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射式防空飛彈是一種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適合低空防禦的武器系統，已服役數十年。時至今日，這類武器系統仍持續進化，並成為軍用車輛、直升機和小型船艦的標準配備。本文將討論其優缺點和應用範圍，並介紹全球各國現役的肩射式防空飛彈。
優缺點和應用範圍
肩射式防空飛彈，其優點為：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等，適合低空防禦、短程空對空作戰用途。其缺點為：導引段為紅外線(IR)導引設計，常會受到敵機拋撒熱焰彈(Flare)等熱源干擾，而產生失誤；內置燃料有限，有效射程僅數千公尺；內置小型彈頭(戰鬥部)加上預置破片，僅能殺傷敵機，無法完全摧毀。若碰上A-10或Su-25這類有裝甲防禦的攻擊機，擊落機率更降低不少。
應用範圍：軍用車輛可配置結合防空飛彈發射器、機槍、機砲、反裝甲飛彈(ATGM)發射器、雷射武器系統(LWS)的多用途遙控武器站(MRWS)，以進行低空防禦；直升機的武器掛架可攜帶防空飛彈發射器，以進行短程空對空作戰；水面艦艇因甲板面積有限，僅可配置單兵操作的雙聯裝(DMS)或三聯裝(TMS)三腳架發射器，或由單兵攜帶的肩射式發射器。
美國FIM-92刺針防空飛彈
FIM-92是由美國雷神(Raythoen)公司研發，並授權德國EADS和土耳其ROKETSAN製造，已量產超過70,000枚飛彈。FIM-92除全美各軍種使用，全球另有29個國家使用它，1981年服役至今，是最廣為人知的肩射式防空飛彈。FIM-92全套重量15公斤、彈重10公斤、彈頭重3.3公斤(內含高爆裝藥)、發射器握柄內含發射電池和冷卻裝置(俗稱咖啡罐)、被動紅外線導引/紫外線導引段、有效射程為4,800公尺、極速為2.2馬赫、操作人數1~2人、單價約38,000美元。
FIM-92衍生型有FIM-92A、FIM-92B、FIM-92C、FIM-92D、FIM-92G等型號。據資料顯示，FIM-92彈頭的破壞力，約為轎車以時速60公里撞擊的動能，可對付無人機、直升機和定翼機等目標，已證實有270架各型飛機遭FIM-92擊落。阿富汗戰爭期間，阿富汗反抗軍獲得美國援助，以FIM-92擊落或擊傷多架俄製軍機，包括各型直升機和Su-25蛙足式攻擊機等。俄烏戰爭時，烏克蘭使用西方國家軍援的FIM-92擊落多架俄製軍機和巡弋飛彈，戰果豐碩。
FIM-92除肩射型外，還有雙聯裝(DMS)三腳架發射器、悍馬車底盤的復仇者防空系統(Avenger)、AH-64攻擊直升機使用等型號。目前，台灣軍方已採購一批FIM-92雙聯裝(DMS)型號和AH-64E使用型號。未來還會再採購數百枚FIM-92肩射式型號，用於地面防空和海上防空。
法國西北風防空飛彈
西北風(Mistral)是射後不理的超短程攜型式地對空飛彈(SATCP)，全套重量18公斤、彈體前端為多角錐形低阻力鼻錐罩、被動紅外線導引、彈頭重3公斤(內含高爆炸藥和1,850顆小型鎢彈)、主動雷射近炸或觸發引信、二節式固態火箭發動機、有效射程為4,500-6,000公尺、極速為2.5馬赫、操作人數2人。西北風可由單兵攜帶操作，也可配置於軍用車輛、直升機和水面艦艇上，可有效攔截1,200公尺以下高度的空中目標。彈頭引爆時，小型鎢彈會以秒速1,500公尺穿透目標外殼，有效殺傷半徑為3公尺。
不同於一般肩射式防空飛彈，西北風發射器必須由三腳架支撐。通常為一人攜帶發射器，另一人攜帶三腳架。發射時，單兵坐在三腳架座位上，並利用三腳架上的紅外線觀瞄裝置、敵我識別天線辨識並鎖定敵機。三腳架上有射手座位、射控單元與壓縮空氣儲存罐(啟動彈體陀螺儀和冷卻紅外線導引段)。西北風雖採用被動紅外線導引，卻有相當程度的抗干擾性能，可降低敵機拋撒熱焰彈等熱源干擾的效果。
中國紅纓6型防空飛彈
紅纓6型(HY-6)是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總公司(CNPMIEC)研發生產的肩射式防空飛彈。全套重量16公斤、彈體重11公斤、彈頭重1公斤、單節式固態火箭發動機，有效射程為6,500公尺、最大射高為3,800公尺，極速為2馬赫。目前HY-6除解放軍使用外，還大量外銷到中東地區，外銷型號為飛弩6型(FN-6)。此外，HY-6還有多款衍生型或改良型，可配置於軍用車輛、直升機和水面艦艇上。
HY-6為第三代被動式紅外線導引，採用數位化紅外線導引段，有較佳的抗熱焰彈干擾、太陽熱源和地面熱源性能。其彈體前端為金字塔狀低阻力鼻錐罩，發射器握柄內含發射電池和冷卻裝置，發射器上有敵我識別天線和光學觀瞄裝置。HY-6可進行全方位攔截，並有70%的單發命中率，可攔截18 G加速度的空中目標。據中東地區民眾拍攝到的影片顯示，外銷型號FN-6的命中率極高，已擊落多架美國無人機、土耳其AH-1W眼鏡蛇攻擊直升機、敘利亞Mi-8直升機和MiG-21戰機。
俄羅斯SA-18防空飛彈
1981年，SA-16(9K-310 Igla-1)和9M-313飛彈正式服役於前蘇聯軍隊，具備敵我識別裝置、提升自動鎖定性能和高仰角攻擊性能、降低最低射程的限制、增加火箭發動機推力、改良導引系統、更容易鎖定機動高速的空中目標、延遲引信可讓彈頭穿透機身引爆以增加殺傷力、抗熱焰彈和ALQ-144干擾絲(Chaff)性能更佳、提升感應器靈敏度等。
1983年，SA-18 (9K-38 Igla)和9M-39飛彈正式服役於前蘇聯軍隊，和SA-16不同之處是可對抗大量熱焰彈和干擾絲、更靈敏的尋標器、全方位攔截(半球型的鎖定範圍)可鎖定非線性飛行的空中目標、增加射程、提升貫穿性能、速燃火箭發動機有更高的發射瞬間速度等。海軍艦用版SA-N-10可配置於水面艦艇上。此外，還有雙聯裝SA-18發射器搭配Zu-23-2雙聯裝機砲，成為簡易版的彈砲合一防空系統。
SA-18全套重量18公斤、彈體重11公斤、彈頭重1.2公斤、單節式固態火箭發動機，有效射程為5,000公尺。據芬蘭測試，SA-18追蹤靈敏度和最大射程略遜於法國西北風，彈頭也較小，但抗干擾性能卻較佳。前蘇聯外銷SA-16和SA-18超過30多個國家，許多地區的游擊軍和恐怖組織也有採購。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使用波蘭製閃電防空飛彈擊落多架俄國軍機，也是仿自SA-18。
南韓神弓防空飛彈
南韓神弓研發初期曾向法國請求技術援助，但遭法方拒絕。最後飛彈技術多半源自俄羅斯SA-16 (9K-310)。量產時，飛彈尋標器、控制迴路、彈頭和發動機等技術，南韓已全面掌握，均可自製。國防科學研究所和三星電子研發製造夜間瞄準器，LIG Nex1研發製造敵友識別系統，瞄準器裝有八木天線。
全套神弓包括發射器和三腳架。射手坐在三腳架的座椅上，以瞄準器瞄準。神弓全套重量12公斤，攜行時分為飛彈、三腳架和瞄準器，並由二人攜帶。此外，還有固定式四聯裝發射器，可配置於軍用車輛、直升機和水面艦艇上。
神弓具備敵友識別系統、夜間和惡劣天氣發射性能、紅外線/紫外線導引段，飛彈命中率為90%，而美國FIM-92和俄羅斯9K-32M(SA-7)命中率為60%。據南韓國防科學研究所的說法，神弓的命中率、性能、價格、便攜性都比美國FIM-92或法國西北風優異。研發測試時，飛彈以2.36馬赫的速度、7,000公尺的距離，擊落一個低空目標。彈頭是由俄羅斯提供，除了直接碰炸，還有近炸引信。當接近目標半徑1.5公尺範圍內時自動引爆，可產生約800個破片，並藉由其破片殺傷目標。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2月5日，我70歲生日，在家人為我慶生的聚會結束後，我在臉書上看到朱雲漢院士因病辭世的訊息。我和朱雲漢認識多年，但學門不同，相忘於江湖之上，並不常聯繫，幾天前還看到他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無知於他早受病魔攻擊。我生日，他辭世，死生交錯，才知命祚無常，平生契闊。
回想初識朱雲漢的時候，他才19歲，台大法學院政治系二年級的學生，還「未成年」，但他少年老成、穩重成熟。當時我大四，正在準備考研究所，從性格上講，我和他大約同屬一路，因為那個時節大家都喊我「魏老、魏老」，我們也就有一種相知相惜，自有默契，不用說破的了然於心。
台大學生運動重要的一晚
初識的那個晚上，是台大學生運動重要的一晚。
1975年4月7日晚上7點多，我接到台大學生代聯會主席丁庭宇的電話，要我即刻趕往新生南路三段的一個地址，說是有個緊急會議要開。我到場時，已經來了十多位同學，多為代聯會的幹部，其中有朱雲漢，他好像是代聯會的秘書長或政策部主任之類的。討論的主題是「蔣總統去世，台大同學應該做點什麼？」是的，那年4月5日下午蔣總統過世，軍警戒嚴，所有娛樂活動停止，報紙一片黑白，滿是哀悼之情。
討論中，多半是代聯的會幹部在發言，其中主力之一就是朱雲漢，他們一群大二學生，以法學院（現改稱社會科學院）和文學院的同學為主，放言高論，口無遮攔。另一個特色就是他們都是師大附中（下稱附中）的同屆校友，他們的老交情從高中就開始了。當年台大有個半公開的秘密：大一代表會的主席必定是附中畢業生，因為聯招一放榜後，考上台大的附中就會被學長召集，訓令他們要競選班代表，在接下來的「大一班代表聯合會」選舉中，他們推派的人選又通常會當上主席，也因此，附中勢力強大時，可囊括台大代聯會主席與「畢業生聯合會」主席。
那天同時到場的還有《台大青年社》社長陳憲良，經濟系三年級，也是位熱情激動的愛國青年（半年多後他投筆從戎，轉學到陸軍官校，轟動一時）。我和陳憲良都是台大「台風社」的社員。台風社當年也是個引領風騷、叱吒風雲的社團，在學校辦理各種團康與訓練活動，我是因為參加該社的「速記訓練班」而入社，另有很多同學是為土風舞而來。這個社團後來開枝散業，台大的土風舞社、口琴社都是台風社所孕育誕生的，因此算是台大社團的「母雞」社團。
簡單歸納一下，從組織面而言，要掌握台大社團就要找台風社；從人脈面而言，就要找附中校友。1971年退出聯合國，風雨飄搖之際，台風社成立農村服務隊、漁村服務隊、國中生服務隊，吸引了大批「摩頂放踵」之士加入，上山顛，下海隅，造成社會服務運動旋風，觸角深入社會，前交通部長葉匡時就是該時期的社長。
當時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對台大這些社團十分重視，而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就是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支部」的書記長，而其辦公室就在新生南路三段的巷子裡。
「獻機報國」運動
當晚與會人士中，附中校友組成的代聯會幹部是主體，我和陳憲良比較像客卿。丁庭宇雄才大略，很有領導人的氣概，口才好，後成為TVBS談話性節目的常客，開電視「名嘴」之先河。
4月7日當天報紙披露了其他學校已經倡議了一些活動，例如捐血、募捐建銅像、發動「新生活運動」、發動「效忠簽名」運動、火車班列改名為「中正號列車」等。國民黨文傳會、青工會也放出風聲，要發動捐款興建「中正紀念堂」。丁庭宇認為台大應該著眼大局，發動更有意義、更具前瞻性的運動，論述則由朱雲漢擔綱，大意是說，一代偉人離世，新的時代開始，正是台灣民主轉型之機。「朱雲漢們」說：「每個路口、圓環、每個中小學校園都站著蔣總統銅像，會是個可以看的風景嗎？這樣只會延長強人統治，如何民主？」、「這些黃銅不如拿來造槍砲、做飛機」。
最後大夥決議要發起「獻機報國運動」，重現1934年蔣公50歲壽辰全國獻機的歷史盛況，第二次獻機報國運動將「鑄無形之哀痛為有形之革命利劍，振翼雄飛北指，直搗黃龍，逐虜收京，將中華的法統乾綱，再鷹揚於我神州故國萬里山河之上！」
做結論時，丁庭宇拿出主席架勢，指派我、陳憲良及附中校友吳心健組成撰稿小組，當晚挑燈夜戰，寫成《銜哀奮厲 獻機報國》宣言，第二天一早送去打字行製版印刷，上午9點在台大體育館召開記者會。事後回想，丁庭宇其實早有定見，所謂決議是朱雲漢等人的發言引導而成；從印刷廠打字與台大體育館場地的租借、媒體的聯絡等早就布置妥當，我猜這後面有朱雲漢的操持。
第二天記者會一結束，丁庭宇和我就被教官「請」去訓導長俞寬賜教授的辦公室罰站。我們二人被留置在訓導長室，媒體發布與聯繫的工作仍在幕後持續進展，中午台視新聞首先披露，下午就有記者去問教育部長蔣彥士要他表態，為這個運動定性定調。到了晚上，三大電視台全面播放，第二天各報也以顯著版面報導。我和丁庭宇在訓導長那兒和他打太極拳，其他以附中校友為主的幹部群在外頭聯絡媒體，布置捐獻箱，完成造勢，他們都只是大二學生，就懂得布局與分工，朱雲漢是其中的靈魂人物。
《仙人掌雜誌》初試啼聲
1977年7月出版的《仙人掌雜誌》第5期刊出一篇朱雲漢的文章，題目是〈民主是目標不是工具〉。同期作者還有孫慶餘、蔣勳、陳映真、李乾朗、李利國、耿榮水、李亦園、司馬中原、楊清矗，看看這個陣容，都是後來台灣知識界和文壇上的重要人物，當時他們都還很年輕，代表著台灣新一代的知識分子菁英。推算一下，朱雲漢應是大四學生，作品刊出時他已考入台大政治研究所，後成為胡佛教授的得意門生。而胡佛與朱雲漢之後先後成為中研院的院士，傳為杏壇佳話。
以下我抄幾句朱雲漢這篇文章的句子，得以管窺他的少年文采和學術萌芽初心：
民主政治在（民初）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目中「手段」成分大於「目的」。這種現象也許並不足為奇，因為若是重視其「工具價值」而接納民主亦可因其失去「工具價值」而拋棄之。
民主政治在中國，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欲改善此一乖違現象，在心理上必先掃除居社會領導地位之知識份子心中的疑雲與徬徨；必先堅定對民主理念之理念。
讀這些文字，不得不佩服青年朱雲漢很早就看到，民初以來知識分子把民主當「工具」，既非本質亦非目的之心理狀態。
《高思在雲》金聲玉振
朱雲漢批判的這個現象，其實也出現在「民主化」後的台灣，見諸於民進黨執政後的種種「髮夾彎」，於今為甚，言行舉措逆反「民主進步黨」創黨時期的主張與理念，這其中也有深藏在知識分子心裡與台灣社會的深層結構問題，當然也成為政治學者、院士朱雲漢諸多評議的對象，此可從他為《天下雜誌》、《商業週刊》、《中國時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可以看到，而這些批評與檢討在他2015年出版的《高思在雲》第四篇〈為台灣民主把脈〉，有很透徹的架構化處理。以下是該篇文章的一些小標：「民主為何讓台灣民眾失望」、「政黨輪替背後的現實問題」、「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政黨利益糾葛延宕社會發展」、「媒體是政治耗損的重要推手」、「台灣是富豪的樂土」、「台灣距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政務人才斷層全民買單」。
對於台灣民主「禮樂崩壞」的現狀，他犀利透徹卻沈穩的批評，當然得罪了很多懷有台獨意識的學者與讀者。雲漢過世後，不少這類人在臉書及媒體上喤吠，雲漢在世時就很少和他們「一般見識」，而只是微笑以對。
朱雲漢的學術研究起身於「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有著多年對儒家文化圈下的亞洲國家民主化的田野實證研究，也有政治學理論的嚴謹宏觀分析。他的文章以道德思維為底蘊，逐步推演，條分縷析，一氣呵成，行雲流水，可讓讀者智慮清明、道德勇氣油然而生。
這樣的風格與器識，早已出現在19歲的他身上，我初識雲漢時就看到了，也被感動至今！
（台大地質科學系退休教授）
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民主與科學均源於希臘雅典。希臘文明於西元前四、五世紀衰亡後，其標誌性的民主、科學，不但未隨之消失，反而在西歐諸國大行其道，得到進一步發揚光大，成為人類先進文明的標杆。本文僅論述希臘雅典的民主，以及其伴生的帝國主義，不妨稱之為雅典的民主帝國主義。
民主何以走上帝國主義
希臘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源遠流長，早在西元前五、六世紀，即蘇格拉底在世時已很發達，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只不過是將之哲學化、普及化、精緻化。希臘的文明哲學化的標誌性特徵是民主自由平等，在柏拉圖的《理想國》或《對話錄》中，以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中得到充分闡發。
充分開放的民主自由制度，不僅促使人民自願參與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讓人才得以輩出，例如索福克里斯、希羅多德、菲迪亞斯、伯里克利、優里彼得斯、希波克拉底、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不世出的文化巨匠，都對希臘古典文明添磚加瓦做出重要貢獻。
帝國主義的標誌性特徵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那麼，問題就發生了：古典希臘文明怎麼會發展出與之價值理念不相容的帝國主義？換言之，是什麼歷史偉力推動希臘人發展出，與其文明和城邦政治相反的帝國主義？
海洋貿易使希臘成為帝國
最大的歷史偉力是海洋。由於希臘半島被丘陵溝壑港灣切割成碎片，陸上交通不便，海洋遂成為天然的公路，希臘人發展出發達的海洋貿易。海洋貿易使希臘國庫充裕，得以輸入和吸引各地的產品進入國境。物質的繁榮使希臘人自然萌生一種優越感，自認為是天之驕子，有權統治其他國家人民。
在城邦的政治體制下，一個城市就是一個邦國，與中國以農村村社為社會結構的農耕文明截然不同。獨立的各城邦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法典及官僚體制。所以，帝國要實現統一的領導、官僚體制、法典，自然遭到各城邦的強烈抵制。然而，雅典內有斯巴達的挑戰，外有波斯的不斷侵擾，需要聯合其他城邦的力量共同應對。帝國體制就是一種可以讓雅典應對內外挑戰的最佳選擇。
帝國維持須有物力人力
但維持一個帝國，必須要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提供相應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援。就經濟上而言，隨著對糧食和其他物資的需求不斷增強，為了保持海洋航道安全暢通，帝國需要一支強大的艦隊控制海洋。龐大的艦隊固可確保帝國的安全與繁榮，但希臘人必須付出相應的物力和人力，建造船艦並維持艦隊的正常運作。
建造船艦需要大量的材料如木材、鐵、銅、亞麻、蜂蠟等，但希臘的資源並不豐富，甚至可視為資源貧國，所以須從它的420個盟邦中引進。有了龐大的艦隊，需要相應的龐大人力保持艦隊的正常運作。例如，在正常的情況下，帝國的龐大艦隊所需的舵手、水手長、艦長助理、瞭望員、造船工等人力，無疑來自廣大的希臘人民，雅典人民。就帝國戰備狀態而言，例如據普魯塔克在西元前420年估計，雅典碼頭上經常有400艘戰艦處於戰備狀態，隨時聽命待發。如果動員250艘戰艦，就需徵集5千名水手。即使動員全雅典人，也無法應付如此數量龐大的人力需求。一旦發生海戰，大量人員陣亡，其結果是陣亡的死亡率兩倍於出生率，試想這樣的人力消耗豈能持久？
民主及求創意付出代價
政治方面所需的人力同樣是驚人的。雅典的民主體制主要靠兩個會議，一是公民大會，另一是人民陪審法庭。在此立法和司法系統下，除了當差的官員外，為了實現全民民主理念，每個公民都必須參與公共事務，每年所召開的會議難以計數。例如雅典的屬地阿提卡的100個選區和城鎮，每年都要重組，因此頻繁的人員更替，構成巨大的人力壓力。
再就是，為了體現開放的自由社會中人民的創發力，雅典人很喜歡競賽；雅典人在所有職業都安排了展示和公開競賽。例如陶工、馬隊（包括馬、馬夫、戰車等）之間的競賽；每個節日都有競賽；甚至背誦荷馬史詩的遊吟人、修辭學家之間也有競賽。饒有趣味的是，悲劇作家和喜劇作家之間的競賽是，悲劇作家必須創作12部新的悲劇，並有180名歌隊歌手參與競賽；喜劇作家則每年必須出創作6部新的喜劇。在帝國存在的100多年歷史中，共創作、上演了五、六千部音樂作品。據估計，每年約有2千名以上的雅典人需要背誦劇本，所以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學和藝術遺產；當然，古希臘人還在哲學、歷史、建築、科學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並直接對西方文明的定型和構建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遺憾的是，這樣高度的文明，竟然由於嚴重的內憂外患而走向沒落衰亡；外患有羅馬帝國取代波斯帝國而強勢崛起，內憂則是各城邦的獨立自主，相互攻伐，以致不斷地內耗撕裂，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百年爭霸就是內耗的典型史例。
過度民主導致失誤、內鬥
此外，希臘的過度民主，也造成抽籤致仕的非專業官員主導外交政策，導致外交上發生致命性的失誤，例如遠征西西里的挫敗就是外交決策的失誤；加上城邦之間、黨派之間的內鬥內耗，在在促使雅典帝國最終由盛轉衰，走向衰亡。
雅典帝國和民主制度是西方文明的原型，加上羅馬的法治，構成了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但雅典「成也民主，敗也民主」，這個教訓值得西方人深刻反思，因為近現代歐美的帝國主義和民主文明，正走上雅典帝國和民主文明盛衰的老路，得了雅典民主帝國的併發症！這一發展，攸關當前世局和人類未來的命運和福祉，以史為鑒，當國者不可不慎。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2022年10月，台北故宮被爆出近兩年內接連打破幾個價值連城的瓷器，據媒體報導，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下達封口令，要求下屬不得點交、寫檢視報告，欺上瞞下的作法令各界譁然，引發一片撻伐。
同月，故宮也發函板橋林家，要求將寄存經年的「蘭千山館」在月底合約到期後自行取回文物，12月吳密察在公聽會上表達擬修改寄存制度，並說「故宮質精量豐，無需以寄存方式彌補藏品不足」，以「庫房不足」為由，欲將蘭千山館331件藏品逐出故宮。
世上各大博物館都不遺餘力地蒐購珍貴文物，堂堂故宮院長卻將寶貴文物推出門外，令人不可思議。2021年傳出要將故宮轉型為法人或改隸文化部的消息，透露出主事者擬一步步將故宮博物院降級、弱化，追根究柢，與蔡政府「去中國化」有關。據知情人士說，吳氏上任院長後，聘用自己過去的下屬或學生，且遇缺不補，如此缺專業、損文物、毀管理之人竟安坐大位達四年，至今年1月底內閣改組時才悄然被換掉。
比較四大博物館與故宮
世界公認的四大博物館，一是有270年歷史的大英博物館，擁有豐富的皇家與貴族文物，也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古埃及、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藏品，以及殖民時期從各地搜取的文物，總藏品有800萬件。二是法國的羅浮宮，也以皇家貴族的收藏品為基礎，拿破崙時期陸續增加古羅馬、古埃及與遠東地區的藝術品，總計60多萬件，為此羅浮宮多次擴建，乃至後有貝聿銘打造的玻璃金字塔，成為巴黎的金字地標。三是俄羅斯博物館，有300萬件藏品。四是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有200多萬件藏品，其藏品數量有後來居上之勢。
這四大博物館不僅收藏本地本國的歷史文物，也蒐羅世界各地、他國的文物，儘管「文物歸還」是列強掠奪他國文物要面對的國際議題，但就保存人類文明與文物的角度，四博仍有相當大的貢獻。
「故宮博物院」是台北故宮與北京故宮加總的概念，二者各為半壁。就藏品數量而言，台北故宮70萬件，北京故宮186萬件，總共約260萬件，僅次於英、俄，藏品從青銅器、瓷器、書法、繪畫、雕工技藝及宮廷文物等，無不精美絕倫。有人分析，故宮博物院未列四大博物館是因故宮藏品過於單一、不夠國際化所致；但也有人評論，四大博物館其實是掠奪戰利品的展示館，不能與故宮相比。這兩種說法都反應著同一個概念，就是聚焦於文物的來源與內涵。
故宮博物院是世界上唯一收藏自身文明，而不攙雜他國文物的博物館，藏品之精、數量之豐，時間跨度之長，且完整呈現歷史文化的世界級博物館，為世所公認，無庸置疑。1965年在台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說：「故宮不同於一般博物館，它所收藏的是歷代中華文化藝術的精品，肩負著宣揚中華文化的責任。」這段話清楚說明故宮文物的來源、內涵與歷史責任。
故宮博物院藏品源遠流長
「故宮」因明清兩朝的宮殿而得名，收藏的文物卻是積累數千年的文化瑰寶，中國朝代經多次遞嬗，但每一新朝立國後，首要之務就是整理圖書與重建文物，無一例外。例如，6世紀時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開國十年後才完全結束南北朝分裂局面，連年爭戰導致典籍文物遭受嚴重破壞，經官方大力收聚，建觀文殿貯藏經史子集，在殿的兩側各建樓臺，東為妙楷臺收藏墨跡，西為寶蹟臺收藏古畫，使魏晉以來的圖書與文物得以保存。
又如，宋太祖登基後，沿襲五代設立三館，即昭文館、史館與集賢院，合稱崇文院，為校理圖籍儲備人才之處。宋太宗更進一步下令各州搜集圖籍與書畫文物，很快地善本圖書充盈，前代的名家書畫，如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懷素等名家墨寶，以及顧愷之的維摩詰像、韓幹的牧馬圖、薛稷的鶴圖等傳世之作悉數集中汴京。宋真宗時在崇文院中堂另建「秘閣」，精選三館的善本書與文物書畫入藏，所以「秘閣」藏品為精品中之精品。
兩宋之後，歷金元而至明清，各朝代校理圖籍、搜集文物未曾荒怠。不談別的，只談乾隆皇帝。乾隆堪稱古今藝術收藏家，既追求宏偉也愛繁麗細緻，除編纂《四庫全書》外，畢其一生盡收天下奇珍異寶，據嘉慶21年(1816)文獻記載，紫禁城1.5萬件的字畫文物，三分之二是清以後入藏，多歸乾隆之功。凡他所經眼賞鑑的善本墨跡必鈐蓋寶印，常見如「乾隆御覽之寶」、「八徴耄念之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等，印章多達1,800枚，興致一來還喜題字，近年有人批評乾隆是印章狂魔、文物破壞者，那是不懂文物品鑑文化的碎語。
蓋印有收藏占有之意，在字畫上題跋識語是古人對書畫的品評鑑賞，自古有之，因此經名家題跋與鈐印的作品更增添藝術價值，乾隆珍愛的「三希」名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及王珣的〈伯遠帖〉都有乾隆的墨寶，彼此相得益彰。嘉慶、道光、同治也都有御覽之寶；官僚士夫之間更興起考據古文字、鑑定古器物的風尚，乾嘉時期的考據學鼎盛人才輩出，與乾隆好古敏求不無關係。
前人以生命拚死保護國寶
19世紀清末兵燹連年，先是英法聯軍入侵，焚燒圓明園，許多圖書文物被焚毀、被劫掠，繼而太平天國之亂、八國聯軍接踵，摧毀更巨；20世紀上半葉日軍長期侵華乃至國共內戰，烽火中顛沛流離更是艱險。今日能安然躺在故宮的每一件文物，以優美典雅之姿呈現世人眼前，但其背後均是前人用生命與血淚拚死保護下來的。
故宮文物有兩次大遷徙。第一次是1933-1947年，為避日軍戰火，先將1.3萬餘箱文物遷往上海，再遷南京，後分南、中、北三路輾轉遷至四川，翻越窮山惡水，住過山洞、避過蟲鼠，直至1947年遷回南京。據當時「南路」負責人，也是1948年押運故宮第一批文物來台的莊嚴之子莊靈說，當年為完好無誤地打包裝箱，特請琉璃廠古董商號專家傳授方法，每一件都包得非常嚴實。與事的老人也回憶：正因為繁複過度的包裝，讓這些中華文化瑰寶度過幾次劫難。
第二次遷徙是因國共內戰，1948秋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奉命挑出最精華的藏品3,800餘箱，連同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考古文物，分三批遷運台灣，先寄放在台中糖廠倉庫，後暫存霧峰北溝山洞庫房，至1965年位於外雙溪仿古式故宮博物院落成，始悉數遷入。大批文物雖經長期水陸輾轉播遷，但損傷極少。
值得一提的是，暫存霧峰北溝庫房時，由聯合管理處來監管文物，孔德成擔任主任委員。1963年一次例行檢查庫房時，發現一只箱上有一灘水漬，裡面《四庫全書薈要》有九冊被雨水浸溼，另一箱有一冊內頁黏連，因屋瓦破損雨水從天花板落下所致。孔德成獲知此事後，即向行政院長王世杰請辭。儘管漏水非人為因素，洇濕的紙書也可以裱褙修護，不像瓷器打碎難以修補，但孔德成仍因珍貴文獻受損以辭職負責。孔德成是孔子第77代嫡長孫，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家學淵源，專精古器物，他後來在台灣大學講授「三禮」，曾永義、黃啟方、葉國良等人都曾蒙親炙。孔先生一肩扛責展現風骨，尤令人敬佩。
故宮保存了四大文明之一
被譽為故宮「鎮館三寶」的〈翠玉白菜〉、〈肉形石〉與〈毛公鼎〉，其中〈毛公鼎〉原本非故宮藏品，道光年間出土後輾轉收藏於民間，抗戰時美、日收藏家皆覬覦，幸而1946年某富商購下，獻與蔣介石作為60壽禮，蔣隨之撥交中央博物院，成為國有文物入藏故宮。這說明兩點，一是民國以後文物收藏仍持續未斷，二是〈毛公鼎〉輾轉多年未落外人之手，自古「鼎」象徵國家，〈毛公鼎〉終是與國家民族相繫在一起。
故宮不同於一般博物館，收藏的是歷代中華文化藝術的精品，沒有掠奪他國的文物，是完整呈現中華文化的世界級博物館，無論是台北故宮或北京故宮的每一件文物，都走過千山萬水，住過山洞、躲過砲火，曾在乾隆的「三希堂」書房，也在宋真宗的「秘閣」裡，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歲月歷程，這些藏品看似無生命，卻散發著萬古的光輝。
生長在台灣的我們，不能只以島嶼思考，更不應被狹隘的政治意識綑綁而自外於世界級的文化瑰寶，無論何黨執政，都應該思考，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華夏文明，絕不應排擠貶損而毀於政治意識之手，而應持珍惜人類文明、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胸襟，維護其永續生命。
(作者係東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又逢一年一度的獨派盛宴二二八，國民黨的黨國史觀被瓦解後，台獨史觀取而代之。連33年前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也被重製成4K數位版，好來冷飯熱炒繼續操弄悲情，彷彿二二八就是台獨思想的起源，為台獨分離主義取得一切道德正當性。只是，在獨派的宣傳中，統派的角色與敘事卻悄悄地被消失了。
台獨缺少烈士故事
這樣的情況並非只在談論「二二八」上發生，民進黨前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所出品關於白色恐怖的《流麻溝十五號》，同樣被人質疑故事中的主角，究竟犯了什麼罪被送往火燒島，講得不清不楚，讓人不明就裡。從電玩紅成電影的《返校》也是如此，連劇中人自己都不懂，為什麼只是讀了泰戈爾的詩集，就招來了殺身之禍。
其實瞭解實情者，誰不知道當年若非碰觸到了「紅」與「左」，怎麼會因思想言論而有牢獄、滅頂之災呢？一切的原因就在於「台獨烈士缺貨」，只好拿共產黨的烈士充數。掩蓋掉共產黨人，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坐穿牢底、橫屍法場的真相，更讓島民誤以為「獨」是唯一的政治正確，忽略了當時的犧牲者，渴望「統」的歷史事實。台獨成功地狸貓換太子，將自己嫁接在「紅統」的墳塚上，用共產黨烈士的鮮血，灌溉出一朵朵的獨花。
統派該取回話語權了
如今大陸有科幻經典的《流浪地球》，有當代現實的《萬里歸途》，其他關於過去歷史的影視作品更是汗牛充棟，唯獨對「台灣」像缺角的拼圖，不知該如何敘述。這幾年大陸致力於整理島內過去台共的歷史，蒐集了許多的烈士故事，以及倖存者的回憶。這樣的努力倘若不將其戲劇化、電影化、動漫化、電玩化，使其能夠加以推廣宣傳，而只是出幾套專書，或幾本論文集，是很難改變台灣民意的。
島內的統派更應該真切地考慮，將「台共」的史實檯面化，既然獨派熱愛二二八，那真正的統派人士何妨共襄盛舉，對於謝雪紅、二七部隊等人民起義的史實大肆紀念。對於在白色恐怖期間犧牲的統左人士之紀念活動，也應該擴大化、公開化，正式與獨派展開歷史話語權的競爭。
不容青史盡成灰，只是再不致力於撥亂反正，那再正確的史實，恐怕也都將灰飛煙滅。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關於二二八悲劇的形成，不論是「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兩造不僅高度對立，其主張也相互排斥。筆者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找出更能切入當年複雜史實的觀點，以利論述的辯證發展。在這樣的思考下，筆者發現關於兩岸的民族主義這個題目。這裡所謂的「民族主義」，一個是「中國民族主義」，一個是戰後初期的「我族中心主義」，最簡單的民族主義；一個是當前想努力掙脫中國的「台灣民族主義」；而這三者在戰後的一個時間點都被不經意地喚起。
「民族救星」蔣委員長在抗戰勝利的那一天，發表了重要談話：「不念舊惡，與人為善」；該講話被描述為「以德報怨」，據稱是蔣介石親自擬定的文稿。這是一個高度道德標準的宣示，可惜在現實中很難達到那樣的標準；而且，道德也應該是相對的，若只是一味要求弱者要有高道德表現，處於現實的生存競爭中，實在很少能不被淘汰的。
兩岸對「以德報怨」都有意見
在艱辛抗戰8年甚至15年慘勝後，蔣介石立刻安撫昨日的敵人，現在回顧起來，可以理解其有種種戰略與外交上的理由；但當年國府卻可能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筆者認為，那應該算是國府的一項重大錯誤，對於海峽兩岸而言都是，而且它影響了後來的歷史發展。換言之，蔣委員長在談話中表現了對「我族中心」的輕忽；在慘烈犧牲後，急於對侵略者表示善意，很可能造成民心的背離，以下筆者以史實做具體分析。
由時序上看，九一八事變中，國府曾被描述為不肯抵抗日本侵略者，甚至提出所謂「敦睦邦交令」，禁止學生與民眾抗日的執政者。所幸後來國府大力投入松滬會戰，重新獲得民眾的肯定。接著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在「敦睦邦交令」下，來到台灣，參加日據台灣40年慶功宴，稱許日人在台灣的建設，這對抗日的台灣人而言又是一大打擊。
二戰結束之際，蔣委員長對日本發表的「以德報怨」講話；其中「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除了知識界有不同看法，曾身受奇冤巨恥的廣大淪陷區民眾也恐怕難以接受。
隨後兩岸都曾對漢奸追訴，但國府對侵略者都可以「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對自己人民卻要求「漢賊不兩立」，據稱淪陷區的大學文憑大多不獲承認，又豈能讓人心服？此外，戰後人民生活仍然食不果腹，日寇卻衣食無虞，當然令人不滿。就所知，南京《中央日報》在勝利不到一年後，就刊出「寬大的限度」的社論，提到「真正的傳統精神，是以直報怨，不為己甚」；上海《申報》頭版頭條大標題刊出，國府內部「鄒魯、白崇禧、王正廷等要求改變外交作風 全會場情緒悲憤激昂」的報導；讀者意見欄中更出現「全國各地鬧糧荒日俘卻飽餐無事」這樣的小標題。
在筆者的研究中，長期領導抗戰的國府之所以失去民心，以及蔣個人由「民族救星」地位步下神壇，讓中共在抗戰勝利後能獲得發展的機會，以至國府最後受到民眾背離，實與此密切相關；因為「我族中心」的素樸民族主義受到衝擊。
淪陷區太多無辜的民眾被犧牲，竟然要他們對侵略者「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卻不要求盟軍徹底改變侵略者的惡質傳統，例如，據梁許春菊在受訪紀錄稱，「在滿洲的日本人接受日軍投降的事實後，便趕緊加強『鄰組活動』，…商討對策時，日本人都說，通常戰爭時的軍隊進城後有三或四日的自由，隨便他們姦殺擄掠，要女人家小心。我們婦人都認為怎會有這麼亂來的事，他們自己就招認說以前他們當兵時就是這樣。」（見《口述歷史期刊》第五冊，中研院近史所，頁303）。日本文化中有男性好強好勝，胡作非為的傳統，國府應向盟總揭發並要求處理之。
通膨、糧荒有台胞沒飯吃
尤其，戰後的美國霸權早已對台灣虎視眈眈。而台灣人民落入日人離台後的物價風暴中，他們不知物價風暴來自美、日，而歸罪於國府。美國允許總督府自東京載來整飛機的大額日鈔，搶購台灣物資，以致米價僅3個月高漲達60倍；國府接收後稍遏漲勢，至二二八悲劇前再續漲7倍。其間，1946年5月4日，台灣受糧荒影響，基隆曾發生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議遊行。同年9月14日，南京《中央日報》刊出消息稱「寶島人民在艱苦中 十萬台胞沒飯吃」。
在物價高漲期間，一群在廣東與海南島等待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台灣。他們不可能知道自身受虐的真相，竟然可能是當地中國人曾受到自己所屬部隊的苛虐，甚至達到「在海南島，…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時築了一條54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見《天皇陛下之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潘國正著，齊風堂出版，頁42、43）。聽說在二二八事件中，最兇殘的就是海南島與南洋歸來的台籍日本兵，或許是不知這類背景所致。國府當局在戰後要求「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對於民間大部分原本相當接受報應傳統的民眾來說，都可能被認為那是太高的道德標準，而產生一種自外於「我族」的種子了。
東京澀谷事件與沈崇事件
此外，1946年7月19日，又發生了盟總為恢復東京治安，竟然允許日警公開射殺滯日擺攤為生的台灣人的「東京澀谷事件」（載運台人的卡車上，有彈痕542個，死亡者7人，傷重者23人，輕傷者17人）；為此台灣人民對美國負責下的盟總與當地日警高度不滿；那是一個「我族中心」的情感，自然以反美日的形式上升。
《台灣民報》先在該月22日刊出消息，25日該報頭版大字刊出「敗國議員還談壞話 台人即是中國人 竟以怨報德 尚敢公然辱人」；然後有「日報紙盛讚 蔣主席仁慈愷悌領導人民寬大對待日俘」的報導，都是對日警義憤填膺的憤怒，旁及對美國盟邦竟將該事件中的台人起訴的責備，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該事件至9月30日竟發展為「東京台胞四十一名 被控危害佔領軍」，我滯日先民不僅受嚴重槍擊，還被送上法庭。
其後該報又有〈我國人士的對日觀〉社論批判，認為國府有「過於強調對於日本民眾的同情和憐憫之憾」；對蔣委員長所提出的「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發出了強烈質問：「許容這些日本軍閥官僚財閥等的侵略我國，劫掠我國的是誰？除卻很小的比例外，豈不是日本的人民自身？凌辱我同胞、暴行我民眾的直接下手人，是不是日本的大眾自身？……」。
更重要的是，同年4月18日，上海《申報》剛刊過強調我國主體路線的「安全理事會側影 中國擁護聯合國共同利益 絕不是跟蹤在英美背後跑」的談話；9月25日《中央日報》社論〈共黨的反美運動〉，就強調「自從去年冬天，中共與接近中共的團體和份子就不斷抨擊美國，企圖掀起一種反美運動」，國府在黨報中高調，以抗戰8年美國對國府的支持與戰後將給予國府援助為由，出現了一種模糊的、可以倚賴美國、缺乏主體性的民族主義。
然後，10月中旬，《台灣民報》在前述國府攻擊「共黨的反美運動」後，先後有了明顯「無黨無派」的走向，刊出了大陸親民盟文人曹聚仁撰寫的〈民主同盟論〉（上、下）、〈兩種心理、兩種看法 唯恐天下不亂與唯恐天下大亂〉等文。
再後，東京澀谷事件發生4個多月後的12月12日，因10日東京法庭宣判不公，台灣民眾與青年學生近5千人，在台北中山堂舉行反美抗議集會（詳見筆者《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頁392-428）；陳儀當局雖對美方不滿，但並未放任該抗議行動，民眾與學生在演講宣示不滿後，有學生向美國領事館提交抗議書後結束了該活動。在國府公開表示反對「反美運動」之後，這次活動當然是一明顯反蔣反美「我族中心」成長的訊號。
該年的聖誕夜，北平又發生了讓反美氛圍更濃的北京大學沈崇事件，以致1947年1月9日，台灣青年學生再發動反美示威。故可說，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兩岸反美示威有合流的情勢。
結語
二二八悲劇，在某種右翼的意義上，是一種倚賴美國的我族中心主義；但其本身缺乏足夠的韌性，只能以「誤信」美國許諾的形式短期存在；它在歷史的長河中，化作一頁使後人顫慄長嘆的悲傷史述。至於今日台灣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兩蔣時代留下了物質基礎，但「我族中心」不能只是美好的念頭，更不能「依賴」外力。何況，如今不僅它所倚賴的美日霸權確實衰落了，真正擁有自主實力的「中國民族主義」又正在對岸穩步興起；而同時台灣內部正落入政黨惡鬥的民主宿命中，台灣人民該如何抉擇，成為重要課題。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台灣勞保去年(2022)支出大於收入，出現赤字386億元，加上一年以上債務的未償餘額達5兆7,298億元，蔡政府此時普發去年超徵稅額的1400億元是否允當，值得嚴肅探討。
十多年來稅收超徵與短徵
過去十多年來，台灣多數是稅收實徵數大於稅收預算數，但也有稅收實徵數小於稅收預算數的情形，而後者的情況大都是因發生不可預期的重大事件所致，例如2009年雷曼兄弟事件爆發導致全球金融海嘯，當年稅收短徵 2,538億元，創下歷史紀錄；2012-2013年發生歐債危機，台灣產業以外銷為主，海外需求降低，訂單減少，導致2012年稅收短徵258億元，2013年的稅收短徵295億元，其後2014-2019年的稅收實徵數均比稅收預算數要來得高。
2020年全球爆發Covid-19疫情，政府按《稅捐稽徵法》第26條，同意納稅義務人與營利事業因受疫情影響、營運困難、收入驟減，可向稅捐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延期最長1年，分期最長3年，致使2020年稅收實徵數較稅收預算數短少了222億元。不過，2021年的稅收則超徵4,327億元，2022年更超徵5,237億元，詳見表1與表2。
2022年超徵與短徵稅目
稅收的構成稅目包括中央稅和地方稅，2022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實徵數1.027兆元，相較於稅收預算數7,300億元，超徵了2,972億元，居超徵稅目之首；綜合所得稅超徵1,260億元，位居第二位；營所稅與綜所稅合計占超徵總稅收的80.8%。不過，2022年也有短徵的稅目，其中貨物稅短徵300億元，主要是因政府2022年調降汽、柴油貨物稅所致，貨物稅居短徵稅目之首位；土地增值稅短徵115億元，位居短徵稅目第二位；證券交易稅短徵12億元，居短徵稅目第三位，主要是因證券市場成交量減少所致。
稅收超徵的原因不一，有些稅目與經濟景氣有關，例如景氣與所得稅收呈正相關，至於贈與稅收與遺產稅收則與景氣關聯不大。從2007到2021年共16年的資料可發現，只有4年出現稅收短徵，其餘12年都是稅收超徵，而出現稅收短徵的年度都與當年發生重大國際經濟事件有關，例如全球金融風暴、歐債危機、全球Covid-19疫情。
此外，由於政府是在T年初開始籌編T+1年的預算，從籌編到實際執行有兩年的落差，難免會有差異，因此稅收實徵數不可能和預算數相同。
物價攀升造成稅級攀升
稅級攀升是通貨膨脹將所得推高至較高的稅收級別(Tax Brackets)，由於很多累進稅制或免稅額或起徵點，並不會因通貨膨脹而有所調整，當通貨膨脹發生，所得與薪酬的帳面水準上漲時，會被課徵更高的稅，但納稅人所得與薪酬的實際水準並未增加，如此一來，就會導致政府因通貨膨脹造成實際稅收的增加。
觀察去年台灣稅收出現天文數字的超徵稅額，有一部分原因便是由於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物價大幅攀升，導致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出現「通貨膨脹稅」，同樣，因物價不斷攀升，而綜合所得稅制課稅採累進稅率，許多納稅人的名目所得扣除通貨膨脹後，實質所得不增反減，名目所得卻跳到較高的課稅級距，適用較高的稅率，和營利事業所得稅一樣，綜合所得稅也出現「稅級攀升」的情形，形同對納稅人加徵了「通貨膨脹稅」。
稅收超徵應優先用於還債
根據「財政大水庫理論」，富人應該繳的稅較多，窮人繳的稅較少，甚至不用繳稅，但繳稅多的人並不保證能得到政府較多的照顧，這就是財政「共同報償原則」，它和私經濟付出較多的錢通常會得到較好商品，或服務的「個別報償原則」不同。超徵的稅收如何處理，根據《預算法》第59條規定，各機關執行歲入分配預算，應按各月或各期實際收納數額考核，超收應解繳公庫，不可直接坐抵或挪移墊用。
蔡政府去年底規劃將超徵稅收中的1,400億元，採每人6,000元的方式發放現金，這並不符合《預算法》規定，超徵稅收必須先繳庫，等到今年7月審計部審查後才能動支。何況，目前的「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草案」尚未通過，沒有法源不能發放，目前台灣一年以上的債務未償餘額達5兆7,298億元，以債養債必須付出更多利息，最後還是得要靠稅賦來還債。稅是國家負債的最終保證，根據財政大水庫理論，超徵稅收除撥補勞保虧損外，實應優先還債。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經濟是民生的重心、社會安全的基礎。台灣歷經40年穩定長期高速成長，但之後30年就只有低度成長，而且經過兩次經濟衰退，目前面臨出口不振、內需不足、就業困難、工業五缺、貧富差距擴大、產業過度集中於電子等系統性難題，必須做生產要素的重新安排、經濟需求的有效促進、產業發展政策的改弦更張，力求成長與穩定並重，方可望在2022年GDP總量7,622億美元、人均GDP 3,2788美元的基礎上再求超越，也避免逆水行舟的悲劇。
生產要素需重新安排
生產要素在經濟學中又稱為生產輸入或資源，指所有用於促進生產商品或提供勞務的資源，但非生產的結果，也不會被生產過程明顯地變化。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生產用地，亦包括地上的自然資源與地下的土壤礦產）、資金（用於生產的資本）、勞動力、企業家才能。各國對於生產要素的使用規定，顯現在其政府的體制與施政理念上。
就土地而言，由於土地的先天稀缺性，極易造成富甲一方，貧無立錐。台灣採行土地私有制，遂行土地登記制度，同時推動具有高度社會主義理想的「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政策，惟未竟其功，都會區房價過高已是多年來民怨的主要來源，應該透過釋出公有土地，改革土地稅制（漲價合理歸公、房租入稅、地價稅合理化），增加社會住宅，抑制惡性囤房炒作（對空房、空地課徵財產稅），以達更為公平合理的土地制度，這應是兩制台灣方案中土地政策的重點。
台灣的土地私有制度，雖與大陸傳承清朝的土地公有制度（清朝「寸土屬皇」，民間不得稱土地所有權，透過封邦建國，金字塔式地分封直至民間，土地流動自有一套規範）看似有根本差異，但1979年改革開放後，大陸農民擁有農地處分、收益、轉讓權的家戶承包制，可達耕者有其田的目的，雖無所有權名義，但允許保障生產、保障權益，已朝私有制傾斜，兩岸土地政策已有相當程度的融合。
再就資本而言，若完全採用私人資本制度，則生產成果完全由私人股份分配，極易造成勞動剝削的分配不均；若完全採用國家資本，則會產生生產效率不彰，以及代理人的問題（委託人與代理人因彼此目的不同而產生利益衝突）。台灣現行制度以私人資本為主，占比為85%，政府資本以獨占及公用事業為主，如水、電及部分油氣、金融、煙、酒，占比15%。筆者建議，應進一步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將沒有獨占需要的公用事業民營化，且對資本所得課徵合理的所得稅，以達均富的目標，也可鼓勵累積資本以發揮培養企業家能力的效用。
當台灣的地緣政治危機解除後，可望重新成為早年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與本地資本共同興盛活絡的樂土，再次成為全球集資中心，創造金融市場良好的環境。為了維持台灣經濟的適度成長，大陸似須對台灣的投資率擔負兜底的責任，致力維持10%的投資成長率，用於產業與基礎建設，上限為200億美元。大陸每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千億美元(2021年1,280億美元)，要做此投資並不困難。
台灣擁有完整良好的高等教育與技術教育基礎，勞動力的質與量均高，IMD公布之「202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排名第7，其中每千人研發人力排名高居世界第一。勞動法規齊備，能有效處理勞資關係的就業、失業、工會、罷工等問題。兩制台灣方案應繼續維持這些良好制度，但也需強化技術教育，匡正過度偏重於本科大學的現行缺失，也須未雨綢繆，注意防治歐美目前盛行的高罷工、高停工、高倒閉等危機。
至於企業家才能的培養增長，須以法律保障私人財產與投資獲利，獎助創新風險投資，妥善維護與尊重企業家，興農、重工、崇商，肯定其貢獻，提高其社會與政治地位。
台灣係屬小型開放經濟，配合卓越優異的人文及自然生態環境，自由度高、計畫性低，雖然形式上保持滾進式四年經建計畫，但政府（包括公營事業）的角色只在維持良好投資與企業經營環境，並不直接干涉民營企業的經營管理。
以台灣產業發展而言，2021年的生產結構，農業1.43%、工業38.76%、服務業59.81%，這是不錯的比例。勞動力1,200萬人，農業占比為4.7%、工業35.5%、服務業59.8%。農業部門尚可釋出部分勞動力到工業與服務業，加上陸客一旦恢復來台觀光、投資、置產，即可彌補疫情所造成服務業的損失。
醫療及教育產業是台灣的強項，位居世界前列，只是政府一直將之視為公益的財團法人，相當程度地抑制了它們的發展，之後應該大幅度地放寬對教育、醫療產業的管制，讓它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
有效促進經濟需求面
再以台灣經濟的需求面而言，只要投資成長率維持10%，消費與出口就會隨之成長，即能使台灣經濟保持穩定中度成長6%以上。
此外，大陸應像對香港一樣，提供最優惠經濟貿易待遇，協助台灣加入區域經貿協定，保障台灣的經濟成長、就業保障、物價穩定與分配平均。如能興建海峽隧道，連結京台高速公路、高鐵、油管、氣管，這將使台灣擺脫能源孤島、工業又面臨五缺（水、電、地、人力、人才）的宿命，甚至可以轉身為「一帶一路」的東方起點，中歐班列可從台北直通倫敦，台灣就可以成為東方的瑞士、芬蘭、愛爾蘭這種高科技基地的成長模式。
台灣若能進一部效仿香港、海南的全島免稅觀光、購物中心模式，以及新加坡的全球金融、集資中心，台灣經濟還可向全球首善之區前進。
結語
總之，兩制台灣方案的經濟議題是要保障、精進與平衡台灣的土地政策、勞動政策，以及各行各業的生產和企業的經營環境。大陸如能挹注生產資本，開通兩岸海峽隧道，賦予台灣最優惠待遇的地位，協助台灣加入區域貿易協定，兩岸必能融合多贏，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係前主計長、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早在今年1月就通知國會，美國政府債務會在1月中旬觸及上限，呼籲國會儘快採取行動，再次提高債務上限，以避免出現債務違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於2月15日警告：倘若不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政府將於今年7月前沒有錢支應國債債息及承受債負贖回，而淪為信用破產國家。
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為履行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條「紅線」，就表示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只有調高債務上限，財政部才可透過發行新債來履行現有的支付義務。
CBO要求放寬「債務上限」
美國國會於2021年12月通過立法，將聯邦政府債務上限調高至約31.4兆美元。根據財政部官網，截至目前，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超過33兆美元。根據美國Peter G. Peterson基金會統計，超過31.4兆美元的聯邦債務總額，比中、日、德、英四國的經濟體量總和還多；若將這筆巨額債務分攤到民眾身上，相當於每個家庭負債23.6萬美元，每個人負債9.3萬美元；倘若由每個美國家庭每個月還款1,000美元，需要19年才能還清。
債務上限逼近懸崖的確切時間，取決於4月聯邦政府可收到的所得稅收入而定：只要所得稅收入低於目前的估計，美國財政部在7月前就會「沒錢可用」。更糟糕的是，CBO警告說，較低的稅收收入可能會使政府違約的日期提前，尤其最新預計，4月所得稅收入可能會低於此前的估計。其結論是，如果不提高或暫停債務限額，除了替換到期證券外，美國財政部勢必無權再發行額外債務。這不僅將導致若干聯邦政府機能無法正常運作，並將出現聯邦政府的對外借貸違約或信用破產。國際市場對美國政府違約的擔憂，已達到金融海嘯危機以來最高的水準。
兩黨意見紛歧使問題惡化
目前白宮與共和黨國會議員對提高債務上限的口水戰日益激烈。拜登領導的白宮疾聲呼籲國會「無條件提高債務上限」，而共和黨議員則試圖「把提高債務上限與全面削減預算綁在一起」，以為要脅。雙方都指責對方的行為不負責任，這讓人擔心，分歧的華府可能陷入僵局，這對市場和投資人會產生廣泛影響。2011年，國會議員們勉強避免了違約，但那是在標準普爾(S&P)將美國政府的信用評級下調，市場經歷了過山車之後。
2月15日，拜登在國情咨文中指責共和黨人推動的提案，將使得美國國家債務在未來10年進一步增加3兆美元，而白宮即將出台的聯邦預算將在未來10年同一時期，將聯邦赤字削減2兆美元。但是，共和黨指責民主黨「不計後果的支出」，危害美國的經濟，眾議院院長麥卡錫更表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透過兩黨協商談判，達成一個負責任的提高債務上限新方案，使美國財政狀況得以恢復正常。」
CBO在發布警告的同時，還發布了一份關於未來十年聯邦預算和經濟前景的報告。該監管機構預計，今年聯邦預算赤字總額將達1.4兆美元，未來10年的年均赤字將為2兆美元。CBO並表示，未來10年的「累積赤字」將比此前預測的高出3兆美元，這是由於最近的立法和不斷上升的借貸成本。
世界對美國已失去信心
美國智庫機構指出，共和黨的談判代表打算利用債務上限作為槓桿，以推進國會通過一項全面預算法以削減赤字。由於政府自2011年債務危機以來，已有十年時間為違約情況做準備，此次違約可能類似於「部分政府機構關閉」，公眾可能不會立即感受到違約帶來的影響，因此對經濟的影響也「非常有限」。
但是，國際政經觀察家則認為，這次違約大大迥異於已往。自1789年以來，美國一直按時支付所有帳單，不曾有過「違約」，也因此建立了國際社會「對美國經濟金融實力地位的普遍信任與堅實信心」，乃至於「對美元價值的普遍信任與堅實信心」。也因此，即使2008年發生次貸風暴，12.5兆美元泡沫化衍生了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國際經濟社會仍願意集體吸納、分攤美國溢出的超級大泡沫，對大規模美債及無限量美元資產一概接納吸收，以致未造成一場完全失控的經濟和金融災難。
歷經2009年歐巴馬政府的「量化寬鬆」(QE)，川普的高關稅貿易戰、科技戰、經濟脫鉤戰，以至於拜登的貨幣印鈔大救市、財政紓困大撒幣發行6兆美元，以及「新冷戰」掠奪全球的經濟資產後，國際社會已普遍喪失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也不可能對大規模的美債及無限量美元資產一概接納吸收了。
因此，就算葉倫提高債務上限的訴求得以實現，恐怕亦難解決貨幣超發、公共債務超發的危機。而當美國信用破產，必然會帶來美元崩塌的危機，這將是一個比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更大三倍的爆炸，以今天的世界經濟來看，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隨著去年12月27日中國大陸公布調整「動態清零」防疫政策，今年1月8日起又全面開放國門後，讓參加1月16日「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各國都認為，如果中國疫後景氣快速復甦，將會是全球擺脫黑暗時刻的唯一「正向力量」，其未來勢必會對各國經濟成長帶來重要影響。
1月25日，聯合國提出的「2023年世界經濟情勢與展望」報告指出，雖然今年全球經濟前景暗淡，預估僅增長1.9%，但在中國解封及接軌國際社會的情況下，如果多數產業恢復活動、廠商正常生產，勢必加速中國的經濟引擎動能，如此可直接讓全球經濟，包括全球供應鏈的生產與物流更加順暢、原物料的需求與價格轉為上揚，尤其是高居全球第一的觀光客恢復正常出國，不僅會活絡各國內需成長，也是促進全球景氣復甦的關鍵要素。
不過，由於中美兩極對抗氛圍日益濃厚，加上地緣政治的風險升溫，造成交易成本大幅提高，在無形中干擾了全球景氣復甦的步調，亦即中國大陸經濟在疫後重返復甦軌道所面對的挑戰，比以往更加複雜。除了美國對中國從貿易戰延伸至科技戰的經濟制裁，讓中國在貿易與投資上遭受前所未有的逆風外，內部房地產市場的亂象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加上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危機，都讓大陸的經濟面臨挑戰。中國疫後景氣復甦有待跨越的大山，可歸納如下。
須透過政策指導增強內需
其一，如何擴大內卷化內需型市場增強消費。依據1月17日中國大陸政府所公布的數據顯示，新冠疫情肆虐對2022年經濟的衝擊之劇前所未有。在出口表現低迷的同時，其投資歷經三年防疫重創財政外，地方則面對城市房市投資債務爆雷風險，2022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僅5.1%，呈現疲軟現象。然而，在拉抬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受到衝擊最大的莫過於消費，數據顯示從2021年消費年增12.5%，2022年轉為衰退0.2%，無疑是拖累經濟增長的關鍵。
面對疫情陰霾未去、民間展望偏向保守，中國大陸如何從經濟邁向「內卷化」的過程中，落實擴大內需型市場消費，已成為2023年促進景氣復甦的急務。筆者以為，官方必須透過政策指導，始能有效激發民間的消費動機，例如：可以考慮階段性發放消費券措施，刺激民間消費，以及考慮重啟購置租稅補貼政策，以拉抬汽車相關消費等。
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投資
其二，如何優化營商環境鼓勵企業投資。隨著大陸防疫政策轉彎，國際社會無不樂觀期待中國經濟能隨著開放重返增長的軌道，其中「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中國加速復工復產，其增長可占全球經濟增長的30%，此對仍籠罩在衰退陰霾的全球景氣而言，無疑是一劑重要的「補帖」。不過，促進景氣復甦的「藥方」，不能僅靠短期政策激勵，而需要優化經商環境，藉此促進消費與投資的良性互動。其實，大陸自從2002年實施《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以來，近年持續推動深化「簡政放權、加強監管、優化服務」的改革，已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營商環境。
同時，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大陸營商環境全球排名顯著提升，但似乎仍欠缺一套較有系統、透明的營商環境評價和指標體系。此意味著，疫情加上國際情勢變化，民營企業尤其小微企業生存發展的壓力相當沉重，民間投資增長持續低於整體投資的增速。因此，若能參考先進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規範，將政府治理、服務等因素的變量納入進行轉化，進而建立較符合中國實情與需求的營商環境評價和指標體系，並將其納入各級地方政府的發展規劃，訂定較適合企業需求的措施，更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鼓勵企業投資，始能加速疫後復甦的節奏和步調。
活絡民間動能促經濟增長
整體而言，活絡民間動能是中國加速經濟增長的不二法門。在2022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除了定調平等對待民營企業、鼓勵發展網路平台之外，特別提出致力市場信心、加速擴大消費、帶動社會投資、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啟動傳統服務業發展、加速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擴大力度吸引利用外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等八項重點工作，藉此促進疫後經濟加速重返正常增長的軌道。
不過，更重要的是，儘管國營事業是中國大陸官方重點扶持的對象，但許多學者專家都認為，民營企業將會是未來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真正英雄，同時將是扮演協助社會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統計顯示，2021年民營企業占全部企業家數的比重高達98.2%，占城鎮勞動人口的比重達87.4%，粗估其經濟貢獻比重超過六成以上。這些數據的占比可以說明，中國在疫後加速景氣復甦的過程中，活絡民間動能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不容小覷。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