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從此奠定了「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格局。國民黨與台灣人民作為抗戰史實最光榮的繼承者，應克紹箕裘，朝向國家統一之路挺進，為中華民族復興做出前人未竟的努力。

對日抗戰的歷史在時間上距我們越來越遠，但是因為兩岸特殊的情勢，這段歷史非但未因時間的逐漸久遠而失去重要性，反而因密切關係到未來國家的統一與民族的偉大復興，持續地散放出更迷人的魅力、更強大的生命力與更充沛的精神。

抗戰史是國民黨的資產

一場對日抗戰，中日之間在軍隊訓練素質、武器裝備等級與數量、工商業基礎等關係國力的重要指標天差地別，但在國民黨蔣介石的領導下，8年之間，大小戰鬥上千次，著名大會戰22次，與日軍纏鬥，毫無懼色，以我弱小哀兵給日軍強大驕兵最有力的打擊。國軍陣亡的將官有200多人，包括8位上將，45位中將，黃埔軍校在1945年（含）以前共有37,000餘名畢業生，在抗日戰爭中戰死沙場者超過兩萬人。羅斯福、邱吉爾與斯大林雖對中國未能以平等眼光對待，但對中國抗戰的貢獻都明白稱道過，這難道不是中國人的光彩榮耀嗎？這份光彩榮耀，難道不是國民黨領導的民族成果嗎？

翻開中國近代史，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奮鬥道路上，有哪一段時期如此地艱辛慘烈，偉大光榮？為了儲備抗戰實力，國民政府在此之前積極抓緊各項建設，共計10年，史稱「黃金十年」，大陸知名已故學者李慎之就對此頗為稱許。從大陸執政當局重新評價蔣介石，而且，越來越多紅專學者爭相寫出抗戰真相，高度評價蔣介石是真正在抗戰中「挑水」的人。對台灣全體人民與國民黨而言，這難道不是前人留下最豐厚的偉大資產嗎？

中國人在1945年站起來

為了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之前，已逐步收回關稅自主權、除香港與澳門外，廢除了絕大多數不平等條約、收回絕大多數的外國在華租借地與外國在華的治外法權，勝利後，位列世界四強之一，國際地位陡升。

所剩餘極少數的法國與義大利租借地分別於1946年與1947年收回，法國、瑞士、丹麥、葡萄牙、西班牙的治外法權也在1946年、1947年、1953年由國民政府收回。其中，攸關今日中國前途意義最為重大的就是收復台灣，自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來，雖發生了國共內戰，導致台海兩岸分隔迄今已近70年，「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格局始終未破，為日後中華民族統一與偉大復興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克紹箕裘才能走出前途

由於日本長期的侵略與掠奪，對日抗戰又消耗了中國無法計量的有生資源，國民政府精疲力盡之餘，作為執政者，勢必承受天下之謗讟與怨懟，國共內戰失利，敗退台灣。台灣內部因日據殖民半世紀，一直存在國家認同問題，引發1947年的228事件，1949年兩岸分隔，令此問題增加了新的外部因素，雪上加霜。而今民進黨政府更在此傷口不斷撒鹽，唯恐傷口不夠痛。台灣所有具中國情懷的人民正面臨新時代最嚴峻的挑戰，也是另一波偉大的機遇時刻，要先選擇正確的方向，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作法與實踐，化嚴峻的挑戰為偉大機遇的成果。這恐怕必須先懂得善用光榮的歷史資產才行。

國民黨是這偉大光榮資產最名正言順的繼承者，要敢於承接發揚，才能搞對方向，破繭而出，浴火重生。如果依然走著李登輝路線，拿著民進黨製作的香、跟著民進黨、朝民進黨神主牌的方向遙拜，那就只會更衰。

就在6月5日，向來台獨色彩極為鮮明的賴清德在台南市議會喊出「親中愛台」，此話一出，不但林佳龍、鄭文燦、張花冠等綠營地方首長表示支持或至少不反對，也獲得蔡政府的應和。民進黨立委郭正亮才預告還有後續發展，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就在6月11日接受專訪時指出，「台獨黨綱已是兩岸交流最大障礙，修改黨綱是務實可行的作法。民進黨應該努力尋求兩岸和解和平，維持動態平衡。」

連民進黨都迫於形勢，準備開始調整長期沒人敢碰的黨內禁忌了。有鑑於此，國民黨上下是否應有覺悟？如繼續故意棄置對手求之不可得的光榮歷史資產不用，這種短視、軟弱與迷失的態度，如何能喚醒群眾、號召群眾，振衰起敝？2016年朱立倫只得300多萬票的歷史既然已開先例，就有可能還會重新再現！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

〈大刀進行曲〉是抗戰期間流行的軍歌之一。詞曲慷慨激昂、雄壯堅定，對於鼓勵將士奮勇殺敵、鼓舞民心士氣發揮了巨大作用。這首歌出現在蘆溝橋事變時，歌詞如下：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全國武裝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

看準那敵人，

把他消滅，把他消滅！

衝啊，殺！

殺！殺！殺！

這首歌的作者麥新(1914-1947)生於江蘇常熟，長於上海市。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感於29軍大刀隊在華北地區勇敢殺敵，創作此歌表達敬意，特在歌名之下加一副標題：獻給29軍的弟兄們！

此歌推出後大為風行，全國軍民普遍演唱，因此就有人把「29軍的弟兄們」改為「全國武裝的弟兄們」。而活躍在西北的中共紅軍，也一度把「29軍的弟兄們」改為「工農紅軍的弟兄們」。不久國共合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因此「工農紅軍的弟兄們」的歌詞也就沒有流行開來。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不發一槍一彈撤出東三省，日本則扶植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繼續向熱河、華北地區擴張，並派出日本浪人到處惹是生非，公然向中國的軍警崗哨挑釁，中國政府嚴令軍警隱忍，避免發生衝突，以免日本藉口挑起事端，發動戰爭。當時的南京政府採行「不抵抗主義」，還在日本的要求下，禁止民間反日活動，取締反日遊行示威以及反日標語，使愛國青年深感屈辱與壓抑。所以，蘆溝橋的槍聲一響，作者期待亢奮之情，充分爆發出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並再重複一句：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前四年，中國獨立對日抗戰，處境艱苦，但到了抗戰後期，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呈現衰象，抗戰勝利的曙光升起，〈大刀進行曲〉中的「抗戰的一天來到了！」也因此被改為「勝利的一天快到了！」

其實，〈大刀進行曲〉也是一首悲壯的軍歌。試想，大刀如何對抗敵人的機槍戰車飛機大砲等現代化武器，這全憑英勇戰士不怕死的抗敵精神，紀念蘆溝橋事變80周年，國人應向大刀隊的英雄，致以最高的敬禮！

（作者係退休史學教授）

蘆溝橋、盧溝曉月、29軍、大刀隊，早已成為中國人民威武不能屈的象徵。遺憾的是，抗戰並沒有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雖然遭到打擊，卻沒有被消滅，只是這次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戰。

七七事變一轉眼已經80年了，如今蘆溝橋、盧溝曉月、29軍、大刀隊，已成了中國人民威武不能屈的象徵。80年前宛平城外的槍響，激起了全體中國人的憤慨，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紛紛挺身而出用血肉築起長城，抵禦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最終打退了日本侵略者，讓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揚眉吐氣。

遺憾的是，抗戰並沒有結束，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雖然遭到了打擊，但並沒有因此而被消滅。透過冷戰對峙的機會，法西斯侵略者獲得了喘息的機會，等到休養生息完成，便再次將黑手伸向首當其衝的台灣。1874年美國人夥同日本人，對台灣展開了侵略行動，這是台灣人民第一次的抗日禦侮戰爭，如今時隔143年，台灣人至今仍在繼續抵抗日本的侵略。台灣或許不是抗日中犧牲最慘的省分，但肯定是全中國抗日最久的一省，只是這次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戰。

應向媚日投降派發起攻擊

過去帝國主義靠的是船堅砲利，但很容易就激起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今天軍國主義新的侵略模式，靠的不是飛機大砲的狂轟爛炸，靠的是倭奴買辦的居中牽線，賣的是日台親善的糖衣毒藥，耍的是讓日本再次殖民台灣的陰謀詭計，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在不知不覺中日漸中毒，媚日反中成為台灣的主流意識。

這幾年日據建築、神社以及紀念碑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台灣恢復了起來。在台北士林的芝山岩「學務官僚遭難之碑」高高聳立；在萬華西本願寺復原得美輪美奐；屏東牡丹鄉的高士神社才一復原，石門古戰場紀念碑上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字樣旋即被敲掉；在北部，桃園神社正在復原，在東部，台東鹿野神社已開放供人參訪。若非藍綠朝野的刻意縱容，日據威權象徵怎能復舊得如此迅速？

台灣藍綠兩黨已無任何差異可言，對於日本殖民歷史，都極盡吹捧之能事，藍的有為八田與一開設紀念園區，紀念日本壓榨台灣農民，綠的有去豎立「台灣之塔」，紀念日軍驅使台人作砲灰。所謂藍與綠的差別，只差在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滿洲國的不同而已。藍綠兩黨自甘墮落、自我作賤，違背了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違背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兩者皆喪失了代表台灣人民的資格，拋棄藍綠媚日投降派，成為島內全體中國人的共識。

當抗日志士李承龍與邱晉芛，砍下八田與一銅像的頭時，宣告了民族之戰再次打響。從那一刻起，島上還自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同胞，「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我們應該開始找出自己周遭，究竟還有哪些日據象徵正在借屍還魂，並盡一切可能阻止它們的恢復，同時揪出幕後主導的黑手，讓全體中國人民知道，到底還有哪些漢奸走狗自甘為虎作倀。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為了團結一致共禦外侮，島內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應致力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第一步，就是團結大陸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過去長期以來台灣受到反共教育的影響，將一切與大陸有關的事物視為洪水猛獸，任何有支持大陸言論者皆被扣上紅帽子加以批鬥，結果「反共變反華，反華變台獨」。反共並沒有因為國民黨的反獨而衰弱，反倒是國民黨因反共過頭被台獨所反噬，淪落到今天「不知為何而生」、「不知為何而活」的窘境。

因此，我們應在方方面面上破除反共思維，在抗戰歷史問題上，相互承認對方為抗日救國所做出的犧牲與奉獻。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說，「抗戰是付出巨大民族犧牲所取得的勝利，兩岸應該鼓勵雙方共用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兩岸歷史」。共用史料、共寫史書正是我們今天該做的努力，告訴台灣人民抗戰有正面戰場也有敵後戰場，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死守血戰，共產黨也在敵後戰場流血犧牲，這才是完整而不片面的抗戰史，抗戰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抗戰，是全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

其次，島內支持兩岸統一的各個團體，不管是在議題上或是在選舉上，都應緊密團結在一起。如同孫子兵法中所說的常山之蛇（率然）一般，「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只有統派自己徹底的團結與合作。彼此相互掩護、相互支援，才能發揮各自的長處與效應，也才能在島內艱困的環境下，生存下來並擴大島內統一運動的根據地。

同志們，朋友們，所有島內的抗日志士們，我們並不孤獨，不是孤軍奮戰，或許在個別各自的根據地上，看起來似乎孤立無援，遭到台獨媚日派的包圍與攻擊，但放眼兩岸、放眼世界，就可以發現兩岸的中國人、全球的中華兒女，已結成了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漢奸走狗與分離主義者，包圍在台灣島內使其寸步難行。

蔣渭水先生曾說「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讓我們團結在一起，一同反對抵抗台獨派與投降派媚日妥協的一切行為。在這裡，同時也向民進黨政府，以及最大在野黨國民黨提出四點敬告：

1.立即修正高中教科書歷史課綱，停止媚日獨化教育。

2.約束支持者仇中反中行為，避免繼續傷害大陸人民感情。

3.拒絕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制止一切復原日據遺毒的工程。

4.豎立台灣各地的抗日紀念碑，建立台灣人民抗日紀念館，恢復紀念抗戰與台灣光復，建立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台灣這座島嶼是我開台先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先民為拒日本殖民統治，奮勇抵抗血流成河，終於等到台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倘若今天我們不能結束兩岸對抗的局面，甚至讓分離主義者將台灣給分離出去，那我們將來到地下時有何面目見我們的列祖列宗？民進黨台獨政府去中國化的所作所為，最終只會激起愛國志士的滿腔熱血，一個個的星星之火，終將形成燎原烈火，將反分離主義的鬥爭，帶到台灣的各個角落。在此，我們嚴正警告一切企圖將台灣分離出祖國領土的野心份子，這座島嶼我們中國人寸土不讓！

同志們，朋友們，所有島內的抗日志士們，當年的中國人民希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終於在七七事變這一天，中國人的槍口一致對侵略者發出了怒吼。如今在七七事變80周年後的今天，我們同樣要求「停止內耗，一致對外」；兩岸長期分治造成的結果，讓中國人自己內鬥內耗，讓外國列強看笑話而已。結束兩岸分治局面，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才是21世紀全體中國人民，以及海外中華兒女共同的中國夢。

同胞們起來：

為祖國生命而戰！

為民族生存而戰！

為領土完整而戰！

大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7月7日是點燃全民抗戰怒火的「蘆溝橋事變」80周年，也是「八一四大捷」的80周年。由高志航領軍的戰鷹在杭州筧橋上空，一舉擊落6架自台灣新竹進襲中央航校的日本96式轟炸機。抗戰8年間，共有673位英勇飛行員壯烈成仁。

高志航、林恆、張大飛

七七抗戰全面爆發前，中國空軍有9個大隊（3個轟炸大隊、3個驅逐大隊、2個偵察大隊、1個攻擊大隊）及5個直屬中隊、4個運輸機隊。當時全國機場262個，各類飛機600餘架，僅305架可升空作戰。

彼時各軍校學生即經常集結在南京中山陵前，鎮日吶喊宣洩仇日情緒。1935年中央航校第5期剛結束中級飛行訓練，明知習武未成卻集體請纓殺敵。單身的固無牽掛隨時成仁，有家的也抱定必死決心，女友與配偶等家屬也都做好戰死的心理準備。但殘酷的是：在戰技訓練、飛行裝備、導航通訊、後勤保養等各方面均非日軍對手。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高大的紀念牆上，鏤刻了4,296名中外空勤殉難者的大名及身分，但絕大多數都屍骨無存。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增建全新的展示館，並複製數架抗戰時期的戰機。

高志航被譽為「空軍戰神」，1937年「八一四」是中國空軍禦敵首役，他率先擊落一架日機，次日又擊落兩架。同年11月21日，至周家口待命時，11架日機突然進襲俯衝轟炸，高志航躍入座機即遭炸彈波及，年僅30歲。

1939年9月國府明令8月14日為空軍節。高志航與劉粹剛（1937年10月支援忻口戰役迫降殉職，得年24歲）、李桂丹（1938年2月在武漢與日機互撞犧牲，得年24歲）、樂以琴（1937年12月空戰跳傘身殉，得年22歲），並稱空軍「四大金剛」。

「民國才女」林徽因一家逃難途經廣西，臨時借宿而結識的8名空官學生，畢業後先後全部陣亡。林徽因更痛惜三弟林恒於1941年3月殉職：「太早了，弟弟，難爲你的勇敢，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三年了，你陣亡在成都上空。……我既完全明白爲何我還爲著你哭？……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爲了誰！」

齊邦媛的《巨流河》被推崇為真情流露的抗戰記憶，她坦承寫張大飛，是紀念他的唯一方式。「八年抗戰我們不停歇地寫信，兩個在戰火中摸索成長的心靈，一個找到了戰鬥救國的槍座，一個找到了文學的航路。他26歲的生命如流螢，卻有難忘的價值。我們祝他安息吧！少年時代的鍾情，隔了半世紀，應已潭深無波。」｣

武漢大捷成都單機迎敵

抗戰期間，空戰是唯一能讓百姓仰觀見證的戰鬥現場，當空軍健兒在祖國領空浴血戰鬥擊落敵機，民眾無不撫掌稱快，但親見我機慘遭毒手，同胞們又陷入涕泗縱橫。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遷都重慶，九省通衢的武漢也有許多重要機關淪為日軍轟炸重點。1938年2月18日、4月29日及5月31日三次「武漢空戰」，分別寫下光榮的11比5、21比12、9比1的捷報。武漢《新華日報》發表「慶祝空軍勝利的短評指出：「前日敵機侵襲武漢，我國空軍，奮勇迎戰，把敵機打落11架，這不僅是武漢防空的一大勝利，同時也是中國整個軍事上的一個偉大勝利。｣

武漢各界發起祝捷大會，並公祭殉職的5位空戰烈士。中共中央及第18集團軍代表周恩來、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葉劍英等也致送輓聯，上書：「為五千年祖國英勇犧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艱辛奮鬥，勝利可期。」會場擺放毛澤東及第18集團軍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懷及鄧穎超等個人的花圈。

大陸作家蘇薩去年以日方實戰紀錄片，「揭露」一場從未被記載的單機迎戰32架敵機的壯烈空戰，宣稱單機迎敵的是某位李姓教官，他在日記留下「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去了。」

據考證，該畫面出自1940年7月31日的日本新聞，日軍長期轟炸重慶後，將範圍擴至成都。7月24日一架中國軍機從攝影記者座艙前衝過，青天白日國徽清晰可見；但並未提及：當天中方只有1架迎戰，中國空軍已無力迎戰。

即便蘇薩編造了抗敵神話，但八年血戰我方戰機及飛行員幾乎消耗殆盡，成就了血染山河的悲壯史詩，卻斑斑可考。以第4大隊為例，60%壯烈犧牲，自大隊長高志航以下殉職者包括第21中隊：李桂丹、譚文、王遠波、張明生、張效賢、劉樹藩、王愷。第22中隊：樂以琴、鄭少愚、馮汝和、李有幹、巴清正、梁添成、趙茂生、王怡。第23中隊：李克元、呂基淳、秦家柱、陳懷民、信守巽、孫金鑒、敖居賢、戴廣進、楊夢青。另以空官12期為例，1938年1月入伍297人，畢業95人，陣亡47人，飛行殉職20人，至2010年僅9人健在。

抗戰留名的眾多空軍烈士，如今早被淡忘，但空軍「八一四」精神得以傳承，全賴筧橋升旗台銘刻的決心：「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作者係前輔仁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

80年前，1937年7月7日這一天，日本在蘆溝橋發動蓄謀已久的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而當時因甲午戰敗被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已經在殖民統治下煎熬了42年。

殖民地人民承受雙重壓迫

這42個年頭裡，台灣人首先遭受日本軍隊在全島各地的武力鎮壓，雖然得不到清廷支援，民間武力抗爭依然持續不斷長達七年。1902年之後沉寂了五年，在辛亥革命前後(1907-1915)又再奮起，先後有羅福星在苗栗，余清芳、羅俊在玉井西來庵起義，日本殖民統治者剿撫並行，從招降、誘殺最終屠殺，腥風血雨極其殘酷。

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兩度「理蕃五年」政策下，台灣原住民部落歷經殘酷的種族滅絕屠殺，後期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日本殖民者的鎮壓手段慘絕人寰，震驚了國際世界。

軍事行動為經濟掠奪清掃障礙，配合日本大資本進入台灣，透過土地調查與理蕃政策，有系統地掠奪土地森林自然資源。組織嚴密的農業移民，解決了日本本土人口過剩耕地不足的危機。相對於此，台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被迫成為日本製糖會社種植甘蔗的農奴，台灣種植的稻米過半為供給日本本土，農民自己吃不上白米飯，只能吃加上很多晒成黑黑的蕃薯籤飯。

與此同時，殖民統治者透過各種歧視政策與奴化教育，企圖從語言文化傳統的根基上切斷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一直承受著雙重的壓迫，一則來自國家政策─帝國殖民主義─的壓迫與橫暴，另一則是日常生活中日本官吏、警察和一般日本人處處彰顯的優越感，以及對台灣人毫無緣由的鄙視和欺凌。

1920年代，環顧無援手的台灣人，在孤立的反殖民抗爭中開展新的形勢，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地主階級領導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守護祖國情懷、民族傳統與啟蒙運動的文化協會、民族主義聯盟的民眾黨，反抗殖民主義經濟掠奪與剝削的工農運動─農民組合、工會、反帝同盟，還有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

山雨欲來風滿樓

自從1931年日軍在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隔年春天挾持末代皇帝溥儀成立偽滿洲國以後，台灣島上的空氣就日漸沉重起來了，「民眾黨」被解散，台共遭遇大逮捕。日常生活物價上漲、稅金加重，還有警察通過保甲攤派的各種捐款，1935年以後更有「愛國獻金」名義的捐款，強迫台灣人為日本侵略祖國大陸的「聖戰」捐款。

七七事變之前在台灣發生的「祖國事件」和「地圖事件」，日本軍國主義的蠻橫囂張氣焰，台灣人已經預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

1936年春，《台灣新民報》組團赴大陸華南各地考察，在上海華僑團體的歡迎會上，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致謝詞中有「歸來祖國」的話語，為日本間諜獲悉轉報台灣軍部。5月間《台灣日日新報》連日以頭條新聞大加撻伐，罵林獻堂「非國民」，6月中旬在台中公園，獻堂先生再遭軍部唆使的「生產黨」浪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毆辱。「祖國事件」風波的警示作用極有成效，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與地主階級。

1937年的元旦，《新民報》因為新年隨報贈送的世界地圖而攬禍上身，這個「地圖事件」只因地圖上的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著色同為粉紅，而與其殖民宗主國日本不同顏色，地圖委託大阪日本人的印刷廠承包，責任雖不在《新民報》，軍部卻以此為藉口，慫恿幾個右翼浪人到《新民報》大鬧一場，威脅要放一把火燒了報社。4月1日，台灣三家日本人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同時廢止漢文版，總督府同時限令《新民報》在6月1日廢止漢文版。新民報不僅是日據下台灣人唯一的喉舌，更兼具保存漢文與民族意識的重任，廢除漢文版的《新民報》，無異於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意義。

七七事變後的台人處境

1937年的七七事變誠然是歷史轉折點，祖國大陸開始八年的全面抗戰。8月15日，日本台灣軍司令部在宣布全台進入戰時體制的同時，古莊司令另發表聲明，殺氣騰騰地告誡台灣人：「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動，若一旦聞知，即予剪除。」同日，反殖民抗爭中碩果僅存的、議會路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宣布解散。此後，台灣人的生活完全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風暴圈內，民族意識濃厚的知識分子，當眾遭受憲兵與特高警察的盤查侮辱，甚至於無端被長期拘押的事件，時常在各地發生，最具代表性的是彰化的賴和，台中的莊垂勝與台南的歐清石。賴和是台灣新文學的先鋒，莊先生是文化運動的幹將，歐先生是名律師，三位都備受台灣人敬重。

隨著侵略大陸的戰事擴大，日軍開始在朝鮮和台灣兩殖民地徵召軍用人員。1938年宣布台灣志願兵制度，但緣於對台灣人濃厚的祖國情懷的不信任，一直到太平洋戰爭之後才真正實施。台灣雖然倖免淪為戰場，卻早在七七事變之後，就開始有大量青年被徵用為軍伕軍屬，地位遠較軍人為低，待遇更極不人道；還有青年女子受徵召為護士（甚至於悲慘的淪為慰安婦），軍用人員的徵召讓眾多家庭惶惶不可終日。關於台灣人忠誠度的微妙問題也在此時浮現，這種危機感或許才是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的因素？威嚇利誘驅使台灣人說日語、改日本姓名、學習日本國民的生活。並且從制度上廢除漢文，摧毀中國寺廟，廣建日本神社，目的皆在於消滅台灣人的漢文化傳承及民族意識。

1937年10月國際聯盟對日本經濟制裁之後，殖民地台灣也深受影響，各種物資供給陷入困境，加上徵調軍伕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影響米糧生產。日本人更加緊在台灣搜刮物資，從各種五金類的回收到強制收購黃金，乃至於窮凶惡極地在農村搜查米糧。

七七事變之後，大陸同胞同仇敵愾全面抗戰，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雖心繫父祖之國卻身不由己，精神上充滿無奈苦悶，特別是知識分子最為煎熬。1937年9月家父（葉榮鐘）有一首詩〈生涯〉寫當時的心境。他自己對其中「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兩句有如此解讀：忍淚歡呼「萬歲」是當時歡送軍人出征的情景，他們到大陸是去殘殺我們的同胞，蹂躪祖國的山河，而我們雖則痛心疾首，但表面上仍不得不歡呼送行。

回歸祖國參加抗日戰爭

在持續不斷的反殖民抗爭中，台灣人清楚地認識到只有祖國強大，台灣才可能自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解放，有志者陸續在各階段選擇回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部霧峰林家三代人的抗日事跡，1895年抗法名將林朝棟領導棟軍在新竹抵抗日軍，後舉家遷回大陸，氣恨之餘客死上海。其子林祖密支持孫中山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支援羅福星苗栗起義失敗之後，毅然賤賣龐大家產、放棄日本國籍，舉家遷回廈門恢復中國國籍。第三代的林正亨在七七事變後，丟棄畫筆進入陸軍官校，抗日戰爭中在雲南、緬北戰區出生入死。

1931年之後，日殖民當局即加緊對民族人士的控制，領導二林蔗農事件而入獄受刑的李應章醫師，台灣民眾黨的領導人謝春木，都在這段時期逃離台灣，輾轉到上海、重慶參加抗日活動。

曾任粵桂邊區總指揮的新竹人鄒洪將軍，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即加入國民革命軍。出身黃埔軍校的李友邦，北伐時期深受孫中山器重，領導台灣義勇隊活躍在東南戰場。從事文化抗日工作的宋斐如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馮玉祥將軍的教席，他們都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年少就決意脫離殖民地回到祖國大陸的典型。其中也有奔赴延安加入八路軍或新四軍的，如台北人沈扶、台南人林棟、台共烈士翁澤生之妹馮志堅（原名翁阿冬）、林正亨之妹林岡等。專攻地質採礦的丘念台，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抗戰期間，領導台灣青年組織東區服務隊在粵東做敵後工作，丘念台刻苦樸實的平民作風，使該團被視為左傾隊伍，不受國民黨信任，卻在沒有固定經費的困難下一直堅持抗日工作。

七七事變之後，在廈門求學的台灣青年400餘人，申請恢復中國國籍，並首先發起抗日組織，上海、重慶的台胞也相繼組織抗日團體。抗戰期間，在後方重慶從事抗日工作的台灣人數眾多，較為知名的有謝南光、宋斐如、謝東閔、黃朝琴、游彌堅、李純青、黃國書、李萬居、連震東、劉啟光、林忠等。

殖民地的台灣青年回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決心，首先要穿過日軍的層層封鎖線，還要面對嚴峻的客觀現實考驗。此客觀現實是命運強加於他們的日本國籍身份，以及因為使用日語而與大陸同胞之間的溝通困難，他們難以得到信任，甚至於產生誤會被懷疑為日本間諜。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艱難，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黃素貞和李南峰等五位青年投奔祖國的曲折經歷，都道盡了殖民地人民的困窘情境。追根究底，這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所造成的，卻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經驗。

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在亞、非、拉美各洲進行的殖民統治，非僅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更摧殘了當地的精神文明，留下眾多至今無法妥善解決的複雜問題。曾經作為一個後起的殖民帝國，日本在亞洲地區，特別是琉球、朝鮮半島、台灣所留下的複雜歷史問題，還有待後來的人努力以赴，探索修復與自我療癒之途。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7月1日是香港回歸20周年的日子。原本以為這麼一個中華民族結束外強欺凌的歷史性節日，在台灣不會有人記得或慶祝，沒料到，賴清德的一席話：「九二共識」不是問題，問題在「一國兩制」，使香港回歸及「一國兩制」成為台灣熱議的話題。

香港回歸20年來，台灣只顧著一味唱衰「一國兩制」，而從未認真思考其內涵及實踐狀況，近年來台獨與港獨分子又沆瀣一氣，以「一國是真、兩制是假」為名任意詆毀香港。不料，號稱要「親中愛台」的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赴美演說時表示：「九二共識」不是問題，問題在「一國兩制」；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香港跟澳門地位的「九二共識」；將台灣的地位降為殖民地地位的香港澳門，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

賴清德想利用蔡英文民調直直落，提升自己的「政治高度」本無可厚非，而他早先的一番「親中愛台」發言，引來綠營縣市長「和中」、「友中」、「知中」一連串論述，也確實讓人普遍認識兩岸關係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台灣的枯榮，改善兩岸關係幾已成為全民共識。不過，賴清德把「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扯在一起，顯示他對「九二共識」的內涵及形成背景、港澳回歸與「一國兩制」缺乏基本了解，使其論述失去準頭，態度輕率，令人遺憾。

首先，港澳回歸是中國政府分別與英國、葡萄牙兩國政府通過談判，收回了失土，先後恢復在香港、澳門行使主權。「九二共識」則是1992年兩岸兩會把1945年台灣光復後，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及法理事實表述出來。把兩者並比，確實不倫不類。

其次，「一國兩制」是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針對兩岸因內戰造成的政治對立，所提出來的統一設計，後先用於回歸後的港澳。兩岸復歸統一須由兩岸雙方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制」內容也應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與參與。

其三，「兩制」是指在中國境內可以有兩種制度並存，在特別行政區內，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可得到切實保障，而不用實施大陸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實踐的「兩制」都不盡相同，更何況台灣現行的社經制度與1980年代仍屬殖民地的港澳大不相同，根本無須擔心所實行的「兩制」，會是港澳的「複製品」。

其四，港澳在回歸前基本上沒有選舉總督及議員的制度，因此在制定基本法時，在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選舉上採取了漸進的方式，而台灣政黨政治及普選已行之多年，自屬於「原有的制度」，沒有理由不保留。另外，首長任命權、司法終審權都可詳加討論。簡言之，由於起點不同，台灣勢將享有比香港、澳門更大的自主權。

其五，台灣主流民意希望維持現狀，所以反對「一國兩制」的癥結在於「一國」，而非「兩制」。賴清德等有影響力的綠營政治人物，既已洞見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或「一中」，現狀根本難以維持，就應該(一)催促蔡政府早日接受「九二共識」，而不是一面說「親中」，一面喊「主權國家」，使問題治絲益棼；(二)要求停止一切類似把中國史列入東亞史的「去中國化」行徑，這才能讓兩岸關係恢復穩定融合發展，也才是全民之福。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最近接收到一批羅家倫兩位女兒捐贈的67件清末及民國初年服飾珍品，使該中心的收藏品更加豐富，也使得台灣學子能因此在創新時尚設計更上層樓。

以收藏中華歷代服飾文物為目標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最近很榮幸地接收到一批珍貴文物。這些文物飄洋過海，經過一個世紀的輾轉遷徙，最終在各種因緣俱足的情況下，由教育家及文化運動先驅羅家倫（1897-1969，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清華大學首任校長、中央大學校長、駐印度大使）的愛女羅久華，捐贈給中華服飾文化中心，使得該中心的服飾收藏品更加豐富、更臻完備。

輔大織品服裝系收集服飾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1970年在台創立，創系系主任德籍羅麥瑞修女當時就高瞻遠矚地認為，收藏中華服飾文物是一項重要且刻不容緩的事。自從1976年開始，羅修女毅然決然不間斷地收藏台灣原住民、漢族、中國歷代和中國少數民族的織品服飾文物，並透過各類專業展覽及出版品，為輔大贏得國際聲望，也證明輔大對中華文化的保存與發展高度關心並投入心力。

羅家服飾為珍貴收藏品

1979年羅久華（美國東密西根大學榮譽退休教授）由美返台找尋其研究資料，拜訪了當時在輔大英文系任教的大舅張沅長。輔大歷史系一位神父得悉羅久華專長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特邀羅久華至歷史研究所演講，羅教授與輔大遂有了第一次的接觸與交流。2002年，經由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周功鑫的穿針引線，她與姊姊久芳透過美國輔仁大學基金會，將母親張維楨(1898-1997)的62件服飾品捐贈給輔大織品系。

翌年，羅久華來台，對輔大織品系保存中華服飾文化及致力時尚創新的理念，深表認同，更感佩創系羅修女對中華服飾文化的深愛與保護。之後羅久華每年返台時，都會隨身帶幾件自己收藏的古董服飾送給輔大中華服飾文化中心，累積迄今共增加了67件。該中心為這批珍貴服飾文物，特別於今年5月至6月舉辦了「羅珍海外」羅久芳及羅久華女士服飾捐贈展，展出地點在輔大織品系六樓展覽室。

展覽內容包含張維楨的服飾品，以及羅久華捐贈的清代服飾品。羅夫人的服飾以素雅著稱，其中以旗袍數量最多，有抗戰時期的藍色陰丹士林棉布旗袍，隨羅家倫駐印度時因應外交場合，特別在南京訂製的織錦綢緞旗袍。除旗袍外，1927年結婚禮服是此次展覽的焦點，米白色絲質洋裝，左側肩脇半開襟，波紋下擺，整件衣料縫綴水鑽，形成漩渦圖紋，是1920年代典型的歐洲流行樣式。另一個焦點是一件黑緞地花卉紋團花對襟掛，羅久華11歲時穿著這件外掛，隨著全家人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合影。

捐贈品中有多件紗羅組織的服裝，石青紗羅地納紗花卉團花對襟掛，是由經紗扭絞編織成紗羅組織的布料，以納紗彩繡花卉團花及海水江牙圖案，前開襟有包扣及扣攀，與常見的鎏金銅扣不同，紫紗羅地納紗繡鑲邊氅衣，則為清代晚期滿族婦女袍服，挽袖、左右開衩，鑲緄如意雲頭。

羅氏家族長期捐贈文物

1979年張維楨捐贈5幅明清書畫予故宮博物院，1996年又再度捐贈40件唐代至清代的書畫給故宮博物院。其子女們更將萬冊珍貴藏書捐贈政治大學，成立了羅家倫文庫，並捐助多所大學成立獎學金。羅家倫家人捐贈的文物、圖書，經過抗戰、遷台和移居澳洲、美國，經過地中海、印度洋、長江、台灣海峽和太平洋都完好無損。很榮幸地，輔大織品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成為這批服飾文物的最佳歸宿。

(輔大織品服裝學系系所友會總會長、講師)

一年一度的「大溪文藝季」，已於7月8日隆重登場，內容包括介紹牌樓建築、遶境文化、古早味生活市集以及街屋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關聖帝君聖誕慶典的遶境活動。本文旨在探討關公信仰與社頭參與的文化現象及其演變。

一、

  大溪木器傢俱業的興起，與寺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與民間信仰自然有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吃水果拜樹頭，木藝匠師為了感恩與惜福，對宗教活動的投入與熱情，因此比常民更為直接與濃烈。

「協義社」的出現與它在社頭中所扮演的角色，最足以看出木藝匠師的宗教情懷與對信仰的執著，因此在探討大溪木器傢俱業的歷史與產業特色時，便無法迴避這個深入民間的信仰，而其源頭即是普濟堂的關公信仰。

關公最早只是民間私人供奉，以勸善宣講濟世的鸞堂運作，非屬宮、廟、寺之列，是最基層的宗教組織。可是經由收驚、靈療、或藉扶鸞，為人解答疑難雜症而深植民心，因而成為大溪居民的守護神。後經地方人士集資，在大漢溪畔建廟後才成為公眾信仰，名為普濟堂，年年舉辦關聖帝君聖誕慶典活動，以自發性的社頭組織力量，發展出遶境巡狩的感人故事，歷經百年的發展，終於成為大溪最珍貴的文化資產。

與普濟堂比鄰的，是另一座著名的廟宇「福仁宮」，巧聖先師魯班公亦安身其中。每年農曆6月13日是巧聖先師的誕辰，木藝子弟都會在這天列隊到普濟堂或福仁宮祝壽。開店的老匠師也會宴請返鄉的弟子，顯現出大家庭溫馨的一面。但真正的好戲還在後頭，那就是「迎六二四」。

二、

「迎六二四」，指的是農曆6月24日關聖帝君聖誕慶典及遶境活動，整個儀式從上午的儒教三獻禮，出街、入街遶境活動，到傍晚的夜巡，再到入夜的賀壽典禮。不管外在的時代社會如何變遷，他們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藉由社頭遶境的儀式，來感念關聖帝君的神恩。

故事的起源，在日據的大正年間。當時的州議員簡阿牛和他籌組的公司股東呂建邦等人，前往九份開採金礦，因無法順利找到礦脈，便到普濟堂祈求關聖帝君指點迷津，果然幫助他們找到礦位，因而挖到金礦致富。

為了感念關聖帝君的神威庇佑，便有股東建議為關聖帝君建神轎，並於大正六年(1917)組成同人社，參與關聖帝君的遶境活動，引起各行各業競相效尤，日後紛紛組成社頭加入遶境的行列。「迎六二四」的規模因此愈來愈盛大，名聞全台，與台北霞海城隍廟、法主宮、北港朝天宮、新竹城隍廟，並列為當時台灣五大遶境活動。

三、

「協義社」是大溪著名的匠師「烏番師」在大正八、九年間(1919-1920)所創立。他本名李烏番，是小甲仔土生土長的大溪人，出師後自立門戶，創立「東興傢俱製造工場」，是木器傢俱業一位代表性的人物，由他發起籌組社頭，立刻成為遶境活動的重頭戲。

「協義社」最著名的陣頭便是「墨斗陣」，墨斗是木藝師父不可或缺的工具，相傳是魯班所發明，一向是木器業的象徵，行業的識別度極高。由於墨斗體積龐大，負載又重，需要十來個壯丁才扛得起來。「烏番師」為了鍛鍊子弟的體力，平常就要求他們扛著墨斗演練隊形，藉此凝聚同業的向心力，聯絡彼此的感情。

每年到了「迎六二四」，就是「協義社」大顯身手的日子。只要「墨斗陣」一出現，立刻吸引路人駐足圍觀，在遶境活動中顯得相當獨特而搶眼，久之已成為木藝業的傳統特色與精神表徵，深受民眾與觀光客喜愛。「烏番師」藉由籌組「協義社」，將個人的領袖氣質與組織能力發揮到極致，可說是「墨斗陣」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四、

日據初期，對台灣的五大遶境活動相當支持，日本政府還設立了獎勵辦法及評比制度，對於表現優良者授予賞金旗彩牌，陣頭愈龐大獎勵愈多。各社頭在輸人不輸陣的壓力下，無不絞盡腦汁，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獎勵，因此陣容不斷擴大，水準不斷提升，締造了普濟堂遶境祭典空前的盛況。

可惜「皇民化」運動一來，台灣民間的宗教活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預。大溪地區除了普濟堂的關聖帝君祭典仍在農曆6月24日舉行，其他的都被要求改善，或統一祭典日期，甚或明令禁止。從官方的態度，便可看出普濟堂的重要性超過一般寺廟，從而奠定它在大溪宗教界的地位。

普濟堂雖然安然渡過皇民化運動，可是仍被要求改善祭典中某些內容，只能保留聖誕祭典的儀式，草根動員能量最豐沛的遶境活動被要求禁止，直到台灣光復後才逐漸恢復。在這段真空期間，許多子弟社團解散，戲曲的傳承出現斷層，各劇團演出的都是相同的戲碼，過去那種拼戲、較勁的精彩好戲已不復見。

五、

在歲月的更迭和時代的變遷下，許多大溪的社頭已傳承到第三代，普濟堂始終是一條串連各社頭的線。它先藉由社頭的組織，建立了社會支撐的體系，來鞏固廟方的向心力。社頭組織則藉由參與廟會的遶境活動，來擴大社會的網路，進而打破地域限制。在彼此互助、互動的過程中，可看出廟方與社頭之間的依存及緊密的互動關係。

在這個脈絡底下，「協義社」允為其中的典範，它透過廟會活動來團結同行業群，一方面增進同仁的感情交流，另一方面又可娛樂參與的群眾，流傳百年至今仍屹立不搖，影響力無所不在，號稱大溪最大的社頭，一點也不為過。究其原因，乃木器傢俱業有個非常優良的傳統，那就是師徒制度。

在長達三年四個月的養成教育中，師徒關係親如父子，並奉魯班為精神導師，在此一精神的號召下，將木藝之鄉塑造成一虔敬和樂的大家庭。更在「協義社」的動員、規劃下，積極參與普濟堂的遶境活動，與其他社頭共同營造出熱鬧、有趣，且又深富文化內涵的陣頭文化，堪稱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關聖帝君祭典活動。

六、

近年來台灣官方開始重視無形的文化資產，也注意到傳統祭典對基層的社會組織、文化體系和價值觀的影響，對傳統信仰活動是一大肯定。2011年桃園縣政府根據文資法，將「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聖誕慶典及遶境儀式」登錄為桃園縣民俗及有關文物，2013年更公告為桃園市珍貴的文化資產。

時代不斷地在改變，慶典儀式不斷加入大眾的通俗文化，也是在反應多元社會的價值觀、審美觀和宗教情懷。大溪普濟堂的遶境活動，在因應現代化社會的需求時，各社頭也該回首省思早期兼具公益互助、文化教育、及聯絡情誼的社區功能。「協義社」是一面鏡子，「墨斗陣」是一個典範，全體木藝職人的參與與奉獻，才是這個無形文化資產核心價值的所在。

(作者係作家)

「海峽兩岸記者四川行聯訪」於7月17日在成都展開。本刊記者接受大陸國台辦新聞局和中國記協台港澳工作部的邀請，赴四川進行密集觀察，並將在本刊分享所見所聞。

海峽兩岸記者四川行，由大陸國台辦新聞局長馬曉光擔任團長。在其帶領下，來自兩岸三地30餘家新聞媒體的45位記者，走訪成都、雅安、瀘定、康定、爐霍、甘孜等地，實地瞭解四川近期的發展面貌。

四川自古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除九寨溝、黃龍、峨眉山與樂山大佛、青城山與都江堰、大熊貓棲息地，已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名錄之外，2001年在成都金沙區發現的古蜀時期祭祀區，被稱為「21世紀初中國第一個重大考古發現」，也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

蓉歐快鐵搶占大商機

四川除擁有秀美遼濶的山川及豐富的文化遺產，也是西南經濟重鎮，2016年經濟總量達3.26兆元人民幣，居大陸第六位。而今因為「一帶一路」建設，再為其發展提供了嶄新機遇。

馬曉光指出，此次採訪有四個主題：一是四川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將為經濟社會創造新機遇、新空間、新平台；二是四川在「十三五」規劃中的發展策略和重點項目；三是川台兩地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的現狀，尤其是四川台企參與「一帶一路」的情形，和台灣青年在四川創業就業的現狀；四是四川藏區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旅遊資源。

四川省常務副省長王寧亦表示，「四川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預計推動137個項目，總投資金額超過1.2兆元人民幣。」例如從成都出發直抵波蘭的「蓉歐快鐵」，2016年就有460列班車行駛，今年預估將到1,000列，是大陸各城市的第一。而利用「蓉歐快鐵」平行輸入BMW、奧迪等進口車，消費者可以在成都直接下單，無需透過經銷商，售價比市面便宜5-20%。

又如，成都的雙流機場已是全大陸僅次於北京、上海、廣州的第四大機場，國際航線超過100條，每年人流量逾4,600萬人次。但為了積極融入和配合「一帶一路」戰略，正在興建第二座機場：天府國際機場，預計2019年初步建成、2020年啟用。一旦營運後，成都將成為繼北京、上海後，大陸第三座「一市兩場」（一個城市兩座機場）的城市。

台青入駐亞台青創業

在「一帶一路」主題下，成都的經濟飛速成長，也吸引台灣青年來此創業、就業。位於成都菁蓉鎮的「亞台青海峽青年創業園」，今年5月才開園，7月已有10家青創企業進駐，9月將再有10餘家入駐。

青創園區總經理郭弘揚表示，亞台青是大陸重點扶持創新創業基地，提供全產業鏈，一條龍式服務，「周邊聚集了約20所大專院校、100多個科研機構、40多家創投及金融機構，可為青年創業提供良好支援。創業園還將周遭閒置公寓大樓改建為宿舍，以極低租金租給青創家住宿，附近的小學、中學則可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

郭弘揚說，想要來此創業的台青，只需提交創業計畫書和申請書，通過審核即可入駐，前三年零租金、免服務費。技術含量及附加值高、市場前景好的項目，評審也將提供5萬至50萬元研發資金。創業園每兩個月舉辦一期總裁輔導班，幫助青年創業者對接當地大企業。

郭弘揚觀察，台灣許多新創青年習慣往沿海等一線城市前進，但因高房價、高物價的壓力，加上有些沿海城市面臨國際企業競爭，資金很快就燒完了，連孵化的機會都沒有。他表示，成都政府支持創新創業，而且此地生活成本較低，創業者可將更多資金投入在事業上。他說，台灣青年很優秀，只要有勇氣，相信創業園可以協助他們成功創業。

6月16日，德國前總理柯爾(Helmut Kohl)去世，享年87歲。柯爾一生最被人稱頌的有兩件事，一是促成東西德統一，因此被稱為「統一總理」，二是極力推動歐盟的組成，因而被譽為「歐盟的榮譽公民」。

柯爾身後備受肯定

柯爾的去世是德國及歐盟的大事。德國全國為他致哀一分鐘，6月22日德國議會舉行了整整一小時對柯爾的悼念，聯邦議院議長蘭伯特(Gertrud Lammert)在致詞中，特別引用了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話：「俗語講：沒有人是不能夠替代。但是只有少數人，他們不能夠被替代，這是偉人」，來形容柯爾的貢獻。

柯爾是歐盟的榮譽公民，他跟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克勞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交情甚篤。容克為柯爾7月1日在歐盟議會舉辦了史無前例的歐盟葬禮，邀請了3,000位客人，柯爾的棺材由德國的六位軍人抬進議會中間，上面覆蓋的是歐盟旗幟。

德國總理梅克爾在葬禮上，發表了一段感人的言辭，她讚美柯爾對德國及歐洲的貢獻，她並說柯爾決定性地改變了她個人的人生軌跡。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他會繼續柯爾的理念，跟梅克爾合作，共同為歐盟努力，若非柯爾，德國不可能統一，歐盟也不可能有歐元。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也出席了葬禮。

柯爾致力於東西德統一

柯爾總理具有遠大的歷史遠光，看出東西德國一定會統一，但是統一的德國要在歐盟的大目標下，才會有前途。這是鑒於德國過去的歷史，和世界未來的展望。

歐洲一定要避免戰爭，這是二戰後西歐各大國的共識。1962年德國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和法國總統戴高樂，在法國蘭斯(Reims)替歐盟建立一個持久和平的基礎。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拜訪華沙，獻上花圈後，不自覺地下跪半分鐘，表達德國人對波蘭人的歉疚和悔過。此舉震驚世界，也給了柯爾總理實現統一的機會。

柯爾也看出，只是德國統一並不會有前途，德國必須在歐盟的大旗幟、大前提下，才能夠水漲船高，才能達到維持歐洲和平的共識。這是他在歷史上能寫下燦爛一頁的原因，也是他能得到歐盟葬禮的原因。

柯爾曾以毅力克服萬難

1989年9月18日，柯爾參加基民黨(CDU)在不來梅(Bremen)的黨員大會前一天晚上，因尿道阻塞極為疼痛，甚至穿著睡衣去請求救護車。主治醫師要他立即住院開刀，他說不行，次日一定要參加黨員大會。醫生只好給他安裝一根輸尿管，陪伴他去開會，以便應急。開會當天，他問秘書長蓋斯勒(Heiner Geißler)，他身邊那一大堆資料是做什麼用的。蓋斯勒胸有成竹地說明，那是在開黨員大會時要廢除總理的資料檔案。柯爾不慌不忙地回應：「我是黨主席，我先罷免你秘書長的職位，同時我要宣布，從匈牙利那邊得來的消息，他們要釋放在匈牙利邊境的東德人，讓他們來到西德，我們趕快做好迎接他們進入西德邊境的準備。」

其實，柯爾早就知道蓋斯勒要起鬨，想推翻他，可是他不露聲色，在最後關頭扭轉乾坤，也促使匈牙利政府決定打開邊境，讓東德留在匈牙利的難民轉往西德。隨後有57,000名東德人逃至匈牙利，再轉到西德，最後導致柏林牆倒塌。

柯爾得到戈巴契夫的信任

柯爾早在德國統一前，即跟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聯繫。有次戈巴契夫到德國做客，二人晚上坐在萊茵河旁邊的椅子上，柯爾對著戈巴契夫說：在這條河上建築一道牆，是違反自然的，總有一天會被衝倒，這就跟東西德以一道牆分開一樣，總有一天這道牆會被衝破。他向戈巴契夫承諾，德國統一後，絕對不會攻擊蘇聯，他也贊成蘇聯進入歐洲之家。

當東西德統一之際，戈巴契夫接到蘇聯將軍的報告，說德國兵攻擊蘇聯，要戈巴契夫准許蘇聯向德國開火。戈巴契夫聽到這消息後立即跟柯爾聯繫，柯爾保證絕無此事，戈巴契夫就未採取任何舉動。由此可知，戈巴契夫對柯爾非常信任。

歐洲不少國家害怕德國統一後會侵略其他國家。英國女首相柴契爾夫人就曾說：「我寧可兩個德國，而非一個德國。」柯爾看出，德國要有前途，只有跟歐洲各國聯盟、和平共存才行，這是他積極推動歐盟的原因。筆者也期望藉由柯爾的追悼會，歐盟國家能發揮魄力，努力解決當前面臨的困難，共同維持歐洲和世界的和平。

(作者係前南華大學跨歐洲研究所和自然科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