了明朝中央政權聯繫青海藏區，體現了政教合一的紐帶作用。

瞿曇寺殿居中院正中，其上懸有朱元璋所賜的「瞿曇寺」匾。隆國殿則是瞿曇寺最大的主殿，建築宏偉，類比北京故宮的太和殿。瞿曇寺的壁畫也是一絕，描述釋迦牟尼從降生到圓寂的生平經歷，這些明代壁畫，至今仍鮮麗奪目，是國內絕無僅有的藏傳佛教繪畫瑰寶。

雖然瞿曇寺在清朝中葉以後逐漸衰落。但它是清朝在承德建外八廟的早期樣板。清朝以少數民族興，它更知道如何統治多民族的廣袤中華大地。外八廟就是清朝初期，為了聯結、籠絡蒙藏的王公統治者而修建的寺院。「派十萬兵不如修一座廟」，是明、清兩代的治國方略。我們從歷史的政治角度看，便明白這些寺廟─不論大昭寺、塔爾寺、松贊林寺、普陀宗乘之廟還是瞿曇寺，都體現了中原王朝對於邊疆地區的統治意義，也對邊疆的長治久安起著支撐的作用。

瞿曇寺雖是全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因它地處西寧郊外的樂都地區，交通不便，訪客也少。近年，有關部門正在擴修公路，以方便遊客。相信這個在西北地方，不論從宗教的角度，歷史的角度，還是藝術的角度言，均負盛名的寺院，一定能迎來眾多的八方遊客。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二、如何看中華民國憲法？

在大陸方面看來，儘管中華民國憲法的正當性備受質疑，但其具有反獨價值。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台灣當局不承認大陸為一個國家，無法適用與其他國家保持關係的法律架構。1這樣有助於維護「兩岸一中」架構，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該憲法雖會強化台灣主體性意識，但大體上還是維持著「兩岸一中」的架構。具體說來，原因有三：

一是中華民國憲法經過七次增修後，雖然其「一中憲法」的性質已經鬆動，但其關於領土範圍的規定證明其仍是一部「一中憲法」，是維持兩岸同屬一中的重要連結。這也是大陸強烈反對民進黨妄圖修改或重新制定憲法的主要原因。

二是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發揮著重要的規範作用。台灣當局對它進行了七次增修，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也針對它在實施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進行了600多次司法解釋，這說明它在台灣的重要性。

三是中華民國憲法在目前兩岸互動中發揮著某些「正向」作用。目前國共交流的政治基礎是「九二共識」，而國民黨之所以承認「九二共識」則是因為其堅持中華民國憲法，因此，中華民國憲法為兩岸互動提供了「憲法一中」的基礎。

第二，該憲法是目前大陸在島內反對台獨、維護統一的重要憑藉。具體說來，原因有三：

一是在目前大陸的管轄權在事實上尚未及於台灣的情況下，大陸方面若想遏制台獨就必須依靠台灣的政治力量，而中華民國憲法則是他們重要的法理武器。

二是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領土主權範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領土主權範圍是重疊的，這種對於「一個中國」的認定是台獨的重大障礙。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曾先後提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但僅限於領導人的政治表態，並未上升至法律層面。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國的主權仍然是完整的，雖然期間也經歷了政黨輪替，但這一憲法事實並未改變。2

三是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儘管國號是中華民國，但卻不折不扣地維護了「一個中國」。該文件也是大陸方面在法理上宣稱兩岸同屬「一中」的重要依據，默許這個「一中框架」法律文件以及法律體系的存在及運行，對於維持兩岸和平、維護「法理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該憲法蘊含著「未來統一」的價值。首先，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統一憲法，其增修條文的前提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應利用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精神和主張「中國」、「一個中國」和「終極統一」等積極元素來維護和實現未來統一。

其次，這部憲法雖有「在統一之前」的表述，但也承認該憲法僅在台灣地區運作，且兩岸暫時處於分治狀態。只有承認兩岸暫時分裂分治，才有兩岸將來走向統一的問題，這正是兩岸統一的法理依據。

誠然，中華民國憲法在特定時期具有某些正向價值和意義，但不能無限放大這種價值和意義。隨著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其負向作用會逐步顯現並呈擴大態勢，到了一定階段其必會成為實現統一的重要障礙。總之，中華民國憲法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按照政治問題的標準（即是否有助於維護和實現國家統一）來對其進行評判。

三、未來的處理思路

解決兩岸在中華民國憲法問題上的分歧，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又極具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筆者認為，未來對中華民國憲法的處置可分為以下兩個階段來進行：

（一）統一前的處理方案

在兩岸統一之前大陸方面不會承認中華民國憲法。當然，大陸也不會完全否認中華民國憲法，因為畢竟其有助於維護「一個中國」框架，是兩岸展開政治談判的重要基礎之一。因此，鑒於中華民國憲法的階段性價值，大陸對其既未承認，也未否認，而是採取了沉默的態度。但是，保持沉默並不等於默示承認，更不等於明示承認。

從法理上說，承認有明示承認和默示承認、法律承認和事實承認之分。就中華民國憲法而言，大陸方面不會做出明示或法律承認，但是否可以對中華民國憲法做出默示承認或事實承認？很多人認為，大陸可以抱此態度。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主要與對承認及其法律後果不甚瞭解有關。雖然默示承認和事實承認的承認程度不及明示承認和法律承認，但均是承認的類型，均是法律行為，其體現出來的意思是「接受」對方的論述，只不過是接受程度相對較低而已。既然是法律行為，就會產生相應的法律後果。

然而，沉默並非意味著默示承認或事實承認，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因為沉默僅僅是一種態度，而不是法律行為，所以其不會產生相應的法律後果。大陸對中華民國憲法保持沉默，所體現出來的意思僅僅是「認知」或「體諒」，並不表明大陸承認或接受中華民國憲法，因而無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同時，大陸的沉默亦表明，大陸雖然不承認中華民國憲法，但尚未達到直接反駁或正面否定台灣方面關於中華民國憲法論述的程度，暫且可以忍受。3

（二）統一階段的處理方案

按照大陸官方的原先表述，統一後將由全國人大制定類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台灣基本法」作為台灣地區的「憲制性法律」。對此，台灣方面堅決反對，明確拒絕大陸方面提出的「一國兩制」模式，認為這是中央對地方的垂直統一模式，不能接受將中華民國憲法改為台灣基本法。那麼，大陸方面該如何應對？

儘管未來如何處理中華民國憲法是統一後制度安排的組成部分，但不能忽視大陸關於統一後制度安排的設計給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意願造成的影響。各種民調結果顯示，在統一後的制度設計中，如果不能妥善安排和處理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會直接影響到未來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的意願。一個讓台灣民眾可接受的處理方案，可以對兩岸統一形成召喚力，為兩岸統一注入正能量。基於這樣的考慮，筆者在此進行理論上的設想。

未來處理中華民國憲法的方案，必須與未來統一方式選擇相掛鈎。從統一雙方的關係來看，未來統一方式無非有三種情形：一是大陸統一台灣，二是台灣統一大陸，三是大陸和台灣共同走向統一，共締新國家。

在這三種統一模式中，第二種統一模式涉及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處理方案，而不涉及中華民國憲法的處理方案，並且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出現，故是一個假命題。第三種統一模式是兩部憲法共同走向終結，重新共同制定新的國家憲法，也涉及不到對中華民國憲法的處理問題。可見，上述三種統一方式中，只有第一種方式才涉及如何處理中華民國憲法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在理論上應有三種具體的處理方案：一是取消，二是保留，三是改造後保留。

目前要回答將來會採取何種處理方案，主觀臆測的成分確實多了一些。因為將來採取何種處理方案，要取決於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情勢、力量對比等多重因素，需要經過兩岸的談判與協商，所以目前難以預測未來會採取何種方案。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做一些理論上的假設和推演，分析每個方案的實施條件和利弊，以深化對選擇方案及其實施的認識。基於此目的，特做如下分析：

方案一：取消。

該方案主要基於以下兩點：

其一，倘若不取消中華民國憲法，很容易導致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依歸和懷戀。從歷史上看，政治符號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為減少未來治理台灣的成本，可以考慮直接取消。

其二，台獨勢力觸碰大陸動用武力的底線，大陸在通過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後，直接取消的可能性較大。

方案二：保留。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載有「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以及其領土範圍包括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等內容，此類內容在未來統一時必須予以取消或更改。倘若對中華民國憲法原封不動地予以保留，兩岸統一就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反過來說，既然是統一，也當然不可能原封不動地保留原來的制度和法律。所以，未來採取這一方案的可能性較小。

方案三：改造後保留。

在兩岸統一之前，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憲法的合法性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在兩岸統一之後，在「一個中國」框架下，能否允許台灣人民繼續沿用中華民國憲法這一政治符號呢？按照傳統的憲法學和政治學原理，答案應當是拒絕沿用。但如此一來，可能會使一部分台灣人民因長期以來對中華民國憲法的習慣或感情而對大陸懷有不滿，從而不利於增進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所以，在兩岸統一之後，為了照顧台灣人民的感情和習慣，大陸方面是否可以允許台灣方面繼續保留憲法稱謂，也並非不可以商量。

在上述三種方案中，方案一和方案二在技術上比較直接、簡單，筆者在此不展開分析。鑒於方案三「改造後保留」比較複雜且備受各方關注，所以筆者特就其做如下分析：

第一，改造後保留的可能性分析。兩岸統一後是否允許中華民國憲法經改造後予以保留，取決於諸多複雜的因素，譬如兩岸政治互信的程度、兩岸統一的方式和模式、台灣民眾的意願等等。假如屆時大陸允許採用這一方案，那麼想必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考量：

其一，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憲法抱有深厚感情，保留中華民國憲法可以較好地順應台灣民眾的這一心理，以弱化他們對中央政府的不認同心理。

其二，台灣民眾已養成自覺的憲政意識，對憲法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服從意識，改造後保留對於今後台灣的治理和社會穩定不無裨益。

其三，改造後保留中華民國憲法對於維護台灣法律秩序穩定有一定意義。從立法角度說，它是台灣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礎和依據，具有母法的性質，考慮到它在台灣地區長期發揮著根本法的作用，經過適當修改，可以允許附條件地保留。

其四，由於區域性憲法（如聯邦制下的州憲法、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省憲」）並非是主權國家的標誌性元素，因此中華民國憲法經改造後保留不會必然影響國家主權完整。未來兩岸統一之後，憲法也不再具有泛政治化色彩，保留憲法稱謂並非是一個不可以討論的問題。4屆時，即便保留「國」和「憲法」等字樣，這也僅僅是中國內部一個特殊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符號，代表著大陸為照顧台灣人民的歷史情感和習慣表達而做出的妥協和讓步。

當然，倘若在兩岸統一後實行「改造後保留」這一方案，必須具備相應的條件，譬如，確立了兩岸統一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島內人士不再從事台獨活動，不再利用憲法來論證台灣的主權地位等等。另外，憲法的名稱必須要改造，不能直接稱為中華民國憲法。那麼，其具體名稱叫什麼？雙方可以協商和討論。

第二，區域性憲法的涵義。基於聯邦制國家的州憲法和中國歷史上「省憲」的經驗，筆者主張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可以在兩岸統一後將「台灣特別自治區憲法」界定為區域性憲法。為了更好地理解區域性憲法的涵義，需要注意以下區分：

其一，區域性憲法與「台灣基本法」的差別。從性質和效力範圍上看，「台灣基本法」是全國性基本法律，而區域性憲法是台灣地區的「小憲法」。從制定主體來看，「台灣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而區域性憲法由台灣民意機關制定。這裡的「區域性憲法」帶有聯邦制國家裡的「州憲」性質，承認其為「區域性憲法」，並不意味著承認其為主權國家。所以，無論是從法的性質、效力抑或制定機關來看，區域性憲法都不同於「基本法」。

其二，區域性憲法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區別。兩者在法理上的管轄範圍不同，前者在法理上的管轄範圍是台澎金馬地區，後者在法理上的管轄範圍除了台澎金馬地區，還包括大陸地區和外蒙古（當然，實際管轄範圍僅及台澎金馬）。兩者的性質也不相同，前者是一部區域性憲法（類似於聯邦制下成員單位的憲法），不再與主權國家意義上的中華民國相掛鈎，僅僅是延續歷史稱謂而已；後者是一部全國性憲法，是用以論證中華民國仍然存在及其合法性的工具。

綜上所述，對於中華民國憲法的處置方案，可以分階段實施。在目前階段，它是台灣當局用來論證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符號，是為其「兩府」、「兩國」說帖服務的，其時下所謂憲法與其所謂國家定位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出於維護「一個中國」的政治立場，大陸不會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待將來兩岸統一後，可以考慮將「區域性憲法」作為處理方案的選項之一。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註釋：

1.蕭元愷著：《台灣問題：政治解決策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82頁。

2. 蕭元愷著：《台灣問題：政治解決策論》，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9頁。

3. 由於以上這兩類行為帶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所以很多人將他們混淆起來，導致許多誤解或錯誤。我們進行了這樣的區分之後，對於認清大陸對中華民國憲法的態度，具有積極意義。

4.與筆者主張的「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新構想相銜接，未來可以在某些前提下來商討保留憲法稱謂的問題。

台灣這個社會真的有病，還病得不輕。黃安事件就是如此。

繳交健保費的人，有權利得到健保照顧，合情合理合法，不管住在台灣或境外。這是一種保險制度，黃安為何不能就醫？

醫生的信念就是救治病患，那些說：「不該補貼心在祖國的抓耙子」，詛咒黃安要他心血管「塞好塞滿」的人，配當醫生？醫生在看病的時候難道要先問統獨、黨派嗎？

黃安愛中華民國，支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台獨惡之理所當然。但國民黨主席與立委們竟說黃安是中華民國公敵、「吃裡扒外，濫用健保」，還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不允許人民在國外詆毀國家。」這是什麼話？大陸地區是國外？反台獨叫詆毀國家？支持「九二共識」成為全民公敵？行政院長張善政竟然說救黃安的命「老實說他心裡不太高興」？

民進黨的兩岸條例都把對岸叫大陸地區，國民黨的立委還把對岸當國外，還借黃安事件公開宣布該黨就是台獨，那國民黨為何不併入時代力量？

國民黨之敗，正是把反中做其「主流意識」，衍至竟在選舉時去反對民進黨的「維持現狀」，說這現狀是「一個中國，要統一」，故不可，結果自招其敗，竟把其敗歸罪黃安檢舉台獨？可悲的是，這隻鬥敗的公雞，自始至終還活在「檢討自己，輕聲細語；檢討他人，振振有詞」。

20幾年來，在這島上，對於綠營稍有不敬，便會立即招來無數的攻擊抹黑羞辱造謠與迫害，無日無之，台獨全然瘋狂地為所欲為。這樣一種強欺弱、眾暴寡的法西斯心態，才真正可恥。

自由與人權從來都不是台灣人們關切的對象，半個多世紀來，純粹是永無止境地全然以政治顏色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是台獨這一國的，隨你看要怎麼扯爛污怎麼胡作非為都沒關係，但若非我族類則人人皆可誅之辱之。這種迫害狂，對黃安如此，對郭冠英更是如此。

這種惡相主要是社會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醫生、教授、學者、媒體編採人員及電視上的名嘴所造成，他們集一大堆自大病、疑心病、焦慮病、政治立場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等於一身。

電視竟有這樣的民意調查：「你認為黃安有資格使用健保嗎？」這是什麼樣的低級封閉社會，竟然可以把一個人揪出來公審他有沒有資格行使他的基本權益？這就如同常聽到醫界或一般人的一種論調說，愛滋病或同性戀這些「人渣」，憑什麼用健保看病？他們應該為他們不檢點的行為負責。

一個人如果有權利使用某種資源，例如健保，那他就是有權利使用，而不應該因為權利的行使而受到任何人身攻擊或羞辱；即便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歹徒，若他理當有權如何，便當如何，旁人憑什麼羞辱？黃安是個病人，為什麼必須受到社會公審？

黃安如何「殘害台灣人」？他不過就是在臉書上指控某些藝人在大陸賺錢喊統，回到台灣就喊獨？以憲法論，這屬於黃安的言論自由。他回台就醫，屬於憲法保障的人民遷徙自由，和維護個人生命的生存權，怎能不給？

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黃安，只因政治立場不同，就定成「不具有人格權的異類」，不但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性尊嚴，也不可享有在台灣生存的權利。請問這樣的台獨醫師，和二戰期間的德國納粹有何不同？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還真沒看過一個生病的人，被數以萬計的人不斷詛咒，希望血管「塞好塞滿」，高呼「病魔加油」！

挺綠的民眾，氣他「抓耙子」害周子瑜；挺藍的選民，更氣他選前搞到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於是不分藍綠，沆瀣一氣，彷彿這輩子心中所有的氣，都要出到他的身上。

時代力量立委要求將黃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但這只能用在「外國人」身上，黃安持護照要回台灣，其實他根本沒出國，只是到內地，則台獨可叫行政院依據哪一條法律，不讓他回來？這不是回到「黑名單」時代？

台灣病得極重，就是有太多的台獨，只要一觸及政治議題，立即就患了失心瘋，各個都搖身變成為歐洲黑暗時代的宗教法官，既可販賣贖罪券，還可因勇於獵巫而升官發財。面對這些糟蹋異己、欺壓少數的人，那些掛人權羊頭賣政治狗肉的台權會，會跳出來聲援黃安並譴責暴民社會嗎？當然不會。他們沒有落井下石就算不錯了。

難道台灣無法理解這些非常簡單、但卻是「文明之所以可能」的基本道理？難道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在一種文明良善的社會中正直、愉悅地成長？難道真的蠢到看不出來那些操弄族群仇恨與對立、滿口愛台灣的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惡棍？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就是說話、寫作、發表意見等的自由，看起來簡單明瞭，但大部分人只擁護它，卻很少探究它的真正涵義和適用範圍。

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指的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或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是「人人有權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見及主張」與「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發表意見和主張，此項權利包括尋找、接收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國界。」而言論自由的字面意義只涵蓋了前半「持有和發表意見及主張的自由」，卻未涵蓋後半「尋找、接收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使多數人都忽略了後半的重要性。

主流媒體掌握言論流通

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在網上發表言論，發表的自由大致不成問題，但一般人的網上言論只會在朋友和小眾之間流傳，言論的廣泛自由流通仍掌握在媒體和出版業之手。聯合國言論自由流通的崇高目標是不容易達到的，它說言論自由應「不分任何媒介和國界」，但大部分國家都對外國人或企業經營本國的媒體和出版相當敏感，甚至設有很多限制，使得各國的媒體和出版都自成體系，加上不同國家的不同語言本就形成溝通障礙，因此，跨國的言論流通更加受到限制。

言論自由和西方民主大致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因此，西方支持言論自由的主要手段是避免政府公權力介入，要讓媒體和出版業自由發揮，自行決定發表、出版什麼，這樣看似很自由，但市場競爭的結果則是媒體和出版業落入少數大企業或資本家手中，只有大企業有能力和管道向民眾傳播訊息。以台灣的書市為例，現在是誠品書店一家獨大，它在全台有40多家分店，其壟斷地位幾乎可以決定哪些書籍可在台灣流通。

與西方相對的，中國大陸雖在經濟上引進資本主義體制，但整體制度上仍保有社會主義理想，為了保障社會主義的長遠走向，不少媒體和出版業係由共產黨和政府主導，以避免媒體落入資本家之手。由黨政機關還是由少數大企業主導媒體和出版業，何者對言論自由有利，頗難定論。

再以誠品為例，筆者是常客，卻很質疑它的選書標準。以兩本書為例，大陸旅美學者張維為闡述「中國模式」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在大陸大賣了35刷，竟被誠品捨棄，未能在台灣問世；對比之下，以日本右翼史觀寫成的《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來自日本右翼史家的觀點》，卻在誠品的主要櫃台大肆販售，如此大力傳播非主流的日本右翼史觀，言論自由流通的取捨標準究竟在哪？

台灣由於長期反共、親美、親日，近年愈趨反中，這些既成的意識形態瀰漫，媒體和出版界自然傾向根據這些意識形態篩選言論或訊息，背離了言論自由流通的理想，台灣看似開放自由，其實卻是封閉在自己僵固的意識形態裡，無法客觀中性地看待中、美、日及整個世界。

言論自由隨文化而異

不只言論自由流通的重要性被多數人忽略，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也不簡單。簡單說，發表的言論不能涉及誹謗、煽動仇恨等。而以煽動仇恨來看，言論到什麼程度該被視為是煽動仇恨，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認知，難有一定的標準，於是很多台灣人為了政黨競爭，打煽動仇恨的擦邊球，造成藍綠群眾對立仇視。

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取決於人民的共同意識或文化背景，因此不同國家的言論自由範圍可能差異很大，2015年初巴黎《查理周刊》恐怖槍擊事件是一明顯的例子。該刊物經常諷刺各種宗教，包括伊斯蘭教的先知，遂遭伊斯蘭激進份子槍擊報復，死傷嚴重，事件發生後，有大批西方民眾遊行支持《查理周刊》，也有伊斯蘭教民眾示威支持對《查理周刊》報復，西方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的言論自由範圍明顯不同。中國人一般不把神或先知看得無上崇高，但基於儒家將心比心的思想，絕不贊成諷刺別人心目中的神或先知。

另一個言論自由適用範圍中西有別而影響重大的例子是統獨言論。歐洲由許多封建諸侯國組成，國王常分封子女，各自成為獨立小王國，人們對國家分裂、小王國獨立習以為常，歐美因此把獨立或分裂國家的言論視為合法，屬於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中國的歷史完全不同，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多數時候是統一的，即使在分裂時，仍總以統一為目標，因此人們習慣大一統，獨立或分裂國家的言論自然不在言論自由的範圍內。中西對於獨立或分裂國家言論的不同觀點無所謂誰對誰錯，是非和法律本就取決於人民的共同意識和文化背景，沒理由全世界一致，人們應該要有雅量接受並尊重不同國家的不同言論自由範圍。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2016年大選前，藍、綠兩黨為多數黨組閣爭論不休，其實證諸法國和中國的歷史經驗，都曾徘徊在帝制與共和，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十字路口，最後終於走上雙首長制，亦即左右共治的道路。

英國是典型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或虛位君主制），美國則是典型的總統制，然而前者要實行成功，需有一個虛位君主，英、日即是；而美國的總統制之所以成功，則與其聯邦體制有相當關連；法國是採折衷制，亦即雙首長制，又稱左右共治。

法國左右徘徊到左右共治

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之後，左右徘徊於帝制與共和兩者之間，或內閣制vs.總統制，時而總統制（拿破崙先當第一執政），甚至皇帝復辟（拿破崙後來稱帝） ，到19世紀先有1830年的七月革命，後又有1848年的二月革命，大約歷經一百多年的動盪，才逐漸發展出現今的雙首長制。二次大戰結束後，法國第五共和有鑒於法國第四共和及法國第三共和時期，國會經常行使倒閣權，造成政局不穩，於是增加了總統制衡國會的權限。法國至今採行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其運作經驗最為豐富。

半總統制/雙首長制，當總統和國會中的多數黨同黨時，就實行總統制；反之，若總統和國會中的多數黨不是同一黨時，就行內閣制，總統必須釋出組閣權，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閣，總統成為超然的虛位總統，位高權不重，否則無法解決朝小野大的政治亂象，總統任何提案都無法在國會中通過，容易演成政治危機。總統是國家元首，還有任免總理，主持內閣會議，頒布法律的權力，同時也是國家軍隊的最高司令。當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占過半，總統所委任的總理就是總統所屬政黨，變成由總統主政。相反，在野黨在國會過半的話，那麼總統就需任命在野黨所推舉的人為總理，由在野黨主政，在政治學裡，稱為換軌（或稱「左右共治」），是名副其實的雙首長制。

實行內閣制的國家，一般而言，政局比較穩定，全國只有分區競選的國會議員，首相由國會（下議院）中的多數黨黨魁出任，他不必投入選舉，只要全力輔選同黨同志競逐，取得國會更多席位，以便取得組閣權，掌握行政大權。因為首相不必選，也就不易撥弄和撕裂國人的情緒，製造政局的動盪不安，自然政局比較安定。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就改行英國式的內閣制，可以佐證（戰前是模仿德國式的君主立憲，國會和內閣都要向天皇負責，天皇成為權力至高無上的政治和宗教領袖，不幸走向軍國主義。）

中國也在制度中擺盪

中國與法國的歷史經驗十分類似，清末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試圖遊說光緒皇帝，漸行內閣制，不幸導致保守勢力反撲，維新變法不到百日即告夭折；後來的立憲派依然試圖走君主立憲式的內閣制，卻因謀皮不成，宗社勢力阻擋，終告失敗，否則中國有可能比日本更早實施英國式的內閣制。

民國之後，孫中山讓位袁世凱，試圖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總統制）為《臨時約法》（內閣制）以箝制袁世凱，一位民主憲政的鼓吹者宋教仁不幸做了政爭的犧牲品，否則他有可能成為第一位具有實權的內閣總理。責任內閣制終告失敗，而袁世凱的卑劣手段也就昭然若揭，人神共憤了。

袁死後他的徒子徒孫就爆發了府院相爭，其實就是內閣制（段祺瑞）vs.總統制（黎元洪、馮國璋），一邊堅持《臨時約法》/內閣制，一邊主張總統制/《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兩派相爭甚久。

抗戰勝利後，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抵制制憲國大，蔣介石故示開明，放棄《五五憲草》（總統制），延請民社黨的主席張君勱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結果蔣介石一看草案，臉都綠了，因為這部《憲草》完全是內閣制設計，至少是傾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為此，蔣一度想退選總統，改推胡適參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而自居行政院院長一職。所以後來當選不久，蔣就藉口動員戡亂，頒布《臨時條款》，讓總統有權無責，成超級巨無霸總統。

李登輝幾度修憲，把行政院長必須由立法院同意之條款取消，名義上是唯恐被立委要脅，卻破壞雙首長制憲政精神，對此，李登輝恐難辭其咎。民進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因阿扁未能尊重立法院的多數黨－國民黨，釋出組閣權，妄想要整碗捧去，才導致憲政危機，一事無成。

如今雖然動員戡亂體制廢除，臨時條款取消，然而《中華民國憲法》的原始精神即是雙首長制，毋須爭議。新國會產生後，由多數黨組閣，完全符合憲法精神，既可消弭政治亂象，也能避免政局空轉。可惜朝野互信不足，多數黨組閣終告落空！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1946年5月，從緬甸凱旋歸國的新一軍和新六軍，被調派去支援東北接收，國軍和共軍在四平街對峙，僵持不下，進退維谷，中央急電在國外參加聯合國軍事首長會議的孫立人將軍回國，趕赴東北指揮作戰。將士們聞知孫將軍親臨指揮，士氣大振，在三天之內攻克四平街。繼而會同友軍，採取分進合擊的戰法，乘勢沿著中長鐵路，向北挺進、追擊，大敗林彪部隊，很快地收復公主嶺、長春和松花江門戶德惠，林彪部隊敗退到松花江北岸。

新一軍訓練有素

新一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不擾民，能打勝仗，深得東北父老敬愛，從此大家尊稱孫將軍為「遼北守護神」。

同年7月，新一軍幹部教導總隊分別在北京、瀋陽、四平、長春、吉林和遼陽海城招考知識青年。我的家鄉吉林白城市被共軍占領，交通中斷，我徒步600多里路到長春，看到新一軍部隊軍容壯盛，敬佩在印緬遠征軍指揮仁安羌大捷的抗日名將孫立人，於是應召報考教導總隊，經甄試後錄取，感到非常榮幸。我們這些青年學子就是新一軍教導總隊第九期的學生，一共有六個中隊，在長春興仁大街滿炭大樓營地受訓。

受訓期間，孫將軍來視察我們，我們看到他魁梧的姿態、威武的神情、英姿煥發。那年冬天，天氣嚴寒，孫將軍堅持發毛皮大衣給我們，大家覺得他特別愛惜我們青年學子。在遼瀋會戰期間，我們到戰地實習，同時負責清理戰場，讓林彪以為孫將軍還有大軍支援，這也是戰法運用的攻心戰術。

孫將軍本想乘勝北上，一舉拿下哈爾濱，惜因與東北長官公署長官杜聿明的作戰理念不合，部隊羈絆在松花江南岸，不准進擊，並於次年(1947)解除孫將軍的新一軍軍長職務，同時調離東北，東北父老和軍隊想挽留孫將軍，但軍命必須服從，大家覺得失落，也認為孫將軍這一走，國軍必敗矣。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了以後，遼瀋會戰便節節失利。

孫立人離開東北時，從我們新一軍教導總隊挑選了400名學生，在1947年9月跟隨他來到台灣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示範隊，我們成為孫將軍在台灣建軍和練兵的先頭示範部隊。後來他又到南京、上海、武漢和廣州招收更多知識青年，展開建軍和練兵大業。

鳳山成立第四軍官訓練班

孫立人將軍受命為陸軍副司令，兼任陸軍訓練司令。受命之後，他到台灣查看，於1947年10月1日，在鳳山成立第四軍官訓練班，自己親任班主任，同時親自講授《統御學》，告訴我們如何練兵、打仗、帶兵和做部下的好榜樣，如何去愛護部下，怎樣作軍隊的管理者，使國家富強。我們400名知識青年，分別進入第4軍官訓練班第15、16、和17期（台灣開辦的前3期）接受訓練。孫將軍訓練出來的幹部，後來派到各部隊、各單位，包括入伍生總隊、女青年大隊、步兵學校及後來的幼年兵總隊，我即擔任幼年兵總隊第7中隊副隊長。1953年高層強迫解散幼年兵總隊時，孫立人留下5個幼年兵，以私人費用送到（陸軍子弟）誠正學校讀書，我們隊上的揭鈞是其中之一。

1949年台灣處於風雨飄搖、危在旦夕的困境，但那年10月底，在金門守古寧頭的201師，曾經孫將軍訓練過，創下佳績，而且中共9千多人登陸，卻沒有一個人能逃返大陸。這場大捷，奠定台灣復興的基礎，與次年海南島之役，形成明顯的對比。

1950年，國民政府遷台，在孫將軍「先訓幹部，後訓士兵」的建軍理念下，軍隊開始有了成效。孫將軍卻不幸受到派系的陷害，他的精英幹部及曾跟隨他遠征緬甸的部下一個個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入監，1955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生效後，同年5月軍中開始逮捕大批孫將軍的部下，我們這些後期才跟隨孫將軍到台灣的幹部也感到危機重重，上面強迫收回第四軍官訓練班的同學錄，將其付之一炬，同時以統一軍校學籍的名義，讓我們重新補訓，接受受思想再教育訓練。就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混亂狀態下，孫將軍被名不正言不順的理由軟禁在台中。

1988年孫將軍的義子揭鈞回到台灣，呼籲還孫立人清白和公道，得到學術界和社會人士的熱烈回應，後來監察院也公布了當年五人（曹啟文、蕭一山、王秋華、陶百川、余俊賢）小組的調查報告，說明孫立人是清白的，於是孫立人恢復自由，我們這些老部下歡天喜地，次年為他舉辦90大壽。一年多後，孫立人壽終正寢。其被軟禁長達33年的台中住所，後來政府認定為文化資產，改成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我們從東北來的知識青年400人，受到將軍的人格薰陶，感懷孫將軍的勛功，大家出錢出力，籌鑄孫將軍銅像捐贈給孫立人將軍紀念館，供後世瞻仰。

（作者係陸軍退役少將）

1984年6月東京的現代史出版會推出了山本憲藏所著《陸軍贋幣作戰─計畫、實行者所公開日中戰爭的秘話》一書，披露了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部印行法幣偽鈔，意圖破壞中國法幣及經濟的陰謀。

實際負責該行動的山本憲藏，1901年1月出生於東京；1921年5月陸軍經理學校畢業，同年10月獲任命為陸軍三等主計（少尉）。日本投降時，山本的軍階為陸軍主計大佐（上校）；戰後赴美研究寶石。山本自己表示，他是1939年8月奉命主持該工作，職位為兵器行政本部登戶研究所第三課長。第三課的建築物用特別的牆壁圍起來，人員全經過憲兵安全調查，大約250人，其中80人左右是日本最優秀的印刷技術人員。

利用中國機材製造假鈔

至1940年夏天，他們已能夠偽造幾可亂真的中國法幣，並大量印刷；更由於翌年12月24日，日軍占領香港和九龍，據有國民政府的紙幣印刷工廠，因之更能大量偽造「真正的法幣」。

當時日軍占領部隊囊括的機材有：(1)九龍的中華書局，這裡之前有印製中央銀行的紙幣，其印刷機器解決了日本人無法克服的偽造技術，所有設備及材料，全搬往登戶研究所；(2)香港的商務印書館，扣押了交通銀行5元紙幣印刷版，但後來沒有用；(3)獲得交通銀行10元紙幣的印刷版及其半製品，悉數移往登戶研究所；(4)香港的香上銀行，扣押該行的紙幣，命其負責人簽發高金額鈔票，之後用這些鈔票支付給蘇聯的貨款。

加之，在太平洋上，德國潛艇擄獲了一艘美國商船，該船載有國民政府向美國訂購的交通銀行鈔票未完成品，德國潛艇便在上海把這些交給日方。如此，登戶研究所遂能夠每月偽造1億至2億元法幣。1940年3月當時的陸軍部長東條英機曾當面嘉獎山本「幹得好」。

他們所偽造的法幣，完全用中式綑包，由參謀本部第八課（謀略），派出出身陸中野學校（專門訓練間諜的學校）的人員擔任護送。

從日本運到中國大陸的偽造法幣，全交給上海的阪田（誠盛）機關，亦即松機關來統籌支配。阪田以杜月笙的房子為大本營，稱為田公舘，作為松機關的總部。松機關在上海福州路設立兩家公司從事活動。一是華新公司，是杜月笙手下徐采丞和阪田誠盛合作的機關，主要與重慶進行「和平」連絡工作；另一個是民華公司，表面是貿易公司，實際是對後方的流通機構。

偽造法幣的流通管道大致如下：運到的偽鈔先送進特設於田公舘的華新公司倉庫。在這裡，跟舊鈔和真法幣適當地混合，另行包裝，附上上海陸軍部發行的「搬出移動證明書」，運往中國後方及其所指定的日方機構。

以假鈔購買真物資傷害大

這裡略舉數例日軍使用偽鈔的方式，譬如：松機關的華新公司向中方的機關民華公司購買物資時，軍需物資轉賣給軍貨物廠，民需品便賣給統制公會，這時，華新公司就用偽鈔支付給民華公司，而從中國軍方或公會收進來軍票和儲備券，然後購買真法幣，加上所收的軍票、儲備券和假法幣，再買來真的法幣，全部混合起來流通，根本無法分辨或發現假鈔。這是「混水摸魚」的作法。

還有一種「生意經」。華新公司和民華公司的負責人徐釆丞，獲得日軍的允許，可以使用無線電。讓國民政府所指定的通濟公司（由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共同出資，青幫龍頭杜月笙是董事長），跟民華公司在後方大做購買物資的生意。又，根據在河南省新鄉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工作過的中島辰次郎透露，他曾寄了蘋果箱10箱的偽法幣，給黃河對岸中共的頭目薄一波，擬利用共軍來擾亂國民政府的金融。

總之，登戶研究所第三課所偽造的中國法幣總數大約40億元，其中25億元實際流通於大陸，其餘15億元不是剛印好，就是還在運輸途中。在大陸流通的25億元偽鈔，相當於中國抗戰初期兩、三年的戰費，跟1940年的法幣發行總金額幾乎相等。這些偽法幣收購了當時約價值56億元的物資。如以1945年7月31日的時價計算，松機關倉庫裡的物資總值為182億7,093萬元。由此可見，日軍偽造法幣危害戰時中國經濟和金融多麼大。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