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生是否應該納入健保」議題近來在社會上掀起一波爭論，許多人認為在人道考量下應該給予，更何況外籍生都早已經納保，陸生又何嘗不行？

台灣於2011年起有限度地允許陸生來台就讀大學，但由於相關政策限制，陸生不能參加健保。行政院於2012年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希望將陸生納入健保範圍，保費比照外籍生及僑生標準，即每月自付六成（749元）、政府補助四成（500元），其中政府補助部分將直接進入健保基金。但草案送進立法院後至今都未通過。

立法院原計畫於2015年11月27日再次討論該草案，但因有台聯黨團聲稱要杯葛，國民黨團同意暫不處理此案，陸生納保一事再次延宕。期間，反對陸生納入健保的聲音也再次出現，理由包括陸生未繳稅、拖垮健保體系、大陸未以相同待遇對待台生等。不過，這些理由都站不住腳。

首先，落實醫療人權已是一種普世價值，外籍生也早已納入健保，為何獨獨陸生不可以？執政黨提出只要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陸生的「停留」改為居留即可，但在野黨卻認為需要將《全民健保法》一併做修正，讓外籍學生與大陸學生都自行負擔所有保費，這種建議不免令人懷疑是否因為「中國因素」在作祟，因為先前外籍生納保時就沒聽說要修改健保法。

其次，陸生納保是有助於健保財政收入的，因為年輕人通常都較少生病，醫療支出會比較少。以2014年外籍生的投保情況來看，投保總金額高達1.05億，但使用的金額卻僅有4,500萬，連一半都不到，國庫還因此淨賺來補貼健保支出。但傾綠的媒體經常以聳動的標題說，「陸生快有健保了！國庫1年恐少7千萬」，但事實並非如此，明顯可以看出這些媒體的動機不單純，許多不知情的民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受到影響，進而反對陸生納保。

再者，說大陸未以相同待遇對待台生是不正確的。在大陸的台灣學生早就與大陸學生同樣享有健保，一年僅需繳納幾十塊錢人民幣的保費。當然，大陸在低保費的情況下，所提供的福利相對較少，台灣健保所提供的福利較好，投保人必須承擔較高的保費，這符合公平原則。

最後，還有人說「由停留改居留，會來搶飯碗」，這更是瞎扯。納保本是一件單純的事，硬扯一堆沒根據的抗拒理由，甚至擴大到統獨之爭，反而顯示台灣人的不理性及「反中」情緒。

據筆者觀察，在各大學校園中，大多數台灣學生與陸生相處得都相當融洽，是哥們、是姊妹，但一碰到兩岸的政治議題就變了樣，這樣看來，台灣人反的應該不是陸生個人，而是陸生背後的政體吧！

月前法國巴黎恐怖攻擊事件，臉書上興起換頭像為法國恐攻傷亡者哀悼的活動，對此我非常不以為然。我當然反對恐怖主義，也對這種攻擊手無寸鐵平民的行為感到不齒，但ISIS之所以能夠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難道沒有一點責任嗎？

四年前的2011年，利比亞爆發內戰，當時的執政者是被西方徹底醜化的「狂人」格達費。小時候第一次聽到「狂人」格達費這個名字，只覺得奇怪，怎麼會有人被稱為「狂人」？那時所能接觸到的，都是對格達費負面的資訊，因此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西方給他的既定印象，一個獨裁、專制、殘暴…支持恐怖主義的「狂人」！等到大了點，開始接觸到更多資訊後，才對格達費有了重新的認識，知道他是一個希望利比亞能擺脫長期被西方宰制命運的民族主義者，他推翻了舊政府，趕走西方人，取回石油的掌控權，讓利比亞人民脫離貧窮，格達費在當時幾乎就是利比亞的民族英雄。

只可惜，西方國家對於不聽任宰割的利比亞，始終視為是眼中釘。終於，在突尼西亞燒起來的茉莉花革命帶動了阿拉伯之春（名字都很美，因為要掩蓋其鮮血暴力的本質），給了西方國家一個推翻格達費的機會，西方世界當然不會就此放過，一代梟雄格達費最終慘死在叛軍手下。

其時美國深陷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泥沼，對於是否介入有些猶豫，最積極熱衷打擊格達費的是法國。英法這兩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始終將非洲視為自己的禁臠，如今又有機會掌控非洲自是摩拳擦掌，先讓聯合國通過設立利比亞禁航區，接著就直接轟炸利比亞政府軍，支援反抗軍作戰，最後就是我們都記得的那個格達費的淒涼身影。

格達費政權結束後，按照西方美好童話的結局，利比亞應該變成人間天堂才對，結果不是，利比亞陷入了更嚴重的軍閥割據，到今天依舊內戰不止，石油再度被西方企業掌握，人民三不五時喪命，ISIS在利比亞也有了根據地，自由民主給當地人民帶來了煉獄，但西方人會在乎利比亞人民嗎？

西方世界並沒有就此罷手，他們食髓知味，看上了同樣陷入內戰狀態的敘利亞，想按照利比亞模式依樣畫葫蘆，推翻敘利亞的阿薩德政府。他們在安理會一樣提議設置敘利亞禁航區，但中、俄發現上次根本是上了西方的當，所謂禁航區就是赤裸裸的介入內戰，因此這次不再棄權，投下了反對票，也才讓阿薩德政府能苦撐到今天。不過，西方世界依舊不斷地，透過提供反抗軍武器與訓練介入內戰。敘利亞動盪不安最終促成了ISIS的崛起，造成更多難民流離失所，更多恐怖攻擊散布世界。

茉莉花、顏色革命到大腸花，給了我非常深刻的反省，自此我不再認為「西方式民主是普世價值」，我更慶幸台灣是中國式西方民主的實驗地，還好我們沒有傻乎乎的把這套制度推到大陸去，還好大陸對這類東西進行了適當的管控，否則我不敢想像今天的大陸會怎樣。所謂的民主，事實上是已開發國家的騙局，它給了開發中國家一帖迷幻藥，一旦吃下了，輕則發展遲緩（如台灣），重則分裂割據內戰頻仍（如中東），從此再無力量追趕西方，永遠處於落後挨打被宰制的局面。

我為法國恐攻的受害者難過，但如果我們不瞭解ISIS之所以能夠崛起的這段歷史，不看清楚這一切苦果從何而來，就一昧理盲又濫情地掛個頭像，好像自己是個超級人道主義者，那豈不就是助紂為虐嗎？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它發展的模式，西方世界成功的道路未必適合其他地區，大陸就是在自己摸索的過程中，走出了成功崛起的方向。拿人肉當肥料、用鮮血灌溉出來的「茉莉花」給我的啟示，就是西方價值不是一切，李光耀的東方價值及大陸成功崛起的中國模式，值得身為中國人的我們自豪與驕傲。

回頭再看2011年5月俄國報紙《明天》(Zavtra)發表的格達費在死前五個月寫的公開信（部分內容中譯文見下），說得多麼一針見血，如今的歐洲不過是在承受自己種下的因果罷了！

北約的人民聽著。

你們在轟炸一堵牆，一堵在非洲擋住蓋達基地組織通往歐洲的牆，也是非洲難民前往歐洲的牆，這堵牆就是利比亞。你們在炸毀它。你們這些白癡，你們將因此造成成千上萬的非洲難民，以及幫助蓋達基地組織，在地獄之火裡煎熬。我從不說謊，我現在也沒有說謊。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坊間各種名人傳記、年譜，琳瑯滿目、汗牛充棟，其中有些雖然通俗易懂卻近乎野史小說，有如兒童讀物；也有一些艱深難懂的學術著作，令人無法卒讀。迄今筆者尚未發現比1946年重慶勝利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更具權威性、可讀性，又兼具學術性、通俗性，可稱得上老少咸宜。該套傳記全集不但本本寫作嚴謹，每一個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學術權威，一時之選。最難得的是，每位傳主書後均附其年譜，可供查考，十分方便。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1946年出版時，因剛結束八年抗戰，物質艱難，故紙質甚差，吹彈可破，保存不易，因此能留存至今，倍加珍貴。其中，有的後來經作者重新改寫再版，如吳晗《明太祖》（改為《朱元璋傳》）、錢穆《黃帝》。重慶勝利出版公司遷台後，曾於1971年9月精選其中10本再版，改名《民族偉人故事集》，詎料出版後竟遭警備總部查禁，如吳晗的《明太祖》、顧頡剛的《秦始皇》兩書，因此流傳不廣，十分珍奇。期待兩岸獨具慧眼的出版家能予以全數再版重印。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共分三輯40冊。

其中，由上古史名家顧頡剛寫秦始皇，明史專家吳晗寫明太祖（朱元璋）、太平天國權威羅爾綱寫洪秀全，俱屬不二人選的曠世巨作，稱之為「名家寫名人 名人配名著」亦不算誇張。只是這些「名家」多屬學界泰斗，有些已經作古，不知誰來為他們立傳？

另外，勝利出版公司在1947年1月出版了《當代中國學術叢書》（潘公展、葉朔中主編），作為近百年來(1840-1940年代)中國各個領域研究總的檢討，包括下列10書：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張其昀《當代中國地理學》、盧于道《當代中國科學》、徐中年《當代中國文學》、楊幼炯《當代中國政治學》、趙蘭萍《當代中國經濟學》、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張知本《當代中國法學》、胡定安《當代中國醫學衛生》……等，俱是該領域研究的佼佼者，對於研究傳承中國近、現代學術史及個別領域，頗有助益，坊間亦有不少已重印。

實際上在出版該叢書之前，重慶勝利出版公司在1945年5月先出版了《五十年來的中國》專輯，邀請上述學者先行撰寫「五十年來的○○學」等論文，後來再擴大為《當代中國學術叢書》，將《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字併入。

（按：《五十年來的中國》專輯包括的文章如下：

賀麟「五十年來的哲學」、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顧頡剛「五十年來的史學」、胡煥庸「五十年來的地理學」、孫本文「五十年來的社會學」、孟雲橋「五十年來的政治思潮」、樓桐蓀「五十年來的經濟思潮」、李辰冬「五十年來的文藝思潮」、洪深「五十年來的戲劇」。）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1920年代，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倡議民族自決，北京發生五四運動，台灣也由之受到極大的影響和變化。

1920年1月11日，林獻堂在東京的「新民會」發行《台灣青年》月刊雜誌，開始對台灣人的啟蒙運動，並首次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的請願書，其目的是要推動台灣的自治。1920年7月15日出刊的《台灣青年》，受大陸《新青年》雜誌影響，呼籲日本政府按照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理念，給予台灣民主的政治代表權。幾年之後，《台灣青年》改為周刊，並希望同時在台灣發行，沒有成功，但1922年，在台北以《台灣民報》問世。

此時，一百多名台灣人大專院校學生參加了「新民會」，其主導人物為蔡式穀和林呈祿。1922年11月28日，新民會在東京舉行遊行，要求廢除台灣總督的「六三法」。所謂「六三法」是1896年3月30日，日本在台灣實施的特別法律，授權台灣總督得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為「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律」，通稱「六三法」。

1921年1月30日，台灣人首次向日本帝國議會（貴族院和眾議院）提出要求創設台灣議會的請願書，簽名者有林獻堂等187人，請願案介紹議員貴族院為江原素六，眾議院為田川大吉郎。此項請願連續一共提出了15次，但皆未經審議，石沈大海。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文化方面，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中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推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王敏川、林幼春、連溫卿、蔡培火等41人為理事，會員1,031人，都是地主、知識分子和醫專、師範學校、商工學校的學生等等。

自1923年至1926年，文化協會為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促進台灣人的團結，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各地，舉辦了798場演講會，其中因為演講內容觸及敏感問題，被解散了59次。演講者人數達2,991人次，其中因言論被認為有問題而遭打斷的有276次。觀眾達70,785人次；新竹37,040人次；台中124,348人次；台南80,058人次；高雄11,560人次。

文化協會於1921年出版《文化會報》，曾被命令停刊，以後稿件要經過審查，第四期起改稱《日本の文化》，第五期又改回來《文化會報》，第八期以後停刊，由此可見其來龍去脈之如何複雜和艱難。

民眾黨成立

1923年1月1日，台灣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公布治安維持法，因怕文化協會的極端分子觸犯治安維持法被取締，蔣渭水和蔡培火等脫離文化協會，成立民眾黨。

民眾黨於1927年7月10日，在台中正式成立，其政綱強調台灣的民主化、經濟改革和要改善社會制度。黨主席為洪元煌，顧問林獻堂、蔡式穀、蔡培火，黨員439人。在台北、桃園、新竹、南投、嘉義、台南、大甲設立分部。

蔣渭水於1928年，開始與北伐成功的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接觸，仿效國民黨青年白日旗制定民眾黨黨旗。民眾黨黨員於1929年達到最高峰，為769人。

因為民眾黨的主張和路線相當激進，故於1931年2月18日，被當時的台灣總督太田政弘以其為非法政黨，命令解散。蔣渭水等15名黨員被捕，蔣渭水於8月5日患腸傷寒，在台北與世長辭。蔣渭水去世一個半月後的9月18日，發生了所謂「滿洲事變」。

一次大戰以後，台灣總督由武官換成文官，經歷田健治郎（任期自1919年10月29日至1923年9月10日，以下同）；內田嘉吉（1923年9月6日至1924年8月31日）；上山滿之進（1926年7月16日至1928年6月6日）；川村竹治（1928年6月18日至1929年7月29日）；石塚英藏（1929年7月30日至1931年1月15日）；太田政弘（1931年1月16日至1932年3月2日）；南弘（1932年3月2日至該年5月27日，在任最短，只有不到3個月）；中川健藏（1932年5月27日至1936年9月1日），迨至爆發盧溝橋事變前夕的1936年9月2日，台灣總督又換成武官，以至日本投降。

有關1920年代台灣的種種，譬如台灣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共產黨等問題，請參酌本人所著《中日關係史論集》中〈日據下台灣人民的反抗運動〉一文，此書於2005年12月，由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史學所講座教授）

2015年6月23日是父親115歲冥誕，承蒙人間出版社呂正惠教授的厚愛，精心策劃出版《葉榮鐘選集》。選集由家姊葉芸芸負責編輯，幾度討論更動終於編成《政治經濟卷》和《文學卷》兩卷。《政治經濟卷》摘選自父親全集中的《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近代台灣金融經濟史》，《文學卷》則摘選自全集其他各書，包括《早年文集》、《臺灣人物群像》、《半壁書齋隨筆》、《少奇吟草》、書信和他的自述。校稿的差事落在我身上，雖說不無意外地，當然也是義不容辭的。却也因此讓我在退休後，有機會重新細讀並深思父親的作品與思想，進而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父親。

致力於保存、還原歷史

在閱讀校稿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前半生經歷了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統治的父親，無論是在《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灣人物群像》等紀實散文，或是在《少奇吟草》的感懷詩作中，都不斷地重申日據時期日本人如何欺壓臺灣人民，處心積慮企圖消滅漢文化與漢字。而父親和他的同志們，是如何費心與臺灣總督府周旋抗爭，就是要喚起同胞的漢民族意識，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他在書中曾提到：日本費了半個世紀的工夫，終究未能同化臺人的原因，無法絕滅漢文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父親決定撰寫《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實在是認為那一段歷史如果不記錄下來，則後代子孫將永遠無法知道當時的史實。保存、還原歷史的責任變成他責無旁貸的使命。父親最喜歡的史書是《史記》，當他要寫這部運動史的時候，便參照了《史記》的架構，所以才有類似列傳的「人物群像」。很可惜，他有生之年未能完成全部的書寫計畫，以他所開列的人名，還有許多群俠列傳未及寫出。所幸他完成了《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與《日據下政治社會運動史》，也算是留下了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史記」。回顧寫作當時的時代氛圍，書中的著墨，應還有很多因禁忌而不得不割愛的，即使出版時還有執政者可以信任的四位大老「社會賢達」背書。

中國文化從未被日本消滅

記得小時候，家裡最多的就是書。到處都是書架，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比較奇特的是，書房中一個有毛玻璃合扇門的書櫃，還上了鎖，更奇怪的是，鑰匙放在哪個抽屜，全家人都知道。記得芸姐和我，每每都會偷偷地拿了鑰匙，開了書櫃，拿出其中的書籍來閱讀，趁父親還沒下班前，多看幾頁。

記得我看的第一本就是魯迅的《阿Q正傳》，之後又陸陸續續看了沈從文、巴金、老舍的作品。有一回，看得太入迷了，忘了父親下班回家了，心想這下免不了一頓責罵了。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餐桌。但是，說也奇怪，父親當晚心情特別好，並沒有責怪之意，還頻頻給我們派菜。當大家吃得很高興時，父親說了一句話：「囝仔人有耳無嘴」，並告訴我們：「你們看的這些都是禁書」。記得他還說：「魯迅本名周樹人，他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周作人，另一個叫周建人，可說是一門三傑。文章都寫得很好。」等我們長大懂事後，回想起來，才知道父親用心良苦，或許他是想以引起我們好奇心的方式，讓我們主動去閱讀好書，從而了解除了教科書之外，還有很多該知道的事，也開啟了我們人生的另外一扇門。

當時，我們在家裡所閱讀的書都是日據時代中央書局從上海進口的。在提到莊遂性先生創辦的中央書局的文中，父親有下列的陳述：「在輸入中文書籍這一點，對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與用中國人的眼光去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意義上是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這些書和父親的手稿，我們都已經一併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除了讓有研究需要的人可以使用之外，也希望這些文獻提供見證，說明兩岸的新文化運動思潮並未被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阻隔。

寫下日據時期的台灣史記

父親於1966年自彰化銀行退休，隨即開始著手蒐集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資料，閱讀各類參考書，積極準備撰寫《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是年他67歲。以現今的眼光可能認為沒什麼，但是，對父親那一輩人來說，早已是含飴弄孫的年紀，他却能秉持着堅強的毅力、捨我其誰的意志，歷經四年，在1970年完成了初稿，是年4月1日起開始在《自立晚報》連載。

父親辭世20多年之後，經過芸姐多年的奔走努力，過程中承蒙許多前輩與朋友的幫忙，父親的遺稿終於集結成9卷（共12本）的《葉榮鐘全集》，在2000~2002年間分三批付梓，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中，尹章義教授以校讎學的方法，將父親的原（手）稿、當初《自立晚報》的連載和以單行本發行的《臺灣民族運動史》等三個版本做了逐一比對，讓父親的《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書得以回歸當初撰寫的原貌，並使得各版本之間的差異與演變受到檢驗，我想父親在天之靈應當有所告慰吧。

具高瞻遠矚的國際觀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這次的選集特別收錄了父親於1974年在美國旅遊探親時寫給林莊生先生的兩封信。也感謝提供此兩封信件的莊生兄，他是父親故友莊遂性的長男。父親高瞻遠矚的國際視野，他對臺灣未來的展望，以及他以新聞記者的敏感度所觀察到的見解，也因此不致於完全被掩埋。

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土頓的信中有以下一段「所謂疑慮未決之問題即臺灣將來之問題，愚對於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向無研究可謂一無所知，但對貧富之懸隔與夫特權階級作威作服之可恨則慮之再三。」信中提到針對當時的現狀，他所想像的三種方式，即國際管理、向中共認同、獨立。信中說「國際管理，照目下之國際情勢似無可能。然則獨立是否可能？因中共之強盛與中美之和解，獨立運動漸趨衰落乃有目共睹之事實。無論共管與獨立皆可信其無補於事，然則臺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以外似已無路可走，不知賢侄以為何如？『結尾說』就臺灣來說，目前唯一急務是如何由國民黨統治解放，將來之問題只好與八億之中國人民同其運命。」1974年8月12日寄自美國華府的信中說「在波士頓寫的信，是我數十年來未曾吐露過的心情，雖不免稚嫩而有意氣用事之嫌。」

在經歷了40年之後的今天，重新回顧父親這些見解，依然有如暮鼓晨鐘，對時人發出警醒之言。這也是過去為生活奔波的我，不曾細究與深思的。父親已然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面對歷史與展望未來的明燈。

(作者係葉榮鐘二兒子)

雖然幾個月來，朋友們已得知林孝信（我們都稱他老林）和癌病正在搏鬥的斷斷續續報告，但是對於他過世的消息，還是令大家覺得錯愕與悲痛而無法接受。因為，我們都認為他一向健康，生活節制，每天晨跑，精神弈奕，不吸煙、不喝酒，個性樂觀進取，是對社會充滿關懷和奉獻精神的人，怎麼就真的走了！？

老林真的走了，留給親人的自是無限的哀傷，我們又是多麼感同身受。老林一生的努力和志業，從來都是為了社會的公平和國家的正義：從科學推廣、保釣運動、民主支援到深入社區大學和改革通識教育，他總是全力以赴，積極奔走。

可以說：老林是屬於大家的，因為他畢生從事的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台灣的前途，關切台灣的弱勢族群，讓台灣社會能更公平合理。

老林的人格特質主要可以歸結到兩點：個性溫厚與執善固執。認識他的人都說：「老林沒有敵人」，一個沒有敵人的人，不會去算計別人，而且必定是個性溫厚，能讓人感受到如沐春風。但另一方面，認識他的人也說：「老林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因為他認定的事情，一定堅持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所以老林會到處串聯，誨人不倦地說明他的理念，推動他的必要之善。

老林從小學開始就和朋友去學佛，而且是星雲法師的第一代弟子，法號慈文，虔誠到打算出家。那時還去參加弘法，關心群眾生活。隨著年歲增長，人生閱歷增加，對於佛的絕對化逐漸放棄，但對於眾生則顯然依舊執著。

宜蘭初中畢業後，老林到台北以聯考第二名考上建中，我們因此而相識。老林從小就對科學有興趣，卻找不到什麼科普書籍，也許是這樣的原因，讓他在大學三年級(1965)便投身開辦《中學生科學周刊》的工作，該周刊成為後來《科學月刊》的前身，也因此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老林循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學位。他堅持科學在台灣生根的理念，以《中學生科學周刊》認識的人脈為基礎，開始串聯各地籌辦《科學月刊》事宜，踏上他的漫漫長路，並且建立了工作通報的聯絡網。1970年1月《科學月刊》在台北創刊，而一年後的1月29日，全美發動了大規模的保衛釣魚台遊行。

保釣運動開始後，學生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在美國各地大學校園出現，老林在芝加哥大學定期出版《釣魚台快訊》，與各地類似的刊物不遺餘力地宣傳保釣，批判國民政府，探討台灣問題，後來更涉及國際與第三世界相關的一些論述。在台灣問題方面，老林認為癥結在於國民黨統治階層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

老林因為參與保釣運動而上了黑名單，護照被吊銷，但以天下為己任的他仍然堅持運動，繼續關注台灣的弱勢族群，並於1979年在芝加哥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解嚴後次年(1988)，老林首次回到濶別20年的台灣，但是直到1997年他才真正在台灣定居。他回台後，把全副精力投注到教育上，辦理社區大學和改革通識教育，開啟了另一片新天地。

老林近年來又致力於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為了讓台灣的中小學教師對釣魚台的地理、歷史、自然資源、海洋漁業主權、國家主權、進而對海峽兩岸、中國問題、世界局勢，都能有正確的認識。這個項目主要是靠捐款來支持，為此，他每年在台灣、也跑到美國找當年參與保釣的人士慷慨解囊。這個項目已經持續了數年，如今老林走了，他已找到接班人，持續這個火把。期望我們大家把懷念老林轉換成正面的能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老林的理想火把繼續燃燒，照亮人間。

以下是我總括老林一生的寫照：

科月保釣民主支援通識教育五十年，

披星戴月夙夜匪懈電郵網聯志士間；

江河滾滾征途漫漫東海江山猶強占，

風起雲湧英雄老去火種傳承更爭先。

（作者係林孝信的老同學、老保釣）

王安祈，台灣大學文學博士、台灣大學戲劇系所特聘教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曾獲第九屆國家文藝獎(2005)，並連獲四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最佳編劇獎。

今年61歲的中國古典戲曲學者王安祈，在海峽兩岸京劇界聲名遠播。自2002年12月出任國光藝術總監至今14年，透過新編戲及以翻新手法搬演老戲，成功替京劇拓展出一批死忠的觀眾群，同時幫助魏海敏、唐文華等名角建立更多面的形象及風貌、打響中青代演員的知名度。王安祈也努力將台灣京劇新美學輸向京劇原鄉—中國大陸，不料卻被嗆聲。老京迷看《金鎖記》問，「你們這麼唱，京劇還姓不姓京啊」。脾氣溫和的王安祈非但不以為意反而竊喜，「如果觀眾迴響冷淡，老戲迷就不會那麼火了。」

沒水袖算京劇嗎？

說真的，不能怪老戲迷看不慣《金鎖記》。《金鎖記》改編自張愛玲的小說，首演於2006年，打破傳統京劇採直線說故事然後安置唱段，借蒙太奇的場景切換手法，首創跟隨主角思維流動的劇情。《金鎖記》還出現許多以往或者現代傳統京劇不曾出現的元素。例如：打麻將、抽大煙甚至裹小腳的情節—上半場結束前，女主角曹七巧想到人間只有錢是真的，為保護女兒不讓男人騙了去，在驚悚的音樂聲背景下，拿著一根棍子強往十多歲女兒的腳背狠敲下去…。

《金鎖記》的編導演及舞台設計都出自台灣藝術工作者，是一齣真正台灣原創新編的大戲，完全展現台灣藝術高度自由發展的特色。該劇一推出，即入圍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藝術節目」。然而，在台灣叫好又叫座的《金鎖記》於2009年第一次去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演後座談就被觀眾問得直白，「演員服裝拿掉水袖，還算京劇嗎？」

另一作品「伶人三部曲」為《孟小冬》、《百年戲樓》、《水袖與胭脂》三部戲，作品均顯出高度文學性。《孟小冬》聚焦詮釋孟小冬追尋老生唱腔藝術的一生；《百年戲樓》演述民國前期男旦歷史，以及文革背景下發生在伶人間的集體生命史；《水袖與胭脂》藉唐明皇與楊貴妃感情上的缺憾，從角色出發反向尋找自我的內在靈魂。三部戲呈現的方式與傳統劇目大不相同，難怪老戲迷看後會氣得口不擇言。

台灣流派拼不過大陸

面對質疑，王安祈不怪這些行家。畢竟京劇藝術原鄉在對岸，清末民初鼎盛期，大街小巷的市井小民個個能唱上一兩句「蘇三離了洪洞縣」，普及情景宛如現今流行歌曲。就是上流社會的詩禮人家，也會不時來個「堂會」招待貴賓，「票戲」露一手。王安祈說明，京劇藝術就是重流派、看名角。大陸京劇團海報上多得是一顆顆閃亮的名角照片，每一個省份都有學校教戲。反觀台灣，唱將級名角人數少、只有一間戲曲學校。更何況，傳統老戲演繹的古老思考方式，是那麼的與時代性脫節。

比如《趙氏孤兒》這戲，劇中程嬰為救忠良之後，竟要將自己的親骨肉扮成孤兒，把自己的小孩獻出去，太太不答應，他就罵太太是賤人。又如《三娘教子》這戲，一天到晚教訓人不打緊，一直要女人守忠守節，必須從一而終，可是男人卻可以三妻四妾。

王安祈以親身的經驗為例，她小時候曾經想要「宣揚國粹」，拉同學去看戲，但是「根本沒有同學聽京劇」。她原本以為同學是因為看不懂京劇的身段表演，所以對京劇有隔閡，沒想到，抽象的開門、騎馬等動作頗能吸引同學，他們不能接受的正是劇中那種LKK的思想。

然而，若因台灣京劇演員與師資拼不過大陸，京劇文本不具現代性，而看衰台灣的京劇發展，王安祈絕對不服氣。她認為「揚長避短」，將京劇重新定位，應可突破京劇在台灣的困境。比如劇情，「人性的呈現是永恒的追求，一定要創作更符合人性的劇情，現代化戲曲。」

力推京劇新美學

自擔任國光藝術總監以來，王安祈力推「台灣京劇新美學」。她明白京劇的競爭對手有電影、舞台劇及音樂會、KTV等等。她的概念是，京劇要從「傳統藝術在當代的存留」改造為「當代新興的劇場藝術與動態文學作品」。國光近年新編作品具高度文學性和現代性，將京劇「從劇壇挺進文壇」，融合電影運鏡、現代戲劇、多媒體影像的視覺呈現手法，吸引了大量新世代年輕觀眾走進京劇劇場。

比如《金鎖記》，不是要呈現封建社會對女性性格的扭曲和壓抑，也不是藉曹七巧來控訴什麼，曹七巧就是曹七巧，她的貪嗔愛慾自可成戲；又如《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是個性格鮮明的女性人物，「明是一盆火，暗裡一把刀」的狠角色，人前人後瞬間變臉，潑辣狠毒極富心機，符合現代性。

王安祈在京劇改革與創新上，走出了一條屬於台灣京劇新美學的路。京劇不是「表演藝術、演唱藝術、流派藝術」，它是當代舞台的新興藝術。不論是台灣資深的戲迷或是文藝青年看到國光的用心及努力，還有不少大陸重量級貴賓都以行動肯定國光。

2014年，「伶人三部曲」應上海大劇院之邀參加第四屆「京崑群英會」連演二週六場，大陸人氣女老生「小冬皇」王佩瑜，特地買票帶媽媽來看台灣的京劇人是怎麼做京劇的，王媽媽給國光的評語是「很迷人，像首抒情長詩。」

《金鎖記》後來又在2013年到天津大劇院做商業演出，票房以對等比例分成所得，是兩岸交流的大突破。當年在天津師範大學辦講座，原本容納700多人的音樂廳擠進千餘名學生，許多學生坐在走道上，數十名晚到的學生無法進場，只能望門感嘆。

2015年，國光20周年慶。身為台灣唯一的公立京劇團，國光已然成功跨足兩岸，建立了文學化與現代化的藝術鮮明品牌，王安祈功不可沒。

新生代站上大舞台

王安祈以《王熙鳳》、《金鎖記》、《孟小冬》等作品，將名角魏海敏從一位很好的梅派青衣打造成全方位的演員；又以《百年戲樓》、《艷後和她的小丑們》讓最擅演柳夢梅的崑曲名小生溫宇航，拓開了演員生涯的不同路數；她培育新秀編劇，《三個人兒兩盞燈》編劇正是她的學生趙雪君，此前趙雪君完全不懂戲曲。

近年，王安祈深刻感受「後無來者」、世代交替的急迫性。她積極將中青輩演員推向台前，讓觀眾進一步認識。2015年度新作品《十八羅漢圖》，便由深受戲迷喜愛的老生唐文華搭配青春新秀凌嘉臨，分別飾演書畫店老闆赫飛鵬與其少妻嫣然。2016年1月歲末年初公演又策畫「Super New極度新鮮」主題，展現新鮮演員、新鮮組合，就是要給新生代演員站在大舞台中央，突破自己的機會。

王安祈有感而發，「小時候去看戲，旁邊的爺爺奶奶問：小妺妹你看得懂嗎？」這些話在當年聽起來沒什麼，然而等到長大以後去看戲，「戲院裡還是一群爺爺奶奶，還是叫我小妹妹。」王安祈搖頭問，你說恐怖不恐怖。

聽戲年齡和歲數一樣長的王安祈，因為媽媽愛京劇，打從在娘胎裡就開始聽戲。她五歲開始跟著大人去國軍文藝中心看戲，當年小陸光小大鵬在國軍文藝中心每周日都有演出，一張票20元，她每周去看。

王安祈熟悉且熱愛傳統戲曲，她待人溫厚有禮，對戲曲卻是執著堅毅，她將戲曲當一生志業來推展，希望能寫下台灣京劇的歷史新頁。她說，京劇雖然是聯合國列名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但不能真的變成文化遺產，要活化傳統一定要當它活著。

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經過兩周的談判，於12月12日通過了歷史性的《巴黎協議》，195個與會國家一致同意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以達到工業化前至2100年全球平均氣温上升不超過2攝氏度，並努力控制在1.5攝氏度內的目標。巴黎大會還決定發達國家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每年至少1000億美元的資金應對氣候問題，但這一數字只在序言部分提及，而未出現在協議正文中。

從上次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至今的6年間，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從290億公噸增加到320億公噸，上升了10%。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 IPCC)認為，要將目前全球平均氣溫維持在60.3華氏度（比工業革命前的56.7度高3.6華氏度，2攝氏度），保守估計，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年內必須比現在的水準降低40%到200億公噸，到2050年降低80%到70億公噸。在有關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面，《巴黎協議》採取的是各國自主減碳承諾，能否兌現，尚在未定之天。

減排不必然影響經濟成長

世界政治領袖之所以久久不能下定決心鼎力支持一項可行的氣候穩定方案，主要是因他們之中不少人質疑在處理氣候變化問題的同時，是否可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是否可以兼得。但是有研究表明，英國政府在1998至2008的10年間，實現了200年來最長的經濟增長期，經濟增長了28%，但溫室氣體排放卻減少了8%。目前美國經濟產量位於歷史最高點，溫室氣體排放量卻逼近20年來最低點，這說明減排並不一定會影響經濟成長。

2014年9月全球經濟和氣候委員會公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孕育經濟增長新氣候經濟綜合報告》顯示，各個收入階層的國家都有機會實現實際經濟增長，同時減少氣候變化的巨大風險，需要的是堅強的政治領導力和值得信賴的連貫政策。

報告也表明，把經濟增長和節能環保對立起來其實是很片面的看法；如果大多數國家，特別是人口和GDP大國每年將GDP的1.5或2%投資到能源效率高和清潔、排放量低的可再生能源上，同時把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消費降低至35%，也就是每年降低2.2%，就有可能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年降低到200億公噸的目標。這種被稱為全球綠色的成長方案，也將在全世界所有地區創造出上千萬的新工作，因為，建立綠色經濟需要雇傭的工人，大大超過維持目前全世界以化石燃料能源為基礎的基礎設施。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估計，在2012年約有600萬人被可再生能源部門直接雇用。

可再生能源創造工作機會

投資到高效能、清潔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將使得處於各種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擴大工作機會。以美國為例，每年投資2,000億美元（約占GDP的1.2%）將使美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20年內下降40%，同時，淨增270萬個工作。以印度為例，每年投資GDP的1.5%到清潔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可以穩定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維持在目前的水準（按人均計算只有美國的一成），同時還可以將其經濟年增長率維持在6%，每年平均增加1,000萬個工作。以西班牙為例，每年投資GDP的1.5%，可以在20年內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0%，同時增加40萬個工作。

2006至2011年，超過四分之一的新增發電全部來自可再生能源。在發展中國家，分散的可再生能源可以為10億多無電可用的人提供電力。在巴西，風力發電是最近若干次拍賣中最便宜的新電能，比新的火力發電價格低30%。太陽能光伏發電成本仍高於風力發電，但其成本已經降至2010年的一半。

可再生能源以令人震驚的速度湧現，成為大規模、在經濟上日益可行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總之，如果投資正確的話，到2030年，低碳轉型所需的淨增長基礎設施投資只需要4.1兆美元。經合發組織預測，如果按照現狀持續下去，世界人口將從2010年的70億增長至2050年的90多億，人均消費將從6,600美元增長三倍至19,700美元，而全球GDP也將約增四倍，能源需求增長80%，唯有採用全新的商業模式、產品和生產方式，才有可能保持這種規模的增長。

「一切照舊」行不通

現實的情況是未來15年內，資源面臨的新壓力，全球生產和貿易結構出現的變化，人口增長及技術的進步，已經改變了各個國家經濟增長的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在「一切照舊」與氣候行動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不同的增長路徑之間做出選擇：一個加劇了氣候風險；另一個則減少了氣候風險。

低碳增長路徑可以像高碳增長路徑一樣帶來同樣的繁榮，尤其它還能提升能源的安全性，並可改善空氣品質。數據也證明，低碳資源節約型的增長模式能夠帶來收入、工作及創新的收益。

隨著全球經濟進行深入的結構調整，接下來的15年非常關鍵。在此期間，若不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幾乎可以肯定全球平均變暖幅度很快就將會超過2個攝氏度，到本世紀末，全球變暖幅度更將超過4個攝氏度。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突破了工業革命延續下來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傳統發展觀。它要求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前提，不能以損害未來的發展為前提。人與環境，現在與未來都應該是協調的，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二者不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可以相互促進發展。人們期望巴黎氣候大會能夠達成一個強力的、持久的、公平的國際氣候協議，以增進各國國內政策改革所需的決心，提供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支援，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強大的市場信號：將氣候問題融入核心經濟決策過程，加快向低碳經濟轉型，使全球朝著穩定氣候，並創造成百上千萬個工作雙贏的方向前進。

國際協商合作的典範

有人把這次巴黎氣候峰會，視為拯救地球的最後一次機會。《巴黎協議》是在中、美、法等大國立場一致，以及國家不論大小、貧富都有發言權的平等基礎上達成的，這堪稱是聯合國有史以來國際協商合作的典範。其內容雖然不盡如人意，卻代表全球治理進入新的模式。

《巴黎協議》應在不少於占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55%的締約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書之日後第30天生效。2016年4月22日將舉行正式簽署儀式。2020年後，每5年將有一次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總盤點，以幫助各國提高其行動力度。誠如法國總統歐朗德說，「《巴黎協議》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我們希望它善始善終。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一群絕世美女組成的朝鮮「牡丹峰樂團和功勳國家合唱團」，在12月9日前往大陸進行首次出國公演，一般政治評論均認為這是中朝關係由分歧走向解凍的開始，不料，就在12日演出當天，全團打道回府。

朝鮮這突如其來的罷演，讓全球政治評論專家的眼鏡跌碎滿地。9日大陸《環球時報》在兩團抵達北京時，還發出一篇〈中朝友好逐漸適應分歧，走向新穩定〉的社評，表示兩團來訪「不是一般的藝術交流，而是一項『大型外交活動』，這是雙方相互表達善意的特殊方式」。因此，樂團的臨時放鴿子，毫無疑問可視為嚴重的外交問題。

金正日在過世前帶著金正恩訪問大陸，受到胡錦濤正式認證為接班人，並拿到一些石油、糧食等物資。金正日2011年過世，金正恩接掌大權，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揚棄過往「會鬧的孩子有糖吃」的思維，改採不聽話就沒有糖吃的策略，所謂不聽話，就是做核試。

這次回暖除朝鮮經濟沒有起色，金正恩不得不讓步，另外就是東亞國際關係的改變。日本與美國的關係愈來愈緊密，包括美國出售隱形戰機F35給日本、加強駐軍，同意安倍晉三修改安保法，這些對大陸固然是壓力，對朝鮮威脅更是直接在臉上劃刀。不過，就在郎情妹意下，朝鮮說翻臉就翻臉，毫不給老大哥面子，背後應有比兩國外交還重要的因素。

日本《讀賣新聞》分析：「金正恩正在研製氫彈，未能引起盟友大陸的關注和明確支持，反而提出擔憂，觸怒金正恩，才會出現臨時取消演出，緊急回國的一幕」。不過根據《環球時報》9日同一篇社評表示，朝鮮「核能力的宣示大於其真實水準」。朝鮮2013年2月12日第三次核試後，即未進一步研究第四次核試，對中共而言，只要不核試，其他都好談，《讀賣新聞》的「氫彈說」恐怕並不正確。

大陸互聯網上有各種傳言：「有兩名團員失蹤，懷疑叛逃韓國領事館」、「朝鮮要求政治局常委出席，但中方只派出文化部副部長」，是否如此？可待日後證實。

朝鮮美女走得匆促確實有違外交常軌，而日本時事通訊社指出，朝鮮駐中國大使池在龍將團員送到機場後，趕緊向中方道歉，這證明了金正恩惹事，大使得擦屁股，而金的不易駕馭也可見一斑。

中朝雖然有共同的戰略需求、地緣關係，但要老大哥無條件供應物資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女外交半途夭折的中朝關係後續發展如何？外傳朝鮮以間諜罪抓了百來個華僑，是真是假？大陸13億人在看，全世界也在看。

（作者係自由作家）

「針對中國」、「包圍中國」、「與中國競爭」是日本近年布建軍事與對外關係的基本背景，而被日本納為夥伴的對象很多，但究竟誰才是日本最寄予厚望的王牌呢？

日採一系列「制中」措施

日本政府計畫2015年在與那國島部署150人的沿岸監視部隊，2018年之前，在石垣島部署500人、宮古島700－800人、奄美大島500人的警備部隊及地對空、地對艦飛彈部隊。日本的西南諸島全長1,200公里，陸上自衛隊目前僅部署在沖繩（琉球）本島，而日本近期要在西南諸島大舉派駐負責初期因應大規模災害、離島攻擊的自衛隊，設置長射程的地對空、地對艦飛彈，大幅升高「嚇阻別國軍機、船艦接近」的能力。在這樣的小島上擺如此的重兵，一看便知是針對中國大陸，但也間接警示台灣，以後休想再接近釣魚台了。

2015年11月8日，由翁山蘇姬領導的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同盟(NLD)在緬甸的國會選舉中獲得大勝後不久，日本外相岸田就邀請翁山蘇姬的親信、NLD發言人那溫(Nyan Win)到東京訪問，除表示會鼓勵企業前去投資、探詢緬甸與中國未來的關係外，最重要的是想爭取翁山蘇姬盡早赴日訪問，目的是要拉攏緬甸未來的新政府，將緬甸轉化為「包圍中國」的夥伴。

從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底，大陸先後取得中泰（由昆明經寮國永珍至泰國曼谷）、美國拉斯維加斯─洛杉磯、印尼雅加達─萬隆等三處出口、興建高鐵的權利；日本安倍政府立刻卯起來，欲將之前僅出口給台灣的新幹線向海外推銷。

2015年10月習近平訪問英國，獲得出口核能電廠給英國的訂單，創下向西方國家輸出核電廠的先例。日本也眼紅了，12月12日安倍首相赴印度訪問，與總理莫迪會談，爭取到印度孟買至阿莫達巴德的高鐵，扳回一城，日本未來還會繼續跟大陸角逐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東協國家(ASEAN)的高鐵市場。同時，日本媒體突然開始連篇質疑大陸的核電技術，另一方面也運作賣核電廠給印度，可是，日本是唯一遭原子彈轟炸過的國家，而印度不僅是擁有核武的國家，又沒加入《核武器不擴散條約》(NPT)，這點著實讓日本很尷尬，最後只好協議，日印的核合作僅限於和平用途。

日本的高鐵出口雖在印尼敗給中國，但日本仍變更主題設法拉住印尼，12月17日爭取雙方開啟外交、國防2+2的部長級會議，這是日本與東協國家的首次，兩方就緊張升級的南海問題願意加強合作。

原先以「中國通」知名、9月剛上任的澳洲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第一次出訪，選擇的是日本，而不是自己曾經工作過的中國；日本也順利誘使澳洲在共同聲明裡同意彼此是「特殊的關係」，呼籲南海（不點名指摘中國）應「停止大規模填海、建設」。

從太平島窺探日本意圖

高鐵、核電廠是商業競爭，本來就會輸贏交替，而國防安全則有特定的議題，日本未必能完全掌握，因此，對象國家不會任由日本擺布。然而，如果將目光轉到台灣和近日太平島相關的演變上，就不難領會日本的「希望」在哪裡了。

在南海周邊的越南、菲律賓都覬覦著台灣在太平島的主權。日前台灣在太平島上新建的燈塔、碼頭、補強導航設施機場竣工，先前盛傳12月12日馬英九會親赴太平島揭碑「和平南海國疆永固」，但他最後決定不去，一般皆認為是出自美國的壓力，但幕後恐怕還有日本跟美國沆瀣一氣。

早在11、12月間，日本就有媒體說，馬英九去太平島宣示主權會「引起紛爭」，這「對中國在南海的情勢有利」。

太平島二戰前被日本占領，由台灣總督府管轄，稱作長島，一度有潛艇基地。1947年由中華民國派出美國贈送的運輸艦「太平號」去做測量、接收，該島遂命名為「太平島」。數十年來無人聞問，但在菲律賓、越南聲稱對其擁有主權後，日本就站在菲、越及美國的一邊，更居然批評馬英九要登太平島。日本顯然害怕兩岸會因太平島在南海問題取得某種共識或聯繫。

這種講法足以看出兩個重點：(一)日本非常討厭馬英九堅守太平島的立場，認為這會補強大陸主張九段線有效的主權論述；(二)日本對蔡英文的當選充滿期待。換言之，為遏制中國，日本希望台灣當局不要對太平島有任何作為，甚至期待民進黨日後能宣布放棄被大陸政府繼承的「九段線」。

蔡英文被寄以厚望

日本偏好台獨味濃的民進黨能在台灣當政，而陳水扁政府時期，確實有甚多獨厚日本的舉措，如退休自衛隊高官來交流協會擔任類如武官的工作、片面允許日本境管人員實驗性入駐桃園機場等。

2012年台灣總統大選前，蔡英文即曾依慣例赴日本訪問，當時便拜會過尚在野的安倍，凸顯蔡與安倍的友好關係。2015年10月6日蔡再度訪日，與日本跨黨派議員團體會談時，表示希望與日本開展「安全合作」。這是日本極為喜歡的表態。之後，在安倍的胞弟、眾議員岸信夫的陪同下，蔡特地造訪安倍的家鄉山口縣，而《馬關條約》正是在山口縣的下關市（古稱馬關）簽定的。最後還演出，同一時間蔡英文與安倍在東京同一家飯店上下樓層用餐，讓外界猜疑他們是否見過面的戲碼。從這些跡象即可預料，在蔡英文領導下的台灣，一定會更朝日本偏去。

台灣北接釣魚台、東海，南繫東沙島、太平島及南海，日本早就視台灣為日本的「生命線」，如果台灣出現「反中親日」政權，無疑是正中下懷，這樣不但可讓台灣對釣魚台主權噤聲，並和日本共同監控東海；如台灣也不再固守太平島，甚至宣布放棄傳統主張，這就可一舉在東海、南海壓制、打擊中國，日本豈會任由此一難逢的機會溜走？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