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國民黨主席選舉，吳敦義繞開理念糾纏，只談國民黨要團結奪回政權，就能突破重圍勝選，主要是台灣政經大氛圍走向和黨員心態所致。

蔡英文說要「維持現狀」，其實世間哪有什麼「現狀」可維持？現狀分分秒秒在變，變化才是常態。

維持現狀根本不可行

政治上，「維持現狀」是蔡英文文青式演說的催眠咒語，持咒能成功是因為兩岸關係上，台灣絕大多數民眾其實不論藍綠，都滿足於馬英九時代兩岸以不獨換取不統、不武這個共識。

經濟上，維持現狀等於停滯發展，去年國民黨大敗，就敗在經濟論述被民進黨、美國、台商拆牆角，分崩離析。

馬英九就職那一年，適逢全球金融海嘯，他的失敗一部分在於國民黨主張開放兩岸交流，共創經濟產業雙贏，結果說好的紅利並沒有回來。台商在大陸成功創業以後，獲利在大陸投資再投資，轉到開曼島、新加坡、香港避稅，就是沒有將獲利大筆回流台灣。少數回來的投資，一個台商毒油食安議題，一個台商鮭魚回台炒作房地產，導致青年買不起房屋議題，就把台商形象和國民黨開放赴大陸投資政策的美意，醜化到面目全非。

民進黨藉日本福島核電意外，大肆反核，以環保因素阻難廠商增建，引發產業對供電危機、環境安全壓力疑慮，不敢擴大投資，更阻撓陸資投資台灣，以致經濟一灘死水，年輕人薪資停滯，失業率居高；凡此對未來的失望怨懟，民進黨又成功的將其導向反中、排中推進，最後爆發蔡英文一手主導的太陽花運動。

「九二共識」是20多年前為海基、海協兩會便於事務性談判，所創造的寬鬆空間；太陽花運動之前，兩岸擬簽署的服貿、貨貿協議，也是著眼於兩岸產業經濟融合，蛻變成大中華經濟區的一個雛形，本是互惠互利的好事一樁。

無奈兩岸在經濟上緊密結合，卻不合美國的利益，台灣選戰蓄勢待發，美國就來參一腳，當時民主黨熱門候選人希拉蕊還曾史無前例，接受《遠見》訪問，警告台灣在經濟上不應該和中國大陸過於接近。民進黨趁勢撲天蓋地的反中、反國民黨，高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在這個大氛圍下，蔡英文躺著選也可以選上，吳敦義眼看風潮不可逆，選擇不出頭，明哲保身。

在此關頭，洪秀柱當仁不讓，在全代會上由全體代表投票通過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她的深藍立場雖獲基本盤共鳴，卻在中常委改選下被換掉。正因「換柱」違反民主程序，深藍基本盤憤慨得不出來投票，造成國民黨慘敗。簡單扼要形容，敗得那樣慘，是藍營選民給國民黨當權者違反民權主義的當頭一棒，絲毫不為過。

臨門一腳參選並非偶然

蔡英文施政一年就敗象畢露，然而立法院國民黨團不過半，監督施政、法案攻防均極辛苦，難有建設。民進黨清算凍結國民黨黨產，致黨工薪水面臨斷炊，資遣或退休兩皆不可行，洪秀柱一路苦撐。黨內，中常會中原來主張換柱的一批人馬還在，各擁山頭，處處作梗、協調不易。

馬英九風光當政時，對於國民黨在地方盤根錯節的派系，利益糾結，曾經使力清理，卻苦無建樹；洪秀柱臨危受命，班底不具，資源全無，無從強勢。她與中南部素無淵源，也無經營著手之人脈，想要大公無私擺脫派系糾纏，啟用年輕人，立意雖高，顧慮不全，剷動既得利益和權力者，反而處處樹敵而不自知。她以清高自持，注重程序正義，但不擅長曉以利害，驅動地方人士為黨出馬競選公職。

吳敦義過去30多年歷經選戰執政考驗，成效斐然。更重要的是，蔡英文一例一休和年金改革，整慘了企業勞工和軍公教，不只國民黨的支持者，綠選民一樣活得辛苦，關門關店失業，人怨喧騰，養老撫幼兩難，都快活不下去了。

馬英九黯然下台，歷經換柱一役以後，國民黨員痛定思痛，正如同吳敦義說的：溫良恭儉讓以後不必說了，要選一個能辦實事的人。吳敦義標榜牌子老，品質好，能團結力量轉敗成勝，蔡英文在前面一例一敗，國民黨就準備在其後一剷一收，風雲再起。

所以，國民黨員們不是不想未來統不統，也不是不支持「一中同表」或「各表」；世界這麼亂，危機這麼多，變化那麼快，落後那麼遠，收入這麼少，如今民生主義最重要。國民黨員大家的善念善緣聚合，這次就是寄託在吳敦義身上，拜託他能領導國民黨勝選，重整民生經濟的基礎，再造兩岸關係回溫，最重要的是，能商量出一個不打仗的和平發展方式。

問題是，吳敦義做得到嗎？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這一次國民黨主席選舉，吳敦義繞開理念糾纏，只談國民黨要團結奪回政權，就能突破重圍勝選，主要是台灣政經大氛圍走向和黨員心態所致。

蔡英文說要「維持現狀」，其實世間哪有什麼「現狀」可維持？現狀分分秒秒在變，變化才是常態。

維持現狀根本不可行

政治上，「維持現狀」是蔡英文文青式演說的催眠咒語，持咒能成功是因為兩岸關係上，台灣絕大多數民眾其實不論藍綠，都滿足於馬英九時代兩岸以不獨換取不統、不武這個共識。

經濟上，維持現狀等於停滯發展，去年國民黨大敗，就敗在經濟論述被民進黨、美國、台商拆牆角，分崩離析。

馬英九就職那一年，適逢全球金融海嘯，他的失敗一部分在於國民黨主張開放兩岸交流，共創經濟產業雙贏，結果說好的紅利並沒有回來。台商在大陸成功創業以後，獲利在大陸投資再投資，轉到開曼島、新加坡、香港避稅，就是沒有將獲利大筆回流台灣。少數回來的投資，一個台商毒油食安議題，一個台商鮭魚回台炒作房地產，導致青年買不起房屋議題，就把台商形象和國民黨開放赴大陸投資政策的美意，醜化到面目全非。

民進黨藉日本福島核電意外，大肆反核，以環保因素阻難廠商增建，引發產業對供電危機、環境安全壓力疑慮，不敢擴大投資，更阻撓陸資投資台灣，以致經濟一灘死水，年輕人薪資停滯，失業率居高；凡此對未來的失望怨懟，民進黨又成功的將其導向反中、排中推進，最後爆發蔡英文一手主導的太陽花運動。

「九二共識」是20多年前為海基、海協兩會便於事務性談判，所創造的寬鬆空間；太陽花運動之前，兩岸擬簽署的服貿、貨貿協議，也是著眼於兩岸產業經濟融合，蛻變成大中華經濟區的一個雛形，本是互惠互利的好事一樁。

無奈兩岸在經濟上緊密結合，卻不合美國的利益，台灣選戰蓄勢待發，美國就來參一腳，當時民主黨熱門候選人希拉蕊還曾史無前例，接受《遠見》訪問，警告台灣在經濟上不應該和中國大陸過於接近。民進黨趁勢撲天蓋地的反中、反國民黨，高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在這個大氛圍下，蔡英文躺著選也可以選上，吳敦義眼看風潮不可逆，選擇不出頭，明哲保身。

在此關頭，洪秀柱當仁不讓，在全代會上由全體代表投票通過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她的深藍立場雖獲基本盤共鳴，卻在中常委改選下被換掉。正因「換柱」違反民主程序，深藍基本盤憤慨得不出來投票，造成國民黨慘敗。簡單扼要形容，敗得那樣慘，是藍營選民給國民黨當權者違反民權主義的當頭一棒，絲毫不為過。

臨門一腳參選並非偶然

蔡英文施政一年就敗象畢露，然而立法院國民黨團不過半，監督施政、法案攻防均極辛苦，難有建設。民進黨清算凍結國民黨黨產，致黨工薪水面臨斷炊，資遣或退休兩皆不可行，洪秀柱一路苦撐。黨內，中常會中原來主張換柱的一批人馬還在，各擁山頭，處處作梗、協調不易。

馬英九風光當政時，對於國民黨在地方盤根錯節的派系，利益糾結，曾經使力清理，卻苦無建樹；洪秀柱臨危受命，班底不具，資源全無，無從強勢。她與中南部素無淵源，也無經營著手之人脈，想要大公無私擺脫派系糾纏，啟用年輕人，立意雖高，顧慮不全，剷動既得利益和權力者，反而處處樹敵而不自知。她以清高自持，注重程序正義，但不擅長曉以利害，驅動地方人士為黨出馬競選公職。

吳敦義過去30多年歷經選戰執政考驗，成效斐然。更重要的是，蔡英文一例一休和年金改革，整慘了企業勞工和軍公教，不只國民黨的支持者，綠選民一樣活得辛苦，關門關店失業，人怨喧騰，養老撫幼兩難，都快活不下去了。

馬英九黯然下台，歷經換柱一役以後，國民黨員痛定思痛，正如同吳敦義說的：溫良恭儉讓以後不必說了，要選一個能辦實事的人。吳敦義標榜牌子老，品質好，能團結力量轉敗成勝，蔡英文在前面一例一敗，國民黨就準備在其後一剷一收，風雲再起。

所以，國民黨員們不是不想未來統不統，也不是不支持「一中同表」或「各表」；世界這麼亂，危機這麼多，變化那麼快，落後那麼遠，收入這麼少，如今民生主義最重要。國民黨員大家的善念善緣聚合，這次就是寄託在吳敦義身上，拜託他能領導國民黨勝選，重整民生經濟的基礎，再造兩岸關係回溫，最重要的是，能商量出一個不打仗的和平發展方式。

問題是，吳敦義做得到嗎？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日前做出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民法親屬編的婚姻章，因未保障同性婚，抵觸憲法所定的平等權、自由權，所以是違憲；要求有關機關在兩年內修正或制定相關法律。

把民法整個章節，而不是特定法條，認定違憲，這是史無前例的。一方面在實體上，其社會倫理價值觀受到台灣主流民意的質疑。另一方面從形式上，把整個章節宣告違憲，卻又說這個章節只是消極的沒有加以保障，並非對同性婚有所禁止或限制。在法規範的基本原理上，解釋的本身，恐怕自己就違背了論理及經驗法則。民法立法者若地下有知，恐將對做出如此解釋的晚生後輩抱怨、不服；而筆者也要替民法喊冤！

檢視現行民法親屬編，乃是1930年12月公布，翌年5月施行。亦即被指為違憲的有關章節法條，施行迄今已歷86載歲月矣。而憲法則是於1937年1月公布，同年12月才開始施行。也就是說，早在有憲法之前16載，民法親屬編立法當時根本沒有所謂同性婚的社會概念存在，何來「未予保障」之瑕疵可言？

今天被指違憲的婚姻章節，乃是本於「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而制訂。觀乎大法官會議前此業已作成的釋字第362號（1994年）及釋字第552號、釋字第554號（2002年），這三個解釋文也都曾對現行民法有關婚姻章節內容，予以積極的肯定；一致強調：「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保障。」進而指出：「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這樣的婚姻法制，乃是立足於一貫的社會倫理價值而來；雖然其所回應的「聲請解釋之標的」或有不同，但是所體現的法規範之原理是一樣的。

本件解釋理由提及：「同性婚」不影響「異性婚姻」，也沒有改變異性婚姻所建構的社會秩序，所以「同性婚」應該受到保障，而民法沒有規定到，屬立法之重大瑕疵。從而可見，大法官們也是認同現行民法有關婚姻章節之內容，只是指其消極的未觸及同性婚問題而已，然其所建構的社會秩序仍是受到肯定的。況且解釋文又說：若兩年內未完成修法或制定專法，同志得依民法規定至戶政機關辦結婚登記。而今卻又指此民法規定為違憲，豈非重大的自相矛盾？

此次解釋將其「解釋之標的」，稱為：「相同性別者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親密性、排他性的永久結合關係」。如此用詞，顯然也是有別於現行民法所規定的婚姻。從而可見，現行民法親屬編的婚姻章，只是消極的未規定及此而已，未來盡可另訂專章或另立專法，無論如何就是不能誣指民法違憲！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律師）

構建中的粵港澳大灣區涵蓋香港、澳門及廣州、深圳等9個城市，擁有約1億人口，占地5.6萬平方公里，GDP規模約1.3兆美元，年航空運量1.1億人次，將可與美國紐約及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媲美。

作為空間地理概念的灣區或大灣區，指處於同一流域的一組城市群，特點是規模宏大、交通便利、人才繁多、資源豐富和效益顯著，從而成為眾多經濟結構中的一個優越性模式。據統計，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離海邊100公里的海岸帶地區，如美國的紐約及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都是世界著名的經濟灣區。

構建大灣區的基礎與條件

構建中的粵港澳大灣區涵蓋香港、澳門及珠三角地區的廣州、深圳等9個城市，擁有約1億人口，面積5.6萬平方公里，GDP規模約1.3兆美元，年航空運量1.1億人次，所以，具有構建灣區的政治、經濟、港口等基礎設施和地緣區位的優勢條件。粵港澳地區是重要的科技產業、金融產業、航運物流和世界性製造中心，同時也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源頭和目前「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

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個國際城市擁有世界級的航運物流、金融貿易中心、高科技產業和裝備製造業，也擁有世界級的機場群、港口群和城市群。香港、廣州、深圳、澳門和珠海機場直線距離不到150公里，機場密度為全國之首。

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的旅客吞吐量為1.8億人次，超過紐約灣區三大機場之合，以香港維多利亞港、深圳鹽田港和廣州南沙港為代表的粵港澳灣區港口，集裝箱吞吐量超過長三角，高居中國首位。目前，規劃中的粵港澳灣區的綜合指標和多項分類指標，在世界灣區經濟中排名前四，在中國排名第一。

功能定位與顯著特徵

定位之一：深化粵港澳合作的升級版。粵港澳合作經幾十年發展，從經濟特區背景下的前店後廠製造業合作，到CEPA架構下的服務業合作、珠三角規劃綱要架構下的港澳珠三角一體化，再到南沙、前海和橫琴等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它是層層深入，逐步推進、不斷有序升級和深化擴展的過程。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則是CEPA構架協定的創新模式，是珠三角規劃綱要的升級版，也是廣東自貿試驗區的深化、擴展與創新模式，是粵港澳合作深化拓展、創新、融合一體化的升級版。

定位之二：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和「一帶一路」物流樞紐、融資中心、服務平台。規劃中的粵港澳灣區，以惠莞深和珠港澳大橋為樞紐，以轉口貿易便利化和服務貿易一體化為主要路徑，實現區域經濟高度融合和一體化發展，以構建世界頂級城市群為目標和方向。而粵港澳灣區在城市群國際化、航空、航運、客貨交通物流等對外貿易交流方面，其整個基礎、規模和體量都具備了建設大灣區重要物流樞紐的基礎條件，特別是這一區域的五大機場、三大港口，是全球最大港口群和全球最大機場群，物流、資訊流、資金流可在此通過中轉分撥到世界各地。粵港澳灣區又位處「一帶一路」起點和樞紐地位，是通往東南亞、南亞、中東、歐洲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必經之路。

定位之三：是內地與港澳聯合走出去的基地與平台。在粵港澳灣區內，港澳都是自由港、獨立關稅區與相對發達經濟體。其中香港的經貿制度、法律體系、社會管理及營商環境，與國際高度接軌，有大量熟悉國際經貿規則的專業人才。澳門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平台。廣州的汽車、造船、電子電器、石化、鋼鐵等裝備製造業發達，又是華南地區政治、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深圳的科技創新能力名列中國乃至世界前茅，又是區域創新中心。東莞、中山和江門則是製造業名城。粵港澳灣區的港澳地區與珠三角完全可以優勢互補，分工合作，聯合走出去，融合開拓新市場，輸出過剩產能，聯合建立海外合作區。

相比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多種體制疊加，最大的特點是內地與港澳實行「一國兩制」，法制和經貿規則方面分別是三個獨立的法律體系和三個獨立關稅區，三套不同的法制體系，且互相沒有法律管轄權，既有可能有一加一大於二的乘數效應，也有可能產生摩擦成本、出現邊際效應遞減、交易成本劇升，如港珠澳大橋建設成為粵港澳灣區重要樞紐，但三地一檢還是一地多檢，這通關問題還有待解決。因此，關鍵是要把實行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三地，當作一個利益命運共同體看待，成立一個跨越不同制度區域、經中央政府同意及三地政府參與的協商機制。誰也不要爭龍頭，大家平等互利。

(作者係暨南大學經緯粵港澳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為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年，本文特對香港、澳門基本法起草人，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的許崇德教授做一歷史回顧。

許崇德教授是中國大陸憲法學發展的奠基者和重要參與者。他曾參與中國大陸第一部選舉法的起草和調研工作，參與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也曾參與現行憲法的制定及以後四次修改的過程。在香港、澳門回歸和特區創建的過程中，許崇德參與了香港和澳門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並參與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門特區）的籌備過程。1985年，許崇德受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擔任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8年，他再度擔任澳門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完成了香港和澳門特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95年及1998年，許崇德先後被任命為全國人大香港及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為香港、澳門回歸以及香港、澳門特區的創建做出了重要貢獻。

2012年，在許崇德的積極鼓勵和直接支持下，我所任教的南開大學決定成立「一國兩制」理論和台港澳法研究機構，許崇德欣然同意出任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的名譽主任，他還曾專門為南開師生做港澳基本法研究學術報告。2013年11月26日，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在北京成立，許崇德應邀擔任研究會名譽會長。

「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

許崇德認為，「一國兩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統一道路，它是實現統一大業堅定不移的國策。解決台灣問題是內政，解決港澳問題則是國際問題，性質不同，但都可以用和平方式及遵循「一國兩制」的方針去解決。誠然，「一國兩制」的構想最初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卻先在香港及澳門實踐。

早在1987年香港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許崇德就思考並提出「一國兩制」實踐中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前沿問題，他提出：「憲法是根本法，凡屬中國的公民，凡屬中國的領土，遵守憲法，概莫能外。」

以基本法分析香港制度

許崇德在1997年香港特區成立之際就撰寫學術文章，分析香港特區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為依據，基本法係經憲法第31條的授權。在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問題上，許崇德認為，根據香港的具體情況，其政治制度不予採取立法主導的原則，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行政機關首長，當然要領導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權。同時，作為全區的首長，香港行政長官行使著比行政權更廣泛的職權，這樣的體制較能保證國家機關的功能和效率，維護香港的安定繁榮。他指出：西方的「三權分立」不適用於香港，當然香港特區也不保留原有的「總督集權制」。1997年7月1日特區成立之時起，香港實行「行政長官負責制」，即行政長官代表香港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向香港特區負責。它的特點是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約，又互相配合。

在政黨問題上，許崇德指出，香港特區的政黨現象不可避免。當局亟宜因勢利導，利用各種方式和措施，規範政黨活動，協調政黨關係，把政黨納入不損害香港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框架中，必要時對黨派鬥爭亦應加以遏制，例如以立法禁止同外國的政治組織建立聯繫，禁止接受外國的或外地區的競選資助，以便使香港政治制度有序運作。

守護基本法  且行且珍惜

許崇德曾對香港「人權法案」凌駕條款撰文指出：「在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對香港原有法律作出處理的過程中，較受外界關注的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問題。該條例是香港英方不顧中國的反對，在1991年制定通過的，其中規定該條例對於香港的其他法律具有凌駕地位。這就架空了基本法，因此同基本法相牴觸。我們的處理合情合理，即除了該條例的第2條(3)款以及第3條、第4條不予採用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仍採用為香港特區法律。」

1998年，香港無證兒童案審理期間，許崇德撰寫《香港無證兒童案評析》一文，針對《基本法》第22條的適用、臨時立法會的法律地位、香港法院司法審查權等問題表示，籌委會的權力來源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兩次授權。臨時立法會根據籌委會的決定而成立。全國人大的決定充分肯定臨時立法會的成立及存在，這整個過程有力地表明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他還特別指出，對懷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香港特區法律政策和通過的決定是否同基本法相違背，香港特區法院是無權判定的。

1999年1月29日，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在回歸後第一個香港居留權案中裁決提出，特區法院有司法管轄權審核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此舉在香港和內地法律界引發重大爭議。此後，香港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解釋基本法。許崇德教授和肖蔚雲、邵天任和吳建璠四位曾參與基本法起草的學者，於1999年1月在《人民日報》發表談話，嚴厲批評香港終審法院在審理香港無證兒童案的判決書中的錯誤言論，被香港輿論稱為「四大護法」。許崇德指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如果認為香港法院可以對其通過的法律決定及其他行為行使司法審查權，那就牴觸了國家的憲法制度。

（作者係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香港回歸20年，政經發生重大改變；雖然經貿在初期跌入谷底，後在北京政府擴大惠港措施及大量中資注入後，逐漸復甦。而且，隨著珠三角的蛻變，粵港澳灣區即將崛起、現新榮景。

時光荏苒，但記憶猶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前夕，筆者正過境香港至北京開會；回程時，被喻為「東方明珠」的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以往世界通往中國市場的「門戶」。但97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與開放，逐漸取代香港做為進出中國門戶的重要經濟地位，加上中國大陸勢力與制度的湧入，徹底改變了香港經濟版圖與商業生態。究竟，香港回歸風風雨雨20年，經貿發展有何變化，本文將一窺其堂奧。

中國對港釋放利多

2012年的中共18大，胡錦濤最後的一次演講指出，北京對港澳的各項方針，「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是中國大陸惠台政策，最先於2003年6月簽署，其後雙方多次增加和充實CEPA的內容；2004年至2013年間，雙方共簽署十份補充協議（簡稱CEPA 10)，擴大市場開放及進一步便利貿易和投資，以促進兩地經貿合作。在CEPA下，除少數違禁物品外，目前所有原產香港的貨物可按零關稅進入內地；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多個服務領域可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兩地亦已簽署了多項專業資格互認的協議或安排。

2014年12月在CEPA框架下簽署的《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下稱《廣東協議》），率先在廣東對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在《廣東協議》的基礎上，2015年11月簽署的《協議》在開放的寬度和深度上進一步加大。

滬港通+深港通

有論者謂，當前香港經濟金融的榮景是陸資灌水後的榮景，似乎有幾分道理。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博鼇論壇」提出，規劃推動「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稱滬港通），並已於同年11月17日正式啟動，市場對A股市場寄予厚望。而IPO重啟與註冊制改革加速也讓市場產生政策作多的聯想。讓港股在金融海嘯後起死回生。據統計，港股在滬港通半年後，由初期的冷淡到日均成交逾千億（港幣，以下同），已成為「新常態」。2015年4月9日當日港股

成交額達2,939億元，再創歷史新高。由圖1亦可看出，香港恆生指數在金融海嘯前達到最高峰，再度跌入谷底，滬港通後確實為股市帶來一波新成長動能。

而「深港通」已於2016年8月獲國務院批准，並於同年12月5日開通，這是繼「滬港通」後，中國大陸進一步對國際投資人開放規模逾6.5兆美元的股票市場。為深圳（深）、香港（港）、上海（滬）三地股市完成互聯互通，帶來一波利多。

另一方面，這20年來中國企業已經深植各行各業，香港已經完全中國化。彭博(Bloomberg)觀察，1997年香港回歸時，香港的經濟是由李嘉誠與怡和控股等大型香港本土企業主宰；隨著中國企業勢力移入香港，20年來香港本土勢力逐漸縮小，特別是在金融、房地產、電信業最明顯。因此現在幾乎所有在香港交易所新上市的公司都是中國企業。截至2016年12月，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有1,002家，其中包括H股、紅籌股及民營企業，總市值為約2萬億美元，占市場總值的63%。

經濟由谷底漸復甦成長

1997年香港回歸時，其GDP超越過上海、新加坡、深圳，如今已經落後上海及新加坡。根據香港信報財經數據指出，1990年代初，香港GDP占中國大陸約兩到三成；但這20年的變化，相較於深圳、上海的經濟快速發展，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單一，成長率已遠不及中國大陸，至今香港GDP占中國整體只剩 2.9%。由表1可看出，香港回歸20年的財政盈餘變化，1998年時財政出現赤字，2001及2002年達赤字高峰，之後才減緩，2004年開始轉為盈餘。

另由表2及圖2的GDP成長率亦可看出，在回歸後的第二年(1998)年出現大幅衰退，2001至2003年連三年負成長，之後才逐年復甦；2009遇全球金融風暴再度陷入困境，隔年由谷底翻身、逐步恢復成長動能，之後維持穩步成長。

香港回歸後幾年，不僅經濟成長下滑，全球競爭力更是每況愈下，1999年由前一年的第3名掉至第7名，在隔年(2000)更是大幅下降至14名，為史上最差的一年；2001年雖上升，但2002年後又再度下滑，2004至2006年成長；但2007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全球受衝擊頗大，一度掉至14名；後來，中國大陸對香港處處讓利，經濟得以逐年回升，2001年重返全球第一後，一直維持名列前茅（參考表3）。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最新發表的《2017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在全球63個所評估的經濟體中脫穎而出，蟬聯首位，在4項用作評估的競爭力因素中，「政府效率」和「營商效率」繼續保持全球第一，惟「經濟表現」的排名由第5位急降至第11位。但大體反映2016年本港在外圍環境不穩下，整體經濟增長相對2015年略為放緩的情況。另由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2016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22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力壓排第二名的新加坡。

粵港澳灣區即將崛起

中國大陸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拍板「粵港澳大灣區」，並寫入國家戰略發展規畫；珠澳大橋珠海連接線拱北隧道於4月實現全線貫通，整個珠三角將建成「一小時生活圈」。「粵港澳大灣區」是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礎上，融合港澳優勢快速崛起。顯見中國大陸傾全力發展粵港澳，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把它列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樞紐和重要支撐點，也讓大灣區城市群規畫，未來發展前景充滿想像空間。有論者揶揄地指稱，這是中共中央送給香港回歸20年的最大禮。

綜合而言，香港回歸20年，政經發生重大改變、東方明珠曾一時風雲變色、經貿跌入谷底，繁華落盡。而後在北京政府擴大惠港措施，大量中資入港後重現繁榮；但這榮景無疑是注入中國元素的政治模式及資金後的新動能；香港的未來雖受到許多城市的競爭威脅，但夾著粵港澳灣區崛起將再現新繁榮。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7月1日，香港實施「一國兩制」20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出現許多問題。在此時間節點，總結過去的實踐經驗，反思問題的癥結，相信對今後在香港更好地實施「一國兩制」以及未來解決台灣問題，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國兩制」具獨特優勢

從秩序穩定的角度看，「一國兩制」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像德國模式那樣立即用一種制度去改造並替代另一種制度，從而避免了體制改造過程中所帶來的痛苦和震盪。回想當年德國統一後的最初幾年裡，用於體制改造的支出驟然增加，這種支出並不能立即增加總產出，反而急劇的制度變換還使社會產生巨大震盪，且常常伴隨著經濟衰退、失業嚴重、通脹加速、社會秩序混亂的產生。相較於德國「一國一制」式的統一，「一國兩制」的優點毋庸置疑。

但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政治規律來看，實現由「一國兩制」向「一國一制」的轉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就是說，「一國兩制」雖是一個高超的政治設計，但這並不能改變它的過渡性質，「一國一制」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正常形態。法國法學家巴蒂福爾等人從法學的角度指出：「經驗表明，政治主權的統一實際上也要求立法的統一；在同一國家記憶體存在多種立法是一種反常現象，會導致一種往往是錯綜複雜的局面。事實上，多種立法的存在一般來說，表明對各地地方主義的尊重，在剛剛實現國家統一的情況下，對地方主義的這種尊重，在政治上是審慎的，但是，事態的發展會取消這種地方主義的；在所有歐洲大國中，人們都看到了這種現象。即使地方主義非常強烈的美國，統一的演變也是不可否認的。」（參見巴蒂福爾等著：《國際私法總論》，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版，p.358）。儘管巴蒂福爾等人所談的是一種法律制度，但他們的分析也適用於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按照當初鄧小平的說法，「一國兩制」50年不變，那麼50年以後是否要變？當時鄧小平並未直接做出回答。筆者認為，50年之後是否要變，現在不宜簡單地加以推論，應結合未來具體的政治和社會情勢來判斷。即便50年之後繼續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但讓兩種不同制度在並存的同時，通過不斷磨合，最終趨同，應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大趨勢，只是並非人為改造的結果而已。

香港要在存異中求同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政策的實質是內地與香港實行「分別治理」，而分別治理其實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各自為政。它固然可以防止內地分享香港的既有資源利益，有效保護香港民眾的權益，消除回歸前後香港民眾的某些顧慮，但不可否認的是，長期的各自為政會固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差異，強化香港居民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產生「香港只是香港人的香港」觀念。這種觀念一旦遇到對中央的不滿情緒時，就很容易轉化為分離意識。這正是近些年香港出現「港獨」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設計目的來說，「一國兩制」本來是保障香港民眾利益和實現主權統一的制度安排，但在實踐中卻被香港反對派用作對抗中央政府的盾牌；在西方勢力的插手和鼓動下，「一國兩制」成為逃避中央政府追責的「保護傘」。這些都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初始精神。

在「一國兩制」下，「存異」是必要的，但不能永久地停留在「存異」這一層面，更好的作法應該是在「存異」的基礎上積極地「求同」，並積極培育、慢慢擴大「共同」，最終消除「差異」。回顧香港在回歸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央政府本應該在香港與內地「分別治理」的同時，適時推動兩地向「共同治理」方向轉化，但我們卻忽視了這一點，所以導致了今日香港的局面。20年來，香港民眾的國家認同意識，不僅沒有隨著回歸時間的延長而增強，反而大大弱化，兩地居民在心靈上並不契合，甚至出現「港獨」現象，這是導致香港社會和央港關係出現各種衝突和危機的深層根源。

從國外經驗來看，英國處理北愛爾問題的方式，或可給我們某些正面啟示。雖然北愛爾蘭享有高度自治權，但因歷史、民族、宗教等原因，北愛爾蘭一直想脫離英國。面對上述問題，英國政府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們發現過去片面實行的「存異並立」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本身不能消除差異，有時還會擴大差異，長期的隔離分治可能會導致「分治」升級為「分離」訴求。為彌補隔離分治的不足，英國政府在經過認真探索後，開始推行由「存異並立」式分治，向「求同分享」式共治轉變，其宗旨是「從社會的爭奪到社會的共有」、從分離到合作，主要內容是通過「同意原則」、「社群交叉共識(cross-community consensus)」、對少數派權利的保護等制度安排，來促成不同群體在對等條件下對決策的共同參與，從而實現「分享權力」的目標（參見Cf. S. Farren and B. Mulvihill, Beyond Self-Determination Towards Co-Determination in Ireland, Etudes Irelandaises Vol. 21 No.1, 1996, p. 26）。經過協商談判，北愛爾蘭終於在1998年接受了和平協議方案，使多年來爭執不下的雙方統一到互相理解和各自接受的制度之下（參見季衛東：《憲政新論─全球化時代的法與社會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p.397-398）。英國在處理北愛爾蘭分離運動問題上實行「求同分享」的方案和作法，雖然也存有缺陷，但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至少有效防止了「內部分治」向「外部分離」的發展，這對處理香港問題及兩岸關係有很大的啟發。

兩岸融合發展可聚同化異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不僅是港澳回歸後的制度安排，也是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制度安排，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所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大陸非常尊重台灣同胞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大陸的差異，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那麼，未來如何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時避免出現類似香港的問題，是今後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課題。

香港出現的問題昭示我們，兩岸長期的「並立存異」並非永久之計，在實施「並立存異」時，一定要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適時地鋪設一些向「求同共治」發展和轉化的政策軌道。事實上，大陸早些年已提出要從「求同存異」向「聚同化異」轉變，但對於如何轉變尚未找到明確答案，如今習近平所宣導的兩岸融合發展正是「聚同化異」的重要路徑。

與香港不同的是，兩岸融合發展不能等到兩岸統一之後才推動，現在就要啟動這一工作，要讓台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到大陸的經濟社會建設中來，將自己的命運與大陸的發展連結起來，形成兩岸命運共同體。2014年9月26日，習近平在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指出：「兩岸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習近平上述表述，正值香港反對派人士醞釀發動「占中」前夕，不難推斷，習近平當時正在思索如何避免在未來兩岸統一後，出現類似香港這樣的問題。

儘管兩岸統一與香港回歸在很多歷史條件上大不相同，但道理可以融通。所以在兩岸關係上大陸要提前重視並推動「聚同化異」、「求同共治」，而融合發展正是重要的途徑之一。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辦公室，設在香港中環花園道冠君大廈9樓。大廈與中環其他的寫字樓無異，男女白領們進進出出，若干公司行號是這裡的租戶，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是其中的一戶。按照慣例，現任特區政府會為候任行政長官成立辦公室，沒有固定選址，這次是在外面租房子。這個為林鄭月娥服務的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於3月20日宣布成立，在第五任行政長官當選後正式開始運作，至6月30日結束使命，確保兩屆特區政府順利交接。

約定的採訪時間到，林鄭月娥準時出現，用流暢的普通話與記者寒暄。身材瘦削的她身著粉色系，粉色印花旗袍外罩合體的短款粉色外套，精心搭配的裸粉色高跟鞋既不搶戲也不減分，西式外套的幹練與現代中和了旗袍的女人味與粉色的柔美。一身讓最苛刻的時尚人士也無話可說的衣著，顯示林鄭月娥強大的可塑性─參選之初，有人認為她衣著髮型都顯老氣、沉悶，拉低了親和力。她顯然聽到了批評的聲音，很快就讓「外包裝」成了得分項。

記者問：當選之後這幾個月，您在忙什麼？

林鄭月娥答：第五任特區政府從7月1日開始運作，這幾個月首要任務是把班子組起來。主要官員是行政長官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這幾個月我必須把他們定下來，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二個工作是定期跟梁振英特首見面談交接的工作，也要為慶祝回歸20周年活動和國家領導人訪港做好準備。第三，就是為我在選舉期間提出的政綱做一些準備工作。最後就是要跟各界聯繫，尤其是跟立法會的議員。

問：香港回歸20年了，在此關鍵期接下特首的重任，您有何感想？

答：我的感受可以用四個字表達：任重道遠。其實在任何時候當香港行政長官，都要肩負很重的責任。因為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既要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何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家對行政長官有很大的期盼。行政長官要全面準確地落實基本法，發揮橋樑的作用，把香港的情況非常詳細全面地向中央人民政府反映，也要把中央對於特區的政策很清楚地向市民做一個說明。要是溝通得好，其實兩個制度沒有根本的分歧，因為無論是中央人民政府，還是700多萬香港市民，都希望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生活越來越好。另外，香港正處於很關鍵的時刻，怎麼掌握我們面前的機遇，把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好，讓市民享有更好、更優質的生活，是行政長官面臨的課題。

問：您怎麼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答：理解「一國兩制」要回歸基本法，也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這個初心就是希望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是祖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但在「一國兩制」的設計下，香港可以保持自身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金融體系和生活方式。過去20年這一切都保持下來了，現在隨著國家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又推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發展戰略，為香港提供了很多能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的機遇。因此，未來五年作為行政長官，我希望能掌握這個機遇，為香港開創更好的未來。

問：您大學畢業就加入了政府，36年來在很多個重要崗位工作過，您怎麼評價香港18萬公務員團隊？

答：香港的公務員都非常優秀，而且非常投入工作。香港雖然是個城市，但由於高度自治，很多在別的地方屬於國家層面的政策，都由我們自己制定執行，例如醫療、衛生、教育。與此同時，保證香港是一個高度安全的城市，紀律部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香港是個國際大都會，每年到訪遊客超過5,000萬，這麼小的地方，我們要管理的事情還蠻多的。不過，我也必須要承認，現在公務員也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怎麼能不斷地創新，在發展科技方面、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等方面，需要不斷地創新，不斷地在資源有限下回應市民的訴求。

問：回歸20年，您作為親身參與「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官員，您認為香港哪些是不變的、哪些有變化？

答：我看不變的就是對「一國兩制」的肯定，無論是中央還是香港社會，都會堅定不移地去落實。但每一個經濟體系都要改變，必須要應對周邊競爭力的加強。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也是一個充滿競爭力的經濟體系，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因素，面臨很多挑戰，所以我們必須裝備好自己，希望能掌握好面前的機遇。

問：您競選時提出了「同行」口號。請問它的具體含義是什麼？

答：有一段時間，有人感覺到香港社會比較分裂，很難同心做一件事情，所以我提出了同行這個口號。它的英文是We Connect，就是要增強聯繫，「一帶一路」構想裡有「五通」，用英文說就是在五方面增強connectivity。我們要增強政府與市民的聯繫，要增強特區與中央和內地的聯繫，也要加大與海外的聯繫。因為根據基本法，香港能以中國香港的名義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金融合作協定，要增強香港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加強對外的聯繫。

問：香港是一個意見很多元的地方，您上任之後，如何回應各方的訴求，取得最佳施政效果？

答：在我的競選口號「同行」之下，還有三句話：聆聽、關懷、行動。所以我上任之後要跟各界保持聯繫，虛心地聽意見，關懷各界朋友，無論是老師、社工、醫生、商界，尤其是中小企業，瞭解他們的需求，然後制定一些有利於他們發展的政策，並落實執行。

問：香港行政與立法關係時有緊張，您上任會準備如何處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答：其實行政和立法之間難免有緊張關係，因為立法的功能就是監督行政機關。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兩個機關要有一個暢通的溝通管道，加強相互瞭解，既然大家都是為了市民好，就應該找到妥協方案。選後我用了一些時間跟立法會議員溝通，談的蠻好的，他們有些事情和我意見不一樣，但有些事情還是能達成一致。先把容易的事情辦好，再去討論一些兩方面有不同意見的課題，我蠻有信心。

問：相比鄰近地區的高速發展，有人認為香港這些年的發展是原地踏步，您怎麼看這種說法？

答：我覺得這個是不能比的。因為香港經濟屬於比較成熟的形態，要求它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長是比較困難的。而且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所以周邊環境對香港的貿易會產生影響。如果妳問我對香港現在每年大概有2%的增長是否滿意，我當然不滿意。以前我們常常說，香港是個自由經濟體，政府最好不要干預，但現在要增強香港的競爭力，必須兩隻手一起做，一方面是市場經濟、自由體系，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作為。我們要增加本地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在稅務方面要鼓勵企業多投放資源在科研上。另外就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專才到香港來，政府在入境政策和其他配套措施，也希望能做得更好。

問：請問您怎麼看最近比較熱門的「粵港澳大灣區」話題？

答：廣東和香港的關係一向非常緊密。廣東省是一個很大的省份，我們跟深圳合作最緊密。幾個月前，香港跟深圳市政府簽訂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準備共同打造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香港深圳的創新科技園。現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又把這個機遇擴大了，不僅涉及香港和深圳，還有廣東省其他八個城市。這給了香港專業、服務業很大的發展空間，因為我們的優勢就在金融服務業，在專業服務無論是法律、航運、保險，以及建築業，都有很多的機遇。隨著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兩個大型基建的啟用，我們與珠三角的聯繫會更緊密。

問：在國家的發展當中，香港曾經起了巨大的作用。您怎麼看未來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作用？

答：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的經濟發展跟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分不開的。在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個視窗經濟的角色。改革開放以後，內地歡迎海外投資，香港很多商人都到內地投資，因為內地的成本比香港低，土地與人手也比較多，所以香港就從一個製造業經濟體轉到服務業。目前香港95%以上是服務業，國家提出「一帶一路」，為香港的服務業提供了一個很廣闊的平台。妳看沿線的60多個國家和內地企業，他們要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要做基建投資，就要融資，融資最好的地方就是香港，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問：正式就任特首之後，您首先考慮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答：我在競選時提出了有三個方面要首先處理。第一是土地房屋，香港的房價太高，很多香港市民都難以擁有自己的房子，不利於社會的穩定。第二就是教育，培養人才是對香港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投資。第三是經濟發展，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物流中心，在國家策略裡有很多發展機遇，也能為國家進一步的發展做出貢獻。另外，香港人口進入老齡化，在20年內65歲以上的人口要翻一番，怎麼樣讓老人家得到更好的醫療衛生、照顧服務，我非常關心。

問：請用一句話寄語或展望香港未來五年。

答：我參選特首之前是政務司司長，負責回歸20周年的慶祝活動，當時我就選了一句話，來表達對未來的期盼─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

夏瀛洲，1939年出生於山東諸城。1960年，空軍軍官學校第42期畢業，隨即以少尉官階任第3聯隊F-86的戰鬥飛行官；1964年空軍換裝F-104G戰機後，執行過300餘次飛行任務。1974年經空軍推荐，赴新加坡代訓空軍飛行員，所帶團隊保持百分之百飛安紀錄，備受星國肯定。1981年奉准以少校軍階回役。

1984年率隊赴美換裝T-34C基礎教練機，並擔任駐廠代表；1985年返國後執行AT-3高級教練機換裝；1988年回空軍官校任飛指部指揮官，推動IDF戰機研發製造；1989年晉升少將，出任計劃署署長兼安翔計劃執行長，推動IDF戰機研發製造等任務；1990年升任空軍官校校長，1992年晉升中將，任職期間首次招訓女性飛行員；1994年任空軍後勤司令；1995年升任空軍副總司令，負責督導經國號、F16、幻象2000-5戰機及E-2T空中預警機等換裝成軍計畫；1996年晉升副參謀總長，年底晉升上將；1999年轉任三軍大學校長，2000年5月中正理工學院、國防醫學院、國防管理學院三院整併改名為國防大學，擔任首任校長至2002年1月；2002年2月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2003年8月退役。

退役後，夏瀛洲積極推動與大陸退休將領之間的交流、聯誼工作，戮力加強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及國防安全。2012年7月接任「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2015年當選「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理事長至今。

問：請問您當年為何選擇讀空軍官校？您擔任過戰鬥機駕駛，並教授飛行多年，請問您認為飛行員需具備哪些特殊條件與素質？

答：我出生在對日抗戰的第二年，自有記憶開始，生活就在躲避戰爭、顛沛流離中度過，光是小學就換了多所學校，至今還清楚記得從東北來的小學老師泣述家鄉被日軍占領、被日本人欺侮的模樣。

抗戰勝利後舉家搬到青島，1949年來台，我從小學四年級念起。當時四四兵工廠附設子弟小學的老師，都是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他們教導我們要有國家民族的觀念。高中畢業後，我同時考上了空軍及海軍官校，不過，海官報到日與高中畢業考撞期，我就選擇去讀空軍官校。在進空官前，我不曾近距離看過飛機，更別說坐過飛機了。

當年官校兩年半即可畢業，之前飛行訓練需要會飛三個機種才能畢業，到我讀軍校那段時間正值八二三砲戰，學校只要求飛兩個機種，主要是希望我們趕快結訓、分發到部隊，擔負作戰任務。空官受訓淘汰率很高，我那班一開始試飛合格的有90幾位同學，但畢業時只剩下14人。

戰鬥機駕駛的體檢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視力和心臟功能。飛行員在空中承受的G力非常大（如平常活動為1G，每增加1G重力加倍），現在的戰鬥機速度更快更靈活，飛行員要能承受到9個G 。因此，抗G力的訓練很重要。在出勤之外，我們還要下功夫增加自身的本質學能，譬如：空氣動力學、航空氣象學等。現在的飛機格外複雜，只會飛行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飛機，才能發揮飛機的性能及戰力。 

一架戰鬥機只有一名飛行員，在駕駛艙內，除了獨力駕駛，還要兼顧作戰程序、作業、任務。我認為一名好的飛行員，除了學習能力要強，有責任感，還要對保家衛國有堅定不移的信念。

問：請問您官校畢業後下基地出任務的情況？另外，請您比較兩岸在空優方面的發展。

答：官校畢業後，我就分發到清泉崗基地，在那裡近13年期間，我一共出過300多次任務，不同的任務有不同的積分，像海峽巡邏、緊急起飛可得1分，赴大陸巡邏可得2分，我一共得到戰分400多分。

我方飛機沿大陸沿海巡邏時，大陸機隊會立即起飛，雙方約隔20海里平行飛行、相互克制。但如果台灣派偵照機進入大陸拍照，大陸機群一定會追出來，雙方比較容易發生空戰，因此，我方通常會預計偵照機出海的時間，派戰鬥機去接應、掩護。我曾在執勤時挨過大陸的高炮射擊，所幸能平安脫困。

我退役後，有一次在廣東參加會議，遇到一位80多歲的廣東籍空軍退休老將，他對我說，「台灣（空軍）以前很『囂張』，常跑到大陸上空來巡邏」。

國民政府遷台後，空軍有很長一段時間維持優勢，但大陸的空軍發展得很快，到1990年代後半期兩岸的空優就開始逆轉了。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曾因搞「兩國論」、「一邊一國」，大陸戰機多次飛到海峽中線來巡邏，有時甚至越過中線。現在更有大陸的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繞到台灣東邊海域來巡曳。

問：在您退役後，從一名最前線的戰鬥人員轉為追求兩岸和平統一的先鋒，請問有哪些因素促使您的轉折？

答：我從小就被教育要光復大陸，駕戰機在空中看到大陸的土地時，內心很激動，也認知那是國土的一部分。

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1991年底冷戰結束，世界的政治氣氛有了改變。之後大陸快速發展建設，根據世界銀行估算，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現更在改變世界中。作為曾經遭受列強欺侮的中國人，看到今天中國的成就都感到無比驕傲。

另外，大陸近年來致力於復興中華文化，並在各地設立民族文化基地。而台灣在蔡英文的帶頭下，立法院及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卻全面地「去中國化」，把中華文化的根都刨掉了，導致年輕人不了解中華文化，甚至敵視中國大陸，昧於世界情勢。兩相比較，我能不感慨嗎？

例如，今年5月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接待150多國的政要、商界領袖、布局全球，而台灣上自蔡英文，下至各大媒體都在談豬哥亮，兩岸的落差如此之大，我們能不替台灣的前途焦慮嗎？

蔡英文無視「一帶一路」、亞投行的存在，兀自地推動「新南向」，鎖定東協、南亞及紐澳等18國，但這些國家不僅跟中國大陸有邦交，也全都參與了「一帶一路」，「新南向」哪有可能實現？

我希望兩岸能和平發展，最終走向和平統一，主要是台灣根本承受不起兩岸兵戎相見。台灣有不少人想維持現狀，問題是台灣停滯，大陸每天在進步，現狀怎麼可能維持？無論從哪方面來看，統一都是大勢所趨，也符合台灣民眾的利益，台灣當局必須認清現實，及早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合則兩利，不合，台灣一定受傷害。

問：蔡英文上任後積極推動武器自製，您認為此項政策能否成功？蔡政府在對外政策上「親美友日」，您認為這樣能確保台海安全嗎？

答：作為領導人，蔡英文應先了解世界大勢、大戰略，再來擬定國家戰略，接下來軍種戰略，依照本身的條件、技術實力、經費訂出未來的發展方向。自製潛艦不是造個外殼就可以了，必須考慮整艘潛艦的各個系統及戰鬥、通訊系統的整合；又如號稱IDF戰機是自製的，其實很多機械零件還是仰賴美國等外商提供或技術協助；如完全由自己做，投資很大，任何一項環節無法配合，都會影響後續發展。

兩岸軍事實力愈來愈懸殊，一旦發生戰事，美、日根本遠水救不了近火，民進黨政府卻老是一廂情願，寄望美日的保護。台灣的防衛能力不是總統、國防部長說說就能提升的。

問：蔡英文表示考慮向美國購買F-35戰機，請問此型戰機是否符合台灣當前的需求？也請您評估一下美國出售F-35給台灣的可能性。

答：F-35戰機的電戰系統極精密、先進，火力強，適合空陸海聯合作戰。其中F-35B在一個籃球場大的地方就可以垂直起降，對航母作戰很方便、機動；就算跑道被炸，還是能夠起降作戰。

不過，戰機不是買來就沒事了，還要「養」得起。F-35原本造價超過1億美元，經過川普總統抨擊過於昂貴，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略為降價，今年2月上旬美國國防部與之簽約，支付了85億美元購買90架各型F-35，平均一架要9,460萬美元（29億多台幣）。必須進一步了解的是，使用期間的保養、維修費是戰機售價的2-3倍。而且，台灣購買到的武器通常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美國想賣的庫存品。而美國出售武器的順序是：歐洲優先，首推英國；亞洲是日本優先，再來是韓國，最後才輪到台灣，等到台灣買到F-35時，大陸早就推出更新的戰機，台灣永遠追不上。何況美國需要大陸幫忙解決朝鮮半島及其他國際問題，豈會不顧大陸的反應，賣給台灣F-35？

另外，台灣明知買再多武器也無法對抗大陸不斷推出的新戰機、船艦、航母等新武器系統，那為何不把軍購的經費省下來，用於民生所需。

問：您曾率領退役軍人走上街頭抗議年金改革，又親自多次支援立法院前的「八百壯士」抗爭活動，請問您怎麼看蔡政府推動的年金改革？

答：世界各國都很尊敬軍人，新總統上台一定先感謝現役及退伍的軍人，美國、法國、韓國皆如此，只有台灣蔡英文一上台就拼命打擊軍公教人員，實在是世界「奇景」。蔡政府難道不知道「打擊退伍軍人，就是打擊現役軍人」？據我所知，現在軍中士氣極為低落，退伍軍人走上街頭抗議，其實就等於告訴來蒐證、維安的警察，以及還在服役的軍人弟兄們：現在的我就是明天的你。

另外，民進黨的年金改革方案一再操作「分化軍公教」、「低階打高階」、「低薪打高薪」，這些都是極為不道德的分化伎倆，最不應該的是侮辱了軍公教的人格，抹滅了他們對國家付出的貢獻。據綠營媒體稱，支持年金改革的民眾較多，其實，我認為這是利用不了解實情的民眾來「慷他人之慨」。

問：您退役後多次赴大陸參加會議，卻因發言特別受到台灣關注，請您說明一下事情經過？

答：我退役後，回過我的老家山東諸城，也先後參加了許歷農將軍所召集的「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以及台灣退將「和平之旅參訪團」，與大陸退役人員，共同探討推動兩岸軍事互信，建立兩岸軍事安全機制的可行性。

我與台灣其他退役將領因體會到戰爭的可怕，自己花機票錢前往大陸，透過尋常交流活動，希望降低兩岸之間的敵意，避免兩岸發生戰爭，這並沒違反政府的兩岸政策。不過，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媒體顯然不這麼想。

2011年，我在大陸開會，吃中飯時跟同桌的人閒聊說到：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國軍的一部分，所以大家都是中國軍。我只是在餐桌上，敘述75年前的歷史事實，有什麼不對？但台灣媒體得知後把該句話簡化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多位名嘴在call in節目上圍剿我，連馬英九總統也未查明真相就說我的不是。這種任由媒體、名嘴「治國」的現象，真可謂台灣「奇蹟」。

問：請問您基於什麼理念，接下統派色彩鮮明的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一職？經過五年，您認為協會還應該往哪些方面努力？

答：我一直認為，中國人不夠團結才會受到列強欺負。國統綱領開宗明義闡述：「中國的統一，在謀求國家的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既然兩岸及海外中國人都追求統一，那就應該團結起來。因此，2012年接任協會理事長後，我在圓山飯店舉辦了一場聯誼大會，邀請到近百位退將及各界代表600人，希望協會能承擔起凝聚全球炎黃子孫的工作。我也在2014年七七事變77周年時在國父紀念館辦了一場大型音樂會。

我認為，台灣統派的當務之急是將理念傳播出去，讓民眾認清兩岸及國際情勢，理性地評估兩岸統與不統的利弊得失。不過，藍營沒有媒體，欠缺發聲管道，使這個工作備加困難。另外，我發現統派團體相當分散，力量無法集中，也因此無法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力。不過，既然大家目標是一致的，就應該拋棄政黨、出身背景或個人見解的不同，團結一致，為兩岸統一工作做出更大的貢獻。

編注：為紀念七七抗戰80周年，本刊特請郝柏村上將賜稿，回憶當年參與抗戰的往事，郝上將乃將其正在撰寫的回憶錄，其中〈初著戎裝參加抗戰〉惠賜本刊，讓讀者先睹為快。

鹽城中學的校歌朗朗耳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奮鬥何能懈。」中學生也高唱愛國歌曲：「大好金甌將破碎，白山黑水盡魑魅，看我們十年後，發揚祖國之光輝。」我就是在一片青年風起雲湧，抗日救國的熱潮中，於民國24年投考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第12期。

當時日本軍閥對我壓迫日緊，軍校在北平甚至都不能公開招考，錄取名額也減至僅600人。但青年抗日報國的情緒激昂，考生中有大學程度的，亦有小學老師，我以初中畢業程度投考竟上榜了，是同期中年齡最小的。

考入南京陸軍軍官學校

民國24年（西元1935年）9月，我於南京通光營房入伍。入伍教育共9個月，相當於文學校的兩個學期，除操場教練、體能訓練和步兵班排教練外，物理、化學、數學均相當於大學一年級的程度，外語教育亦受重視。

軍事訓練在德籍顧問法爾肯豪森上將的主導下，完全採德式教育，踢正步時兩手緊貼腿部而非擺手，單兵與班的戰鬥動作要求更是嚴格。這些德籍顧問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職的軍官，任何一個小動作如果做得不夠確實，必須重做到完全正確為止，德文的「重來一次」、「不對，不對」經常在我耳邊響起。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對我一生的治軍教戰事業產生了重大影響，日後我在軍隊訓練中要求「從實、從嚴、從難」，可謂播種於此。

初入伍時，文學生最頭疼的就是整理內務，臥被須疊成豆腐干似，並用內務板夾出稜角線條，才算合格；洗臉盆內的漱口杯、牙刷、牙膏及洗臉巾的掛法都有規定。我常質疑這種內務訓練與打仗有什麼關係，難道到戰場上可以內務比賽打倒敵人嗎？直到我軍階漸高，體會「成於一」是建軍的最高哲理與要求，才領悟出整理內務的軍事哲學道理。

七七事變前一年

第一次放假，記得是民國25年元旦，入伍剛滿3個月，我們前往中山陵謁陵，由蔣中正委員長兼校長主持團拜。參加這次謁陵團拜的不僅有軍校學生，也包括政校學生及首都黨政機關人員。我們黎明即起，行軍兩個多小時才到目的地，是日正雪後初晴，中山陵的石階上還堆著積雪。中山陵坐北朝南，謁陵隊伍面北等候校長蒞臨，冷洌寒風撲刺在臉上，鼻孔呼出熱氣。校長準時來了，身著黑披風，當隊伍敬禮時，他看到一位軍官露出紅色的毛衣袖，當面予以糾正。校長覺得北風刺面，指示眾人行謁陵禮前可面朝南站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蔣委員長，第一次聽到他寧波口音的官話。

當年國際情勢暗潮洶湧，日本強占我東北，國際聯盟無能為力；墨索里尼進兵非洲阿比西利亞；英美日軍縮會議規定，三國海軍為5：5：3比例的協議也將屆滿。國內政局亦瀰漫著抗日戰爭爆發前的蓄勢氣氛。江西五次圍剿取得勝利，共軍殘餘不足二、三萬人，侷處陝北；中央軍進駐四川及西南各省；6月李宗仁與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但和平解決。7月間北伐誓師10週年紀念，於南京明故宮機場舉行閱兵典禮；10月31日是蔣委員長50歲生日，全國發起獻機祝壽，舉行空中分列儀式，空軍以「中正」隊形通過明故宮機場上空，展現了堅決抗敵、復興民族的昂揚志節。

我分至砲科，是大多數學生的第一志願，必須以考試來篩選，所以一般認為砲科比較重視學科，學生素質也較高。那時其他兵科學生仍是穿草鞋、打綁腿，只有騎兵科及砲兵科穿馬靴，看來氣宇軒昂，也成了對年輕人的一項誘因。我升學以後，由通光營房移駐黃埔陸校本部的砲標營區。我原定25年年底下部隊實習，任下士班長三個月，但12月12日驚傳西安事變，部隊又進入動員備戰狀態，因此到部隊實習三個月的規定被迫取消。

西安事變震驚全國

記得民國25年12月13日早晨，全校官生在校本部大講堂集合，政訓處長滕傑報告說張學良劫持了領袖；教育長張治中痛罵「張學良這個東西」；軍校官生聞訊皆義憤填膺；教導總隊長桂永清更不待命令，就將全總隊（相當於一個師）開往潼關。全國陷入一片低氣壓。

中央處理西安事變乃採和戰兩手策略，一面任命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準備用兵；一面由蔣夫人主導談判，以期和平解決。蔣夫人親赴西安，促使張學良悔悟，於12月24日聖誕夜親送蔣委員長到洛陽。蔣委員長脫險，整個南京城瘋了似的，庫存的照明彈和洩光彈一夜之間都打光了，鞭炮聲響徹通宵；連一向嚴守紀律的軍校學生也拋開了校規，湧至街上狂歡。

然而，日本軍閥深恐無法再收中國內戰的漁利。乃於26年終於爆發七七蘆溝橋事變，燃起中日全面戰爭。

8.13上海戰役緊接著爆發，8.14日本空軍轟炸南京，軍校師生避處江西九江五個月後，原則上已決定遷校至四川成都，但南京失守後，部隊基層幹部傷亡甚重，需求孔急，12期學生因而決定提前半年畢業。

畢業後分發到湖南零陵

民國27年1月20日，軍校12期在武昌舉行畢業典禮，蔣校長親臨主持訓話：抗戰半年多以來，日軍三月亡華的夢想已被粉碎，但我方也遭受重大損失與失敗；失敗主因在於學術不如敵人，唯有提升軍官素質才能克敵致勝。

畢業後我接獲分發命令，也獲准返家省親。我回鄉時抗戰爆發雖已半年多，但蘇北似無任何戰爭景象。我在家只能逗留10天，此次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聚，全家人乃到鹽城小住兩天，這也是母親第一次進縣城，第一次見到城牆，第一次坐黃包車，我發願日後要帶母親到江南等大都市玩玩。我們拍了一幅全家福相片，不料這竟是母親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拍照，這是家人最後一次的團聚。

10天休假結束，我經由徐州、鄭州、武漢到湖南零陵砲兵學校報到，接受砲兵初級軍官的專業教育，課程重點在觀測與射擊。

在砲校受訓期間，傳來了台兒莊會戰的捷報，殲滅了日軍板垣師團，但也預告著全面徐州會戰即將開始。

抗戰之初，我陸軍缺乏砲兵，蘇聯援我762野砲及115榴砲數百門，因而在湖南祁陽成立砲20團。我砲校尉官班結業後，即分發至砲20團1營3連任排長。那年我20歲。適此際，我在軍校的隊長林路生軍校6期，留英，在新成立的砲14團當營長，該團裝備的是德式150榴彈砲，乃汽車索引砲，當時是最進步的，蘇聯援我的火砲則係馬拽式火炮，我們幾個同期畢業生便向砲20團請長假，至湖南耒陽砲14團報到。

我被派至2營5連擔任觀測官，團長洪士奇黃埔2期留德，營長鄭瑞6期留德，連長劉鵬翼是砲兵監劉翰東的姪子。這個連由原東北軍改編，劉連長是東北人，士官兵也大都是東北人，裝備從原來的騾子拉砲改為新式汽車拖砲，尤其是國內口徑最大、射程最遠的新砲，部隊官兵自然士氣高昂。但連內士官都已年過30，卻由我這個20多歲、尚無太多部隊經驗的軍官來帶領他們，幸好大家相處得還算融洽。

奉命開往廣東第四戰區

抗戰進入第二年，由廣州經香港，是我抗戰後方通往海洋的唯一交通路線，7、8月間，本連奉命開往廣東第四戰區，配屬虎門要塞，官兵從湖南耒陽乘粵漢鐵路運到廣州報到。日機每天均轟炸粵漢路，粵漢路通過嶺南地區，隧道多，我們到達粵北曲江後，日機集中目標專炸銀盞坳鐵橋，每天白晝發放警報，裝載本連火砲及裝備的列車開進隧道，晚間鐵路工程隊則全力搶修被炸的鐵橋，甫修好，第二天清晨日機又來炸了。如此白天炸、晚間修，連續達兩周之久，終於有一天鐵橋可以通車了，我們緩緩通過頻炸頻修的銀盞坳鐵橋，駛向廣州，向虎門要塞司令郭思演將軍報到，部隊奉命駐紮魚珠村。

全連官兵到廣州後，許多人染患瘧疾，我也不例外，每隔一天便發冷發燒，當時的有效藥品是金雞納霜丸，但供應奇缺。

10月初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戰況發展很快，但我們僻處魚珠村，未接到任何指示。忽然在10月21日晨，聽說長官部已經撤離廣州了。我們車隊於是從魚珠村出發，沿魚珠、廣州東山公路行進，準備穿過廣州市後，經從化到曲江去，但尚未到東山，日機就臨空掃射。我坐在觀測車上，左邊的駕駛中彈身亡，我的頭部也受傷流血不止，後座的觀測士或陣亡、或受傷，領隊的劉連長抵達東山時，日軍的戰車已先到了，迎頭就把劉連長打死了，我們只得棄車帶傷，徒步進入幾乎空無一人的廣州城，然後乘民船沿北江前往曲江。至於砲車隊，雖已過了廣州市，但那時從化附近的橋已被日軍炸斷，由德國買回的新式150榴彈砲四門，連同車輛只有忍痛棄置了。眾人抵達曲江後，轉至耒陽原駐地，接著調撥三門砲及車輛，重新整編。

回到湖南耒陽後，我頭部的傷已痊癒，且無任何後遺症；我寫了一封信給父親，說頭部曾害患外症，父親心知肚明，數月後接回信，只說「汝頭痛，我心痛」。腦傷雖癒，但留有彈片，我全無知覺，直到75年後我健康檢查，腦部斷層掃描竟發現金屬反應，原來日軍贈我的彈片已共存75年了。我常自笑，年已近百而思維無老態，也許是這粒彈片起了積極的作用。

民國28、29年之際，全國最精銳的機械化部隊第5軍與所屬200師及22師，也駐在湘桂邊境全州、零陵、祁陽一帶，附近的丘陵地帶是很好的野戰部隊訓練場地；我們的汽車化重砲兵，也經常配屬第5軍訓練與實彈演習。當時第5軍軍長長杜聿明、200師師長戴安瀾及22師師長邱清泉，都是年輕有為的國軍將領，我有緣躬逢其盛，體會到他們非常重視演習前的沙盤推演，及演習後的講評。杜軍長特別重視戰鬥小動作，曾經手撰部隊急要小動作的小冊子，對我日後建軍治軍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時在其他兵科的眼中，砲兵的間接瞄準及遠隔觀測射擊還相當新奇。我記得某次的15榴實彈射擊中，杜聿明、邱清泉、戴安瀾、廖耀湘等長官都來觀測所參觀，我們運用測地成果和遠隔觀測射擊法，很精確地命中目標，參觀者看不到砲陣地，砲陣地當然也看不到目標，但是砲彈準確落在目標區內，我受到他們的嘉許，他們對德式15公分口徑榴彈砲也建立了充分的信心。爾後第五軍反攻崑崙關之役，砲14團第2連的林初耀立了大功。

前往第三戰區作戰

民國28年秋，國軍大本營決定發動全面冬季攻勢，砲14團2營奉命配屬第3戰區。是年10月，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上將檢閱部隊，明示我們的任務是遮斷長江。

第三戰區轄江蘇、浙江、江西及福建四省，長官部在江西上饒。我們由廣西出發，經歷了我生平最長的一次汽車行軍，輾轉1,500公里抵達了安徽屯溪，部隊駐在屯溪附近的民宅裡。

屯溪在抗戰期間異常繁榮，沿海大都市相繼淪陷後，民生物資都是藉走私由淪陷區運入內地，屯溪是主要口岸，故有「小上海」之稱，各種物資尤其是洋貨，比廣西還充裕且價廉。我們在屯溪待命期間，第三戰區在此舉辦了冬季攻勢的幹部講習，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蒞臨講話和點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顧上將，未料日後會直接蒙受他的栽培。

是年12月上旬，冬季攻勢行動開始，三戰區的任務是從皖南攻占長江南岸的大通、貴池，然後以150榴進抵江邊，占領陣地，遮斷日軍在長江的航運。

屯溪經青陽到大通的公路，為防止日軍機械化部隊深入，已將公路兩側挖成鋸齒形，我們先要支援攻擊軍發起攻擊，先以夜行軍進抵青陽以南地區，占領陣地。此際青陽城南的制高點程家大山被日軍占領，故我軍欲向江邊推進，首須仰攻占領程家大山。12月初某晚，我們占領陣地完畢，次日拂曉攻擊，砲兵火力首先集中轟擊程家大山；日軍未料到我有重砲火力指向，即放棄程家大山，我步兵遂占領，初期攻擊進展順利。

當時我方地面兵力雖居優勢，卻無空軍掩護，次日起日空軍支援其地面防禦，主要目標即是我砲兵陣地，我們只能在敵機航向背我陣地時趁時發砲，而敵機一聞砲聲，又立刻回轉，形成空中與地面的捉迷藏。再隔日，天氣晴朗，重砲陣地的發砲，尤其砲口火光及煙硝，無法躲過空中的監視，日方終於發現我軍陣地，輪番轟炸，而當時敵轟機並無準確瞄準，加以在地面防空火力威脅下，無法從容投彈，我們陣地附近落下了不少炸彈，我在發令所的掩護坑內，也被炸彈揚起灰土所覆被，但幸未受傷。

攻擊三日後，日方援軍到達，我軍進展就遲緩了。在整個攻擊行動中，步兵英雄令人感動，傷兵尚能步行者一路走一路滴著血，真是走出一條血路來。

冬季攻勢未能達成戰略目標，我們又返回屯溪。第三戰區當然希望我們留下，不過我們是最高統帥部最寶貴的機械化重砲兵，未久即奉命重回廣西全州、興安一帶駐地，又是1,500公里的長途行軍。

部隊重回湖南零陵，民國29年6月，忽然接到從蘇北來的電報「母故速回」，宛如晴天霹靂。我放聲痛哭，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從未聞母親有何病痛，怎會突然故世呢？此際蘇北尚為政府軍所控制，但回蘇北必經的南京和徐州都已淪陷，自然也無法奔喪了。後來從父親來函得知，母親臨終思子心切，頻呼我的乳名。我有生以來時刻思念母親，時常在夢中重回慈母懷抱，重回家鄉。27年在鹽城拍的全家福，是母親生平唯一一張相片，伴隨我走遍天涯海角。

到砲兵學校普通科受訓

民國29年下半年，我調重砲一旅補充營上尉連附，主持全砲兵旅的士官幹部訓練班，駐在湖南祁陽孟公山。但補充營只訓練幹部，沒有裝備，也沒有作戰任務，我渴望進一步充實自己，乃決定到砲兵學校普通科受訓。

砲校普通科的教育仿照日本的砲兵工程學校，一年課程中以理工為主，有微積分、微分方程、力學、機械學、火藥學、材料學、統計學、彈道學等，雖然對初級砲兵軍官並無大用，卻充實了我理工課程的基礎概念。多年後我擔任參謀總長，並兼任中山科學院院長，當年奠下的知識根基對我裨益甚大。

砲兵學校設於抗戰大後方的貴州都勻，在那物質條件困窘的年代，校舍是用木板簡陋搭建，晚間照明都是用桐油燈，燈光昏暗，還要受煙薰，書籍紙張極為粗糙，讀書很吃力，我就在一年之間變成輕度近視。

民國30年上半年，我國尚為單獨抗日，但美國已首次派遣軍事代表團來華，其中砲兵顧問斯乃禮中校來訪，預示著美國將要協助我國抗日了。是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投入大戰，我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後來，來自加州的斯乃禮砲兵中校升為准將，成為美駐印砲校校長，可謂「中國砲兵之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正式成為抗日同盟國。雖然戰爭初期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在菲律賓、中南半島、馬來西亞、新加坡、荷屬印尼等地勢如破竹，銳不可當，但我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堅定不移，也預期中美軍事必然會合作，所以加強自修英語。

民國31年我回到湖南祁陽，調任重砲一旅補充團第2營第6連連長，求學的心願強烈，總覺得青春長期耗費在基層部隊瑣務中，殊為可惜；且雖然軍校畢業並在砲校深造一年，仍覺學無專長。適巧這年夏天，中央政治學校在廣西桂林招考，乃前往參加考試，竟被外交系錄取。我自許既已接受軍事養成教育，若再就讀文大學政治系，27歲畢業，即可成為軍事與政治的全才了。

然而，當我向旅長洪士奇將軍報告，請准我離職到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就讀時，部隊正奉命要出發到印度參加遠征軍，洪將軍堅不准我離去，並謂重要的政治領袖大都是軍人出身，何況部隊即將出發遠征印度，是一樁光榮的任務。就這樣，我去中央政治學校的志願落空了，也是決定一生發展的一次關鍵性抉擇。

遠征印度一年

民國31年秋，日方正在消化戰果，盟國則蓄勢反攻。

中國遠征軍曾進入緬甸，協同英軍作戰，但仍遭日軍壓迫。經由野人山地區撤入印度者，有陸軍新編22師的殘部，經過緬北野人山蠻荒地區時，死傷慘重，200師師長戴安瀾受傷，因無法立即治療而成仁。

此際蔣委員長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史迪威將軍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在印度比哈爾省的藍伽設立訓練基地，由緬北撤往印度的遠征軍，加上從國內新增至印度的兵源，編成中華民國駐印軍，由史迪威出任總指揮，轄兩個師（即孫立人的38師及廖耀湘的新22師）及其他特種部隊。我們重砲一旅補充團即於此時奉命調往印度，接受美援裝備。我躬逢其盛，擔任連長，時年方24。

部隊徒步由湖南祁陽出發，經零陵，進入廣西全州、興安、桂林、柳州河池、南丹，進入貴州獨山、都勻、貴陽、安順，雲南曲靖，到達昆明，全程長約1,200公里。士氣雖然還算旺盛，但沿途仍不斷有人逃脫或罹病；出發時每連選了100名兵，到昆明時我這個連剩下不到70人，其他連則只剩4、50人。

我們從昆明搭乘C-46飛機飛越駝峰，在印度東北角阿薩姆省的小鎮丁江降落。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飛機，眾官兵亦是大開洋葷。

民國32年全年留駐印度。駐印軍的駐地在藍伽，部隊以新22師及新38師為主幹，駐印軍總部另有兩個砲兵團，即砲5團及砲12團，另有工兵團、通信兵及其他特種兵部隊。砲五團是105榴彈砲，砲12團是155榴彈砲，完全接受美援新裝備。美軍也在藍伽設立砲兵學校分校，展開幹部及部隊訓練；當時由於需要大量翻譯官，許多西南聯大英文系的學生，都來印度一展所長。

（作者係陸軍一級上將、前行政院長、參謀總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