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之名從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亡命後，因《臺灣日日新報》等報紙的陸續報導，就廣為台灣抗日志士及民間所知，本文特就幾則具代表性的篇章，為讀者勾勒出孫中山在該報中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形象。

報紙具有宣傳及塑造人物的功能，日本據台以來，深怕報紙成為鼓吹台灣抗日運動的工具，遂嚴禁台灣民眾發行報刊，但卻扶植日本人辦報紙。1898年5月，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報》、《臺灣日報》，改名《臺灣日日新報》，曾為台灣第一大報，至1944年4月與另五份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

孫中山曾是廣東逸犯

孫中山出身廣東香山縣，1879年隨母親到夏威夷，入教會中學讀書，1883年返國至香港求學。畢業後懸壺於澳門、廣州時，秘密聯絡同志，進行顛覆滿清，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亡命海外，聲名始為世人知曉。

1896年10月，「倫敦蒙難」事件後，《臺灣新報》出現轉載自倫敦的「清國使署逮捕違法」一文，報導孫中山在倫敦被拘禁的訊息，這是孫首度以「廣東叛徒」形象出現在台灣報紙上。1897年9月，該報又指孫是「逆黨批猖」，領導興中會意圖不軌，捐資加入興中會者不可勝數，日本將這位「逸犯」升格為有三、五百萬黨羽的「頭目」。

孫中山是革命理論家

1897年孫中山赴日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黨因戊戌政變，也逃亡日本。這段時間，日本為革命黨、保皇黨等亡命之徒的舞台。甫創刊的《臺灣日日新報》出現「清國事變彙編」欄，專報革命黨與保皇黨的消息。一則「清國革命の計畫者」(1898.2.23)的報導中，指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有別於哥老會、白蓮會等秘密結社，是一個以革命手段組織共和，行總統制及憲政議會的現代化組織。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爭論，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達到高峰，兩派筆戰也由各派理論，提升到個人論述。《臺灣日日新報》主筆田原禎次郎，將孫中山在《民報》周年的演說，以「孫逸仙」為名，發表在1907年6月上旬的日文版及漢文版上，指孫是一位能募到數萬經費的募款高手，稱讚孫獨創的五權分立體制，是各國未曾有的政體。

報紙持續關注孫中山

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等消息，頻頻在《臺灣日日新報》出現。之後孫辭職，將總統一職讓位給袁世凱，翌年2月，孫赴日訪問，該報也向台灣讀者闡述日本政府對中國是親善的。1916年6月，洪憲帝制落幕，黎元洪出任大總統。孫中山為維護法統，南下廣州建「護法」軍政府，對抗北京政權。但孫至粵並不順遂，1918年5月離開廣州，在他赴滬的路上他先到了日本，該報稱日本仍以「南方之雄」歡迎他。

之後，孫中山在上海潛心著述，希望革命再起，台灣報紙經常刊載《實業計畫》的要點，意在鼓勵台灣的資本家能赴粵投資。不過，持續關注孫中山的《臺灣日日新報》一度出現「孫文下野」、「擁護陳炯明」、「商團問題」等不利於孫的新聞。直至1923年10月孫被邀請北上，共商國是，報上才轉而出現對他有利的報導。

孫中山影響台灣知識分子

遲至1921年，台灣殖民當局才允許台人組成「台灣文化協會」，發行《臺灣民報》，該報非常關注中國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對孫中山北上所主張的「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召開國民會議」，最為在意。

台灣知識分子紛紛呼應孫中山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關注「日華親善」、「亞洲民族聯合」等議題。《臺灣民報》呼籲，日本若要團結亞洲各民族，對抗歐美列強，就應「日華親善」，提升台人的地位，蔣渭水更在〈我的主張〉認為，唯有台人能扮演大亞細亞聯盟媒介的角色，因為日本治台如果失敗，就沒資格高唱日華親善。

「國民會議」引起在上海大學讀書、開始左傾的蔡孝乾、翁澤生等人關注。他們注意到孫中山北上，要召開以農、公、商等各界代表為主體的國民會議，不同於北京臨時執政要軍閥分贓的「善後會議」。蔡孝乾還在該報撰寫了一篇〈國民會議與中國之前局觀〉，力陳實現國民會議才能擺脫列強控制，作為呼應。

孫中山死後被高調追思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消息傳到台灣，從1925年至1929年6月奉安大典為止，《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每年都報導台人為孫舉行追思大會。蔣渭水在「哭望天涯弔偉人」中，指孫是「自由的化身」、「正義的化身」；張我軍在「常使英雄淚滿襟」文中，稱孫是「弱小民族之父」；翁澤生在「哀弔中山先生」文中，稱孫是「中國平民的導師」；蔡孝乾則認為孫雖死，但他的精神未死，有四萬萬民眾繼續推動他未完成遺願等，形塑孫中山的形象。

經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的傳播，日據時期連左傾的台人也認同孫的形象及主張。國民政府成立後，在國民黨內部及「台灣文化協會」都分裂為左右兩派。文化協會雖遭殖民當局取締而沉寂，但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擁護三民主義、為孫中山的繼承人等訊息，隨著北伐的腳步，不斷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日後影響著台人投向蔣所領導的抗日民族運動。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研究員)

關於日本人遺留台灣有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是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人混入台灣居民中，其後裔達百萬。第二是關於後藤新平在1900年利用廈門事件，引來日本人，企圖進入大陸未成，都留在台灣，在1905年人口普查前，皆登記為台灣人，號稱深根密植。40餘年來，這種混為台籍的日本人，其後裔在1945年日本投降時大約有30萬，其後裔至今則達百萬。

上述第一種錯誤觀點，批判者已多，事實上，少數日本人因通婚、認養，留在台灣的實在很有限。當年農業社會，人口流動小，左鄰右舍互相大多認識，大批日本人留台實在不可能。而且1946年7月爆發澀谷事件，台灣媒體曾提起台灣人要對在台日人報復，使原本不少有意滯留台灣者也多生去意。所以，認為當時有大量日人留台應不可能。

第二種觀點來自名嘴黎建南。黎出身國民黨，後成為親民黨的要角。近來他有視頻，以後藤新平的設計與明石元二郎的安排，再搭配傳說中的日本忍者間諜，編織成一幅頗能吸引年輕人的神秘故事。他說得似乎有道理，但根據資料顯示，1899年台灣對外的海運人數為46,289人，1900年的海運人數為78,881人，差距為3萬人以上；但該數據不分進出，不是合計之數，並有可能是重複的紀錄。因而，若真有其事，應絕對不到其半數吧。

日人的史述中記載「官員抱著存夠錢後，就回日本享清福的心理，也不足為奇。明治32到36年間，17,858名渡台者當中，回日本的多達11,575人，此一數字顯示日本人定居台灣比率之低。」以及所謂的「明治32年散居台灣全島的日本人有33,120人」。而上述關於日本人定居台灣比率低的描述，是指1899到1903年的數據，那是在黎建南所說的1906年以前的數據；那4年間定居的只有6,283人；那麼其中在1900年定居的，若真的都是後藤所設計的那批人，能夠有多少人？6,283人的四分之一只有1,500多人，豈能在1945年繁殖到多少人？

關於明治32年有33,000人，遠低於上述海運人次，筆者推測應該是生意人或公務者重複進出，推高了人數。這其中只有33,120與1,500多人才是真實人數。

黎的百萬人數據偏高了。此外，關於黎所稱廈門事件中，後藤真的有準備那批人嗎？我認為是後藤聯繫軍方使用海軍護僑。

其次，沒有必要跟著日本學者強調後藤的地位。而且，兒玉總督的前任乃木就曾把母親帶來台灣、埋在台灣。

至於明石總督埋骨台灣；大家應該讀明石的傳記，其父在故鄉政爭中自殺；那時他三歲，他隨著寡母兩次回娘家謀生；惡質的成長環境使他自幼個性陰鬱，人生曲折走向情報之路；據說長州元老山縣都會怕他；由於外界流言蜚語，他返國述職時，當局派人跟蹤他，使他心生陰影；更重要的應該是拔擢他的寺內首相垮台，而爆發三一萬歲運動，使他過去在朝鮮的政績汙名化，在政界的鬥爭中必然被落井下石。不難想像，他在重病中想起父親之死與自己所受的艱辛，而他在台灣卻可以獲得高規格的紀念。

建議大家對各種問題，一定要多研究、多調查，充分掌握各種基本資料，才不至於被五花八門的故事所欺騙。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是在世界冷戰格局內的局部熱戰，是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獲勝後、對英美等資本主義先進國接連壓境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應，也是中華民族自19世紀以來曲折前進道路上的一頁教訓與悲傷，而台灣則扮演著悲傷的角色。

全民國防教育缺對日抗戰

今年7月，新課綱的高一「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結束，但其產生的疑惑比解答還多。台中育達文化出版的《全民國防教育》主題五是「戰爭啟示與全民國防」，內容只有「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一章，敘述古寧頭戰役、一江山戰役、八二三炮戰與台海飛彈危機諸節。換句話說，其所謂「戰爭」，全是內戰，而隻字不提犧牲3千萬軍民的對日抗戰。

該書第149頁明示「全民防衛動員相關法源依據」，首先就是1947年公布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而完全不提對日抗戰。既然依據時間說事，則所謂「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諸節，均應以中華民國台灣省與部分福建省作為敘述主體，畢竟「內戰」也是該書承認的用詞；但若偷樑換柱為「台灣」當主詞，則容易對學生造成時空誤解。除非，這種時空錯亂，恰恰是出版方與授課者的用意？

從全球範圍來看，美軍借韓戰介入台海以後，台灣成為美、日、西歐等國圍堵社會主義陣營的前哨，其代價就是中國分裂與對峙，而非「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反之，若中國統一，則圍堵陣勢破局，這是韓戰後美、台之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原因。儘管該條約阻止台灣「反攻大陸」，但美方並不信任蔣介石，於是一方面希望蔣介石自金馬前線撤軍，另一方面則在島內培植親美的代理人。

因此，八二三炮戰實是中國內戰的一環，也是在美軍介入下，一場由中國人打中國人、並特意打給國際，特別是打給美國看的戰爭。然而，《全民國防教育》對這些章節的敘述卻避重就輕、斷章取義、條理不明。

國共內戰是國家內部的事

比如說古寧頭戰役一節，竟然出現「國共內戰期間，國軍每每因情報遭共軍竊取，導致作戰失利，進而影響整體戰局發展」，而且還在期末考重複一遍，似在強調國軍呆若木雞、沒有諜報人才。「古寧頭大捷」傳唱至今70年，是困惑學生，還是啟發學生？殊不知「古寧頭大捷」才過半年後，共軍就贏得比金門島大230多倍的海南島。

海南島以其豐富的天然資源和背靠大陸的優勢，迎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的前景。金門島呢？紀念碑、烈士墓、菜刀、高粱酒和八三一展示館！這些風化了的「戰地印記」，成為遊客對金門的印象，然而，金門住民卻連生活用水都需要仰賴廈門供應，是何道理？道理在於：金門縣與廈門市均隸屬福建省。正如福建省連江縣，從馬祖鄉到黃岐鎮只需25分鐘航程，兩地漁民早已恢復互補互助的傳統海域生活圈。

再說1955年1月的一江山戰役。該書只提及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卻不明示美國基於台海兩岸對峙的「戰略利益」，而根本不協助國軍防守大陸沿岸島嶼的事實。換句話說，一江山戰役是推送整團國軍官兵去死守的人間慘劇。湖南人王生明及麾下官兵未死於對日抗戰，而竟死於國共內戰；其身後的王生明路哀榮一時，如今安在？一江山戰役分明是慘烈悲劇，而該書盡寫「可歌可泣」、「忠誠無私」、「壯烈成仁」等頌詞，卻無一言恤憫家破人亡的戰士妻小，何其殘忍？

更可悲的是偏離史實。該書說美軍艦隊協助撤離大陳島軍民，是為了「讓中共當局深刻了解美國重視中華民國的存在與安危，一旦台海出現軍事緊張，美國絕不會坐視不管」。若真如此，為何美國無一人助守一江山島？難道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及一江山島不屬於中華民國？美軍協助撤台，是為了美國的利益還是為了中華民國的利益？王生明等官兵犧牲於江山島，是「一個中國」篇章下的政治與軍事註腳，而非服從於美國利益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八二三炮戰「以戰養和」

正因為不服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才不會是單方面的炮擊金門。也正因為不符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軍艦在9月初為國軍運補金門護航時，才會一聽到炮聲就掉頭離場。事實上，蔣介石曾表示，就算沒有美國的協助，他也不會自金門馬祖撤軍。早在一江山戰役結束後，美國便策動紐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提出「中國大陸沿岸島嶼停火論」，而遭到國共雙方領導人的反對，這是兩岸當局以「一個中國」，拒絕「劃峽而治」的鮮明立場。毛澤東還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構想，蔣介石則選派立委宋宜山赴北京「探親」。在國共內戰中，蔣介石和美國既合作又鬥爭的策略，基本上未脫離「一個中國」的政治格局。

何況，八二三炮戰已清楚證明，美國雖意圖維持兩岸分裂與軍事對峙，但不願捲入中國內戰，或演變成中美直接對戰。而蔣介石拒絕劃峽而治、金馬撤軍的要求，也使得美援只能間接而有限，從而讓美方「兩個中國」的算計無法徹底落實。蔣介石說金馬是台灣的屏障，在地理上根本說不通，固守金馬其實是以戰爭方式維持「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個中國」的框架難以單純用和平方式來維護，所以毛澤東在炮擊金門一個多月後，以「單打雙不打」、打海灘，不打陣地與住宅區、逢年過節不打的方式，和金門官兵形成「說給美國人聽的內戰對話」。《全民國防教育》能啟示這種「以戰養和」的政治智慧和歷史意義嗎？

台海飛彈危機與一個中國

以炮戰維繫「一個中國」20年後，「一個中國」的代表權由台北轉到北京手裡，但仍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運行。不過，台灣開始走向「革新保台」與「本土化」，接著就是扈從西方價值的「民主化」登台。大陸方面，改革開放十年後發生六四風波，1990年代的蘇東劇變，更讓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興起「歷史終結論」，並再三出現「中國崩潰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以為「兩個中國」有機可乘，遂讓李登輝赴美訪問和演說，而引起北京恢復「以戰養和」方法─藉由在台海試射飛彈，向美國人聲明「一個中國」。但《全民國防教育》則說中共1996年試射飛彈是為了干擾台灣選舉，並引發台灣民眾對中共的反感云云。後者是由「兩國論」角度出發，全然不顧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政治風潮。

所謂台海飛彈危機，其實是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兩岸關係偏離「一個中國」所引發的動盪，今日的台海危機亦然。換句話說，從上個世紀中葉至今，「一個中國」始終是兩岸關係的問題主軸，無論其間如何起伏。然而，《全民國防教育》論及「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諸節，如古寧頭戰役、一江山戰役、八二三炮戰等，皆以「共軍vs. 國軍」表示；談到台海飛彈危機時，就變成以「中共vs.中華民國」表示，這不是狹窄的「兩國論」嗎？2010年9月，教育部門函發「兩岸名稱用語建議表」，稱對岸為「中共」的依據是：「中國大陸現為中國共產黨所實質統治，且政治上尚非為人民經由民主選舉產生政府，故宜簡稱中共。」可見作為義務教育的課本，在名稱上既否認聯合國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要認同聯合國否認的中華民國，於是用「中共」二字把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4億人隱匿起來。但那種隱含敵對化的政治稱呼，是否反證台海危機正是兩岸關係偏離「一個中國」的後果？

沒有啟示的真相

台海飛彈危機說明動用武力不必通過金門馬祖，也間接說明八二三炮戰，國共雙方是為了「一個中國」而打，而吉星文、趙家驤、章傑則是犧牲在「一個中國」的內戰中。《台灣關係法》接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又說明這種路線至今未停，其與「一個中國」路線的鬥爭也遺留至今。

然而，《全民國防教育》應有起碼的史識和史德，既然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說事，則所謂「台灣重要戰役與影響」諸節，就該明言其敘事主體是「一個中國」下的福建省與台灣省。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美國從來都不是可靠的盟友，它給你任何幫助，皆是為了往後能夠控制你，使你成為它的傀儡。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先軍援國府武器裝備，後來即藉著武器禁運，施壓國府與共產黨和談，國府打起仗來綁手綁腳。在美國武器禁運杯葛之下，國軍因缺乏零件，曾有3,000輛美援軍用卡車無法開動，部隊士氣受影響，民心盡失，最後撤退到台灣。

抗日戰爭後期，華府當局在駐重慶大使館館員影響下，積極介入國共衝突，駐華大使館有許多美國外交官主張扶持中共勢力，以對抗蘇聯投入中國戰場後，可能在東北與華北的影響力，當時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館員多同情中共，認為共軍在抗戰期間較國軍更積極與日軍作戰。

抗戰勝利後，在美方的調解下，國共才簽訂《雙十協定》，但由於國共雙方缺乏互信，軍事衝突在1946年後逐漸擴大為內戰。美國總統杜魯門對調停失敗感到沒有面子，以禁運武器方式，希望能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此單方面的壓迫對國府造成傷害，對本來就沒接受美援裝備的共軍則無任何實質影響。

杜魯門禁運扯國府後腿

根據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6年8月18日，杜魯門以行政命令擴大禁運，制止國府購買美國剩餘軍火。8月29日，行政院長宋子文電告蔣介石，美國停止供給我軍火之局面業已形成，請迅即返京，召集各方共商對內對外政策。

從宋子文的反應，可見當時事態之嚴重，此時國共內戰尚未全面升高，撇開政治因素，從軍事角度而言，美國扯後腿的舉動對國府傷害很大，當作戰的一方顧慮後勤補給問題時，這仗就很難施展身手，因為總會擔心彈藥不夠，甚至許多裝備的妥善率都可能發生問題，影響整體的軍事行動。國府在抗戰期間仰賴美國供給武器，看似兵強馬壯，一旦雙方在政治上發生歧見，對方斷絕援助，這時就被人綁了手腳。

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1946年7月23日，馬歇爾留駐華府的幕僚卡特向馬歇爾報告，在情勢明朗前，不論從哪個管道獲得的軍事裝備，都將延後送往中國，中方可能找英國、比利時、蘇聯或其他來源採購，國務院必須介入。果然後來比利時、法、英都受到美國的壓力，婉拒了來自國府的緊急軍事採購。

已付款軍購案也不准出口

7月26日，馬歇爾從南京電告卡特，如果暫停軍火交易符合美國最佳利益，可以實施，不論付款或未付款，交運或未交運，都可以暫停。針對國府已在美國進行的武器採購交易案，馬歇爾也認為，美國可以採取行政手段，限制軍品出口到中國，這下子，就算是蔣介石找美國廠商買東西，美國政府也不允許出口。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美方1946年8月23日通知在華府的中國代表，1億3千萬發7.92公厘子彈（中正式步槍用）不許出口，理由是中國軍隊並不是聯合政府下的軍隊。9月27日，馬歇爾通知在華美軍，暫停供應國府彈藥與作戰裝備，直到接到進一步的通知為止。

7.92子彈是抗戰期間中國政府向美國工廠訂購的，這是國造中正式步槍的子彈，與美規7.62公厘不同。抗戰結束後，這批子彈尚未交運中國，這筆龐大數量的子彈，美軍也無法使用，但美國為了壓迫國府與中共和談，仍然不允許子彈運往中國，這筆軍火交易還是中國政府直接向美國廠商訂購的，不涉及政府對政府間的軍事援助，美國依然出手攔阻，可見美國毫不顧慮蔣介石個人的政治立場，只在乎穩定亞洲局勢，對美國有利。

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在1946年8月30日可看到蔣的不滿：美國務院對我以現款購買其軍火，竟拒絕發給出口證，此乃馬歇爾對我更進一步之壓迫，可知美國對華政策，已因馬歇爾調解不成，更趨惡化。31日的本星期反省錄又寫著：美國務院聲明不以武器接濟我國，且對我國以現款購買軍火，亦不發給出口證。美國外交政策支吾宗旨，無定識，竟至如此。

12月3日，參謀總長陳誠報告，美方禁止我購運軍火，以致械彈來源困難，擬自行設廠製造。美方對我禁止購運軍火、炸藥，暫時似甚堅決，鋼料等之出口，均嚴加管制。另行派員赴歐設法購買。

美國國務院檔案另外可以看到1946年10月8日，馬歇爾不准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將彈藥賣給中國海關，因為馬歇爾懷疑不論彈藥數量大小，都可能流入戰鬥部隊。

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封殺，遠從歐洲各國，到美國本土境內，全部都不准出售武器裝備彈藥給蔣，即便是在中國境內的友軍單位，美國也不願將多餘的彈藥以剩餘物資賣給中國，懷疑會從其他管道流到國軍手上，美國這樣絕情的嚴厲手段，也難怪日後蔣介石對馬歇爾沒有好臉色。

兵工生產力有限急需外購

美國斷絕對中國軍事援助後，國府本身雖有兵工生產能量，但要應付全面升高的內戰，仍然力有未逮。在國務院的檔案中，有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4月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可看到，當時國府兵工廠生產能力，550挺布倫輕機槍，1,100萬發7.92公厘子彈，9000支中正式步槍，250挺馬克沁重機槍，100門82迫砲，5萬發82迫砲砲彈，2,500個28式榴彈發射器，8萬發槍榴彈，53萬個手榴彈，450門60迫砲，8.5萬發60迫砲砲彈，50門120迫砲。

庫存有7千挺馬克沁重機槍，4千門82迫砲，7千門60迫砲，3.5萬挺捷克輕機槍，4.7萬支美造45口徑衝鋒槍，3千支M-1卡賓槍，2萬支史坦衝鋒槍。雖然這數字可能遠遠優於當時共軍的裝備實力，但對國府的百萬大軍，要在每場戰役中都能夠隨心所欲，顯然還是非常不足。缺乏美援之後，國府窘態畢露，1947年2月15日，陳誠向蔣介石報告，部隊裝備現有美械國械之分，美械多戰防砲、火箭砲、火焰放射器，砲兵今後已不能維持，擬就國械分輕裝師、重裝師，輜重改用騾馬與人力。

陳誠提到砲兵不能維持，一方面是車輛無法維持正常運作，因為缺乏零件替換，一方面是缺乏彈藥，部隊輜重改用騾馬與人力，運輸效率一下子就落後許多，對軍事行動影響不小。

美國禁運造成卡車故障

使用美國裝備一定好嗎？因時因地有差別。國共雙方在東北決戰，國府自然將精銳部隊派出關外，這些使用美國武器的部隊，因美國武器設計背景條件不同，在東北戰場，反而不如其他國家的裝備。

美國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14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給國務卿的電報報告，蘇聯提供東北共軍50萬支日本步槍、10萬挺機槍，以及大量彈藥與砲彈。日本武器很不錯，東北酷寒天氣下都能正常操作，但美國武器只能在溫暖的氣候下操作，輕機槍在冷冽氣候下4小時就會故障。國府缺乏零件，被迫拆三輛卡車的零件，才能維持一輛卡車行駛，輪胎嚴重不足，飛機性能惡化，最多再執行2到3次任務，就需要全面檢修。美製武器缺乏彈藥，所有美援裝備逐漸失去效能。

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引述國府葉公超向美方的說法，陸軍的3千輛卡車因缺乏零件，無法行駛。

葉公超的說法，印證了瀋陽總領事館的報告，3千輛卡車影響所及，是後勤補給的交通無法如原先那樣快速，也可能造成重型火砲的運輸出問題，士兵的機動運輸也可能受影響，大量卡車無法使用，國軍的作戰行動必定受到牽制，影響部隊作戰效能的發揮。美國軍事援助原本應該是強化國府的軍事力量，但因政治因素的介入，這時援助反而成了綁手綁腳的限制，沒有零件的美援裝備限制了國府軍事行動的自由。

美國援助國府的槍械，在東北寒冷的天候下無法正常使用，反而是蘇聯從戰敗國日本繳獲的武器裝備，提供給共軍部隊使用後，在東北戰場上的表現優於美國槍械。由於後勤補給斷料，國府那些卡車也無法正常使用，這對國府要四處追剿神出鬼沒的共軍部隊，更是雪上加霜。

衛立煌找美國協助遭拒

1948年是國共內戰進入最後決戰的時刻，前半年，國府面臨彈藥不足的窘境，打起仗來施展不開。蔣介石派衛立煌接替陳誠，主持東北戰事。擔任東北剿總的衛立煌知道美中雙方因為內戰調停問題，造成美國武器禁運，衛立煌只好透過個人的關係，私下找美國援助，希望美國派200架飛機運補瀋陽，但馬歇爾照樣不給情面，他通知司徒雷登，拒絕衛立煌的要求，只發出武器彈藥輸出許可。也就是說，你如果有辦法在美國買到，你就去買，但美國不會幫你運送。

美國國務院檔案有衛立煌告急的電報，1948年2月14日瀋陽總領事館的電文稱，衛立煌彈藥短缺，急需外援，否則東北可能在兩到三個月內丟失。衛立煌缺乏彈藥當時被列為機密，美式30步槍（7.62公厘）缺1千萬發子彈，30機槍缺230萬發，7.92輕機槍缺462萬5,000發，60迫砲缺15萬5,000發砲彈。

1948年1月8日，陳誠也向蔣介石報告，瀋陽彈藥不足，30、79、303、60迫砲各種彈藥，庫無存品。陳誠所列舉的這幾種彈藥，分別是美造機槍子彈，國造中正步槍子彈，美造航空用機槍子彈與迫擊砲彈。

在國共內戰的緊要關頭，國府軍隊卻出現彈藥不足的情況，這個問題未必能影響戰役的成敗，但往往會造成戰場指揮官心理上的壓力，尤其是輕火器的彈藥缺乏，直接影響到第一線戰鬥部隊的作戰決心，一旦擔心子彈不夠，是不可能在戰場上盡全力拚搏的，部隊的戰鬥力就很難全力發揮，東北失敗很大原因在於國軍困守在長春、瀋陽、錦州三地，交通線中斷，不敢往外擴張，爭取面的控制，彈藥不足造成守軍不能主動清剿，坐困危城，靜待情勢轉變。

以軍事援助控制台灣

抗戰期間的中美合作抗日，其實美國人打從心底瞧不起蔣介石與他領導的國民政府，美國只是利用中國牽制日軍，所以也要援助中共，希望擴張美國在華北的影響力，美國所思所念，都是自己的利益，至於盟友的死活並非最在意的事情。

美國一向重歐輕亞，二戰結束後，美國對華軍事援助，卻因為國共內戰出現變質，美國要當調人，但沒有能力約束國共雙方，美國想運用軍事援助的政治槓桿，施壓國府，以解決內戰，最後結果證明，美國的政治操作拖垮了國府。這種以軍事援助控制對方的手段，在國府撤退到台灣後，美方仍然持續操作，就連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仍持續用對台軍售，對台灣進行政治控制。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日前，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表決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由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引發各方關注。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揚言要對香港實施制裁。而美國也在香港國安法公布的當天宣布取消對香港的特殊經貿待遇。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香港已於1997年實現了主權回歸，國家對香港有權行使屬地屬人權威。因此，由全國人大為香港訂立國家安全法，實際上就是對香港行使「屬地屬人權威」的表現，這在法理上是完全成立的。

依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訂立香港國安法，但由於諸多因素掣肘，以至於幾經延宕而不能推行。特別是去年6月以來發生的「反中亂港」暴亂，綿延數月之久，嚴重擾亂了香港的社會穩定，對國家主權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此次全國人大依法訂立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的和平穩定和「一國兩制」的進一步落實都是非常必要的。

早在2009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就已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在實施過程中也非常平穩順暢。而香港國安法之所以遲遲難以訂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插手香港事務脫不了干係。

川普上台以來，中美爆發貿易戰，兩國關係陷入近年來的最低谷。近日，川普與蓬佩奧又分別對香港事務，特別是香港國安法草案橫加指責，並還表示要取消香港的特殊經貿待遇，美國對香港事務的橫加干涉，只會加劇香港的社會動盪和經濟衰退，不僅損害香港的民生，擾亂了「一國兩制」的落實，也影響了美國在香港長期的商業與文化利益，對各方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與之相對，通過設立香港國安法，能夠使得香港由亂入治，讓香港社會趨於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杜絕外國反華勢力以香港作為顛覆基地的圖謀。基於此，相信香港國安法的通過一定能夠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附記：上文落筆後，我隨即轉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張海鵬院士。張先生對文章觀點表示讚賞。接著我們就香港國安法所涉國際法的問題進行討論，因所涉內容頗具學術性，現將其附於文末，供讀者參考。

鄭海麟：根據最具權威性的《奧本海國際法》第三章第四節《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擁有排他性的主權，也即是屬地和屬人權威。按照《奧本海國際法》的定義，中央政府作為一國之主，對於國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高權威的權力。我想中央政府出面替香港立法，應該就是根據這條國際法，不知海鵬老師意見如何？

張海鵬：獨立主權國家是國際法的根本概念，在香港立法，特別是國安法，是獨立主權國家的職權範圍。屬地屬人權為體現獨立主權國家的根本要義。淺見以為，這樣完整理解國際法，對於解釋香港國安法才是有說服力的。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6月30日下午，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及熱烈迴響，港台反應尤其熱絡。筆者從一位台商的角度，分析該法的效應、影響，以及一些觀察結論。

對「一國兩制」的加強

依筆者之見，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及施行，有以下幾個重大的意義及訊息。

首先，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是對「一國兩制」的加強。中國大陸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給了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利及環境，港人享盡優惠政策，例如不必繳稅、不必當兵，也無須養軍，但香港政府、人民似乎沒有充分履行「一國」的責任及義務，尤其一直未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制定、施行國安法。有些香港年青人看到香港法官大都是「鬼佬」（香港對外國人的俗稱），心裡可能還以為自己效忠的對象是英國女王伊莉莎白呢！所以，在此國安法施行之前，很多港人搞不好誤以為香港施行的是「兩國兩制」，真正的「一國兩制」從今年7月1日才正式開始。

其次，香港國安法的通過及施行，似乎讓一些港人感到惶惶不安。依我看，其實香港人沒有什麼好不安或恐懼的，應該等該法實施一段時間及觀察一下政府處理的狀況，再表達意見也不遲。

「一國兩制」最核心的精神，就是香港可以依照鄧小平先生承諾的，不用實施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而繼續保存回歸前的生活方式。

比較回歸前後的香港

我個人認為，在香港國安法施行後，香港還是比回歸前更為自由民主，社會政經制度更健全穩定。大家不妨回憶一下1997年回歸前的香港政經環境。

一、在英國殖民時期，港督從來都是由英國國王或女王所指派的，不僅沒有香港人作過港督，港督也完全不受港人的監督。

二、當年香港的終審權在英國樞密院，這可是「全送英」啊，比去年港府提出的「修例」條件及港版國安法嚴格太多了，當時也沒聽到黎智英、李柱銘、尤其是曾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站出來說一句話。

三、那時港人的言論自由被殖民主嚴重限縮，不但不能批評殖民政府，更不能批評或侮辱英國女王，否則會被判刑事重罪，許多港人因此入獄。

四、殖民時期，香港對英國而言，只是個廉價的提款機，以香港的地理優勢賺取大陸的錢，再以重大採購案（如地鐵、飛機、公車）、工程項目（如赤臘角機場項目）、軍隊軍備支出等手段，幾乎掏空1997年回歸前香港的所有資產及存款，甚至還大量地舉債，最後再從港人、企業收來的稅收及利益，轉送至英國或讓英國企業獨享。

簡言之，在155年的殖民統治後，香港人終於成為香港的主人，實在沒有必要過慮。何況，中國早已「依法治國」，今天在大陸長期生活的有200多萬台灣人、約百萬外國人（其中以美國、日本、韓國人最多）、50多萬外國學生，他們不都過得很自由自在嗎？

香港國安法合情合理

試問，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沒有國安法？美國不只有國安法，還利用《反海外腐敗法》、《銀行保密法》、《反洗錢法》、《反托拉斯法》等各式各樣的法律，逼迫其他國家抓人。看看孟晚舟（在加拿大）、華為、中國教授（涉千人計畫者）、中國留學生、伊朗及伊拉克（遭無端攻擊）等案例，即知美國如何侵犯他國的主權及人權，加上最近的非裔佛洛依德被警察虐殺事件，美國還有什麼臉批評他國人權？

台灣的「國安五法」及《反滲透法》有些規定比香港國安法還要嚴格，也沒看到美、英等國跳出來反對。由此可見，這些國家的指責並不客觀理性。

細讀香港國安法的涵蓋範圍，看似廣泛，但如冷靜思考，只要不涉及違反四大項罪行，對香港人及在香港的外國人是沒有任何影響的。香港廢青及黑暴等當然會提心吊膽，因為只要他們膽敢再破壞香港治安，必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這正是為什麼「港獨」、暴徒都紛紛逃跑、解散、辭職、躲起來的原因。

退一萬步言，就算香港國安法對港人生活有一點點限縮，身為中國一份子的香港人應該想想，過去23年大陸出了多少錢、多少力，才讓香港平安渡過各種經濟危機，今天應當感恩圖報、共體時艱才對。

香港國安法對台灣的啟示

近日台灣政治人物、輿論大肆批判香港國安法，甚至擔心會原封不動地在台灣施行。筆者認為，台灣民眾不應被誤導，香港的「兩制」並不等於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兩制」。不過，香港國安法對台灣確實有一定的啟示。

第一，它明白告訴台灣，唯有相互尊重的溝通協商，才能找出解開兩岸僵局的方法，找到一個兩岸雙方都能接受的統一方案。今日大陸還願意跟台灣談，台灣應把握機會與大陸協商，爭取對台灣人民最佳的和平統一條件。

第二，提醒台灣千萬別學香港某些人得寸又進尺，如果某些香港人士不堅持未必合理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話，今天也不會落到全盤皆輸的地步。

第三，告訴台灣美、英等國極不可靠，他們蠱惑無知的香港青年暴動，如今國安法通過了，他們除了喊喊口號還能做什麼？香港年輕人為此自毀前程，何其不值！美國更不會犧牲國人的性命為台獨而戰，台灣人千萬別步上香港的後塵。

第四，傳達了一個警訊：唯有放棄台獨，支持「九二共識」，推進和平統一，台灣才能有和平穩定的未來，也明確表達了一個態度，那就是對於國家統一問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作者係台灣湖南商會會長）

5月28日大陸全國人大通過要由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6月30日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並立即公布施行。美國基於自身的戰略利益大加指責，並通過《香港自治法》，但民進黨不該隨美國起舞，而應正確認知該法之立法目的，並進一步思考台灣應如何審時度勢，為人民找到最佳利基。

大陸會自行制定香港國安法，主要原因在於2019年以來香港「反修例」分子，不顧刑事犯應遣返發生地審判的原則，結合美國與台獨等外部勢力上街抗爭造成動亂，將「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無限上綱，讓香港成為「反中」的灘頭堡。而且，澳門早已於2009年制定、實施了國安法，而香港回歸23年，卻始終無法依據香港基本法第23條制定國安法，因此大陸決定自行立法。

立法為準確實施高度自治

香港國安法開宗明義指出，立法是為了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維護國家安全。換言之，香港國安法想鞏固「一國兩制」的「一國」基礎，制止「反修例運動」以來引發的紛亂，使得「兩制」的「高度自治」可以準確實施，讓香港金融經貿能夠持續發展，更讓借香港「反中」的外部勢力受到法制的遏止。

美國參眾兩院在香港國安法立法後兩天內，就通過《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川普也於7月14日簽署了該法，全面撤銷對香港特殊待遇，並得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官員及金融機構」。可是從實際數據來看，從全國人大5月下旬授權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迄今，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數未下跌且維持穩定上揚，香港的貨幣供給增加，銀行同業的拆息利率(HIBOR)下降，顯示外資不但未撤出香港，而且連同許多來自大陸內地的企業，繼續投入資金到香港。更遑論美國不敢限制香港的銀行購買美元，改變匯率聯繫制度，以免自己也受到傷害。

這是因為香港的金融體制高度開放、公司治理配套完善，加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與「滬港通」對大陸投資便利，使得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不受影響。縱使美國撤銷香港的特殊地位，暫停優惠待遇，禁止防衛設備出口香港，但2019年香港與美國的貿易額僅占香港外貿總額的6.2%，香港出口美國受影響的金額只有4.78億美元；還是美國每年從香港獲得300億美元貿易順差，制裁香港反而對自己不利。

世界各國均有國安法

再者，香港商界對香港國安法大表支持，不像對「反修例」或有雜音；因為商業經營需要有利經濟發展的穩定社會秩序，而一般民眾更不希望政治動盪，尤其不希望有外部勢力介入，增加社會風險。

其實，連批判香港國安法最力的美國，都訂有《間諜法》(Espionage Act of 1917)、《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外國情報偵察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1978)、《保護美國法》(Protect America Act of 2007)等法律，更頒布了不勝枚舉的國安行政命令，制裁所有對美國國安構成威脅的人。

美、英等國撻伐香港國安法，主要針對該法第36條「任何人在香港犯罪適用本法，在香港註冊的船舶或航空器犯罪也適用本法」，以及第38條「不具有香港居民身分的人在香港以外犯罪適用本法」，認為任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觸法，但這種規定在世界上並不少見。

台灣《刑法》第3條的「屬地主義」，就類似於香港國安法第36條的規定，而第5條的「保護主義」不僅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外犯內亂、外患罪都適用刑法，甚至連妨礙公務、自由，偽造貨幣、有價證券、文書等罪也都適用，這範圍豈不更寬？而美國更訂有長臂管轄權(long-arm jurisdiction)，只因商業問題就可跨國逮人到美國接受審判，華為科技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法國電力建設公司主管Frederic Pierucci二人，即為近期著名的案例。

台灣民眾不歡迎港獨分子

台灣民進黨政府大張旗鼓地要政治庇護港獨分子，卻不肯修改《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8條與施行細則第25條，讓其具體可行；也不願在陸委會下設相關機構，而只在民間經濟文化交流性質的「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下，設「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且僅在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接聽電話、提供諮詢而已。

原因在於一般台灣民眾，並不歡迎港獨分子，因為台灣經濟情況不佳，薪水低且工時長，加上近來新冠疫情帶來衝擊，被資遣或領無薪假的人數創新高。如果依「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接納港人，勢必會對本地人就學就業產生排擠效應，那麼對受影響的台灣人，又有誰來進行人道援助關懷呢？

台灣更不應盲目地捲入美中貿易與地緣戰略爭議，以免成了被人利用的棋子。尤其美國總統與國會大選將於11月進行，處於劣勢的川普勢必繼續大打廉價的「台灣牌」刺激大陸，即使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此氛圍下也不會示弱，加上國會議員為了選舉造勢更會加碼演出，但兩岸一旦衝突，受害最大的卻會是台灣人民。

香港具有前進大陸金融投資的便利、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參與「東協加五」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窗口地位。如果台灣不再以對抗的意識形態掛帥，願意以香港作為灘頭堡轉進大陸與世界各地，則不僅可讓陷入困境與孤立的台灣經濟找到活水，更有可能從與香港的正確關係定位中，找出打開兩岸官方僵局的契機。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7月11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裁定，奧克拉荷馬州東半部，包括第二大城市塔爾薩(Tulsa)，應該是原住民的保留區。此一裁決涵蓋的保留區面積約為300萬英畝，居民有180萬人，其中15%是原住民。其結果表示，過去在州法院被判有罪的印地安人，如犯罪行為發生在原住民保留區內，可以對判決提出異議，住在保留區的原住民也可享有州稅的豁免權。此次判決對原住民的權益影響深遠。

提案人71歲的原住民麥克格特(Jimcy McGirt)，他在1997年被判決性侵女童的罪名成立，但他宣稱案件發生在保留區，只有聯邦法院有權審理，奧克拉荷馬州法院的判決無效。

聯邦最高法院這次判決的關鍵票，出自川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葛薩奇(Neil Gorsuch)，所以令人感到特別驚訝。葛薩奇在判決中引用了19世紀美國政府將東南部的幾個大部族強行遷移至奧克拉荷馬州的歷史，當時美國政府表示，遷移過去的土地屬於原住民永久土地。葛薩奇表示：「考慮到聯邦刑事法，這些土地是否仍如政府所承諾的屬於原住民保留區，我們認為國會並沒有否決，因此政府的承諾仍屬有效。」

19世紀被美國政府重新安置到奧克拉荷馬州的原住民主要有五個部族：切羅基(Cherokee)、奇克索(Chickasaw)、喬克托(Choctaw)、塞米諾爾(Seminole)和馬斯科吉(Muscogee)。而麥克格特正是一名塞米諾爾原住民。

判決出爐後，五個部族領袖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表示歡迎該判決，並承諾將配合聯邦政府、州政府，讓保留區的司法管轄權達成一致。

1828年，傑克遜當選美國總統，他代表的是美國西部移民和西部州的利益。儘管東部許多州民曾在大選中反對他，在他上任後也有不少人反對他的關稅政策，但傑克遜的觀點與大多數白人的觀點一致：就是把密西西比河以東所有的印第安人趕回西部，因為印第安人曾於1812年美英戰爭中協助過英國。

1830年，美國國會通過《印第安人驅逐法》(Indian Removal Act)，並獲傑克遜的批准。此後國會撥款供聯邦政府與各部落談判，勸他們遷往西部。南方各部落面臨來自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雙重壓力，大多都無力抵抗，只好拿了一些象徵性的賠款，動身前往西部。

印第安人原本就是北美洲的主人，兩百多年來受盡白人的欺壓，而且美國政府講話不算話，這次判決只是遲來的正義，但也引來不少人猜測，聯邦最高法院為何在此時做出這樣的判決，筆者認為，可能與美國目前的情勢有關。

自從川普提出「美國第一」口號，就真的在美國境內建築高牆，驅逐移民，又一直聲稱要更改移民法，限制原本合法的申請者。今年初至今，又有超過13萬美國人，其中不少是少數民族及窮人，死於新冠病毒。5月底更爆發了黑人被白人員警暴力致死，導致全美各地發起「黑人也是人」的運動，點燃抗議種族歧視的烈火。大法官大概考慮了美國社會的客觀情勢，希望藉此案的判決，表彰美國司法還有公平正義的一面。

(作者係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任何一種價值理念，都是在一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塑造出來的。從希臘羅馬時期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都存有奴隸制度，貴族與平民之間，有非常明顯的階級對立，所以會發展出「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理念。非西方國家要想移植這些價值理念，必須思考他們在本土社會中的適切性，否則便很容易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發生一樁偶發事件，讓世人清楚地看到：美國到處推銷的「自由、民主、人權」，其實只是用來搞「顏色革命」的口號，根本不是什麼「普世價值」。

川普手持聖經作秀

5月29日，示威者包圍白宮，川普一度躲入白宮地堡，事後川普對消息走漏大表不滿。5月31日，全美各地抗議與劫掠不斷，連白宮周遭也有警民衝突，讓川普愈看愈生氣。6月1日，他花了很多時間和幕僚討論，最後敲定發表強硬談話。川普在白宮玫瑰園發表約半小時談話後，在重重警力護衛下，自白宮步行至對面的聖約翰教堂，站在教堂布告欄前，拿著一本聖經讓媒體拍照，川普說，「我們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我們將會保護國家安全」。

華府主教巴德得知此事後表示，「總統來教堂沒有禱告，也沒有提到美國和有色人種的痛苦」、「我們要遠離這位總統煽動性的言論」。

當天傍晚，川普在白宮玫瑰園發表談話，他語氣強硬地自稱是「法律與秩序的總統」、「我的第一要務與最高職責，就是捍衛我們偉大的國家及美國人民」。除了嚴詞批評抗議群眾，還宣布如果各州州長如不妥善處理紛擾的狀況，他將援引1807年「暴亂法案」賦予總統的權力，「我會動用成千上萬重武裝部隊」，「迅速幫他們解決問題」。該法允許總統在美國境內部署軍隊以應對內亂。川普說，華府的劫掠和暴力非常「丟臉」，是「本土恐怖主義行為」，「我已動用成千上萬重武裝軍隊及執法人員，阻止暴動和劫掠」。

國防部長反對用兵

對川普宣稱將派軍隊平亂，國防部長艾思博公開表示，他反對派美軍鎮壓示威，「我不支持援引暴亂法案」。

雖然川普不斷施壓各州州長，並點名要紐約市出動國民兵，以阻止「惡棍與魯蛇」劫掠，「以武力平亂」，但各州州長多半不理會，而是加派警力實施宵禁防止劫掠。在休士頓，警察局長阿塞維多對抗議者說：「我們將與這個社區中的每個人一起前進。我會前進直到我受不了為止。但我不允許任何人拆毀這座城市。」6月1日，洛杉磯市警局警官帕爾卡(Cory Palka)在好萊塢日落大道，站在抗議群眾當中，脫下頭盔、拿起擴音器，請求群眾保持和平，並承諾願以單膝下跪回應。ABC洛杉磯台的鏡頭拍到，在群眾「跪下來，跪下來」的呼聲中，帕爾卡跪了下來，獲得群眾歡呼聲。他向眾人說：「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單膝下跪」能改變美國？

從紐約、洛杉磯到休士頓，不斷有警察和國民兵以單膝跪下，表達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的態度。這個動作源自2016年，美式足球(NFL)舊金山49人隊四分衛卡柏尼克在賽前唱國歌時單膝跪地，表達爭取社會正義，抗議種族歧視的動作。愛阿華州首府德梅因的警局局長與員警也加入群眾單膝下跪，解釋說：「這是我們能聊表心意的方式」。

「單膝下跪」變成這次人權運動中美國統治階層求取救贖的一種儀式。根據路透社在6月初進行的調查發現，64%的成年人「同情現在走上街頭示威的人」，27%不同情，9%不確定。民調也顯示，超過五成五的美國人不認同川普對示威的處理方式，其中四成「強烈」反對，僅三分之一認同。路透社民調發現，在註冊選民中，拜登支持度為47%，領先川普10%，是拜登4月初成為民主黨候選人以來，對川普最大的領先幅度。

我們該問的問題是：不管是政治人物的「單膝下跪」，或是「拿著聖經拍照」，能夠阻止這種「每天發生的悲劇」在美國不再發生嗎？

雙重標準的「假民主」

美國的種族歧視根深蒂固，從1776年獨立成功以來，已經跟著美國歷史糾纏兩百多年。白人讓非裔美國人「不能呼吸」也已經兩百多年。美國是所謂「人權立國」的國家，根據美國憲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這只是法律條文。貧富懸殊和種族歧視讓所謂「人權」只限縮在白人世界，法律的保護不及於有色人種，所以才會有「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權運動。

川普是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他從就任總統以來，毫不諱言地展開種族分化，表面上反對移民，其實是劍指有色人種。在許多白人心裡，早期被販賣來的黑奴，或騙來修鐵路的華工，都是劣等民族，他們對開發美國的貢獻，已經被美國白人踢出史頁。

白人沙文主義到川普執政後發展成「白人至上主義」。由於白人在美國的人口比率仍占六成多，其他四成為有色人種及西班牙語系的墨西哥後裔，在可預見的百年之內，美國有色人種仍然會遭到歧視，不可能獲得解決。當美國一天無法解決國內的種族歧視問題，美國就跟沒有資格以人權批評他國。

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通過後，聯合國第44屆人權理事會會議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包括英國、日本、歐盟15個成員國在內的27個國家，立即在日內瓦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中國必須重新考慮香港《國安法》，該法威脅到香港自治區的各種自由。同時，古巴代表53個國家發表聲明，稱不干涉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是《聯合國憲章》的重要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各國有權通過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歡迎中國立法機關通過港區國安法。這項投票，可以看作是舊殖民主義國家和被殖民國家的對決，其結果最值得吾人反思。

(作者係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

美國的總統大選當然是共和及民主兩黨競爭。兩黨雖有左右之名，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別，但是競爭者與衛冕者在這些標籤下，還是要因時、因地、因選民情緒，做出策略選擇。

美國每次總統大選後，都會有政治評論家做分析，勝者因何勝，敗者因何敗。並且還會累積幾十次選戰的對比，做詳細的解析。當然這些歷史性的解析也會在大選前出籠，為候選人和投票人提供參考。

本文以在美華人的視角，對2020年美國大選做個選前分析。這與媒體的民調不同，前者根據事實做客觀討論，後者往往加入主觀引導民調方向。這在美國和亞洲的選舉都是常見的弊病。

美國大選的一般議題

美國總統的權力很大，故每次大選皆勞民傷財，近年的總統大選，候選人都要籌資十億美元，方有勝算可能。今年也不例外。如今共和黨川普和民主黨拜登都已募得半數以上，鹿死誰手，就看未來選戰的演變。

先討論一般的美國大選議題，再進一步討論本屆選舉的膠著點。歷年來，選舉辯論的議題都在幾個大框架下，那就是經濟、外交、軍事、內政、民權，以及突發事件和候選人的個人問題。

經濟議題包括工作（失業率）、景氣、股市、貿易、利率等與百姓財富收入有關。外交則包括國際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像美中、美俄、美歐及外交引起的大事如戰爭等。軍事自然包括戰爭，但即使沒有戰爭，國家安全、軍備競爭、國防預算都是競選議題。內政則包括很廣，有教育、基建、福利（包括建康保險、退休金等）、司法（包括總統任命大法官）。民權是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特有的議題，包括選舉權、種族歧視（像男女平等問題及今年爆發的「黑人命也是命」），以及各類自由平等權（如墮胎、同性婚姻、槍枝擁有權等）。

突發事件當然是不可預料的事，像今年冠狀病毒全球蔓延，美國災情嚴重，就是突發事件。而川普和拜登的個人問題，也是今年大選的成敗因素。

民主、共和兩黨各有策略

就今年11月大選來看，以上那麼多的議題，哪些是已浮上檯面的明顯議題，又有哪些是暗藏在檯面下的重要議題呢？以現在兩黨初選已過，拜登已確定為川普的挑戰者來看，民主黨的選情是全黨團結一致拉倒川普，因此他們的策略就是鎖定川普的弱點，向他展開全面攻擊。

川普本占有現任優勢，他也知道採取主動，挑選對他有利的議題。因此川普除了應付「通俄門」及民主黨在國會發起的彈劾案（通俄門彈劾擔誤了他許多時間精力，但最終沒有拉垮他，他也把拜登的兒子在烏克蘭油公司領薪的事拖出來了），他一直在打「政績牌」。

美中問題今年不會缺席

首先，川普對2016年所做的承諾一直積極履行，減稅、邊界造牆、提倡美國公司回美、提出基建計畫等等。但美國政府缺錢，川普所提的計畫無法馬上立竿見影。川普不得不找尋其他對他有利的議題。他所選的關稅及貿易戰是一個綜合了經濟及外交的題目，他獨特、驚人出奇的打法，雖未必得到國際好評，但倒也真的為美國謀得一些利益，對其支持者頗有影響。他見到打「中國牌」在選舉上有好處，以致從貿易戰，又延伸到科技戰，再到近乎全面「反中」。

在這個議題上，拜登也不輸給川普。所以美中問題在今年選戰不會缺席。

疫情及歧視成為兩大議題

新冠病毒全球蔓延是今年一個突發事件。川普早期對疫情判斷錯誤，只顧反中，沒想到美國疫情飆升至全球首位，如今此疫情突發事件已經凌駕經濟、外交和貿易戰之上，成為選戰的頭號議題。民主黨帶頭全力怪罪川普。無獨有偶，在此時刻，川普的前國安顧問波頓及他的姪女都出書攻擊他，再加上明尼那不勒斯一件員警壓頸黑人致死案件，引爆出全國甚至全球的反種族歧視運動。所以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議題，可以說是這兩件突發事件占了鰲頭。

而此兩件事又與經濟有密切的連帶關係。疫情不能扼制，經濟即難復甦。經濟惡化，種族歧視抗議就會演變成暴亂。儘管川普似乎面臨山窮水盡、四面楚歌的情況，但以他是一個經過三次破產的商場鬥士，他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川普在打「南進策略」

由川普現在的競選策略來看，他似乎是在打「南進策略」。該南進策略跟蔡英文失敗的南進策略不同。美國南方較保守，比較偏向共和黨，在當前黑人暴亂的情況下，提出維安、保警、愛國，在美國南方或許仍有市場。川普能否平息這個突發事件，保住他的基本盤選民，還有待觀察。

拜登雖占了這兩個突發事件的便宜，但他沒有主動權，無法表現能力，再加上他在歐巴馬任內並無出色表現，如今年近80，又常說錯話，表達不佳。如果與川普同台辯論，結果很難樂觀。所以本文只能分析至此，要做肯定預言，還需等待一兩次辯論之後。

 (作者係美國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