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建國三程序主張，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和評價。有些人認為在訓政時期實施約法，穩定政局、改善國民生計，並且從地方自治著手，對人民行使教育、訓練，培養公民意識，參與地方政府的運作，進而建立民主體制的芻型，並逐步形成憲政共識，朝向憲政民主發展。這是一種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治國宏規，值得推廣。

但也有人批評，在訓政時期實施的一黨專政，乃是一種威權體制，對民主發展十分不利，不如及早實施民主選舉，還政於民、奠立憲政民主，建立起自由民主體制。但是，這種觀點卻忽略了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民生凋敝、百廢待興，各項發展條件嚴重不足，而匆匆忙忙推進民主化進程的結果，往往是操之過急，欲速而不達，反而造成民主發展中挫，形成新的困境與危機。我們且以巴爾幹半島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簡稱波-赫）為例分析之。

1994年3月，從南斯拉夫聯邦分裂出來的波-赫境內，回族和克羅埃西亞族雙方同意共組新的聯邦，共同對抗境內的另一大民族-塞爾維亞族。1995年11月21日各方簽署代頓和平協定（Dayton係美國俄亥俄州的空軍基地），結束內戰，並把波-赫分為「波─赫聯邦」、「塞族共和國」及「波爾奇科特區」（特區介於前二者的連接地）三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形成一種「國中有國」的特殊體制。

在這次波-赫內戰中，共有超過12萬人死亡，200萬人流離失所。當戰爭結束後，北約在波-赫境內繼續駐紮維和部隊，2004年底由歐盟取代。戰後該國境內共有人口380萬人，其中波士尼亞克族（Bоšnjak即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占48%；塞爾維亞族(信仰東正教)為37.1%；至於克羅埃西亞族(Croatian,信仰天主教)為14.3%。境內的宗教分布則依次為伊斯蘭教（約為46%）、東正教（約為36%）、和天主教（約為14%）。

依據代頓協定，波-赫採取一種結合聯邦制和邦聯制兩種特性的特殊體制，形成一種特殊的「邦聯式聯邦制」(confederative federation)。據此，在波－赫境內的「波赫聯邦」、「塞族共和國」兩個政治實體各自統領大約一半的國土，分別擁有各自的首都、軍隊、警察、政府組織、國旗和民選議會。

至於波士尼亞東北的「波爾奇科特區」則為一自治區，直屬於波、塞雙方組成的聯合政府，並由歐盟派員進行國際監管。從2005年起，兩國軍隊改為統一共管，不再一分為二。至於波爾奇科特區的國際監督也已結束，改由當地人民自行管理。

換言之，戰後的波－赫形成一個由美國人設計並監護，由歐盟派員管理，兼具聯邦制與邦聯制雙重特性的特殊政治體制。其中，波－赫主席團（即集體性的國家元首─總統團）係由3人所組成，每人各代表一個主體民族（即波士尼亞克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任期為四年；由各族的代表輪流依序擔任主席團主席（即「總統」）的職位。換言之，每人一次擔任8個月，兩年一輪；四年之內每人各有兩次擔任主席（總統）的機會，共16個月。

主席團的成員係由人民直選產生，其中「波赫聯邦」選出波士尼亞克族和克羅埃西亞族的主席團代表，「塞族共和國」則選出塞爾維亞族的代表。主席團承擔起國家元首的角色，並負責提名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經由國會多數決通過。部長會議主席是波-赫的行政首長，負責任命各部的部長。

波-赫的國會分為兩院：上議院為「民族院」，有15位成員，每個民族各選出5位；法定的開會人數是9人，每一族至少要有3位代表的出席會議才算合法。下議院則是「代表院」，有42位代表，根據比例代表制選出，其中三分之二（28位）來自「波赫聯邦」，三分之一（14位）來自「塞族共和國」。簡言之，這是一種以族群共治、民族配額為基礎的「協商民主體制」（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與英美國家的多數決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迥然不同。

除此之外，波－赫的憲法法院掌握著該國的最高司法權，由9名法官組成，其中4人自「波赫聯邦」選出，2人由「塞族共和國」選出。另外3人則由歐洲人權法院負責推選，其中還有一項特別的規定，這3位法官都不可以是波-赫的國民或其鄰國的公民，以求其公正無私。

質言之，過去20多年裡，該國先後經歷了不同階段的建國歷程：

（1）軍政(military rule)時期；在國際軍事行動的強力干預下，由北約及歐盟先後派駐維和部隊，以維持該國社會秩序；並恢復戰前的和平。

（2）訓政(tutelage democracy)時期；在國際監督之下，由美國主持和談、設立戰後的政治體制，並由歐洲人權法院派代表擔任該國憲法法院法官（一共三人），參與該國的司法審查以建立法治，並由西方民主國家主導該國新憲法的設計與制定任務。這也就是「國際訓政」。

（3）憲政(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時期；根據憲法，推動民主選舉，落實基本人權、實施議會民主，並組建民選政府，建立起基本的憲政體制。

這反映出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三程序學說，在一百年後的東歐民主化、自由化的發展進程中，仍然具備重要的參考意義。但其成效如何，則有待持續的觀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葉榮鐘(1900-1978)一生跨越了日據時代、國民黨統治時期。本文就蔡榮鐘文章中所謂的「祖國派」人物，包括林獻堂、林幼春、蔣渭水、蔡惠如、林季商等做個介紹，也藉此探討這些在日據時代視為禁忌的人事物。

林獻堂與「祖國事件」

1966年葉榮鐘在《大學雜誌》發表了《明智的領導者林獻堂》，後幾經修改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收入在《葉榮鐘全集》。文中有一段話必須要詳述，特引於下：「乙未割台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的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路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林季商脫籍離台以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手中。」雖然該段話之目的是要說明，林獻堂成為林家族長的原因，但更深一層的意思，在於闡明霧峰林家除了林獻堂外，還有林朝棟、林季商、林正亨一脈祖孫三代的「祖國派」。

1935年3月，林獻堂、林猶龍（林獻堂次子），羅萬俥等人組成了華南考察團赴京滬港九及廣州考察，在上海參加了華僑團體的一個歡迎餐會上，林獻堂說出説「此番歸來祖國考察」。1936年5月，台灣總督府的官方媒體 《台灣日日新報》報導了這則新聞，引起當時的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不滿，趁林獻堂應台中州知事之邀，參加始政紀念日活動時，唆使右翼生產黨的浪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搧了林獻堂一記耳光，隔年林獻堂避居日本，這事件被稱為「祖國事件」。

1937年爆發了盧溝橋「七七事變」，中國人全面抗戰，燃起了台灣同胞重回祖國懷抱的希望，但往後八年台灣人民深陷水深火熱的煎熬。

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

葉榮鐘在寫林幼春的文章中有一段話寫道：「割台以後的台灣知識分子，面臨亡國的苦痛與異族的欺凌，其眷念故國之情與文物衣冠之感，自然比較大陸的同胞更加痛切是不難想見的。但是嚴酷的現實，卻使他們無法接觸到祖國的體溫和脈博（日人據台後即實施嚴厲的台灣與大陸隔離政策）」，今天讀來覺得更加貼切。

在當時的民族運動陣營中，就林幼春、蔡惠如、林獻堂三人不諳日語。蔡惠如長年在大陸、日本間為革命奔波。林獻堂身為族長，不得不與日人周旋以保家業。唯獨林幼春拒絕與日人打交道，包括佐藤春夫來訪，他都拒絕會面，這也種下了1923年「治警事件」被捕下獄的原因。

正如同文中所述「他平時並不是開嘴合嘴侈說民族大義，宣傳夷夏之分的人，但他對於異族統治階級，卻能保持一種孤高的堅持與純潔的志操」。葉榮鐘認為，自甲午之後，林幼春的意識形態和蔡惠如、林季商等所謂祖國派的思想傾向並無二致。1962年林幼春哲嗣林培英出版了《南強詩集》收錄了400餘首詩。大陸來台學者彭醇士作傳、徐復觀作序，有下列一段話：「癸亥(1923年)12月台灣治警變起，先生當入獄前夕賦有《吾將行》一篇，深以苟全為戒，以殉名自矢，發憤抉擇於生死存亡之際，卒抱孱軀就狴犴而不辭。蓋先生乃以生人之大節激勵其性情，而一人之性情亦即潛通於家國廢興之命運，由此發而為詩，實萬劫不磨之民族精神之所寄」。｣

革命家蔣渭水

葉榮鐘在文章中闡明蔣渭水的行誼，並說明為什麼冠以革命家的理由：（一）革命家與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可能很多，最顯著的是實踐力特強，且永遠和民眾站在一起。（二）對革命的嚮往與孫文的崇拜，比任何人都來得強烈。

1921年10月17日，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隔年改推林幼春），總理、協理的稱呼在當時是前衛的，並不常見，完全是模仿中國國民黨的制度。「更明顯的例子是1924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表示『聯俄容共』的態度以後，渭水先生不但對一部分所謂『無產青年』採取溫存的態度，自己的思想立場也大受影響而向左傾斜。」葉榮鐘認為，此一舉動與1927年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有著密切關係。

1928年在蔣渭水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工友總連盟，完全以上海總工會的章程為藍本。葉榮鐘認為，那個時候的民族解放運動，大多數的指導者都是小資產階級，唯獨蔣渭水能洞察時代的趨勢，對青年和勞工階級的支持，吸收了許多年青人加入，如李友邦、李應章（李偉光）、簡吉、謝春木（謝南光）等。

1931年蔣渭水因感染傷寒而亡，8月23日於台北永樂座舉行告別式，入場參加儀式的有2千人，而參加送葬行列者多達5千多人。由此可見他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蔡惠如與林季商

葉榮鐘於1975年在《台灣政論》第一期發表了《台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文中開始便開宗明義指出，所謂的「祖國派」，以當時留日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受辛亥革命的鼓舞，認為台灣問題，若非中國強盛起來，是沒有法子解決的。話鋒一轉，他認為當時的台灣也有祖國派，清水的蔡惠如(1881－1929)、霧峰的林季商(1878－1925)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中尤以林季商的心情更為堅決。

接下來，葉榮鐘再一次介紹林季商，和先前在《台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林獻堂》一文中的敘述大同小異。作者不免想要知道，兩次提到林季商的原因。

林祖密，名資鏗、字季商。在台灣老一輩的人可能知道林季商，而大陸的資料則以林祖密為多，林資鏗的譜名則甚少被提及。

蔡惠如與林祖密的關係

蔡惠如稱呼林祖密「舅舅」，原因是蔡惠如的伯父蔡敏川娶林祖密的二姐林蘭芳為妻。但是後來又有一層關係，蔡惠如三子蔡敦耀娶林瑞騰（林祖密的弟弟）之女，所以是親上加親。但是蔡惠如一直稱林祖密舅舅。

葉榮鐘在《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一文中，提及1919年東京台灣留學生因蔡惠如由上海赴日，組織成立了「新民會」。1920年1月在東京阪谷蔡惠如的寓所成立，推先生為會長，他固辭不就，謂會長必須由林獻堂擔任。會上有人提議發刊雜誌，但是經費何來？同年3月，他要離開東京前，悄悄把一束鈔票(1,500圓)交給了林呈祿，這就是《台灣青年》創刊的由來，後來演變成《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唯一的日刊報紙。

1919年葉榮鐘受林獻堂資助，第一次赴日留學，得以認識蔡惠如，葉在文中寫道「當時他已移居福州，但是忘不了台灣的事情，終年僕僕於福州、上海、台灣、東京間，奔走呼籲，席不暇暖。他秉性豪爽，講義氣，重然諾，又能洞察人情的機微，所以對於年輕人頗具吸引力。」

今年7月初，筆者有幸去了一趟漳州田調。當我們一行人在漳州台聯會鄭科長的陪同下，來到新圩渡口，一塊彩色的看板就立在渡口，證明新圩人民記得林祖密將軍，記得九龍江治水的事蹟，也讓筆者恍然大悟，為什麼葉榮鐘在寫蔡惠如的文章中要錄下這首詩，《船發新墟》：「孤舟解纜北溪行，風疾帆飛水有聲。十里橫灘雙槳急，怒濤時作不平鳴」。按北溪乃九龍江上游，因亂石而無法行船，致使上游，包括南靖的山農產品及龍岩漳平的煤礦無法運輸。

葉榮鐘筆下的「祖國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說出了蔡惠如、林季商，他認為林幼春與前兩位思想上是一致的。至於蔣渭水，為什麼要委婉地表達，還要以孫中山為擋箭牌，因為蔣的思想左傾已是不爭的事實。綜觀父親筆下的「祖國派」，蔡惠如、林季商、林幼春、蔣渭水都是憂國憂民、投身革命、名符其實的「祖國派」。至於林獻堂，他身在漩渦中，為了保護家業而與日本人周旋，情有可原，但「祖國事件」的一耳光，可是打在400萬台灣人的臉上。

(作者係葉榮鐘之子、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

當前烏俄戰爭方興未艾；在戰火中烏克蘭人民的處境極為悲慘，但烏國總統澤倫斯基卻自視為民族英雄，《時代》雜誌也選他為年度人物。戰火之由來是因2014年以來，「顏色革命」後成立的烏克蘭當局，「誤信」美國與北約永遠都會支持反俄作為，因此發生了多起迫害俄裔人民的事件，最終爆發戰爭。有關烏克蘭的悲劇可能因「誤信」美國所導致，不禁讓筆者想起二戰後的二二八悲劇，與當年美國深涉其中的意義。

二二八事件的時代背景

在美國中情局服務的葛超智，在其《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坦白地將二二八悲劇的發生描述為「此刻台灣的情勢─悲劇即將來臨─預示著後日波蘭及匈牙利的暴動，在那兒，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輕易聽信美國人對他們所做的允諾及美國要來『解救』它們的宣傳。」

那時是二戰後，國人所面對的，也是美國讓人可能「誤信」的種種「宣傳」。記憶中，最重要的宣傳應該是美國將幫助戰後的中國重建。多麼誘人、黑白難分的「宣傳」！

當時一面是美國透過雅爾達密約，排除中國而與英俄聯手，把俄軍引進我國東北；曾經占領東北，建設東北的俄軍，怎麼可能輕易退軍？美國怎能未經我國同意就做出保證？其結果竟然是戰後由魏德邁將軍提議「美英中法俄五國共管」，導致俄方提出「美軍撤出中國」的對案。

另一面是美國在大戰晚期也曾覬覦台灣；除1942年由美國著名的《生活》、《時代》、《幸福》三大雜誌聯合提出「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公開要求國府在戰後把台灣交付「國際共管」，對抗蘇聯勢力的擴張，而受到《大公報》的反對。

此外，美國國防部基於全球戰略考量，陸、海軍部都展開了對於戰爭中台灣地位的研究；例如，1944年前後，駐華美國新聞處長曾要求中宣部的陶希聖，向蔣委員長轉達美軍將順利攻略各島，包括台灣；戰後所有島嶼美國都有託管的責任；陶以1943年《開羅宣言》已定歸屬，拒絕傳達美國新聞處長的說詞。

在那樣懸宕的時局中，日本投降了；東北出現了蘇軍拒絕撤退的問題；登陸台灣的美軍戰略情報組，在先享受了戰勝者的優遇後，開始以所謂「民意調查」推動託管台灣的問題；稍後東北的俄軍撤退問題，則在接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魏德邁將軍之建議下，也轉成了是否東北接受五國託管的問題。

美國抹黑光復後的台灣

另方面，二二八前夕，美國戰略事務局在台灣正式公開了屬於「白色的宣傳」的一份所謂「島嶼未來歸屬」民意調查。在那到處是廢墟、交通不便的戰後，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選樣的。調查結果指出，第一歸屬美國，第二歸屬日本，第三歸屬才是中國；其理由，似乎當時傳言，有「華府負責官員在台北地圖上畫一紅線區分日本行政中心和台灣人居住的，…當我們在1945年初炸毀城內時，保留了台灣人所住的部分，…因此戰後美國人很受台北的台灣人歡迎」之類的說法，以至於台灣有把美國視為「神之國」者；幾乎同時，美國新聞處也引進了一批宣揚「美國獨立戰爭精神」的小冊子。

同時，還散播了「黑色的宣傳」，除了把陳儀長官的日籍夫人，那位當年陳留學日本時，其日籍恩師許配給高徒的女兒，故意說成是讓人不齒的「日籍姘婦」外，葛超智還在《被出賣的台灣》攻擊陳儀「…在台灣，傳統的中國地主制度是眾目昭彰不受歡迎的，很清楚地，比較有效率的日本地主三井、岩崎及皇家經紀人等不久將被孔、宋、蔣三家取而代之。因此民眾向行政長官請願，要求改變拍賣計畫讓台灣佃戶優先購買……陳儀似是而非地辯稱，時代的潮流需要大機械來耕作大田地，台灣人與中國人應該經營集體農場。當民眾繼續反對時，2月25日行政長官指責台灣人之批評土地政策是『無道德』的，他忿然地拒絕任何爭論。」。

但當年台灣記者徐瓊二的記述，卻有另一種美好的民意─「俗話說，『耕者有其田』，據說陳長官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發表：『應該向一般省民開放日人時代的台拓所有地及其他國有土地，或者依照某些規定，公布給予各種耕作機會的處理辦法。』，這一辦法果真實施的話，一定會救濟許多失業者，其家庭也會隨之得到好處。假如農業發達起來的話，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也會隨之發達。……這是新台灣，不，應該說是新國家產業建設的很好榜樣。」（原書收入在《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下部〈談談台灣的現狀〉頁20），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美刻意誤導二二八前景況

還有一份極為過分的「黑色宣傳」，把當時滯日島民在東京盟總的管制下，美軍竟然縱容日警槍擊542發，而致台胞6死22傷，被判有罪者33人的「澀谷事件」（見筆者著《「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美方竟然「顛倒黑白地」宣傳─「他們利用公眾對於東京事件在台灣被歪曲報導所引起的反應，他們鼓動一群曾在東京下層社會居住過的台灣人來表明他們『中國公民』的新身分。東京澀谷看守所發生的警察與暴民衝突的事件，暴動主謀曾被麥帥總部逮捕，審判並驅逐出境。…捏造說台灣將有再重蹈受日本控制的危險，以此來鼓勵台灣人反對他們的『兄弟』在日本所受的判決。」（見《被出賣的台灣》）

葛超智還在英文原著《面對危機的台灣》(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中向世人散播─「九月到十月這段期間，『跛腳鴨』的日本在台北行政當局效率驚人。公共秩序維持良好。…而且經濟管制嚴密控制通貨膨脹的壓力。」

然而，當年從9月就開始了強烈的通貨膨脹，11月米價上漲達60倍之外，根據《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下，日本學者的紀錄，當時真實的社會情勢是─「對在台灣社會生根的流氓來說，警察是他們的天敵。由於戰敗後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取締他們，於是台灣暴力集團、流氓趁亂更加無法無天，開始在各派出所進行報復攻擊。9月7日，本島警察在街上被埋伏者毆打，三週後才痊癒。接著在台南州擔任取締非法經濟的日本警察，在台中被台灣警察騙出來圍毆。」

「島內很快就失去了守法精神，不斷發生集體搶劫和盜竊。9月3日，大約1,550包台北州管轄的蚊帳、被套等軍需品在搬運途中被搶。9月9日，台北州由業者保管，價值5,000元的木材也被附近居民掠奪一空。14日，同樣在台北州，五千袋囤積的砂糖被搶，但因為太重搬不動而被擋下。同一天，高雄州有1,000人以上的群眾搶奪搬運中的軍需品。其他保安林被集體砍伐與軍需物資被盜事件也一再發生。殘酷的是，連國民學校180張桌椅都被附近的軍民偷走了。」

切勿誤信美國的白色宣傳

當年美國在台的「台灣問題專家」努力宣傳要人相信，國府來台之前，戰後台灣的一切公共秩序良好，強調萬事皆因國府來台而失墜；藉此請求聯合國託管。

相對來說，顯然應該不是湊巧；今日烏克蘭的悲劇，似乎也是來自「誤信」美國的宣傳。換言之，弱勢者當然有理由追求其理想，且可希望獲得外力的幫助，然而，這種幫助如果只具某種工具性的話，真是我們應該深自警惕、絕對不可蹈其覆轍。

最後，盱衡當年的時局，所幸當年馬歇爾與艾奇遜兩位美國國務卿，雖然都有分裂兩岸的企圖，但由於大陸的市場與人口潛力美國不能不重視，因此他們對台灣的撥弄總保留了若干餘地，沒有接受當時軍方「台灣問題專家」那種決絕的主張；因而，台灣雖出現了二二八悲劇，但終究沒有如今日的烏克蘭，被玩弄、蹂躪到如此悲慘地步！

而蔣介石對二二八的處置，雖可能有過當、失察之處；但對比今日「斯拉夫人對斯拉夫人」的烏克蘭悲劇，顯然又節制了許多；是台灣悲運中不幸中的大幸。

最後，關於二二八悲劇與白色恐怖的問題，每年都成為民進黨的提款機，往後是否能夠止歇，大家應該透過當前烏克蘭的悲劇迷霧，啟發我們自身應有的、拒絕接受美日霸權長年所操弄的共同方向？！

關於堅決要求對前兩大問題要有「轉型正義」的任何論述，除應先注意當下台灣「護國神山」被美、日鏟走的急迫性；同時，若未來在美日霸權的自我揭露下，對於那兩大問題出現了更多異樣的底細，「轉型正義」主張者將如何自處？因此，當前我們應反省並停止接受美國霸權對全球統戰的「轉型正義」，拒絕不對當代那些獲利的大資本家、大謀略家尋求「轉型正義」，卻要求廣大中、低端人口承擔通膨巨大壓力的「白色宣傳」！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克羅采(B. Croce)說，人生暮年能進行知識反思是個人生命的最後幸運。而筆者第一個知識反思的對象是，近半個世紀前所寫的《瞿秋白的悲劇》。

知識反思的理由有三

一是當時筆者寫作的時代背景是東西冷戰，西方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圖書館（如史丹福大學）收藏它以供研閱，泰半在知識理性上是為了「反共」，如今中共實踐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再是西方要反的「共產主義」，難道這本書對西方學界只存在歷史時代意義？

二是從中共今年建黨101年看來，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發展和革命實踐中是艱辛又曲折的。瞿秋白在中共早期革命階段，依照第三國際指令，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做的革命奮鬥，乃至最後犧牲性命，已成為中共歷史發展的一部分，但瞿秋白臨終在《多餘的話》中卻自述，他參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歷史的誤會」需要從歷史的邏輯裡給予解構，才能還給原瞿秋白在國共鬥爭中的歷史實像。

第三是1930年代，中共「普羅文學運動」在上海展開，瞿秋白遇到真正的理論知識對手是胡秋原。胡先生是我的業師，生前親口告訴我，他與瞿秋白做大規模「文藝自由論辯」的情形，並談及他與瞿的「私人關係」云云。胡先生已經走入歷史18年了，回憶當年他為筆者的《瞿秋白的悲劇》寫了長達3萬字的序文，當然與他對瞿秋白的論辯及認識有關。筆者要藉寫此文章，表達對胡先生真摯深切的謝意，也順便談談他與瞿秋白的關係及因緣。

50年過去了，筆者希望能在人生暮年的知識反思中，比以前更加客觀和深入。

沒落士家影響二元人生

滿清末葉列強霸凌中國，造成世代都作地方官的江蘇瞿家成了「沒落士階級」。瞿秋白1899年出生時家已無恆產，然瞿母是女中強人，除了獨自負起家計，親自教育瞿秋白由識字到讀詩詞詠歌賦。瞿秋白說在痛、苦、愁、慘中，瞿母最後將火柴頭硫磺剝下拌水一飲自盡，瞿秋白連葬母喪費都是借貸而來。

瞿家的窮困，瞿母的自殺，瞿父的出走，弟妹的離散，影響瞿秋白的心性甚鉅，少年瞿秋白形容他已跌入「遊民無產階級」，此時的他喜歡國故、文學、佛學，一面想到「出世間」的功德，一面又顧慮到「入世間」的責任，「二元的人生觀」是他對自己的剖析，此也影響他後來走入共產主義路途的政治心理與人格特質。

瞿走在理論與政治之間

1918年「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吹起狂飆風潮，瞿秋白在思想上受到吸引，看了不少新雜誌，開始由「厭世主義的理智化」走入社會主義。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卒業後，以《晨報》記者的身分，於1920年10月中旬搭火車前往莫斯科。因為當時赤塔滿州里間的鐵路遭俄軍與民兵衝突破壞，瞿在哈爾濱待了幾天。此時正逢十月革命紀念日，瞿在慶祝會上第一次聽到《國際歌》。鐵路修通後，瞿上車轉西伯利亞鐵路，由海參崴前往莫斯科。在漫長的旅途中，瞿將一路觀察所得寫出〈餓鄉紀程〉，在《晨報》刊出後感人肺腑。

經過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的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了共產黨，成為布爾雪維克新客。此時剛好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開辦中國班，瞿秋白通俄文，旋在東大中國班任翻譯兼助教。第一期學員有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蕭勁光等十餘人後來都是中共的重要政軍人物。

1922年1月，瞿秋白、張太雷、張國燾代表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在聖彼得堡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瞿秋白見到列寧，列寧告訴瞿等，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要求瞿等回中國，去「團結其他革命的階級推動革命前進」。這可看出，列寧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孫中山後來的「聯俄容共」有其道理。

1922年底，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陳獨秀與會，瞿秋白擔任陳的俄文翻譯，瞿眼戴金絲鏡，口操流利的俄語，是共產國際及俄共的布爾雪維克新秀。陳獨秀欣賞他，於是會後主動表示國內革命工作需要，便帶著瞿一道回中國去，從此瞿正式走上職業革命家之路。

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是隨著東大課程需要而增長的，例如明天紅色教授要上政治經濟學，今天晚上瞿就先閱讀俄文講義再試譯成中文一次，其他唯物史觀、馬克思哲學等課程亦復如此。在當時，雖非有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但與其他中共早期黨人比較，瞿算是有理論知識的。1923年，瞿秋白在《嚮導》周報、《新青年》季刊、《前鋒》發表了許多重要文章，例如〈政治運動與知識階級〉、〈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知識基礎，對世界及東西方、中國問題進行分析的，後來瞿在《多餘的話》中說，他以「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來分析中國問題，而且逐漸「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名，是自謙之辭。

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三大，瞿秋白因陳獨秀提拔而當選中央委員，從此進入中共的中央領導階層。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派認為，中國當時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共應幫助國民黨革命，才能保持和壯大黨自身的力量；張國燾派反對與國民黨合作；瞿秋白與毛澤東、蔡和森聯合批評陳獨秀的「取消共產黨」是右傾機會主義，同時指斥張國燾「妨礙統一戰線」是左傾機會主義；瞿秋白主張堅持第三國際路線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

瞿的中間/調和主義意見獲得大會認同，最後通過《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直到1925年初夏，瞿依然認為，中國民族的歷史職責是「反抗列強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此影響中共早期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也間接肯定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

職業革命家 v. 歷史的誤會

1925年中共四大決議通過全面展開群眾運動，此時的瞿秋白完全是列寧所說的「職業革命家」。瞿依照黨的指示，在上海策畫一連串的群眾罷工與城市暴動，但也不忘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關係，〈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便是一例。1926年還是「聯俄容共」時期，國民黨在廣州召開改組後的二全大會，瞿秋白雖未參加，但仍被推選為候補執委，《CP與中國國民黨》就是這一時期的著作。

上海工人罷工運動失敗後，瞿秋白離滬去到廣州，曾在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講「國民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又去黃埔軍校講政治課，目的在為中共即將開展的各地農民運動做理論與組織準備，此時他還當鮑羅廷的助手兼主編《新青年》季刊。既然是職業革命家，瞿在廣州待不到半年，又回上海與李立三、周恩來、陳延年等，參與上海第二次及第三次罷工決策行動，不久國民黨展開「412清黨事件」，許多中共黨人被捕犧牲，瞿秋白潛離上海轉往武漢。

1927年4月底，中共在武漢召開五大，陳獨秀以總書記身分主持大會，第三國際代表羅易 (M. N. Roy) 在會上傳達了最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特質開始轉往「非資本主義」道路前進，強調史達林所說：「中國革命已進入第二階段，從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當時武漢方面的國民黨還繼續暫時容共，羅易的引言引起大會上主張國共繼續合作的陳獨秀派，和反對國共合作的蔡和森派激烈爭論。瞿在會上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小冊子，並在會中一面檢討中共策略是否與共產國際決議相符，一面引述書中論點批評機會主義和右傾政策。瞿後來自己承認這是一種「調和派見解」。

陳、蔡兩派在大會上的爭論，其實反映的是，莫斯科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爭論，瞿秋白用調和主義平息了陳、蔡兩派的爭論，也等於在政治路線上維護了第三國際的最新指示，因此在五大會上順利當選政治局常委，陳獨秀仍為總書記。

五次大會結束後不久，武漢政權也步上南京政府的清黨行動，實行「分共」。此時的中共，按共產國際的指示及大會決議行事，開始展開「土地革命」（過火的農民運動），瞿是決策執行者之一。8月1日南昌暴動/起義失敗後，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民那直主持下，中共中央緊急召開「八七會議」，會議以結束陳獨秀的領導為目標，陳以「右傾機會主義」罪名下台，由瞿秋白、向忠發、李維漢三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並由瞿秋白代理總書記。

「八七會議」既然痛斥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一變而成「左傾冒險主義」，這就是瞿秋白上台後的中共新路線。瞿為了執行新路線/貫徹新政策，曾經親自由武漢跑到岳陽坐鎮，做了兩湖秋收暴動的總指揮。1927年底，以瞿秋白為首的四省暴動宣告失敗後，中共在上海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依據羅民那直所謂的中國直接革命的形勢是開展「無間斷的革命」，於是瞿秋白為貫徹中共黨的新策略，以「無間斷的革命」為名，繼續發動「廣州暴動」，其結果仍以失敗告終。

共產國際原是「八七會議」後中共政治路線的製造者、指導者與負責者，如今一變而為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的糾正者/清算者，不但電召瞿秋白前往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認錯，而且布哈林在總部當面斥責瞿：「你是布爾雪維克的領袖，就不應該做編劇家。而你領導的中國革命，正好像在導演一幕戲劇。」作為一個布爾雪維克，此時的瞿秋白，正在依共產國際的指示努力實踐中國革命。「革命」是個要命的事情，怎會是一個「職業革命家」突然成了「編劇家」，在中國「導演一幕戲劇」？這是莫斯科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對瞿秋白的「誤會」。

共產國際為了推卸責任，於1928年7月9日在莫斯科郊外一個鄉村別墅召開中共第六次大會，會上除了瀰漫著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激烈爭論氣氛外，主要是繼續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並將清算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列為迫切的政治任務。在共產國際授意下，大會一致認為瞿秋白「玩弄暴動和軍事冒險」，犯了「盲動主義的嚴重錯誤」，決議免去瞿秋白代理總書記一職。

瞿秋白下台後，由向忠發擔任中共黨總書記，向為工人階級，大權實際掌握在李立三的手裡。李以「中國列寧」自居，中共史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以及爭取「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在他手上出現。1930年5月李立三說「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紀律是一件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此即「立三路線」將中國革命推向極左，共產國際立即著令瞿秋白由莫斯科回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瞿以「調和主義」，試圖彌平「立三路線」與「國際指示」之間的矛盾。此讓共產國際不悅，旋即通知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全面清算「立三路線」及糾正瞿秋白的「調和主義」。會上國際代表米夫（P. A. Mif）支持中共黨內國際派，將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資格取消，補選王明（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等三人，雖然總書記仍是向忠發，但真正的權力在國際派手中，瞿秋白在國際派擠壓下離開中共中央。

從瞿秋白在中共四全大會選上中央委員，到取陳獨秀而代之，再經過「盲動主義」階段，到「調和主義」被清算，前後五年(1925-1930)是瞿秋白在中共黨內最重要的一段時期，這五年也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困難的時期，不論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或充當中共黨的領袖，瞿在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為中國革命努力奮鬥獻身所表現的，是恰如列寧所謂的「布爾雪維克氣質」。如果說瞿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出現了左傾機會主義或調和主義的「錯誤」，事後只要查閱第三國際檔案，有關1925-1930對中共的指示、信函、會議記錄，就可以反證，「錯誤」的源頭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卻要瞿秋白一人扛肩，難怪瞿秋白臨終在《多餘的話》中會說，這是「歷史的誤會」。

瞿秋白/魯迅 v. 胡秋原

瞿秋白離開黨內的政治舞台後，他說能夠讓他感到「甜蜜的」是，回到睽違整整十年的「自己的家」－文學的研究。此時中共的文化戰線正在上海開展普羅文學運動，瞿秋白隨即由政治舞台轉入文化戰場，並與一個組織和二個人物關係密切。一個組織即「左翼作家聯盟」，兩個人物是魯迅與胡秋原。

1931年瞿秋白以文會友與魯迅晤面，此時魯迅已是文壇上「中國的高爾基」。1932年在「文藝自由論辯」中，瞿秋白遇見了真正的知識對手，他是主張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並自稱「自由智識階級」的胡秋原。

當時在上海的左翼文學運動存在兩股勢力：一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的周揚集團，二是以瞿秋白、魯迅為中心的左翼文壇。瞿在上海不僅翻譯了馬、恩、列、史等人的文藝理論，介紹了俄國文學名家高爾基、普希金、托爾斯泰等多人的文學作品，還寫了許多有關普羅文學理論的文字。由大陸出版的四大卷《瞿秋白文集》看來，瞿秋白絕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普羅文學理論家。連論戰對手胡秋原都說，「在那個時代，中共之內確實沒有人文章比他（瞿）更流暢，馬列主義比他（瞿）懂得更多」。

由於瞿秋白過去在中共黨內的政治地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不便也不能公開露面。為了開展普羅文學運動，瞿足不出戶，但用多達60個筆名發表文章，又因為與魯迅相互合作，還用過魯迅的筆名為文。1932年秋天，為避「白色恐怖」，瞿曾暫時避居上海魯迅家裡，從此兩人日夜高談文學，由希臘談到俄羅斯，還彼此交換閱讀各自的短文，相互切磋。翻開《魯迅全集》，其中有許多文章出自瞿秋白之手，然後以魯迅名義發表。魯迅日記中也說過，當時有一部分瞿秋白的雜文，是用魯迅的筆名「幹」、「何家幹」、「洛文」、「余銘」等發表的。而《瞿秋白文集》編委會也指出，魯迅還用過筆名「子明」發表過瞿秋白的文章。瞿善於介紹俄國文學，曹靖華譯《鐵流》，校者是魯迅，全書譯校者為瞿秋白，連盧那查爾斯基寫的《被解放的唐吉訶德》俄文本也是魯迅給瞿秋白，由瞿譯出連載在左聯刊物《北斗》上。附帶一提，1933年2月英國文豪蕭伯納訪華，瞿秋白與魯迅還合編了一本《蕭伯納在上海》以「樂雯」筆名出版。由此可見瞿、魯二人成為莫逆搭檔，魯迅為此還寫對聯一副送瞿：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瞿秋白為普羅文學運動所盡的力量，大於當時任何一個左翼作家。瞿秋白與魯迅的知己關係，可比美俞伯牙與鍾子期。然而，瞿秋白真正遇到的知識對手和文學論敵則是胡秋原。

1931年底胡秋原發表〈真理之檄〉，認為今後中國文化運動就是要繼續完成五四的遺業，接著發表〈阿狗文藝論〉，主張只有「人道主義的文學，沒有狗道主義的文學」。左聯認為胡秋原的批評影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群起圍攻，先發表〈請脫棄『五四』的衣衫〉，接著瞿秋白以「文藝新聞社」名義發表〈「自由人」的文化運動—答覆胡秋原〉。瞿這篇文章不但強調「五四的自由主義遺毒應當肅清」，而且指出文藝只有「階級性」，沒有所謂「自由性」，並舉證大量文學作品都是為某一階級服務的。瞿的文章字字逼人，胡寫〈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藝理論之批評〉回擊之。左聯認為胡文不是攻擊錢杏邨個人，而是進攻整個普羅文學運動，隨後瞿以「易嘉」筆名寫〈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代表左聯回擊之。該文中批評「他（胡氏）的所謂『自由人』立場不容許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胡氏當時主張「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其理論來自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這說明瞿、胡的論戰成了兩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學理論論爭。

為了回擊胡氏，瞿還特別研閱了普列漢諾夫的理論著作。胡先生晚年曾對筆者說，瞿秋白在與他論戰時一直保持著武士風度，不像周揚集團那樣出版「批判胡秋原專號」，揚言要劈胡的腦袋像「剖西瓜」一樣。當年周揚集團用辱罵和恐嚇對付胡秋原，連魯迅都看不下去，在《魯迅全集》中〈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中，魯迅指斥周揚集團「這種辱罵不過是阿Q式戰法」，這是間接對瞿、胡以君子風度，在論戰中相互用知識理論辯難的肯定。

關於瞿秋白與胡秋原有一點「私人關係」，情況如下：1930年代國共兩黨在上海的地下鬥爭異常激烈，中共組織與人員不斷地被破獲，瞿秋白在上海為躲避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經常搬家，居無定所。某日魯迅的學生馮雪峰來找胡秋原幫忙，說有個左聯文人租屋急需鋪保，並強調「他」不是共產黨。胡秋原便以成全他人之心幫忙作保。

1935年胡秋原在莫斯科，一日瞿秋白遺孀楊之華帶著14歲女兒獨伊來看望胡氏夫婦，楊之華對胡秋原說：「胡先生，還記得你在上海為一個人租房子作保的事嗎？你保的人就是秋白。」楊之華還告訴胡秋原，在文學論戰中瞿對胡文章的真實感受，臨走前楊見案頭有一部十八家詩鈔，請胡題字送她，胡先生慨允照辦。有一次胡秋原在莫斯科街頭遇見楊之華，問何以久不見面，楊說：他們（中共代表團）不贊成我來看你。可見胡秋原對待瞿秋白講知識理性，雖不熟識，也以厚道善意對待瞿及其遺族。

《多餘的話》 v. 叛徒/烈士

最後談一下對瞿秋白的評價。

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突圍開始25,000里長征後，瞿依黨的命令留守中央蘇區，1935年初中央蘇區不保，瞿秋白與鄧子恢、何叔衡等被迫離開瑞金，南走福建，試圖經潮州轉往「白區」上海。一行人在河田長汀，遭搜剿山區散共的國民黨地方保安團武裝連包圍，鄧子恢提議突圍，由何叔衡先混下山，結果在亂槍下何墜崖而死，瞿秋白因體弱不良於行不幸被捕。據負責押解瞿送上杭監禁之國民黨軍營長吳垂昆（來台後中將退役），多年後在刊物上看到我發表論瞿秋白文章後函告筆者，瞿在押解途中仍自稱「醫生林其祥」，但吳觀察到瞿面貌斯文，談吐不俗，心中有數一定是共黨重要分子。

瞿在獄中曾以醫生「林其祥」之名，託獄卒郵寄魯迅一信，魯迅接到信後知道「林其祥」即瞿秋白，於是央請徐壽裳轉蔡元培設法營救，但為時已晚。

瞿在獄中寫下《多餘的話》，全文18,000多字，共分7節：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馬克斯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文辭流暢，內容清晰。套句瞿自己說的話，這本小冊子是「布爾雪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知識者的自我分析」，換句話說，就是瞿秋白的個人內心自白。另外，它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鬥爭的寶貴歷史文獻。當然，對國民黨而言，這是瞿秋白的「自白書」。因為，在《多餘的話》中，瞿說：「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不能跟隨你們了」。瞿還說，他在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生活是「歷史的誤會」，又說自己是個「脆弱的二元人物」，更說「嚴格地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穆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

《多餘的話》中既出現「叛徒」，又出現「烈士」，這讓兩岸現代史家對瞿秋白有迥異的評價。到底瞿秋白是叛徒抑或烈士？當年國民黨認為《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脫離共黨聲明，因此瞿是中共的「叛徒」；連文革時期高舉紅旗的紅衛兵造反派，也曾引用前國民黨第36師師長宋希濂的「證詞」說瞿是「叛徒」，造反派為此還到常州搗毀瞿母的墳墓。然而，中共在十二大上已正式否定文革，因此紅衛兵造反派，把劉少奇、鄧小平打成走資派、工賊、叛徒，包括瞿秋白也是叛徒之說，自然也因文革被否定而一律加以平反。

何況，瞿在《多餘的話》中並未有半句話恭維國民黨，也沒有宣示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更沒說他要脫離共產黨，只是說他不幸被國民黨俘虜監禁，命定必死，等於身子被迫脫離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行動上自然無法跟隨他的黨和紅軍繼續革命鬥爭了。可見瞿秋白並未背叛中共，怎能說瞿「投降」國民黨而成「叛徒」？既然不是叛徒，瞿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命盡於國民黨汀州刑場，這對中共而言就是烈士。

只有烈士一切看破，視死如歸。瞿就義前一天，接獲南京「就地正法」電文，當晚夢行山徑，如置身仙境，翌日晨提筆集句如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時許，瞿手執卷菸，走向汀州中山公園刑場，盤坐地上，面向西方，態度怡然，從容就義。當日下午，瞿的遺體被埋在長汀西門外羅漢嶺盤的龍岡山坡上。

瞿秋白被國民黨軍處決後，中共認定瞿「從容就義」，有「無產階級英雄氣慨」，但認為《多餘的話》「多非原稿」，「顯然敵人偽造」。據1935年6月4日《國聞週報》記者因事到長汀訪問瞿於獄中所記，係黑布面英文練習本，瞿用鋼筆藍墨水書寫，封面貼有白紙浮簽。瞿當面拿給記者看時，還告訴記者說他「花一星期寫完這本小冊子（1935/5/17-5/22），請細加閱覽，當知我身世詳情及近日感想。」記者還問「此書擬出版否？」瞿答「甚想有機會能使之出版。」又問「此文篇幅甚長，可否借出一閱？」瞿答「可以，可以，如有機會，並請先生幫忙，使之能付印出版。」記者翻閱良久（因字多篇長），但因獄中訪問時間限制，《多餘的話》被禁押人員催索取走。可見《多餘的話》確為瞿所寫。

為了寫《瞿秋白的悲劇》，筆者仔細閱讀《多餘的話》至少五遍以上，其中的用詞遣句，文學趣味頗濃，最後一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充滿哲思。

1954年，中共當局將瞿的遺骸運回北京，並於次年為瞿舉行就義20周年紀念，會後將其重葬於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並在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上，以金字刻出瞿秋白三個字，這除了說明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瞿秋白不是叛徒，而是合理正當的烈士外，套句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話，瞿秋白「存在」的意義，在於他盡其全力，在一個政治社會的形勢中，為建構一個「人樣的社會」曾做過具體的革命實踐。

結語

歲月如梭，瞿秋白為中國革命犧牲已87年。命盡汀州，申江夢斷，固然是瞿秋白的個人悲劇，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的不幸，但對走入現代時期的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而言，個人的悲劇，透過歷史辯證法對立的統一邏輯，經過否定的否定，必然出現新的肯定。這樣來閱讀瞿秋白，恰如黑格爾所說的「凡存在即合理」，不宜輕忽瞿秋白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存在」意義。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

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老師宏揚夏學，講學60載，弟子數萬人，教導以古人智慧啓發我們的智慧，以能用於事而應世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毓鋆老師來台東，致力於原住民教育的深化，清代知州胡傳治理台東歷史記憶的重建，台東第一次縣長選舉的民主政治實踐。國立台東大學作為台東最高學府，有感於毓鋆老師關愛台東，宏揚夏學，共勉綠色國際大學尊重人類文明與傳承的永續發展精神，設置夏學特藏室，與時俱進。2022年12月5日，由台東大學曾耀銘校長與「愛新覺羅毓鋆文化基金會」吳榮彬董事長主持揭牌啟用儀式。

天潢貴胄身處亂世

愛新覺羅毓鋆老師(下稱毓老師)是前清禮親王後裔，生於光緒32年9月10日(1906年10月27日)，

宗譜名金成，宣統御賜名毓鋆。身處亂世，歷經清帝退位，民國肇建，復辟、逼宮與盜陵之辱，「滿洲國」興亡，國民政府遷台等，飽受倉皇播遷之苦。

毓老師三十而立之年，任職國務院，掌軍政警務。代表「滿洲國」參與國際事務，1940年赴德簽署《物質援助協定》，見過希特勒、墨索里尼，體驗過國際政治等大場面。在新京陸軍軍官學校培訓軍官，其中有韓國朴正熙總統、丁一權總理等。抗戰後期，日軍敗象已露，乃進行軍隊自立化，國共內戰期間，即此訓練和裝備精良部隊的動向，成為決定勝負的主力。老師擅長軍事，曾率騎兵參加呼倫貝爾諾門罕之役，智取蘇俄軍，然腿受凍傷，影響終身。此役造成日軍戰敗，放棄北進，改向南進，但維持了滿蒙邊境和平。

毓老師13歲，承太師母慈命，矢志畢生以安民慰蒼為念，因號安仁居士，為「救亡圖強(或存)，反帝除奸」而奮鬥。成大事，須有睿智。當老師為護族人祖業，不得已身處日寇操控之「滿洲國」，即以「人家把你當傀儡，你就把他當靠山」的智慧，暗中抗日，絕不作漢奸。在一次破壞日本軍事行動時，為日本軍警追捕，緊急逃入劉柱林先生家躲避，劉先生急忙脫下身上長袍及身分證，助老師脫逃。後來，老師在台灣以劉柱林註冊戶籍，以示不忘救命之恩。「滿洲國」時期，老師雖備嚐艱苦，卻完成不少保存中華生民血脈之事。抗戰勝利後審判漢奸，老師雖曾任「滿洲國」要職，卻能以暗中抗日獲判無罪。

投身教育來到台東

毓老師曾叱吒風雲如飛龍，但拿得起放得下。抗戰勝利「滿洲國」結束，老師即退出政壇，誓言終身不再涉入政治，謹守「能隱」的「龍德」，師法孔子，在致力政治不成後，「長白又一村」，另闢一新天地，隱身於教育事業，講學著述，以復興華夏學術文化。

1947年，毓老師繼張學良之後來台，但未遭軟禁，因此能自由選擇前來偏鄉台東，作為「長白又一村」的起點。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竊據50年，台東原住民占多數，受皇民化運動之害最深，原住民多操日語，不通漢語。毓老師是滿族人，深知非漢人的少數民族，在加入以漢人為主的中華世界之困難。老師又在「滿洲國」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周旋，深深理解受過日本殖民者統治，面對光復轉型的困難與心理的矛盾。老師留學日本，在貴族院修習，深通日語，便於溝通，最有利於推動工作。

去殖民化以教育為重，老師到台東便興辦山地農校，擔任教導主任，將學校從縣立升格為省立台東農業職業學校，向全島原住民子弟開放，教出黃鏡鋒、蔣聖愛、蔡清祥、楊傳廣、毛重義等著名校友。

老師並致力幫助台東人恢復被日本人抹去的歷史記憶，找回清代台東的歷史。於是，走訪台東各地搜集歷史資料，主編《台東文獻》。尋回清代最後一任知州胡適父親胡傳（字鐵花）的歷史記憶，老師點校胡傳撰著記載台東風俗民情的《台東採訪修志冊》，宣揚胡傳治理台東的治績：編戶口、加強墾務、獎勵農桑；開發成廣澳港作為「番」政經中心；設學校以教育原住民；以文官兼武職整頓營務，清除鴉片毒害。為紀念胡傳，將台東火車站前道路命名為鐵花路，將日人遺留的忠魂碑，改建為《清臺東直隸州州官胡鐵花紀念碑》。為學生能切身經驗熟悉民主政治，老師還領著農校學生協助辦理台東第一次民選縣長選務。

夏學特藏室籌設緣起

台東大學曾耀銘校長暨學校同仁，有感於毓老師關愛台東，宏揚夏學，共勉綠色國際大學尊重人類文明與傳承的永續發展精神，慨允與「愛新覺羅毓鋆文化基金會」，於2022年3月21-25日合辦《龍德而隱：愛新覺羅毓鋆老師紀念展》，引起大學師生及台東地方政府與民間人士的關注，並進一步促成在台東大學這座入選世界十大綠色圖書館建築的圖書資訊館，籌設夏學特藏室的機緣。同年4月21日，曾校長主持毓鋆夏學特藏室籌設會議，會中通過特藏室籌設計畫書，並決議由館長召集圖書資訊館相關人員，組成特藏室規劃執行小組，同時邀請「愛新覺羅毓鋆文化基金會」徐泓、劉義勝、白培霖及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董恕明主任、許秀霞教授擔任諮詢委員，共同研擬特藏室之規劃與執行事宜。

籌設計畫書揭示，台東大學為發展綠色國際大學特色，深耕智慧、健康、永續、美學內涵，承啟夏學對永續發展教育的影響力，設立毓鋆夏學特藏室。其籌設目的在以毓老師生平介紹、對台東的奉獻與在地連結為基礎，介紹夏學，以古人智慧承啟全球永續發展智慧，與時俱進，呈現特色典藏，以提供國內外教育推廣與教學研究使用，並為未來推展華夏學虛實整合典藏、講座、論壇等長期目標立下基礎。亦即透過毓老師的夏學特藏和特展，來傳承先賢講信修睦、利他共好的大同智慧，希望在實踐綠色國際大學及全球永續發展目標能夠有所啟發，並且提供教學研究和教育推廣上的支持與動力來源。

籌設計畫於2022年5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通過，由張珓榕設計師帶領的木直森室內裝修設計團隊得標。該團隊經過與規劃執行小組多次討論後，於9月提出細部設計書，11月20日辦理驗收，並於12月5日舉行特藏室開幕式。

毓鋆夏學特藏室導覽

毓鋆夏學特藏室設置在台東大學圖書資訊館圖書棟三樓沙發區，平面配置長15.75公尺、寬6.5公尺。12月5日開幕後，正式對校內及校外讀者提供服務，並開放訪客參觀。其主入口鄰接N次方空間，次入口則位於蛋泊區後方。來者在N次方空間聆賞毓鋆夏學特藏室介紹影片後，從主入口進入，右側即可觀看以掛軸及展示櫃呈現的毓老師生平介紹。左側則有直立式匾額展示毓鋆夏學特藏室的主入口意象，並透過導覽板，向來者介紹夏學內容。接著走進影音導讀區，可以透過生動的多媒體互動方式，進一步深入認識夏學的精華。最後走進網美牆，毓老師講述的「不誠，啥事也做不成」、「讀書是為明理，改變氣質就是讀書」、「天下事真要做，就四件事，要忍、要讓、要謙、要恭」等金石之言，再次讓來者感受到，先賢講信修睦、利他共好的大同智慧已然在此得以延續。

此外，台東大學自行研發的虛擬書架系統，透過抽象化和虛擬化技術，讓讀者在共享實體書庫典藏的同時，還可以在線上使用不受時空限制的虛擬特藏室，並且擁有個人專屬的個別化虛擬書架和虛擬書房等服務。讀者和訪客來到實地參觀特藏室，可以利用虛擬書架系統，在線上瀏覽毓老師的虛擬特藏室，包括書目和手稿影音等電子資料；進一步還可藉由分享彼此的虛擬書架，充分發揮虛實整合的學習綜效。

總之，台東大學毓鋆夏學特藏室結合了現代圖書資訊科技，發展虛實整合特色典藏，並將其應用在綠色國際大學跨域人才培育，真正做到毓老師對我們的期許：以夏學奧質，古人智慧，承發今人的智慧，尋拯世之真文，與時俱進，啟動生生不息的永續發展。

作者按：本文部分內容摘自《清舞婆娑月 踏浪長風歌 國立台東大學75周年校慶專輯》。

(前者為暨南大學榮譽教授，後者為台東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

上世紀90年代兩岸關係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即使歷經驚濤駭浪也沒有傾覆，作為大陸當時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以及對台政策的最終拍板者，江澤民功不可沒。具體來講，「江八點」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對台政策行動綱領，至今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仍具有指導意義。與此同時，江澤民既敢於開展反分裂鬥爭，也善於把握鬥爭的時機與分寸，避免了兩岸兵戎相見的悲劇，維護了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江八點歷史貢獻與現實意義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講話，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江八點」）。這是江澤民任內最重要的對台政策講話，既與鄧小平時代的對台大政方針一脈相承，也打上了江自己的鮮明烙印。

首先，「江八點」開宗明義，「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這是大陸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高原則，也是「江八點」的核心所在。「江八點」對「一中原則」沒有做出界定，而是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彈性。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就「一中原則」陳述了著名的「新三句」，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大陸學者普遍認為這是江澤民為尋求和擴大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所做出的努力和誠意。

其次，江澤民積極推動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江澤民上任後，多次呼籲兩岸開展政治談判。「江八點」再次提議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並創造性地提出了談判的具體步驟和內容。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兩岸和平談判究竟由誰來談，採取什麼方式來談等都可以靈活處理之。「江八點」也歡迎台灣民間人士與大陸交換意見。這些主張既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體現了江澤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誠意與善意。

再次，江澤民高度重視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江八點」首次明確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希望兩岸儘早實現直接三通，並提出「贊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商談並且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此外，「江八點」還首次指出，「中華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這些主張對拉緊兩岸經濟紐帶，促進兩岸文化認同具有重要意義。

最後，江澤民創造性地提出兩岸領導人互訪的倡議。大陸過去的提法是「中共中央歡迎國民黨中央負責人以及國民黨中央授權的人士訪問大陸」，同時中共代表也願應國民黨的邀請前往台灣，共商國是。「江八點」明確提出「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來訪問」，適當身分是指訪問者的身分應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江八點」還提出兩岸領導人實現互訪的三種方式，即共商國是、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單純的禮節性走訪等。這一主張為兩岸關係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想像空間。

將近30年過去了，「江八點」有些主張已經實現（例如三通），有些主張取得重要進展（例如習馬會在新加坡舉行），有的主張始終未得到台灣積極回應（例如和平統一談判）。在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的當下，「江八點」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例如，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進同台灣各黨派、各界別、各階層人士開展廣泛深入協商，就是「江八點」主張的繼承與發展。

再例如，報告指出，「我們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顯然源自「江八點」的「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和「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更不用說，「江八點」倡議的兩岸政治談判與領導人互訪主張仍有待實現。

危機中展現強硬與審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李登輝訪美從事分裂活動，大陸被迫採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制措施。尤其是1995年7月、8月、11月和1996年3月，解放軍連續在台灣海峽和台灣附近海域進行了4次大規模軍事演習，一時間台灣股市暴跌、資金外流、人心惶惶。1996年3月，當美國決定將航母調往台海時，第三次台海危機達到高潮。據美國作家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江澤民傳》中披露，台海危機結束後不久，江在會見外賓時主動透露，在美國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時，命令繼續進行導彈試射的人正是他。

但另一方面，根據《江澤民傳》披露，1995年夏天，解放軍原本打算調動整個集團軍到福建參加軍演，但江澤民認為「動作過大」會適得其反，最終軍方只調動了兩個師開赴福建。

江澤民逝世後，新華社播發了《江澤民偉大光輝的一生》長文，稱江「提出文攻武備總方略」。在庫恩等國外觀察家看來，江澤民一方面要讓國人和軍隊相信，他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強硬的，處事是果敢的，從而安撫強硬派。另一方面，他並不希望與台灣或美國關係惡化，更不想招致國際社會的反感。

結語

1998年10月，江澤民在北京會見了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據當年在場的記者回憶，江澤民從北京的天氣，談到辜振甫夫婦上午到訪的北大，再到北大前校長、辜夫人的祖父嚴復。江澤民說，小時候就看《天演論》，記得嚴復本是學軍事，後來成了文學家、思想家。在記者眼中，江看似閒聊，「實際上是在凸顯兩岸關係中最不可撼動的那些部分—歷史、文化、血緣，以此切入，謀求兩岸關係轉暖」。20多年過去了，江和辜均已作古，此情可待成追憶。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中共第三代核心領導人江澤民2022年11月30日病逝，引起社會各界對他的廣泛追思，更得到中共中央隆重的追悼。就在那之前幾天，得到大陸一些城市發生小規模抗議清零政策的活動，西方媒體廣泛報導，並聲稱可能是天安門事件的翻版。作為一個關心中美關係超過40年，並親身經歷那個時代的觀察者，筆者想分享當時的一些事實，回憶江澤民的貢獻，以及說明為什麼西方精英希冀的變天只是夢中樓閣。

臨危受命穩定國內局勢

1989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運動，嚴重衝擊了大陸的政權。當時江澤民主政的上海相對平靜，因而臨危受命到北京出任總書記，解決善後問題。

89學運表面上看來是由於胡耀邦去世而引發的。但動盪的客觀因素早就存在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動了部分人的動力，但也造成社會腐化和緊張關系。那時筆者每年都會去大陸學術交流和探訪，就感受到人們對貪污、物價和官倒的痛恨和對未來的無力感。那時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三角債，人們須坐車至千里之外去討債，此外，民工躺在徐州火車站前廣場過夜的景象也令人難忘。中、青年知識分子對前途普遍缺乏信心，一心只想出國，並對美國有無窮的美好幻想。那時筆者就感到中國大陸會有變化，只是沒想到來的那麼快。

1989年6月3日晚上，南加州台大校友會開年會時，正是中國27軍裝甲車衝向天安門廣場之時，透過CNN的實況轉播，校友們都異常悲憤，筆者作為年會的主辦人，提議捐款支援，募得7,783美元。總的經驗是，很慶幸當時那些人沒有成功，否則今天的中國不堪想像。在那個危急的時刻，江澤民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穩定了局勢。

江妥善應對美國的挑釁

在今天中美關係緊張的時刻，許多人懷念江澤民主政時期的美中和睦關係，然而，事實上當時的關係遠非想像的美好。1991年蘇聯及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紛紛垮台後，美中合作對抗蘇聯的戰略基礎不復存在，美國做出了一系列嚴重的挑釁事件：(1) 1992年老布希政府宣布批准對台灣出售150架當時非常先進的F-16A/B型戰鬥機，創下美國對台軍售中單筆總價最高的紀錄，嚴重違反了建交的三個公報。(2) 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美國以獲得情報為由，指控中國「銀河號」貨輪向伊朗運輸製造化學武器的原料，並在國際公海上強行登船搜索，卻沒有發現任何禁運物資，嚴重侵犯中國主權。(3) 1994年美國海軍在黃海對中國返航的核潛艇進行多次鎖定及模擬攻擊，幾乎觸發戰爭。(4) 1995年李登輝訪美及1996年台海爆發危機，當時中國召回駐美大使。(5) 1998年的「考克斯報告和李文和事件」。眾議員考克斯到南加大演講時，筆者曾當面要求他對指控所有在美華人都可能是中共的潛伏間諜（sleeper agent）提供證據，他顧左右而言地沒有回答。不幸的是，20年後類似事情再次發生。(6) 1998年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成多人死傷。事後美國以錯用了過時的地圖為由致歉、賠款了事。(7) 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幾乎導致另一次武裝衝突。

所幸，江澤民在保護中國主權的底線下，以高度智慧維護了中美關係，給中國爭取到寶貴的發展時間。

江澤民的幾個最大貢獻

由於成長和求學的背景，江澤民對西方文明有較深刻的理解，因此能以西方人比較容易接受的方式與之交往，回頭看他與柯林頓及夫人，與英國女皇的視頻，都顯示他有熱情融冰的才能。此外，他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也很願意展示，諸如他在美國人面前背誦林肯的「蓋底斯堡演講」，指揮樂隊、唱歌、拉胡琴、彈鋼琴，這對於緩解緊張關係是有利的。1997年11月他訪問南加州時，在歡迎晚會上他就充分表現其才能，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對外關係上，他曾經做了一件絕大多數政治人物不敢碰，卻具有戰略前瞻的決定，那就是他承認了沙皇與清政府簽訂的許多不平等條約，因此被許多人醜化為賣國行為。但這奠定了中俄走向正常關係的基礎，否則就不會有後來的上合組織，也不可能發展「一帶一路」。更重要的是，這讓中國在中、美、俄的大三角關係中，站在一個比較有利的地位。

他在用人上有胸襟放手讓強勢、果斷的能臣－朱鎔基總理，去處理許多棘手問題，解決了危機，也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體制。 特別是成功地與美國談判 WTO入會條件，讓中國於2001年即加入WTO，奠定了經濟快速成長的基礎。在軍事上，他看到1991年海灣戰爭的結果，明智地提出建設一支能夠打贏未來資訊化戰爭的現代化、正規化軍隊。這種認識使今天中國軍隊遠比俄羅斯進步。在台灣問題上，他充分授權汪道涵，達成了「九二共識」，這也必將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不可迴避的底線。

中美能恢復和睦關係？

今天中美關係緊張是美國精英人士企圖顛覆中共政權，這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不錯，許多人對大陸的清零抗疫政策所造成的不便和經濟損失是不滿的，但絕大多數人民認同中共的治理模式和成果，特別對「以民為本」的回歸初心政策是擁護的。然而，中共也必須用科學的、求真的態度檢討現有政策。幸運的是，中共當局很快地做出調整，證明了中國現有制度還很年輕、能夠迅速調整。也證明反對勢力的存在不完全是壞事，有時可以促進改革進步。

德國總理在訪問中國後，最近在《外交事務》撰文強調，不要因為中國的崛起，就把中國排除在發達國家集團之外。美國盟友沙特為什麼以罕見的高規格接待習近平的到訪，並簽訂合作協定？眾多阿拉伯國家為什麼強烈支持中國？相信不久後，法國的馬克宏也將訪華。國際大勢浩浩蕩蕩，中美必將走回和平、合作和競爭的態勢。

(作者係美國中美論譠社社長)

江澤民主政13年，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著墨甚多。1992年的「九二共識」及1993年4月的「辜汪會談」，是他担任中共中央對台事務小組組長時完成的。「九二共識」暫時解決了兩岸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分岐，即「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謀中國和平統一，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時，不涉及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涵義。」奠定了「辜汪會談」的基礎。

1993年4月的「辜汪會談」，是兩岸自1949年以來首次高層次的會談、協商，並達成四項協議，為兩岸展開了經濟、貿易、文化、教育及人員往來的交流。

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曾是1980年代中期，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時的上海市市長，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則是中國國民黨的常委及台灣工商界領導人。

江八點的背景及內容

汪道涵與江澤民的幕僚及智庫學者共同研商、反覆討論，經過近兩年時間，在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在中台辦、國台辦等單位舉辦的新春茶會上，正式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簡稱「江八點」），是中共繼1981年9月30日發表「葉九條」之後，對台的重要政策。

江八點的內容是：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三、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四、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五、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應當採取實際步驟加速直接三通，促進兩岸事務性商談。六、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發揚中國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七、要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八、歡迎台灣領導人以適當的身分前來訪問，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可以共商國事，也可以先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

同年4月8日，李登輝在國統會上發表談話，回應江澤民，共有六項重點，簡稱「李六條」：一、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三、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炎黃子孫先互示真誠，不再骨肉相殘。六、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

李在美演講兩岸關係轉壞

但此時的李登輝，正在進行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事宜，5月初美國參議院以97：1，眾議院以396；0票通過李登輝訪美。5月22日，美國務院正式公布李登輝以私人性質訪美。6月10日，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演講，至少10次提到「中華民國在台灣」，並期望參加國際組織，此一演講引起中共強烈反彈，6月14日海協會函海基會推遲一切協商。

同年7月21-28日，大陸在福建沿海進行軍演，同時試射東風15導彈6枚至台灣富貴角外海70海里目標區。1996年3月8-25日，中共再在福建沿海進行軍演，3月8日試射東風15各二枚至高雄外海25-150海里及基隆外海29海里目標區。從此兩岸關係急速下降，一直到1997年才逐漸恢復正常。

當兩岸關係惡化時，中美關係也因美國同意李登輝訪美而下降，中共1995年6月召回駐美大使李道豫，也取消了國防部長遲浩田的訪美行程。

江澤民與柯林頓互訪

江澤民在擔任總書記之初，正面臨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科技及軍事各方面的制裁，但江澤民與老布希總統之間，經幕僚溝通，兩國政府繼續相互接觸，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有了很好的發展。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江澤民應柯林頓邀請赴美訪問，10月29日二人舉行會談，發表聯合聲明，重申「中方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美方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公報的原則。」此時中美關係才進入緩和。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6月30日在上海參加上海圖書館舉行的「建設21世紀中國」座談會時，口頭說出美國對台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也重申美國希望兩岸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立場。

江澤民見辜振甫代表團

此時大陸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開始與台灣方面協商「辜汪二會」及辜董事長率海基會團赴北京與江澤民見面事宜。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率32人（正式團員12人）赴上海訪問，下午5時30分與汪道涵在和平飯店舉行第一次對話，汪道涵重申中方的立場：包括江澤民的「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以及錢其琛副總理主張的「希望兩會擴大交流與接觸，為及早實現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尋求共識」、陳雲林主任所說的「願意授權海協與台灣方面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

辜振甫在致詞時說，兩岸隔海對等分治，互不隸屬近50年，「一個分治的中國」既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他認為唯有彼此對等定位，相互尊重，才會讓政治性對話具備實質內涵；希望雙方在尊重分治的現實基礎上，展開建設性對話，逐步尋求全體中國人的長遠福祉，全中國的民主統一。

10月15日下午4時15分，兩會代表在新錦江飯店進行第二次對話，達成四項共識：一、邀請汪道涵到台灣訪問，二、兩會加強對話，三、增加兩會各層級人員接觸往來，四、合作解決台灣民眾在大陸的人身安全問題。

18日下午3時5分，江澤民在北京會見辜振甫率領的代表團。對話中，辜振甫表示，台灣方面願與大陸交流，分享民主化經驗促進兩岸農業合作，並希望兩岸領導人在APEC會面。江澤民肯定「汪辜會談」達成四項共識，但他表示大陸人口多，教育不普及，不可能全面直選，民主化工作已在農村試驗中，兩岸宜創造氣氛，可先推動汪道涵訪台。雙方都同意今後要多進行面對面交談，促進互相了解。

李兩國論、扁四不一沒有

辜振甫訪問上海及北京後，下一步便是安排汪道涵來台訪問。但此時的李登輝顯然另有想法，於1998年8月在總統府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並於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正式提出「特殊的兩國論」，擬在汪道涵9月來台之前，先確定兩岸的法律定位問題。但此一突然提出的論述，驚動了美國，也引發大陸強烈不滿。在美國的壓力下，李登輝再次聲明對大陸的政策沒有改變，但大陸決定終止派汪道涵來台訪問。加上921大地震及台灣很快進入2000總統大選，大陸擬等待大選後再做決定。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就職演說發表了「四不一沒有」，即不宣布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一沒有」是指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他否認「九二共識」，國台辦在之後發布了「聽其言，觀其行」。

結語

綜觀江澤民主政13年，在內部採取平衡各方力量，對外遵循鄧小平的方針「韜光養晦、不爭霸」，全力發展經濟並與世界接軌，使中國大陸在1990年代GDP年成長率在8%至10%之間，為中國在21世紀的突出表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江澤民任內，即使兩岸之間發生嚴重的分歧及危機，但他願意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也因此有了1992年的香港會談及1993年「辜汪會談」，二者均對兩岸關係有著重大影響。

（作者係前海基會副秘書長、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2022年11月30日，中共前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因病在上海逝世，享耆壽96歲。12月6日，中國大陸官方在北京舉行了最高規格的「江澤民同志追悼大會」。

江澤民1989-2002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3年，1989-2004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5年，1993-2003擔任國家主席10年，保持了中國大陸社會穩定、加速了經濟發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準、擴大了經濟和社會自由。他還把握住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貧富之間、城鄉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私有制與公有制之間、勞資之間、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間、中國的價值觀念與共產主義思想之間、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對外開放與保持中國特色之間等等，並努力使之得以協調。

12月6日，習近平在追悼大會上這樣評價江澤民：「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所謂『制裁』，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面臨空前巨大壓力。在這個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江澤民帶領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緊緊依靠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旗幟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堅決開展治理整頓，全面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繫，積極展開外交鬥爭，堅決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穩定，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經過艱苦努力，黨和人民成功穩住了改革發展大局，為我國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江澤民六四後「臨危受命」

江澤民在六四事件後擔任黨和軍隊領導職務之際，中國正面臨政治出現裂痕，社會形勢緊張，經濟發展停滯，民心混亂不安；在國際上又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裁，陷入孤立無援。在這個內外交困的嚴峻時刻，江澤民在接到北京的緊急通知要他北上時，他拜訪了老領導汪道涵，汪書寫林則徐的對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加以勉勵。因此，江澤民在受命時堅定地表示：「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江澤民上任時，在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係網，在北京也沒有個人班底，他和軍隊沒有任何關係，這是江澤民主要的不利條件，但在鄧小平眼裡卻變成了優勢。鄧小平說：「我需要一個不搞小圈子的人」。從北京的內部圈子到國外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認為江澤民是一個過渡的領導人，一個臨時看管職位的人。但是，他們都錯了。

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之後，江澤民在該年2月5日春節團拜會上呼籲「大膽探索」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隨後幾個月裡，江澤民批准下達了20多件刊載鄧小平談話的文章，打定主意堅定不移地執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

1992年6月，江澤民對中央黨校畢業班學員宣布，任何批評或篡改鄧小平政策的黨員幹部「隨時都有可能被撤職」。他批評左派分子將改革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混為一談，同時他批駁了黨的中心任務不是經濟發展而是「階級鬥爭」的看法。在10月12-18日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一表達方式，被主題更加明確、更具改革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這代表中國的改革進入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從1992年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1992年中國的GDP增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12.8%，遠高於原先估計的6%。

十四大確立了江澤民威信

十四大做出了三項意義深遠的決定。第一，將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第二，明確指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三，強調黨必須把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

到十四大結束時，江澤民已經建立起他的威信，或更準確地說，鄧小平幫助他建立了威信。江成為黨內負責經濟事務、外交事務和台灣問題的三個領導小組的組長，這使得他可以在這些領域直接負責決策工作。1992年12月，《解放軍報》發表了12篇社論，擁戴江澤民為「黨的領導核心」和唯一的「軍隊統帥」。1993年3月15-31日第八屆人大會議上，江澤民被選為國家主席，但通貨膨脹失控對江是一個重大挑戰。為讓經濟冷卻下來，又能保持改革的動力，江主席引導中國在步入市場經濟後第一次宏觀調控。

對於鄧小平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指示，江澤民列舉了當前的三個問題：腐敗、收入不均和通貨膨脹。他認為前兩個問題將長期存在，加快發展必須以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為前提。然而，江澤民還是把自己擺在鄧小平理論的主要詮釋人的位置上。在實踐中他領導著經濟改革，在理論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傳播鄧小平思想的研討會。在軍事上，他在一次與軍隊戰略家們舉行的秘密會議上表示，「鄧小平軍事思想應當被視為人民解放軍的『支柱』」。通過為政治和經濟理論設定議程，江澤民加強了自己作為鄧小平接班人的地位。

同年11月11-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市場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有些代表說，應該只用市場一詞，沒有必要加上社會主義，江澤民不同意；有人說，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市場經濟，我們不應該那樣做，江澤民也不同意。江澤民說，在應用馬克思主義時，我們必須考慮到那個時代的知識局限，必須與時俱進。

十五大確定改革開放方向 

1997年9月12日，中共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下，江澤民表明了積極的改革立場。他說，中國應該根據「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的基本標準，來評價每一項政策。這被稱為「三個有利於」，是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時創造的說法。

江澤民解釋道，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國將長期處於這一階段（普遍估計至少100年）；在這一階段，中國必須通過市場力量來發展和實現工業化，「這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他重申要在變革中保持穩定，他說「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同穩定的關係，保持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秩序，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他補充說「沒有穩定，什麼事也幹不成」。

關於具體的改革，江澤民強調，要將國有企業—估計約有37萬家—重組為股份制公司；他還表示，要重視資本及諸如併購等現代金融市場手段的重要性。他說：「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接著他號召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對生產力的束縛，發展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儘管他認為「公有制」應該始終在中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但他擴展了這一名詞的含義，使其囊括很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有集體所有制，甚至還有股份制公司。

江澤民使全黨擺脫了思想桎梏，接受不同的所有制。但他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實際上，通過提出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理解，他加強了黨的建設，這就是為何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江談到「解放思想」有三個關鍵時期：1978年鄧小平的「實事求是」戰勝華國鋒的「兩個凡是」；1992年鄧的南方談話為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所有制迎來了對經濟重組的「新時期」，與此同時，中央告誡各省領導，非國有化進程不要走得太快太遠。另一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方法是，挑選約1,000家大型國有企業，給予政府支援，目的在於使它們成為世界級的集團企業，能夠與通用電氣、三井和西門子等企業一決高下。

大力推動軍事改革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軍方越來越多地捲入商業活動。起初目的比較單純，主要是補充預算撥款的缺額，但軍方的商業利益快速膨脹，已發展成一個巨大的網路，涉及聯繫鬆散的數千家企業和公司，從酒店、夜總會、卡拉OK、高爾夫球場到航空公司、醫藥公司、移動電話網絡、化妝品、股票經紀和電子公司。更嚴重的是，有的軍隊企業還參與走私活動，每年給國家帶來大約120-250億美元的損失。有些城市軍警經營的公司，還出售非法衛星接收天線。

對江澤民來說，軍隊經商屬不良現象，原因有二：一是使軍隊的注意力偏離了國防；二是軍隊易擺脫政府的控制。說輕一點，軍隊辦企業至少代表一種可能滋生腐敗的利益衝突。說重一點則是違法亂紀，可能腐蝕軍隊保衛國家的意志。

1998年7月，江澤民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宣布：「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必須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得繼續從事經商活動。」江還進一步要求軍隊要為社會樹立榜樣。江主席的反腐敗運動在軍中得到積極的回應。軍隊開展的反腐敗運動，也為其他部門推行反腐敗樹立了榜樣。

「三個代表」使黨與時俱進

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省高州市考察，面對600多名村鎮幹部，他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取決於黨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狀況和戰鬥力、領導水準。只要我們黨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就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進。」這是三個代表的初次提出。

6月9日，江澤民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指出，「三個代表」所回答和解決的正是「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問題。2001年7月1日，他在中共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被概括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面闡述了「三個代表」形成的時代背景、歷史地位、精神實質和指導意義，將「三個代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2004年修憲時，被中共全代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最引發爭議的，莫過於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這個決定。江澤民告訴幹部，要放棄那些對共產主義「不合時宜的見解」，催生了由「非公有制」經濟中的企業主、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自由職業者和個體戶組成「新的社會階層」，而私營經濟中的大多數人從事「誠實勞動」，尊紀守法，並為社會做出貢獻。為了保持改革的動力，他提出應當歡迎新的社會階層成員中的優秀分子入黨，他稱這些群體「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做出了貢獻」。江以含蓄的方式把一項令人震驚的新政策放在傳統的政治框架中：「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

江澤民指出，企業家和技術人員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推動力之一，如果這些人被排除在黨組織之外，那麼黨就無法真正領導國家的發展。江說「實現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個人的財產也逐漸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

《紐約時報》曾問江澤民「為什麼你讓一個工人政黨對資本家敞開大門？」江回答說「因為我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個半世紀前。《共產黨宣言》是153年前發表的。不可能把他們那個時候寫的每一個詞或每一句話，都應用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來。」

通過對黨的現代化改造，江澤民使中國共產黨避免了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遭遇覆亡的厄運。但江繼續強調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同時指出了教條主義的危險。他認為：「我們應當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門隨著實際情況的發展而發展的科學」。他說「實踐沒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沒有止境」、「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這是對待馬克思主義唯一正確的態度。臨危受命」。

江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

人們尊稱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其思想路線得以延續，江澤民居功至偉。他執政的十餘年間，做到了「鄧規江隨」，因此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對於鄧小平路線，江明確地講過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江澤民以行動兌現了這兩個承諾。

江澤民是一個工程師，有著25年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的經驗，他奉行「實踐是經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他發現19世紀的兩條原則，第一條是一味強調階級鬥爭的專政理論，第二條是國家應當擁有一切生產資料，在21世紀行不通時，他明白必須加以改變。今天知識產權和商業企業是國家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知識型工作者和企業創始人是經濟發展的推動者。江澤民為黨創立了新思想，把新的社會階層囊括其中。人民不再僅限於工人和農民，正如「三個代表」中的第三個代表所言，意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一範疇涵蓋了那些發現知識和創造財富的中國精英。

江澤民的與時俱進，不僅打開了共產黨的思想桎梏，而且擴大了共產黨的基礎。江澤民使中共順利地從一個革命政黨轉型為執政黨。他的豐功偉績值得人民深切緬懷！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九合一選舉執政的民進黨大敗，國民黨取得明顯的勝利，民眾黨表現一般。由於投票率降低，國、民兩黨的得票數均較2018年選舉下滑，民進黨下滑較國民黨的比率高，兩者分別為2.46％及1.24%，但國民黨下滑的票數為400,429，較民進黨的153,963多。相較於2020年總統選舉，民進黨流失了3,426,763票，國民黨則增加了179,858票。此外，18歲公民權的修憲複決案也未通過。本文旨在探討此次選舉結果對中美台關係的影響。

中美關係在持續和緩中

在2022年11月14日的「習拜會」中，雙方交換了彼此的國家戰略意圖，也各自劃出了所謂的紅線，以避免軍事衝突，並同意相關官員就後續合作事宜持續對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預定2023年初訪問大陸，為此，亞太事務助卿康達(Daniel J. Kritenbrink)及白宮中國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已先於12月11-12月訪問大陸，為布林肯的到訪做溝通、準備。

習近平特別向拜登強調，台灣問題是大陸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第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大陸也希望台海能維持和平穩定，但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拜登則表示，反對台海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符合全球利益。根據陸方所公布的談話稿，美方向中方強調不支持台獨、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

此次選舉民進黨大敗，尤其在選戰最後關頭，民進黨訴求的「抗中保台」牌並未奏效，讓北京較為放心。美方對選舉結果未表示不滿，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曉雅也在選後的記者會表示，「避免戰爭是所有政策制訂者、政治人物及外交官員的共同責任」。言下之意也不樂見台灣過度挑釁大陸，導致兩岸兵戎相見，反映出拜登政府想與中國維持和平、不衝突的立場。因此，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實質上，有助於美中關係的持續和緩。

美國不會放棄打「台灣牌」

不過，拜登與習近平見面時即強調，美國反對台海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維持台海和平穩定至關重要，顯示美國反對大陸對台武力脅迫或強行統一的立場。此態度乃基於美國長期的對台政策，以及現時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會因台灣政黨勢力消長而有所改變。

拜登政府在選後仍持續強化台灣的軍事能力，日前才批准了一筆4.28億美元的軍售。美國國會也表現出對台灣更強烈的支持，參眾兩院均推動支持台灣防衛，在2023年度的《國防授權法》中，將台灣視為「特定主要非北約盟國」，自2023到2027年每年將提供台灣20億美元的無償軍援，授權總統動用「總統撥款權」，每年從國防部庫存提撥價值至多10億美元的防衛物資或服務給台灣，為台灣打造「區域應變軍備庫」，增加軍武的應變準備。同時還將派遣政府人員至台灣行政部門及立法院見習，以便更加瞭解台灣政策及決策過程，加強美台的官方聯繫及互動，法案也籲請拜登政府尋求擴大美台經濟關係的機會。在兩院均以多數票通過的情形下，拜登將會簽署此一法案。

兩岸關係暫時趨於緩和

正如習近平對拜登所說的，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蔡英文執政後，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推動實質的台獨意識與作為，並配合美國與中國競爭、對抗的策略。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也積極拉攏台灣。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大陸為了反對台獨及外部勢力干涉台灣事務，會對台採取軍事鬥爭的作為，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大陸對台採取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即是明顯的例證。

然而，此一不利因素，在台灣九合一選舉前後會有所淡化。從外部勢力介入而言，大陸向美方表示台獨是不可逾越的紅線，拜登也向中方表示不會支持台獨、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加上民進黨在選前最後關頭以「抗中保台」作為訴求，仍遭逢重大失敗，顯見選民並不認同此一主張。反之，接受「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大獲全勝。

在此一下氛圍下，民進黨政府對大陸的態度也趨向溫和，選後由蔡英文所召集的檢討會議，結論之一為「台灣政府及人民無意發生戰爭」，也朝避戰的方向調整。這些結果將使北京對台灣走向台獨，以及外部勢力介入台灣問題的憂慮消減，因而不至於對台灣採取軍事施壓或攻擊的作為。

此外，此次修憲公民複決失敗，未來任何修憲提案，包括領土變更，除非有台灣人民的高度共識，各主要政黨全力動員支持才可能通過。這證明台灣欲推動法理台獨的困難度極高，北京的擔憂也可以降低。

民進黨不會放棄抗中保台

儘管如此，兩岸關係的發展仍不可能完全趨向和平穩定，因為民進黨政府不可能完全放棄「抗中保台」的立場，在2024總統及立委選舉中，民進黨仍將以「抗中保台」作為訴求，以鞏固其基本盤。而且，民進黨政府也不可能承認「九二共識」，也將會繼續維持蔡英文所提出的「四個堅持」，其中包括「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北京視此為「兩國論」的主張。

最有可能代表民進黨參與2024總統選舉的賴清德，曾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也將延續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在此情形下，兩岸官方及海基、海協兩會的接觸仍不可能恢復。在民間有實際需求、疫情趨緩和大陸封控措施鬆綁的情況下，兩岸民間的交流將持續恢復，包括「小三通」可望在春節前恢復。另外，由於國民黨接受「九二共識」，藍營執政的各縣市可以與大陸接觸及交流，以利民生經濟的推動。至於兩岸能否恢復至官方層級的接觸，以及台海能否長久穩定和平發展，仍將視2024年的選舉結果而定。

(作者係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