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未來五年「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其實早在2013年1月，剛當選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就指出，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古人說「窺一斑可知全豹」，我們不妨考察一下「權力清單制度」這項十八大後在全國推行，且已取得重大進展的關鍵性制度舉措，從而深入理解和體會中國式的行政改革與現代化國家建設之路。

權力清單的內容與實踐

權力清單制度的主要目標是「將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行使的各項行政職權及其依據、行使主體、運行流程、對應的責任等，以清單形式明確列示出來，向社會公布，接受社會監督」。作為一項限權之法，是指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依法以公示性清單的形式，對行政權力事項進行清理，鎖定職權邊界、責任及流程的一種權力制約機制，其制定主體是政府，清理物件是行政權力事項，形式是列出清單並對外公開，作用則是釐清鎖定已有職權的邊界、責任及流程。

與十八大後勁風暴雨式的整體改革態勢相一致，權力清單制度在實踐過程中也推進得非常迅速。據報導，2014年初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強調公布權力清單之後不到一周，國務院60個部門便集體曬出了權力清單。這是中央政府首次曬出權力清單、亮出權力家底。各級地方政府也跟進地十分迅速。目前全國所有省市縣三級政府部門權責清單均已公布，基本明確了政府機構的職能、許可權、程序，限定了權力的內容與邊界。

從邯鄲經驗到富陽模式

權力清單制度的建立，既是建立現代化法治國家、「為權力塗上防腐劑」的必然需求，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實踐的自然結晶，背後經歷了近十年的制度探索與經驗總結。

權力清單制度源於「邯鄲經驗」。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探索的進程中，河北省最早於2005年嘗試依法清理行政權力專案，以省商務廳、省國土資源廳、邯鄲市政府為試點，產生了良好的改革效果。邯鄲「權力清單」經驗應運而生，很快推廣開來。邯鄲模式的權力清單，主線是行政權力的公開透明，圍繞著權力公開，進行清權確權，通過流程再造，規範權力運行，借助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能。

2009年，在距離邯鄲幾百公里外的富春江畔，一場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拉開序幕。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政府開始落實「兩集中，兩到位」，即集中審批職能與行政許可科室，同時保證授權、服務全部到位。富陽改革取得的成果被概括為「三單一圖一套制度」，即一張權力清單、一張責任清單、一張負面清單、一張權力運行圖，以及一套審批改革制度，這些經驗在浙江全省及全國得到推廣應用。

從「邯鄲經驗」到「富陽模式」，從追求公開、透明、高效，到重在清權、減權、制權，一手公布權力清單亮家底，一手著力簡政放權劃邊界，這既是「中國式決策」從孕育到推廣的經典範例，也是權力清單制度跨階段發展的生動寫照。

分析現狀  展望前景

權力清單制度自十八大後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以來，無論是在體系構建，還是社會影響上都取得相當的成效。但在實踐過程中，理論與現實的自然張力，使這一制度也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挑戰。比如對於行政權力、行政職權、行政行為等不同概念的界分問題，如何在堅持權力清單制度的同時，保證政府行政行為的「彈性」問題等等。

此外，現階段權力清單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是各級政府，這便要求政府必須在權力劃分、表單制定、對外公布和接受回饋的每一步，都保證公開透明、嚴格高效，須謹防權力清單被濫用和異化。

要真正實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目標，光靠「權力清單制度」顯然不夠。恰如西哲盧梭所言，「規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隆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中國古人也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既需要有相關配套的法律規範，更應在社會風尚、民心人氣的引導培育上下力氣。只有當制度與人事兼備、規範與信仰並舉之時，我們或許才可以說自己真正實現了「大道為公、選賢舉能」的夙願。

而今十九大業已閉幕，新一個五年已然開始。「權力清單制度」的未來究竟會如何，五年過後中國的依法治國實踐與行政體制改革又會是怎樣一番面貌，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政治學系研究生）

自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機以來，「石油美元」(Petro-dollar)一直就是美國經濟霸權的基礎，也是美元最穩固的支撐。但是，這項絕對獨占的地位，即將面臨「石油人民幣」全面性的取代，國際經濟強權版圖更將因此改觀。

石油美元使美國可以獨霸

從表面上看，「石油美元」指的只是石油生產國透過出口石油所獲得的美元；或更狹義地說，「石油美元」指的應該是石油生產國家透過出口石油所獲得的美元，減去進口支出後剩下的淨利部分，拿來作為可在國內外進行投資的資金。但事實上，「石油美元」不止是錢或者可投資資金，而是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下，一套複雜的總體貨幣政策的制度性安排，自一開始就具有兩個戰略性內核：一是國際石油貿易一律用美元計價和結算貨幣；二是石油生產國出口石油所得扣除進口開支之外的淨利，絕大部分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這套「石油美元」的制度性安排，在全球構築了「美國經濟霸權」的閉合體系。所以，「石油美元」一詞所代表的是「美元-石油-美國國債」的美國經濟連環套。1986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展開之後，石油出口國美元盈餘的可投資流向，不再僅限於美國國債一項，早期所建立的「美元-石油-美國國債」連環套，也自1990年代演化成象徵經濟大循環的「美元-石油-美元計價金融資產」，「石油美元」的獨占性與排他性如虎添翼，更加鞏固了美國在實物經濟與象徵經濟兩大構面的政經獨霸地位。

維繫美元的國際戰略解方

「石油美元」這套制度性安排的產生，可以直接追溯到布列敦森林體制的崩潰。早在二戰結束前夕的1944年7月，由44個二戰同盟國的國家代表團，在美國新罕布什州的布列敦森林進行談判，達成一系列旨在確立戰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可穩定運作的制度性協議。後來世稱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協議，建構的就是一直運作至今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體制的核心基礎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布列敦森林體制談判也同時確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的籌建，以維繫體制運作。

1970年代接連兩次世界能源危機，肇致布列敦森林體制難以維繫。美國同時受到貿易、財政及金融三大赤字衝擊，已瀕臨無法保證美元與黃金間固定的比價關係。尼克森總統不得不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國政府終止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比價，向市場無限制兌換黃金的義務。「美元與黃金脫鉤」是二戰以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最重要的大事，也造成美元信用的莫大負面衝擊。為了挽救美元地位及保障美國能源和財政安全，美國政府開始以「國際石油貿易」作為突破口，尋找解決之策。

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季辛吉為首的外交團隊，首先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進行談判，最終在1974年達成協議：由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軍事武器，同時確保沙國國土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沙國所有石油出口必須以美元交易。這些協定為「美元-石油-美國國債」奠立了制度基礎。由於沙國是最大石油出口國，並在阿拉伯國家擁有廣泛的號召力，到1975年，幾乎所有OPEC成員國也都跟進。

石油美元大縮水影響全球

國際油價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之際，一路衝高到150美元，直至2014年都在100美元高位盤旋。2014年之前的10年間，油產大國紛紛將高油價帶來的暴利，投入全球，最大部分投入亞太市場各種資產及流動性投資，「石油美元」總額高達8,000億美元高峰，當然導致全球投資人對亞洲資產投資可能泡沫化，寄予極大戒心。

惟自2014年後半，國際油價從100美元開始暴跌，目前約52美元，雖已回復到2016年最高位，但與金融海嘯危機前後幾年的水準相距甚遠。預計2018年油價回到60美元以上的機率很低，國際石油美元仍將大幅縮水，必會重大影響國際資本格局，乃至美元的貨幣霸權地位。據統計，目前國際市場流通的石油美元總額約1.4兆至1.8兆美元。

石油人民幣取代石油美元

特別是中國崛起，且在中東國家廣泛投資油井及煉油廠設施，直接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在人民幣積極國際化的聲勢中，上海原油期貨合約有望成為最重要的石油價格基準之一，該合約最大特點正是允許出口商繞過美元計價基準，改用人民幣交易，允許諸如俄羅斯、伊朗等石油出口國，透過人民幣交易，避開美國獨霸式的經濟制裁；而為使人民幣計價期貨合約更具吸引力，中國已計畫允許人民幣在上海和香港證券交易所兌換成黃金。

素與美國關係不和的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油產國家，為防止遭美國控制，不願意使用美元進行石油交易。委內瑞拉已在今年9月宣布，開始使用人民幣等一籃子貨幣，棄用美元。一旦產油國和消費國都大量運用人民幣計價石油期貨，石油美元的國際貿易空間將大大壓縮，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將增強，也有利於中國在類似石油這些大宗商品中的博弈能力。

中俄早在2014年就簽署了兩項俄羅斯天然氣出口到中國的合同，規定所有交易都以人民幣和盧布進行。中俄正在創造新的國際貿易範式，為全球「去美元化」鋪路。

當包括奈及利亞、委內瑞拉、伊朗、俄羅斯，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等所有石油出口國家，都齊力改變「石油美元」全球能源交易市場，直接挑戰美國對金融及貨幣政策的霸權地位時，不啻已然宣告：石油人民幣將在全球逐漸取代石油美元。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美國退出TPP後，TPP重新以CPTPP問世。台灣向來以外貿為成長引擎，加入區域經濟合作利多於弊；政府應深入瞭解CPTPP最新發展進程。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大陸崛起，重啟兩岸經貿協商刻不容緩。

本屆在越南峴港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甫結束；其中，最受關注的應是，環太平洋11國經貿部長就TPP正式達成原則性協議，並發布共同聲明：新架構下的TPP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及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馬政府任內希望「排除障礙、調整心態、八年入T、能快就快」，蔡政府也以加入TPP為其重要的施政目標。但川普一上任即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告美國退出歐巴馬政府所主導的TPP，實現在競選期間的承諾。這決策不僅讓成員國一時手足無措，特別是對戮力於選前讓國會通過TPP的日本首相安倍情何以堪；也讓台灣失去加入TPP的機會，難免失望。但勢隨時轉，如今TPP改頭換面成CPTPP，但少了美國，台灣該如何因應？

CPTTP對台影響不容小覷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首先要瞭解，沒有美國的CPTPP與原TPP有何差異？誠如川普所言，TPP其實是美國對成員國大幅讓利，是一種不公平貿易，會造成美國大量勞工失業。因此，他上任後改採雙邊貿易談判模式，以美國利益優先。如表所示，包含美國在內的TPP 12，GDP占全球37.5%，但美國GDP(2013)又占TPP 12的59.74%；少了美國的TPP 11，其GDP僅占全球的13.6%；遠低於REC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30.6%及FTAAP（亞太自貿區）的57%，影響力大不如前。

又TPP 12成員國占台灣貿易額約35%，但TPP 11僅剩25.25%；準此以觀，台灣若加入CPTPP，效益雖大不如前，但對台灣經貿影響仍不容小覷。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其實，不管是多邊，或是雙邊貿易協定，對台灣經貿都有一定好處。TPP對台灣的影響在於，全球各國或區域之間彼此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趨勢，降低關稅或排除非關稅障礙，對於仰賴外貿的台灣，勢必產生一定衝擊。原TPP包含台灣重要貿易夥伴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台灣若能加入，其利益不言而喻。而CPTPP中雖無美國，但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等4個會員是台灣前10大貿易夥伴，台灣加入CPTPP，將有利以外銷為主的製造業拓展市場。

TPP原是高標準、高品質的貿易協定；是否接受新會員入會採共識決，要加入有相當的難度；而CPTPP仍維持原高標準，但特別強調協定範圍的廣度。目前，CPTPP會員國同意以原先TPP為基礎，但暫緩實施20項條款，讓協定進行更順利，預估2018年下半年新協定有望生效。簡單而言，CPTPP比原來TPP標準寬鬆，台灣申請加入時，對產業來說比較好調適，也比較容易達到標準。只是，台灣要加入，必須瞭解CPTPP內容、做好法規調適、排除內外障礙，積極行動。

重啟協商刻不容緩

最新一期德國《明鏡》周刊，封面只出現「醒來」的漢語拼音「Xing lai!」，封面文章則以「覺醒的巨人」為題，並用不少篇幅介紹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足球等領域的發展，儼然已成為「超級大國」，呼籲西方必須「醒來」，別再自我陶醉、自我迷戀而不思進取，警示意味濃厚。其實，該覺醒的應該是台灣。中美是當今世界唯二GDP逾10兆美元規模的超級大國。習近平所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及FTAAP，已獲全球許多國家認同及參與，未來在全球自由貿易將有更多的話語權及影響力。

據悉，中國為向川普亞洲行表示善意，商務部將於明年舉辦首屆進口博覽會來擴大進口，另外也將降低部分日用消費品的關稅來增加消費品進口，並藉以刺激進口、減少貿易盈餘；而在川普訪中期間，中美企業家共簽署15份經貿合作文件，總金額更高達2,535億美元。令人憂心的是，中美的經貿擴大合作，對台灣企業將產生轉單的利空效應，台股應聲下挫，無非已透露警訊。

近日，有台灣創投大老提及，「一帶一路」是前瞻、全面、精密的戰略規劃，從基建開始做起，迅速向前推進，而所有東南亞國家也全力和大陸配合。相較之下，台灣「新南向政策」卻缺乏清晰的藍圖，亦無實際的步驟，又未與中國戰略聯盟，台灣實在很難在此有所作為。若然，則蔡政府的「親美遠中」及新南向政策將是困難重重。

筆者以為，習近平在十九大談話已釋出對台善意，「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蔡政府何不也溫柔回應，重啟兩岸經貿協商大門，讓兩岸經貿活水源源不斷？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立法委員盧秀燕及江啟臣陸續表態，爭取2018年台中市長選舉國民黨提名後，在六都中選情一直相對冷清的台中市，終於逐漸冒出火花；尤其陳水扁「金口」一出：「綠營7縣市有失守之虞」，其中台中市赫然入列。

國民黨若真想奪回中都，在提名人選確定後，要整合原縣區派系及前市長胡志強的勢力，才能與有執政優勢的林佳龍一拚。回顧國民黨在台中「兩個太陽」浮起的歷程，就會發現當中奧妙之處，在在都有地方派系操作的痕跡。而這幾股勢力正是原市區的胡派（胡志強），原縣區的黑派（顏清標、林士昌）及紅派（廖了以）。

國民黨在台中市8席立委中占有3席，分別是盧秀燕、江啟臣及顏寬恒。外省籍的盧秀燕20多年來只在原台中市區參選過，加上與胡志強的關係密切，她宣布投入市長初選，接受媒體採訪時，必被問的就是「是否經過胡志強同意？」

原縣區紅黑勢力待整合

江啟臣曾在中央任職，7年前受原縣區紅派大老廖了以等人鼓勵回鄉參選，連續兩屆立委都不讓民進黨在豐原山城攻城掠地；而顏寬恒則是成功接下父親顏清標的棒子，延續黑派在台中市的政治勢力。不過在原縣區，因為民進黨的崛起，加上縣市合併因素，紅黑兩派近年來的「共治」關係維繫得還不錯，這從合併後台中市議會正副龍頭就可以看得出，唯獨與原市區的國民黨勢力（嚴格上來說應是胡志強）之間仍待整合。

此話從何說起？自從台中縣市確定合併後，原縣區的紅黑勢力仍未完全整合，威脅不了聲勢如日中天的胡志強，連續兩次市長選舉只能委屈求全、被動地輔選老胡，2010年時已讓胡志強在原縣區小輸，到2014年時胡志強在原縣區更是「輸到脫褲」。一位派系大老說，「我們那時可是含淚投票給林佳龍。」言下之意，2018年的市長選舉，原縣區的派系勢力絕對要拿回主導權。

在盧秀燕與江啟臣還未表態爭取提名之前，原縣區黑派就已確定不會自推人選，會力挺紅派色彩較濃的江啟臣，而江啟臣的確早已全市跑透透，明眼人一望即知，如果不是為布局市長選舉，他又何苦如此「自虐」？江啟臣的答案是，無論選不選市長，這都是「選民服務」，這種說法等於已經宣布參選。所以，當盧秀燕10月24日在立法院黨團會議後藉由媒體聯訪的時機，宣布將爭取黨內提名，的確讓不少人意外，「怎麼這樣就宣布了？是玩真的還是假的？是胡志強授意的嗎？」一堆問號出現。

江啟臣終於宣布參選

10月31日，江啟臣終於在台中豐原宣布參選。之前一天他非常慎重地通知媒體要在台中服務處「茶敘」，事實上媒體操作早已敲定，宣布的前一天已先接受某媒體專訪，但約定「10點宣布後新聞才能上網」。

江啟臣的參選聲明洋洋灑灑寫了1,600多字，「台中是家鄉，是一輩子的家園，是一個溫暖、人性與開放的城市」，以非常感性的訴求，正式展開他角逐市長之路。

國民黨過去一向被認為「內鬥內行」，但這回盧秀燕與江啟臣充分展現君子風度，不僅不相互攻訐，還說「如果是對方出線，也會全力輔選」，甚至熱身動作明顯不足的盧秀燕先宣布，「莫非兩人早有默契」之說不逕而走。有人直指，黨中央早有意屬，另一人只是出來陪襯，就是要營造「有競爭，但對外一定團結」的氣氛。

以知名度來論，盧秀燕絕對高於江啟臣，到目前為止各家民調數據也都如此顯示，而且多數調查都顯示，整體支持度上，盧秀燕落後林佳龍的差距，比江啟臣落後的差距小。國民黨還未公布台中市長黨內提名機制，前提是盡可能透過協調且不辦初選投票。盧秀燕為了證明「不是打假球」，已多次說明，「不論誰獲得提名，國民黨都必須提出科學數字當依據。」

多數民進黨人士認為，盧秀燕知名度雖高，但在原縣區的經營明顯不足，且背後有胡志強深深的影子，「如果真是盧秀燕出線，林佳龍就輕鬆多了。」反觀，如果是江啟臣出線，一來有原縣區大老的力挺，二來如同盧、江二人多次對外宣稱，「無論誰出線，都會全力為對方輔選」，他們真的認為，「跟江啟臣戰，的確比較硬。」

只有團結才有可能勝選

國民黨終究只會有一人出線，檯面上出局的那位，也一定得全力輔選對方，只是背後所代表的勢力真的肯力挺嗎？如果還是延續過去狹隘的地域、派系觀念，盧秀燕與江啟臣這「兩個太陽」將很難凝聚光與熱。

正國會與新潮流是民進黨當前兩大派系，而正國會的掌門人正是台中市長林佳龍，不過新潮流在台中最大咖─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已經把自己這顆「未爆彈」的引信拆除，全力支持林佳龍連任；團結的民進黨好整以暇，在野的國民黨勢必要先將地方勢力整合好，否則很難扳倒有現任優勢的林佳龍，為藍軍在中都重新插旗。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媒體常說，桃竹苗是藍營票倉；其實，若不計入苗栗縣，民進黨在桃園、新竹縣和新竹市已不只一次執政，國民黨並沒有提名就當選的優勢。就藍營而言，明年選舉，這三地已成艱困選區，綠營可能全面襲奪此票倉。

從歷年地方選舉的結果來看，桃竹三縣市從來就不是藍營囊中物。譬如1977年無黨籍許信良選上桃園縣長，之後民進黨呂秀蓮、鄭文燦先後當過縣長和桃園直轄市長。新竹縣1968年由無黨籍劉榭燻當選縣長，1989年至2001年，由民進黨范振宗、林光華接續執政。新竹市自改制省轄市起，首任市長即無黨籍施性忠，之後又有民進黨蔡仁堅、林智堅選上市長。

藍營票倉說源自總統直選藍綠得票率分析，尤其2000年陳水扁勝選之役，宋楚瑜在桃竹苗的得票率最高，如加入連蕭配得票率更呈壓倒性勝利。這種現象和陳水扁在雲嘉南高屏的高得票率對照，有分庭抗禮之勢；於是眾家定調北藍南綠，藍營票倉在桃竹苗，綠營票倉是濁水溪以南。

明年這區塊的縣市長選情，民進黨在桃園、新竹兩市有執政優勢。新竹縣國民黨籍縣長邱鏡淳兩任屆滿，各黨有意參選者早已部署，民進黨著力尤深。

新竹縣

新竹縣是客屬大縣，國民黨和泛藍支持者逾六成，民進黨雖先後有范振宗、林光華當縣長，但每逢總統選舉，基本盤就是藍大綠小。2016年蔡英文勢如破竹，也只拿到42.5%的選票。

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在這裡下大資本，竹縣客屬紛紛封官，譬如華航董事長何煖軒、圓山飯店董事長張學舜、公平會副主委彭紹瑾，而台灣省議會諮議長鄭永金更是關鍵角色，其子鄭朝方擔任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國民黨曾鍥而不捨提名鄭永金選縣長，儘管連敗於范振宗、林光華之手後仍三度提名他，終於打敗欲連任的林光華，贏回執政權。鄭永金與邱鏡淳「牛鬥牛」20多年，鄭兩任縣長屆滿，國民黨提邱選縣長時，鄭堅持推人競選；隔屆還親身再戰，兩次鬥邱均未如願。鄭自此化身無黨籍，蔡英文二度選總統前，他靠攏蔡選立委，雖落敗，民進黨卻成功挖掉國民黨一塊基本盤。

明年新竹縣長選舉，國民黨有副縣長楊文科、立委林為洲、縣議會副議長陳見賢；民國黨有主席徐欣瑩；民進黨的鄭朝方已取得家族認可，如獲提名，就全力投入。未來三方競逐，鄭朝方結合民進黨、鄭家人脈，極可能為民進黨攻下新竹縣。

新竹市

明年新竹市長選舉，國民黨能否再起的關鍵在黨內能否團結。現任市長林志堅得到幸福城市大調查的冠軍，但多年前國民黨的林政則當市長時，早已得到冠軍和幸福城市的美名。新竹市民所得高、消費力高、教育程度高，也都是國民黨執政時即有的成果。林志堅上任翻修公園，是形象工程；晉用蘇貞昌人馬，軟硬兩手擠壓媒體牽制輿論，知他根底的市議員們對他的胸襟、手腕並不肯定。

但國民黨氣勢未起，民間口碑仍低迷。輸掉連任的前市長許明財、國民黨市議會黨團書記林耕仁、市黨部新任主委呂學樟都有心光復；另有兩名黨籍議員也說要選，卻看不到整合團結與振作的苗頭。都會區選舉，政黨對壘，不只比領銜者人望，還要看團隊素質；民進黨清算國民黨，就是要打掉國民黨的人力和凝聚力。明年新竹市長這一役，藍營要很拚。

桃園市

民進黨鄭文燦已有不敗架勢，並非他做得好，而是他適應網路傳播時代快速反應。譬如他的前任縣長吳志揚，在任內已調整市民福利辦法，65歲以上長者免費裝全口假牙、發放三節及重陽敬老禮金、乘車補助、健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等，但大多數桃園市民以為是鄭上台才這麼「好康」。顯然，鄭文燦宣傳到位。

2014年柯文哲帶起了反官宦世家子弟風，致吳志揚和台北市的連勝文雙雙飲恨。明年鄭文燦正在旺點，國民黨諸將如果還等著被召喚，勇氣就先輸了一截。

票在人手，事在人為

以往藍營在桃竹三縣市有優勢，不是天上掉下饀餅，而是政治手腕加經建績效有以致之。譬如桃園閩南人略多於客家人，北桃閩南人多，南桃中壢、平鎮、楊梅、龍潭等是客屬聚居地，國民黨設計南北輪政默契，從北閩南客框架中找人才。大新竹縣未分家時，客屬選民多，所以縣長提名客屬，議長則提名閩南籍。民主選舉初期，這套根據族群血緣建立的默契，相當有說服力。

其次，桃竹接近大台北，工商業繁榮，國民黨政府沿著中山高速公路開發一連串工業區經營得法，尤其投資了千億元土地價款建設了新竹科學園區。這些大政擘劃與投資，幫助旱田小農成為富戶，創造優質就業機會，引入年輕高薪人口，市況欣然，與雲嘉高屏形成對比。這些才是造就藍營票倉的要素。

票在人手，事在人為。國民黨今年已產生新的黨主席及地方領導，但還缺些事在人為的志氣與作法。綠營全面執政並不在行，只是一到選舉就很有精神，這是台灣民主的現實。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在陳映真逝世一周年，以及他的23卷全集甫出版的今天，「為何紀念陳映真？」已經不是問題了，而今後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紀念陳映真？」這篇短文是作者對那個應該過期的問題的最後一次清理。

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只需以這樣的一個提問，即可回答：在戰後台灣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陳映真，能找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嗎？這麼提問，也意味著台灣當代的文學及藝術，一般而言，是與魯迅傳統的切斷，也是與五四傳統的切斷，更也是與一種中國傳統的切斷。這個「切斷」，用陳映真的表述方式，就是「現代主義」的問題；於是長期以來，陳映真以「現實主義」為旗幟和「現代主義」鏖戰。但是，我們不應把這個戰鬥狹義地理解為一場「文學領域」的戰鬥，而要以更廣闊、更「暗喻」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戰鬥。

孤獨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

「現代主義」遠遠不只是一種文藝的表現形式而已，而是關於人生、社會，以及世界該當如何的一種表述與一種宣示。因此，陳映真以「現代主義」為「名對象」的戰鬥，並不是閉鎖於文學領域之內的爭論，而是關於「什麼才是人生？怎樣才是活著？」的鬥爭。陳映真碰巧只是以他所熟悉的文學路徑，進行這場鬥爭而已。因此，不止一次，他說，重要的是找到生存的目標，並為之而思想與奮鬥─「人不一定非要寫作」。

陳映真對文學本身的「看輕」，反而使他的文學有了無比的重。文學要到哪兒去，這個「道」的問題，以及需要什麼能力修養以達到目的的「德」的問題，於是成了內在於文學的重要問題。對「如今，文學還需要和道/德掛勾嗎？」這樣的質疑，陳映真以他的文論，以及更重要的文學，現身說法開展出他的否定。

從一種中國傳統視野出發，文學和道/德之間的關係是深刻而內在的。在以下的篇幅裡，我將借用這個「三達德」為架構，說明陳映真文學和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同時也順道落實之前所提出的，陳映真是一個偉大文學傳統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的論斷。

對人間布滿同情共感

首先，「仁」。陳映真文學到處布滿了對於「人間」同情共感的脈搏與神經。誠然，沒有一種文學只是在書寫作者自身的內在，哪怕是最極端的現代主義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會與歷史。陳映真總是能痛苦而豐富地感受到人間各個階層、各個旮旯的人物群像，特別是那不為我們體面社會的紳士淑女所參與、所瞭解、所同情的那「後街」眾生。

於是，我們讀到了台灣資本主義裡最早出現的底層城鄉移民的貧困與無奈、讀到了小知識分子的苦悶徬徨虛無與自責、讀到了失根流落傷逝的外省老兵、讀到了台灣左翼抗日知識分子矇朧而執著的中國認同與情懷、讀到了青年精神病患似幻似真的輕與重、讀到了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虛無敗德的「上層社會」、讀到了都會摩登知識分子的「表演」、讀到了越戰時期來台「性度假」的美國黑人大兵與台籍農家女子之間的跨越膚色與國界的愛情及其幻滅、讀到了跨國公司的內部帝國與殖民、讀到了1950年的白色恐怖、讀到了國民黨特務的良心。

這些，都和技巧無關，甚至和所謂文學無關，歸根究底，和陳映真盎然的、沛然的對他人的感受力有關。讀陳映真文學的一個最豐厚的回報，或許就是讓讀者從而產生自我提問：那我又將如何培養這種感受力呢？

總在思想時代問題

其次，「智」。陳映真文學的一大特徵就是總是在思想著，儘管不見得有解答。陳映真每一篇小說都是在處理他所深自關心或困擾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最後是收束在一個道德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問題上：「究竟人該當如何活著？」但他回答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形上學的，而是透過歷史與現實。

50年陳映真文學曾經認真思索過的問題包括：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的遺留；冷戰、分斷與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精神創傷；第三世界新舊殖民體制下的知識狀態；跨國資本主義對於在地人民的主體創傷與社會扭曲；左翼的道德主體狀態的危機及「女性問題」；宗教在當代的意義；當理想遭遇重大危機時，主體該如何自我保存；如何跳出無盡的加害與受害的循環？

於是，陳映真文學的「智」，不只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世界，與他人進行外在的體察，更是一種內在的「明」。古人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貫穿陳映真文學整體的是一種深刻的自省力，以及一種類似懺悔錄的「把自身包括進來的」書寫，而我相信這正是他在「知性」上最光輝的展現，而我們不要忘記，這也是來自於魯迅的傳統。

我們是會執著地問：對照於陳映真長期的、不間斷的「困而知之」的思想實踐，這個島嶼上有類似的同行者嗎？但對我們讀者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閱讀陳映真是否讓我們自我提問：我要如何自知？

用寫作向現代霸權戰鬥

其次，「勇」。作為知名小說家，陳映真最常被誤解的是他的論文是戰鬥的，而小說則是「感性的」、「人道的」。但我要說，他的所有寫作都是他的戰鬥。他首先是一個戰士，然後才是一個作家，而非倒過來。台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寫作的最大的「故意盲點」，其實就是對陳映真戰士資格的否定或嘲笑，而這恰恰是因為陳映真的戰鬥，都朝向他們及其背後的現代霸權戰鬥。

獨派對陳映真的無視或否定其實本身就是一種戰術，不過是比較鬼祟暗欺罷了。他們以台獨霸權否定陳映真寫作後期裡「民族統一」的戰鬥，以「現代主義」大而化之，顛而倒之陳映真寫作前期的「反現代主義」戰鬥。但其實，陳映真文學是不分前後期的，只因打從一開始，他就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左翼的、第三世界的、理想主義的位置而寫作。這是他一生的戰鬥，而他為這個戰鬥付出的代價，包括蔣介石政權下的七年牢獄，以及台獨霸權下的不定期圍剿與刻意遺忘。然而，陳映真自反而直，不改其志─這是他的大勇。

陳映真的各項「首先」

因此，人們不應當隨著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催眠，而遺忘了這個戰士所歷經的各個大小「戰役」。於是，我要指出陳映真文學在當代台灣文學史中的各項「首先」。

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麵攤〉(1959)，檢討了台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鄉村的教師〉(1960)，探討了一個左翼志士的生與死，以及他所經歷的日本殖民統治、太平洋戰爭、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開的白色恐怖。是陳映真，透過〈將軍族〉(1964)，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是陳映真，透過〈一綠色之候鳥〉(1964)，首先批判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改革希望」。是陳映真，透過〈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越南戰爭。是陳映真，透過了〈唐倩的喜劇〉(1967)等多篇小說，首先面對了國府統治下「西化」知識分子的某種閹割與失根狀態。是陳映真，透過〈夜行貨車〉(1978)，首先批判了跨國資本主義對於第三世界的宰制與扭曲效果。是陳映真，透過〈纍纍〉(1979)，首先直接以批判指出那些當年被抓伕來台的底層外省軍官的寂天寞地。是陳映真，以〈鈴鐺花〉(1983)等小說，首先檢視與反省了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傷害與變形。

這些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眾多「首先」，卻無奈地一直被此間「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者視而不見，反而在「研究」陳映真文學，算不算是「現代主義文學」。這難道是因為他們無法交待自己在那個年代中的葸弱無能，而那勇敢戰士竟是一個所謂的「統派的」「中國人」嗎？在戒嚴體制下苟全人生，是人情之常，無可批評，但我們不應因今日的意識形態分歧，而塗銷或扭曲勇者畫像。在台灣1960年以降的「文學領域」裡，找得到第二位像陳映真這樣的戰士嗎？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我和映真，即使曾經有過意見上的分歧，也更有自己的立場，但是，別人不知道的是，我們之間的友情，從未動搖。

我最近翻出一個珍藏的檔案夾，重讀多年來映真的來信，讀到了下面這一段：「我對你有很深的情感，因為我們共有廢頹與唯美的本質─雖然表現上有顯晦之別。」

這是映真給我的一封信，時間是1994年11月24日。那段時間，由於我的小說《浮游群落》翻成日文，譯者崗崎郁子教授發表了對我的專訪，其中問到我對映真的意見，我答覆得比較直接，但基本上與我一貫的想法一致：希望他減少政治參與，全力投入他獨步台灣的文學創作。不料，我的意見被一些台獨論者借題發揮，利用我的批評，惡意攻擊映真。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因此更為緊張。

然而，我們的友情，仍然沒有動搖。

那封信的結尾，映真說：「不著急。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躲起來，細聊。」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我們始終未能實現「躲起來細聊」的承諾，但我深信，我們之間的友情，從彼此開始相識，到最後無緣見面，從來沒有任何變化。不妨就記憶所及，概括談談我們之間的交往。

最初相識應該是1960年春至1962年。那是台灣所謂現代主義小說開始出現的時期。我們第一次見面，大概是1960年的春夏之交，地點在台北新公園西口衡陽路上的田園音樂茶室。所以記得很清楚，是因為介紹我們認識的人（不記得是陳振煌，還是秀陶），介紹的方式有點奇怪，他說：這個是寫《麵攤》的陳永善，那個是寫《大落袋》的劉大任。這個奇特的「介紹」反映了所謂「前衛派」剛出現的那個時代，一小群知識分子相互取暖的「同溫層」心情。但因為我於1962年去了夏威夷大學讀書，那段時間，我們之間的交往基本上限於「同類」聚會中的閑聊，思想上，並未深入交換意見，只能算是同道，還不到知心朋友的程度。

友情的增進和深入，離不開思想上的相互啟發和交流。

1964年夏，我回到台北，參加了邱剛健和黃華成主持的《劇場》雜誌，映真也是同仁之一。除了編輯會議經常見面討論，在《劇場》推出《等待果陀》和其他實驗戲劇的過程中，逐漸發現，關於《劇場》的編輯方針和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等重要問題，映真和我的意見比較一致，往往站在邱、黃的對立面，最終導致《劇場》分裂，映真和我退出，同尉天驄合作，於1966年，創辦了《文學季刊》。

為了實踐我們的文學主張，映真同我有過許多討論（當然，那種討論不是學術討論，更像聊天），並決定，首先必須在自己的創作上跳出「現代主義」的窠臼，力求立足現實，立足生活。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想法，1966年出版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映真發表了《最後的夏日》，我寫了《落日照大旗》，這是我們共同追求改變寫作風格的開始。

1966年秋，我去柏克萊讀政治研究所，繼續以寫稿和通信討論編務的方式，參與《文學季刊》。當時的計畫是，拿到碩士就回台灣，跟映真和陳耀圻、李至善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創辦一個台灣尚未出現的現代傳播事業。

1967年聖誕節前後，聶華苓做客陳世驤老師家，問我：「愛荷華明年想邀請一位台灣小說家，你能推薦一位年輕的好作家嗎？」我推薦了映真，並從手邊和圖書館收集了他的一些作品，寄給聶華苓。她回信表示，非常喜歡，但保羅安格爾（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室主持人）不懂中文。後來由我和陳少聰等人翻譯了幾篇，安格爾讀後，決定1968年的台灣作家就邀請映真。

我始終感到內疚，邀請陳映真赴美的這件事，可能觸動了警備總部的官僚反應機制，提前於映真赴美前發動逮捕。

1975年映真出獄後，由於他的前政治犯身分，而我也因參與保釣運動上了黑名單，我們彼此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溝通管道。

我做過一些努力，主要是希望他減少政治活動，不要輕易放棄文學創作。他也通過輾轉帶話，希望我不要太消極、太灰色。

然而，彼此的努力，都無法抵達對方的心裡。

1994年以後，直到映真去北京教書，我多次回台，也有機會與映真見面，但映真提議的「躲起來細聊」，始終沒有實現。現在回想，不能實現的根本原因，應該不是時間或事務上的困難，而毋寧是彼此心的底層，有無法克服的阻隔。不正是因為這樣，才需要「躲起來細聊」的嗎？然而，那個阻隔，可能需要時間，需要通過自己的深刻反省，才有可能逐漸消融吧！

不過，這終究是無法補救的遺憾。

我依然深信，我們之間的友情，毫無動搖，因為，在我的心的底層，映真的形象，從來沒有動搖。

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出身巴勒斯坦，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愛德華薩尹德(Edward W. Said)，在一次專訪中說：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來說，不是抽象，而是特殊的經驗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幾乎不堪忍受的具體感。」

這幾句話，我認為，就是映真一生作為的寫真。

時間過去，世界變化，台灣遲早會面對歷史，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天，映真的真實形象，將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作者係作家)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說「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很多「民主自由」派人士因此質疑大陸沒有朝「民主化」邁進。問題是，難道只有西方定義的「民主」，才是民主嗎？

西式民選無法選賢與能

長期以來我們受西方世界的影響，以為能投票選舉民意代表、選舉領導人，就是「民主」的體現，卻忽略了這套選舉制度有其歷史背景。

西式民選制的本質是「對抗式民主」，是封建貴族為了對抗皇權而產生的。在沒有皇權的共和制，或是皇權弱化的內閣制中，產生了兩黨政治，目的也是自我掣肘、相互抵制。這套制度適用於從封建走向共和的西方世界，但拿到世界其他地方，就顯得水土不服。

更糟糕的是，「對抗式民主」要能有效運作，需要幾個前提：經濟情況許可、政治人物自我克制、人民理性思考。一旦前述幾個先決條件失靈，那這套制度的缺點就會表露無遺，讓整個國家空轉內耗快速螺旋下墜，跌入失敗的萬丈深淵。

選舉乍看之下，應該是個正面表列的行為，就是候選人告訴選民自己的優點、自己的治國能力，透過競選的過程，讓選民認識他，進而走進投票所，把票投給他。但真實的競選是個負面表列的過程，也就是候選人只要證明自己比較不爛，當選的機會就比較高。還有些支持者根本不在乎候選人的好壞，他們之所以支持特定候選人，是因為與候選人有著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既然如此，何來選賢與能？

越選舉社會越撕裂

選舉的另一個結果就是「撕裂社會」，這樣的情況在單一席次的選戰中尤其嚴重，美國現任總統川普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選舉的過程中，川普有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問題被不斷質疑。只是這些對手或反對者無法容忍的行為，在川普支持者的眼中，卻可能是他們極力支持川普，甚至催動他們出門投票的根本原因，這讓整個社會在選舉中越來越撕裂。

這些情緒終於在川普當選後全面爆發，全美各地到處都有反川普的示威遊行。而由於川普的當選，許多極端主義者，如白人至上主義者，更認為自己終於出頭天了，於是行事越來越不掩飾，導致這一年多以來爆發了種族主義者與反對者之間的衝突，整個美國社會的矛盾一天比天更尖銳。

如果連「民主大國」的美國都面臨這樣的問題，那世界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了，許多選擇西式民選制的國家，都被列為「失敗國家」，西式民選沒有為他們帶來進步，只帶來了虛耗與空轉。

中國模式提供不同途徑

就在這個「普世價值」崩潰的時代，沒想到居然有一道穿破黑暗的光，帶給世界人民一絲希望。「中國模式」帶領中國人民陸續脫貧，突飛猛進的經濟成果，更是世人有目共睹。「中國模式」與西方高唱的「普世價值」南轅北轍，它的成功證明西式民選制並非「普世價值」。

「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大相逕庭，其成功的途徑是經過民主集中制凝聚內部共識，透過人民民主專政集中國家資源實施計畫經濟，逐步建設各項民生基礎建設，並且適當地利用市場經濟的特點，發達民間生產能力，帶領大陸逐步向已開發國家邁進。

民主集中制與對抗式民主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採取的是「協商式民主」，盡可能以共識決、少用多數決來解決問題，缺點雖有決策過程緩慢等問題，但好處是一旦形成共識，則上下一心全力以赴。這樣的制度模式非常適合開發中國家借鏡。

「中國模式」給了開發中國家，一個有別於西方世界的發展途徑可選擇，協商式民主也給了世界一個新的思考方向。民主並不等於「一人一票」、「全民直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菁英主政」、「充分協商」，反倒能讓國家在穩健中發展，又可盡可能地保障人民的權益。同時也證明，中國人不照搬照抄西方的制度，也可以走出自己的民主道路。

其他國家或許未必能透過這套模式取得成功，但它肯定有值得學習與參考的地方，能給眾多開發中國家指引出不同的成功道路。如果未來世界許多國家人民因此脫貧、富強，那更證明中國人作為地球村的一員，為世界盡了一份力，做到了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但美國刻意貫徹其自以為崇高的意志，稱霸世界，本質上是否也屬於帝國主義？走過必留下痕跡，答案不妨求諸歷史。

美國大約在1890年已成為西半球的霸權，當時尚未成為美國總統的老羅斯福曾極自豪地宣稱，下一個100年將是美國世紀。在歐戰爆發之前，美國已經「解放」古巴，並以武力威脅英國與德國接受美國在委內瑞拉與加拿大爭議的立場，更支持哥倫比亞叛軍的分裂行動，製造巴拿馬國，又試圖推翻英國銀行團支持的墨西哥政府。

此後的半世紀內，美軍干預中南美洲不下30餘次，不是為了有利於美國的經濟或領土糾紛，就是驅逐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當地領導人，後來又以武力奪取夏威夷與菲律賓作為殖民地，完全是歐洲老帝國主義的手法。

新帝國主義誕生

美國全球策略及其國家行為之所以值得檢討，因其只顧及本國利益，而不自覺地漠視他國的利益，對別國的威脅過度敏感，而對自己威嚇別國往往無感，政策失誤又欠深切的反省。美國建國元老原有反霸的傳統；但百餘年間從美東蕞爾小國成為世界強權，卻不免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思維與行為不脫霸道本質。

所謂帝國主義是一種國家政策、行動，主張直接以武力擴張領土或以政治與經濟實力控制其他地區。二戰後，美國以其超強的實力，在全球貫徹其所信奉的理念與制度，作為干預別國的理由。事實上，美國連許多弱小國家的現實都改變不了，反而製造更多的亂源。英國20世紀著名史學家湯恩比曾說過：「美國像是一隻在小房間內的友善大狗，每當它搖動尾巴，就會弄倒一張椅子。」這個比喻非常生動，龐然大物的美國，當它不友善時，很可能會弄垮整個世界。

美國人的特殊使命感

美國認為領土擴張是其「明擺著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而只有「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是上帝的選民。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為民主的典範，形成強烈的「國族主義」，加上美國的「最高利益」，勢必走上帝國主義之途。

傑克遜總統批評歐洲帝國主義最為嚴厲，卻在任內擴充領土最多；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901年高唱門戶開放，實際上是要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利益均沾；威爾遜出兵歐洲是要為確保世界的民主而戰，這些已可見到美國有領導世界的野心。

美國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幾個思想淵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賦人權」之說，所謂「天賦權利」就是指由神明所賦予包括道德與真理在內的「自然律」，後來發展到國族主義的訴求，更奇特的發展是，「天賦權利」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道德依據」。他們標榜政府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大塊土地時未必得到當地居民的同意。美國政府1786年曾保證不會取走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土著有計畫地被強迫遷走清空。

另一個淵源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論。擴張主義者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用之於唯強國才能生存。此又是「種族優越論」的依據，「種族優越」指的是白人至上，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優越性。居住在美洲大陸上的土著被視為劣等民族，需要由白人拓墾者加以「消毒」而後「美國化」。

隨著美國國力增長，這種優越論越來越得到宣揚。馬漢(A. T. Mahan)強調霸權紮根於海軍實力。他在1890年發表的專書中指出，要保護海外勢力，建立霸權，就要控制海上的主要通道，甚至認為海權決定國家的興亡，即「海權至上論」。20世紀初期，西方大國果然大力發展海上實力，美國自不例外。

從擴張到帝國主義

美國有「孤立主義」的傳統，源自其先民渡海到新大陸墾荒，因不滿故國的政治動亂與宗教迫害，所以刻意脫離舊世界而追求新生活，既不願受外來的牽扯，也不願干預外國事務，以維持行動上的自由。建國後，開國元勳儘量避免捲入歐洲政治，但這並不表示當時美國閉關自守，觀諸其早期的外交政策，重點在「行動自由」，絕非完全孤立。

美國也有「反武主義」的傳統，建國以後一直沒有建立正規武裝部隊，只有民兵，到1903年國會才通過《迪克法案》 (Dick Act)，正式建立了「常備國防軍隊」和預備役，並建立了軍事院校和參謀系統。不過，即使在20世紀之前的歷史上，騷亂與戰爭並不少見，美利堅合眾國根本就是在戰爭中誕生的。即使二戰勝利之後仍然維持龐大的軍備，冷戰以後也未稍歇，繼續龐大的軍事開支。軍人出身的艾森豪總統早在1950年代就曾警告龐大的「軍工業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危害性，但美國身不由己，不僅無法改變，而且有增無減。

美國獨立建國後的領土不到9萬平方哩，然而在短短百年之間增加到350萬平方哩，成為橫跨兩洋的大國。美國人跨越密西西比河西進，並不是進入無主之地，而是迫使英、法、俄、西班牙諸國讓出殖民地，並以推廣文明為由，從印第安土著那裡用不同方式取得大塊土地。美國原有併吞整個北美之勢，只是最後僅兼併了加州與新墨西哥州，而沒能鯨吞墨西哥與加拿大全境。

不斷擴張的美國擁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尤其在內戰之後加快工業化生產的步伐，經濟遂得到蓬勃的提升，國內市場趨於飽和，得為向海外擴張打下物質基礎。在取得俄勒岡與加州後，前進太平洋更是勢所必然。

成為帝國主義的共和國

(1)併吞夏威夷

早在1850年代，夏威夷的商會已由美國人掌握，糖業也由路易斯安那糖業公司所獨占。夏威夷不但有糖業資源，而且還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可資利用，更何況夏威夷國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ua)完全聽命於美國，使白人在島上擁有五分之四的財產。兼併夏威夷沒有迫切性，主要是因一旦併入美國就必須執行美國法，不能再獲得廉價的勞動力。

不過，接任的女王1893年頒布新憲法，要使夏威夷重新歸於當地人統治。美國駐檀香山領事趕緊調動海軍陸戰隊150人登陸，強迫女王退位，宣布夏威夷受美國保護。哈里森總統遂將兼併案交付國會討論，但繼任的克里夫蘭總統持保守謹慎態度，並下令撤出海軍陸戰隊，夏威夷的白人遂於1894年7月4日宣布獨立，並建立共和國。美西戰爭後美國取得菲律賓，夏威夷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而且日本也開始覬覦夏威夷，美國終於1898年7月7日做出決策，正式併吞了夏威夷。

(2)美西戰爭

美國早有意併吞隔海的古巴。當時古巴的叛軍以焦土政策來對付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美國在古巴有5千萬美元的投資，輿論又同情古巴，所以古巴的叛軍乘機在美國境內建立基地，並從美國得到武器裝備，引起西班牙的抗議。西班牙於1896年派軍到古巴鎮壓，並將許多古巴人關進集中營，美國輿論譁然，要求政府為古巴而戰。

1898年2月15日，當美國軍艦梅恩號(S. S. Maine)抵達古巴執行護僑任務時，突然在港內爆炸，造成250多名官兵死亡。美國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直指爆炸是西班牙所策劃，國會遂決定撥款5千萬美元建造兵艦。當時麥金萊總統正在爭取連任，不敢違背輿情，終於決定對西作戰。美國國會也於4月11日通過以武力解決古巴問題，老羅斯福力主吞併鄰近美國的古巴，以免留下後患，但最後沒有被採納。美西勝戰後，美國獲得了菲律賓，使其勢力伸張到遠東。

(3)美日關係

美國對中國華北、東北與朝鮮很有興趣，不免與占有先機的俄、日有矛盾，同時也關心如何保障菲律賓殖民地，於是參與了八國聯軍之役。國務卿海約翰1900年兩度宣布「門戶開放說帖」，要求維持中國領土完整；貌似正義，但其主要目的實在「利益均沾」。但其主張孤掌難鳴，中國又無力配合，只能與列強玩合縱連橫的帝國主義遊戲。

美國在日俄戰爭期間偏袒日本，之後由於利益衝突，美日關係逐漸變壞。日本先提出《二十一條》，欲在中國取得特殊地位，後又發動九一八事變，美國僅以消極的不承認應之，接著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美國也未對日強硬制裁，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禍及自身才全力反擊。所以美國並不能真正將其使命感的崇高理念付諸實施，最實在的還是考慮本身的國家利益。

美國霸權已疲於奔命

美國於二戰結束時獨領風騷，軍備首屈一指，經濟產量高占全世界的60%，其使命感也隨之強化，欲將戰後世界變成美式民主自由的世界。另一方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與戰時盟友反目，將共產主義政權視為邪惡勢力，導致美、蘇長期冷戰，又介入韓戰與越戰，結果韓戰成為美國第一個打不贏的戰爭，越戰更成為歷時最久而輸得最慘的戰爭。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國成為獨步全球的唯一超強，但美國所主導的後冷戰時代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世界並不太平。

(1)介入中東與中亞戰爭

美國介入中東與中亞戰爭的根源，是扶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復國。猶太人二戰期間遭納粹屠殺600萬人，有其刻骨銘心的悲情，但巴勒斯坦並非無主之地，豈能據為己有而後在此復國？阿拉伯人除與猶太人長期鬥爭之外，也不惜用恐怖手段攻擊美國。最怵目驚心的是紐約雙塔遇襲，傷亡數千人之多。事後美國未做反省與深思，而以人道主義與打倒專制為名，採取趕盡殺絕的報復手段。結果問題無法解決，恐怖事件層出不窮。

伊朗革命推翻親美政權後，美國仍不惜保護被推翻的伊朗國王，導致使館被侵占，兩國絕交，又在兩伊戰爭中偏袒伊拉克，造成百萬人以上的傷亡。戰後伊拉克藉故攻占科威特，美國組聯軍驅走伊拉克，師出有名，但數年後小布希當政，卻又藉故攻占伊拉克，使得伊拉克分崩離析，美國則不負責任地鎩羽而歸。更有甚者，美國又煽動中東「春天革命」，結果不僅戰亂不已、民不聊生，而且冒出恐怖集團ISIS濫殺無辜。

(2)在亞洲製造動亂

冷戰後，「華沙公約」解除，然而北約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不斷東擴，甚至要烏克蘭加入，直逼俄羅斯邊境，導致俄國總統普丁強力反制，借機收復克里米亞半島（帝俄時代原屬俄國，蘇聯時代始劃入烏克蘭），並介入烏東內戰。美國譴責並制裁俄國，全不理會誰是始作俑者，自不免引發北約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不斷相互軍演威嚇。

中美建交後關係並不順遂，美國以人權干預內政，即使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快速成長，億萬人生活得到改善，美國卻處處想要遏阻，甚至不惜挑釁中國主權的紅線，更加強美日軍事同盟，激化東海、南海問題。

美國耶魯大學史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研究500年來帝國的興衰，認為經濟與軍力關涉到國家興亡。國家須按其經濟資源發展軍事，即使再雄厚的經濟體，也難以無限制地供給。尤其當新興經濟強權興起時，勢必取代舊的經濟與軍事霸權。按甘迺迪之說，美國經濟已難荷負軍費開支，中國又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美國霸權豈能久乎？

結語

早在1903年歐洲人斯特德(William Stead)就有「世界將美國化」的預言。美國化並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與政治統治別國，而是在神聖使命感的激盪下，借由思想、文學、音樂、電影、飲食、科技等文化滲透，以及監聽、操弄外國政府與干預別國內政，以達到美國化的目的。就此而言，美國化可以說是一種「隱性帝國主義」，自然要比老牌的「顯性帝國主義」高明得多。吾人不得不慎防！

（作者係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

今年八月初普通熱的一個夏日，我站在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洛斯阿圖斯的天堂之門天主教墓園，望著遠處放了一盆白花的張純如墓地，說不出是什麼感覺。花是住在灣區老友買的，他做電視訪談節目多年，曾經訪問過張純如，我因為工作很早注意到她寫了《錢學森傳》，後來她因為再寫了《南京大屠殺》，造成美國轟動。2004年她的自殺，令我震驚難過，以後每年上課時都會提到她，講的是中國人的心理傷害。

烈火般的生命

張純如三十六年的生命，像是一個熾烈如火的過程。她的父母都是台大畢業去美的留學生，父親是物理學家，母親研究生物醫學，張純如生在美國，她母親張盈盈在張純如逝後六年，寫了《張純如：無法遺忘歷史的女子》，書中說張純如自幼敏感內向，幼稚園時不善於與小玩伴相處，老師甚至說她有語言學習困難，但是她自小喜愛閱讀，絕對稱得上是嗜書如痴，也逐漸在寫作上展現天份，受到老師獎勵，她母親書中引用的她中學的詩作，也看出她的敏銳易感。

初入大學，張純如修習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幾年後她因興趣轉唸新聞畢業，在新聞界做幾年事，由於她未能進入她想進入的報紙，便又去修習一個寫作碩士學位，張純如個性純直，行事獨立認真，自覺也許無法適應報紙的團隊工作，於是決定投入寫作，希望成為專職作家。

一九九一年對於張純如是特殊的一年，那年她還在修習寫作碩士，因為寫的一些科學報導十分出色，指導老師把她推介給一個編輯，希望她能寫出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的傳記，張純如起初不知錢學森何許人也，後來得知錢學森特殊的美國與中國經歷，由於自幼她一直很關注自己的中國根源，自是大感興趣，於是全心投入計畫，那年她也與在伊利諾大學認識的電機系研究生貝瑞結婚。

婚後張純如馬上積極進行錢學森傳的準備工作，由於她必需到處尋查錢學森計的資料，申請資金補助計畫卻不順利，使得她生活得侷促不快，張純如心懷大志，總希望儘快找到上好題材，寫出曠世名作，因此工作起來總是執著投入，一次到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館尋找錢學森的檔案，過於投入沒有注意閉館時間，被鎖在館裡出不去，還打電話向父母求救，後來還好有夜班警衛才得以出館，另一次在火車上看資料過於專注，也錯過下車車站。

張純如父母是由台灣去美，她卻是生在美國，雖說小時學過中文，能力畢竟有限，因此要瞭解錢學森的許多資料，便得仰仗一些翻譯助手，這也增加她的開銷。一九九三年張純如爲了錢學森傳，進行ㄧ趟杭州、上海、北京的五週中國之旅，由於她的一種不服輸個性，以及將工作做到盡善盡美的態度，使得許多人樂於幫助她，到一九九五年她的頭本著作《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傳》出版，蠶絲之名是因為錢學森研發的蠶式飛彈。

《錢學森傳》一鳴驚人

張純如的《錢學森傳》寫得十分成功，可謂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一部分因為錢學森是世界空氣動力學大師馮卡門的學生，馮卡門的回憶錄《御風而行》中，有一整章談論他這位最得意的中國門生，當然也有張純如寫作才分出眾的道理，後一年台海發生飛彈危機，也讓主持大陸飛彈發展錢學森的傳記，在美國更受到矚目。

一九九四年底張純如剛寫完《錢學森傳》，在加州舊金山南灣參加一個研討會，看到同時舉行的三O年代日軍在中國戰爭罪行照片展，張純如看到那些令人難信的悲慘照片，震驚悲痛，久久不能釋懷，她放下原本規劃的一些寫作題材，決心寫出美國社會多不知悉的南京大屠殺。一向正義感強烈，同情弱者的張純如說，看到這些暴行，讓她怒火中燒，她說這本書非寫不可，哪怕是自費出版也在所不惜。

張純如在一九九五年進行一次到南京的採訪，她覺得頭一次去大陸的直飛上海，有些可惜，因此這回她飛到香港，再由深圳搭火車，經廣州到南京，爲的是比照當年錢學森返大陸的路線。一九九五年大陸鐵路交通，可說還是社會主義初階，與張純如長大的美國相去甚遠，結果在廣州車站她的語言不通，高價買到的頭等黃牛票，結果是二等硬舖，床只是上下相疊兩片木板，在沒有空調二等臥舖折騰兩晚，到南京她已經病倒。

發掘出南京「辛德勒」

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寫作壓力極大，出版公司希望一九九七年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時能夠出版，只有兩年時間，張純如蒐集的資料卻多到幾年看不完，還有她中文認知的隔閡，但是在研究資料中，她卻挖出了當年南京德國駐在代表拉貝的日記，拉貝雖然也是納粹黨人，卻挺身要求日軍停止屠殺，解救了許多南京居民，可以說是南京的「辛德勒」。

由於張純如契而不捨，終於找到拉貝的外孫女，並且在《南京大屠殺》出版前一年正式公開，引起美國社會高度重視，張純如在浩瀚資料中掙扎，又要處理拉貝日記的翻譯引介，可說是精疲力竭，尤其閱讀一篇篇日軍在南京暴虐、殺戮、姦淫和凌虐的紀錄，情緒久久不能平抑，覺得自己似乎要在痛苦中窒息，她打電話告訴母親，那段時間都沒法入睡，常做惡夢，洗澡時頭髮大把直落，比起一般作者，敏感的張純如十分痛苦又無比寂寞。

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雖然趕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六十周年紀念日前出版，但是過程一波三折，刊登書摘的《新聞周刊》先受到日商廣告杯葛，書出之後又有日本右翼份子的威脅恐嚇，但是《南京大屠殺》在出版市場得到極大成功，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連續十周，後來書籍印銷量達到五十萬冊。

張純如爲《南京大屠殺》，在美國各地簽書和受訪，造成很大壓力，尤其日本政府與右翼人士的攻詰與威脅，甚至收到包了兩顆子彈的信，張純如既氣憤也擔憂。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張純如與一再出面批評她《南京大屠殺》的日本駐美大使在公共電視辯論，面對張純如的如山鐵證，以及凜然言辭，日本大使理虧的有些退讓，我當時在美國寫《楊振寧傳》，正好看到這個電視辯論，一直記得張純如在回答主持人問起，對於日本大使道歉的看法，她說她沒有聽到道歉，因為沒有真心誠意，我深受感動。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的成功，讓她有機會在許多重要場合演講，她外型出眾，言辭動人，她對日本政府不肯道歉的批評，以及指出《舊金山合約》中還沒有解決的賠償問題，在美國引起很大的關注。張純如在美國出生成長，卻深刻感受文化的歧視與不公，她說，「美國對於二戰的亞洲史與歐洲史有雙重標準！」

在《南京大屠殺》的宣傳行程中，她感受在美華人的奮鬥與辛酸，一九九九年她再投入寫作《在美華人》，歷四年完成。這段期間張純如因為《南京大屠殺》的成功，

經濟沒有壓力，安頓的生活讓她認真考慮要生孩子，但是受孕總是失敗，最後接受人工受孕，並找代理孕母在二OO二年八月底有了一個兒子，第二年她的第三本著作《在美華人》出版。

敏感求全 終至崩潰

張純如功成名就，似乎應該生活愉快，但是張純如敏感認真，對人生世事無常感受深刻，她告訴母親寫作是條寂寞的道路，「我要把自己當成只有一年可活，盡力去寫，要像自己被判了死刑般拼命寫作。」她寫《南京大屠殺》看大量資料受到的衝擊，《在美華人》之後繼續進行《巴丹島死亡行軍》閱讀的日軍殘忍行徑，兒子克里斯多福的可能自閉憂慮，加上一次赴演講途中受到的恐嚇，都讓張純如無法承受，終於崩潰。

二OO四年四月張純如的一次密集行程回來，母親已發現她的情緒異常，八月張純如再到外地採訪，半夜打電話給母親，說已經三、四天沒有睡覺，電視中出現恐怖畫面，也懷疑有人監視迫害她，後來她入了醫院，也開始看精神醫師，服藥後並沒有改善。九月下旬張純如失蹤了大半天，晚上回家才知道她投宿一家飯店，帶了伏特加酒和安眠藥，後來知道她可能準備自殺，因為睡著而作罷。二OO四年十一月九日，張純如凌晨在電腦留下給先生、父母與弟弟的短信，離家失蹤，當晚近午夜，警察通知找到張純如的汽車，告知她在車中用手搶自殺了。

永恆不死 記憶常在

張純如死後引起社會極大惋惜與迴響，許多人呼應她提出要求日本道歉的訴求，爲什麼日本人不願意道歉呢？正如同張純如說的，「那是因為沒有人要日本人道歉。」我在課堂講到楊振寧曾說過，比起猶太人，中國人過去一百多年受到的傷害也是極大，但是在美國的許多中國人卻只求明哲保身，漠視自己的歷史，他問，「是不是中國人有了一種心理傷害？」每年我都講起張純如的故事，看著年輕學生的茫然，感慨萬千。

張純如與母親張盈盈十分親近，張盈盈在女兒死後六年寫出的《張純如  一個不能遺忘歷史的女子》，是一本極有價值的書，書中她引用大量張純如寫給她的電郵，真實呈出張純如的憂傷與寂寞，她在書的後記中特別指出，大多數抗憂鬱藥會增加自殺的意念，抗憂鬱藥物上市後，美國憂鬱症的自殺率增加二十四倍。

張純如曾經說，「人其實是死兩次，一次是肉體的死亡，一次是從他人記憶中消失，那才是真正的死亡。消失的故事總是令我哭泣。」

張純如沒有死亡，她會一直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