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最重要的政策莫過於透過高額「對等關稅」，迫使國際企業將生產基地移轉至美國，落實其念茲在茲「復興製造」的憧憬，進而達成「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夢想。因此，川普上台後逕自撕毀全球所遵循的自由貿易精神，要求貿易往來夥伴配合建立以「美國利益優先」的貿易秩序，讓國際社會再次經驗其「反全球化」治理模式的邏輯。

回顧二次大戰結束迄今，不論在國際政治或在國際經濟上，似乎難以找出哪項政策工具，在短期內可以與川普政府透過「反全球化」對等關稅，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做比較。由於川普始終認為美國頗龐大的消費市場需求，是促進許多盟邦經濟成長的依賴，從其宣稱「解放日」開始的關稅戰，採取與經濟基本運作原則反向的思維，迫使貿易往來國家必須服從其要求，似乎讓美國淪為川普的私人企業。

「非美」市場正在加速整合

亦即川普政府完全捨棄「國際貿易組織」（WTO）所追求的基本宗旨，以美國市場為籌碼，透過威脅震懾、恣意妄為的行徑，不論從美中貿易爭端的重燃，到美歐關稅稅率的僵持，或是從《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重談，到WTO原則的撕毀，不僅讓國際多邊貿易體系的規範遭到重創，而且對全球各國經濟制度的運作造成干擾。

然而，川普所推動的對等關稅政策，並未獲致全球的普遍支持，反而促成許多國家進行橫向聯繫，甚至積極倡議「非美」（non-US）市場整合，讓共同「對抗美國」的思維不斷暈染。最近新加坡資政李顯龍倡議「世界減一」的論述，更擲地有聲地指出，美國在川普的恣意妄為下，極有可能淪為全球經濟新秩序邊緣人的命運，此意味著，國際社會對抗美國的浪潮正悄然崛起。

於此同時，許多學者專家認為，雖然川普政府透過對等關稅政策，迫使盟邦在威脅震懾下暫時選擇妥協，但最後恐將加速「世界減一」的期程。這些現象，從全球各國捨棄孤軍作戰，採取互補合作，選擇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議（FTA），至透過區域經濟整合轉型，加入多邊經濟組織的發展，可以發現其端倪。亦即國際社會「去美國化」的浪潮方興未艾，希望在「排除美國」市場的影響下，共同遵循既有的「自由貿易」軸線持續運作，藉此減少對全球各國經濟與貿易的衝擊。

對抗美國浪潮正悄然崛起

上述「世界減一」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其來有自。

依據WTO資料統計顯示，美國進口金額占全球進口市場的比重，從最高2000年的18.9%，逐年下降至2023年的13.1%。同一期間，中國大陸從3.4%快速成長至10.6%，德國則是從7.5%略為減少至6.0%，日本從5.7%大幅萎縮至3.0%。由此顯示，美國雖對全球進口市場成長非常重要，但其占比已逐年衰退，無疑說明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力道正在弱化。

面對美國是全球經濟規模最大、進口金額最多的國家，大國因避免經濟受到內傷，而不至於採取直接對弈，小國更因經濟無法承受高壓威嚇，而被迫接受妥協。單拳難敵霸主，但群狼卻有可能扳倒獅王，誠如春秋戰國時代六國採取「合縱」戰略，透過聯盟合作對抗秦國謀取和平。因此，在川普一意孤行下，「非美國家」若能加強團結，將可擺脫川普的貿易劫難。

很顯然地，在川普政府採取對等關稅政策的衝擊下，將會影響全球對美國市場出口的份額，但從不同的視野解讀可以發現，若各國市場能在「世界減一」的思維下更加開放，則極易促進全球許多國家共同合作，形塑一個「非美市場」的聯盟。也就是說，全球各國在出口貿易的份額上，並不至於因排除美國而導致衰退。

掌握機會突破台經濟困境

此外，隨著國際社會對抗美國的聯盟國家不斷增加，全球的金融秩序正在悄然變化。亦即部分國家開始考慮減少對美元的依賴，轉為採取本國貨幣或其他替代貨幣進行國際貿易匯兌結算。此一現象，無疑會削弱美元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主導權，將有助於各國降低匯率風險，進而提高各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推動「非美國家」之間再造更多元、均衡的多邊貿易體系，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具有積極意義。

另一方面，值得重視的是，在全球掀起合作抗美關稅浪潮的同時，國際社會對世界格局的期待，從過去的「兩極對峙」逐漸轉化為未來的「多極包容」，讓全球形塑發展為「多個力量中心」，每個力量中心皆存在著各國較可以形成的影響範圍和合作夥伴。這些劇變無疑將提供遭到國際政治孤立的台灣，在因應川普政府實施對等關稅治理全球的同時，借力國際經濟的情勢，與各國深化經濟合作機會，例如：加強西進歐盟，拓展、調整全球南方布局，找出突破經濟困境之路。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川普以關稅施壓金磚國家，反而被視為對全球南方崛起的焦慮反應。進而促使發展中國家尋求替代機制，削弱美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而中國大陸則可趁勢強化領導角色，推動多極治理與南南合作。

2025年7月6日，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開幕，然而，川普卻於該日對外放話：「與金磚國家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的任何國家，都將被額外徵收10%的關稅」。巴西總統魯拉隨即進行反駁，痛批川普在網路上到處放話威脅全球，這是不負責任和錯誤的行為」、「世界已經改變。我們不需要一位皇帝」。結果引起川普極度不悅，進而於美東時間7月9日公布第二波新關稅名單、包括菲律賓、巴西等八國上榜。其中，巴西關稅稅率更由原先的10%大幅提高至50%，為目前所公布國家中最高者。

川普的舉措不但震驚國際政壇，更被視為美國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崛起的焦慮反應。表面上是貿易手段，實際上卻流露出對金磚國家的集體抗美力量感到忌憚，甚至恐懼。

川普對金磚擴容的反制

金磚國家（BRICS）原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大陸與南非組成，2024年起擴編至BRICS+，新增了沙烏地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等成員，使其從五國合作機制，升級為涵蓋多個地區的全球性聯盟。成員國占全球約26%的土地面積和逾45%的人口，30%的GDP，其新興經濟力量被認為有望抗衡以美國為首的G7國家。

該集團試圖打破美元霸權，強調多極秩序與南南合作，從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到去美元化倡議，都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形成挑戰。面對這樣的聯合陣營，川普選擇以一貫的手段「課關稅」來反制。但值得玩味的是，這種關稅威脅不再僅限於傳統貿易逆差國，反而擴及「意識形態」與「地緣選邊」。只要一個國家對金磚國家釋出善意，就可能會被川普貼上「反美」的標籤，進而成為關稅制裁的對象，巴西的案例顯然極具代表性。

平情而論，金磚國家近年的反美傾向，並非單純的敵對姿態，而是對美國主導國際體系的霸權手段，失去耐心與信任的結果。從伊朗長期遭受制裁、到俄羅斯被排除在SWIFT系統外，再到大陸面對科技封鎖與出口限制，這些被排除的經濟體，逐漸形成了制度性的互助合作。

川普政府無視這些國家合作背後的制度性動機，卻將其簡化為「反美」，進而以關稅懲罰來壓制該集團的壯大。這種戰略非但無助於拆解金磚聯盟，反而可能會強化其內部團結。

中國大陸乘勢擴大影響力

在2024年金磚國家峰會上，俄羅斯提出「金磚之橋」倡議，擬建立一套與SWIFT抗衡的BRICS DCMS跨境訊息系統，以及BRICS PAY共同支付系統，主要藉以加強成員國間的貿易訊息交換及支付，避免過度依賴SWIFT。此舉讓川普在今年1月上任後就警告金磚國家，不要以其他貨幣取代美元為儲備貨幣，否則要課100%關稅。這種恐嚇霸道的作法如今再度上演，只是由100%降為10%罷了。美中雙方於5月12日在日內瓦達成「休戰協議」後，6月9日在倫敦舉行新一輪高層經貿會談。歷經兩天的談判後，雙方就落實兩國元首通話共識及日內瓦會談共識達成了「框架協議」。意謂著美中關係亦是為彼此利益合作，也因利益衝突而相互競爭。

另一方面，川普於美東時間7月7日起陸續向各國發送關稅通知信函，截至14日已有包含日本、韓國、歐盟、墨西哥及加拿大等在內的23國陸續收到通知，最新關稅稅率大部分集中在20%至50%之間，且新稅率將於8月1日生效。有不少東南亞國家或金磚成員被提高關稅，未來應會加強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連結。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呼籲，金磚國家作為全球南方「第一方陣」，應堅持獨立自主，努力成為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先鋒力量，並推動以和平手段化解爭端，足見中國反而有機會強化領導角色。

全球南方的集體轉身

「全球南方」是一個用來描述世界上多數開發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政治與經濟概念，涵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部分國家。這些國家普遍具有殖民歷史背景、經濟發展不均，在全球治理中相對弱勢。雖然地理上不全然位於南半球，但「全球南方」已成為批判全球權力失衡、呼籲公平發展的重要代名詞。這個概念也體現對現行以西方為主導之國際秩序的質疑與挑戰。金磚國家正是全球南方中具代表性的新興勢力之一，近年來積極主張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體系。

透過擴大南南合作與推動去美元化等措施，金磚國家希望團結全球南方國家，強化其在貿易、金融與外交上的集體談判力，進而改變由少數已開發國家壟斷的世界秩序。全球南方與金磚國家的互動，不僅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對公平與自主的追求，也正逐步重塑21世紀的國際格局。

近年來，包括印尼、阿根廷、尼日等多國雖未正式加入金磚，卻都在朝向非美陣營靠攏。一方面這些國家對美國過度干預內政有所警惕，另一方面也逐漸發現金磚國家所提供的資金支持、科技轉移與市場互通，未必比IMF或G7來得差。川普的關稅恫嚇若持續下去，將使得這些搖擺的發展中國家，更傾向尋求金磚機制下的「替代性制度選擇」。

結語

綜言之，川普的關稅威脅看似強勢，實則暴露出美國面對新興多極秩序時的戰略焦慮。金磚國家並非以意識形態為主導，而是基於現實利益構築出的合作架構。當全球更多國家開始質疑美元霸權、抵制單邊制裁、尋求多元夥伴，川普若持續用關稅作為萬靈丹，終將失去更多盟友與制度信任。若然，美國對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逐漸式微，而中國大陸影響力將舉足輕重。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7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生效的所謂「大而美」法案，是一項減稅與支出法案，主要涉及降低稅收、削減開支、增加軍費、增加國債四個方面。美國是影響中國外部環境的最主要國家，更是影響台海局勢的最大外因，這要求我們盡可能客觀理性地分析，包括該法案在內的美國內政與外交動向，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料敵從寬、禦敵從嚴」原則，對該法案的潛在影響進行綜合研判。

法案的主要內容

一、降低稅收方面：主要是降低個人和企業所得稅、遺產稅、兒童稅等稅種，這對幾乎所有美國公民和企業（新能源除外）都是利好，將有助於鞏固和提高共和黨在選民中的支持率。

二、削減開支方面：主要是削減用於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助學貸款、新能源產業等方面的支出，對非法移民、赤貧和低收入群體及新能源產業不利，對製造業和傳統能源產業有利。據測算，其中的醫保削減措施到2034年，將對大約1180萬赤貧和低收入群體造成嚴重衝擊，約占美國總人口（3.43億）的3.44%，因此至少在短期內，對川普和共和黨支持率的負面衝擊不會太大。由於削減對新能源產業補貼的措施，損害了以馬斯克為代表的新能源企業的商業利益，導致他與川普的關係破裂。他憤而組建「美國黨」，但該黨的黨綱黨章和組織架構迄今仍未揭曉，未來能有多大的政治發揮空間、對明年的中期選情會造成多大衝擊，都有待進一步觀察。但需要指出的是，新能源產業在美國並非強勢產業，影響到的企業和利益團體數量較為有限。

三、增加軍費方面：主要是增加用於研發、採購、培訓和邊境管理方面的開支，這顯然有利於軍工複合體的利益。

四、增加國債方面：主要是提高美國的債務上限，由目前的36.1兆美元提高到41.1兆美元。這項措施從短期來看，有助於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從長期來看，有可能提高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利息負擔。但如果減稅措施能帶來預期的經濟繁榮，從而擴大稅基，也可能反而降低美國未來的財政赤字和利息負擔。

經過算計的實施節奏

許多論者未提及的是，該法案中的眾多條款並非全部立即實施，而是分階段實施。通俗地說，該法案帶來的「甜頭」，都將在2026年中期選舉前生效，而大多數「苦頭」將在2028年大選後生效。共和黨這個作法，明顯帶有選舉政治的算計。

首先，關於減稅的條款幾乎全是立即實施。生活在紐約、加州等高稅負州（同時也是民主黨主政的地盤）的美國人，將享受到更大的減稅額度，拉攏民主黨選民的意味明顯。未來一段時間，共和黨將大力宣傳這些減稅措施，符合減稅條件的民眾在中期選舉前，就能感受到減稅帶來的好處。此外，小費稅、兒童稅、老年人抵扣額度減免等減稅措施，也從今年就開始實施。

其次，關於削減醫療補助和食品援助的條款到2028年才開始實施。這意味著，那些本來就占比不高的赤貧和低收入群體，要到2028年後才能切身感受到負面影響。這些條款是法案中最具爭議性的條款之一，推遲實施意在盡可能降低它們對共和黨2026年中期選舉的衝擊。

第三，削減新能源產業補貼的條款分情況逐漸實施。例如，對改善家庭住宅能源效率的稅收優惠措施，要到2026年才會取消，實際上是給予尚未完成改造的家庭，以更多的時間緩衝。今年起將終止旨在為地方減排專案，提供融資支援的「溫室氣體減排基金」，但現有項目下已生效的合同將繼續履行。對新能源產業的直接補貼，則是從今年9月底開始取消。這些安排再次顯示，共和黨對政策目標的精準算計。

此外，針對各階段（本科、碩士）學生的助學貸款上限都有下調，且新規定將於2026年7月生效。這對在讀高等院校的學生群體是一個負面衝擊，但影響人數較為有限。

綜合研判

總體來說，「大而美」法案基本反映了川普團隊的執政理念，其實施節奏經過精準算計。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克服中文輿論界「唱衰美國」的情緒干擾，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其潛在影響進行客觀理性的綜合研判：

首先，從選舉政治角度看。該法案在總體上將有利於明年中期選舉共和黨的選情。馬斯克創建的「美國黨」如何影響該選舉尚有待觀察，但考慮到美國歷史上已有過兩次富豪組黨參選，最後都歸於沉寂的先例，不宜高估馬斯克和「美國黨」對美國政黨政治的影響。

其次，從社會穩定角度看。該法案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美國社會貧富分化效應，但受到最大負面影響的是，占人口比例很低的赤貧和低收入群體，以及本來就沒有投票權的無證移民，對其他絕大多數人群的負面影響很小，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壯大中產階層。因此，不宜高估其貧富分化效應。

第三，從國際政治角度看。該法案有可能再次啟動美國的企業創新力和經濟增長潛力，就像1980年代的雷根改革，使美國在1990年代迎來一個新的增長週期那樣，壯大美國的綜合實力，從而強化其未來實施國際干預的物質基礎。

第四，影響美國社會穩定和內政外交的因素很多，該法案只是較為重要者之一。未來不排除其他重大因素（如執政團隊的貪腐醜聞、重大政策失誤、重大外交失敗等）對川普和共和黨的政治行情，造成重大衝擊，從而對該法案形成對衝效應。須知，歷史進程是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向前推進的。

（作者係是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兩制」台灣方案關於台灣司法是否保持自主一事，筆者認為在不違背既有的審級制度下，兩岸司法界應以特殊救濟模式銜接整合。

中國大陸自香港回歸後，為尊重香港的法制傳統，除繼續使用英美法系外，還允許聘僱外籍法官，法律中許多港英殖民法律用詞也未廢除。香港2019年爆發「反修例」暴動，才促成「涉港國安法」通過，以巧妙的「中央立法後併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形式，賦予特區政府維護國安及選任特定法官等權力。

從香港的例子可說明，「一國兩制」承諾台灣「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並不等於放任台灣司法權與大陸徹底割裂。何況兩岸都遵行大陸法系，長期來兩岸法學交流十分頻繁，兩岸司法機關的統合並非不可能。但若直接修改法律，動搖台灣「三級三審制」，把「終審權」交給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恐將造成台灣人民的相對剝奪感。若賦予最高人民法院類似「裁判憲法審查」這類「超審級救濟制度」的特殊救濟，則可提供台灣人民更多法律救濟的權益，有助於對大陸的正面形象。

台灣的法院制度為「三級三審」制，大陸允諾台灣擁有終審權及司法自主權主要內涵為「不派遣大陸法官」、「將終審權留在台灣司法系統」等。然而，台灣當前憲法訴訟法第59條提出：「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法院即非傳統的審級制法院，這個超審級制法院的救濟程序即德國憲法法院之「裁判憲法審查」，即終審判決確定後仍有一個最終救濟程序，以憲法法院針對判決進行實質審查，只有受到不利判決的人民才可請求對個案判決之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政府機關不得使用。

綜觀國外，這類「超審級救濟制度」並不罕見，最有名的即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它自1833 年成立至今，依舊是大英國協諸國名義上的終審機關。如紐西蘭在2003年設立獨立的最高法院前，在紐西蘭上訴法院敗訴的一方，可以向樞密院提起上訴。但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並不會無限制受理紐西蘭所有上訴案件，一年只會受理不到10件案件。

此類「超審級救濟制度」的特殊之處在於：(1)機關有權依金額、刑度、案件的類型進行限制。(2)法官可以用更為客觀且公正的角度，對特殊案件之法律問題進行剖析。(3)這種「不多卻存在」的超審級救濟，是彰顯對該地主權的最好依據。相較於行政權賦予人民義務，司法權救濟則讓人民自主選擇是否要提出救濟需求，給人民的觀感不同。

設立「超審級救濟制度」對兩岸統合有多種好處。(1)該制度並非司法必要程序，不影響傳統審級法院制度，與「保留終審權」並不衝突。(2)對於受到不利判決的台灣人民而言，這是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護。(3)如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審理，讓大陸司法機關以柔軟的「救濟者」，而非強勢的「控制者」，與台灣司法整合銜接，可彌平台灣法律界的牴觸與抗拒。若要節省台灣人民的訴訟成本，可考慮在台灣設立「分院」，便利台灣人民進行司法救濟。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與台灣光復80周年，回望8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狂歡慶祝回歸祖國，所以僅是兩個世代前，「台獨意識」是不存在的。然而，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台灣社會國族認同異化，分離主義者虛構「台獨史觀」，用以催生「台獨意識」。

「台獨史觀」從「外來殖民論」到「原民史觀」，從「去中國化」到「反中國化」，與日俱進「獨化」台灣社會的認同，甚至形塑部分民眾敵視大陸，歷經70年的虛構，為台灣分離主義提供了思想基礎。既然「台獨史觀」是虛構的，那為何能使人相信，還能蠱惑部分人認同，這涉及兩大因素，一是內容上的建構，一是政治上的推廣。

內容上的建構。「台獨史觀」是一概括性詞彙，其具體要點如後。

（一）建構「原民史觀」，將台灣與南島語族連結，稀釋台灣的漢族主體性，藉「原住民族」史觀占領台灣主體性的道德制高點。（二）抹煞荷蘭人對「原住民族」的殘酷屠殺，美化荷蘭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視澎(湖)荷(蘭)初會是台灣全球化的歷史開端，為台灣開啟了先進的海洋文明，視大陸文明為封閉落後，再據以對比的污蔑歧視大陸。（三）抹煞鄭成功對「原住民族」的友好政策，誣指鄭成功屠殺「原住民族」，摧毀台灣閩南漢族對其歷史本源連結的認知，甚至使其對「原住民族」產生原罪感。（四）縮減明鄭與清政府治理台灣的歷史，並將明鄭、清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簡稱國府）都打成「外來政權」，建立其台獨建國「內在政權」的正當性。（五）誣指清政府治台時期壓迫「原住民族」，抹煞清政府體恤「原住民族」的惠台政策，誣指清政府是「殖民台灣」，製造台灣民眾對北京的歷史怨懟。（六）抹煞日據時期台灣曾遭日本大肆屠殺的悲慘歷史，反而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七）將光復後「二二八事件」定義陳儀政府的失政，深化所謂「外來政權」的不義，挑撥族群歷史仇恨，誤導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後的負面想像。（八）批判國府的白色恐怖，據以製造台灣民眾對兩岸統一後的恐懼感。

政治上的推廣。自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到賴清德，都親自披掛上陣大肆虛構「台獨史觀」，並指派台獨學者擔任各公立大學歷史系和研究所的主任、所長。文化部及綠營執政的各縣市文化機構，則常年舉辦各式大型活動，從紀念「澎荷初會四百周年」，台南市政府大肆紀念「台南400年」，後者竟稱荷蘭據台是「台灣人種的混合」，自我否定莫此為甚。

展望未來，首應以歷史真相為依託，夯實「統一史觀」的具體內容，據以對台灣400年信史各個時期虛構扭曲的「台獨史觀」，逐一反擊批判，尤其是徹底揭發現階段2.0版「台獨史觀」原民化的虛假性，從根刨起「台獨史觀」的理論基礎，使其敘事坍塌。其二應加強對台灣歷史的學術研究，以往多著重宏觀原則性的抨擊，微觀具體敘事不足，致使反擊力道遭到稀釋。其三是於兩岸交流，加大恢復歷史真相的歷史敘事，奪取「歷史正義」的道德制高點，恢復失憶的兩岸歷史記憶。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

台灣的命運即將攤牌，戰爭或和平時間已經倒數讀秒。如果將台灣的主體分為官方與民間，經過簡單的排列組合（窮舉共8項），馬上可以看到即將面臨的選項與抉擇。

台灣官方明顯希望和平獨立（第1項），所以想要結合所有反中的力量，尤其寄厚望於美國。然而，以前可以寄望美國撐腰，現在美國已力不從心，自顧不暇，其盟友也各有難題，所以這個選項不能成就。台灣官方退而求其次，掀起全民皆兵，韌性巷戰，意圖以戰爭贏取獨立（第2項），其實自知就算有再多韌性，也沒有足夠實力與大陸開戰，所以這個選項也不現實。目前台灣官方恨透了統一，所以和平統一（第3項）或武統（第4項），都不存在其心中。

至於民間，心知肚明不能和平獨立（第5項），客觀上知道不可能，主觀上也知道得不到什麼好處，國父（母）不會是自己，也分不到好處。對於戰爭獨立（第6項），看到以巴、以伊、俄烏的戰爭慘狀，獨立的紅利輪不到自己，應該是避之唯恐不及。

民間對於武統（第7項），應該有「戰爭沒有贏家」的認知，戰爭只會摧毀家庭與企業，必須想盡辦法避免以戰爭方式來實現統一。看看戰爭步入第四個年頭的烏克蘭，富人逃光，窮人的小孩快死光，軍隊在街頭抓人充軍，國家資產快打光、賣光，我們要步這個慘痛後塵嗎？就算不是俄對烏的拖延戰法，而是閃電斬首式，也會有許多誤傷與破壞，留下傷痛與仇恨。

最後的選項應該是支持和平統一（第8項），並應努力爭取統一後，台灣的權益與紅利，例如自己的旗、歌、土地、人民、政黨、外交、軍隊、貨幣、稅收、債務、產業、族群、團體、字體、教育、歷史等「兩制」台灣方案的內涵，延續富裕繁榮光環，加上融入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足以消弭多年來的內耗與消磨，經濟得以向前奔騰，成為中國各省、各區的發展標竿。但和平統一的聲音目前仍十分微弱，媒體認為和平統一沒有市場，所以吝於發聲， 政黨認為和平統一沒有選票，所以躲避此議題，此為當局厭惡的選項，當局及其側翼當然打壓、誣陷，貶之為投降論、舔紅、賣台，並以國安檢調脅迫，恐嚇說台灣統一後，人民會被監禁流放，財產會被沒收充公，台幣與股票會成為廢紙。

台灣社會尚在等待引爆點，等待「反中」與「反反中」的反轉。台灣人民應該挺身而出，若再不公開表態，極可能造成大國博弈的誤判，遭殃的是自己，毀滅的是自己的家園。有識之士更不能保持沉默，成為主戰獨立派的棋子。政府一意孤行，往戰爭的方向勇往直前已非常明顯，民意代表只想再次當選，少有願意指出台灣的真實國際現狀。每個人應該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機會，表明支持兩岸交流、和平統一的立場，大力駁斥對和平統一的抹黑、恐嚇及顛倒是非。表達方式當然要有正規管道程序，在民主社會，沉默就是幫凶，也是共犯。

筆者呼籲，所有仁人志士撐起一面大旗，指出台灣社會的正確方向：兩岸交流，和平統一，合作共贏，繁榮富裕。

（作者係中信金融學院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負責調查韓國前政府內亂叛國案的特檢組，日前向法院聲請批准逮捕前總統尹錫悅，法院認為尹錫悅有湮滅證據之虞，在7月10日凌晨發布逮捕令，尹錫悅相隔4個月再次被捕。

據南韓一家網路電視台報導，尹錫悅夫婦吃不下、睡不好，生病了。另外，尹錫悅很不滿他的前部屬在法院的證詞對他「不利」。他落此下場，只能怪自己一時糊塗，發布戒嚴。

回顧尹錫悅的「政績」，韓人唯一有記憶的是他對美日的外交關係「密切」，尹也親自表示，外交上的成果值得驕傲。然而，尹下台後，南韓與美日的關係也在「變化」中。自李在明上台以來，可以觀察到美韓關係不進則退。不僅至今「川李會」遙遙無期，美國眼中根本沒有傳統友邦國，「對等關稅」照課，也沒有對南韓優惠，讓韓人失望。川普還認為南韓是富裕國家，防禦費應自己負擔。

李在明想透過改善兩韓關係謀求生存之道，李在明主動停止對北韓的心理喊話及空飄氣球，已獲得金正恩的善意回應，尹錫悅政府時期兩韓之間停擺的對話及「李金會」，可以樂觀，指日可待。

尹錫悅不僅害己也害了黨。據韓國蓋洛普7月11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民主黨43%，反對黨國民之力黨只剩19%。尤其，李在明的支持率節節上升至63%。李在明在全韓舉行與人民「面對面」對話，並且要求閣員不僅要「尊重」國會議員，在國會備詢時要誠懇答覆，因為國會議員最直接代表民意。

李在明的高人氣自然有其原因。對內，自7月21日起，全韓人民每人可領到15-55萬不等的韓元，李在明強調這是為振興國內經濟與解決民生問題。  

尹錫悅執政期間，因「親美」過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推遲」訪韓。7月14日，李在明親自發函邀請20個APEC會員國首腦參加10月31日至11月1日舉行的領袖會議。正巧中國「九三戰勝日閱兵典禮」也邀請李在明訪問北京。

李在明仍要面對司法改革問題。李認為檢察廳應分為起訴廳與偵查廳，這是因為檢察官不夠廉潔自愛之故。台灣的檢察官也對有權有勢的人輕輕放下，對一般百姓百般刁難；近日發生的一家5口自殺事件，政府至今無人負起「法律責任」。

近來，南韓媒體整天報導尹錫悅夫婦的各種「弊端」，連前國務總理韓惪洙等內閣首長都被認定為「尹錫悅的共犯」。韓惪洙服務公職50多年，沒想到晚年受到尹錫悅的牽累，人生幾乎「交白券」，圍繞在賴清德身邊的檢察官和法官也要小心。南韓最近的例子告訴我們，「權力是一時的」。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公布致日本首相石破茂、韓國總統李在明的信件，表示美國將自2025年8月1日起，對所有日本和韓國的輸美產品徵收25％的關稅。只是，川普的政策常常朝令夕改，也許還有變數。

今年4月2日，川普在白宮玫瑰花園發表演說中展示了一份圖表，要對日本徵收24％對等關稅。日本向來對美國言聽計從，所以川普當時就說和日本很快就能達成一致，但這次日本一反常態，屢次忤逆美國的要求。4月16日，日方談判代表團由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正率領抵達華盛頓，日本以最恭順的態度，成為第一個與美國舉行關稅談判的國家。但將近三個月時間過去了，雙方舉行了七輪談判，日本談判代表跑了七趟華盛頓，依然沒有談攏。石破茂一再重申，他將在與美國的談判中，要求取消所有加徵的關稅，尤其是針對汽車的關稅措施。

日本為何開始大逆不道？

原因不是不想答應美國的要求，而是真的沒辦法答應，不答應日本還能撐一撐，能苟延殘喘，一旦答應，日本可能馬上崩盤！

在川普看來，日本一直對美國順差，2024年就順差了550億美元，川普認為日本不應該再從美國賺走那麼多錢，要求日本改正錯誤，美日貿易必須平衡。可是日本真的是有苦說不出。因為日本現在幾乎就只對美國順差，整體上卻一直是逆差狀態。

從2020年開始，日本連續5年貿易逆差，最高峰的2022年，日本逆差1503億美元；其中僅在2024年，日本對中國的逆差就達424億美元。看到這個資料實在令人意外，多年前，日本產品曾經橫掃全球，外匯存底世界第一。但日本不是沙烏地阿拉伯、不是俄羅斯，可以賣資源掙外匯，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工業國。無論是礦產還是能源，日本全靠進口。

日本鐵礦石100%需要進口，稀土97%需要進口，銅100%需要進口。能源也是等同於沒有，石油99.7%需要進口，煤炭99%需要進口，天然氣97%需要進口。甚至日本的糧食自給率也只有37%，最近還在鬧米荒，不進口連肚子都吃不飽。逆差對日本是要命的，如果長期處於逆差狀態，日本的外匯儲備就會消耗殆盡，連進口原材料的錢都沒有了，那還搞什麼工業？現在川普要美日貿易平衡，那等於日本唯一賺外匯的機會都沒了，無異是要了日本的命！日本為何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日本產業曾稱霸全球

在日本產業最囂張的時候，電子消費品、半導體、汽車、鋼鐵、造船五大產業獨步全球，每年為日本賺取巨額外匯。可以說，日本在相當多的製造業領域，都做到占據全球的半壁江山，甚至於壟斷的局面。1980年代「日本第一」的口號響徹全球。隨便舉例：日本彩電曾占全球65%的份額，錄影機占98%，隨身聽占89%，空調壓縮機占78%，微波爐心臟占91%，數控機床占70%，精密軸承占65%，工業機器人占55%，伺服電機占61%。甚至太陽能板在20年前，夏普、京瓷和三洋這三家日本企業，就占據了全球市場的51%。1973年日本造船同樣達到了巔峰，占據全球份額的50%以上。

從1980年開始，日本就是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一直延續到2023年，盤踞王座達43年之久。可惜，到今天，以上的光環，全都變了調！日本高鐵最高峰時占據全球73%的技術專利，現在中國高鐵占全球73%的里程；挖掘機日本曾占全球的58%，現在中國占63%。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現在是中國；全球最大造船國也是中國。日本的家電品牌曾輾壓全球，現在中國空調占據全球82%、冰箱占76%、電視機63%、投影儀89%。日本的產業寶座一個個丟了，而中國一個個走到全球最前列。日本曾經一個松下就占全球電池市場份額的38%，現在則是寧德時代的天下；現今日本各領域無死角地被中國超越。

原來的優勢產業丟光了，新的產業呢，無論是互聯網、AI還是新能源，日本一個都沒抓住。現在日本就剩下三個陣地了。一個是光刻膠，日本信越化學占全球份額72%，但中國南大光電已實現了突破；一個是碳纖維，日本的東麗集團占據全球份額61%，但中國的中複神鷹在加速追趕；這兩個領域日本最多也只能再撐兩年。還有一個是日本的AV小電影，這個沒人和它爭，但也掙不了多少錢。

想想40年前，我們所看到的所謂好品牌都是日本貨，日本製造無所不在，也代表了高品質，在早年，學生有一個日本的SONY隨聲聽就是莫大的榮耀。但中國製造逆風飛揚，用40年的時間徹底輾壓掉了日本製造。不僅日本製造在中國銷聲匿跡，中國製造更全面反攻日本，現在日本有多依靠中國製造？且不說普通的衣食住行，就說一兩個資料，山東曹縣，僅一個縣就供應了日本90%的棺材；福建泉州惠安縣，僅一個縣就供應了日本90%的墓碑。沒有中國製造，日本人死都死不起！

風水輪流轉歷史反噬日本

今天，日本原來的優勢產業丟的已經快沒了，而新的領域無論是互聯網，還是AI或是新能源，日本毫無建樹。2023年東京車展上，豐田章男在比亞迪展台90度鞠躬，身後電子屏顯示著日本對華汽車零部件出口暴跌，而此時此刻中國的零配件已全線反攻日本。這不僅是產業王座的崩塌，更是日本作為工業國最深的恐懼。一邊是向資源出口國乞討原油，一邊又要向製造業新霸主進口零配件，簡直是開啟了產業的死亡螺旋。

現在川普要日本再簽署另一次廣場協定，無異要從已骨瘦如材日本身上吸血，日本如何續命？中國曾差一點淪為日本殖民地，如今風水輪流轉，歷史的迴力鏢反噬日本，天道不欺，確有其道理。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6月13日，以色列悍然向伊朗發動空襲，斬殺了多名伊朗軍方高官和核科學家後，美國又加入對伊朗核設施的轟炸。正當人們憂慮中東是否會因此大亂時，6月25日，以伊雙方又忽然戲劇般地宣布停火。起先人們一頭霧水，但細細一想，恍然大悟：原來，各方都打不下去了。

以色列也實行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的終極目的是要推翻伊朗現政權。它雖是中東軍事強國，但無奈體量太小，一交手，才發現伊朗不是加薩，蛇吞大象，談何容易？伊朗儘管處於劣勢，但仍有一定的韌性，接連25輪的密集導彈砸向以色列，使得以色列的鐵穹的導彈攔截率從最初的90%跌至65%左右。

其次，每天數億美元的燒錢，也使得以色列很難將這場戰爭打下去。最大的成本是攔截伊朗「分散而飽和」式的無人機和導彈攻擊。僅此一項每天的花費就高達數千萬至2億美元，若這場戰爭持續一個月，據估計以色列將耗資120億美元。伊朗也不想將這場戰爭打下去，國內經濟困難，政局不穩，也害怕戰爭會使得其神權統治驟然崩潰。

美國雖和以色列目標一致。但也面臨國內國際的一系列難題。何況，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印太，如果長久地陷入中東亂局泥淖中不能自拔，顯然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於是乎，在美國向伊朗三處重要的核設施投下14枚巨型鑽地炸彈後，美以就宣布已完成摧毀伊朗核設施的既定目標；而伊朗也宣布導彈飽和式地攻擊了以色列，還襲擊了美軍卡達基地，挽回了點面子。於是三方均同意停火，各自宣布了自己的重大勝利，皆大歡喜。外界評論道，這場歷時12天的戰爭，特別是後期，具有明顯的「表演性質」。

表演暫時告一段落，卻由此引起人們一些深刻思考。當今世界已愈來愈小，各種變亂交織出現，熱點衝突層出不窮，一點火星都可能引爆全球大戰。而一旦出現衝突，又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評說的標準是什麼？由誰來訂這個標準？

有人說，以色列攻擊伊朗是合理的。一旦這個「邪惡」國家擁有核武器，就很危險。但問題是以色列擁有核武就不危險嗎（據說它已擁有核武器）？加薩的悲劇已證明以色列反人類的殘暴和無底線性。以色列軍隊連加薩的援助物資分發點都轟炸，醫療機構、新聞記者、聯合國工作人員均成為其導彈下的犧牲品。僅在3月18日一天就炸死了200多平民。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以色列的殘暴絲毫不亞於希特勒。「與我們在加薩看到的景象相比，二戰中最令人震驚的照片和視頻都黯然失色。」據說以色列對伊朗的擁核有極其強烈的危機感。但反過來說，伊朗不也是同樣如此嗎？IAEA是不是也該核查一下以色列是否已擁有核彈？集體屠戮平民，種族清洗，轟炸醫院等人道設施，戰爭罪就是戰爭罪，又何來民主、專制之分？

發動戰爭的正當性在哪？

當今世界，沒有誰喜歡伊朗這樣的神權國家。該國宗教極端，統治黑暗，貪腐叢生，民不聊生。但問題是，伊朗又是一個主權國家，除了它國內的人民，誰有權對伊朗來實行政權更替？如果說，僅僅是因為瞧著某個國家不順眼或聲稱被某個國家嚴重「威脅」了，就可以悍然向其發動攻擊，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所謂「特別軍事行動」豈不也有某種正當合理性？

同理，是不是中國大陸也因受到威脅，就可以對周邊某些國家發動軍事行動？看看大陸東部、南部周遭，幾乎布滿了瞄準的導彈。在韓國有薩德；在菲律賓有堤豐；在日本超過1000枚遠端導彈其中半數瞄準中國，這比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機」不知要嚴重到多少倍！是不是中國也可以向這些國家或地區發起攻擊？以今天大陸的國力、軍力並非難事。

中國向來主張和平解決問題。問題是，像中國這樣自古以來就秉持「和合」理念的大國在當今世界有幾個？如果大家都不受國際法約束，各行其是，恣意妄為，這個世界豈不亂了套？

如何破解千古難題

因此，這個世界哪個國家說了都不能算，只能是某個國際權威機構說了算，包括人類共有價值觀、戰爭的正當性標準等。理論上，這個權威機構應該是聯合國。但聯合國目前很像春秋戰國時期的周天子，有其名而無其實，連小小的以色列都可在聯合國議事大廳裡咆哮公堂，肆意侮辱秘書長。如何使聯合國有名又有實，有責又有權，這是當今全球治理的千古難題。這將是一個凝聚全人類共識的漫長過程。

首先，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要適當地讓渡部分權力，例如行使戰爭權、核武器管控權等等，以服從聯合國的統一管理。聯合國一旦通過決議，就應具有法律的剛性和強制性。

美國必須先想通。回顧1991年的海灣戰爭，不正是在聯合國的授權下，美國才發動了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企圖吞併科威特的懲罰性軍事行動嗎？該次行動甚為成功，也大得人心。但後來，美國不把聯合國當一回事了，肆意違反聯合國憲章，攻打伊拉克，又占領阿富汗，結果如何呢？一敗塗地，一地雞毛。至今元氣都沒有恢復過來。

當然，維護和強化聯合國權威，知易行難。但捨此一途，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作者係西安科技大學教授）

戰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軍事對峙，它更是領導階層判斷力的試煉。當決策核心未充分整合多元觀點，低估風險或誤判局勢時，戰爭就可能成為錯誤選項，並將災難推向無辜的平民。今年6月，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軍事衝突，即反映出領導層未能以全局視野衡量安全風險與政治後果，導致災難性連鎖反應。這場由錯誤決策催化歷時12日的武裝衝突，最終在多方壓力下簽訂停火協議，不僅揭示決策過程的結構性缺陷，更對國際安全秩序拋出深刻的警訊。

決策結構中的失衡陷阱

在現代安全與軍事政策制定中，決策錯誤並非單一事件或短期因素使然，而是長期體制失衡與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此次對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行動，揭示兩國政治與軍事決策架構中出現制度性問題。以美國而言，國家安全決策多集中在行政核心圈層，由國安會與總統周邊顧問構成的緊密體制，容易排除國會或戰略智庫的異議。在快速回應威脅的名義下，決策過程往往跳過必要的多層評估，造成戰略行動基礎薄弱。

以色列亦呈現類似的傾向。其安全決策體制雖看似多元，但實際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理與國防高層，在政治危機發生時開戰尤易淪為政治求生工具。此次行動顯示出決策並非源於長期安全評估或區域穩定戰略，而是內部壓力與維繫領導人政治地位的結果。伊朗方面則因其封閉體制與政策透明度不足，導致資訊回報體系斷層，使領導人難以掌握全貌並做出理性應對。三方共同的結構問題在於缺乏制衡機制與多元參與，導致關鍵決策受限於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利益框架，使戰爭成為錯誤政策的延伸。

戰略嚇阻的錯置操作

嚇阻理論在國際戰略中原本旨在維持戰略穩定與避免武裝衝突，尤其是涉及核能議題時，其核心精神在於使衝突成本高於收益。但此次行動顯示，領導人將嚇阻概念錯誤轉化為主動出擊的藉口，破壞其原初目標。川普在無確定證據支持伊朗將立即構成核打擊威脅的情況下，選擇先發制人，不僅削弱美國在全球戰略的自制形象，亦加劇國際社會對其動機的不信任。

以色列則進一步將嚇阻操作為內政動員的手段，透過軍事行動塑造敵我對立來鞏固執政的正當性，其長期效果是對外戰略透明度下降，對內民意操作加劇，並使得國際協調的空間緊縮。

然伊朗的報復行動亦呈現，其對「象徵性打擊」與「維持國家尊嚴」的扭曲理解，忽略了反制行為，實則是對其民間社會構成更大的傷害。戰略嚇阻之所以失效，正因領導人選擇將其當作戰爭正當性的修辭工具，而非國際安全理論的制度化指導原則。當嚇阻不再基於風險管控與威脅對稱，而服膺於選舉動員、民意操作或政權穩定需求時，其所引發的不穩定性，遠超過其能保障的安全假設。

戰場上缺席的人道思維

戰爭之所以令人震驚，不僅在於其破壞力，更在於平民往往被迫承擔其代價。在此次衝突中，無論是空襲造成的基礎設施毀壞，或是飛彈攻擊引發的難民潮，都可見決策過程中，對倫理責任的制度性忽視。美國與以色列於行動前，未就人道影響進行足夠模擬，也未啟動與國際組織的協調流程，顯示其戰爭規劃架構中，並未將平民保護納入核心要素。軍事技術雖已可精準區隔軍民設施，但戰場實際執行層面未見同等標準，反映出倫理指導原則在決策體系中，依舊僅止於象徵層次。

此外，伊朗以民用設施為核活動掩護亦違反人道法規定，加劇平民暴露於風險中。此類行為的問題在於，國家層級並未建立完整的戰爭人道風險評估機制，領導階層缺乏對平民傷害承擔具體責任的政治文化。在國際法規存在的前提下，各方卻以主權與安全為由規避問責，實質上破壞了國際體系的合法性基礎。倫理責任不應淪為戰爭後的道歉詞彙，而應成為軍事行動設計初期即納入的制度規範。若領導人持續將人道災難視為戰略成本之一，而非應全力避免的核心目標，則戰爭將會不斷把平民推入苦難。

結語

此次衝突揭示一項根本問題：當政治領導者缺乏制度性自制、無視倫理責任並誤用戰略原則，戰爭便不再是最後手段，而成為誤判與偏執的結果。美國與以色列作為擁有高度軍事資源與決策影響力的國家，其行動模式具高度示範效果；若其錯誤行動不受到批判與檢討，將誘發其他國家仿效，進一步侵蝕國際法秩序與人道保障的機制。伊朗的政策封閉與高風險反應模式，凸顯了威權體制對資訊透明與危機處理能力的局限，亦應受到等比例的檢視。

戰爭從不應是領導人鞏固政權的工具，也不應成為選舉語言的延伸舞台。真正負責任的國家，應透過建立跨部門的決策機制、強化國會與社會監督、納入倫理與風險評估模型等制度性改革，確保政策選擇不再將人民置於不可承受的苦難中。唯有建立起制度性的決策邏輯，並對人道真誠尊重，國際社會才可能從錯誤中學習，走向更穩定且有尊嚴的和平未來。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