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中山路舊名新南老街，自清朝時代即逐漸形成老城區的街廓，名氣雖不如和平老街，但日本政府大正八年(1919)實施市街改正計畫時，即將它們和中央路納入，拓寬街道、增設下水道，街屋前增建立面牌樓，以美化市容，作為大溪的門面和櫥窗。時至今日，三條老街各有特色，和平老街商家林立，是最熱鬧的商業區。中央路以販售大宗民生物資為主，行郊雲集。中山老街則成為住宅區，充滿了文化氣息，老城區的街廓就此形成，大溪的精華盡蘊含其中。

中山路呈南北走向，串連起中央路和普濟路，並不很長，著名的蘭室、新南12和建成商行都蝟集於此，前二者經過整修之後，已成為木博館的外圍「街角館」的一員，後者則是日據時期台灣富豪簡阿牛的商號，南端還有一口新南古井，古蹟隨處可見。這三棟舊建築中，最具歷史價值，整修得最完整，同時兼具社造和文創概念的，當屬蘭室，允為大溪地區古蹟活化的典範。

二

蘭室為清末秀才呂鷹揚的故居，距今已有一百年，見證了大溪百年來建築的演變和文人雅士的生活情境。

呂鷹揚出生於清同治五年，卒於大正12年(1866-1923)。他天資聰穎，博學多聞，30歲前即考中秀才，之後設帳授徒，作育英才。20世紀初，桃園、大溪鄉紳集資開築桃園到大溪間道路，成立「桃園軌道株式會社」，呂鷹揚曾任理事長、董事等職務。之後又投入樟腦製造及內山開墾事業。事業有成後，他不忘回饋社會，曾將合資開墾的阿姆坪40多甲土地，捐贈給大嵙崁分校當作「學田」，因而獲頒紳士勳章，且被任命為街長、大溪街協議會員及新竹州參事。

呂鷹揚功成名就後有歸隱之念，便在現址蓋了一座豪華考究的宅第，作為晚年棲身之所。建築物為三開間兩進的格局，正身為紅白橫條帶飾，搭配洗石子花飾。牌樓立面為新古典主義混搭藝術風格，中間有「蘭室」二字，並有老鷹雕塑一座，因此取名「蘭室」。

三

但呂鷹揚在此住了五年即過世，蘭室乃由他的兒子呂鐵州繼承。他1899年出生於大嵙崁街，受父親影響，從小即對詩詞、書法及繪畫產生濃厚興趣。他八歲進入大溪公學校就讀，畢業後考上工業講習所木工科，因和他的性向與理想落差過大，兩年後便退學，自行在家研習繪畫，1924年遷居台北大稻埕，在媽祖宮附近開設繡莊。除販賣絲綢針線，繪製花鳥圖畫謀生，他更專注個人的創作。

1927年，台灣總督府首度舉辦「台灣美術展覽會」，參加者都是美術界的精英。呂鐵州原本相當被看好，結果卻輸給陳進、郭雪湖與林玉山三位年輕畫家，令他備感挫折；但也激發了他的鬥志，決定赴日學畫。三年後他進入京都繪畫專科學校深造，潛心研習現代繪畫技巧。1929年再度問鼎第三回「台展」，即獲特選桂冠。之後連續三年又獲得台展賞、特選等殊榮。遺憾的是，他在43歲時英年早逝。

四

呂鐵州逝世後，後繼乏人，產權幾度轉讓，已落入外人之手。中山路因非商業區，住戶為了生計紛紛遷移，空屋逐漸增多。原本的牌樓或街屋不敵歲月的侵蝕，已非當年風華樣貌。

1995年，鎮公所編列了三百萬的預算，用來保留老街的牌樓立面。此事引起華梵大學曾梓峰教授的關注，帶領學生來大溪進行老街調查。蘭室文創公司執行長林昕，從那時即參與大溪的社造工作，並在2015年與一群夥伴合資買下蘭室，在地經營文創事業，為蘭室帶來一線生機。

蘭室的新主人包括建築師、古蹟專家、學者教授及社區營造師。經他們初步勘查，發現第一進空間的廂房，由八面鑲有玻璃的木製門及五面門板組成，木製門上有陰刻雕花裝飾及題字。第二進入口有「穀詒」二字，中間較陰暗處有梯形天井。中庭加設亭子，採用捲棚形式，有鳳穿牡丹之精美木雕，不愧是大戶人家的宅第。

他們決定先整修第一進空間，開放供外界參觀，兼作為營業場所。之後再申請政府補助，整修中庭捲棚與第二進空間。最後以文創型態來經營茶坊與美術館。歷經半年修繕施工，蘭室於2017年9月完工，成為桃園市首件古屋更新完工的案例。保留了原有牌樓立面，門窗、地板、樑柱都煥然一新，但內部裝飾仍保持原始色調，古色古香，重現老屋原有形貌。

五

目前蘭室定期舉辦茶藝課程和展出藝術作品，走的是雅緻的復古風，吸引了許多雅好此道的文化界人士來此聚會，為一向缺少精緻藝術的小鎮，注入了創作的活力，也帶來了一股濃郁的文化氣息。

茶坊選用大漢溪流域運送的茶葉，包括包種茶、金萱紅茶、東方美人茶、清香烏龍等，都是風味獨特的好茶。茶壺則採用常滑燒，能中和茶中的丹寧成分，泡出的茶較為甘甜好喝。

凡此種種，都可看出經營團隊的用心。誠如執行長林昕在受訪時表示，希望蘭室能傳承大溪人文薈萃的風氣。除了保存老房子外，未來將厚植人文藝術的底蘊，藉由上個世紀大溪仕紳在這兒埋下的文化種子，萌發出屬於大溪當代的獨特文化。

(作者係作家)

江蘇省常熟市檔案局退休人員沈秋農先生寫的《日軍常熟暴行錄》，對1937年侵華日軍在江蘇常熟地區所犯種種罪行，做了忠實詳細的紀錄，值得一讀。

史料珍貴又有口述歷史

廣陵書局2015年出版的《日軍常熟暴行錄》，全書364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暴行研讀。本章共列10節，記載日軍在常熟地區所犯的罪行，殘殺平民百姓，姦殺婦女，搶掠物資，破壞設施，日軍殘暴之具體事實，屬於綜論性的敘述。共占77頁。

二、史志記載。蒐集常熟地區各種《地方志》《縣志》《抗戰簡史》《常熟鄉鎮志》等記載，共有七種分散的資料，匯集成本章，共占全書的60頁。

三、報紙舊聞。共收舊報四種：上海《申報》、常熟《琴報》、常熟《新生報》、常熟《每日新報》。以上除了上海《申報》，其餘三種都是地方性報紙，不易為全國各地所瞭解，作者加以蒐集載之史冊，使偏遠地方片紙隻字有關日軍暴行的記載，都能得以保留。就史料的價值而言，並無大小報紙之別。本項共占全書的39頁。

四、口述檔案。「口述歷史」是近代史學工作者，蒐集史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由於工作進行不易，以往多由研究機構主辦，專業的史學研究員主持，成立團隊，並選擇「大人物」作為訪問對象。中國古代文字尚未發明之前，重要大事也都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遞給下一代，待文字發明後，筆之於書。如此保留了重大史事，使後代子孫永誌不忘。

沈秋農以個人一己之力，普遍訪問地方上受難鄉親，留下了寶貴的「口述史料」36則檔案，共占70餘頁。內容包含：日軍對房舍的破壞，親人慘遭殺害的悽慘，逃往避難的恐懼，婦女遭到慘無人道的姦殺，遭日軍暴行製造的血淚罪行和悲慘歲月，經口述過程，留下了不易湮滅的文字記錄，誠屬難能可貴，也足證侵華日軍不論在都市或地方，其殘暴的行為無大差別。

五、圖片寫真。本項共蒐集日軍進攻常熟地區的照片，以及當時日文報紙的報導，共83則占72頁。我們知道，證明一件史事，一張圖片遠勝過千百字的說明。古人沒有「照相機」，強調以手繪圖樣佐助文字之不足，尤其明代許多著作，多附有繪圖，使讀者一目了然。這些日軍侵華照片應該是從日文書報中蒐集得來，編者之用心與辛勞可以想見。上世紀日本右派軍國主義者，意圖扭曲侵華歷史，強調日本沒有侵略中國，南京大屠殺是中國虛構的故事。現在看日本人自拍的照片，足以說明誰在說謊耍賴！

六、日軍自述。本項共收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等記載四則；《支那事變警察官誠忠錄》、《江蘇省常熟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二種，東史郎：《東史郎日記》(節錄)；石川達三：《活著的士兵》(節錄)等二種。這些報紙或報告，都是日本隨軍記者或專人所寫，其內容斷無虛構捏造之必要，這些報導寫作之時，記者並未想到無意中留下了日軍侵華暴行的鐵證。梁啟超指出：無意中留下的史料是最真實的史料。本書作者的蒐集，保留了可貴的史料。

讀後有兩點啟發

20世紀日軍侵華，所到之處燒殺搶奪，奸淫擄掠，罪惡罄竹難書。戰後中國陷於內亂，對日本的戰爭責任，不認真追究，賠款分文不取，所犯的罪行也無暇整理，以致淹沒不彰，予日本意圖全面否認的妄想。西諺云：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此書之作，驗證了這句名言。

凡是紀念抗戰勝利或南京大屠殺的集會，講演者都會提到「不要忘記歷史教訓」一類的話。但是，如果要不忘記「歷史教訓」，必須留下真實的「歷史紀錄」，才能讓後人永誌不忘。

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沈秋農先生即以務實的精神蒐集史料從事著作，在南京大屠殺80年後的今天，推出此書，為日軍侵華的罪行，增補了鐵證如山的紀錄，其貢獻比之專業史家，實不遑多讓。

閱讀本書，筆者也獲得兩項啟發。一是討論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日方常以南京市戶口作依據，認為死亡人數不至於有「30萬」之多。事實上，松滬戰後，大量難民及軍人湧入南京市內，以平時戶口狀況推測是不正確的。日本又有人說：南京大屠殺沒有「殺人比賽」，兩個日本士官「殺人比賽」發生在從浙江進攻南京的路上，不是在南京城內。今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是否應將範圍擴大，包含南京周邊的縣鄉，不限於南京市區。如此可以防堵日方以狡辯推謝罪責。

二是：有關日軍侵華罪行，國人還應該繼續蒐集研究，不要終止。不論是個人或團體，凡能力所及，說做就做，不要拖延。

（作者係退休史學教授）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南京曾是中華文明的六朝古都，中國歷史上的南方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所在地，卻在1937年12月，被日軍進行了一場「非人哉」的大屠殺。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舉世知名的《戰爭論》(The Theory on War)裡提到：「在一切的環境中，戰爭都不應當作一種獨立的事物來看待，而要當作一種政治性的工具。」又強調：「戰爭雖加上其他手段的混合，卻不過只是政治關係的一種延續。」但是，南京大屠殺明顯跳脫了戰爭論對戰爭的定義與範疇，已不單單只是一場戰爭。

恐怖的慘酷浩劫

據推算，1937年的南京總人口數在100萬以上，至少有30萬人以上遇難。日本暢銷作家村上春樹在其長篇小說《騎士團長殺人事件》提到：在日軍侵華的南京大屠殺下，有40萬中國人罹難。

換句話說：當時不論軍人百姓、販夫走卒、老幼婦孺…，不分男女，甚至連孕婦肚裡胎兒也未能倖免；在南京的中國人，每十人就有三到四人活活地「被砍殺」、「被槍殺」、「被姦殺」、「被毒殺」、「被殘殺」、「被虐殺」，宛如一場恐怖的人間煉獄！試想：這不是浩劫，什麼才是浩劫？

武士道扭曲後的極端邪惡

從心理學上看南京大屠殺，日本大和文化一味地模仿西方帝國霸權文化，雖然技術上學習了西方洋人的船堅炮利，卻讓自以為優越的日本大和文化「變了樣」、「脫了軌」，讓武士道墮落，淪為惡鬼道。

過去，納粹戰犯被審判時，身為德國猶太人的學者漢娜向人們提出：「一旦『停止思考』，就很有可能讓邪惡進來，致使犯下大錯」，漢娜稱這種邪惡，為「平庸的邪惡」。從歷史的發展經驗可以證明，「停止思考」就很可能讓「邪惡」入侵，南京大屠殺就是日本大和文化，未經思考西方帝國霸權文化的優點與缺點而全盤接受、全部接納之下，衍生出的一種極端邪惡暴行，可以說：「南京大屠殺」就是「武士道扭曲後的極端邪惡」。

再就中華民族的角度來看，從五胡亂華、西晉消滅、遼金入侵、蒙古亡宋，到滿清入關以後的削髮易服，這些都是漢民族政權遭遇到的重大挫敗，也是漢民族遭到異族大規模屠殺的集體傷痛及恐怖記憶。可是，每經過一次的挫敗，反而都能質變轉化為中華民族內涵的再一次深化、擴張及壯大，這原因無他，是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優越力量消融了入侵者的淺層內涵文化。只要文化不亡，短暫的軍事或政治挫敗，就只是一時的失敗。

可是，1937年，日本不僅軍事武裝力量遠遠勝過中國，而且自日本推動明治維新之後，即徹底地「脫亞入歐」，傳統武士道的日本大和文化已經著了魔，完全被西方帝國霸權主義的邪靈入侵、附身，全盤質變退化為「惡鬼道」。諷刺的是，退化成惡鬼道的日軍信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進化法則，更狂妄地以為可「三月亡華」。

因此，總體綜合地說：南京大屠殺對於中華兒女的重要意義，就是在一場集體的偏差及變態的「恐怖邪惡殺人行為」之下，進行的「滅中」、「滅華」、「滅族」、「滅種」的「文化極端滅絕大浩劫」。

內化型文化侵略

然而，這場80年前的「文化極端滅絕大浩劫」，真的已經完全過去了嗎？日本雖沒有了過往大和文化的「外在型」軍事侵略行動，但對華的文化侵略仍然一直存在，並未消失，只是侵略形式演變成了「內化型」侵略。這種內化型文化侵略，對於中華文化的挑戰、破壞，反而更加深遠、更顯巨大。

歷經三次政黨輪政後的台灣，最近「去中國化」的行動更變本加厲。例如，台灣一小部分網民竟濫用政策平台，妄提「變更時區」的議案：將台灣現在的時間由GMT+8往前提早1個小時，至GMT+9與日本時間同步。這個議案其實就是要「去中國」標準時區，讓來到台灣的陸客或其他外國旅客，明顯感受台灣與大陸互不相隸屬，並妄圖台灣永久脫離整個中國範疇。

中國人能阻止浩劫再發生

過去，日本「脫亞入歐」已經失敗；現在，台灣竟推動「去中融日」，豈不愚蠢？難道還要眼睜睜看著日本大和邪靈附身台灣，進而起死回生嗎？

據相關軍事國防報告指出：兩岸整個中國的國防預算在2017年合計已高達將近新台幣5兆元，日本2017年國防預算約計新台幣1.5兆元，80年後日華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優勢，已經完全互換。相信兩岸中國人絕對有能力阻止南京浩劫再次發生！

（作者現任國會助理）

2018年全球經濟態勢將回歸到不退不進平常年，延燒十年的世界金融海嘯危機餘波正式終結；世界經濟新波段即將開始。

全球經濟穩定向好態勢

2017年全球經濟出現了自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以來，穩定向好的態勢，全球經濟信心增高，先進經濟體同步復甦，新興市場經濟以更快速成長，全球貨品貿易活動走出連續幾年低迷盤勢而出現回暖，超乎年初的原本的預期，以至IMF先後兩次調高全球經濟成長率，從3.4%提高為3.6%，並更新預測2018年全球經濟成長為3.7%。

多數跨國機構目前都初步估計2017年成長率3.7%，預測2018年則可能會向上推進到3.8%，甚至4.0%，至於2019年究竟會繼續盤旋在4.0%峰頂或者又要再回降到3.7%以下，則須再審視全球直接投資落後腳步能否轉快，乃至全球公私部門既見的國債、公司債、家庭債等沈重負債問題能否紓緩而定，倘若各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空間障礙物都能有效排除，則預計世界經濟自2019年起就可能展開全球性成長新波段。

維繫高檔盤旋的經濟格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最近針對45個會員國追蹤預測，各個經濟體2017年都會達正成長，這是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以來的首見，可說是十年來全球經濟的最佳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猶然處於負成長的俄羅斯與巴西這兩個重要經濟體，在2017年也翻轉為正成長。

而十數年來，對全球經濟成長貢獻度最高的國家中國，進口正在顯著加快之中，2017年前三季更以6.9%的經濟成長率，明顯高出全球平均水準很多。

2017年以來，先進國家經濟復甦的強勁力度超出市場預期，為中國擴大出口提供了外部環境支援，2017年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大需求都會轉正。不過，中國經濟成長儘管仍會是全球第一高檔，但有居高略微放緩之勢：2017年可達6.8%，2018、2019年則因出口成長減緩，將分別略降至6.6%及6.4%。

同時，美元偏弱與人民幣匯率不降反升，會有效減緩人民幣匯率再調整的壓力，但整體資本外流風險也因此較能有效控制。展望前景，先進國家經濟能否持續復甦反彈態勢、各國貨幣政策，都會一定程度影響中國的金融市場、貨幣政策走向。

貨貿及製造業投資好轉

全球貿易自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持續低迷，尤其2013年後連續三年陷入負成長，2016年第三季開始翻轉復甦，貨品貿易數量和貿易價格年增率同步出現反彈：第一波動力來自於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反彈，促成商品貿易量值同時回升；第二波動力則出於2017年國際油價震盪，拉高了製造業和電子產品需求週期。

根據IMF統計，2017年全球貿易出口成長率達3.5%，相比於2016年的2.5%，而這主要得益於新興市場出口3.56%的成長率。2017年以來全球貨品貿易對中國、美國和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成長貢獻均明顯回升。

全球貨品貿易發展自2012年以來幾乎停滯了三年，2012-2014年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的出口成長率分別為-1.8%、3.8%和1.89%，2015-2016年甚至陷入了年率-10%、-2%的連續萎縮；但是，根據跨國機構最新全面性測算，2017年全世界貨品貿易名義成長率有望從-2%升至10%。

預測2018及2019年，全世界貨品貿易情勢依然樂觀，唯成長率或略低，原因之一是，2018年全球主要經濟體「產出缺口」將逐步轉正，預示出「全世界需求大幅回升」有望在2018年前後出現；原因之二是，全球貿易成長的先行指標也逐漸轉強，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和全球貿易先行指數(CRB)兩大關鍵指數均已逐步回升，顯示全球貿易止跌回升趨勢確定。

全球直接投資新趨向

全球直接投資也從低位開始反彈，大大推升了這一波世界經濟復甦：(一)國際油價回升帶動了能源行業投資緩解與翻轉；(二)企業信心恢復和利潤好轉啟動了新一輪設備更新小週期；(三)頁岩氣革命、人工智慧、生物製藥等領域新突破，以及自動化智慧設備、物聯網等無線互聯儀器新投資需求上升；(四)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房地產等資產投資，在政府政策鬆綁的帶動下出現了好轉趨向。

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的預測，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2018年將進一步升至1.85兆美元，2019年可繼續維持在2兆美元上下水準。

美國復甦但日本不佳

美國經濟表現意外良好，儘管受颶風影響，但2017年第三季修正後GDP成長率達3.3%，創出三年來新高；主要原因是私經濟部門庫存投資提速，抵消了國民消費與非住宅類固定投資成長，兩率下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OECD也微幅調高美國的未來成長率預估，指出只要川普減稅措施可以及時落實，將有助於美國，乃至全世界經濟前景。

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安倍經濟學的成長發展績效，並不被各方機構所看好：2017年成長率預估會被下修到1.5%，2018及2019年則分別調降到1.2%及1%。兩大關鍵原因都與當前公共財務情況有關：一是日本政府公共負債偏高風險甚大，二是儘管貨幣政策持續維持量質寬鬆，但財政政策已領先恢復緊縮。

成長端看歐洲和新興市場

歐洲區域經濟目前正處於2016年底開始的新一波穩健和全面性經濟復甦週期。在家庭部門消費支出方面，2017年歐元資產上漲創造的財富效應將提供居民繼續加槓桿消費動力，而政府財政支出、貨品貿易淨出口，及民間企業獲利率改善、Sentix信心指數不斷攀升、企業更新投資熱情高企，投資支出GDP占比增高，在種種正向指標大為增強的基礎上，歐洲整體經濟在2018及2019年有望持續復甦。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十大經濟體之間，經濟成長落差的幅度已大為縮小，創歷史新低記錄。整個歐元區國家失業率已降到金融海嘯危機後最低位，公私部門債務和政府赤字水準持續下降，銀行對實物經濟融資體系的正常化，使得信貸成長全面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同時，政治對經濟的干擾程度亦有所下降，為歐洲經濟復甦提供了較好的大環境。

新興市場經濟體進入2018年應可保持強勁成長態勢，主要經濟持續成長動力，來自於「持續的資金流入」和「逐漸回暖的貿易環境」：開發中國家經濟體的FDI資金流入預計繼續增強；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外貿易可隨全球貿易回暖，而在2018及2019年有望持續復甦。

在全球經濟成長率回升到高檔位置，以及全球市場的企業利潤普遍獲致改善，勢必引領跨國企業在2018及2019年投資熱情升高，加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穩，將有效支撐開發中經濟體景氣復甦，而促使在2018及2019年FDI流入量漲升。

隨著先進國家經濟成長，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正在復甦，印度、南非、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名義出口量值均積極成長。根據IMF預測，2018年新興市場經濟和開發中經濟體貨物和服務出口、進口實際成長率，分別可以達到4.47%和4.86%。

景氣挺升但存在不確定性

整體而言，全球成長動能上升，短期經濟展望正面，但仍有若干弱項必須注意：隨貨幣政策支撐力道的減弱，各國政府將轉為聚焦於結構改革，極力催促民間部門提升生產力及提高工資，落實包容性成長並強化財政擴張措施；但在現實上，包括民間投資、貿易及生產力成長仍低於長期趨勢水準；部分經濟體失業減少，但工資卻未上升等不利因素，其影響力依舊不容忽視。

同時，民間企業部門新投資水準，仍不足以彌補現有資產折舊，更不足以因應經濟成長所需；再者，許多國家的家庭與企業因舉債成本偏低而負債沈重，家戶經濟及企業經濟風險不小。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台灣經濟曾歷經40年長期穩定高速成長，年平均增長率達9.4%，成為世界經濟奇蹟典範，卻在1990年代經濟成長率劇降至5.7%，最近7年只有2%，呈現出漫長的衰退期。何以如此快速繁華落盡，爾後有什麼對策，值得探討。

奇蹟典範vs.衰退典範

台灣經濟於1950年代至1980年代，年平均增長率達9.4%，超越所有國家，高居四小龍之首，成為世界經濟奇蹟典範。提綱挈領而言，有這些因素：(1)眾多人才與資源集中於台灣，(2)國民黨獨大，政治穩定，社會力心無旁騖，只往經濟領域傾斜，(3)教育普及，大量留學生返台服務，社會階層流通暢通，人口紅利延續，(4)不同時期的經濟政策得宜且連貫，成功歷經了進口取代、出口擴張、十大建設與推動電子業等階段。

然而，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居然劇降至5.7%，2000年迄今更只有3.4%，最近7年只有2%，明年的政府經建目標，也只有2.4-2.6%，呈現出漫長的衰退期。何以如此快速即呈繁華落盡？爾後有什麼對策？留給世人什麼教訓？最近中研究經濟所成立研究計畫，探索這些議題，俾使這個衰退典範，得以納入總體經濟理論。究竟這是景氣大循環之下的必然，如同月之盈虧，非人力所能挽回；還是有什麼策略與方法，可以使它成為其他國家的殷鑑，避免重蹈覆轍。

景氣循環有內外在因素

景氣循環又稱為經濟循環或商業循環，指經濟成長沿著長期成長趨勢線，出現一種由衰退、蕭條、復甦與繁榮等週而復始循環出現的狀態。

在繁榮期，經濟迅速活絡發展，生產規模擴大、物價上漲、充分就業、國民所得及工資所得增加、市場購買力提高。到了衰退期，因經濟過度膨脹而導致失調，生產過剩，商品滯銷，同時也會引起銀行為確保債權，對企業體收縮信用，而使企業降價求售商品，甚至會引起工廠倒閉、勞工失業或放無薪假、生產停滯、所得減少。然後是蕭條期，經濟狀況呈現一片淒涼，生產減少、物價低迷、失業率高、工資利息低迷、所得降低、民眾消費慾望低。

到了復甦期，隨著經濟蕭條時間的過去，由於新生產技術或方法的運用、新市場的開發等因素，又使得就業率增加、物價回升、利息及工資逐漸提升、所得增加、消費水準提升、又再度進入繁榮時期。

至於景氣循環的原因，雖然論述繁多，辯證不易，惟不外乎內在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係由經濟體系內的因子變化所引起的波動，如投資、儲蓄與政府支出等變動。外在因素則由經濟體系以外的因子變化所造成的波動，如戰爭、天災、政局不穩、社會變遷與技術進步等。這些變動造成的供給面衝擊(supply shock)，對台灣而言，真正適用的只有藍綠內鬥、政局不穩這一條。

政局不穩影響經濟發展

自1988年蔣經國逝世，台灣由主要是留學美國的人士主政，主動也是被動（美國強力推銷）地移植美式民主，成為政治主流。政治上建立兩黨競爭環境，推動總統直選，黨政軍退出媒體，並以轉型正義的名目，掃除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歷史與標誌圖騰，刪減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法定退休給付；復以愛台為由，強力在各方面去中華文化與去中國化，對處於分治狀態的台灣，硬生生變出個國家認同問題。經濟上採取自由開放政策，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同時消滅黨營事業。結果在政治上，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成了眾矢之的，一方面不符兩黨政治主流，另方面不免累積了大量執政負擔，如選舉做票導致的中壢事件，這些負擔合併簡約為白色恐怖，成為在野黨的選票提款機，遂造成了連續三次政黨輪替。

短促的執政期，使得政黨的選舉人才十分幹練精明，然而，執政的政務官人才則普遍歷練不足，領導無能，使被領導的廣大文官無所適從，政府於是弱化，後果是沒有足夠能力真正為人民大開大闔、興利除弊，更遑論後任總以推翻前任的作法為樂，腰斬的建設和預算比比皆是，還美其名為尊重最新民意。表現在經濟層面更是如此，國（黨）營事業在經濟領域的份額降低，無力主導投資與消費，不復是經濟領頭羊，而民營企業也再沒有堅強政府政策與大國實力的支撐，放牛吃草，在國際市場叢林自謀生路，成王敗寇，製造業如此，金融業亦復如此；大型企業如此，中小企業亦復如此。

關鍵在於政治制度的選擇

從2007年開始，台灣人民每年辦選字活動，選出的各年度代表字如下：「漲」、「亂」、「盼」、「淡」、「讚」、「憂」、「假」、「黑」、「換」、「苦」，到2017年的「茫」，除了2011年的「讚」，其他都沒有鼓舞人心者，而2011年的「讚」，恰好反映了對前一年經濟成長率10.6%的讚嘆與推許，甚至刻意遺忘這是對再前一年負1.6成長率的跌深反彈，人民對經濟的在意足見一斑。惟光是在意，並不足以回天，台灣的奇蹟典範看來是黃鶴一去不復返了。

追根究柢，關鍵應是政治制度的選擇。在20世紀主宰世界舞台的美國，一味到處推銷其美式民主，以為政黨競爭都會揖讓而升下而飲，不顧該地區的傳統、歷史、文化、人性，現實裡的政黨競爭，多得是暴力血腥的。二次戰後造就出140多個獨立國家，亞非拉人民可能圖到了獨立，卻得不到應有的福祉尊嚴，甚至生存，更多只圖到顛沛流離，全球烽火彼起此落，美國自己也不免慘遭恐攻的荼毒。

台灣的未來會是什麼？衰退典範持續，靠之前的底子和老本支撐下去？抑或奇蹟典範會重現？

(作者係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2017年12月15日立法院二讀通過的稅改修正案有兩項重點：(一)將個人持有股票的股利所得單獨分離課稅26%後，不再併入綜合所得稅課稅，(二)將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由現行的45%降為40%。這兩點都明顯是替富人減稅。

財政學之父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畢其一生堅持租稅公平正義與直接稅累進課稅原則，他認為，稅就是要讓有錢人負擔多一點，收入少的人負擔少一點。換言之，減稅應該是窮人減的稅要比富人減的稅要多才對，而仔細觀察蔡政府此次稅改方案內容，卻是窮人減的稅非常少，所得扣除額的提高只使薪資所得者少繳區區數千元的所得稅，但適用最高所得稅率45%的這群最富有者，卻可以因此次減稅案少繳數百千萬，甚至數十億元的個人所得稅。

違反應集中且累進的稅制

此次蔡政府打算將個人在公司階段已繳納營所稅的股利所得，在個人階段直接以分離課稅方式課徵單一稅率26%，並取消目前兩稅合一已繳稅額減半扣抵綜所稅，等於完全取消兩稅合一。換句話說，股東個人未來將不再享有股利所得減半，扣抵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的租稅減免利益，股利所得不併入個人其他10大類所得合併申報個人所得稅，並適用累進稅率納稅，這明顯牴觸了所得直接稅應該集中，不應分離課稅，並應依累進稅率原則課稅的精神。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斯蒂格利次(Joseph E. Stiglitz)說過，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的決策。財政部統計2016年年收入1,000萬元以上納稅人有1千多人，富人所得以股票股利所得為主，富人持有大量股票股利所得在公司階段扣除營所稅後，按照現行稅法規定，必須將股利所得併入其個人綜合所得，課以45%的最高邊際稅率，等於如果富人有100億元的股利所得，就必須繳納45億的個人所得稅，即便將該富人在公司階段已繳納的營所稅減半，扣抵其當年度應納的綜合所得稅，依目前稅法規定，適用最高稅率45%的富人，仍須繳納約40億元的綜所稅。

一旦蔡政府稅改版本三讀通過，則富人100億元股利所得只需按分離課稅26%稅率繳納26億稅，此後該100億股利所得完全不必再併入該富人個人綜合所得10大類所得合併申報課稅。換言之，即便富人不能再享受股利分配予股東可以減半扣抵其當年度綜所稅的利益，但以100億元股利所得計算，40億的稅減去26億的稅，富人每年可少繳14億元的稅，這還不包括蔡政府此次稅改將個人所得最高稅率由45%降為40%，對適用所得最高稅率的富人，其10大類所得合併申報個人所得稅，每年可因稅率下降5%，替年收入1,000萬以上的富人帶來的鉅額減稅利益。

富人大贏家 國庫大失血

此次稅改，公司行號不論規模大小，營所稅率一律由現行17%調高為20%，由於個人持有股票的股利所得單獨分離課稅26%後，不再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合併其它10大類所得課稅，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由現行45%降為40%，對1千多戶富人是大減稅，即便調高營所稅3%，兩相抵減，富人還是贏家，可以少繳非常多的稅，但是對原本經營不易的數百萬中小企業，無疑是增加成本。

至於受薪階級勞工與軍公教，此次稅改調高薪資所得扣除額、標準扣除額只能換來少繳區區數千元的利益，與富人可少繳數百千萬，甚至少繳數十億元的稅來比較，明顯此次稅改是替富人大減稅，讓國庫大失血。

減稅卻大砍公教退休金

以美國為例，每逢重大減稅案，總有參眾國會議員接受利益團體或企業的遊說關說，要求政府減稅。此次稅改案若三讀通過，該稅改案恐怕會造成台灣長久以來堅守的所得集中累進課稅制徹底瓦解。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目前有近300萬勞工每個月薪資不到三萬元，這些勞工的薪資所得是一毛稅都跑不掉。

此外，蔡政府左手替富人大減稅，右手卻不顧法律信賴保護原則，大砍軍公教退休金，忘記政府應該是不分黨派永續經營的，想想地產大亨出身的美國總統川普，對富人大減稅，用國庫的錢，酬謝富人在選前給他的政治獻金+。想到前財政部張盛和任內，好不容易達成連續三年稅收超徵3千多億，讓財政赤字逐年縮減之際，卻因政黨輪替，又要讓1%的財團或富人干涉政府，扭曲市場機制左右政府租稅制度，看來蔡政府對頂層所得階層的大減稅，與川普對美國富人企業的減稅大放送，還真有默契。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商學系副教授)

正當台灣力拼新南向的同時，南韓總統文在寅推出「新南方政策」，希望打造「韓-東協未來經濟體」。以南韓目前的FTA數目及創新產業競爭優勢，新南向勢將面臨重大排擠，政府宜有因應策略。

中日印韓齊搶東協商機

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於2015 年底成立，總人口近6.4億，僅次於中國大陸及印度；且其GDP達2.5兆美元，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AEC每年平均5-7%經濟成長率，正處於高經濟成長階段，且中產階級平均所得逐漸提高，擁有超過五成的年輕勞動力及人口紅利。

自2013年起，東協超過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最大外人投資(FDI)的目的地，英國經濟學人在2016年預測，AEC在2030年可望躍升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未來發展潛力指日可待。因此，印度的「東望政策」、日本的「南進政策」、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及最近南韓的「新南方政策」，無不以東協作為布局對象。

南韓新南方政策後發先至

2017年11月13日，南韓總統文在寅在馬尼拉舉行的「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ABIS)上，提出了3P「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3P指的是要與東南亞共建互助的「人民(People)共同體」、共保安全維持和平亞洲的「和平(Peace)」共同體、經濟互惠利益共用的「繁榮(Prosperity)共同體」。其動機應是看好東協經濟體龐大的商機；再者是，中韓關係因為薩德部署陷入緊張；一些南韓大企業已受到嚴重衝擊，南韓政府了解到市場多元化的急迫性而急著調整政策方向，降低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將貿易範圍擴展至東協。

新南方政策以印尼為核心，因為印尼首都雅加達是東南亞的心臟，其人口高達2.6億，GDP達1.11兆美元，排名全球16，經濟正處於高度成長期，具有發展潛力，亦為東南亞國協的龍頭。而且印尼有年輕的勞動力，可提供韓國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此外，在策略面，新南方政策積極向東協國家技術移轉「交通、能源、水利及智慧通訊」四大基礎建設；最終目標希望能構建「韓─東協未來經濟體」；並與其「新北方政策」整合。

韓國「新北方政策」力求與俄羅斯、中國東北三省、中亞及蒙古經濟合作；而新南方政策則擴大與東協經濟體交流；如此可南北合縱，形成其新經濟戰略框架，足見其雄心較台灣的新南向為大。如表1所示，台灣新南向雖早於南韓新南方政策，但韓國以先天優勢，似有後發先至的態勢。

新南向面臨韓新南方排擠

台灣的新南向與韓國的「新南方政策」相較，似乎不具競爭優勢，理由如下：

一、南韓目前已與54個國家簽署生效15個FTA，包括智利、新加坡、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亞太貿易協定(APTA)、ASEAN、印度、秘魯、美國、歐盟、土耳其（基本協定、貨貿協定）、澳洲、加拿大、紐西蘭、中國大陸、越南；截至2016年底，韓國與其FTA生效國的出口額為3,504億（美元，以下同），占出口總量為4,955億，貿易覆蓋率達70.7%，這對台灣出口將是一大阻力。

另外，南韓與東協所簽FTA於2007年6月生效，2017年6月1日滿10周年之際，一項統計指出，南韓的出口貿易額從2006年的620億，一路上升至今年1,190億，10年來暴增近500億。這些數據均遠勝台灣的7個FTA（包括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紐西蘭、新加坡）及9.69%的覆蓋率。特別是，韓國與東協所簽的FTA於2007年中生效後，出口大幅成長至二位數，早已超越台灣。據統計，韓國在東協市場市占率由2007年的5%升至2016年的7.4%；而台灣僅由5.7%升至5.8%。

二、兩國在東協的出口相似度高達七成，包括電子零組力、機器及機械設備、礦物燃油、光學儀器等，還有金融服務。然而，韓國在手機、面板、數位電視、半導體，汽車市占率均居於領先，這些都是台灣產業出口競爭的另一項隱憂。

三、韓國企業一向以大財團為主，而台灣則以中小企業為主，雙方在對外投資仍有差異；而且「新南方政策」大多由政府組織廠商或國家隊前往投資，能發揮較大成效；而台商一向單打獨鬥，甚少看到政府的影子；勢單力薄下，如何能與韓國競爭？

合作才能共創雙贏

面對韓國「新南方政策」的衝擊，筆者建議，(一)政府或可借鏡韓國作法，組國家隊打東協盃、或由國營事業帶頭，引領中小企業出擊。(二)廠商可透過供應鏈與韓企策略聯盟，共同進軍東協市場，共創雙贏。(三)政府應積極與東協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議及個別經濟合作要項，重新簽署投資保障協定，或可提升企業在東協的競爭力，降低「新南方政策」的威脅。(四)重啟兩岸協商大門，參與「一帶一路」商機，為新南向加分。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沒有資格原諒任何人。但如果只有原諒與不原諒，我選擇原諒。

余光中先生曾犯過的錯，縱然有他自己的責任在，但誰又能免於都不犯錯呢？何況那個錯，也是時代的惡所造成的。他曾當過加害者，但他也是受害者，受害於祖國的分斷，受害於內戰，受害於冷戰，受害於他的加害。他的錯，或他的惡，也是歷史事件。而這段歷史並沒有結束，應以結束它為志向。

他的加害，也受害於他的受害。分斷與鄉愁，使那個黨成為了他的，乃至一世代人的浮木。失去母親，只能讓他更無助地認同那個父。恐懼與絕望，唉，以及一點私欲、一點名累，又使他必須奮力前划。光後頭是黑，黑後頭是痛。

因為他是詩人，所以他的傷不會逼使他搶銀行。但都是痛。十多年前，我見過一個白髮蒼蒼的拾荒冷班長，他說他心裡的母親一直都還不到三十歲。

詩人是外省第一代。我是外省第二代。那裡站著幾個外省第三代。故鄉在哪裡？不是一個好回答的問題。「鄉愁」的問題很大很離奇，你們不要站著說話…。

這個詩人有沒有懺悔過？我願意說有。好比，他把「狼來了」給藏起來了。好比，他把他自己藏在西子灣。

這個詩人有沒有投機過？我願意說有。好比，他反共，但為名利故，並不忠貞。他還是要去有掌聲的地方。但這是私德問題吧！並不完全是，因為也是思想問題。詩人並沒有表露過他對於一個最大問題的思想：中國到底是什麼？

在以文學為中心，輻輳出的歷史與思想大半徑上，我們看到他總是小巧地、自適地、不改現代派初衷地，緊貼著那個原點，好像一塊只敢貼著海岸線航行的舢舨。於是，香港是他的情人。我不禁莞爾。

畢竟，崎嶇的思想山路上見不到他。他以美學糊弄思想，用中文掩蓋中國，拿漢唐驅逐現代。然而，這在對岸竟然熱賣。可見對岸的很多知識分子也不太在意那個最大的思想問題。但是，對岸的一般讀者到底是以什麼情感接近他，是否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呢？而那個我們看來可疑的情感，萬一哪天突然都蒸發了，就一定是件好事嗎？而如果我們的不悅，來自一種小家子氣的不平衡，那是否代表我們也耐不住寂寞呢？我想起真耐得住孤寂，踽踽於山路的陳映真。

但即便如此，這個詩人還是有一分功勞。比起很多立志要破壞中文語言的「詩人」，余光中的確站在詩人的職業道德上，想要提升民族語言。就這一點，他至少是有苦勞的，得承認。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余光中先生走了。在絡繹不絕的悼念文字中，「鄉愁」仍是出現頻次最高的辭彙，這表明至少大陸社會對於余光中的認知，「鄉愁詩人」居第一位。

鄉愁是余光中的烙印

余光中多次表示不滿意這種定位，認為「鄉愁詩人」這張「名片」，遮蔽了自己全部著作的豐富性。十年前我為他編過《鄉愁四韻》，這是海峽兩岸第一次出版他的鄉愁專題詩集，他一方面稱讚這是「創舉」，另一方面又調侃說此書一出「更坐實了大陸媒體稱我鄉愁詩人的綽號」。後來我將此書作為「懷鄉卷」，又續編了「懷古卷」（《翠玉白菜》）、「風物卷」（《你是那虹》）和「情愛卷」（《相思樹下》），合為《余光中詩叢》。

余先生在《詩叢》序言中寫道：「他深究吾詩，發現其中的感慨並不止於懷鄉，因而牽動歷史、文化、地緣、風物、衷情等等，要讓讀者一窺究竟，還得分題出書才行」。這也是兩岸出版界第一次按主題出版他的詩集，對於瞭解他其他題材的詩作自然不無裨益。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認為，在他的詩作中，鄉愁作為一種深層的文化意蘊，是普遍存在而揮之不去的。因此，我在《詩叢》前言中寫道：「四卷雖各有主題，但多數作品都與文化上的鄉愁或中國結相關，相互聯繫較為緊密，可以視為一體。」每一個有成就的詩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成長與生存環境，會在題材、主題和風格等方面打上自己的烙印。對於余光中來說，鄉愁正是這種烙印。

前三個階段的鄉愁

談起余光中的鄉愁詩，往往都是以1970年代初的《鄉愁》為起點。其實，他早在1950年代末在美國留學和工作時，就開始了此類創作。當時，他身處異國，「文化充軍、語言易境、晝夜顛倒、寒暑懸殊」，「在失去大陸之後更失去孤島，陷入雙重的流離」，對祖國強烈的懷念訴諸於詩吟，《當我死時》等是其代表。

進入1960年代，余光中人到中年，離開大陸日漸長久，回鄉無望，思鄉日切，《民歌》、《鄉愁》、《呼喚》、《鄉愁四韻》等鄉愁作品噴湧而出，對「後土」即大陸的思念和對祖國命運的擔憂溢於言表，奏出了他一生「鄉愁」的最強音。這種情況延續到1970年代中期。

這以後，余光中到香港工作十年，「和大陸的母體似相連又似隔絕，和大陸似遠阻又似鄰近」，他「時時北望而東顧」，獲得了新的人生體驗位置，其鄉愁和中國認同有了新的角度，其中國情結若解未解，似乎愈結愈綢繆了，詩人將這一時期的作品稱之為「鄉愁變調」。

余光中上述三個時期鄉愁詩的共同點與內在聯繫，在於其一脈相承的鄉愁情結，在對故土的懷念中，更多寄託了對祖國和祖國文化的認同。

返鄉後的鄉愁階段

1992年余光中在離鄉後第一次到大陸參訪，由此也開始了他鄉愁詩的新階段。此後他的大陸之行日益頻繁，有人說有上百次之多，或許不是虛言。他的返鄉之作，雖然還與鄉愁難以割捨，屬於廣義的鄉愁詩，但卻都洋溢著他自己所說的「鄉樂」。

南京是他鄉愁非常具體和實在的對象與承載物，他在這裡多次體會和張揚著「鄉樂」。他為重返南京所寫的《再登中山陵》、《鐘聲說》、《金陵子弟江湖客》等作品，都反映出他對鄉愁釋懷的快樂，以及對眼前種種新鮮事物感受帶來的思考。他寫道：「悠長的歲月，在對岸聽到的是不斷的運動接運動，繼以神州浩劫的十年，慶幸自己是逃過了。但回到了此岸，見後土如此多嬌，年輕的一代如此的可愛…這麼想著，又覺得這些年來，倖免的固然不少，但錯過的似乎也很多。」字裡行間，多少表現出他對自己過去思想的反思和鬆動。

余光中這一時期的鄉愁詩，同時也隱含著對歷史的追思和對現實的關注。因為台灣島內民族分離主義勢力日漸甚囂塵上，認同一個中國的詩人遭到各種壓力而產生煩惱和憂傷，當然這些並沒有動搖他的思想和情感，其中國情結得到進一步的抒發和昇華。

詩中蘊涵國族認同

2000年，他在離別半個世紀後第一次返回南京，我陪他去中山陵，他在碑亭駐足，看著碑上「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中山於此」那一列大字，突然感慨地說：「真應罰李登輝長跪在這裡」。後來，他為這次謁陵，寫了《再登中山陵》，詩中寫道：「歷劫之身重九再登臨」，「只為歸來為自己叫魂，叫回我驚散的唐魂漢魄」。他在詩集《鄉愁四韻》序言中說道：「我當年寫這些詩，無論是狂歌或低囈，莫非是為自己喊魂，收驚。我們的民族再經不起分裂了。」

這種肯定統一、反對分裂的國家觀念，正是中華文化價值體系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正因為如此，余光中鄉愁詩顯然不能簡單等同於一般的遊子思鄉，其中所蘊涵的國家與民族認同，成為最重要的精神內涵，使其在當下中國，成為特定精神和情感的象徵。

(作者係南京大學退休教授)

日本長年想憑藉外交、經濟實力，防堵慰安婦問題擴散，但從慰安婦像在世界各城市遍地開花看來，日本此舉無效且招來反作用。阿嬤們雖漸凋零殆盡，但挺立的慰安婦像，映入更多世人的眼簾。

二戰後日本政府不願面對慰安婦問題，一味逃避、卸責，反而激發世界各地遍設慰安婦像。1991年8月14日韓國慰安婦受害者金學順率先出面，向世界揭發日軍慰安婦制度，之後各受害國支援阿嬤團體訂8月14日為「世界慰安婦紀念日」。慰安婦議題也快速散播全球。

韓國有80多座慰安婦像

韓國民間支援慰安婦團體為要求日本政府解決慰安婦問題，2011年12月14日，在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前擺設第一座象徵從軍慰安婦的少女像；之後，慰安婦像在韓國猶如雨後春筍；2016年12月30日設在日本駐釜山總領事館前的少女像，甚至引發韓日外交風波，日本召回駐韓大使近3個月之久。韓國全國目前有80多座慰安婦像。

2017年4月28日韓國民間團體宣布，要在日本駐韓大使館、駐釜山總領事館及光州火車站前等三地放置慰安婦像的旁邊，再安置象徵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被動員徵用工的石像。同年11月24日韓國國會朝野政黨幾乎一致決議，搭配8月15日「光復節」，將8月14日訂為「從軍慰安婦紀念日」，要「讓國內外認識慰安婦問題」。

中國大陸則是2016年11月在上海師範大學校園內設置了中、韓藝術家捐贈、由中、韓少女像組成的慰安婦雕像。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等地也先後設置了慰安婦像，大部分是華裔、韓裔居民多，具政治影響力的地方。

舊金山、馬尼拉勇於跟進

美國舊金山一位藝術家懷特(Steven Whyte)製作了三名外型、服裝神似大陸、韓國和菲律賓的女孩子手牽手，象徵慰安婦而圍成一圈，旁邊還有金學順像。懷特將整組塑像捐給舊金山市政府，而日本大阪市與舊金山1957年就締結為姊妹市，大阪市長吉村洋文要脅說這是「破壞信賴關係」。不過，舊金山市議會仍通過決議，2017年11月23日市長李孟賢(Edwin M. Lee)宣布，把該雕塑變更為由市府管理的城市紀念雕塑，這是全美第4座慰安婦像，吉村隨後揚言要斷絕雙方的姊妹市關係。日本過去曾就慰安婦議題在國際上鬧大，怪罪美國媒體炒作，現在更擔心美國其他城市起骨牌效應。

2017年12月8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在距日本駐菲大使館以北3公里處的熱鬧地段，也安置了象徵從軍慰安婦的少女像，基座刻著「此為日軍占領統治下受虐菲律賓女性的記憶」。這是菲律賓國家歷史委員會認可，由華裔菲人財團與當地慰安婦團體出資設立的。而且這次主導團體預知日本會來阻撓，便暗中做好周全準備和作業，因此大使館被蒙在鼓裡，直到當地媒體報導揭幕式才知道。日本政府要求撤走，菲方不為所動。

日軍1941年尾登陸呂宋，趕走了麥克阿瑟，到1945年的占領統治期間在菲律賓各地設立慰安婦所，約有1,000名女性遭暴力綁架受害。

日外務省系統全力防堵

戰後日菲關係向來良好，安倍政府為了討好菲國，以牽制、抗衡中國大陸在南海的發展，近兩年更給予菲國巨額貸款和投資計畫。因此，在慰安婦像冒出後，日本極為不悅，外務省更要求駐外單位加強蒐集駐在國資訊，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全力阻止慰安婦像再增加。

另一方面，2015年大陸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申請「南京大屠殺文件」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成功後，日本惱羞成怒，既威脅拒繳UNESCO年會費，又要求修改審核規則，使以後申請案必須得到當事國同意。另外，日本否認慰安婦史實的組織提出對案混淆視聽，導致2016─17兩年，中、韓的慰安婦申請案沒通過。

由慰安婦的事例可得知，日本向國際組織支付會費或向開發中國家提供經援有兩個目的：         (一)形塑日本貢獻世界或地區繁榮、和平的形象，(二)阻擋國際間出現日本侵略戰爭裡任何不光彩的史實記述。

日本對慰安婦問題一直不肯虛心反省，中、韓及台灣的受害慰安婦挺身而出25年了，日本政府非但堅拒道歉賠償，還大辣辣地指稱，他國的追究或設置慰安婦像是刻意貶損日本名譽。不過，日本愈漠視慰安婦這一個歷史問題，全球的慰安婦像必會越來越多。

(作者係本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