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川普正式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美國決定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終止其72年的會員身分。依據美國1948年加入WHO時所設定的條件，美國必須在退出一年前通知該組織，並繳清積欠的2億美元會費。所以川普這一決定將於2021年7月6日正式生效。
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一直高居世界之冠，而且全美40個州仍呈上升趨勢。情勢如此嚴峻，川普卻決定退出WHO，立即遭到歐洲盟友及黨內外，特別是醫療界專業人士的反對，但川普不為所動，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連任的考量。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爆發，導致經濟衰退，失業嚴重，川普連任幾乎不成問題，但疫情壞了川普的好事，他現在不顧一切，冒險重啟市面，提振經濟，也是為了謀求連任。
川普找到推卸責任的目標
目前美國南方各州疫情嚴峻，佛羅里達、亞利桑那等關鍵搖擺州疫情堪憂，對川普選情極為不利，連德州等傳統共和黨的票倉每日確診病例都激增，對川普的基本盤構成威脅。最新民調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領先川普8%至14%不等，面對選情告急，川普必須找到推卸責任、轉移矛盾的物件。
今年3月底新冠肺炎在美國失控時，川普就將矛頭對準WHO，指控其隱瞞疫情，誤導白宮防疫。4月初，川普暫停向WHO撥款，同月中旬要求WHO負責，5月底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說，由於WHO拒絕執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國將與之終止關係，並會把費調配至別處。根據6月中旬的民調顯示，七成以上的共和黨支持者對WHO的表現評價不佳，因此「甩鍋」WHO似可轉移國內矛盾，而且還可以鞏固基本盤。
川普與WHO爭論不斷
WHO總幹事譚德塞說，該組織在1月30日宣布該病毒構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已經「給了世界各地足夠的反應時間」。《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為澄清川普的指控不實，把WHO對疫情的防控列表回應。
川普批評中國「完全控制了WHO」、「誤導世界和隱瞞疫情」，以及WHO未就新冠病毒追究中國責任等。看來，在中美關係惡化的形勢下，將全球抗疫政治化，並歸咎於中國和WHO，是川普競選連任的不二法門。
美國政壇反對退出WHO
退出WHO並非完全沒有先例。1949年WHO成立不久，蘇聯就因美國在該組織發揮太大的作用心生不滿，率領其陣營內的9個會員國退出。當時WHO還沒有關於會員退出的規章，因此，技術上他們並沒有退出，WHO只是將他們轉到「不積極」的會員名單上。直到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這些國家才又回到WHO。川普退出WHO的緣由與史達林如出一轍。
川普此舉立即招來拜登的反對。拜登表示，如果他當選，他將在上任總統的第一天，讓美國重返WHO，重新奪回美國的主導權。參議院民主黨籍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副主席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認為，川普此舉既無法保護美國人民的生命，也無法維護美國的利益，只會讓美國陷入孤立。共和黨籍的參議院衛生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Lamar Alexander）表示，WHO在處理新冠疫情方面容或有錯，但也應該在危機過後才來檢討。眾議院議長、民主黨人佩洛西(Nancy Pelosi)認為，川普此舉除會危害上千萬人民的生命，也會嚴重損害國際抗疫的努力。
美國《國會山報》稱，退出WHO是美國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總統的決定之一」，也引用了美國衛生專家的話說，「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我們參與的時候，拋棄國際社會，是我們所處位置的悲哀注腳。」
醫學界強烈反彈
7月9日，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國家醫學院、美國公共衛生協會等機構的學者連署文章，文章敦促國會阻止川普退出WHO。他們說，退出WHO將給美國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並危害全球安全。他們指出，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有21個下屬中心與WHO有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一旦打破，將會影響美國開發流感疫苗等方面的能力，美國機構及製藥企業等將無法再從WHO取得最新的流感病毒樣本及相關資料。這種情況也將適用於當前新冠疫苗和藥物的開發。美國如果不是WHO的成員國，它對全球衛生策略的知識也將受到影響，因為WHO長期跟蹤全球各類傳染疾病並做出及時反應。
美國醫學會也聯合了其他三個專業醫師學會，公開反對川普的決定。他們認為，WHO過去70年來成功地消滅了天花、注射了數十億劑的麻疹疫苗、削減了一半以上可預防的兒童死亡；退出WHO將危害到這些投資。
美國送給中國最大禮物？
美國的盟友雖然對WHO也不盡滿意，但都反對川普的決定。他們認為，WHO是唯一有能力領導和協調全球應對新冠病毒的機構，美國與之終止關係將破壞全球對抗病毒的努力。他們說，川普的退出不會使WHO消失，倒是美國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話語權將會削弱。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川普不知道如何治國，與中國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全世界都注意到這一點，美國的威望和信譽受到嚴重損害。有些西方盟友甚至認為，美國退出WHO，留下來的空缺將由中國填補，這是美國送給中國最大的禮物。
(作者係在美政治評論員)
美國總統川普看到兩韓又回到2017年前的劍拔弩張狀態，南韓卻一點都不緊張。南韓不僅依照北韓的要求，將青瓦台和統一部負責北韓業務的首長換成親近北韓的人士，並且推展兩韓經貿往來，甩開美國，讓美國很不舒服。
7月6日至9日，川普特派美國副國務卿兼北韓特別代表畢根(Stephen Biegun)再度訪問首爾，了解朝鮮半島的狀況。畢根此行正逢兩韓戰火一觸即發，以及美朝無核化談判膠著，畢根的腳步十分沉重。
畢根韓國行「雷大雨小」
畢根除了拜會對話伙伴外交部長康京和、舉行第8次美韓次長戰略會談、與韓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李度勳會議、會晤新任青瓦台外交安保室長之外，並未見到新任國家情報院院長朴智元和統一部長李仁榮，因為二人正在等候國會人事聽證會的通過。畢根此行只能說「雷大雨小」。
當然，美國希望早點安撫金正恩，盼金不要亂來，尤其在美國選舉期間不要輕舉妄動，讓川普選情雪上加霜。不幸的是，美韓雙方對說服金正恩「稍安無燥」的想法明顯分歧。畢根離開華府前，國務院再次強調，朝核問題必須達到最終、可完全驗證的無核化原則。這等於向文在寅與金正恩開出條件，兩韓要從事交流和合作前，北韓必須先廢核。
其實，美國與南韓在6月就有過這方面的初步談判。北韓爆破兩韓聯絡辦事處之後，文在寅立即派李度勳訪美，與畢根會談，美韓共同尋求對北解決方案，然而由於南韓提出美國應完全或部分解除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美國不答應，雙方搞得不歡而散。此次李度勳與畢根再次會談，由於畢根行囊沒有讓步的禮品，二人會晤也是徒勞無功。
北韓警告川普及文在寅
北韓有「先見之明」。配合畢根訪韓時機，7日先對美國表達強烈警告。外務省美國局長權政根在《朝鮮中央通訊》發表談話，再次確認4日第一副外相崔善姬的談話內容，強調北韓不會坐下來和美國人會談。這不僅潑了畢根冷水，還乘機告訴川普，不要妄想拿「川金會」為自己選舉加分。
北韓直接告訴文在寅，不要一直夢想當作美朝之間的「仲介者」。落到這種地步，文在寅失去了面子與裡子。7月3日，匆匆調整對北韓的人事，幾乎清一色是與北韓「友好」的人，希望透過人際關係，北韓會「笑納」。然而，儘管文在寅找來「北韓通」朴智元出任國情院長，金正恩還是不為所動。美國則認為文在寅的人事安排，擺明是把兩韓政策放在美韓外交之上。
文在寅上台三年以來，總覺得兩韓的交流與合作完全被美國阻擋，兩韓想自己跳舞，美國不放伴舞音樂，似乎跳不起來。因此，文在寅雖骨子裡重視兩韓關係改善，但還是要試圖努力說服川普，這是南韓的悲哀。文在寅希望如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所說的「10月驚奇」會發生，再次由文在寅出面安排川普選前與金正恩舉行第三次「川金會」。
川普似乎也看出文在寅的誠意。7月8日，川普透過《美國之聲》表示，如果對美國有利，不排除與金正恩再次見面。不論川普是表面應付之語，還是出自真心，對文在寅來說，這都形同川普「自行落網」，可謂欣喜若狂。
文在寅想在任內實現諾言
7月16日，文在寅在第21屆新國會開議式上講話，再次強調兩韓關係的重要性，呼籲執政與反對黨國會議員予以支持。文在寅說，兩韓之前簽署的「不容戰爭再次發生」、「相互保障安全」、「追求共同繁榮」等三大原則，政府將盡全力履行。
文在寅不僅再次強調，要落實南北鐵路、公路連接，可直達中國大陸及歐洲，而讓兩韓物流增加帶來更多經濟利益，並且希望兩韓國會交流能在本屆國會達成。
看來，文在寅在所剩任期之內，很想要完成他的《板門店宣言》等願望。但主要問題還是出在美國。川普及國務卿蓬佩奧每天說不同的話，連北韓也無法適應，南韓就更難配合了。7月16日，蓬佩奧指出，美國大選前恐怕無法舉行「川金會」，這等於打了川普一記耳光。
正如7月8日畢根在離韓前的記者會上所說，此行以訪問好朋友、友邦為主，技巧地避開來自兩韓的重擊：一是被北韓狠狠拒絕在板門店與畢根談判；二是無法滿足文在寅提出的「先解除制裁、後廢除核武」條件，畢根只得可憐兮兮地空手返美。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日本中止「陸基神盾」，狀似打臉美國飛彈防禦系統，但其實是在為主動作戰的「攻擊敵基地」鋪路，而另一方面又大買F-35、研製新戰機，組建網路、太空部隊，在在可能掀起東亞軍備競賽。
日本自衛隊1954年7月成立以來，整個防衛體系的主要裝備，除了自製者外，全是購自美國，特別是高科技戰機、飛彈，看裝備猶如美軍分隊；而且，日美搭配向來順暢，日本奉上經費，美國供應精銳武器，不曾遇過大問題，直到最近終於出包。只是，日本後續處理乃至新建各軍種，著實令人感受到其強軍的野心。
6月15日，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突然宣布停止部署美製陸基神盾防禦系統，理由是：使用的「標準3型」(SM3)飛彈，發射後有推進器掉落位置無法控制的技術問題，如修改硬體系統約需10年，並得追加約19億美元經費，且會逾越部署時間。震驚政壇，但其國家安全會議(NSC) 6月24日確認了此決議。前統合幕僚長(參謀總長)河野克俊表示，「推進器掉落會成為部署問題，在任上時都沒聽說過」。
美製系統攔不到低空飛彈
陸基神盾是美國川普總統與日相安倍會談後，日本政府認為它比薩德(THAAD)系統便宜，遂於2017年12月決定購買兩套，預定部署在秋田縣、山口縣，2018年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說，「這也可用在防範對美國夏威夷、關島、東海岸等的飛彈威脅上」，因該兩地正是北韓飛彈飛向夏威夷、關島的必經之路；2019年時任防衛相的岩屋毅說「(如北韓射彈)會行使集體自衛權將之擊落」，原來日本花高額部署費用，既是保護日本，也要保護美國。華府算盤打得比東京還精。
日本政府所規劃完整的飛彈防禦有三道防線：(一)以神盾艦的SM3，在普通軌道、大氣層外飛行的中間階段迎擊；(二)以陸基神盾的SM3，補海上SM3的不足，也是在中間階段迎擊；(三)以地對空導引飛彈「愛國者3型」(PAC3)，在接近彈著的最後階段迎擊。目前已部署好第一、三道。
河野所說成本與期程僅是部分理由。其實，陸基神盾的效能早就被打上問號。2019年5月後，北韓發射了4次，共8發新型短程彈道飛彈，能在低飛軌道(depressed trajectory)高速飛行、下降時最後階段還可變更軌道後再落下，顯然技術大幅躍升，使得美、日現有SM3和PAC3等裝備，在高度與捕捉上，很難迎擊來自低軌奇襲的飛彈。換言之，日本花費鉅資請美國建構的防禦網出現了漏洞。更別提其他更先進、高速的飛彈了。日本恍然大悟「仰賴美國迎擊力是有界限的」。
熱議「攻擊敵基地」方案
日本相關專家、學者紛紛尋找替代方案。防衛省開始研發阻斷飛彈與地面基地訊號傳送接收，以及引導飛彈自爆的電訊妨礙技術和設備；另外，更大膽的是擬在敵方發射飛彈前，就先摧毀其飛彈基地和指揮管制中心，重新點燃「攻擊敵基地」的議論。2003年當時的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曾主張，「對方已表示要攻擊日本且有準備行動，就可以攻擊敵國基地」；現在更有不少學者、前防衛相出面支持「飛彈防禦，技術上是很難的，所以應具有抑制敵人基地的反擊能力」、「攻擊敵基地在自衛範圍內」的論調。可是，國際法並不允許「先制攻擊」，遂構想要換成「反擊敵機地能力」之類的名稱。
換言之，這可說是日本乘機剔除美製沒有用的迎擊飛彈，爭取作戰主動，作「打擊敵基地」的伏筆。
日買F-35又研發新戰機
日本中止41億多美元的陸基神盾，美日均很低調，避免激起其他採用美式防禦網的國家也提出質疑，並維護後續更大宗的交易。7月9日美國國務院批准日本再購買105架F-35匿蹤戰機，價值230億美元，是日本對美第二大軍購，加上原有42架F-35，日本將會擁有147架這型戰機，也是美國之外，有F-35最多的國家。日本自稱「專守防衛」，但F-35是當今最新銳的攻擊戰鬥機，難道這正是在為「攻擊敵基地」做準備？
不過，日本並不滿足，F-35也不是「下一代戰機」，實際上，日本已在為航空自衛隊籌謀2030年引進「下一代戰機」，日美官民開始研議開發事宜，雙方除國防當局外，日本軍事工業最強的三菱重工，及具有供應美軍戰機、轟炸機豐富經驗的洛克希德、波音、諾斯洛普等公司都有參與。可知，日本既想主導開發、提高性能，給予國內軍事產業訂單和開發技術的機會，又要吸收美國先進技術。
恐掀起東亞新軍備競賽
如果再宏觀日本組建各新軍種、參與活動，更容易體會其積極建軍的意圖。譬如：2014年成立網路防衛部隊，人員不斷增加。2018年起參加美軍主辦的多國「施里弗演習」(Schriever Wargame)，模擬美國太空通訊系統遭攻擊時，日本衛星如何支援美軍，並密切與「5眼聯盟」情報合作。今年5月18日日本在航空自衛隊之下，也成立了「太空作戰隊」。
過去，決定戰爭的是制海權、制空權，隨著時代、科技演進，現在還要講究運用太空的制天權、運用網路的制腦權。後兩者目前雖是美、中、俄較先進，但作為「和平國家」、僅有「自衛隊」(非軍隊)的日本，其網路部隊、太空作戰隊竟一樣不少。因而總體來看，日本明顯是要在美國的卵翼下增強武力，在國際社會扮演更重的角色。然而，這恐怕會引發東亞、尤其是朝鮮半島新一輪軍備競賽，加上日本與近鄰皆有領土爭議，更是不利於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川普最近擬邀請俄羅斯、澳洲、南韓及印度四國領導人參加在華府舉行的G7峰會，並準備在會中檢討中國在新冠疫情上該負的責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已以疫情為由婉拒參加，俄國官方未正式表態，但輿論認為俄中關係緊密，出席以反中為目的之國際會議不恰當，何況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並未放緩。
2020峰會以反中為目的
今年6月國際上最熱門的消息是，川普準備將G7峰會延期到9月，並希望擴大邀請俄、澳、南韓及印度四國領導人參加，使G7變成G11。川普向媒體解釋，G7峰會已不符合國際現實。白宮新聞總監法拉表示，川普準備在此次峰會上，將傳統盟邦和一些受到新冠肺炎衝擊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討論中國對疫情擴散的責任。
德國總理梅克爾首先以疫情為由婉拒參加。《紐約時報》引述柏林匿名高層官員的談話指出，梅克爾拒絕出席此次峰會的原因有三：一是認為美方對會議的安排缺乏外交的技術性，二是德國不願加入反中集團，三是德國政府反對俄羅斯與會。
梅克爾自7月1日起擔任歐盟輪值主席，為期半年，最近也提出一份24頁的歐盟未來發展計畫報告，並已與來訪的法國總統馬克宏討論過。馬克宏表示，未來必須重新考慮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關係。梅克爾所推動的歐盟新外交政策，主要是想在美、中之間尋找歐盟的活動空間；在歐盟內部則是要妥善處理英國脫歐的後續問題。
各方看法不同
6月1日，川普曾與普丁電話討論G7峰會，但俄方不清楚美國是要協助俄羅斯重新成為G7的會員，或僅是參加一次會議而已。俄國總統府發言人貝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尚未獲得正式邀請，因此還需通過兩國正式外交管道進行瞭解。
川普曾多次表示，俄羅斯必須回到「菁英國家集團」，並謂俄羅斯回到G7可協助解決許多國際問題。馬克宏也有同樣的看法。去年在法國南部比亞里茨舉行的G7峰會上，川普和馬克宏都同意2020年峰會應邀請俄國出席，但當時並未說定到底是恢復其G8會員地位，或採取臨時的G7+1形式加入。1996年俄國葉爾欽就是先成為G7＋1，後來才正式成為G8峰會的成員。但俄外長拉夫諾夫表示：「其實G20建立以來，能廣泛討論世界政治經濟問題。」
2014年俄羅斯因合併克里米亞而被逐出G8至今，不少國家反對俄羅斯重返G7。如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就認為，俄羅斯不夠資格成為G7的一員，因為它一再違反國際規範。英國首相強森也表示將否決俄羅斯參與G7。歐洲議會議長及歐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馮特列斯表示：「由於2020年美國負責主辦G7峰會，因此它有權以觀察員的方式邀請俄羅斯出席，不過與會國的變更非美國總統之權限。」
此外，美國國會民主黨黨團致函國務卿蓬佩奧強調，除非莫斯科放棄干預美國和他國內政，美國不應該邀請它重返G7，他們還認為，如讓俄羅斯參加此次G7，就等於國際社會對抗俄羅斯的行動失敗了。
俄中的合作及矛盾
川普提議將G7改為G11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反中國的聯盟，但問題是，這個新集團要抵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難題。俄國外交部發言人札哈諾娃表示，美國推動的新集團形式大致是正確的，但並不符合現實，目前俄中關係緊密，莫斯科是否願意參加一項具反中性質的國際會議值得懷疑。現在俄中雙方不僅維持著一種全面平等、互信的戰略夥伴關係，俄羅斯也協助中國建造反導預警系統，兩國近期將進行大規模聯合軍演，俄羅斯則向中國學習資訊高科技。
當然俄中兩國也有不少矛盾，如因擔心會遭美國經濟制裁，一些中國銀行不願與俄羅斯進行合作，在中亞地區的中國企業也經常排擠俄國企業，而且中國還進行了一些繞開俄羅斯，前往歐洲的交通建設，也正積極修建破冰船隊，企圖搶占北極航道，使其成為「一帶一路」的北極航線。
儘管如此，俄羅斯不可能犧牲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去參加G7峰會。尤其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經濟制裁非但未見取消，反而不斷延長和加重。
美國有新的制裁俄國方案
6月9日，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黨團祭出「美國加強實力與對抗全球挑戰」法案，針對與俄羅斯有特殊利益，特別是與俄天然資源有關的企業進行制裁，並且禁止俄羅斯使用SWIFT美元系統。美國參議院要求政府將俄羅斯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中，因為俄羅斯與伊朗革命衛隊、黎巴嫩真主黨和阿富汗塔里班，以及其他國際恐怖組織有往來。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還企圖拉攏俄羅斯去對付中國，根本不切實際。美國前駐俄大使魏希寶就指出，白宮若想解決疫情所造成的世界經濟問題，應該邀請中國而非俄羅斯參加G7峰會。當然這也會引起一些G7會員國的抗議。因此，魏希寶意有所指地表示：「說不定此次G7峰會在總統大選後才會舉行」。
聯俄制中恐怕是一廂情願
川普有意邀請俄、澳、南韓及印度四國領導人與會，並準備在會中討論中國在新冠疫情的責任。德國首先以疫情為由婉拒出席峰會，「五眼聯盟」之一的澳洲「欣然接受」，急欲與北京改善關係的南韓表示將「慎重考慮」，但日本已對韓國受邀表達強烈不滿，顯示峰會尚未舉行便一波三折。
普丁是否會參加此次峰會，俄國政府尚未正式表態，但反對聲浪不絕於耳。川普將G7擴大為G11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反中聯盟，但要抵制中國並不容易。俄國雖對華府準備另立新集團表示肯定，但出席一場反中的國際會議，並不符合其利益。因此，聯俄制中恐怕是川普一廂情願的想法。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6月11日，美國聯邦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年僅40歲，密蘇里州，共和黨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成員，川普的堅決支持者，向參議院提出「台灣防衛法草案」(Taiwan Defense Act)，在兩岸引發震撼。
川普上台以來，美國炮製了諸多挺台法案和涉及台灣問題的其他法案，如《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2020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連最新的《2021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也有挺台內容。
美國通過重要友台法案
2018年3月17日，川普簽署《與台灣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主張大幅發展美台的官方關係，提升雙方人員往來、交流層級，尤其是促進雙方涉外、防務等敏感部門的高官，甚至是最高領導人可以互訪，這被稱作是美台關係的一個「里程碑」。
2019年5月和10月、眾議院和參議院相繼提出《台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重申美國對台灣的各項承諾，監督《與台灣交往法》的落實，要求對台軍售「常態化」，派現役將級軍官出任駐台武官、將台灣納入雙邊及多邊軍演等。
2020年3月26日，川普簽署《2019年台灣友邦國際保護暨強化倡議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簡稱《台北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利用其影響力，積極協助台灣「鞏固邦交」、參與相關國際組織，擴大國際生存空間，強化美台經濟關係等。
2018至2021年的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要求美國政府及軍方在法案頒布一年內，提出台灣軍力的評估報告，幫助台灣提升防衛能力，擴大美台高級別軍事交流和聯合軍事訓練，及時向台提供所需軍備，同意美軍艦停靠高雄港或其他適當港口，允許美印太司令部接受台方提出的軍艦進港要求，被視為是川普政府在台海布局上最具代表性、最具體、也最有威力的一著棋。
對防衛法不能掉以輕心
「台灣防衛法」目前還在萌芽狀態，離立法還有一段距離，但千萬不可掉以輕心，以為這只不過是美國繼以往諸多法案之後，又出台的另一個某某法。該法案若獲得國會通過，並經總統簽署生效，將嚴重挑釁中國大陸，不僅會使中美關係嚴重大倒退，台海局勢也將進一步惡化。
該法案共16頁，分成6節，其核心目標就是「維持美國採取綜合行動，拖延、降低和最後擊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造成既成事實的能力」。「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一詞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意圖在美軍能有效反制前，用武力攻取台灣，同時讓美方相信反制將極端艱難或代價高昂，藉以嚇阻美軍採取有效的聯合反制行動」的戰略。
法案第3節指出，如果中共使用武力迫使台灣統一，美國及其盟友和其他夥伴「將難以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保持抗衡中國的力量」；美國維護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能力，將受到嚴重損害；這項能力的喪失，將使美國的經濟更為困頓，美國盟友及夥伴亦將受害。第3節還引述2019年原代理國防部長派翠克·沙納漢(Patrick Shanahan)、陸戰隊作戰研究司令大衛·伯傑中將(David Berger)和印太司令菲爾·大衛森海軍上將(Phil Davidson)的證詞和聲明，以及五角大廈《印太戰略報告》的評估，他們都表明，中國大陸已能迅速造成「既成事實」，讓美國難以在政治或軍事上翻轉。
草案第4節，提及《台灣關係法》第2條（b）款第4項：「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之舉—包括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第6項：「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草案第6節，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從2021年到2026年，每年4月30日前，向國會軍事委員會提交一份國防部提升能力進度報告，說明美軍阻止中共對台灣執行「既成事實」的能力評估，包括美國核武力對中國大陸武力犯台產生威嚇能力的評估。
防務法會使台獨肆無忌憚
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延續李登輝的路線，不斷推動台獨分裂活動。2002年，陳水扁公然叫囂台灣與大陸「一邊一國」。2003年開始，陳水扁在各種場合為「台獨公投」製造輿論基礎，直接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提出了挑戰，將兩岸關係推到危險邊緣。為遏制台獨勢力、維護台海安全，2005年3月1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其中第8條明確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蔡英文2016年當政以來，改變了陳水扁莽撞地直接挑戰一個中國原則，採取長期陰柔的「去中國化」政策，從根本上切斷了兩岸的國族連結，在台獨的路上走得更遠，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不樂觀，因此大陸民間武統的聲浪隨著高漲。「台灣防衛法」就是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
「台灣防衛法」一旦成為美國法律，將徹底打破中美台之間的模糊空間，將使台獨勢力更加肆無忌憚。不過，習近平已經言明，台灣問題不能久拖不決，美國如擺明將以武力遏制中國的統一，大陸一定會整軍經武，先發制人、速戰速決，徹底解決台灣問題。
（作者係旅美時事評論員）
台灣政治人物經常講「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共同決定」、「反對一國兩制是全民共識」，其實，台灣人民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至少因省籍、所屬政黨、階級、年齡、性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政治認同。省籍矛盾極可能隨著外省二代的凋零成為歷史名詞，但回顧其歷史，對台灣政治走向仍有一定的價值。
97%是大陸來台的漢人
2020年6月底台灣官方公布，台灣有23,583,823人。其中超過97%的人是大陸來台的漢人，因遷台時間先後，而有本省人和外省人之分。
從16世紀中葉到1945年前，從大陸移居來台、在台世居者都被稱為本省人，其中又分為閩南人及客家人，閩南人約占人口的七成以上，祖籍地多為福建泉州、漳州，客家人約占人口的13%，祖籍地多為福建龍岩和廣東梅縣。
外省人指的是在1945年至1949年間，大約120萬來自大陸各省，跟隨國民黨來台的人及其後代，現約占人口的12%。
此外，台灣有16個支派的原住民，約占人口1.8%，過去20多年來又有因婚嫁來台的陸配及外籍配偶，約占人口的1%。
省籍差異依然存在
2019年9月，台北市長柯文哲坦承，「我們這種228家族很討厭外省人」，這說明，儘管省籍觀念在台灣日常生活中早已淡化，但只要涉及政治議題，特別是各次選舉時，省籍差異就會浮現，而省籍差異又往往與統獨議題混雜在一起。
根據TVBS民調，2012年總統大選，約有80%的外省選民投給馬英九，僅約10%投給蔡英文。不過，從該次選舉後，台灣未再公布過省籍與投票取向的民調，一直到韓國瑜參選高雄市長。
2019年許多媒體報導，「韓粉」多半是來自外省背景的軍公教人員。BBC也在2020年大選前，針對外省人是否還是國民黨的鐵票部隊，做了兩次專題報導。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鄭夙芬在接受BBC訪問時說，台灣現已進入「國家認同」階段，「外省後代雖然對中國還存在文化認同，但在政治認同上，已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不同國家」；「早期省籍議題是爭議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政治及社會上的不平等待遇，但在本土化與民主化運動結合的論述下，轉變為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對抗」。
長期研究族群政治的中研院研究員王甫昌受訪時表示，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開始延攬年輕的本省籍人士，引起外省與本省籍政治人物競爭、交鋒，這讓很多本省人萌生「族群政治意識」。他又說，外省人家庭約有一半女性配偶來自本省家庭，隨著台灣女性意識抬頭，後代並非全都認同父系的外省身分。
另據筆者觀察，早期的「半山」家庭，外省父親通常年齡較長，過世較早，子女跟母親相處時間較長，加上本省人親戚較多，後代受母親影響未必少於父親。
本省人的政治取向
閩客在歷史上有過衝突，加上語言不同，客家人與閩南人的政治認同並不一致。也因此，歷屆選舉在客家人較多，或閩南、客家、外省三分天下的苗栗縣、新竹縣、花蓮縣、桃園市，國民黨的得票率通常高於其他縣市。不過，經過閩客長期通婚，民進黨又刻意拔擢客籍人士，大多客家人已不再強調閩客的不同。
一、「台灣意識」之起源
本省人會有較強的台灣意識與自己的遭遇有關。自1895年清廷因甲午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本省人歷經了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1945年回歸中國後，國民政府接收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掠奪積累的財富，本省人任高階主管的比例低，有時還得忍受接收官員擺出來的征服者姿態。另外，不少本省人發現內地比當時的台灣落後而產生鄙視之心。1947年爆發2.28事件，國府處理不當，1950年代蔣介石展開政治肅清，不少本省菁英受害，這些都使得本省人對國民黨政權感到怨恨，從而形成了排斥外省人/中國人的台灣意識/本土意識。
1960年代以後，國民黨為鞏固其在台灣的統治，不斷醜化大陸事務，並加強反共教育，而美國為確保台灣政權親美反共，更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及西方政治體制對台灣進行全面改造。
二、台灣意識轉為台獨意識？
民進黨自成立後，即開始利用各次選舉炒作228事件，挑撥省籍矛盾，把國民黨說成「外來政權欺壓本省人」，並塑造本省人「被統治、被剝削、被迫害」的悲情。陳水扁執政後更喊出「一邊一國」，推動「入聯公投」，又大力竄改歷史課綱以「去中國化」，馬英九執政八年未撥亂反正，蔡英文2016年執政後，變本加厲推動所謂「轉型正義」，企圖完全割除台灣的中國元素，這使得不少本省人的台灣意識，逐漸轉化為台獨意識或「一中一台」意識，甚至有人說1990年後出生的年輕一代是「天然獨」。
其實，本省人並非鐵板一塊，除了與外省人通婚，夫妻會相互影響外，以下幾類本省人也通常沒有過強的台灣意識。
(一)從事軍公教者。在軍隊及公務系統的本省人，對國民黨建立的文官體系及升遷制度相當肯定，也比較認同國民黨力求和平穩定的兩岸政策。他們不滿李、扁的黑金政治，更不滿蔡英文一上台就立刻進行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年金改革，大砍其退休金。這些軍公教加上家屬，至少有百萬人，他們是民進黨在2018年地方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如民進黨不改「唯綠是用」，繼續公然破壞文官體制，並任由官二代利益輸送，製造社會不公不義，或兩岸更加動盪不安，這批人未來還會以選票反制民進黨。
(二)兩岸平和紅利受益者。截至2019年底，台灣青年赴大陸就業累計近5萬人次，創業1.3萬人次；光是2019年一年，大陸金融機構、科技企業和台資企業就招收了1萬多名台灣青年實習。這些人直接受益於兩岸和平紅利及各種惠台措施，希望藉著大陸的發展機遇為自己創造一片天，他們多半不排斥和平統一，這證明個人的切身利益與民心走向密切相關。另外，2020年6月，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出口總額的46.15%，創下歷史新高，令人無法忽視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存度，並從而體認維持良好兩岸關係的重要性。
(三)愛好中華文化者。國民政府早期相當重視中華文化，因此50歲以上者，不分省籍，從小接受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1980年代後有本省知識分子提出多元文化，把中華文化與原住民文化、日本文化、歐美文化並列，企圖否定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又有人企圖直接以台灣文化取代中華文化。不過，經過數十年的實踐證明，台灣從未脫離中華文化，只是，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公然打擊異己，又通過「國安五法」及《反滲透法》，致使愛好中華文化、仍具有中國情懷的本省人較少公開表態。
(四) 抗日志士及政治受難者後代。台灣曾有20多萬人為抗日而傷亡，又有青年遠赴大陸奮勇抗日。其後代多以父輩為榮，對李登輝及民進黨崇洋媚日感到不齒，對歷史課綱把「日據」改成「日治」更為不滿，「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就是這些人的組合。另外，1950年代國民黨反共肅清，有上千人死亡，超過16,000人被捕入獄，一直到1970年代仍有不少本省青年因思想左傾遭到政治迫害。台灣解嚴後，一些出獄的政治犯不改其志，組成「台灣地區白色恐怖受難者互助會」，鼓勵後代繼續從事反獨促統工作。
外省人的政治傾向
1949年前後抵台的外省人，多半從軍或從事公務員、教師。他們多半現已凋零，而其來台前後所生子女，因早年戶籍依「父親之本籍」為籍貫，登記為大陸各省市，被稱為「外省二代」。
一、外省二代的中華民國情結
不少外省二代在眷村長大，其成長過程及耳濡目染確實與本省人很不一樣。他們從小目睹父母親的思親、思鄉之情，因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孫中山的信徒」；又因常聽父輩說起國共內戰的歷史，有較強的反共意識，但「反共不反中」；也有較強烈的中華民國情結，但更加反台獨。他們是國民黨長期的鐵票，後有改投新黨或親民黨的。
當外省二代知道「反攻大陸」不可行後，轉而支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國良制」。進入21世紀，他們看到大陸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果，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有人開始說「大陸正在實現三民主義」、「統一要靠大陸」，但因對大陸的政治體制不了解，「一國兩制」在台灣又被全面汙名化，故仍多半支持「一中各表」。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他們對時局感到焦慮，擔心若不快快統一，自己會作不成中國人，他們在韓國瑜崛起後四處奔走造勢，在「韓流」消失後感到特別失落。
外省二代原本可以成為台灣反獨促統的一股力量，但因國民黨在國家統一的目標上始終無法與時俱進，政治人物又為了選票，只想迎合「主流民意」，而無心引領民意，壯大這股反獨促統的勢力，這使得國民黨逐漸喪失兩岸的主導權，也日益衰微。
二、三代的政治認同發生變化
1992年戶籍資料改採「本人出生地」登記，外省二代與本省人通婚者眾，加上30歲上下的外省三代在成長過程中已開始接受「去中國化」教育，又為融入台灣社會，通常不會提及自己的外省屬性，也有不少三代受到幾波學運影響，不顧父母反對，票投陳水扁、柯文哲、蔡英文。
此外，民進黨為達到長期執政的目標，早於2004年9月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主張「國家認同應建立在公民意識基礎上」、「各族群都是台灣主人」，蔡英文又把「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中華民國台灣」掛在嘴上，混淆了中華民國與台灣二者的性質與關係。
其次，國民黨在李登輝後期就開始變質。馬英九1994年在競選台北市長時請李登輝助選，並稱自己是「新台灣人」。2008年競選總統時，馬英九說「我是台灣人，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以後要做一個正派的台灣人」，並承諾當選後會「不統不獨不武」、「絕對不談兩岸統一的問題」。果然，馬在位八年雖承認「九二共識」，但更堅持「一中各表」。尤其，國民黨近年來為爭取重返執政，在兩岸論述上一步步向民進黨靠攏，甚至考慮放棄「九二共識」，這也使得外省三代根本無從選擇。
三、「綠化」的外省人增多
自黨外運動開始就有外省人參與，1992年又有黃秀華、廖中山等72位外省子弟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政界、學界、文化傳媒界出現了不少外省二代三代，他們幾乎每個人都交代過自己「綠化」的心路歷程，又為證明自己對外省「原罪」的徹底反省，或想在民進黨內生存，他們往往表現得比本省人還要反國民黨、反中。如民進黨長期全面執政，這種人應該還會增加，在社會上也會有一定的帶頭作用。
台灣人民何去何從
台灣的省籍矛盾，如同兩岸長期對峙一樣，是因民族弱亂而產生，本應隨著中華民族復興而終結，只是自認為是日本人的李登輝，以及為搶奪及維繫政權和利益的民進黨，不斷刻意炒作省籍矛盾，甚至將其轉化為「台灣人與中國人之爭」。
平實而言，本省人在日據時代及國府來台早期確實受過不少委屈，但本省人憑著人口的優勢早已出頭天，民進黨也已全面執政，犯不著再對國民黨抄家滅族，更無須炒作省籍矛盾製造社會分裂。外省二代雖因出身背景有較強的中國情懷，但過於強調中華民國的定位，忽略了國家統一目標應高於政權興衰，而國民黨因過分擔心被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不敢扭轉民意，又未在執政時期與對岸開啟「平等協商、共議統一」，至為可惜。
依筆者見，省籍矛盾極可能將隨著外省二代的凋零、民進黨的收編成功，成為歷史名詞，但這不代表台灣社會的統獨對立將告結束，只是省籍不再會是重要的變數。未來台灣社會的角力，將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之爭」、「台灣國與中國之爭」、「統一與台獨之爭」、「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之爭」。這將會是一場硬碰硬的拉鋸戰，而其結果將決定台灣的前途。
統獨戰役的決勝關鍵
大陸自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一直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當作對台工作的重要方針。2020年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也指出，要「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反對台獨、促進統一」。
依筆者見，大陸要想爭取、團結台灣人民，台灣統派要想壯大本土性的統一運動，都必須要有「逆轉勝」的決心及作為，也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大陸繼續發展進步、依法治國是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
(2)盡速恢復兩岸民間全方位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3)大陸惠台措施不僅要更加靈活、普及，還要入島入心，讓在台灣的基層群眾能普遍享受到和平紅利，並對統一的好處有所期待。
(4)中華文化至今是兩岸人民的重要連結，應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發揮自身優勢，共同傳承中華文化。
(5)設法讓台灣民眾瞭解，兩岸分離對峙至今，是國共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所造成的政治對立，可經由兩岸政治協商解決，而且台灣各政黨、各界別可先與大陸展開民主協商，及早凝聚台灣社會的共識。
(6)加強宣導「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台灣民眾應該及早表達意見，提出具體建議，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美國能夠雄踞全球第一霸權70餘年，主要依靠三個要素：一是廣泛的軍事打擊實力，二是厚實多元的內需市場，三是強勢美元的全球征服力。但是，2010年之後，這三大實力都顯現出由盛轉衰的跡象。過去三年多來，川普傲氣逼人、迭迭「漏底」的表現，更讓全球市場看穿「美國破綻」。
「霸權三要素」逐漸洩底
2018年3月23日，川普發動世界級貿易戰爭，以超高關稅壁壘作為手段，希望就此挫敗中國崛起，但兩年半時間，卻只換得「傷敵三千自傷七千」的窘態畢露。更糟的是，經過這次全方位的貿易戰，洩漏出美國的內需市場對全世界的魅力與競爭力，早已不復1980年代那般「足可養活全世界經濟體」的格局了。而自2018年發動的痛打華為科技戰，目前也暫時以妥協合作自我緩頰，不啻顯示，美國自二戰以來藉著先進科技為基礎的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已無法與1980年代相比了。
美國的「霸權三要素」，目前只剩下強勢美元似乎還撐得住，算是美國唯一的「終極雄霸招式」。
想以美元武器化打擊中國
所以，「美元武器化」成為川普目前打擊中國大陸的「致命之招」。
不過，目前已有若干長期觀察美國金融戰力的國際智庫專家，對「川普的美元武器化政略」持相當保留的態度，也就是說，美中新冷戰的「美元必勝」假設，不一定真能實現。
美元固然一直是過去75年全球金融體系的心臟，尤其美國對全球美元資金體系的運作掌控十分綿密，更讓所有對手生畏。不過，目前「萬能美元」的神話或許已越過頂峰，在走下峰；也就是說，只要美元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超額地位，就勢必會從神壇上跌落下來。
債務美元不如黃金美元
1944年7月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上，出席代表們讓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藉此設計，一個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秩序誕生了，美國也自大英帝國手中接下世界貨幣的霸權。
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決心讓美元與黃金脫鉤，但美元仍是全球貨幣之首，作為原油、黃金等最主要的交易貨幣。
1974年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簽訂協議，美國向其出售武器，並保障沙國領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而沙國則以石油出口必須以美元計價和結算，並購買美國的國債及境內資產作為回報，「石油美元」乃因此再度鞏固了美國金融的霸權地位。
不過，2000年受到智慧聯網科技貿易強權多元化時代的衝擊，美元必須改以國債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為基礎，拿「赤字貨幣」作為強勢貨幣，繼續以「債務美元」之姿，雄踞世界首席儲備貨幣地位。
強勢美元時代將終結
無可諱言，1990年代柯林頓政府支撐出來的強勢美元氣勢，進入21世紀全球化國際社會，美元實際上已開始逐漸下滑。
2020年，美國貨幣總發行規模為1.44兆美元，中國貨幣總發行規模則為3.5兆美元，而歐元區貨幣發行規模仍為5千億美元；從這三大強權貨幣的相對總發行規模比較，顯示歐元尚不足以挑戰美元的地位，但人民幣國際化益加成熟，且「石油人民幣」氣候若成，則人民幣應該很快可以趕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更何況，北京手中長期擁有全世界總計11兆美元儲備中的3.2兆美元。
美國共和及民主兩黨就因為看到這種趨勢，才會一個鼻孔出氣「敵中反中」，並強調必須「固守美國第一霸權地位」。
「赤字貨幣」將讓美元暴貶
不過，美國財政赤字現已擴增逾24兆美元，其GDP占比已達120%，加上美國的國民儲蓄率降至歷史低點的7.6%，不到中國國民儲蓄率45.7%的六分之一。中國的崛起，以及川普紛紛與其他重要貿易夥伴脫鉤，不啻已為美元未來幾年的崩貶埋下伏筆，這也將導致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即將畫下句點。
同時，川普的自閉、自保與全球化漸行漸遠，並且急於與國際組織機構逐一「脫鉤」的表現，被評為「這確是一個致命的組合。」
未來幾年美國的「赤字貨幣」問題只會更加嚴重。國際金融專家羅奇(Stephen Roach)已直斷，「強勢美元時代」即將步入終點，並且預期就在未來一兩年時間，美元兌換其他主要貨幣恐怕將暴貶35%。如川普猶想運用「美元武器化」手段，壓制中國崛起，鞏固美元的霸權地位，其奏效機率恐怕非常渺茫。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1918年，創辦人林尚志以「正誠勤儉」為創業精神，設立大同公司前身「協志商號」，至今已有百年歷史。不過，大同公司近年來嚴重虧損，代表市場派的三圓建設到底是為了經營權之爭，還是經營理念之爭，值得大家省思。
百年企業面臨內憂外患
大同公司是台灣少數真正走過百年的企業。大同的品牌曾經伴隨著很多台灣人度過童年，大同電鍋因為耐用與方便，是早年台灣學生出國留學必備的電器產品。橡膠製的、可當錢筒的大同寶寶，在物資缺乏的1970年代，常被當作飾品，放在購得的電器上。1990年代之後，大同從傳統製造業轉型成資訊廠商，但該吉祥物仍為重要的企業識別標誌。
林挺生2006年去世後，大同正式走入林挺生之子林蔚山與妻子林郭文豔的時代。2017年，大同公司派為了鞏固江山，林蔚山以資格審查不符為由，剔除市場派提名的人選，2018年一審判決「股東會決議得撤銷」，但公司派靠著再上訴，祭出「靠訴訟拖過任期」的招術。今年6月底的股東大會，公司派董事長林郭文艷刪除市場派股權表決權，也是看準「在判決還沒定讞之前，原來的決議就是合法有效」，以及評估過公司經營權的司法爭訟程序會拖很久。
公司營業外支出異常
從表1可知，2016年該公司的營業收入為77,678百萬元，此後逐年下降，到了2019年只剩35,423百萬元，顯見該公司在營運上確實出現重大問題。2016年的營業毛利還有10,587百萬元，但由於營業費用高達13,458百萬元，還是造成稅前淨利虧損2,206百萬元。2017年由於出現營業外收入1,623百萬元，導致該公司稅前淨利轉正為2,710百萬元，不過2018年的營業外支出卻爆增至16,355百萬元。
營業外支出是指企業發生了與其生產經營活動，無直接關係的各項支出。優秀企業的營業外收支凈額與營收占比通常很小，如果出現營業外支出金額大，占營收比重較大時，投資人就要小心了，因為這代表企業可能存在重大隱患、發生重大事項，通常會借此一項調節利潤、財務作假。這些導致2018年度稅前淨利轉為虧損31,838百萬元。到了2019年的營業毛利為2,357百萬元，但由於營業費用8,616百萬元，明顯大於營業毛利2,357百萬元，雖然當年度營業外虧損縮減為2,615百萬元，稅前淨虧仍有8,880百萬元。
由以上數據可發現，近年大同的本業收支除了2017年營業利益1,087百萬元為正數外，其餘年度都是虧損的，尤其2019年本業(營業毛利)虧損6,264百萬元最高，顯示大同確實出現重大內部管理與營運困境。
另由表2大同財務比率可發現，公司近年來現金流量比率逐年降低，2018年比率為-20.85%，最為嚴重。另從經營能力平均銷貨日數可發現，該數據近三年來呈現逐年增加趨勢，顯示公司銷貨能力逐年下降。
政府應加強監督自辦股務
林郭文艷主持股東常會時，以違反《企業併購法》第27條，以併購為目的共同持股逾10%未申報，超過10%部分不具股東權，逕行刪除其投票權。
7月14日，金管會表示，大同公司6月30日召開股東常會，在股東及徵求人報到時，未發給部分股東及徵求人表決權票與選舉票，以及逕自認定50%以上股份無表決權等行為，嚴重影響股東權益的行使，並與公司治理、股東行動主義有違。金管會在事發後，立刻請集保結算所查核，查核結果發現前述行為已違反《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3條第3項及第6條第2項規定，依證交法第39條規定，對大同糾正處分，並命該公司不得再自行辦理股務事務。金管會也強調，股務代理機構或自行辦理股務事務的公開發行公司，在執行股務事務時，須保持中立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今年1月立法院通過了《商業事件審理法》，有助於投保中心為投資人爭取權益。另外，筆者建議主管機關日後應加強落實《自辦及代辦公開發行公司股務應行注意事項》要求股務單位之正、副主管及業務人員執行業務，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不得有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或延緩股東行使其權利之行為，以維護市場公正，防範於未然。
(作者係網路大學校長、副教授)
蔡政府藉紓困之名，一再撒錢及追加特別預算，復又通過4,200億的後四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累積預算已逾1.67兆台幣，將債留子孫；又因台灣租稅負擔低，加上明年稅收減少，未來勢將加稅，納稅人的負擔將加重。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各國無不採取巨額紓困，規模之大史無前例。立法院亦先於今(2020)年2月通過規模600億元(台幣，以下同)的「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這第一波的紓困對象包括對觀光、夜市、農漁、藝文等內需產業的補貼。接著，行政院於4月通過「新冠肺炎特別條例修法」草案，加碼對受害企業及個人紓困，也就是第二波的紓困，特別預算共1,500億，除將首波的農漁、交通、藝文業等又再補助一次外，也對賣玉蘭花等「無保工作者」發放萬元，因而引發「萬元紓困之亂」。最後才撥了500億元向全民發放「振興三倍券」。
近日，蔡政府又擬追加特別預算2,000億，進行第三波紓困，對象包括製造、觀光、旅宿業等。前二波的紓困總規模達1.05兆元，約占GDP的5.5%，包括振興紓困特別預算2,100億、移緩濟急與各部會基金與可融資額度共8,400億。若加上立法院甫通過4,200億的後四年「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以及第三波的2,000億特別預算，則總規模將達1.67兆。令人憂心的是，政府透過擴大舉債及追加預算大肆撒錢的結果，不僅財政赤字及債務風險將隨之上升，而且會債留子孫。
平均每人負債上升
首先，筆者自行計算台灣2010至2018年的平均財政赤字率(財政赤字額度占GDP比重)約1.4%，低於3%的國際警戒線，中央及地方總債務（不包括四大退休金近18兆元的隱藏債務），占GDP比例約36.7%，尚在法定範圍內。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底的債務占GDP的比重為33.08%，已逼近金融海嘯時的水準，後續可能還會再上升。
其次，根據財政部截至6月底的國債鐘顯示，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計5兆6,774億元，平均每位國民所負擔債務為24.1萬，為近幾年來最高(如表所列)；若加上地方債務，則是債上加債了；如以全國負債最高的高雄市而言，平均每位高雄市民要負擔的中央及地方債恐在30萬以上。
租稅負擔率低稅基又流失
租稅負擔率的定義為「總稅收除以GDP的比例」，用以衡量一國國民的租稅負擔程度，比率越高者表示國民支付給政府的稅收越高；反之，則愈低。台灣近20年的租稅負擔率都不高，2000至2010年年平均約12.7%，其中在2008年達13.4%，往後幾年大致維持在12%至13%之間，平均值為12.4%，近2年維持在13%左右。雖然2018年租稅負擔率到13.4%，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但仍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20%，以及國際間14%至15%的平均水準；亦低於鄰近的韓國、日本及新加坡。
台灣租稅負擔率低主要有四個重要原因。一是台灣採行「簡政輕稅」措施，輔以選舉考量的減稅措施頻繁，不像歐美等社會福利導向國家，需龐大稅收支應，因此租稅負擔率相對較高。二是近年實施不少民生減稅措施，如為促進經濟升級，對產業實施租稅獎勵，導致稅損逾兆元。進一步言之，2008年起，政府調降營所稅(稅率由25%調降至17%)、遺贈稅(由50%降至10%)及綜所稅前三級距各調降1%）。蔡政府去年為鼓勵台商資金回台，推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實施期程為3年(2019-2021)，第一年匯回資金可享優惠稅率8%，第2年匯回則課徵10%。台商若對特定產業進行實質投資，政府再退回半數稅額，稅率等於只有4%及5%。此措施若無法促進經濟成長，增加稅收，可能反而造成稅基流失。
三是台灣的富人及企業，善於運用各種可能的避稅方式，因而造成政府稅收減少。四是稅基缺乏彈性：台灣偏重直接稅(所得稅），這種租稅結構無法有效配合經濟發展。如伴隨科技的發展，各種新興的商業模式不斷創新，以致許多新經濟及商業模式無法有效課稅。
明年稅收將減少必須加稅
據主計處5月底所公布，台灣今年第1季GDP成長率為1.59%，較前1季的3.31%衰退52%，為16季以來最低水準。預期全年消費成長會下降0.24%、商品與服務輸出減少3.1%、但民間投資仍維持2.31%成長，全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為1.67%。
亞洲開發銀行（AB）於6月18日所發表的報告，將台灣經濟成長預測從1.8%調降到0.8%。中央銀行也同時間下修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至1.52%；另台綜院於7月9日修正今年經濟成長率為1.55%，較前次預測的2.63%，下修超過一個百分點。再者，根據財政部於7月2日所公布的2019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初步統計結果，個人綜所稅稅收大致持平；但營利事業所得稅因受上市櫃公司獲利減少影響，較前一年大減858億元，創近三年來新低。尤有進者，今年稅收將受疫情及景氣衰退影響而下滑，下半年將更趨明顯。換言之，明年的稅收將會大幅減少。畢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在歲出增加，歲入減少下，未來加稅以補過大的財政破洞勢不可免。
持平而論，不論是財政政策、抑或是貨幣政策，都是雙面刃；越強力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其所造成的後遺症愈大。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公布的報告顯示，全球累積債務與GDP的比率在去年已達322%，總規模達255兆(美元，以下同)。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估計各國已撒下逾8兆美元的救市及紓困巨資，今年首季累積債務將上升至257兆，達GDP的342%，恐讓衰退的經濟雪上加霜。
政府也應思考健全稅基
租稅是政府的主要財源之一；而稅收除了作為各種經濟建設、社會福利支出外，尚需擔負還債任務，甚至作為刺激消費政策或大型公共建設舉債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政府在撒錢的同時，應思考如何健全稅基、有效提高租稅負擔率、合理化租稅結構，以支應國家政策所需，提升經濟成長，增加稅收才是正途。其他如降低貧富差距，以符合稅法公平、正義的精神，亦刻不容緩；否則，苦的將是下一代的年輕人，甚至後代子孫。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今年以來，在兩岸ECFA文本中最具有實質利益的兩岸「早期收穫清單」，是否因後續的相關協議簽署延宕不前，而中斷實施的傳聞始終不絕於耳。台灣在早收清單中享受到了關稅調降的利益，陸委會才會表示，ECFA後續相關協議雖受到政治因素糾葛而暫時中斷延宕，但期待中國大陸持續實施兩岸早收清單。
回顧兩岸在簽署ECFA之前，在野的民進黨十分排斥ECFA，甚至將ECFA之下的兩岸早收清單，形容是「裹著糖衣的毒藥」。因此，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為能擺脫過去30餘年來過度的「西進」傾中，在與東協國家的投資保護協議未臻完善下，高舉分散風險旗幟，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希望透過新南向拓展東協地區的市場，藉以減少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
然而，四年後的結果卻非如此，反而呈現背離現象。
台灣享受早收清單零關稅
依據經濟部統計資料顯示，過去9年（2011至2019）期間，台灣輸往中國大陸的產品享受兩岸早收清單零關稅之賜，減免關稅累計達到66.3億美元，折合新台幣超過2千億元；相對於中國大陸輸到台灣產品所享受零關稅，減免關稅累計僅6.4億美元，折合新台幣不及200億元，兩者相較，台灣享受兩岸早收清單的利益是中國大陸的10倍以上。尤其2016至2019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利用兩岸早收清單享受的關稅減免達37.5億美元，而2011至2015年國民黨執政期間享受的關稅減免僅為28.8億美元。
再就財政部所公布，對外出口最主要的中國（包括港澳）和東協兩大市場之金額及占比資料統計加以觀察，過去四年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占比，均在四成以上，超過以往；相對此一期間台灣對東協地區的出口占比，則是從2016年的18.4%，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16.4%，遠不如2013年創下的19.1%。
若以今年前6個月來說，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灣對大陸的出口金額668.5億美元、年增9.8%、占比42.3%，創下歷年同期的最高。台灣對東協地區的出口金額248.9億美元、年減4.8%、占比15.7%，不但呈現四年來最大衰退，而且創歷年同期的新低，兩者呈現朝向「兩極」發展。
大陸仍是台商的優先選擇
這些數據顯示，南向之「虛」難以掩飾西進之「實」。亦即台商雖受到美中貿易爭端的衝擊、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干擾，但面對中國經濟體已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規模，同時兼具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雙元地位，與時俱進地調整了「市場布局」。
再者，台商西進多年，已經習慣了中國的經營模式；而且隨著近年大陸人民所得大幅增加，龐大的消費磁吸因素，使台商在經營布局上不僅不可能輕易放棄大陸市場，甚至把「接近（中國）市場、落實在地」，作為他們投資、生產、行銷、貿易等的優先選擇。
不可否認，東協地區是極具發展潛力與值得拓展的市場；但台商前進東協地區，除了語言、風俗隔閡之外，東協國家普遍仍存在著行政效能不彰、法令規章不足，以及投資保障不備等限制，這些其實是許多台商在經營布局東協地區時，難以因應的風險。
綜上可知，一個小型經濟體在「重力理論」磁吸效應下，將會與鄰近的大型經濟體產生密切經濟互動往來，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金額占比高達八成，英國和冰島對歐盟的出口金額占比超過五成以上。
台灣產業具有極優良的競爭力或生產力，而海峽兩岸地理位置接近，人民又同文同種，卻因兩岸未簽署貨品及服務貿易協議，台灣無法將龐大的中國市場作為產業的最佳腹地，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殊為可惜。
台灣要避免經濟邊緣化
展望未來，由於美中貿易爭端未歇、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國際經濟情勢及全球產業生態已發生急劇變化。尤其，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兩岸關係已經從「量變」升級至「質變」，台灣方面不能期待兩岸之間能夠永遠「政經分離」，或「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而是應該把如何能確保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作為「上位」思考，積極部署具前瞻性的規劃。
此外，無法忽略的是，在兩岸經濟實力逐漸呈現不利台灣的現實環境下，台灣方面更需要以務實的思維，擺脫意識形態糾葛，積極排除簽署兩岸ECFA後續協議的障礙，以符合在WTO之下達成簽署自由貿易協議(FTA)的慣例，藉此再與其他國家協商簽署FTA，進而順利參與CPTPP及RCEP的區域整合。唯有如此，台灣始能避免未來陷入經濟邊緣化、產業空洞化的危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