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語有句大家熟知的話：有拼才能贏。的確不錯，一個狠人如果沒有頭腦，就變成有勇無謀，不但不能贏，還很可能輸掉生命。狠人如果是拿自己的身體或個人的財產去拼，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影響有限。真正的狠人是領導一大批人，去跟另外一大批人拼。當前風雲際會，世界上有一些國家領袖敢拿整個國家的命運，去跟另外一些國家拼。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是，當前大國有狠人領導，小國也有，他們都很敢拼。

毛主席「敢叫日月換青天」     

大陸上一直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說法大致上沒錯：新中國是他拼出來的。他的名言很多，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他曾經對名記者史諾說，他是和尚打傘，「無發無天」。

他還對著赫魯雪夫說，美國是紙老虎；赫回說，紙老虎長了核子牙。傳言說，毛回敬一句說，中國有6億人口，死去3億，還有3億。總之，他率領共產黨，一而再地拿中國人的命運拼：跟國民黨拼，跟日本軍國主義者拼，跟聯合國聯軍拼，跟蘇聯老大哥拼。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韓戰時，麥克阿瑟曾經試圖說服杜魯門總統用原子彈轟炸中國大陸；後來，在珍寶島跟蘇聯衝突時，毛主席也曾考慮用核彈轟炸。不得不說，毛澤東高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哲學，賭上中國億萬人民的生命，但都能屢次「敢叫日月換青天」，真的是天下第一狠人。

韓戰是最突出的例子。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日才在天安門城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一年後就介入韓戰。從1937年開始，中國經歷了14年的戰亂，一窮二白，元氣大傷，百廢待興。現實地說，中國大陸根本不應該再度陷入戰爭，但是，聯合國聯軍已經打到鴨綠江邊，中國領土丹東已經被炸了，第七艦隊已到台灣海峽巡航，中國大陸能不打嗎？據說，毛澤東三個晚上沒有睡覺，黨中央也進行了靈魂拷問式的探討和爭辯，最後毛還是決定：打！用小米加步槍對抗飛機大炮。就這樣，跟16國聯軍開打了。不但開打了，還居然打成平手，逼出了停火談判。

當然，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共產黨奉行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普丁也是在這個傳統下產生的領袖。

拜登未必鬥得過普丁 

拜登號稱他與普丁有40年的接觸，這是誇大其詞，但是他們曾經面對面交談和談判多次，可是拜登沒有看出來，從蘇聯特務機關KGB培訓出來的柔道高手是一位狠人。當普丁說，如果北約不讓烏克蘭中立，讓它加入北約，他就要用武力解決，這是狠人在說話，是沒有迴旋餘地的。可惜，拜登沒聽懂，俄烏戰爭爆發了。

澤倫斯基跟拜登一樣，也把普丁的警告當作耳邊風。他以為自己也是狠人，也要一路走到黑。這就是西方博弈理論中的兩車對撞遊戲。對撞的兩位駕駛員，從反方向對著開，誰先躲開，誰就輸；都不躲，那就是兩敗俱傷，或同歸於盡。可是，當一個大狠人跟一個小狠人互相對著開，都不相讓，對撞的時候，適當的比喻是，火車頭駕駛員跟摩托車駕駛員對撞。他們如果都要一路走到黑的話，誰會死，難道有疑問嗎？       

西方媒體都說，相較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位，習近平更接近毛澤東。習近平似乎也認同這個說法，他一再強調：不忘初心。什麼是初心呢？那就是完成中國的偉大復興。收復台灣絕對是偉大復興的一部分。那麼，可能有人要問，習近平會學毛，拿中國的命運來拼嗎？

對台灣問題絕不可能含糊 

習近平一路反腐下來，估計從上到下，超過150萬的黨政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這是他對內要求絕對清廉的結果，對外和對台灣問題呢？他顯然也不可能含糊。

或許一直到今天仍還有很多人不相信，中美兩國2016年在南海就幾乎火拼一場。在被稱為「亞洲沙皇」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的慫恿下，菲律賓於2012年向國際仲裁法庭提出訴訟案，挑戰中國對南海島礁的主權。中國拒絕參與仲裁。2016年7月，在對中國不利的裁決公布前夕，美國派遣兩個航母戰鬥群駛向南海，試圖威懾中國。在這之前，習近平對部隊演說提到四個字：「不惜一戰」，隨後《人民日報》以之作為標題，發表社論。然後，中國大陸三大艦隊駛向南海，電視上也播放出機動導彈部隊的車隊在公路上行駛，向南海方向調動。結果是，美國把兩個航母戰鬥群撤回到菲律賓的東部海域，中國大陸至今未接受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

中美兩國可能終究要有一戰，但是，台灣是不是願意充當摩托車駕駛員，先跟火車頭對撞一次？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問題。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冷戰時期，北歐五國的軍備發展向來仰賴西方軍武大國（美、英、法），冷戰結束後，為有效提升國防自主的能力，除了向西方國家採購軍備外，更持續依循國防自主的路線開發自身裝備，瑞典空軍的JAS-39戰機即是在該背景下誕生的。

開發歷程

瑞典與俄羅斯並沒有國界交集，但俄羅斯距離瑞典僅約200公里，兩國若發生軍事衝突，俄羅斯空軍將能在半小時內威脅到瑞典領空，因此瑞典獨自開發出一款「成本低、短場起降」的戰機格外重要。

JAS-39除能在一般基地的跑道進行起降作業，也能在長僅為800公尺、寬16公尺的公路、泥濘路徑上進行起降作業（僅需6名地勤人員）。短場起降的目的在於，如基地跑道遭到敵方攻擊無法使用，戰機能預先轉場至民用公路或其他鄉間小路起降，大幅增加戰機的生存能力，這優勢為西方國家望塵莫及。

瑞典雖然在工業技術上不亞於多數國家，在JAS-39戰機開發前已成功開發出SAAB-37戰機，但後者因服役年限已高，加上許多航太技術仍仰賴西方國家支援，因此在開發JAS-39戰機時，發動機與機身的設計仍依賴美國技術，整架戰機有將近七成的零附件為自製/歐製，其餘零附件為美製，在各方技術的整合下，開發出獨特風格的北歐戰機。

紳寶集團(SAAB)於1988年成功試飛JAS-39戰機，1996年正式服役，目前用戶包括瑞典空軍（204架）、巴西空軍（74架）、南非空軍（28架）、匈牙利空軍（租14架）與泰國空軍（12架）、保加利亞空軍（8架）、捷克空軍（租14架），合計生產超過300架，亞洲市場為其潛在客戶。JAS三個字母分別為瑞典語的Jakt（空對空）、Attack（空對地）與Spaning（偵查），同時該戰機以獅鷲(Grippen)為其命名。JAS-39戰機同時具備攻擊、偵查、戰鬥等功能，其機身廣泛採用複合材料，外型的設計為鴨形翼與三角翼的結合，整架飛機沒有水平尾翼的設計，因機翼與前翼的前緣後掠角的設計角度分別為45°和43°，使得戰機具備短場起降的能力。

這整架戰機分成單座與雙座，飛官座椅採傾斜28°的設計，利於飛行員承受更大的G力，在進行激烈空戰時，飛行員可做出更大的飛行動作以進行脫離、攔截等，整架戰機為模組化設計，因此大幅降低了使用成本。駕駛艙裡擁有三個大型多功能的彩色螢幕，螢幕上所有資訊能與飛行頭盔連線，飛行員能按照頭盔及螢幕上的資訊即時判讀。發動機的部分，早期的JAS-39A/B/C/D配備美國奇異公司的F404渦輪扇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為17,700磅，後期的JAS-39E/F戰機配備奇異的F414渦輪扇發動機，最大後燃推力增為22,000磅。客觀言之，後期的JAS-39能更有效地制空、制海與對地打擊，也延長了JAS-39戰機的使用壽限。

性能規格

據各項公開數據，JAS-39戰機每小時操作成本約4,700美元，遠低於其他歐美戰機，單機造價約6,000萬美元，無論在操作成本或造價仍有相當的競爭優勢。該戰機的長度為15.2公尺，寬度為8.6公尺，空重為7,0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為16,500公斤，機身內部燃油攜帶量為3,400公升，最大飛行速度為2馬赫，最大航程為4,000公里，作戰半徑約926公里，能涵蓋整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與波羅的海灣。

武裝方面，機腹與機翼下方共有10個武器掛點，能攜帶空對空飛彈（AIM-9響尾蛇短程飛彈、AIM-120中程飛彈、流星中程飛彈、雲母中程飛彈等）、空對地炸彈（小牛飛彈、金牛座飛彈等）、空對艦飛彈（RBS-15掠海反艦飛彈），固定武裝則為一門27mm機砲，備彈120發。機首雷達以安裝PS-05/AX波段雷達為主，能追蹤與標定120公里以外的目標，除一般空中、地面與海面目標外，因雷達系統升級為Mark 4版本，能偵測出輕巧的無人機/載具。

改良版本與結論

因JAS-39戰機服役超過20年，為持續強化機隊戰力，紳寶公司特別將該戰機性能提升，最新改良版為JAS-39E/F戰機，主要更新的項目包括換裝AESA主動相位陣列雷達、奇異公司F414G引擎、航電系統等，因換裝新型發動機，使得整架戰機額外提高20%的推力，將可攜帶更多燃油、武器，在不開啟後燃氣的狀態下能以1.2馬赫的速度飛行，該公司已於2016年底成功試飛，並預計於2023-2030年交付。為節省建軍成本，紳寶公司將所有JAS-39C/D機隊直接進行性能提升，以減少瑞典空軍及其他用戶的負擔。

改版後的JAS-39E/F，機身最大的亮點在於增加戰機主翼後方控制翼的面積，並額外加裝4片升降副翼，使得整體戰機看起來像梯形，讓整架戰機在面對空中翻滾、爬升時，有更快速機動的靈活力。目前紳寶公司積極開拓JAS-39的市場，無論是針對性能客製化設計，或「以租代買」方式進行交易，都提升了JAS-39戰機的形象。

為適應21世紀的作戰環境，JAS-39E/F戰機在機身內部將安裝資料鏈系統，此舉將大幅提升戰機的資訊整合，在與友軍協同作戰時，戰場資訊透過資料鏈的相互傳輸，大幅提升瑞典在北約的空中實力。隨著瑞典正式加入北約，JAS-39E/F的防務工作將更為繁重，但以其短場起降、操作成本低廉的優勢，將可協助擔負起防禦北歐空防的重責大任。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皮卡(Pick-up)是極受民間玩家、業務喜愛的車種。一般皮卡的尺寸和中大型轎車相當，車重1-2噸，車頭可乘坐2-4人，後車廂貨斗可放置貨物、小型交通工具或露營設備，非常實用。不過，在敘利亞、伊拉克等中東交戰地區，皮卡則搭載重型機槍、火箭推進榴彈(RPG)等武裝，搖身一變成為民兵慣用的作戰車輛。而各國廠商也開始注意到皮卡的戰術價值，研發出各型輕、重武裝車輛，讓皮卡一躍成為軍火市場的寵兒。

民用皮卡和軍用皮卡的區別，為鋼製外殼和玻璃纖維製外殼。軍用皮卡為求降低被紅外線偵測到的機率，必須採用玻璃纖維製外殼和降低熱源塗料，民用皮卡則無需考慮。戰場上，皮卡的戰術價值是快速部署、機動性高、打了就跑，就算遭敵火摧毀也無關痛癢。因此，便宜低價的武器系統才是最佳選擇，以下內容是相關武器系統介紹。

皮卡搭載俄製Zu-23-2機砲

中東交戰地區常見民兵乘坐武裝皮卡巡邏。這類作戰車輛除了搭載重型機槍、火箭推進榴彈(RPG)等武裝外，還常搭載俄製Zu-23-2機砲。Zu-23-2機砲的結構簡單、堅固耐用，是俄系槍砲武器的經典之作。目前最新型號除了原先23公厘口徑雙聯裝機砲單元，還加裝射手席的光電追蹤/瞄準儀器和肩射型紅外線(IR)追熱防空飛彈，成為彈砲合一防空系統。

Zu-23-2機砲的口徑大、射程遠、重量輕、價格低，非常適合皮卡搭載。同時，可使用傳統彈、曳光彈、高爆彈、穿甲彈等多種彈藥。對於低空飛行的直升機、無人機、螺旋槳機、噴射機、地面上輕裝甲車輛、水面上小型艦艇等目標，均帶來極大的威脅。

皮卡搭載火箭彈發射器

南韓研發的車載型多用途火箭彈發射器(South Korea's Hanwha 70mm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 MRLs)，為48管2.75英吋(70公厘)火箭彈的聯裝發射器，由軍用皮卡後車廂貨斗承載，乘員2人，全配重量3860公斤，具備車輛狀況偵測器、射控單元、雷射測距/範圍搜索裝置等。聯裝發射器可以360度旋轉並調整發射仰角，每秒發射4枚火箭彈，可選用有/無導引火箭彈。彈頭內含1公斤高爆炸藥(HE)，彈頭引信可調整直接/間接摧毀目標。火箭彈的最大射程為6-8公里，涵蓋範圍達300公尺×400公尺區域。目前，該型火箭彈也用於AH-1S/AH-64等攻擊直升機。

皮卡搭載鋼鏾火箭彈系統

南韓已研發出車載型多用途火箭彈發射器。台灣中山科學院研發的「鋼鏾火箭彈系統」，主要部署在沿岸防禦工事，對海面和灘岸目標發動大面積火網布撒，能造成嚴重傷亡。本系統由光電偵搜裝置、火箭彈的聯裝發射器和手動遙控單元組成，已確定由海巡雙體巡邏艦搭載，並更名為「鎮海火箭彈系統」。

除了機砲和火箭彈外，迫擊砲也是武裝系統的選項之一。迫擊砲彈的殺傷力遠超過子彈，且迫擊砲產生的後座力遠小於相同口徑的榴砲或戰車砲，適合較輕噸位的裝甲車輛，也適合皮卡搭載。同時，迫擊砲彈的裝藥量超過相同口徑的其他砲彈，擊中目標爆炸時便產生高溫、爆震和破片，可以在瞬間消滅敵人士兵。此外，迫擊砲對掩蔽物後方的目標最具殺傷力，因為拋物線彈道較不受掩蔽物阻擋，爆炸產生的大量破片也可以消滅一定數量的敵人士兵。

而榴彈發射器也是皮卡可考慮的武裝選項。如MK-19 40公厘口徑榴彈發射器，具備射速快、爆炸威力強等優點，對於敵軍士兵和輕裝目標都會產生一定的嚇阻力。

結論

若以戰場定位而論，皮卡和正規作戰車輛比較，就如同輕裝騎兵和重裝甲師比較一樣，性質不同，任務各異。但唯一相同之處，就是兩者作戰時具互補作用、相輔相成。正規作戰車輛，具備較佳的防護力和火力，可以直搗中樞，重創敵軍；而皮卡無防護力，擅長單點突襲、靈活機動、打了就跑。最終目的，都是為求贏得戰爭勝利。(請參考附表)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2024年6月11日下午，北京的初夏綠樹蔭濃，美麗的清華園風和蟬鳴，《觀察》雜誌發行人、「釣魚台教育協會」及「保釣促統聯合會」理事紀欣，到訪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下稱保釣中心）。圖書館黨委書記、保釣中心主任蔣耘中親自接待紀欣，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副主任、保釣中心秘書何玉與保釣助理吳小華等人參加座談。雙方就保釣運動及兩岸關係等方面進行了深度交流。

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老館四樓的保釣中心，紀欣回顧了她與保釣運動的機緣。紀欣說，她1974年到美國留學時，美國的保釣運動已然結束了，她並沒有親歷1970-1972年間的保釣運動，所以自己並不能算是「老保釣」，但她在美國先後結識了佟秉宇、劉克非、王義雄、曾宗偉、高志雲、龔忠武、花俊雄、周本初、葉先楊等「老保釣」；1988年返台定居後，與王曉波、毛鑄倫、胡卜凱、劉源俊、李雅明、陳義揚等「老保釣」從事統一運動及編刊物；兩岸開始交流後，又在大陸碰到了早於1970年代「回歸認同」的吳國禎、林盛中、楊思澤等「老保釣」，所以受到保釣運動的影響很深。

海內外保釣運動最新發展

紀欣說，保衛釣魚台運動在台灣一直方興未艾，21世紀先後成立了「中華保釣協會」（劉源俊，2008）、「臺灣釣魚台光復會」（劉源俊，2013）、「釣魚台教育協會」（陳美霞，2017），每年舉辦「保釣論壇」、「光復釣魚台行動論壇」等活動，在保釣運動40周年(2009、2011)及50周年(2021)時更舉辦了大型紀念研討會，廣邀海內外保釣人士及學者參加。保釣團體更多次赴日本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抗議日本進一步「國有化」釣魚台。2012年9月23日，由「老保釣」林孝信發起的「人人保釣大遊行」，有3千多人在台北街頭高喊「釣魚台是我們的！」、「兩岸聯手保衛釣魚台！」

最令紀欣高興的是，三個月前接獲通知，美國東西岸及南部的「老保釣」：高志雲、陳光宇、康學郁、佟秉宇、沈啟國、花俊雄、黃哲操、王正方、陳治利、趙家齊、張碚、鄧宏生、周禧等人，想要成立一個新的保釣組織，致力於推動兩岸統一大業，邀請紀欣作為發起人之一。

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邀集了全美各地及台海兩岸、香港的60多位「老保釣」，5月4日，五四運動105周年當天，「保釣促統聯合會」透過視訊正式成立了。大會宣讀了成立宣言：「當年保釣，今日促統。不忘初心，再盡綿薄！」，表明聯合會宗旨是推動兩岸統一，促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宣言獲得全體會員鼓掌通過。大會隨後選出了第一屆理事，會後的臨時理事會又選出高志雲為第一屆會長，趙家齊為秘書長。

該會成立後不久，即連署了台灣「反台獨反介入聯合行動」發起的「和平宣言」，並在5.20後發表駁斥賴清德就職演講的聲明。高志雲會長這次委託紀欣帶來了該會的「發起人的信」、組織章程、大會宣言、大會成立新聞稿等文件交給保釣中心收藏。

保釣資料中心成立緣由

在座談交流的後半階段，蔣耘中介紹了保釣中心的相關收藏與讀者使用情況。他表示，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主要以資料收藏與學術研究為主。在未來的發展中，圖書館希望能夠收集更多保釣統運、台灣史等相關文獻資料，進一步豐富相關專題，繼續推進數位化資源，為全球讀者的使用研究，提供更便捷的服務。同時他特別歡迎海內外台胞們，特別是年輕朋友多多來訪保釣中心參觀交流，為實現共同目標而一起努力。

座談之後，何玉陪同紀欣參觀了保釣中心資料室，介紹了老保釣周本初、吳國禎、陳光宇、龔忠武、楊思澤、葉先揚等200餘人捐贈的保釣統運相關文獻及實物資料，以及王曉波文庫、林國炯專藏。

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成立於2010年11月。截至目前，館藏保釣文獻主要分為三類，分為印刷型文獻、視聽型文獻以及實物資料等。包括《戰報》、《釣魚臺快訊》、《水牛》、《華府春秋》、《歐洲通訊》等北美、歐洲及台灣地區的保釣刊物，以及電影膠片、錄影帶，遊行示威時的徽章、放映機等等，共近2萬件保釣資料，形成了內容完備的保釣資料特色館藏。

2021年，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被北京市台辦設立為北京市對台交流基地。2024年，在國台辦、市台辦及全國台聯會的支持下，保釣中心接待了來自海內外的老保釣人士、台胞青少年等數千人參觀交流，被老保釣們親切地稱為「保釣人士的精神家園」。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中心助理)

神經錯亂的台灣，政府帶頭羞辱汙衊陸軍官校的創校校長蔣介石，另一邊卻又假惺惺地紀念陸軍官校的百年校慶，這到底是真心誠意，還是虛情假意，聽聽賴清德對軍校師生的演說，其實就很清楚了。

賴清德風塵僕僕到高雄，參加鳳山陸軍官校百年校慶，顯然是有備而來。在言談間，他嘗試展現些許政治妥協。身為台獨總統，仍然接受鳳山陸軍官校來自中國大陸的百年歷史，但他演說時，仍藉著很有技巧的斷代敘述，斬斷了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為他所思所念的台灣獨立，提出「兩國論」鋪陳。

不顧兩岸情勢大談兩國論

兩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爭議言論，最終還是出現在陸軍官校百年校慶上，讓已經很緊張的兩岸關係更添變數。極為諷刺的是，在百年校慶儀式上，報幕人員才說了要「捍衛憲政」，站在台上的賴清德根本不管軍方的立場，仍發表了與憲法矛盾的言論。

賴清德近來反覆再三地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接受美國《時代》周刊專訪時，他提了兩國互不隸屬的謬論，然後又對即將成為軍官的青年學生重述此言論，似乎以為這種催眠式的論述反覆提出就會變成真理。「兩國論」看似事實陳述，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種陳述刻意無視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故意抹殺了內戰造成中國分裂的歷史事實。

對於瀕臨危機的兩岸局勢，賴清德不僅沒有任何緩和情勢的言論，反而在軍校慶典活動中公開宣揚「兩國論」，這豈不是火上加油？他更刻意說不能接受「首戰即終戰」的投降主義，可是過去軍方提出的「首戰即終戰」，並非賴清德口中的「投降主義」，而是表達對抗入侵敵人，拒敵於彼岸的決心，是表達堅定的抗敵意志，並不是只打一仗就投降的意思。賴清德嚴重扭曲了該話的意義，污辱了軍人的氣節。

賴清德言談之間不敢表達，或未清楚表達的，應該是民進黨政府那種求戰的意志，要將台灣作為焦土戰場的決心，因為說真話，就透露出，他們為了實現台灣獨立，不惜犧牲全台人民的福祉。

切斷陸軍官校的中國淵源

賴清德說，黃埔軍校參加過東征、北伐、剿匪、抗戰，但他的內心是真的理解這些戰役的歷史意義嗎？我們很難探究一位「台獨政治工作者」的內心世界，但當賴清德說到國共內戰時頓時語塞，這是一個令人納悶的現象，不知道是否與他和民進黨都無視中國內戰的歷史有關？

賴清德剛講完歷史，就開始鋪陳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黃埔在鳳山開枝散葉，「中華民國在哪裡，黃埔就在哪裡」的論述。他不斷反覆說「在這裡」三個字。

賴清德這種空洞的文青夢囈般的斷代敘述，有意把造成台灣現況的歷史隱匿消失，用空間取代時間，將中華民國凍結在台灣，將陸軍官校限制在鳳山，最後才說出他念茲在茲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主張。

賴清德用「兩國論」說明兩岸情勢，符合民進黨創黨以來的意識形態，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但這種論述與台灣的政治現實是有差距的，畢竟現行憲法及政府法令與典章制度，都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當年有民進黨國民大會代表參加的修憲，所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明白白地寫著「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之後還制定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何該法規範的是兩岸人民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答案不早就見諸人心了嗎？

政府自1990年代以來先後設立陸委會、海基會，專責處理與大陸的交流事務，這些大陸事務也未如台獨團體多年來的主張，改隸外交部之下，以一國的地位處理另一國的事務。

台獨做不到又拒絕談統一

這些都是為了因應海峽兩岸特殊的政治環境，才有的特殊政治安排。國共內戰造成中國分裂，造就了兩岸兩個政治實體幾十年來互不隸屬的現況，這個歷史事實不是賴清德耍弄幾句文青語言就會變成「兩國互不隸屬」的。

自蔡英文執政以來，就一直想偷偷用「兩國互不隸屬」的概念，取代「兩岸互不隸屬」的歷史事實，為「一中一台」，甚至台灣獨立，創造政治空間。「兩岸互不隸屬」是不幸歷史事實造成的悲劇，但只要承認兩岸在「憲法一中」的框架下，兩岸可以交流互動。而賴清德主張的「兩國論」，主張兩岸完全分裂，不僅中國大陸是另外一個國家，台灣也是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只是民進黨還不敢公開稱自己為「台灣國」，只好暫時用「中華民國台灣」遮遮掩掩。

陸軍官校那些學生也許還沒有足夠的知識來理解複雜的兩岸關係，但未來如有戰事，他們將首當其衝。帶軍函示得遵循憲法，賴清德高談「兩國論」對軍官學校來說，恐怕很難理解憲法與政府主張之間的巨大落差。賴清德這種明擺著宣揚台灣獨立，卻又要用中華民國東躲西閃，正是台灣當前真正的困難，那就是台獨萬萬做不到，又不肯好好與對岸談判兩岸統一的問題。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黃埔軍校1924至1927年第一至五期學員共計7,380人，各省籍人數不平衡，居第一位是湖南籍2,189人，第二位是廣東籍1,036人，其他省籍都在640人以下，東北及偏遠地區為個位數。雖然人數有地域遠近差異的因素，但也不完全盡然。如廣東全省一百餘縣，如果按平均數來算，每個縣應為10人左右，但居前列的為興寧46人、梅縣42人，超過其他縣。而這兩個相鄰的縣，都處於粵東北山區，是廣東比較偏遠、封閉、交通不便地區，興寧更屬偏僻小縣，至今也只是梅州市下轄的縣級市。為什麼興寧當時有那麼多青年考入黃埔軍校？而且至1949年前有近百位將軍，因而有百將軍縣、將軍之鄉的美譽？

廣東興寧與辛亥革命淵源

一、地域特點及人文傳統

興寧地處粵東北內陸，丘陵和山地占60%，土地貧瘠、交通不便，魏晉以前為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魏晉以後中原多有戰亂，大批流民南遷，進入粵東地區，聚族而居，漸成群落。官府設立流民營安置管理，為了與當地原住民相區別而稱客民、客家、客屬等。東晉成帝司馬衍（西元4世紀）時始設興寧縣治，東鄰梅縣，清代設嘉應州（民國後稱梅州），興寧、梅縣屬之，故常以興梅地區連稱，是客家人聚居地區，至今仍被稱為客家之都。

興梅客家人在這種地域環境下世代繁衍生息，形成兩個突出的族群特點：

第一是聚族而居，親族關係緊密，尚武好勇。由於是從外地遷入，落地求生，土客之間、族群及村落之間常因爭奪資源而發生爭鬥，加之山林密布，易藏匪盜，而地處粵、閩、贛三省交界偏遠地區，官府管制能力低弱。故民人多聚族而居，以求互助自保，住居型制為外築高牆、形似碉堡，內建環繞房屋至多層，稱圍屋，往往同宗族數十戶聚居一處，子弟多自少習武，形成資源分享、守望相助的內部緊密關係。

第二是崇文重教、男人多外出謀事。興梅客家人從中原避亂南遷而來，其中不乏舊族世家、官宦士商人家，文教素養及崇文重教的傳統傳承下來，加之當地土地貧瘠、生計艱難，有餘力之家皆讓子弟讀書，以求上進入仕或出外經商，不懼遠行。故雖地處偏僻但並無閉塞固守鄉土觀念，而是以男子出外謀生闖蕩為出息。

滿清代明以後，興梅地區民風特點形成了對滿清統治的疏離與潛在抗拒，民間一直有秘密幫會三合會等會黨活動。晚清時期祖籍梅縣、後遷花縣的洪秀全，領導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軍曾先後兩次進入興寧，有不少興寧人加入其隊伍。所以興梅地區民間一直受到反清勢力的影響。

二、興寧青年赴日本留學

興梅雖東鄰潮汕而近海，但清代長期實行海禁政策，僅廣州一口對外通商，故興寧人到海外並不方便。第二次鴉片戰爭後1860年汕頭開口通商，打開了興梅地區海上交通通道，中外商船由汕頭來往香港、上海，進而與日本、南洋等海外航路連通，中外人員往來，資訊風氣漸開。1876年清廷任命首任駐日本公使何如璋，即是嘉應州大埔縣客家人。他時任翰林侍講，當時出使外國既非任官正途，且被鄙為事奉外夷，於仕途上進並不看好，故為士林官場所不屑，而何如璋願當此任。他還招募了數位嘉應同鄉作隨使人員，其中有剛考中舉人的梅縣人黃遵憲任參贊，成為何的得力助手。

黃遵憲編撰《日本國志》，讚揚日本明治維新、富國強兵，甲午戰爭後出版問世風行一時，成為維新變法的模本，黃遵憲也成為名滿天下的維新名士。慈禧鎮壓維新運動後，黃遵憲被貶斥回鄉，在家鄉辦學，並送子侄赴日本留學，鄉人與日本之間往來增多。

庚子國變後，清朝統治已喪失民心，清廷被迫實行新政，科舉制度已趨廢止，知識青年為個人及救亡圖存尋找新出路，開始興起留學日本熱潮。1903年興寧青年何天炯、劉維燾、饒景華等，在家族資助下赴日留學，開啟興寧青年留學日本的先河，隨後幾年間相繼赴日留學的興寧青年就有十多人。

三、興寧人與辛亥革命

1905年8月孫中山和黃興在日本東京創建中國同盟會，在一年半時間裡有14名興寧青年入盟，有的被任為幹部。如何天瀚任司法部判事，何天炯任會計，他們兄弟先後擔任同盟會廣東支部長。1907年後孫中山、黃興等離開日本南下，組織多次武裝起義。何天炯留守東京本部接應來往同志，購買運送武器，支援各地起義。在興梅較近的惠州、潮州等地起義，多有興寧志士參加。1911年4月廣州黃花岡起義人員中，已知姓名的就有包括興寧的嘉應籍30餘人參加，有的英勇犧牲。

有的興寧人長期追隨孫中山革命。如何天炯參加廣州黃花岡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受黃興派遣赴日本購運武器。後一直跟隨孫中山作為其助手，1913年春隨同孫中山赴日本考察實業。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受到袁世凱下令通緝追捕，何天炯作為核心人員，袁世凱政府下發通緝令到興寧縣，懸賞五萬元抓捕。何天炯隨同孫中山再次流亡日本，作為孫中山秘書，協助創建中華革命黨及反袁活動，被任命為廣東支部長。後孫中山於1917-1925年在廣州三次建立政權期間，何天炯一直跟隨孫中山，被任秘書、顧問、參議等，協助處理對日事務及籌款財政等事宜。何天炯是與孫中山關係最密切的興寧人，在家鄉廣為人知，在廣州建政期間擔任要職，因此有不少親友鄉人來投奔他，求職謀差、從軍等。

興寧與黃埔學生軍東征

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稱帝、軍閥紛爭、張勳復辟等一幕幕醜劇，孫中山於1917年從上海南下廣州第一次建政，進行護法運動，但受到桂系軍閥排擠而離粵返滬。1920年8月孫中山指示陳炯明率領駐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了桂系軍閥，11月回到廣州二次建政，並籌備北伐。但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拒不執行孫中山的北伐命令，並於1922年6月發動兵變，炮擊孫中山駐地，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赴上海。1923年1月滇、桂、粵聯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三次建政。陳炯明率部退往粵東東江一帶盤踞，與廣州孫中山政府相對抗。在陳軍盤踞粵東地區期間，興寧遭受戰亂及各軍騷擾和劫掠。

陳炯明軍盤踞粵東地區對廣州政權形成很大的威脅，孫中山感到必須建立自己掌握的軍隊，才能指揮得力，儘快實現剷除陳軍、統一廣東進而北伐的目標。1924年1月4日孫中山通電討陳，陳炯明通電下野，退居香港，其餘部隊仍在粵東地區活動。1月17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政策，會議決議創辦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選任七位籌備委員中，有興寧籍人林振雄，他是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留學時的同學。6月黃埔軍校建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為國民黨駐黃埔軍校代表，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梅縣人葉劍英擔任軍官教導團團長，後任教授部副主任。1924年11月剛從歐洲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廣東革命政府決定進行東征，討伐陳炯明部，以黃埔軍校學生軍和粵軍為右路軍，由軍校校長、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統領，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作為東征的主力。黃埔軍校1924年5月入校第一期及8月至10月入校的第二期學員共一千余人組成學生軍，其中有興寧籍10餘人、梅縣籍10餘人。興寧人羅翼群任東征軍總指揮部總參議，葉劍英任第二支隊長。東征軍自1925年2月開入粵東地區征伐陳軍，從廣東南部沿海東進，連戰皆捷，先後進占海豐、普寧、潮安、汕頭、五華等地，3月20日攻占興寧。第一次東征打垮了陳炯明軍主力。其間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當時蔣介石、周恩來正率領東征軍在興寧一帶作戰，在興寧縣城與當地官紳民眾舉行追悼孫中山大會。

1925年6月，在廣州的滇軍和桂軍發動武裝叛亂，廣州形勢危急。黃埔學生軍和粵軍立即回師鎮壓，在廣州工人和市郊農民的配合下迅速平定叛亂。這時，陳炯明利用革命軍隊回師廣州的機會，以三萬之眾重新占領東江一帶，並企圖勾結盤踞在粵北的川軍等進攻廣州。國民政府決定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周恩來任東征軍政治部總主任兼第一軍黨代表。東征軍自1925年10月1日起陸續出發，經過激烈戰鬥，一舉攻占惠州。11月初收復潮安和汕頭，全部殲滅了陳炯明軍在東江的主力，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取得勝利。兩次東征勝利的同時，粵北、粵南等地小股軍閥也陸續被平定，1926年初革命軍統一了廣東全境，為後來北伐戰爭建立了鞏固的後方基地。

在東征軍作戰期間，興寧縣官紳民眾給予支持。如時任興寧縣長的羅幼山，籌集軍餉2萬大洋支援東征軍。興寧地區經過1922-1925三年的陳軍盤踞兵亂及革命軍東征，以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及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率領的黃埔學生軍兩次東征取得勝利，特別是在興寧作戰駐紮受到當地政商紳民各界支持，許多青年受到鼓舞和感召紛紛投考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

興寧黃埔國民革命軍人物

廣東統一後，1926年初廣州國民政府將各軍軍校與黃埔軍校合併，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先後在潮州、南寧、長沙、武漢開辦四所分校，後統稱黃埔軍校。有更多興寧子弟陸續考入各地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及抗日戰爭，湧現出不少軍事人才，有的成為將官。民國時期興寧人授將軍銜的就有近百人，其中中將23人、少將67人，故被譽為百將軍縣。

在興寧民間，有不少關於黃埔軍校、國民革命軍人物的事蹟被講述流傳，還有一些有關家族人物的佳話。如一屋五將軍，指興寧縣石馬鎮何天炯家族子弟，有多人考入軍校、進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及抗日戰爭，出了五位將軍：何寶松曾任國民革命軍157師少將師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全國政協委員。何孟淳1937年任廣州行營政治部少將主任秘書，新中國成立後任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參事。何廼英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少將師長。何天祥曾任國民黨少將軍法處長、廣州北較場少將無線電台台長。何學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133師少將師長。

結語

興寧作為地處粵東北偏僻山區的小縣，之所以參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人數位居廣東省前列，並成為著名的百將軍縣，其原因可歸納如下。

首先，興寧自然環境困苦及客家人家族關係緊密、崇文重教及離鄉外出謀生的傳統，使人們到外面去闖蕩謀生、尋求發展的意願強烈，且親族鄉人之間相互影響、引介，易於形成連袂群趨效應。因此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在廣州建政、創辦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為興寧子弟提供了外出發展、實現個人抱負和家國情懷的機遇。

其次，興寧人與孫中山革命產生關係較早且深遠。自1903年何天炯等赴日留學，1905年十多位興寧人參加孫中山在日本創建的同盟會，有的擔任幹部及廣東支部長。還有多位興寧人參加同盟會發動的武裝起義，是辛亥革命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此外，何天炯追隨孫中山20年，長期在其身邊擔任助手，成為國民黨元老，在家鄉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帶動效應。

最後，1922年後陳炯明軍擾亂興梅地區，黃埔軍校學生軍兩次東征，在興寧作戰及駐紮，進一步拉近了興寧民眾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關係，鼓舞、吸引了更多興寧子弟投考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革命軍，為北伐和抗日戰爭做出貢獻，並湧現出一批傑出的軍事人才。

通過對廣東興寧人與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關係的回顧，可以看到在孫中山開創的革命事業中，蘊含著豐富的地域關係歷史脈絡，反映了中國近代革命進程的本土特色和地域文化底蘊，啟示我們應重視地域關係對於社會變動的重要作用。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孫中山先生不僅是終結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中國近現代化之路的先行者、民族英雄，他還對湖北武漢慧眼識珠、情有獨鍾，是大武漢的規劃師和代言人。

孫中山先生兩次到武漢

第一次是1894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第8章《有志竟成》自述，當年夏秋間，他偕陸皓東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南歸途中曾「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上李鴻章書》洋洋灑灑8,000多字，其中不乏「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這樣的先進思想和改革主張，上書石沉大海後，孫中山知道參政議政走不通，就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二次是1912年4月1日，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應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邀請，到武漢進行為期4天的訪問。當時全國多地邀孫先生訪問，但因武漢是辛亥首義之地，他選擇武漢作為行程首站。孫中山通過胡漢民，講了首訪武漢的三大原因：憑弔烈士、慰問市民、恢復重建。4月9日上午，孫先生一行乘「聯鯨」等軍艦抵達漢口，長江兩岸旌旗飄揚，江上的船艦汽笛齊鳴，三鎮民眾人人都想爭睹偉人的風采，中山先生站在舵房高處向岸上的人群揮手致意。換裕川號輪渡過江，抵達武昌漢陽門上岸後，乘馬車（鐵輪子人力車）經民主路、司門口、解放路一段、彭劉楊路到位於閱馬場的都督府，武昌城內萬人空巷，市民夾道歡迎。都督府門口交叉掛著兩面九角十八星旗，迎候已久的黎元洪親自上前拉開車門，扶孫中山下車，攜手入內。晚餐在都督府，晚上住胭脂路同盟會湖北辦事處。

10日上午，孫中山巡視了楚望台、憑弔了三烈士就義處，在都督府接見了管帶(從四品)以上軍官300多人。下午登蛇山、遊抱冰堂一帶，從南樓下山、直抵閱馬場，給武漢人民群眾演講。之後視察了文昌門外麻布四局，從漢陽門上奧略樓、抱膝亭、呂祖閣、觀鵝字碑等。

11日上午，先接見了李四光、牟鴻鈞等湖北黨人，坐輪渡過江先到漢陽參觀漢陽兵工廠、中午到漢口，經江漢路、中山大道、到上海路口的熙泰倉茶棧，在武漢各界代表歡迎大會上演講。12日上午，出席在武昌湖南會館舉行的同盟會湖北支部歡迎大會，給2,000多參會者演講。4月12日下午，孫中山離漢返滬前，向武漢各界及報界表示謝意。

孫中山在武漢一系列演講和《建國方略》中的《實業計畫》，都認為武漢應該成為「溝通大洋計畫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主張「為武漢將來立計畫，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提出「務使首義之區變為模範之市」，大武漢是中山先生最先提出的。早在1887年孫中山就主張建都武漢，「於漢水口一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1912年在武漢期間，他也曾流露出遷都武昌的主張，他說道：「樞軸總攬水陸交通，西連巴蜀滇黔，北控秦晉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

孫中山先生與武昌首義

武昌首義當天孫中山先生在哪裡？素有「文物挖掘機」之稱的美國華人收藏協會秘書長、旅美作家招思虹，201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時，在《參考消息》上發表《武昌起義當日孫中山在幹什麼？》文章，解答了這個疑問。

2010年12月招思虹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布朗宮酒店尋訪，在那裡，她找到了中山先生1911年10月10日入住該酒店的簽名登記簿。她還在丹佛圖書館查到10月14日的《丹佛日報》，在孫中山頭像偏左位置刊登著由致公總堂發布支持孫中山為革命籌款的中文廣告，右邊標題為「著名的革命領導人呼籲當地同胞捐款」的英文消息。下方的一行小字用英文寫著：「如果反叛者成功，孫中山很可能成為中國首任總統」。這些資料都證明，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是在美國為革命籌募經費。

在武昌首義前，孫中山就收到黃興從香港發來的密電：「因大件行李先運送至丹佛，而密電碼本則置於其中，故途中無由譯之」。10天後的10月11日，孫中山到了丹佛市才譯出黃興的電文是：「居正從武漢到廣州，報告武昌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孫中山早年在海外的革命活動，除了建立革命組織，主要就是兩件事：一是宣傳、二是籌款。

第二天中午，孫中山看到報紙消息：「武昌為革命黨占領」，他喜出望外。孫中山分析：在這關鍵時刻，西方列強對新政權的態度極為重要，所以外交活動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繫者」，遂決定立即啟程，奔走美、法、英諸國，開展廣泛的外交、籌款活動，希望得到各國對中國革命黨的認可和支持。但他的計畫落了空。同年11月24日，孫中山決定乘船從法國馬賽歸國。雖然借錢的目標並沒有實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列強不干涉革命行動、在外交上孤立清政府的政治目的。12月25日，經過一個月的海上航行，孫中山抵達上海一上岸，眾記者就問他：「您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孫回答說：「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有人因此說武昌首義與孫中山無關，無疑是偏頗和荒謬的。從微觀上看，武昌首義的成功有賴於張之洞的種豆得瓜，和兩湖革命黨的「抬營主義」。張之洞督鄂20年，他興實業為武昌首義準備了錢糧、辦教育為武昌首義準備了人才、搞軍工為武昌首義準備了武器、練新軍武昌首義準備了軍隊…，他默默地為武昌首義創造和準備了條件，所以孫中山稱他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兩湖革命黨人則從1903年花園山聚會總結，孫中山領導的一系列留學生及會黨邊疆起義不成功的教訓，開始提出「抬營主義」，讓革命黨人大量參加湖北新軍，打入湖北新軍內部，打進去，拉出來，把湖北新軍從反革命的一邊抬到革命的一邊來，深耕細植8年，終於一舉成功。

但從宏觀上來看，中山先生雖未親自指揮武昌首義，但他和同盟會為首義成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武昌首義的湖北革命團體共進會的領導人孫武，是以孫文兄弟的名義為號召；聯合發動武昌首義的湖北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同盟會有著深厚的關係和密切聯繫。共進會以湖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為孫武、劉公等，文學社以湖南人為主，主要領導人蔣翊武、劉複基等都是同盟會員。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在起義中各展所長，為武昌首義做出重要貢獻。孫中山曾高風亮節地說「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

「武昌首義」的提法也是由孫中山首提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說：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武漢一方呼應，四面八方支援，武漢從此被稱為「首義之城」。1914年，在東京中華革命黨成立期間，孫中山在一次會上指著熊秉坤向同志介紹說：「這就是武昌起義開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後在《孫文學說》，又稱「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

孫中山先生與黃埔北伐

孫中山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歷年來的失敗，就是由於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他總結經驗教訓，深感必須創辦一所屬於自己的軍校，培養自己的軍事人才，打造一支致力於革命救國的武裝力量。黃埔軍校是孫中山親自領導，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建校的，它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它不同時期在大陸不同地方，先後創辦了廣州、武漢、南京、成都等4所本校、17所分校。

1924-1949年間共開辦過23期，培養學生26萬餘人，其中1-6期為國共合辦。據不完全統計，黃埔師生在國民黨軍隊中，少將有225人、中將159人、上將58人；中共軍隊1955年授銜，元帥5人、大將3人、上將8人、中將9人、少將11人，其他轉地方工作，夠資格但未授軍銜的黃埔師生還有53人。

1924年6月16日，在黃埔軍校成立時，孫中山親自批准將一幅對聯貼在軍校大門上：「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橫批：「革命者來」。孫中山為黃埔軍校的創辦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寄託了莫大的希望，從1924年6月至11月，孫中山前後五次臨校視察。11月13日，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準備北上共商國事前來到學校，對學生們說：「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現目標，今我可死矣。」

一語成讖。孫中山到北京入住北京飯店，很快病情復發，積勞成疾，於1925年3月12日與世長辭。他在彌留之際給愛妻、同志、蘇聯寫了三份遺囑，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總理遺囑，繼續北伐和定都武漢也都成了孫中山的遺願。

1926年7月9日，國共合作於廣州誓師北伐，以黃埔師生為基本骨幹的北伐軍，以十餘萬人的部隊，面對同屬直系實力各有20多萬的吳、孫，加上奉系張作霖35萬，以及各擁兵數萬的直魯張宗昌、滇系唐繼堯等大小草頭王達百萬之眾。在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北伐軍兵分兩路，一路主攻湖南、湖北，轉戰江西，攻下長沙、武漢、南昌；另一路沿福建、浙江，攻下南京、上海，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完成了第一階段北伐。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光復武漢，國民革命的浪潮從珠江流域席捲到長江流域。為迎接革命大發展，滿足政治、軍事人才的需要，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在武漢武昌設立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武漢分校規模之宏大不亞於黃埔主校，有男女學生及入伍生6000餘人，實為中國腹部武裝革命勢力之大本營」。1927年3月22日，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後，決定將武漢分校正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並將武漢分校由校長制改為委員制，由惲代英和譚延闓、鄧演達三人為常務委員，中共黨員、湖北人惲代英任軍校政治總教官，實際主持校務工作，成為之後中共建軍三大武裝起義的主力和骨幹，武漢黃埔軍校也成為中共軍事幹部的搖籃。

1927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宣布，國民政府在武漢漢口開始辦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合併為京兆區，從武昌名字中選取個武字，從漢口、漢陽名字中取個漢字，定名武漢，作為臨時首都。今年是大武漢建市97周年，武漢三鎮各自的歷史很悠久，三鎮合一的共同歷史很年輕。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遷到武漢，國民政府也定都武漢，這些都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

(作者係湖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

我的祖父李濟深(1885-1959)，字任潮，廣西梧州市龍圩區人，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下稱民革)主要創始人，民革中央第一任主席。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

李濟深與黃埔軍校結緣

祖父在黃埔軍校曾經擔任過多個職務，最初是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立初期擔任教練部主任，後來是副校長。廣州黃埔軍校周邊有四個公園：中山公園、中正公園、仲愷公園、濟深公園。從這一點就可見，祖父對黃埔軍校的重要性。

祖父與黃埔結緣，要從他投筆從戎說起。他的祖父、父親都是秀才出身。那個年代，人們還是看重傳統的科舉道路，投筆從戎普遍不被認可。受到國民黨元老、孫中山得力助手胡漢民的影響，1904年19歲的祖父未經家裡同意，便報考了兩廣陸軍中學堂，後被保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他展現出超凡的領導才能和軍事智慧。

黃埔軍校籌備時，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財力，都處於極大的缺乏狀態。另外，廣州地方武裝將領擁兵自重，陽奉陰違，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加以搗亂，給籌備工作設置重重障礙。祖父深具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軍事家的戰略眼光，深知辦軍校的意義重大，傾盡心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

此前，為了培養軍事人才，李濟深徵得孫中山的同意，創辦了「西江陸海軍講武堂」。李濟深一方面借鑒西江陸海軍講武堂的辦學經驗，對創辦黃埔軍校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建議，另一方面又從他的第一師提取了現款3萬元，調出200餘槍枝，子彈3萬發交給軍校，使軍校的籌備工作順利開展。在解決軍校幹部奇缺的問題上，李濟深更慷慨相助，把自己身邊的骨幹鄧演達、陳誠、錢大鈞等人委派去擔任軍校教練、教官，又從西江陸海軍講武堂輸送大批人員去擔任學生隊班長，使黃埔軍校教學工作能有序展開。

孫中山肯定李濟深的貢獻

在祖父的大力援助下，黃埔軍校終於成立。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孫中山在典禮後，百感交集地對祖父說：「任潮，軍校能夠開學與一師的大力支持分不開，你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都做了支持，謝謝你！」祖父用實際行動全力支持孫中山創辦革命軍事學校，為黃埔軍校播下了革命火種。

由於與保定陸軍軍官學堂、西江陸海軍講武堂、黃埔軍校均密切聯繫，讓祖父得到了「全國陸軍皆後學，粵中名將盡門生」的美譽。從創辦西江陸海軍講武堂開始，祖父不僅教授軍事知識，而且教育軍校學生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賴慧鵬曾回憶道，辦學育人、培植後進，這是任公的一貫主張；「在他那裡，沒有官場習氣和言不由衷的無聊應酬。他總是激勵青年刻苦好學，奮發上進，為革命幹一番事業。」

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結束軍閥混戰，促進國家統一，是祖父的夙願。然而，作為功高位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濟深卻三次被蔣介石「永遠開除黨籍」，甚至還曾想殺之而後快。1948年，尚處香港險境的李濟深獲悉「五一口號」內容，收到毛澤東的親筆書信，他難以抑制激動喜悅之情，並說「在民族和國家歷史轉折的重大時刻，各民主黨派高度贊同和積極回應『五一口號』，正是體現了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作初心。」1959年10月9日，祖父因病與世長辭，死前留下了「我與人民宏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的感人詩句。

民革要更好團結愛國力量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的民革、科技界、環境資源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時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民革要在對台工作大局中進一步找準定位、發揮優勢、積極作為，更好團結海內外、島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不斷壯大反「獨」促統力量，共同推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

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踐者，以及民革中央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從2014年開始，民革中央聯合多方力量，創辦了兩岸青年共同參與的兩岸青年新銳設計競賽「華燦獎」。9年多來，累計孵化了984家企業，兩岸交流人員達4,500餘人。此外，還創作並上演了象徵團結友誼的兒童劇「華團仔圓妞」，每年舉辦「海峽論壇•兩岸鄉村農田水利建設交流會」、台灣傑出青年赴大陸參訪團等多個交流項目。

祖輩父輩的理想，正是我輩奮進前行的動力。今年是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我們要牢記先輩的遺願，發揚黃埔精神，最廣泛地團結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海內外中華兒女，為早日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貢獻力量。

(作者係李濟深孫女、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

隨著世界各國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的使用者越來越多，相關的法律問題也浮上檯面。本文以下介紹美國、日本與台灣對加密貨幣課稅的情況。

美國加密貨幣課稅情況   

虛擬貨幣是一般比特幣、以太幣等使用區塊鏈技術發行幣種的統稱詞彙，更準確的用語應該稱為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近幾年加密資產的受歡迎程度在世界各國均有所提升，中非共和國與薩爾瓦多甚至將比特幣視同流通的法定貨幣。美國是世界上加密貨幣，尤其是比特幣，交易量最集中的國家之一。美國政府將虛擬貨幣定義為：記錄在加密安全分散式帳本上的任何數字價值表示的數位資產，數位資產不是真正的法定貨幣，因為它們不是美國的硬幣和紙幣，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定貨幣。

此外，美國國稅局將加密貨幣視為課稅的財產，這意味著，如果加密貨幣的市場價值發生變化，其時價比投資者當初買進的價值高，投資者在交易中出金，就會產生資本利得或損失，如果有獲利，持有人必須為售出的加密貨幣繳納稅款：如果一方是出於商業活動，收到另一方以加密貨幣付款，收到加幣貨幣的一方需將其作為商業收入並繳稅。又，如果當事人成功開採加密貨幣，或因在區塊鏈上完成工作而獲得獎勵，需將其視為普通收入，繳納稅款。例如，如果當事人甲以6,000美元的價格購買1個比特幣(BTC)，3個月後以8,000美元售出，那麼按照短期資本利得稅率，當事人必須為2,000美元的出金收益納稅，若出售持有資產不到一年的利潤，以美國2023納稅年度來說，稅率在0%到37%之間，具體稅率則取決於當事人申報實質所得的多寡而定。

日本加密貨幣課稅情況

根據日本《支付服務法》(PSA)和《金融工具與交易法》(FIEA)，如果當事人在上一課稅年度購買或出售加密貨幣，收入超過20萬日圓，必須在所得稅申報表上申報加密貨幣的總額。換句話說，如果當事人從投資加密貨幣賺取的收入低於20萬日圓，並且沒有申請稅收減免，便不需要將加密貨幣出金獲利作為年度申報所得稅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當事人為醫療費用減免，或家鄉稅收減免申報稅款，必須同時申報投資加密貨幣所得利潤，即使加密貨幣出金獲利未超過20萬日圓。日本的加密貨幣稅率最低為5%，最高為45%。

特別的是，日本政府規定加密貨幣損失不能從納稅人所得收入或其他資產中扣除，只有房地產、商業和林業收入的損失才能從收入中扣除，而加密貨幣不屬於這些類別。日本曾經對投資人逃避加密貨幣稅，以違反所得稅法判處監禁並罰款，這表明日本稅務機關認真對待投資人加密貨幣的逃稅行為。

台灣加密貨幣課稅情況

台灣金管會將加密貨幣定調為「虛擬商品」，當前加密貨幣課稅的原則是「出場後」才算數，只要投資者的盈利資金沒有提現到銀行帳戶，就不會產生實際盈利。加密貨幣有了盈利匯到銀行帳戶，也就是出金後才會課稅，繳稅的情形分為「境內所得」與「境外所得」兩種。

(1)境內加密貨幣交易所得：如果投資者在台灣交易所購買1個比特幣，成本價100萬美元，並在漲到120萬時，於台灣交易所出金並兌換成新台幣，就會獲得約600萬新台幣的利潤，產生了「境內」財產交易所得，必須依個人所得稅規定，納入所得申報納稅。

(2)境外加密貨幣交易所得：如果投資者是在境外交易所購買比特幣，並在該交易所出金兌換成泰達幣($USDT)或美元(USD)，透過電匯或其他方式匯回台灣，則會被視為「海外所得」，依台灣現行所得稅法規定，投資人申報年度的境外所得若小於新台幣100萬元，可以不用計入「基本所得額」，又投資者若欲列購買成本，必須向國稅局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佐證加密貨幣買入成本的真實性，否則國稅局將預設購買成本為0。此外，台灣金管會在2021年要求合法設立的交易所完成洗錢防制法，落實KYC(know your customer)實名認證制度，依現行規定，只要在台灣交易所出金的金額在新台幣50萬元以上，交易所便有義務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該筆交易。

結語

總之，加密貨幣不屬於任何國家所發行的法定貨幣，本質上屬於高風險的投機性虛擬金融商品，有些人或企業會利用加密貨幣，來掩護販毒走私等地下經濟不法交易，甚至逃稅。由於加密貨幣不是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2022年曾發生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破產的情形，同年5月，全球第三大穩定幣的Terra USD(UST)，以及其姊妹貨幣Luna價格崩盤，造成加密貨幣投資人損失慘重，血本無歸，連交易所都有倒閉或被駭的風險，因此，建議用戶交易加密貨幣獲利，立即兌換成美元穩定幣（$USDT、$USDC等），並存放在自己託管的錢包中，由自己管理，才會有「自己的錢自己管」的安全感。當然，持有$USDT、$USDC也並非零風險，他們還是會產生跟真實美元脫鉤(decoupling)的可能性，因此，投資者進行加密貨幣投資，務必要做好風險管控。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在外交舞台長期受挫下，拓展經貿空間已成為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管道。賴清德於就職演說中指出，必須站穩全球供應鏈的關鍵性地位，以及把握地緣政治變化所帶來的機會，未來除了持續爭取加入已申請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之外，將積極尋求友好國家洽簽投資保障協定，深化經貿夥伴關係，藉此開拓發展國際空間，達到布局全球、行銷世界的願景。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賴清德於就職演說中以一石激起千層浪花的論述，毫不遮掩「抗中」思維，除可能導致中國大陸最近兩年來，以阻止外部勢力破壞兩岸統一進程為由，透過其海、空軍持續對台進行軍事動作進一步升溫，讓頗為脆弱的兩岸關係陷入風險之外，甚至還會讓台灣未來拓展國際經貿的空間添增許多變數。

台灣長期在外交舞台上受挫，極為不易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目前在拓展國際經貿空間上僅能以2002年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採用的「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洽簽包括多邊「區域經濟協定」如CPTPP，以及雙邊「經濟合作協定」(ECA)如兩岸ECFA、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或「功能性」、「特定性」協定，例如租稅協定、投資保障協定、資訊科技協定、數位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抗中」不利參與國際社會

在各種國際經貿協定中，除了1997年7月加入資訊科技協定，與其相關的產業出口享受關稅減讓，以及2023年6月台美簽署21世紀貿易倡議第一階段協定，目前進行第二階段談判較為樂觀外，將挑戰台灣未來拓展經貿空間最重要的協定，莫過於占台灣出口貿易金額四分之一以上的CPTPP，以及過去20年來占出口三成以上的兩岸ECFA。

其中前者，在既有11個成員外，2023年7月英國為首個通過CPTPP入會成員後，今年秋季將會召開執行委員會議，決定是否成立包括兩岸在內6個國家的「入會工作小組(Accession Working Group)」啟動談判。由於今年CPTPP輪值主席國加拿大對台頗為友善，確實是台灣加入CPTPP關鍵的一年；然而隨著賴清德提出抗中論述，造成兩岸關係緊繃，加上中國大陸較我提早一周申請加入CPTPP，以及CPTPP既有成員皆與其有邦交，未來中國大陸恐以「一中」為由，說服一些對我較不友善的成員，如此勢必延誤台灣加入CPTPP的進程。

至於後者，兩岸自從2010年6月簽署ECFA以來，台方並未落實對陸產品進口逐步實施關稅減讓，甚至增加管制達到2,509個品項。許多學者專家早就指出，如果陸對我實施貿易壁壘調查，其結果將不利我方；加上持續對陸管制部分產品進口，極易導致陸方進一步取消ECFA早收清單產品的關稅減讓，甚至藉此實施貿易制裁。果不其然，去年12月21日大陸宣布台灣存在貿易壁壘，自今年元旦起中止ECFA早收清單12品項關稅減讓；5月31日再度以我方執迷於「台獨」為由宣布，自6月15日起，中止ECFA早期收穫清單134品項關稅減讓。

台商希望深耕在地市場

儘管部分學者專家建議，藉此拓展東協或其他市場，擺脫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或鼓勵台商在降低成本及分散風險的考量下「回流台灣」或「移轉他國」，重新打造生產基地策略。然而，過去以來台商赴陸的投資脈絡，與大陸經濟發展的步調頗為密切，亦即台商隨著大陸產業轉型，不斷調整經營策略，逐步深耕其內需市場，進而直接加入在地供應體系。依據「工業總會」數次對在陸投資台商的經營調查顯示，超過七成以上業者認為，在延伸布局其他國家生產基地的同時，仍然希望深耕在地市場。

此外，更值得重視的是，美中兩國爆發貿易爭端後，面對美國採取全面管制、圍堵下，大陸經濟歷經40年高速奔馳後正迎接前所未有的升級壓力，不但不願、更不希望再如過去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反而想利用中美貿易戰的延燒，配合全球許多重要產業供應鏈重組的機會，加速推動傳統勞力密集產業轉型，同時聚焦「高精」尖端產業技術研發，以降低部分中間財或關鍵原材料的過度依賴進口，進而藉此推動新興領域發展。

需要和平穩定兩岸關係

也就是說，台灣未來在拓展經貿空間上，不論期待加入CPTPP參與國際社會，或希望持續享受兩岸ECFA利益，皆必須以維持和平穩定兩岸關係為基礎。其實，從台灣致力推動已簽署的《台灣─紐西蘭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協定》及《台灣─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升級為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受到干擾，就可以發現其端倪。

很顯然地，台灣在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下，根本難以參與大陸主導占台灣出口貿易金額六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在此同時，如果短期無法消弭「抗中」思維，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影響，一旦加入CPTPP進程受到擠壓，或導致兩岸ECFA關稅減讓被迫中止，未來除了不利於參與大陸市場的競爭外，還將波及拓展國際經貿空間的布局，最後恐讓台灣經濟加速陷入空洞化或孤立化的危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