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抗戰的一頁血淚史，我們應一方面透過歷史的記憶，了解真實的過去，傳承後代，這是考據。另一方面，我們應把它轉化為歷史思維與精神，供後人效法，這是義理，也是微言大義。

中華民族的歷史觀，不只是對史實的掌握，這是考據的功夫，更重視歷史思想的建構，這是義理的主意。簡言之，歷史的作用不能停留在記誦層次，必須進一步把歷史轉化為形而上的砥礪與傳承，方能真真切切達到承先啟後的目的。

就當代台灣人而言，抗日戰爭雖然主要戰役均發生在大陸本土，但從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直接參與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求取中華民族生存的台灣前輩中，付出鮮血、犧牲生命者，大有人在，斑斑可考。質言之，台灣人民和大陸人民共同抗日的歷史，必須連結考據性的民族記憶和義理性的歷史哲思，才能彰顯對日抗戰在台灣的珍貴意義，也更具有微言大義的價值。

劉放吾：打仗是我的職責

就記憶而言，歷史是延續不斷的，對日抗戰表面上的記載雖僅從1937至1945年，但絕不意味之前與之後和抗戰毫無相關性。相反的，必須前後展延抗日事實，方能理解抗戰歷史的真諦。本文試舉一位抗戰英雄與大陸和台灣的奇妙交會。

對日抗戰時期，中國遠征軍曾經在緬甸，為中國和盟軍打下令人世人稱頌的彪炳戰功。其中劉放吾是當時孫立人將軍所領導的新38師第113團團長，曾參與緬甸1942年3月的仁安羌之役，協助盟軍拯救了7,000名英國士兵的生命。

劉放吾1949年因國共內戰而輾轉來台定居。除役後的他為了生活，必須踩著三輪車賣煤球為生，其後，在國內外友人的支持下，劉將軍乃做起液化煤氣生意。1977年劉將軍移民美國定居。199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美時，時值仁安羌大捷50周年，她特地拜訪劉放吾，表達英國感佩將軍之意。當時坐在輪椅上的劉將軍說：「我是軍人，打仗是我的職責。英軍是並肩作戰的友軍，友軍遇難時，援救友軍是份內之事，不能列為戰果。」同年7月27日，美國總統老布致函劉將軍：「我願代表國家感謝你解救500多名美國記者、傳教士及數千名英軍的英勇行為。」其後，在劉將軍公子等人的努力下，馬英九於建國百年之時，明令褒揚劉放吾。

從1949至1977年，劉將軍生活在台灣近30年，我們有理由說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雖然劉放吾的故事直到半世紀後才為世人所知，但歷史沒有忘記他，所有中國人更沒有忘記他。他連接了抗戰，也連接了台灣與中國。

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歷史除了記憶外，也有義理存在其中。對日抗戰的精神，究竟給了當代台灣人民何種的思想指導原則與啟示，亙古而彌新？

一是以寡擊眾，以劣勢擊退優勢，反敗為勝的精神。中國人口遠勝於日本，可是自從187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現代化和人口素質，遠遠超越中國。史學家黃仁宇在《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曾明白指出：

為維持龐大的軍隊、國民黨政府在諸內陸省份實施序「田賦徵實」（以實物納土地稅）…從背景因素來說，稅籍不過是一堆混亂的舊資料，幾乎沒有兩個縣採用同樣的編排標準。有些地區明白承認，原始資料是明朝時留下來的…，這種方法無異要求用中世紀的制度來承擔現代戰爭的主要財政負擔，悲劇的下場一定很慘。

黃仁宇所觀中國當時的財政悲劇，同樣發生在軍事裝備上。中國人在與日軍作戰時，曾經使用令世人無法置信的原始武器如大刀等的「樸素戰爭」，以對抗一個全機械化、現代化的日軍。這真是一場中古世紀和現代化軍隊的對抗，其實力之懸殊舉世所無。而正如秦孝儀先生所譜的《先總統蔣公紀念歌》，其歌詞所言，蔣中正所使用的武器是：「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二是全民一心共赴國難，團結一致對抗日軍。抗戰精神也可以稱之為重慶精神，但究竟何謂重慶精神？這可用秦孝儀《先總統蔣公紀念歌》的「重慶精誠」名之，所謂精誠，即是親愛精誠之意，亦指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在重慶精神的召號下，當時的中國人民，真可謂是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南西北，全民族共同團結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一致對外抗日。後代史家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對日抗戰中的歷史功過，黃仁宇也有這段論述：在多數西方觀察家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評中，雖然有許多事實，卻很少有發人深省的見解。例如，只會一味指控「貪污和無能」，還通常引為這個議題的最終結論……如果極力降低蔣介石不屈不撓的努力抗戰精神，就很容易誤解整段的當代中國歷史。

就在黃仁宇所觀察「在國家經濟支撐好社會架構之前，政治組織不可能先發展出運作上的效率」的情況下，多數中國人幾乎和蔣介石一樣懷抱著「抗戰精神」，準備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爭取中國的永續生存。

三是養成更為堅毅的民族性格。對於歷經諸多生死關卡的中國戰士們，他們所培養出的堅此百忍的意志力，是令人動容的。劉放吾的兒子劉偉民如此描述他的父親：有一天，父親看完反映諾曼底登陸第一天所發生事件的著名電影《最長的一日》，回家後獨自坐在屋裡，他探頭去問。發現父親眼裡閃著淚光，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劉偉民說，那時他才覺察，父親內心深埋著很多的委屈。

類似劉將軍這種故事，也發生在許多歷劫歸來的戰士身上。數年前，公共電視台曾放映一部由大陸導演龍淼淵所拍攝的紀錄片《發現少校》，片中主角趙振英亦是中國遠征軍的軍官。當他回憶對日抗戰的情境時幾度哽咽，眼泛淚光，但仍堅毅地不讓淚水在鏡頭下流出。諸如劉老將軍和趙少校的堅忍態度，還有更多老戰士們亦復如此，他們面對民族與個人的苦難遭遇時，所呈現頂天立地的態勢，皆為中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民族特質，增添厚實的力道。

當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上述包括逆境中求生存、堅毅不拔的抗戰精神，由親身參與浴血抗戰的戰士們傳承到台灣，成為台灣發光發熱的重要推動力量。

台灣抗日始於1895

最後，傳統以來，史學界一直將二戰的中日對抗，期限界定起於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不過，大陸教育部突然在今年初通令全國中小學課程，將傳統8年抗戰改為14年抗戰，即起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終於1945年。不過，若要論中華民族對日進行生死存亡戰鬥，則不能忽略台灣民眾的對日作戰，遠遠久於大陸同胞在七七事變或九一八事變。

質言之，當1895年清政府決定割讓台灣之際，台灣民眾就已發起諸多前仆後繼、震驚全球的對日作戰。為反抗日本占領與殖民台灣，所做出的貢獻與犧牲，絕對不亞於大陸，並可譜寫一部中華民族抗日的大歷史。所以，既然大陸方面站在民族的奮鬥史，決定把抗日史觀提前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應該本著兩岸同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將1895年乙未割台，作為民族共同抗日的起點，這是史學界乃是全民族可以思考的史觀。它代表著台灣人民在近代中國的奮鬥過程裡，絕非「神州袖手人」，而是締造歷史的參與者。

(作者係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與姚嘉文、周清玉夫婦認識來往，是在台美斷交前後。

1978年12月16日台美斷交，正如火如荼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戛然停止，我家小妹石麗鐘原本為黃順興立委助選，爭取立委連任，後來朋友介紹她去幫陳婉真、吳哲朗編台灣第一份地下報─《潮流報》，我也因此認識了有「黨外大護法」美譽的名律師姚嘉文。

記得有幾次姚嘉文來中部，為甩開國民黨特務的跟縱，技巧性地躲到我位於台中大里的住處，自此兩人時相往來。姚嘉文的律師事務所還偷偷印行地下報《消息報》，B4大小，專門提供黨外活動消息。當時主流媒體如《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是不登這類消息的，因此，一般人大多只知道戒嚴時期曾有《潮流報》，多不知還有《消息報》。

我每次去台北，就會到位於光華商場對面的忠孝東路姚宅借宿，也認識了當時還在台大醫院服務的周清玉，受到親切的款待。有一次姚律師夫婦請我到台大校門附近的餐廳用餐，碰巧遇上台北青商會會員大會，經姚介紹，我認識了當時是執業律師的蘇貞昌，後來美麗島事件發生，蘇貞昌出任被告的辯護律師，從此踏上政治不歸路。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姚嘉文和許多黨外公職人員被逮鋃鐺入獄，我和朋友特地去探望姚太太周清玉，給予安慰和打氣。有不少人鼓勵她出來競選中央民代，她一直徬徨未定，想請教老政治犯如柏楊等前輩的意見，要我請江春男為之介紹。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朋友，都鼓勵家屬出來競選公職，讓剛結束不久的美麗島軍法大審，再交由全民公審。而柏楊的支持與鼓勵，終於讓周清玉下定決心，代夫出征競選國大代表，獲得全省第一高票。

周清玉當選國代後出版《關懷》月刊，我因家住台中，只能參與撰稿工作，但北上時也多次與朋友前去探視周清玉，見到稚齡且聰慧的獨生女姚雨靜，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姚嘉文出獄，周也當選了彰化縣縣長，往後二人飛黃騰達，姚嘉文後來還當了考試院院長，儼然獨派大老。

「同學少年多不賤」，往後也難免漸行漸遠，尤其政治立場完全不同，也就鮮少往來矣。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新北市樹林區位於昔日劉銘傳鐵路和大漢溪的要衝，形勢非常險要，1895年時因乙未保台戰役，成為殺戮戰場；當年7月中，樹林當地抗日義軍，結合附近三峽、大溪、土城等友軍襲擊日軍，打擊在劉銘傳鐵路上的日軍補給部隊。之後退往龜崙山區和日軍奮戰，同時在樹林的圳岸腳抵抗，而有壯烈犧牲的「十三公」義士的存在。

30餘年前，筆者到新竹的新訓中心服役時，從台北搭火車專車，途經樹林時，看到右邊窗外龜崙嶺山區群山林立，丘陵險峻。後來，以探訪乙未保台的古戰場主題活動親近這些山林，並探訪相關史蹟。發現這裡古剎林立，同時也是登山勝地。特別是樹林與桃園龜山的交界處－三角埔頂山（又名羌子寮山），可欣賞滿山遍野的芒花美景，也可遠眺陽明山，鳥瞰台北都會區，並可拍攝高鐵行駛過的景色。本文將以當時日軍戰地記者、日軍戰史等史料，客觀呈現先民在此乙未保台的壯烈事蹟。

樹林的軍事位置重要

新北市樹林區位於昔日台北至桃園的劉銘傳鐵路和大漢溪河谷的要衝之地。今天縱貫鐵路從板橋南下經樹林後，沿著大漢溪經過山佳（舊稱山仔﹝子﹞腳）、鶯歌到桃園。但在百餘年前，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所興建的縱貫鐵路，則是從新北新莊經塔寮坑（日人稱打類坑）到桃園。坑南是龜崙嶺山區。據日方所稱，此地之險不亞於基隆獅球嶺，係行進最困難之地，以兵家眼光來看，猶如日本東海道函嶺之要所。因形勢非常險要，1895年6月22日阪井大佐率兵占領新竹後，日方為確保後方補給線的安全，24日令從澎湖支援的比志島混成支隊的岩元少佐率一大隊約一千餘人，由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指揮，27日到桃仔園，設兵站（後勤指揮部）後，以兵守之，當時台北以南兵站僅至桃園。

此時，為了參與7月13日三角湧（今新北三峽）蘇力、大嵙崁（今桃園大溪）的江國輝等主導的抗日戰役，樹林的王振輝糾集樹林境內的義民千餘人，並結合龜山的黃細霧所率領四、五百名義民，襲擊位在塔寮坑內鐵路沿線日軍的兵站補給線。其中一部分先在塔寮坑口（今新莊迴龍）之埤角附近的打類坑火車站，奇襲日軍糧食縱列。一時之間，新莊以西交通中斷。15日日軍進行掃蕩，抗日軍乃退往龜崙嶺山區。

此時據日軍記者記載，在搭乘火車從塔寮坑通過時，所幸車裡有不少兵卒、軍夫等，屢屢在此鐵路往返，敘述遭遇到種種困難之始末，曰：某日某時從打類坑，即將登上此山路之際，敵兵從山上亂射槍彈，我兵多死於此地，在視線中以所指山的樹木為目標敘述，讓人聽到猶如實地目擊一樣。

樹林山區的作戰

由於混成支隊損失不輕，於是，在7月16日，北白川宮親王改派近衛第2旅團第4聯隊長內藤正明大佐的部隊接替守備。隨後為配合7月22日日軍掃蕩劉銘傳鐵路及大漢溪一帶的抗日勢力活動，內藤大佐組成內藤支隊。21日將其兵力集結在新莊，騎兵包括15日在土城頂埔庄附近被殲滅的小隊殘餘兵員，以及擁有山砲兩門的砲兵、工兵等。其中一部分的步兵第7中隊（一中隊約300人）、騎兵中隊、擁有山砲兩門的砲兵及工兵隊，由砲兵第二大隊長藏田虎助少佐（校）指揮，是為藏田大隊。負責從大漢溪左岸搜索前方平地的村落；主力則攻擊龜崙嶺山區的抗日軍，兩隊皆以三角湧為目地的。

內藤支隊於22日拂曉自新莊出發，並在位於埤角附近的打類坑火車站集合，凌晨4點開始行動，步兵為先頭，砲兵跟隨其後，取道南方進入山區的道路，向西南方前進，於6點占領三角埔頂山。此時霧深露重，咫尺莫辨，接近7點才發現有約60名抗日軍占領大同山，向日軍發射抬槍。並另有軍隊隔著前面的幽谷，占領龜崙山高地，搭起監視哨屋，建築掩堡。由於距離相當的遠，日軍無法以步槍射擊，便命令山下埤角和三角埔頂山的砲兵向大同山開砲，抗日軍不支撤走。

緊接著布陣在三角埔頂山頂的日軍砲兵，從9點半開始砲轟抗日軍「龜崙山」的掩堡，但效果有限。於是內藤支隊長命步兵第6中隊越過大菁坑山谷，從山腰的樹林中前進，另外派遣二中隊繞道，從左邊攻擊上山。然而由於道路險惡難行，行動十分困難。下午1時，內藤命相繼抵達青龍嶺的第8中隊留在原地，與先前越過山谷占領關公嶺的第6中隊，以及繞道占領遠山的第5中隊腹背相應，射擊敵兵。但龜崙山的抗日軍仍堅守掩堡，並無退走的跡象。

此時，又一門山砲被運抵鎮遠山，但天色已晚。內藤察覺士兵們都已十分疲憊，決定隔天拂曉再繼續攻擊，便下達露營命令。但第6中隊突然衝鋒陷陣，終於奪下掩堡。日軍此日的戰鬥消耗子彈6,200餘發，砲彈20發。龜崙山淪陷後，抗日軍並不氣餒，據守附近石灰坑山等山頭抵抗。早晨6點半，日軍從鎮遠山開始砲擊，但日軍仍陷於苦戰，直到下午見三角湧大火沖天，悉知山根所部已占領三角湧街，日軍第五中隊跋涉社後坑庄附近崎嶇難行的山地後，和其他友軍終於下午3點占領石灰坑山等山頭。此日日軍消耗子彈4,500餘發，砲彈180發。24日以後龜崙嶺山區已沒有任何抗日軍的蹤跡。

樹林平地的作戰

7月22日，藏田大隊早晨由新莊出發，進襲樹林庄時，和抗日義軍交戰於圳岸腳庄的汴頭營。200名義軍自晨至午浴血抵抗，終因寡不敵眾，就地成仁。此後日軍一路上且戰且行，並砲轟各聚落，放火燒屋後，驅逐在無水田（今樹林區彭福里一帶，接近南樹林火車站）附近出沒的抗日軍，隨後在此地宿營。第二天早晨抵達山仔腳庄時，經過一番苦戰，在山根及松原支隊也接近後，擊退附近的抗日軍，下午1點占領牛埔山，和內藤支隊取得聯絡。此次掃蕩，日軍消耗子彈近9千發，砲彈126發。

當時在樹林庄就地成仁的有陳樟、楊烏龍、廖井、鐘潭等13名，日後地方人士葬之，因姓名部分不詳，故取名為十三公墓。台灣光復後的1955年，適逢乙未抗日一甲子，當局建碑紀念，並請彭福里出身、參與過乙未樹林戰役的黃純青(1874-1955)以81歲高齡修撰碑文。市民常來此祭拜，香火不絕。市公所於每年農曆6月1日辦理祭典，由市長主持，並邀請市民代表會及民意代表，當地圳安里里長共同陪祭，以紀念先民奮勇抗日的忠義精神，永垂不朽。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海軍是海權的力量代表，從強權興衰的角度來論，任何一個強權能稱霸海洋，必定有機會成為世界霸主。二戰結束至今，美國海軍透過造艦速度、科技實力與民族性格成為海洋霸主；然隨著中國的實力持續崛起，美國全球獨霸的地位遭到挑戰。

美國海軍至今是海上霸權

美國海軍成立迄今已超過200年，不僅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部隊，從二戰開始幾乎無役不與，參戰經驗最豐富，也打造出美國以海權稱霸世界的雄心。然而，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論，世界上沒有永恆的霸權，也沒有永遠的弱者，美國海軍所憑藉的不單是科技上的優勢，進攻型的民族主義恐怕也是美國海軍能夠在冷戰結束後，橫行世界的主因。

美國海軍現役人數約34萬多人，根據2022年美國國防部所公布的資料來看，海軍的艦艇數量約在290艘上下，這包括美軍引以為傲的11艘核動力航空母艦、超過60艘的柏克級神盾艦及數十艘的核動力潛艦，而美軍還擁有近20萬名海軍陸戰隊，是世界上人數最龐大的海上攻勢部隊，配合美軍在全世界超過數百個軍事基地，美軍能夠輕易地在全球任何一個衝突點發動戰爭，該作戰優勢至今未被其他國家超越；但不能否認的，中國海軍艦艇數量已於2020年超越美國海軍（擁有340艘艦艇），未來將突破400艘。

美國海軍大致分為太平洋艦隊與大西洋艦隊，按照任務區與作戰型態分為第二艦隊、第三艦隊、第七艦隊、第六艦隊、第五艦隊、第四艦隊與第十艦隊。其中印太地區為第七艦隊與第三艦隊，前者長期部署在日本橫須賀基地，是美國海軍目前規模最為龐大的艦隊。

客觀上，美國海軍藉著強大的海空投射兵力，加上陸軍、空軍的協助，能夠同時發動兩場戰爭，且按照美軍長期的規劃，美軍不僅能同時在兩場戰爭獲勝，更有主宰當地的區域情勢，這也是為何每當世界上潛在的衝突地區發生軍事意外時，美國高層多會優先決定動用「航空母艦打擊群」前進部署的原因。換言之，美國海軍不單是一個重要的軍種，也是美國動用外交與軍事力量的重要來源。

美國海軍在二戰期間透過強大的艦隊一舉擊敗日本海軍，1945年二戰結束後，世界很快地進入了美蘇兩強對抗的冷戰時代，1990年前蘇聯解體到2020年間，美國軍艦數量雖持續下降，但因科技實力、作戰經驗豐富、全球部署等因素，始終維持著海上霸權的優勢。

中國海軍實力持續增強

中國海軍成立於1949年，早期受限於經費、國防戰略方向、科技等因素，有很長一段時間，海軍處在支援陸、空軍的角色，然而受惠於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加上能源需求日殷，中國對於海上安全的需求越來越高，更因經歷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的刺激，海軍從1996年開始勵精圖治，先是從少部分外購與仿製的模式強化自身海上實力，21世紀後海軍因科研經費充沛、造艦技術人才豐富與外國技術支援，如今中國海軍在實力上已屬世界第二，在軍艦數量上則躍升為第一。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未來戰爭研究所所長坦格雷迪(Sam Tangredi)今年1月撰文表示，從西元前500年至冷戰期間，在主要的28場海戰中，均為海軍艦艇數量多的一方勝出，僅有三場是船少的一方獲勝；假定他的分析無誤，未來美中若發生海戰，中國解放軍有可能擊敗美國海軍，這不僅引起國際戰略圈的討論，某種程度上也給予美國一個警告。

美中未來是否終究一戰，本文暫不討論。只是以中國海軍目前的實力來論，中國海軍三大艦隊的數量（北海、東海與南海），已超越美國海軍的艦艇數，雖然中國海軍在航艦上仍落後於美軍（僅有三艘），但驅逐艦與護衛艦超過150艘（持續增加中），潛艦則有75艘，若中國在自家門口與美軍進行一場有限度的局部戰爭，中國海軍配合火箭軍、空軍及戰略支援部隊，是有機會挫敗美軍的。無論是坦格雷迪的分析，或美國著名的「蘭德公司」歷年的分析報告，假設美中開戰，美國海軍已沒有絕對優勢挫敗解放軍。

這也是為何美國從川普到拜登政府，持續強調美軍與印太地區盟友的作戰形態，尤其從2020年以來，美軍加速與日、韓、菲律賓、澳洲甚至印度海軍進行參演，遠在歐洲的英、法、德也千里迢迢前來亞洲參與軍演，美方積極與盟邦軍演之目的在於，美軍已無法保證在與中國海軍一對一的對抗下獲得絕對優勢，必須藉由盟邦的力量，才能對中國海軍形成數量上的優勢。

結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言，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雖然此話含有王道的戰略思維，但美國仍擔心中國已有實力挑戰美國霸權。從兩國的綜合實力而言，中國與美國仍有一段差距，但中國在局部地區的實力上已逐步超越美國，因此，美國政府應思考未來如何以優雅的姿態離開世界獨霸的寶座，不要讓強權終須一戰的悲劇再度發生。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從美伊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到第二次波斯灣戰爭，10年間由於外科手術式戰術盛行，各國競相發展精準導引武器，包括全球定位系統(GPS)導引、電視導引、紅外線導引和雷射導引。近來由於發射成本低廉且威力強，雷射也從配角轉變為主角，成為高功率的雷射武器。

雷射武器的應用

（一）雷射燒穿/層裂/致盲。雷射光束對物體表面或人體眼球的破壞主要在於燒穿、層裂、致盲等，雷射武器應用也因此受限於上述範圍。過去，雷射多半扮演導引飛彈/火箭的輔助角色；後因雷射科技日新月異，高功率的穿透力符合軍事用途需要，特別是對於摧毀小型無人機、迫擊砲彈等低成本目標，廉價的雷射武器成為最佳選擇。

（二）雷射導引武器。電影《迫切的危機》描述了美軍特種部隊在哥倫比亞境內活動。電影最後以雷射槍照明毒梟集會別墅外的越野車充作目標，並指揮海軍F/A-18C大黃蜂戰機，投放GBU-12型雷射導引炸彈(LGB)摧毀，美國政府還對外宣稱那是汽車炸彈攻擊。這雖是電影劇情，但也充分說明雷射導引武器的運作模式。現在無論是地對地、空對地武器，多半還是以雷射導引為主，如前述的GBU-12型、碉堡剋星鑽地彈GBU-28型、地獄火反裝甲飛彈、直攻導引火箭(DAGR)等。不同之處在於現役各型載具平台上都有雷射照明裝置，不再需要地面人員配合，可獨立運作發射。

（三）反制雷射導引武器。T-90的盲眼被動反制系統（Shtora-1 EOCMDAS，紅外線/雷射誘導裝置），包含2具光電干擾器、4具雷射偵測器。當T-90偵測到被紅外線/雷射照明時，會在3秒內發射持續20秒煙霧，加上光電干擾器運作，使敵方的紅外線/雷射導引武器迷失方向。

此外，各國也競相發展主動防禦系統，例如以色列的馳車4型主戰車、南韓的K-2黑豹主戰車、俄羅斯的T-14阿爾瑪塔主戰車等。這類主動防禦系統，具有多個雷達感應器和榴彈發射器，當偵測到火箭推進榴彈(RPG)、反裝甲飛彈來襲時，會在有效距離內(5-10公尺)發射榴彈摧毀。

雷射武器的發展

（一）星戰計畫─殺手衛星/反射鏡。美俄冷戰時期，美國雷根總統為求有效反制前蘇聯的戰略核武打擊，要求國防部設計大氣層（圈）內外的攔截網。大氣層內有波音747-400F機載雷射系統和各型飛彈攔截系統；大氣層外的太空則有星戰計畫，由殺手衛星和反射鏡組成。其中，殺手衛星可自行發射雷射光束（化學雷射）摧毀敵方衛星或洲際導彈；而反射鏡則由地面雷射光束射入太空，再由1-2個反射鏡反射摧毀敵方衛星或洲際導彈。後因冷戰結束等因素，星戰計畫無疾而終。

（二）星戰計畫─波音747-400F機載雷射系統。波音747-400F機載雷射系統，搭載功率達兆瓦級的氧碘化學雷射，可攔截上升階段的彈道飛彈或洲際導彈。雖然，該套雷射系統曾有遠距離成功摧毀靶彈的紀錄，但雷射光束容易受到大氣環境（空氣密度/濕度）的影響，產生功率耗損而降低對目標的穿透力。因此該計畫現已中止。這架747-400F改裝機存放在亞歷桑納州的飛機墳場。

（三）艦用型─船艦專用雷射系統。由於雷射的發射成本低廉，美軍曾用方陣系統的砲座開發雷射型近迫武器系統，直接以雷射摧毀空中或水面目標。2011年4月8日，美國海軍利用保羅佛斯特號防衛系統測試艦(SDTS)，在外海測試艦用型高功率雷射武器(MLD)。這套整合於方陣系統砲座的雷射武器，有效摧毀一艘距離1,600公尺外的迷你快艇，發射功率可達100-150千瓦(kW)。目前有少數勃克級神盾艦配備，未來美軍下一代神盾艦DDG(X)也將配備。

雷神公司本身也自費研發雷神雷射區域防衛系統(LADS)，同樣採用方陣系統的砲座，可部署在陣地防衛，但受限於發射功率和距離，陣地防衛的雷射系統主要是摧毀小型無人機和迫擊砲彈。而英國則研發了方陣系統加裝雷射系統，成為史上最複雜的方陣系統。

（四）陸基型─車輛專用雷射系統。德國萊因金屬集團併購瑞士奧立崗公司後，曾利用空中遊騎兵35公厘口徑快砲系統的砲塔，改裝成高功率雷射系統，並成功測試。2017年國際防衛展上展出過相關產品。美製復仇者防空系統經過大幅度改裝，後方遙控人員艙配備刺針防空飛彈、25公厘口徑鏈砲、高功率雷射系統等武裝，非常實用。2018年珠海航展，中國大陸也展示過卡車載具型的高功率雷射系統，發射功率可達30千瓦(kW)，未來發射功率則可達100千瓦(kW)。

（五）機載型─戰機專用雷射系統。美國空軍下一代戰機（第6代戰機），除了更強調匿蹤和智慧化，逐步朝無人戰機(UCAV)的階段前進外，甚至有機載雷射系統等防禦設備，以提升未來在戰場的存活性。目前F-16戰機可攜帶雷射系統（機腹吊艙），AC-130J砲艇機也可加裝雷射系統。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歷史」，透過研習歷史，不僅可以開闊視野、啟發思考；而且能汲取經驗和教訓，為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社會建設提供有益借鑒。正所謂：以史正人明得失，以史化風濁清揚，以史為鑒知興替。對正在進行中的俄烏戰爭，可在古今中外史冊上找到無數類似的戰役，但筆者認為最相似的莫過於十六國時期的淝水之戰。

二者俱是民族入侵

兩者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同是一場民族入侵之戰。西元4世紀，苻堅任用「捫虱談天下」的王猛，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綜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百揆時敘，快速國富兵強起來，正是「關隴清晏，百姓豐樂」。他北併拓跋氏之代國，西吞前涼，東滅慕容儁的前燕，遠征西域，一統北方。由於前秦國力遠勝東晉，兵強馬壯，王猛去世後八年，開始大舉伐晉。先秦作為氐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包括君主苻堅在內的統治階層雖然漢化程度很深，亦難以消除胡漢之間的民族隔閡和夷夏之防，從來都不是中原士大夫及漢人所認同的正朔，他們雖竊據中原，猶是漢人眼中的夷。

從夷夏觀來看，淝水之戰是五胡亂華的延續，是北方少數民族對漢族政權的民族侵略。中國歷史學家田余慶在《東晉門閥政治》就坦誠：苻堅的統治並「不能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從而也不足以消除南方政權與北方政權之間的民族隔閡」，充其量只是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閡，被他民族政策的成就暫時掩蓋起來。

對照俄烏戰爭，俄烏雙方雖然同宗同源，但烏克蘭自蘇聯解體以後，已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其領土和主權完整理應受到各成員國與國際法的尊重和保護。俄羅斯以烏克蘭加入北約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師出有名」地發動「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的「特別軍事行動」。可惜該名義禁不起檢驗。因為國際關係是基於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原則之上的。「特別軍事行動」本質上是對烏克蘭主權的嚴重侵犯，是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踐踏，遭到包括西方在內國際社會的譴責、制裁和孤立。

對戰爭形勢嚴重誤判

其次，根據《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記載：晉太元7年（西元382年）10月，苻堅會群臣於太極殿，廷議南侵事宜。「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以吾之眾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陽平公苻融、左僕射權翼、太子苻宏、中山公苻詵、高僧釋道安和寵妃張夫人都以東晉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東俊傑；長江天塹，易守難攻；東晉占據天時地利人和，難以征服，屢次勸諫。苻堅不納忠言、驕傲自大，認為伐晉如疾風掃秋葉，易如反掌。

歷史學家呂思勉在《兩晉南北朝史》一針見血地指出：「堅知晉終為秦患，命將出師之不足以晉，而未知躬自入犯之更招大禍，仍是失之於疏；而其疏，亦仍是失之於驕耳。」結果淝水一戰，秦軍遭謝玄、劉牢之率領的北府兵痛擊，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一路風聲鶴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五）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就此慷慨賦詩道：「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在這一點上，普丁也和苻堅一樣犯了兵家大忌，對形勢出現嚴重誤判，以為西方會像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一樣，止於口頭抗議和軍演。之後的明斯克協議又變相默認了克里米亞現狀。應該說，俄國已拿到了它想要的一切，除了名義上的主權。由此，普丁滋生了輕敵心理，以為烏軍在俄軍面前不堪一擊，烏克蘭人會簞食壺漿喜迎俄軍，輕易迫使澤連斯基簽署城下之盟。結果，烏軍在西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下節節反攻，在一些地方甚至反客為主，打得俄軍潰不成軍。俄軍閃電戰破產，不僅沒有占領基輔，實現政權更迭，成立親俄政府的目標；反而在烏克蘭陷入泥沼，戰爭已打了一年多，尚無結束跡象。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也認為，俄烏戰爭可能持續十年之久。

內部權力結構分裂

最後，苻堅南侵卻忽略了國內政治形勢，鮮卑、羌和羯等潛在分裂勢力猶存，北方統治秩序遠未穩定下來。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稱苻堅是一代賢主，筆者則認為苻堅的認識比不上王猛，甚至也不如其弟苻融。王猛死前曾警告苻堅不可伐晉，苻融也認為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是國賊，是氐族的仇人。但苻堅認為這些話不過是杞人憂天。結果淝水一敗，慕容垂、姚萇等趁亂崛起，迅速肢解了前秦統治，苻堅本人也落得國破家亡的下場，諾大個前秦帝國曇花一現。歷史學家陳寅恪總結：「淝水之戰，苻堅的本族氐兵，梁成之軍，苻融之軍，損失大半，姚萇之羌兵，慕容垂之鮮卑兵卻無損傷。」一言以蔽之，苻堅敗在民族的組織和再分配，敗在內部權力結構的分裂和不團結。

普丁這次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意孤行出兵烏克蘭，造成國內反戰情緒高昂，等到實施強制動員令時更有不少俄國人連夜跑路到鄰國，機票也一票難求，甚至有一些專業人才外逃，導致人力成本上揚，加劇俄羅斯的通貨膨脹。一旦戰爭失敗，俄羅斯解體的可能性恐怕會越來越高。

結語

《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俄烏戰爭是普丁的政治賭博，筆者希望他不要步苻堅的後塵，其他國家和民族也要「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堅定地走和平發展、民主、法治的人間正道。

（作者係浙江大學助理研究員）

中國史學不僅重於史論，也重於敍事，更重於文采，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鄭樵的《通志》、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都是良史。

班彪父子推崇太史公的文采說，司馬遷敘述事情條理分明，據實指出是非對錯，行文典雅，不流於粗俗（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曄也推崇班固的文采說，敘述事情，不褒貶毀譽，不刪減誇張，有遠視而不迷亂，詳細而得體，令讀者愛不釋卷（他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劉知幾在《史通》中特別強調，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就是中國史學工於敘事，文史一家的典範。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發揮劉知幾的觀點，良史莫不工文，因為史實的記載，必須靠文學性語言傳播，以優美文辭寫成的史書，易於流傳久遠。《史記》、《資治通鑒》就是最佳例子。

在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一卷第八章第三節歷史文學中，引述項羽「鉅鹿之戰」的描述，以資佐證：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斧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這段記述生動地寫下項羽在戰場上視死如歸，英勇蓋世的霸王氣概。這就是大史家展現的文采，也即是史家莫不工文的意思。

對史學方法有深入研究的杜維運，對中國史家的敘事藝術備極推崇，認為已達到一極高的境界，審慎遣詞用字，不以文而失真，不以真而失義，文約而事豐，褒貶適中。司馬遷、司馬光樹立史家敘事之典範，劉知幾、章學誠歸納為通識、批判、懷疑、進化史觀的理論，中國史學在史論的主導下，其敘事藝術傲視世界史壇。西方史家，例如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對此也讚譽備至。

但當中國史學，在科學化的歐風美雨盛吹下，被列入社會科學後，上述中國史學優良的傳統文學性開始大為削弱，轉而強調敘事的分析性和邏輯性。未來的中國史學，如何在史學的文學性和科學性的夾縫中，找到適當的位置，是個嚴峻的挑戰。

相較於重文采的中國史學傳統，歐美傳統史學則重視一個良史，除了盡量收集充分的史料之外，不在於敘事的工與不工，有無文采，而在於敘事是否真實，以及其對史事背後的意義和教訓的解讀，例如1838年，《波士頓評論季刊》(Boston Quarterly Review)，一位作者認為：歷史學家，像是一位站在瞭望塔上的觀察者，安詳地凝視著道德的蒼穹，解讀在道德的天空中發出時而光明，時而黑暗的人世現象，解答所看到的問題，解釋先知的預言，打開歷史中記載的，或源自人世經驗的寓言。

所以，西方的史學重在唐太宗所說的歷史功用：「明得失，知興衰」，沒有中國《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這樣的史書，既真實客觀，又文采斐然。到了19世紀晚期，由於受到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影響，西方史學更強調歷史的客觀性，盡量不要參雜個人的立場和主觀的判斷，當然更顧不上文采了，史書讀起來就更加索然無味了。加上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通篇教條式術語的堆砌，令人無法卒讀。

有鑒於此，中國史學恢復史學文采的優良傳統，兼顧史學的客觀性和文學性，已成為當代中國史家努力的目標。依筆者見，中國近代評論家、報告文學家徐遲(1914-1996)，於1978年1月在《人民文學》第1期發表的，記述中國數學家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可視為一篇傳記體的史學著作，既有史學的客觀性，又有文學的可讀性，是一篇融史學與文學為一體的佳作。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烏克蘭第聶伯河水壩遭不明人士破壞，引發洪水氾濫成災，俄烏雙方互相指控對方破壞水壩。其實，戰爭期間製造洪水，在中國八年抗日戰爭中就曾發生過。1938年6月，國民政府決定將黃河決堤，想藉著洪水氾濫成災，拖延日軍進攻，但這場洪災造成數十萬無辜民眾傷亡，當時國府指控是日軍所為，一直到戰後才真相大白，的確是國府所為。

蔣介石生前所留下的相關文獻與檔案，未提及85年前的黃河決堤是何人所為，僅有一些當時如何賑濟災民的紀錄。根據戰後日本官方編修的侵華戰史，黃河決堤非日軍所為，日軍有兩個陸軍師團因黃河決堤受到水災圍困，攻擊前進的力道頓挫。

日方資料顯示非日軍所為

根據日本防衛廳在1976年編修的侵華戰史所記，1938年6月12日，中牟西北邊的三劉砦與鄭州北方的京水鎮一帶，黃河南岸堤防決堤，黃河水朝東南方奔流，從中牟到朱仙鎮、尉氏、太康，甚至遠到蚌埠，都受到影響。13日，日本陸軍14師團因洪水圍困，第二軍調遣第5師團、10師團、114師團所轄工兵部隊，集中起來運用這些工兵，協助14師團自災區撤退。15日尉氏周邊16師團也受水災影響，工兵再度轉往16師團所在災區，協助部隊撤退。

7月7日16師團脫離洪水氾濫地區，14師團6月23日集結開封，駐防開封與蘭封一帶，協助黃河治水的警備任務。日本陸軍部隊遭水災圍困動彈不得，從6月16日到24日期間，還需要日本陸軍航空隊出動大量飛機，協助空投補給軍需與醫療物資，提供遭洪水圍困的兩個陸軍師團共61.5噸物資。

除了人為的黃河決堤氾濫成災外，當時華北的氣候變化，也造成河水嚴重氾濫。根據日軍戰史記載，黃河決堤之前的5月30日，山西南部與河南方面豪雨成災，平漢鐵路經過漳河、淇河的鐵橋被巨大的洪水沖走流失，同蒲鐵路也受到很大的損害，造成日軍補給困難，當時日軍部隊遭遇到斷糧的慘況，只能吃野狗、野貓與野草充飢。

由日軍戰史可知，黃河決堤帶來的水災對日軍攻勢影響很大，甚至造成部隊動彈不得，需要工兵救援。當時國府宣傳日軍炸毀黃河堤防，明顯不符合軍事常識。

決堤決策過程真相難辨

從蔣介石生前所留下的各種個人文獻，不容易查到究竟是誰決定以黃河決堤，拖延日軍進攻。有一說法是戰前德國軍事顧問向國府提供的軍事意見，俄國學者潘佐夫最近出版的《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引用曾經來台講抗戰史的歷史學者拉莉(Diana Lary)的論點，黃河決堤是因國府迫於情勢，不得不為的決定。

或許是因洪水當時造成極大傷害，很難在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或他個人日記中，找到黃河決堤的決策細節，但蔣於1938年6月6日寫下：8月以前雨季水漲，敵或不敢急攻武漢，故我應及時整理內部，增強實力，待時乘機，再圖反攻。6月10日，電楊森，安慶機場應速根本破壞，最好灌水成湖，使其不能作用，安慶東西各區堤防壩，凡於我軍事有利者，從速準備掘堤放水，以阻止敵軍前進，12日又電楊森，限三日內負責掘毀，使成為沼澤。

從蔣介石給楊森的電報可大致推敲，利用河水氾濫的確是國府有意採取拖延日軍前進的戰術之一，但安慶是長江一帶，與黃河決堤不同。

1938年6月14日，程潛以電報報告蔣介石，黃河決口，水流已到白沙河北，距隴海線僅10餘里，民眾流離，日來西遷不絕，除電豫省府轉示設法收容外，擬懇轉電行政院速辦賑濟為禱。這是程潛希望政府趕快解決災民問題，多日後的26日，蔣介石收到有關災情與水勢的報告，27日會議商決安撫賑濟事宜，詳情另報，黃水據22日查報，扶溝境深約八九尺，寬五六十里，西華境深約三四尺，寬二三十里，難民多未遠離，安撫、收容、疏散當同時並進。

代價大但可拖延敵人進攻

黃河決堤發生在武漢會戰之前，雖然造成數省民眾的嚴重災情，但在軍事上產生相當大的效果，拖延了日軍一段攻擊時間，但代價慘重，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開始修復破損的堤防。

第聶伯河水壩最近遭到破壞，受到影響較大的是俄羅斯軍隊與俄羅斯占領區，但同一時間也是烏克蘭軍隊積極籌備轉守為攻的階段，若從中日抗戰的戰史來看，攻防雙方，防守方面製造地理條件的困難，拖延敵軍進攻的力道與速度，是比較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個破壞聶伯河水壩的攻擊行動，究竟是俄羅斯或烏克蘭所為，其實不難判斷。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當紀欣傳告我，我們共同的好友李雅明6月5日在美逝世的訊息，我的心頭怦然一震，剎時間，雅明兄那頎長灑脫的姿影，溫良沉穩的神情，尤其在品茗深談時所說那些平實懇摯、但卻深蘊智慧的話語，生動而鮮明地迴映在心田。於是，我切切實實地感知到：曾經撼動無數華裔知識人的保釣運動又凋零了一位英杰，而我個人也痛失了一位衷心尊敬的、才識淵深的良師益友。

用筆記錄了保釣運動

李雅明是保釣健將之一，當年釣運在美國風起雲湧之初，他是華府一帶發動及聯絡的中心。轟轟烈烈的時刻過去後，釣運因左、右路線之爭而分裂，一向理性溫和、但始終堅持原則與理想的雅明兄，顯然深受煎熬。

李雅明經過沉思回味，後以文學筆法寫下長篇小說《惑》，與同一時期另一位保釣健將張系國所寫的《昨日之怒》，併為以保釣反思為主題的著名文學篇章。2021年台灣各界舉辦紀念保釣50周年的諸般活動，雅明兄更用足心神夙興夜寐，出版了《保釣風雲半世紀：保釣運動領軍人士的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為保釣留下一頁頁生動而翔實的紀錄。

保釣是五四運動之後，華裔知識分子及廣大學生面對國族危難、時代挑戰，而奮起發出救亡吶喊，進而期望能有實際行動的首次浩大愛國運動。發起及參與保釣的積極人物中，甚多是出身科技學界的菁英人物、或正在攻讀科技學位的碩博士生；經過釣運的啟蒙及分裂的衝擊，他們後來返國致力於實際的保台行動，諸如沈君山、劉源俊等投身教育，林孝信從事科普、張系國和陳介中以文學著述和科技教學雙管齊下。其中，李雅明的專業表現和人文墾拓，尤其令人耳目一新。

撰寫一系列開拓性著作

李雅明出身台大物理系，獲美國馬里蘭大學物理學博士，專精固態物理學與電子學，發表論文無數，而且因緣際會，成為最先深研半導體專業的先驅學者之一。他明知半導體在現代IC產業中的關鍵地位，更深知若投入半導體的商業營運所能獲致的現實利益，但他於卅年前出版綜覽半導體產業的系統性專書後即毅然轉身，走向他年輕時因研修科技專業而忍痛擱置的人文關懷。他毅然投入歷史、宗教、倫理學、中西文明比較研究等，與科技專業無關的人文哲學思想領域，並寫出一系列具前瞻性和開拓性的著述。

雅明兄這種大開大闔的行徑，這種狷介篤實的風格，在當代知識界委實可謂是一「異數」。事實上，在華文世界，他是第一位有系統地引介西方學界對基督教史的批判研究成果，並做出自己的初步辯證結論的學者。

20世紀初、中、末葉，歐美的考古、史學、聖經研究等領域，先後掀起過三波撼動視聽的耶穌研究熱潮，但兩岸宗教界、史學界對此皆視若無睹，或存而不論；究其原因，除了學術上的隔膜之外，恐也不無現實的顧忌。雅明兄所著《科學與宗教》、《歷史上真實的耶穌》、《基督教的真相》、《出埃及》等論著，態度誠正，行文嚴謹，乍看似對基督教批判甚力，實則在表述當今西方「人文宗教」、「批判性宗教」的精神與理念之時，筆下尚保留了諸多溫情與體諒。不過，教條主義者或狹義宣教者或會難以卒讀。

這一系列著述，使得台灣人文、歷史學界對基督教的認知與研究，增添了一個新的批判性向度。我曾向雅明兄深談他戮力撰作這系列論著的動機，他承認除了實事求是以還原歷史真貌外，主要是憂心西方對華人世界，除了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敵視心態外，由於對基督教義的狹隘宣教，而致許多人視非西方世界為「異教徒」，既不得入天堂之門，且與基督教國家「終將一戰」。雅明兄甚至認為，當今中美對抗愈來愈危險，與美國這種居高臨下的敵視心態頗有關係。

由此，我便理解了雅明兄近年的另一研究和撰述主軸，何以是針對中國哲學裡的「人性論」而作。我曾向他提到：你是否擔心西方激進種族主義、尤其是美國右翼福音派動輒展現的「神佑的傲慢」，與中華文化中儒家心性論的性善學說、尤其宋明理學中的陸王心學可能展示的「良知的傲慢」，互相挑激，而致淹沒了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人道理性傳統和中國的溫良恭儉美德，以致在地緣政治衝突的危機時刻，東西方知識分子非但不能發揮弭兵止戰的功能，反而以傲慢對傲慢，火上加油？

雅明兄對於我能理解他花大力氣出版《演化與人性：演化倫理學與儒家思想的創新》，重新詮釋儒家人性論，疏理孟子以降的「性善論」和荀子以降的「性惡論」，並將善惡並呈的人性論與美國1960年代以後發展的「新達爾文主義」及「演化倫理學」加以比較、調和、發揮，乃是一種苦心孤詣、且另闢蹊徑的作為，頗有知己之感。他同意我的說法，並稱，如果經過重新詮釋的儒家心性論，能與西方基督教義互相補充，也互相攻錯，將是他最大的安慰。

為保釣人文思想留下果實

雅明兄從受到學界普遍肯定與稱道的科技專業華麗轉身，孜孜從事於宗教、人文、歷史與哲學的研究和論述，其辛苦與寂寞恐怕不足為外人道。因為，儘管台灣多的是號稱學術機構或研究重鎮，也多的是以大師、學者自居，並受到門生弟子不斷吹捧的學界人物，但他所致力的那幾個攸關重大的人文專題，其實根本沒有相關的學術資源可以汲取，必須自行一步一腳印地披荊斬棘。可是，功不唐捐，他畢竟在科技專業外，還獨力為人文研究、人文思想留下了偌多果實。

參與保釣的英杰之士如李雅明兄，既始終心懷家國與民族，又常會經歷科技與人文的辯證，更不免受到現實政治的擠壓。保釣就像一番直指身心的烈火熬煉，熬煉後，有些人沉默了，但有些人自此更加成熟，也更加勇銳，永不改變其終極關懷，並在各自關心的領域做出極重要的貢獻。恰像歷經挫磨的沉香木，徐徐結出了恆久濃郁的沉香。

李雅明兄就是如此，他以學術論述，為保釣精神留下了恆久濃郁的沉香。

(作者係風雲時代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李雅明是本刊的作者及支持者，本刊在獲知噩耗後，立邀陳曉林為文追思，並特別刊出李雅明的大學前後期同學，又同為保釣人士的劉源俊、胡承渝、胡卜凱三人敬輓於下。

胡卜凱敬輓：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乃書生本色；

大新、大風、大釣運，處處是膽，為小弟明燈。

註：大新指台大大學新聞社，大風指大風雜誌社。

劉源俊敬輓：

探究問題 辨思深入 著作涵蓋哲學與科普

觀參保釣 持志超然 論交不拘固執或開明

胡承渝敬輓：

左手宗教 右手科學 更論政治經濟

東居異鄉 西居寶島 但懷故國中華

2023年6月初，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講到「第二個結合」，這是中共繼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一個結合」）後，再次宣示要將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習近平看來，「兩個結合」是中共能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其中「第二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新時代的重大創新。

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以來就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但並非食洋不化的教條主義者，而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不同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然而，在處理外來的意識形態與本土的歷史文化的關係上，中共曾經走過一段彎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伊始，官方號召「破四舊」，大量古籍字畫被焚毀，包括孔廟在內的許多名勝古蹟遭破壞，中華文化歷經浩劫，至今令人扼腕。

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中共大力撥亂反正，中華文化不僅重見天日，而且日益得到重視。1990年代至本世紀初，民間一度出現以「國學熱」的復興傳統文化熱潮。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他提出「文化自信」，不僅要結合新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且要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021年習近平在中共建黨百年大會上首次提出「兩個結合」，隨後被寫入《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二十大報告和修改後的黨章。

習近平出任總書記後多次警示：「對中華傳統文化不能一概否定，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繼承和弘揚其中的優秀成分」。2014年9月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鄭重宣告「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習近平更不吝讚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滲透到中國人的骨髓裡，是文化的DNA」。

在最近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首次揭示中共在新時代的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被官方定位為不僅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契合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習近平不僅從宏觀上闡述「第二個結合」原理，也帶頭講解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的實例。例如，2016年1月，習近平在一次研討班上將馬恩提出的「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理念，與中國先哲的思想結合起來。「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具體而生動地描繪了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的狀態。」 中共二十大報告系統性地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

除了習近平親自講授的案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之間還能擦出許多「火花」。 例如，馬克思主義致力於實現人類的解放，中華傳統文化也講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馬克思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主張從實踐的角度、從人的主體地位去「人化自然」。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存在內在的一致性。中國人秉持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宇宙觀」，使中華文化自古就有樸素的唯物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以民為本、為民謀福，同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等。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將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信念與中華民族千年理想有機結合，宣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禮樂文明有機結合，宣導「禮序乾坤、樂和天地」；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與民本思想有機結合，宣導「民為邦本、為政以德」；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民族傳統價值取向有機結合，宣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宣導「文以載道、以文化人」；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協和萬邦的和合智慧有機結合，宣導「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

兩岸應共同傳承中華文化

台灣曾經全力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復興，如今隨著中共宣示「第二個結合」，大陸成為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旗手，台灣則陷入「去中國化」的泥潭。然而，兩岸都是中國人，應共用中華文化。在2019年1月《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指出：「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022年8月涉台第三份白皮書指出，「兩岸同胞共同傳承中華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台灣地域文化在中華文化根脈的滋養中更加枝繁葉茂、煥發光彩」。政治的分歧是一時的，文明的延續是永久的，願兩岸同胞共同努力，讓中華文化代代相傳，中華文明永放光芒！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